一、概况
吴锐，男，湖北省巴东县人，土家族，博士。1994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同时担任杨向奎先生（1910－2000）的助手。1998年升任副研究员，2006年至今任研究员，2013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2007年任台湾佛光大学历史系专任客座教授，同时任河北省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兼职教授。2009年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访问研究员，2013年台湾大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2018－2019年韩国庆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教授。
研究专长：中国上古史、中国思想史、《尚书》、历史地理。近年扩展到西藏史、韩国史。
主要代表作：专著《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中华书局2017）、《中国思想的起源》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和汇编著作《古史考》九卷（海南出版社2003）。另外有《西藏聂荣县历史遗产与自然遗产》（中国言实2017）、《钱玄同评传》（百花洲2015再版）、《神守传统与道教起源》（台湾三民书局2008）。
2008年创办古典学研究学术集刊《中国古典学》，并于2008年7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古典学》第一卷，2009年11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古典学》第二卷。
2011年，浙江省余姚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共建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的协议，创办《国际阳明学研究》，任执行编辑，已出版四卷，130多万字。
热心公益活动，先后担任杨向奎、张政烺、何炳棣等学术前辈祝寿论文集编辑。1999-2005年反复校对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170万字。2001年发起编辑王献唐全集，2003-2005修订顾颉刚等著《古史辨》七册347万字，2000-20009编辑、修订《丰润杨向奎先生全集》800多万字。此外还参与编辑《中国哲学》第二十六辑、《竹林七贤与魏晋精神》等学术著作。
二、学术领域
一、1997年
成为日本国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会员，在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创刊号》发表《神守社稷守考》，开始用神守社稷守对中国历史重新分期。
二、1998年
翻译了美国人类学家David Nugent（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Colby College）的论文《现代秘鲁国家集权化的基础和局限：以卡克颇亚为例》，以纠正国内学术界过度强调国家起源与暴力。
三、2003年：对先秦思想史体系的建构
代表作是三卷本《中国思想的起源》（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国思想的起源》三卷99万字建构出从石器时代到夏商、西周再到东周诸子百家的完整的中国上古思想史新体系。84岁高龄的刘起釪先生为《中国思想的起源》写下近五万多字的长序，称赞这三卷著作“在思想研究领域里前所未有的汪洋闳肆有开创性的”，“这本专著提出了思想起源的新的系统的学说”，“对这一原无所凭藉看来幽邈难稽易流于蹈空的课题，写得丰富充实，蔚然有成。”“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史的研究，对本学科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从新的角度看，甚至可以说，对本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某种类似奠基的作用。”作者“一方面努力承受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广泛吸收西方学术，知识面较宽广，知识积累较深厚，所以能在英年完成这样的巨著，实在使我折服欣佩不已。”“总之这是一部前无所承纯为开创性的探讨中国思想起源的要着”。考古学者李维明研究员认为本书“揭开了新一轮古史论战的序幕”。与作者素不相识的书业名人刘苏里先生认为本书是“2003年原创性著述典范”。与作者素不相识的思想史学者张京华教授认为：“（《中国思想的起源》）追溯之远，篇幅之富，探讨之专，论断之勇，不论其观点如何，都足以引起足够的重视，具有学界无法回避的价值是可以肯定的。”与作者素不相识的祝晓风报道了《中国思想的起源》“在构建其关于中国上古历史与思想框架的同时”所作的批判性研究。本书被国内古典学研究者引用较多。
本书2004年获第25届华东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
四、2008年：道教起源新论
代表作是《神守传统与道教起源》，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出版。石器时代虽然还没有文字，但出现神秘的纹饰表达，按本书的新解释，目前至少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公元前5000-公元前4500年），是道教直接的思想来源，新石器时代甚至出现了酷似后世太极图的图案。就宗教组织来说，本书认为东汉初年光武帝时期的维氾及其弟子已经是道教组织。
本人高度重视宗教问题。1998年，将美国Brian S. Bauer（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所著论文“Legitimization of the State in Inca Myth and Ritual”译为中文发表。
1999-2003年编辑《古史考》第八卷《神守社稷守》，集中研究宗教问题。
五、1994－2007：清代学术史
1981年，杨向奎先生开始撰写《清儒学案新编》，1984-1994年出版八卷，错讹之多，难以卒读。本人细加修订，并将“清代化经学为史学的趋势”作为主要专题进行研究，1996年发表论文《仪征刘氏春秋学研究》。2007年12月13日在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演讲，题目是《清代到民国经学化为史学的趋势：以“汤居亳”的考证为例》（收入《中国古典学》第一卷第四章）。
六、1994－2008：古史辨学术史
本人追随杨向奎、刘起釪、王煦华等先生多年，认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需要从实践中探索中国自身的历史理论，古史辨派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正是这样的历史理论。已见于由本人编辑的《古史考》九卷。《古史考》是“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其中第五卷在学术界首次正面回应了“走出疑古时代”，第九卷在学术界首次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全面反驳。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认为，《古史考》和何幼琦《西周编年史复原》（湖北人民出版社）标志着2003年是中国学术的“湖北年”。
2003-2005年修订古史辨学派标志性代表作《古史辨》，2005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七、2007年：历史地理
2007年首次提出“石泉学派”，认为古史辨运动分化为两个支系，一系以顾颉刚为代表，可称“经典疑古派”，一系以钱穆为代表，可称“极端疑古派”，发展为石泉学派。本人认为石泉教授的代表作《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是继《古史辨》之后最伟大的疑古著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及《南方周末》2013年3月21日第24版）
特别关注古代民族与地理。多次到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考察。2008年编辑出版《中国古典学》第一卷《中国西部文明研究·清江篇》，其中本人执笔40万字。
八、2007－2017：夏文化和上古史
夏文化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难题，堪称这两个学科共同的哥德巴赫猜想，古史辨运动就是从讨论夏文化开始的。由于至今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历史学家已经把夏史研究完全让给了考古学家。不幸的是考古学家没有吸收最尖端的历史学成果，反而上了文献的大当，被“夏，中国之人也”一句话害惨了，认为“中国”指中原，于是都往中原找夏文化，锁定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然而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前1530年之间，明显不是最早的夏文化。2007年，本人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发表《从〈容成氏〉所记桀逃亡路线看夏文化与西部的关系》，首次提出夏文化发祥于渭水。此后又发表了《“禹是一条虫”再研究》、《从鱼族、鼋族到夏族》、《夏殷“直道而行说”质疑》、《论夏舞与夏朝、夏族无关》等论文，有的被《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
2014年，《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69万字，阐述了上古史新体系。
“帝繫”一词出自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世本》，该书已经失传。古书中的“帝繫”不写成“帝系”。“帝”也不是秦汉以后的皇帝，而是古人心目中比“王”更神圣的圣王，半人半神。《逸周书·谥法》：“德象天地曰帝。”东方民族崇拜的帝是少昊（又写作少曍、少皞），少昊是太阳神。集结在少昊大帝之下，形成了庞大的鸟夷族，在《尚书》有两处记载，从唐朝开始误作“岛夷”。南方民族心目中的帝是祝融，其形象好比是火神。集结在祝融大帝之下的族群就成为楚族。因此帝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族系。古人极其重视世系。楚国的太子从小学习《世》，见《国语·楚语上》。屈原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帝高阳就是一种帝繫。最麻烦的帝是黄帝，所有古书都说它是住在昆仑山上的大帝，但究竟代表了哪个族，众说纷纭。本书首次提出昆仑附近的黑水是褒水，赤水是丹江，从而认为黄帝是汉水流域三苗、巴人等族系的神话人物。《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试图厘清中国上古时代的帝系是如何构造完成的，相当于一本完整的反映疑古立场的《中国上古史》，但已经不同于以往历代的疑古派，是为“新疑古”。
“新疑古”主要疑了哪些大问题？作者认为，上古史的突破在夏文化，94年前产生的古史辨运动就是从争论夏文化开始的。夏文化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难题，堪称这两个学科共同的哥德巴赫猜想，本书安排了10万字的一章，认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坠入三个陷阱，一是仅仅根据东汉许慎“夏，中国之人也”一句话，局限于中原找夏文化，其实“夏”字的本义就是指西部。二是受孔子夏商周三代“直道而行”论的影响，从不怀疑商文化必然以夏文化为基础，在实际操作中，把商文化年代范围以前的统统划入夏文化。实际上殷礼以源远流长的鸟夷文化为基础，毋需以夏礼为基础。第三个陷阱是认定夏文化代表农耕文明，进而否定匈奴为夏族后裔。夏族是姒姓，“姒”字的本字是“以”，清代王引之已经指出以和允相通。1951年，在山东省黄县出土八件春秋时代铜器，铭文“庆其以臧”，其它的盨作“庆其允臧”，证明以、允通用。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时有一个民族被丑化为“允姓之奸”，其实就是猃允，作“玁狁”较多。玁狁的后裔为匈奴，玁狁的祖先就是夏族，司马迁写入《史记·匈奴列传》。国际学术界研究草原民族、草原帝国，无不追溯到匈奴，本书认为还可以由匈奴追溯到夏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史属于世界史。夏是夏，商是商，商文化以深厚的鸟夷文明为基础，毋需以夏为垫脚石。春秋时，西周分封国结盟，自称夏、诸夏，等于说西部联盟，因为周族就来自西部。而夏与华是一个意思，因此又称华夏。华夏是一小撮贵族，奴隶、平民不可能加入。东周（春秋+战国）的首都已经从陕西搬到洛阳，洛阳是最著名的“土中”（大地中心），因此华夏集团又自称中国，同样指地域而言。华夏是国际地域组织，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说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是断然错误的。清朝末年，革命党为了排满，伪造说黄帝是皇汉民族的祖先，来自两河流域巴比伦，向东打到帕米尔高原，继续开拓殖民地，一举征服了中国的土著人苗族，建立帝国。这一荒谬的说法在当时铺天盖地，即使在排满的目的达到之后，因为有一定实用价值，至今还在发生影响，阻碍着上古史的研究。
现在很多人相信考古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因而是最可信的，本书侧重文献，认为不做艰苦细致的分析文献材料的工作，盲目与考古对应，容易造成新的伪史。本项目提出的一系列创新观点，则是建立在对传统文献的新解读之上，同时对考古界的主流看法提出反驳意见，如反驳夏文化起源与中原说，反驳商文化来源于夏文化，这对考古界具有警醒作用。
九、2011年：发现薛蕙
“大礼议”事件是明史研究的热点。2011年，本人在点校黄绾（1480—1554）《石龙集》的过程中，发现明史界一直忽略了薛蕙，也忽略了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封建制法典化的论述。遂发表《论“大礼议”的核心问题及其影响》，收入中国明史学会主办的《明史研究》第十三辑，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3年版。2013年12月16日，在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演讲，题目是“发现薛蕙：嘉靖‘大礼议’事件新论”。
十、点校古籍
继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整理“珍稀思想史数据”计划，已经完成明代嘉靖朝三种古籍的点校：
1. 黄绾《石龙集》
是明嘉靖朝黄绾（1480—1554）的诗文集，共二十八卷。点校完成后排版，B5纸张550页。
2.薛蕙（1489－1541），西原先生遗书》
上下卷,点校完成后排版，A4纸张30页。附录《为人后觧》、《为人后辨》，A4纸张8页。
3.《明伦大典》
杨一清等奉嘉靖谕旨撰，嘉靖七年（1528）完成，完整记录嘉靖“大礼”争论过程，正反双方的言论兼收并蓄，是研究嘉靖“大礼”争论最重要的资料。
点校完成后排版，A4纸张200页。
以上三书尚未出版。
十一、西藏史
四次进藏，开车实地考察过西藏及周边藏区，行程两万多公里，翻越5000米以上的雪山十多座，包括5200米珠峰大本营，最高到达5378米，吸取中文藏文智慧资粮，著成《西藏聂荣县历史遗产与自然遗产》，填补了历史空白。还就唐蕃古道进行了第二次科考，积累大量资料，尚未集结出版。
十二、韩国史
2015年，首次提出并论证了韩国史是东亚鸟夷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论文《东亚鸟夷文化传统》；收入《人文学的传统与现代——以人间·文化·疏通为中心》，韩国太学社出版，2015年12月。
论文《箕子王朝鲜之说的发生》，收入庆尚大学主编《책 이름: 민족정체성, 문화, 소통》（《民族正体性 文化 疏通》），韩国首尔博而精（박이정）株式会社，2017年2月28日初版。
论文《论东亚女国传统》、《载宁李铉德对退溪、南冥的比较》计划在韩国出版。
十三、未来研究计划：（一）韩国《尚书》学，（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和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