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中国古代史学科研究十大热点”推荐语
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古代史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震中）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这既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提炼，亦架起了历史与现实相联结的彩虹。
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这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六大（中华文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美洲玛雅文明、南美洲印加文明）原生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从其五千年前诞生伊始到今天，一直在传承、创新和发展中，中华文化和文明延绵不绝，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所表现出的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勇于接受新事物、与时俱进的风范，对传统文化采取扬弃的方式而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是伟大而高明的。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呈现出的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和文化融为一体，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上表现出“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和“文化多彩一体”的一体三面关系。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形成的发展过程来看，其主干的历史轨迹是“炎黄—华夏—中华”。历史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的是“互化融合”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是民族个性，亦是文化特征；既是历史，亦是现实。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每每呈现为中华文化的多彩一体性以及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演变历程。中华民族的和平性，在内部是强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要讲究和合，其特质是“和而不同”。这是在和谐中保存了差异性，也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提，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外部的国与国之间，讲的是文明互鉴，追求和平。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普遍心声。
2024年，“三代早期国家的形成”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科乃至考古学研究领域极具深度的学术热点。这个热点议题聚焦于夏、商、周三代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演化的路径，以断代研究的框架揭示三代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特征。此问题的研究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不仅依靠对历史文献（包括出土文献）的深度考索，而且依托对考古学资料特别是最新发现的探讨。这项研究既呈现出对中华文明在三代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演进路径的系统性思考，同时关注三代文明对人类早期文明的贡献，强调文明互鉴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学术界的理论自觉与现实关怀。
本年度研究着重于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从多个层面阐示夏、商、周三代国家形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深化对早期国家形成动因与模式的认识，中国早期国家不仅体现于政治权威与权力的制度化，更是文明要素（如礼制、文字）与社会结构协同演化的结果。二是揭示“多元一体”格局展现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过程及形态，指出中原与周边区域的互动并非单向辐射，显示出早期国家形成的多元动力机制。三是研究贯穿深层次的理论思维，尤其关注中国早期国家的本土化特征，如强调血缘组织在早期国家中的持续性影响。王震中等学者还从思维模式层面剖析了在中国早期国家中原始宗教与权力起源的关系，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意识形态开辟了思维的新维度。
本学术热点在研究方法与内涵上存在较多学术争议，比如“夏文化”的界定，如文献与考古材料融合研究的路径等，但正是这些争论彰显了中国上古史学科的活力。未来对这一热点研究的持续推进，不仅关乎古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更将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传承与现代转型提供深刻历史借鉴。
中国古典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学科，涵盖面极广。它有助于传承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对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历程有重大意义，能强力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推动学术的创新与发展，从而为现代社会的管理提供智慧与借鉴。中国古典学原有深厚的基础，随着二十世纪尤其近五十年间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由于新材料而提出许多新问题，古典学的重建便被提上议事日程。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召开，引发了中国古典学构建的热烈讨论。中国出土文献范围广泛，包括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石刻文字、印章封泥文字、骨签文字、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等。以简牍为例，迄今出土数量已超三十万枚，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区，所属年代跨千年，展现了中国古代许多制度形成与演变的过程。文书中除了诏书等皇室文件外，更多的是郡县以下乃至基层的公文账簿，传世古籍中难得一见。简牍中的典籍除部分与传世古籍对应外，有许多是已失传者，其重现使我们有机会探讨当时社会文化与思想的真实面貌，对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亦有重大价值。其它形态的出土文献亦类此。总之，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必然贯穿在中国古典学构建的整个过程，不可或缺。
文明塑造国家，国家传承文明。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有五千多年的国家治理史，文明史与国家治理史相互交融，彰显出中国治理的历史内涵。国家治理是指取得政权后的统治阶级在国家治理目标、制度政策、行为能力等方面的思想与措施的总和，具体包括制度体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几个方面，而治理效果是评判国家治理的根本标准。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追溯到夏商西周，历经春秋战国，进入了秦汉大一统时期，形成了奴隶社会贵族等级分封制和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君主制两大国家治理体系。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体现出稳定性与变化性不断交织的显著特点。一些制度在长时段的历史时期稳定不变，如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意识形态等，有一些则随着时段变化不断调整，如法律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这正是传统国家治理制度能够绵延长久又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但是制度体系需要通过治理体系特别是治理能力表现出来，治理体系是制度体系的运作阶段，是制度体系完善与否的检验，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断将治理的成功实践上升到制度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是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方向。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文明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其历史演进完整呈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生成逻辑。二里头、殷墟等考古发现，揭示了早期中国的整合轨迹，孔子、荀子等儒家先哲倡导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的治理模式，《史记》则系统构建了从传说时代到统一国家的谱系。秦皇的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的政治实践，以及汉武的“独尊儒术”的思想统合，完成了“大一统”的系统化和理论定型。秦汉以降，“大一统”的思想通过不断制度化的实践，贯穿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全部过程，即便是在中国历史分裂时期的各政权内部，以及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无不遵循“大一统”的理念治理国家，并追求国家的统一。“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演进表明，“大一统”的思想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维系国家统一与文化认同的基因，代代相传。“大一统”的思想与实践，促成了古代中国长期稳定，并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治理典范。“大一统”的思想在当代也有着突出的价值，它对国家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及中华民族实现完全统一，有着非同寻常的特别意义。
“古代边疆与民族文化融合”之所以成为2024年度中国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就是因为这两个主题与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党的新时期宗旨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古今之关联。今日的边疆发展与民族文化二者的密切结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和积累的结果。历史上的中华各民族都有自身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其中汉系民族多以定居的耕作为生计，其他民族和族群多活跃在历史版图的中原周边，具有游牧、半农半牧和渔猎游耕等多种生活形态和文化习俗，他们多层面的交往互动贯通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之中，民族的融合伴此而生。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文化的互动而呈现；历史中国的边疆开发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则是其中的重要面向，它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成为中华民族“自在”阶段的一个主旋律。正因为如此，如何从不同层面揭示中国历史的边疆之特点、功能与作用，它与活跃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的生活文化，尤其是彼此的交往融合，就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构成了2024年度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不仅是历史学学科自身的诉求，也是从学理角度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维度，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成长，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这个奇迹为什么能够产生？如何产生？它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都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焦点，所引起的“大分流”的国际大讨论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但至今依然热度不减，而且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为了认识这些问题，必须对中国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中国经济的今天是由中国经济的昨天发展而来的，而中国经济的未来也不能脱离历史留下的各种遗产。
中国的经济史学家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中肩负特殊使命，过去一年，他们作了大量工作。研究重点从早先 “封建社会停滞”“资本主义萌芽”等探讨，拓展到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经济的表现、特点和性质等问题进行更广、更深的研究。研究方法从过去以定性研究和描述性表述为主，转变为如今定性与定量研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局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数据库建设、大数据研究运用等方面也取得了进一步进展。为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经济史与社会史、生态环境史等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融成果显著。微观研究的兴起与宏观研究的改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而将中国经济史纳入全球经济史的大框架，从全球经济联系和互动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经济的特点，也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正因如此，中国学者在关于“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的讨论中，从古代跨文明交流与经济互动的视角也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数字化技术与文献整理研究何以成为热点？数字化技术与文献整理的结合，是经过几个发展的阶段的，最初是纸质文献因为易受环境侵蚀而被动地数字化以避免物理损坏，继而是主动地数字化将其建设成数据库。从国家层面到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层面，对于包括古籍档案在内的各类文献数字化的投入在逐年增加。2024年，多家图书馆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取得新成绩，加速了古籍资源的保护与公众传播。例如，国家图书馆联合多地机构新增发布古籍资源18705部，涵盖宋元善本、地方文献及家谱。上海图书馆新增9761种古籍和6551种家谱，南京图书馆发布1035种方志类古籍。另外，多项古籍文献数字化工程获得突破。内蒙古大学牵头的蒙古文古籍文献数字化项目建成北疆文化古籍资源库平台，数字化11291卷（册）古籍图像，639万字珍贵文献。中山大学图书馆完成特藏文献数字化采购项目，推动对徽州文书、日记文献、近现代档案的数字化整理。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在2024年推进数字化建设，建立汉籍图像数据库和全球汉籍目录数据库，首期录入书目36万余种。爱如生推出四库系列数据库和历代诗文总集数据库上线。随着科技发展，数字化技术与文献整理的结合更趋紧密，提升OCR光学文字识别技术以及增加AI和大数据技术在文献整理的识别、学习、处理能力以及相关应用是一个重要方向。
国家的统一与治理，是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自秦开创大一统的国家建制，历代传承相继，不断推进与发展中国统一。至清，集历代之大成，破除历代所主张“华夷之辨”的旧民族观，提出并实践新的民族观，此即“华夷一体”“内外一家”的全新的“大一统”理念。在此理念的指导下，清朝废长城，“内外”合一，边疆与内地一体，形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实行“华夷合治”，如同内地，在边疆地区全面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变“羁縻”为直辖，开创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新时代。
毫无疑问，国家统一与治理，构成清史的核心内容，也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近十多来,学界对此项研究形成持续不衰的研究热潮，论证清代国家统一性与治理的连续性、创新性等，取得多方面突破性进展。与此相联系，有关清代“大一统”、边疆学的构建大讨论，亦是此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研究引向深入。
清代国家统一与治理，积有诸多经验与教训，是一份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当代中国不断巩固统一，不断提升治理水平提供宝贵的借鉴。此课题的重大现实意义，也是吸引众多学者参与研究的一大因素。从目前趋势看，对此项的研究热潮还将持续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的历史编纂和研究历经数千年从未间断，形成了自身的独特传统，有力赓续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传承。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体系的冲击下，中国史学走上了曲折的转型之路。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随着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一定程度上出现弱化，以及西方新兴史学流派的影响所导致的历史学体系的严重分化，使得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态势呈现加剧之势。要解决以上问题，就必须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这既是中国历史学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反思和批判西方知识体系文化霸权的组成部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国情，必须坚持中国的主体地位，避免流为西方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的分支和跟班。历史研究也不是象牙塔里的不问世事之学，而是有强烈致用意识和功能的学问。中国古代史作为中国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深入认识和总结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入领会“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具有主力军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古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才能适应中国古代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