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2年7月，在美丽的燕园度过五个春秋之后，我们大学毕业了。在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分配会议上，系党总支书记李志义同志宣布了分配方案，其中有解放军总政治学院八个名额。我听后，很是兴奋。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从儿时起就有的志愿，于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过了几天，李志义同志找我个别谈话。他说，吴晗先生很想培养一名明史专业研究生，考察了几个，都不满意，他请系里从应届毕业生中物色推荐人选， 然后进行正式考试。经系总支研究和系里先生推荐，决定你从现在起就准备功课，报考吴先生的研究生。吴先生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因此你的人事关系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能否录取为研究生，视考试成绩而定。 我的心情有些矛盾。吴先生是青年们敬仰的史学家，又是北京市的领导，能作他的学生，继续深造，无疑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对于此，我却毫无思想准备。读大学期间，我并无毕业后考研的打算。我是农家子弟，父母没有文化，兄长姐姐们也没念过什么书，我能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读到毕业，已经是得天独厚、心满意足了。北大历史系从三年级起便分“专门化”，我选修的是中国近代史专门化，与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的同学相比，在古代史基础训练上就缺了课， 因此也担心能否考得上，能否适应吴先生的要求。然而那时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是很明确和牢固的，于是我便按照系总支的要求，夜以继日复习起功课来。 这年十月，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我成了通过研究生正规考试迈入门墙的吴先生的开门弟子，同时也是他的关门弟子。 在人生道路上，某些时刻是关键性的。历史系的推荐、吴先生的录取竟然改变了我一生的职业。分配到军队上的同学，经过磨练，后来都成了将校军官 ; 而我则成了终年坐在冷板凳上、苦苦耙梳的史学工作者。 二 第一次拜见老师，他给我留下了既严厉又慈祥的深刻印象。对学者，要求非常严格；对学习，态度非常和蔼。 那天，我按事前电话约定的时间去他家拜见。吴宅门房, 有警卫执勤，经过核实，将我领入先生的书房。四合院的正房，是先生的卧室；座西朝东的厢房是先生的书房，排满了书架和卡片匣。见了先生后，他首先让我在一张空白信笺上书写了自己的姓名，又提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在验明身份之后，他带我到正房拜见了师母袁先生。袁 震先生是隋唐史专家，长期生病，在家休养。吴先生还让我认识了他的儿子吴琼、女儿小彦，他( 她 )们正在院中玩耍。 然后，先生向我布置了学习任务和学习方法。当时研究生的马列主义理论课、外语课由学部统一教授，专业课由导师教授。先生给我规定的明史专业学习任务是，头二年读书，后一年写论文。读书，从明代最基本史籍读起，先读《明史纪事本末》，然后读《明史》，再读 《明实录》。读时，要精读，读无标点本，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点读，不能取巧。要下硬功夫，打好基础；根基不实，不要忙于写文章。 关于学习和辅导方法，他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是作资料卡片。先生从青年时代起便下苦功，摘抄了大量卡片，正是史坛的美谈。他向我讲解了作卡片的方法和重要性，并展示了他的卡片匣。二是作索引。一时来不及摘录的资料，要用卡片作出索引，以后补抄。三是写读书笔记。科研贵在发现问题，提出看法。读书过程中的心得、想法要及时写出，以此训练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笔记要定期送他审阅。四是个别辅导，每次辅导，都是我先汇报学习情况及遇到的问题，然后他有针对性地给予讲解。例如，在入学考试的试题中，有一道关于兀良哈三卫的问题；在过去的学习中，我对此没有引起重视。 一次辅导，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耐心地作了讲解，并进一步讲解了“ 南倭北虏”问题在明代历史上的重要性。还说，你是承德人，对兀良哈三卫更应了解。五是听他学术讲演。他经常在社会上作学术报告，每次都要我跟随一起去，一方面把握他的学术观点，一方面记录整理报告内容。 先生的传道授业，使我受益终生。他既向我传授了他对明史的真知灼见 , 又金针度人，传授了科学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次拜见后，我便按照他的要求按部就班地学习起来。一个星期日，我去琉璃厂书市买回一部《明史》和一部《明史纪事本末》。因为是穷学生，只好买价钱最便宜的版本。《明史》是商务印书馆“缩印百衲本”，《本末》是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在那些日子里，每天都与它们为伴，上午、下午、晚上三段时间，在办公室里苦读, 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例外。 三 跟随先生、听他的学术讲演，是我跟他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从 1962 年底到63年夏，我跟着他听了三次学术讲演。一次是中央高级党校关于明史讲演，一次是外交学院关于《资治通鉴》讲演，一次是中央戏曲学院关于封建道德问题讲演。 1962年12月至63年1月，先生应中央高级党校之邀连续作了三次关于明史的讲演。这三次讲演 , 分为“四讲”，第一讲“明太祖建国”；第二讲“ 明成祖迁都北京”、“南倭北虏”；第三讲“东林党争” 、“建州女真 ”； 第四讲“郑和下西洋”、“资本主义萌芽”。这些都是“明代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他的讲演，实际也是为我开的系统的明史专业课。他的这次讲演，除了我作纪录外，高级党校还安排了速记， 速记显然比我记得全、记得准。过了不久，先生告诉我，速记稿已经铅印出来，你就不要再整理了，并随即送我一本。这份内部铅印本，至今我仍珍藏着 1979 年《北京师院学报》连载的《明史讲座》( 吴晗遗稿 ), 其实就是这个铅印本。 我刚出校门，没见过世面，同先生同乘“ZM”轿车已感拘束，一起与学界泰斗共餐更觉惶恐。先生在高级党校第一次讲演的中午，杨献珍、艾思奇等校方领导宴请他。我不肯入席，对先生讲，我同司机同志一起吃；先生不同意，不仅让我同桌就餐，还把我向诸位作了介绍。他们见我腼腆拘谨，有一位( 我叫不上名字 ) 便幽默地说 ,“小青 ( 当时“显清”的“清”也用“青”) 喝酒”。我的紧张情绪逐渐消失，也大胆地喝了几小口酒。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竟然喝的是国酒茅台。席间，他们相互问候，并谈些趣闻。记得，先生曾讲到，工作之余，他同老师钓鱼，同中央领导打牌的雅事。宴会之后，杨献珍同志特意坐在先生的车里，送他至校门口。在车上，先生说很羡慕杨献珍 同志在党校工作，可以专心于学术研究。这次宴会，在“文革”中 , 我只字未提，否则真会成为一枚重磅炮弹。 1963 年4月15日上午，先生在中央戏曲学院作“关于封建道德问题”的讲演，我的记录犹存。他讲了四个问题：一、什么是道德；二、封建道德的发展变化；三、道德继承问题；四、戏曲与道德。他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唯物史观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道德的阶级性、时代性，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剖析了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的内涵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在论述“道德继承”问题时，针对当时学术界、文艺界的状况，在批评“全部继承”、“颂古非今”、 “取其糟柏 , 去其精华”的错误的同时，重点批评了对中国历史文化全盘否定的“左”的倾向。他尖锐地指出：“过去搞历史研究的人有缺点，搞左的，否定太多。原因是强调农民起义，把农民起义反对的时代写成漆黑一团、一无是 处。这种观点影响到一切方面，只有农民起义才是好人，其他一无是处。我们的民族是了不起的，难道我们祖先都是坏蛋？怎样生衍出这样好的子孙！很多人认为旧时代没一点好东西，一切从头开始。他们忘记了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讲的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也忘记了毛主席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总结的话。”“当然不是全部继承，而是批判继承。”“不是无保留的继承，要继承那些对今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全部否定，就是不孝子孙 当时，先生还公开发表过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批判“修正主义”浪潮和“文革”浩劫中，都被诬陷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罪状。这次讲演，观点更加透彻、鲜明，但未公开发表，不知在戏曲学院是否曾遭批判的厄运。 四 当时的学部还没有研究生院，在研究生培养和管理方法上还不像现在这样规范，各所、各研究室都不尽相同。我那时党的和行政的关系在历史所明清史组。毋庸讳言，在如何培养我的问题上，所内、 组内一些负责同志的考虑与吴先生的安排存在一些歧意。他们曾对我说，不能“死读书”，应和组内同志一起搞点研究；还应担当一些社会工作。我来所不久，所领导便同我谈话，要我担任团支部书记。那时政治活动很多，我虽然耽心影响学习，但还是接受了。 1963 年下半年，整理曲阜孔府历史档案项目启动， 明清史组组长向老 ( 杨向奎 ) 提出让我也参加，并要我去征求吴先生的意见。我左右为难，生怕先生不同意。出乎意料，先生非常开明，同意我参加。 当年六月，所里派我去打前站。我怀揣着学部公函和向老致省委宣传部长王众音同志的信札奔赴济南。这是我第一次出公差，虽然还是没有品级的学生， 但由于来自“大机关”，又有王部长的关照，因此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七月份， 整理小组在向老的亲自带领下来到孔府，开始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么多的明清原始档案，真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我的眼界大开；这也是我第一次接受从挑选到拟题、标点整理历史档案的基本训练。半年的孔档整理工作，同吴先生要求的认真读书一样，都使我受益无穷。当时在历史文化资源共享方面，比现在便利得多，向老主持的这个项目，真是为学界作了一件大好事。 除了业务上的成长外，我还收获了友谊。我们的整理小组是一个团结友爱、勤奋好学的集体。向老当时虽然只有五十多岁，但在我的心目中正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他除指导整理工作外，还组织我们学习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发表高见。在这个集体中，我的年龄最小，钟遵先、张兆麟、刘重日、胡一雅、郭松义、何龄修都是我尊敬的学长，我向他们学到了知识和治学方法；他们对我则给予了师长般地爱护和关心。当时，我与重日同住一间宿舍，朝夕相处，他的耿直和仗义常常给我以感染。经我们挑选出来的档案的抄录工作是由曲阜师院历史系四十多名三年级学生利用暑期完成的，傅崇兰是这些学生的负责人，因此也与他相识。 五 1963年底，整理小组回到北京。其他同志开始《孔府地主研究》的写作，而我又恢复了研究生功课的学习。 1964年初春，我去看望先生。曲阜香稻，明清时是皇家贡品。 我带了少许， 送给先生和师母尝鲜。那个时代，不讲送礼。这是我四年学习期间，唯一一次给先生“进贡”，这次见面，先生告诉我，他正在修订《朱元璋传》。这时他身体不太好，但并未要我帮他作些什么，或许是怕耽误我的学习，或许是觉得我还难以胜任他所交办的任务。很快，新版《朱元璋传》面世，先生赠我留念。 1964 年下半年，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秋季，学部全体工作人员去山东海阳等地参加“四清”。我是否去搞“四清”，所里要我征询先生的意见。先生在政治上是绝对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他不仅同意我去，还嘱咐要努力工作，接受锻炼。 1965 年春天，我们从农村回到北京。本以为可以安心学习，并着手毕业论文的准备，但不久新的政治任务又下达了。上级决定，下半年还要派人参加“四清”。我虽然对学习无法正常进行感到惋惜，但认为 " 四清 " 是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于是又报了名。征询先生的意见，他也同意。这次“四清”是在北京市房山县。组织决定我担任南尚乐公社辛庄大队“四清”工作队队长、党支部书记。这是一个三百多户的大村，我在各工作队队长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个。 1965年11月的一天，辛庄大队广播喇叭传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我感到异常震惊和困惑。此后风声日紧。 1966年初，“四清”工作队员回城过春节，我给先生去电话，提出想去看他，他说暂时不要来，以后再说。先生当时正在被迫作“自我批评”，心境肯定 十分复杂，因此婉言拒绝。想不到，这竟是同他最后的一次通话。春节过后，我们又回到村里。此后风浪日险。当时曾传出要抽调一批骨干去内蒙“四清”的信息，我倒愿意去，以为如此可以躲过北京的运动，但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而已。 6月18日，“四清”工作队撤离房山，回本单位参加“文革”。此时，先生已被打成“牛鬼蛇神”，更无法见到他了。 从到历史所至“文革”开始的四年，我既是吴先生的学生，又是历史所的工作人员，在政治上经受了锻炼，在学业上经受了熏陶。如果说这四年是难忘的岁月的话，那么此后的十年就不堪回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