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一阁博物馆保存的十二册《明史稿》之中，第一册开卷便是《隐逸传》，而第一位记载的人物便是孙一元。在《孙一元》的传题之下，还押有“季野”二字朱文长方印。[①]《隐逸传》共12篇传稿，传主分别是孙一元、张诗、张尺、吴纶、史鑑、唐豫、方太古、刘英、张渊、赵元鉊、施凤、沈周等人。如众所知，万斯同在《明史》纂修过程中发挥了总纂的作用。日本学者内滕湖南说，由于万斯同深知正史编纂中官局分纂法的缺点，所以谢绝与史馆普通编纂官共事，而仅作为史馆总裁顾问执笔，将各编纂官分担起草的原稿由自己统一，避免了以往官修正史因分纂而产生和弊害，而《明史》记事之不龃龆，其因亦正在此。[②]而且，可以确定，《明史》修纂时不少传稿是由万斯同亲自起草的，原因可能是万斯同对分纂官起草的稿件不满意。不过，在起草的过程中，万斯同也会参照分纂官的原稿。[③]通过对天一阁藏《明史稿》第一册内的《隐逸传》的阅读与分析，可以看到万斯同纂修《明史》的一些特点。

一、关于《隐逸传》

《明史》的类传，分为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阉党、佞倖、奸臣、流贼、土司、西域、外国等十七类。《明史·隐逸传》内收录了12人，其中正传11人，即张介福、倪瓒、徐舫、杨恒、杨引、吴海、刘闵、杨黼、孙一元、沈周、陈继儒，附传1人，即附见于《杨恒传》中的陈洄。[④]自张介福至吴海等7人，都是明末清初的逸民；刘闵、孙一元、沈周等3人是弘治、正德年间时人，而陈继儒是万历时代的人物，唯独杨黼从传记文字上看不出其生活年代。显然，《明史·隐逸传》所收12人已涵盖了从明初到明末的隐逸，而以明初逸民最多。不过，在《明史》初修之时，预计要收入《隐逸传》的人远多于此。在万斯同《明史》四百十六卷本之中，尚收入了55位隐逸之士的传记，包括正传37人、附传16人。[⑤]两相比较，《明史》最后定稿实际上将万斯同《明史》四百十六卷稿内的《隐逸传》的传主人数删减了80%。《明史·隐逸传》的小序也揭示了定稿者何以更多地保留明初逸民的原因，说：

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后置不为君用之罚，然韬迹自远者亦不乏人。迨中叶承平，声教沦浃，巍科显爵，顿天网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其抱环材，蕴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由是观之，世道升降之端，系所遭逢，岂非其时为之哉。[⑥]

可见，在《明史》定稿者看来，隐逸之士的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升降：明初逸民之多，反映了元末明初的动乱；明代中叶以后逸民少，则反映了承平之世的特点。不过，这显然不是历史的真相。在万斯同《明史》四百十六卷本所收的55人中，大量的隐逸之士其实是生活在明代中期以后的。这也反映了《明史》初修时万斯同的“存史”的观念与《明史》定稿时王鸿绪、张廷玉等人“立言”观念的区别。

清初修《明史》时，负责分撰《隐逸传》的是严绳孙（1623-1702）。《清史稿》称：“严绳孙，字荪友，无锡人，明尚书一鹏孙。六岁能作擘窠大书。试日，目疾作，第赋一诗，亦授检讨，撰《明史·隐逸传》。”[⑦]严绳孙《秋水集》内有《梦到史馆》一诗，云：“晚来梦入鸾坡路，犹是常时行坐处。手持一帙作者谁，为摘瑕疵语其故。当时并马东华春，同日承恩五十人。龙门旧格分明在，就中落笔谁最亲，前年狂生议轻发，一编久给尚书札。圣主何曾下诏催，是非一代争毫发。”[⑧]但是，遗憾的是，严绳孙的《隐逸传》稿没有保留下来。[⑨]

作为一种类传，《隐逸传》在纪传体的史书中出现较早。早在范晔的《后汉书》中，已有“高隐”之目。但是，由于隐逸传所记载的与典章制度、政治人物无关，其史料采撷也往往难以取信于人，其写作的意义与史源的可信度都容易让人质疑。刘知己便质疑过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以为“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⑩]。万斯同编《明史》之时，《明史》纂修应当取材于正式的官方记录的意见占上风，顾炎武等人即其代表，而反映到《明史》纂修中就是要尽可能多地采信《实录》等材料，摒弃野史材料。[11]万斯同本人其实也是这样的主张。然而，隐逸人物一般在《实录》中少有记载。早在顺治十二年，汤斌就谈到：“前代史书如隐逸、独行、孝友、列女诸传，多《实录》所未备者。”[12]因此，隐逸传的修纂，势必更多地借助其他资料。那么，如何借助？又借助哪些资料？

万斯同曾浏览过明代诸家记事之书，认为皆“可以参观而不可以为典要”，惟独对焦竑的《献征录》一书推崇备至，以为“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虽妍媸备载而识者自能别之，可备国史之采择”。在此之后，万斯同又得历观明代历朝《实录》，“始知天下之大观盖在此乎……一朝之行事，暨群工之章奏，实可信不诬。因其事以质其人，亦思过半矣，始叹不观国史，而徒观诸家之书者，真犹以管而窥天也”[13]。因此，万斯同纂修《明史》取材首重《实录》，其次便是焦竑的《献征录》。

隐逸之士的生平事迹，国史自然是不载的。因此，万斯同的取材主要便剩下《献征录》了。万斯同所撰的12篇隐逸传，至少有一半以上主要取材于《献征录》。然而，《献征录》虽然是由晚明最博学的学者焦竑所编，但焦竑所做的工作只是汇辑不同时代人物的生平传记材料而已，包括传、行状、墓表、墓志铭等“社会传记”，以及《实录》传记在内的“史学传记”，且一般将文人所撰写的碑铭作为首选。他虽然对材料有初步的加工，会增补一些章节，修订词句，甚至在抄文字时也不是完全忠实于原文。[14]但是，总体看来，《献征录》所录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传记材料的原始面貌，并未作太大的改写。也正如崔瑞德说，中国的传记材料虽然十分丰富，但几乎千篇一律地流为刻板的行状，极少“透露传主的人格”。[15]一方面，作为正史的列传，需要更精练的史笔；另一方面，隐逸传的写作，恰要更多地突显传主的人格魅力。因此，尽管笼统地可以说万斯同在写《隐逸传》时主要取材于《献征录》，然而还不得不再面对另外两个问题：其一，万斯同的《隐逸传》写作在取材于《献征录》外还利用了哪些资料？其二，对于相对拖沓和刻板的原始传记材料，万斯同又是如何进行再加工的呢？

二、万斯同《隐逸传》的史源

万斯同的《隐逸传》选材不局限于《献征录》是很容易见到的。以第一篇传记《孙一元传》为例，《献征录》内收录了孙一元的传记两篇，分别是李梦阳《太白山人孙一元传》与殷云霄的《孙一元传》。然而，万斯同所撰的《孙一元传》对这两篇传记的取材均不多，除了在撰写苕溪五隐以及娶顾氏妻妹两处史实相同之外，其叙述的措语用词迥然有别，似乎另有来源。万斯同《孙一元传》内更有两个细节，是李梦阳等人所撰写的传记中所没有的：一是关于孙一元的出身，一是孙一元游逸时的装束。万斯同《孙一元传》载：

或曰：其母娼也，幸秦王而生，王不敢子之。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轨诛，故变姓名避难也。……玄巾白帢，携铁笛鹤瓢，遍游中原齐鲁，南渡江淮。

这两处的描述，应该均出自何乔远的《名山藏》。何乔远《名山藏》记载：

孙一元，字太初，自云关中人。或曰：其母倡也，幸秦王而生，而秦王不敢子之；或云：安化王府中诸王孙。……玄巾白帢，混游贵贱，常以铁笛鹤瓢自随。[16]

可见，万斯同在这两处的描写中采信了《名山藏》的记载。此外，万斯同还将晚明流传的关于孙一元的一则故事录入。万斯同《孙一元传》载：

铅山费宏罢相，访之杭州南屏山，值其昼寝，就卧内与语。送之及门，了不酬对。宏出，语人曰：“吾一生未尝见此人。”

这样一则故事，最是可能出自王世贞的记载，[17]而为晚明人笔记小说包括冯梦龙的《古今谈概》、《笑史》诸书转载，流传甚广。王世贞的著述，通常在万斯同的取材范围内。

当然，关于孙一元这些情节的强调，或者多少与徐乾学有关。康熙七年（1668），徐乾学与吴伟业等人游孙一元墓，为修复，由吴伟业作墓记。吴伟业《修孙山人墓记》云：

或曰：山人不知何许人，自谓孙姓，名一元，字太初，莫能得其邑里。或曰太初安化王之苗裔，则又并其姓名而疑之。……为人渥颜飘须，携铁笛鹤瓢以自随。费相国一见之南屏山寺，为敛容，叹服其诗。……是日同游者……昆山原一徐君乾学。[18]

吴伟业的记中，尽管隐讳了孙一元“其母娼也”的不雅且不敬的说法，却保留了其可能是“安化王府中诸王孙”之说，而且也提及贾宏拜访孙一元之事。由徐乾学与万斯同及《明史》之间的关系推断，万斯同很可能知道这篇记文。关于孙一元出身以及其“铁笛鹤瓢”的形象，表明在着重描募传主人格而无关重大史实的隐逸传的写作中，万斯同对野史笔记的采纳相对不受拘束，而诸如铁笛和鹤瓢这样的形象，对形容一位隐逸有典型的象征义。费宏拜访孙一元的故事，则可能更因其能折射出孙一元不协流俗的性格而被吸收到史传的正文中，且费宏“吾一生未尝见此人”一语让人们联想到《世说新语》所载习凿齿对梁简文帝萧纲“一生不曾见此人”的评价，能体现出人物的风流蕴藉。万斯同曾说过：“《典汇》、《史料》、《史概》、《国榷》、《世法录》、《昭代典则》、《名山藏》、《颂天胪笔》同时尚论录之类，要皆可以参观，而不可以为典要。”[19]在记载费宏拜访孙一元一事上，万斯同看来确实“参观”了王世贞的《弇州史料》。

万斯同写《张诗传》，则基本取材于《献征录》所收李开先《昆仑张诗人诗传》，只是将张诗的家世叙述由文末移至开始，又将张诗与孙一元交恶事移到叙述其晚节之前，再以正史叙事简核的要求删减了大量的旁人议论。传末论张诗草书时，万斯同最初还写上了这么一句，说：“李开先谓堪驱鬼。”这是《张诗传》取材于李开先传文的明证。李开先在《昆仑张诗人诗传》中曾这么描述张诗的书法：

字书狂放，却有笔力，搏惊蛇草上之风，而挂黑龙天外之雨。若得其一幅，揭之壁间，可以惊人，亦可驱鬼。[20]

这便是“李开先谓堪驱鬼”一语的史源。只是此语随即又被万斯同自己抹去，大概是为叙事简核。不过，万斯同写《张诗传》，参考李开先的传文外，大概也参考了《名山藏》。李开先《昆仑张诗人诗传》载张诗四处游玩之事云：

每兴到，独跨一卫，信其所之，虽中途风雨饥寒，不少改悔。[21]

万斯同《张诗传》的记叙约略相同：

兴至，跨一蹇驴，任其之，中途风雨饥寒，不少改悔。

随即，万斯同又将“不少改悔”四字改为“亦不改悔”，殆求文字之平易故。不过，何以张诗的坐骑从“卫”变成了“蹇驴”？“卫”字，在古代可以指“驴”。然而，“驴”何以一变而成“蹇驴”（即跛驴）了呢？从《名山藏》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名山藏·张诗传》记载：

兴到，跨蹇信所之，虽中途遇风雨，受饥寒，不改悔。[22]

显然，从“卫”到“蹇驴”的描写改变，是受到了《名山藏》“跨蹇信所之”一语的影响。况且，一匹跛驴，大概更能显示隐士放荡不拘的处世态度，而不用“卫”、“蹇”等字，乃直接改易为“蹇驴”，是为了让史传文字不至于过分诘屈聱牙。

万斯同写《沈周传》，则虽然主要取材《献征录》所收张时彻《沈孝廉周传》，但同时参阅了文征明《沈先生行状》。《沈先生行状》载：

先是景泰间，郡守汪公浒欲以贤良举之，以书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贞吉。”喜曰：“吾其遯哉。”卒辞不应。[23]

当然，这段记载，在万斯同《沈周传》中化为简洁数语：

有郡守以贤良应诏，筮易得遯之九五，遂决意隐遁。

甚至，《沈周传》中“风流文彩，照映一时”一语，就完全是从《行状》中“风流文物，照映一时”照搬而来的。这也再一次证明，万斯同在写《隐逸传》时，虽然以《献征录》为主要素材，但也参阅了不少的其他资料（参见下表）。

附表：万斯同《天一阁藏明史稿·隐逸传》诸篇的史源

三、万斯同《隐逸传》的史笔

万斯同撰写《隐逸传》时，除利用《献征录》内所收明人的传、行状、墓表、墓志铭外，还较多地参考了何乔远《名山藏》。当然，作为一部私修史书，《名山藏》自身也存在史料来源的问题。可以想象，何乔远利用的原始材料，大概也是传主的传记材料，并且依据这些传记材料进行了改写。因此，万斯同对于《名山藏》的态度只是参考：参阅《名山藏》，但却不完全依赖何乔远的改写，而仍然多以原始的传记材料为本。然而，正如前述，这些传记材料比较刻板，不重视传主的人格。然而，如果《隐逸传》再不写传主的人格，那还能写什么呢？这就要求史传的作者能从传记材料的平铺直叙之中抓住能反映传主人格的细节，从而使其史传的文字更富神采。

在《隐逸传》中，万斯同非常重视人物相貌、衣着及随身物品的描写，不但着墨多，而且经常反复斟酌。在《孙一元传》中，万斯同先写孙一元“姿性绝人，善为诗”，随即在旁添加“风仪秀朗，踪迹囗囗”八字，最后又划去下文“遍游齐鲁，南渡江淮，历荆楚，抵吴越”，接续重写，称孙一元“风仪秀朗，踪迹奇谲”。写《张诗传》，行文到最后，写张诗晚年之前，万斯同在修改时不忘在旁添加对张诗容貌性情的描写，说张诗“状貌魁杰，戟髯如武夫，人以燕山豪士目之”，而这段文字在张诗的相关传记中没有出现。李开先《昆仑张诗人诗传》只是记载“崆峒称其为燕山豪士”。而且，万斯同是在写张诗“晚节退然若愚”之前，修改时特意在夹行内添增加了这段描述。在《刘英传》所附《张渊传》中，则描写张渊“长髯秀目，仪观朴野”，接下来写张渊“酒酣兴发”作诗，但是随即却用墨笔涂去，改写“人未之奇”四字，然后再写“及酒酣兴发，落笔俄顷数十纸，始皆惊异”，使其文字于俯仰间备见曲折之态。写《沈周传》，万斯同则称沈周“风神散朗，骨格清古”。写《史鑑传》，万斯同记载史鑑“所居水竹幽茂，亭馆纠连……好著古衣冠，曳履挥麈，修然若仙”。

而且，记叙中，万斯同特别注意刻画隐逸所携的随身物事。前述《孙一元传》则写其“玄巾白帢，携铁笛鹤瓢”。而孙一元玄巾白袷的装束，似乎在当时为江南不少士人熟知。昆山人陈瑚（1613-1675）在《弔孙太初处士墓》一诗中就写道：

太白山人讬跡奇，乌巾白袷想风姿。钓竿曾拂苍苍雾，诗卷长留咄咄诗。三径烟深孤鹤下，一丘裨在老僧知。高名不朽同山水，埋炤轮君及盛时。[24]

在《吴纶传》中，“鹿”与“鹤”则常伴吴纶左右：

遇风日晴好，或雨雪初霁，肩舆游溪山间。一苍鹿，一白鹤，夹舆而行，驯扰不逸。……扁舟往来吴越，携鹤鹿自随。

相反，吴纶对于茶的讲究，虽然在王鏊《吴府君纶墓表》中有大段的描述，但因为不过是晚明文人雅士精致生活的一部分，不足以表现隐士的隐逸之气，反而在万斯同的《吴纶传》中概未之见。

万斯同写《隐逸传》，写隐逸之隐，却又常强调传主对现实的洞察力。在这一方面，万斯同抓住了隐逸的本质。隐逸之所以是隐逸，除了要有厌世的态度，还要有入世的能力。正如文青云在其研究中国古代隐逸的著作中强调，隐逸通常必须是“与上流社会相关”，他只是为他的原则而“放弃了这个社会提供给他的可以获得财富、声誉和掌握权力的最重要的机会”，[25]而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因此，想来万斯同绝不会像鲁迅先生那样，认为真正的隐士应该是历史上从来就不曾记载的。相反，他更愿意相信隐士有着一种批判现实的心。有这样的洞见，大概与万斯同的遗民身份是有关系的。一个人的隐逸，并不本人要弃绝尘世，而往往是因为世间有不容其妥协的物事在。因此，万斯同写孙一元，则称其“论当世事，往往倾绝座人”，写沈周，则称其“虽高蹈山林，然亦留心朝事”，写史鑑，称其“颇究心当世务，河渠赋役之属，悉穷其利病……王恕巡抚江南，备礼延见，咨以世务，深器之”。论郎瑛，则言其“时扼腕论天下事”。

                                       ——原载《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