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现海

 

                                                      《明代长城地图绘制与<延绥东路地里图本>考》，《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2期

 

摘要：明朝构建了规模庞大的长城防御体系，反映这一防御体系的长城地图也绘制甚多。其中各镇定期绘制了大量分路地图，是详细反映各路长城具体情况的地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孤本是目前所见仅存的单行路级地图。该图绘制于万历前期，直观反映了延绥镇东路长城防御体系较为成熟的阶段，采取传统的形象绘法，不仅直观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延绥镇东路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面貌，而且较为准确地绘制出了长城设施位置与空间布局，反映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具有依托当时技术条件，追求科学化的努力。

关键词：明代  长城地图  绘制  《延绥东路地里图本》  形象绘法  科学

 

中国古代史料记录，有“左图右史”的传统，体现出中国史学从起源之初，便将地图置于与文字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先秦时期最早形成的典籍之一，《山海经》原名《山海图经》，只是后来地图部分散佚，仅存文字部分，遂名《山海经》。随着历史的演进，历史现象越来越复杂，文字信息含量大的特征，逐渐使其成为历史现象的主要载体，而直观却信息量有限的地图，逐渐退居次席。伴随印刷术的发展，书籍刊刻越来越容易，文字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地图的地位进一步下降，逐渐处于边缘位置，甚至以记录地方历史、地理为体裁的著作，也从图、文并重的“图经”，逐渐转换为以文字为主的“地方志”。^[1]不过地图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被完全冷落。军队在行军作战过程中，中央为了解边疆情况，都需要绘制地图，从而直观地展现军事地理状况。为此，中国古代不断绘制出大量的军事、边疆地图。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地图不如文字那样便于刊刻，因此单行本的地图绝大部分都已遗失了。在保存下来的地图中，明清部分占据了最大分量。本文尝试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目前仅见的明代路级地图《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孤本为个案，结合明代长城地图绘制制度，考察明代长城地图绘制的目的、内容、方法，并对其与图籍的不同定位及时代特征展开分析。

 

一  明代长城地图的绘制传统

 

    朱元璋出身行伍，是在多次大规模战争中历练出来的君主，因此对于关涉战事的各地地形十分重视。且不论在行军打仗中的地图绘制，即使在派遣使节出使时，都命其绘制沿途地形。比如，“吴元年丁未开熙元年三月，参政蔡哲归自蜀。哲还，具言蜀自明玉珍丧后，明昇闇弱，群下擅权。且挟画史以往，图其所经山川扼塞以献。”[2]建国之后，朱元璋命全国行政、军事系统，绘制各地地图，在此基础上编纂而成《大明志》《舆地图》等书。

洪武三年冬，儒士魏俊民、黄箎、刘俨、丁凤、郑思先、郑权上《大明志》，命秘书监梓行，授俊民等官。先是，上令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县八百八十七，安抚司三，长官司一。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六年，令州府绘上山川险易图。十六年，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十七年，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十八年夏，上览舆地图，侍臣有言“舆地之广，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3]

朱棣即位后，延续了乃父重视地图的传统，在即位之初，便分派给事中阅视全国军队，并绘制地图。

己酉，上谕兵部尚书茹瑺等曰：“天下官军建文时多有逃，故其卫所官亦不追补。宜遣给事中等官分往阅视，逃亡者取丁壮补役，近者限一年，远者年半，过期不完者罪该管官旗。仍令给事中，凡其境内山川险易、地理远近，悉绘图进来。若钱粮、军器、舟船之类，亦核实以闻。”[4]

在具体施政中，朱棣也确实经常使用地图。

庚子，上御右顺门，与侍臣论时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至披阅州郡图籍，静思熟记，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迫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5]

在征讨交阯的过程中，朱棣不仅对当地原有地图注重搜集，同时也命令不断绘制新的地图。永乐四年（1406），“己未，敕征讨安南总兵官成国公朱能等曰：‘师入安南，下郡邑，凡得文籍图志，皆勿毁。’”[6]兵部尚书陈实奉命征讨交阯叛乱时，便曾绘制交阯地图。“惟公负才能声望，于其民情俗尚之所安，政令宽猛之所宜，与其山川城守之所备，皆尝图绘而熟察之。”[7]

    作为明朝军队集中分布的地区，北部边疆自然是地图绘制的重点地区。朱棣曾命各镇绘制军队设施、马匹分布情况。

（永乐四年九月）大同镇守江阴侯吴高奏言：“比奉敕，令臣等计议畜马事宜。谨按视所属地方，惟大同东北猪儿庄，西至云内、东胜等处，外有赤山、榆杨、叠白等关隘可守，东西阻险。其内延壕四百余里，水草便利，可以孳牧。若给与军民畜养，则屯种之地少有空隙，未免妨农。谨上地图，伏惟圣裁。”上览而是之。[8]

（永乐四年十一月）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按视陕西所属平凉等府堪牧马之地十有八处，宁夏之察罕脑儿、铁柱泉，平凉府之麻务川、子策、底川、红城川、固原里、白崖、双井，巩昌府之庙山、长小城、芦子沟，凤翔府之小寨、雪白里，陇州之咸宜，西安府之桑家庄、终南里、利翟里。”并图上其他。命吏部各立苑名设官理之。[9]

明前期形成了长城地区每三年一次，造册画册，反映长城防御情形的制度，并得以长期推行。

丁未，兵部尚书马文升等言：“故事，各边军马数目，地方图本三年一造册奏报，恐其间消长参差，卒然有警，难以调度。宜自今改议，地方稍远者岁一报，而边方多事之地岁再报，奏报之法不须造册具名，第以章奏具书见兵几何，其中骑几何，步几何，任战者几何，常操者几何，冬操夏屯者几何，有故者几何。其岁再报者期以夏冬之季至部，一报者期以冬季至部，有后期及数目不明者，奏请处治。其三年造册画图，则宜如旧兼行之。”上曰：“可”。[10]

这里的“各边”，所指即为北部边疆的长城地带。作为佐证，以下史料同样反映了这一制度。“兵部奏：西北诸边，凡军马、城堡、器械，旧例三岁一阅视。近因言者建议，令巡按监察御史岁一阅视，恐徒为劳扰，请仍照旧例。从之。”[11]

从下面史料，可以看出明朝三年一绘长城地图的制度，取得了很大成效，明朝掌握了不同时期各军镇大量的地图。“一日，（王）振召兵科给事中蒋性中至一处。……蒋既见，乃是索《辽东地图》。言毕，蒋遽出图，乃太宗朝所画，久藏兵科，后来图籍厝压其上者甚多，寻之数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12]

    由于长城地图绘制伊始，便主要由军镇官员负责，因此这些长城地图较为准确地反映了长城防御的历史变迁。而在这些长城地图基础之上，各镇官员进一步配以文字，从而形成各镇图说。比如隆庆时期延绥镇巡抚郜光先绘制了延绥镇图，总督陕西左侍郎高文荐绘制了《延宁甘固四镇事宜图说》。

巡抚延绥都御史郜光先绘本镇形胜图，条为五论以进。一论充足刍粮之实。言该镇主兵钱粮，以岁入较岁用，缺银六万四千余两；加以民屯、盐引，节年多逋，鼓譟脱巾，往事可鉴。即今边患稍纾，客饷幸有余积，请将隆庆六年以后客饷，改充主饷，庶多寡通融，而士马给足。一论筑削边垣之实。言中、东二路边垣，俱系冲要，亟宜修筑。计费银三万一千余两，而本镇所储糜粮仅三之一，请以本镇所省客饷银二万充之。一论酌修城堡之实。言本镇应修城堡共一百八十余所，内极冲应亟修者三十三所，其稍缓者一百五十余所，而沿边之地一望沙漠，既难来石，又难得土，且与大边版筑并兴，人力不给，请申五年损坏包陪之法，督令所司起派人夫，定画年限，次第修举，期以三年竣事为便。一论强盛战兵之实。言本镇原额马嬴共四万六千四百有奇，今见在者才二万四千余耳。乞于太仆寺给发，以备战守。一论振肃纲纪之实。言边境纲纪，全恃赏罚。今宁塞营守备冯守乾、威武堡操守李阶，均属阘葺，无济缓急，宜即罢职，而令能者代之。疏下，户部以主客兵饷难于改给，第令那借补还。兵部以请镇马价发过二万五千，不必更给，余皆如光先言。上从部议。[13]

总督陕西左侍郎高文荐绘进《延宁甘固四镇事宜图说》，因言：“在固家镇裴家川一带，沿河筑墩，置卒以谨侦暸，分兵戍守，以成犄角。洮河刍粮告匮，改贮粮银，训练土著，密置墩塘，添募家丁，抚绥西番等族，分道约束。在甘镇各城堡额兵消耗，勾补招徕，务足原额，各道钱粮本折不一，细加会计，酌量请讨，仍切责屯田，疏通盐引。镇羌、宁远等堡，增拨官兵防守，标下游击移驻高台应援，高阜处筑墩盖房，通贼道路多穵坑堑，结好瓦剌番夷，使为我用。在宁镇平虏、黄硖、广武等处，修复边墙、关隘，斩削沟岔，山坡横城马头一带高阜，应筑短墙，低洼采造排栅，仍五里筑墩，昼夜瞭望。中卫、胜金关地方，每处置房百间，拨委官军戍守，并修复关东旧威济堡，开浚贺兰山下古渠。灵州参将移驻横城，副总兵统军二千，移驻玉泉，与广武游击首尾相联。将玉泉营守备裁革，庆阳官军掣回花马，西安军士仍附游兵，额军逃亡，按籍勾补。在延镇各城堡，去边辽远，宜将响水移之文家岔，清平移之鹰窎山，龙州移之化窑寺北高梁。至于把都、新兴、石涝、饶阳四堡之泉，一并于柳树涧。仍割还永兴堡属神木，以便责成。并修守旧边，添筑寨堡，查拨军余，就便种牧。波罗、大河、镇羌、双山、栢林、宁寨等处，沙岸崩颓，建巨石长桥，以便防守。入卫蓟镇之兵，消耗过半，酌量减罢。各处解边钱粮，取其附近地方，俱改本色收贮备用。兵部覆，上虑该地方荒歉，恐道将偏见，率易更建，或致他虞，仍令文荐会同各抚镇，虚心计永利以闻。[14]

这类地图当时很多，比如流传很广的万历后期宣大山西总督杨时宁撰绘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此外，万历时期撰绘的《庄浪总镇地里图说》也属于这一类。[15]

可见，大体而言，明代长城地图绘制可分为三个环节：各镇三年绘制一次本镇图本；各镇巡抚或总督在此基础上，整合、绘制各镇或所辖诸镇图说；兵部职方司在各镇或诸镇图说基础上，绘制九边长城全图或撰绘九边图籍。长城全图或长城图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嘉靖时期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魏焕分别撰绘、辑录的《九边图论》《皇明九边考》。[16]

不过，在长城地图绘制的三个环节之下，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环节，那就是各镇所辖诸路绘制出各路图。这类图本应是各军镇为绘制全镇图本，而分命诸路绘制的，全镇图本最终在各路子图本的基础上，整合为各镇图本。这类图本之前未曾见到介绍，目前也仅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属于这类地图。

 

二  《延绥东路地里图本》绘制内容与方法

 

台北故宫博物院存《延绥东路地里图本》，据目前所知，为海内孤本，封面为青灰色，经折本，凡 14 折，高 48.3 厘米，宽 25.5 厘米，黃地墨書。封面手写题名《延绥东路地里图本》。该图本绘制了明代延绥镇东路11座营堡，由东至西依次为：清水营、木瓜园堡、孤山堡、镇羌堡、永兴堡、神木堡、大栢油堡、栢林堡、高家堡、建安堡、双山堡，缺最东的黄甫川堡。而且该图本并无残缺，可见最初绘制时，便未绘出黄甫川堡。黄甫川堡控制黄河支流黄甫川，因位置重要，万历后期甚至开始设置参将，专门驻守，^[17]一直到明末。该图本未绘此堡，不知是何原因。

《延绥东路地里图本》用黄色丝绢纸彩绘，显示出官方绘制地图在用纸上颇为讲究。全图底色发黄，采取形象绘法，山峰、水道皆用青墨重彩绘制，道路用红色细线绘制。山峰绘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视当地山体体积，绘制一到三座山峰，作为代表。但山峰形状并不规则，又反映出这种抽象性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延绥东路地里图本》边墙绘制较为随意，用青墨笔触稍加勾曲而成。与之相比，城墙、关楼、敌楼、墩台绘制得十分形象。城墙的绘制中，不仅每个城门都绘制出来，有文字标识，垛口也绘制得很清楚；而且还用黄色笔触、蓝砖形状，代表是否包砖，这样每座营堡包砖情况一目了然，显得十分细致。从中也可以看出，每座营堡包砖情况并无规律可循，比如清水营内城大部分包砖，外城皆未包砖；而木瓜园堡没有外城，城墙内侧、外侧都有包砖与未包砖者。

《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关楼、敌楼用红、蓝相隔的方式绘成，蓝色代表城砖，红色代表中间的木制部分，与现实中关楼、敌楼的色彩十分接近。

至于营堡的规模，《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在营堡中间的空白处，用文字标识。比如清水营，“清水营周围长三里零一十八步”。

《延绥东路地里图本》详细绘出了当时的每座墩台，而且都有文字标识，显示是某某墩。墩台大部分用黄色笔触绘制，台顶用蓝色，上面都插有小红旗。营堡外城或距营堡较近的墩台，有绘制出蓝砖者，比如清水营外城便有五座墩台，孤山堡北有一座墩台，神木堡北外城有两座墩台，以及东部有一座墩台，应该是标识这些墩台是包砖的。而未包砖的墩台便采取一般的方式，黄色笔触绘制。

值得注意的是，《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对教场、将台十分注重，每座营堡的这类设施都绘制了出来，二者距离都较近。教场用蓝色笔触绘制了一个矩形的门的形状。将台则是用黄色笔触绘制的一个台子，上插红旗，与墩台较为相似。只有镇羌堡东的将台绘制出蓝砖，下面还有一座黑色拱形门洞，表明该将台是包砖了的。神木堡东南的将台也绘制蓝砖，但未绘门洞。

除了以上长城设施之外，《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也绘制出了相关寨、台。比如清水营边墙处便绘制出了一座依边墙而建的寨，叫“水字二十八□明寨”，形状与墩台类似，只是下半部分用正方形标识，反映出有一个寨落空间。木瓜园堡西南绘制出了“西刚台”，绘制的形状与墩台一样，只是颜色用蓝色，表示包了砖。《延绥东路地里图本》沿边墙绘制出了大量台，每座皆绘制出了蓝色城砖，反映出当时边台都是包砖了的，与边墩、内地的台都未包砖，有明显区别。

延绥镇边墙设有大量暗门，用作秘密通道与排水，但《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仅绘制了孤山堡边墙、镇羌堡边墙的两处暗门，反映出对于暗门不是很注重。与之相比，常常与暗门相邻的水口，都被绘制了出来。水口扼守河道穿过边墙的口子，在漫长的河道线上，显得十分醒目。《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之所以重点绘制水口，应是鉴于蒙古部众注意到榆林地区多山，主要是沿河道南下，既利用河谷旁的平坦地形，又可以喂养战马；相应延绥镇重点防御的地区也是河道一线。而水口作为河道纵深防御的第一站，自然十分受到重视。

《延绥东路地里图本》绘制出了延绥镇东路每座营堡之间，包括未绘制的黄甫川堡与双山堡之间的“地界”，反映出《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对于地界的绘制比较注重。每处地界皆用一座较高的蓝色门楼标识，旁边注“地界”二字。

边墙之外因非直接控制地带，《延绥东路地里图本》绘制得较为简单，仅绘制了山川，用以标识蒙古部众盘踞之处的地形与南下的通道。至于对蒙古部落的介绍，则以图记的形式，简要注明何地区分布着何部落，有多少部众，以及与明朝关系等。比如在清水营边外，《延绥东路地里图本》标注称：“一，边外住牧酋首庄秃赖、明爱下部落夷人摆言、大阿拜等达贼，约有一千余骑，营帐三百余顶，在彼地名青草沟、太平县等处住牧，离边一百三十余里。若从水字八前墩、河口井水路西坡台出没，侵犯迤南府谷县，并川口黄河畔一带地方。”

可见，《延绥东路地里图本》通过形象绘法，直观地展示了延绥镇东路防御体系的全貌，令人一睹地图便一目了然，具有文字所无法取代的直观、整体的优势，尤其是许多信息，比如营堡形状、墩台位置与名称、地界所在，以及整个延绥镇东路长城防御体系的空间布局，都不见于延绥镇相关图籍或地方志的记载，具有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虽然是采取形象绘法，但通过实地考察，可以发现《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反映的延绥镇东路防御体系的长城设施位置、形制与空间布局是相对准确的，写实性很强。鉴于当前榆林长城破坏十分严重，墩台匾额更是早已不存，无法了解墩台原来名称，《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不仅保留了延绥镇东路长城防御体系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于当前定位、命名各种长城设施，尤其墩台的名称，寻找消失的墩台原来所在的位置，也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在近代制图学出现之前，包括中国古代在内的世界古代地图绘制，都呈现与当前科学性、精确性的唯一追求不同，而是受到了宗教、文化甚至个人的巨大影响。这根源于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于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追求。虽然具有这种不同，但地图作为反映历史现象的载体，追求准确性仍然是其内在宗旨之一。具体至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深受人文传统的影响，虽然中古时期便已出现准确绘制地图的原则与方法，但却长期未能成为主流绘制方式。占据主流的，一直都是具有艺术美感的形象绘法。甚至在元、明时期出现“计里画方”绘制方法之后，尤其是明末清初直接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制图学，并开展了全国性的舆图测绘之后，当时地图的主流绘法仍然是形象绘法，可见人文传统对于地图绘制影响至深。

但另一方面，不能因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人文传统占据主要地位，便否定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同样存在追求准确性、写实性的一面。地图毕竟是地图，首先是要准确地反映某一地区的面貌，而不是山水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也有科学性的一面。只是这种科学性是当时人在当时时代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对于准确性的一种追求。用现代科学至上的观念，对此不抱“历史之同情”的批评，显然是以今非古的非历史作法。

 

三  《延绥东路地里图本》绘制时间考

 

关于《延绥东路地里图本》的绘制时间，由于该图未明确注出，需结合绘制内容，加以判断。

延绥镇东路最后设置的两座营堡是木瓜园堡与大栢油堡。木瓜园堡建于成化十六年（1480）。“国朝成化十六年设堡，隶孤山。二十三年展中城，置把总官。弘治十四年，募军治为新城。”^[18]大栢油堡，又称大柏油堡，“国朝弘治初增置”。^[19]但成化时期，延绥镇武将已分守此地。成化十九年（1483），“三里塔、栢油川皆郭镛分守地方”。郭镛为延绥镇东路右参将。按照明代军事制度，参将分守地区设施至少为堡，可见成化时期大栢油堡已经建立，系依托大栢油川而建。“别有虏犯其境大栢油川”。^[20]木瓜园堡、大栢油堡在《延绥东路地里图本》都已绘出，据此可以判断该图绘制于成化十六年（1480）之后。

明代延绥镇分为东、中、西三路，由于不同时期防御形势存在一定变化，因此下属营堡常常发生改属的情况。本属中路，后来改属东路的城堡有高家堡、建安堡与双山堡，而《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三堡皆绘制出来。如果能找到三堡改属东路的时间，有助于进一步判断该图绘制时间。

高家堡位于今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21]成化八年（1472），高家堡隶属东路。吏部右侍郎叶盛奏：

今拟于东路清水、孤山、镇羌、栢林，中路平夷、怀远、威武，西路清平、龙州、镇靖、靖边十一堡，各拨骑兵一千守之；东路神木县、高家堡，西路安边营，各拨骑兵三千守之；中路双山、波罗，西路宁塞、定边各拨骑兵二千守之；中路榆林城拨骑兵五千守之。^[22]

至迟在成化十六年（1480），高家、建安、双山三堡皆已改属中路。

调宁夏副总兵都督佥事李璵充榆林副总兵，协守中路；甘肃左参将署都指挥佥事刘文充宁夏副总兵。初，兵部尚书余子俊奏：延绥屯兵三路，以备虏患。东路神木堡，西路安边营，山势峻险，虏难轻入。惟中路榆林，东有常乐、双山、建安、高家四堡，西有响水、波罗、怀远、威武、清平五堡，南有归德、鱼河二堡，地势平旷，可以通骑，主将一人难于应御。宜视宣府、甘、宁之例，增设副总兵一人协守。有旨，命拟议堪任者二人以闻。于是，子俊等以璵与文可。遂调璵而以文代之。^[23]

这一时期双山堡属中路的另一记载是成化八年（1472），“中路双山、波罗，西路宁塞、定边，各拨骑兵二千守之。”^[24]

此后，高家堡、建安堡、双山堡的归属，在明实录的记载中，并无明确记载。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撰成的《边政考》一书中，高家、建安、常乐三堡仍属中路。^[25]嘉靖二十九年（1550），建安堡隶属高家堡管辖。^[26]可见，《延绥东路地里图本》的绘制应晚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

至迟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高家堡、建安堡已改属东路。

乙卯，总督陕西徐三畏请修筑延东一带土堡，用砖石包砌。先支班价银三千两，发东路神木库收贮听支，将黄甫川、镇羌、栢林三堡三月兴工，当年报完；清水营、高家堡明岁报完。合用夫匠于班军内派拨，匠役粮米于各仓堡罚治。至于建安、大栢油、永兴、孤山、木瓜园五堡，俱如议次第，可不烦内帑而固边防。兵部覆上。从之。^[27]

而同年修成的（万历）《延绥镇志》明确将高家堡、建安堡、双山堡皆归为东路。^[28]万历四十三年（1615），高家堡明确属东路。“丙申，兵部据延绥抚镇官塘报言：‘……延镇不旬日内，中路波罗，西路砖井、宁塞，东路高家堡、栢林、大栢油堡，并受侵犯。……’”^[29]但由于高家堡、建安堡、双山堡改属东路时间不明确，《延绥东路地里图本》绘制时间的下限尚无法进一步确定。

建安堡、高家堡从中路改属东路的变化，应与边墙重修有关。嘉靖二十五年（1546）重修榆林边墙，将双山一段放在了中段、东段之间的模糊地带，相应将建安堡、高家堡明确归属于东段。

总督陕西三边曾铣，巡抚谢兰、张问行等奏：“延绥密与套虏为邻，自成化间都御史余子俊修筑边墙，东自黄甫川起，西至定边营止，延袤一千五百余里，岁久倾颓，余址间存，不异平地。嘉靖九年，总督尚书王琼修花马池边墙一道，自宁夏横城接筑至定边营，约三百余里。而自定边营至黄甫川一带，依旧无墙。连年虏入，率由是道，所当亟为修缮。第地里广远，工程浩大，势难责效，期月宜分地定工，次第修举。西起自定边营，而东至龙州堡，计长四百四十余里为西段，廼环庆、保安要塞，所当先筑。自龙州堡而东至双山堡，计长四百九十余里为中段。自双山堡而东至黄甫川，计长五百九十余里为东段。岁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庶几保障功完，全陕攸赖。乞破常格，发帑银如宣大山西故事。”

世宗的意见是：“第此边境，千里沙漠，与宣、大地异，只可就要害修筑。兵部其发银二十万两予铣，听其修边、饷兵、造器，便宜调度、支用，备明年防御计。”^[30]但直到两年之后，也就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朝才再次将重修榆林边墙提到了议事日程。

总督三边尚书王以旂议上修边事宜，言：“延绥一镇，自定边营瓦楂梁至龙州城为西段，自龙州至双山为中段，自双山至黄甫川为东段，东西延袤千五百里，力难并修。西、中二段，旧为虏冲，而西事尤急，今宜先事于西。第地歉民贫，工役无措，欲量调三镇军夫，并派西凤、延庆等府州县民壮，及多方召募，可足三万人，俟春和无警工始。定边营以至龙州，期以二三年竣事，则平、固、延、庆可保无虞。其中段仍督本城堡官军，随宜修筑。”因条具计夫役、慎防护、筑边墙、筑墩台、设城堡、备钱粮、分委任、计物料、专责成、议帮修、设防守、议屯田、核班军等事。兵部议覆。从之。^[31]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宗对“复套”欠缺信心，严嵩将之作为扳倒政敌，支持“复套”的阁臣夏言的契机，最终世宗杀死夏言、曾铣二人，明朝政局一时血雨腥风，重修榆林边墙之事作为曾铣的建议，自然无人再敢落实。直到两年之后，才再次提及。而这次的意见，明确将双山堡边墙划归于榆林东段边墙。但双山堡边墙划归榆林东段边墙，是否便意味着双山堡从隶属关系上由中路改属东路，尚不能想当然地判定。如果双山堡由此而改属东路，那么《延绥东路地里图本》绘制最早应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但更为准确的时间从这一线索仍无法查考。

    值得注意的是，《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在清水营边外标注：“边外住牧酋首庄秃赖、明爱下部落夷人摆言、大阿拜等达贼”。查《明神宗实录》，可知万历前期，庄秃赖、明爱曾驻牧于延绥镇外，但后来反叛，进攻甘肃，没有取得太大斩获后，再次向明朝请求朝贡。

总督三边兵部左侍郎梅友松等言：“庄秃赖、明爱台吉原系榆林市虏，盘住河西，曾一挫于甘镇，再挫于肃州，二酋挟忿图报，行过肃州剽掠生事，本当革赏，但主酋言曩追还人畜，听从罚服，其阳顺阴逆，虽不可知，而追罚效劳，亦当激劝。请如例给赏放还，擒虏失事官，量加罚治。”从之。^[32]

对于二部的朝贡请求，明朝虽表示了同意，但中间态度有所反复。^[33]而二部一年以后便再次进攻明朝。^[34]之后，虽然明爱仍在延绥镇边外活动，但庄秃赖却不再出现。“惟吉能及东路沙计、明爱等，犹恃地险虏强，于四月内哨聚高家、栢林边外，仍挟讨王印等十事。”^[35]

至于摆言、大阿拜，前者为明爱之子，后者为属部。在万历后期明爱死后，二人曾进攻明朝。

甲辰，摆言、太本拜（应即大阿拜）等酋率千余骑犯边，我兵击走之，斩首四十四级。^[36]

当臭栢、油沙之歼明安也，众虏拥蔽争死，其子摆言大怀仇十五年矣，益以本拜、火落赤为之羽翼，遂合力内向，则今日之小胜未可恃，异日之大举甚可防，此延绥之情形也。^[37]

明朝最终将摆言纳入朝贡体系。“许火落赤、摆言、汰沙计三酋复通贡市，三十一年以后恭顺者，俱准补赏。仍敕将领加意堤备，听督抚指授战款机宜。从徐三畏、涂宗濬之议也。” ^[38]

从以上论述可知，庄秃赖、明爱率部住牧延绥镇边外，是在万历十九年（1591）之前，之后庄秃赖、明爱先后身死，子嗣或属部开始独立住牧于延绥镇外。鉴于《延绥东路地里图本》标注者是庄秃赖、明爱率部住牧情况，因此该图本应绘制于万历十九年（1591）之前。

 

四  《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与（万历）《延绥镇志》的比较

 

可进一步证明《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修于万历前期的证据是，通过将其与完成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万历）《延绥镇志》相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在营堡规模的记述基本一致，在营堡形制的绘制上非常相似，而《延绥东路地里图本》所绘墩台比（万历）《延绥镇志》记载的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到了万历时期，延绥镇营堡规模、形制已基本固定，而墩台则伴随军事形势的变化，可以不断增修。

但这并不等于说，晚出的（万历）《延绥镇志》在史料信息上，可以取代早出的《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与前者相比，《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不仅内容要比（万历）《延绥镇志》地图要远为丰富，而且许多内容都是（万历）《延绥镇志》文字部分也没有的。

首先，《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为彩绘，山川、营堡、墩台、红旗更为原始而逼真，这是单行地图的优势与特征。与之相比，（万历）《延绥镇志》由于是刻本，无法像绘本那样绘制得更为形象，在图例上更为抽象、简单一些，也并未彩绘。

其次，《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在营堡绘制上，相对于（万历）《延绥镇志》更为详细。（万历）《延绥镇志》仅简单地绘制出了营堡形状，而《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则详细地绘制出了城门、门楼、角楼、城墙分层与包砖情况，各营堡防御的的设施种类与空间布局一目了然。

第三，《延绥东路地里图本》营堡图形内，标注有营堡规模，比如清水营图形内，便标注：“清水营周围长三里零一十八步”，（万历）《延绥镇志》营堡图形内未标注营堡规模，而另有单独的章节介绍这一内容。也就是说，作为地图，《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尽力将更多的信息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示出来，相应内容要比（万历）《延绥镇志》地图丰富。

第四，《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将营堡周边的附属设施，比如教场、讲台也都绘制了出来，并有门楼图形加以标识。而这种内容在（万历）《延绥镇志》中是没有的。

第五，在墩台绘制上，《延绥东路地里图本》详细绘出每座墩台，以及其周边地形，且皆标明名称，墩台在长城防御体系中的空间位置与作用一目了然。而（万历）《延绥镇志》墩台绘制方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边墙以内墩台，绘制很少，远不如《延绥东路地里图本》那样丰富，却同样绘出了具体位置、周边地形，并标注名称。以清水营为例，《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在清水营周边，绘制出了石窑儿墩、三岔墩、平虏墩、瓦窑梁墩、韩家墕墩、护城墩、五里塔墩、孤圪塔墩、三里塔墩、梁家庙墩、敌胜墩、宽平墩、界碑墩、黄□墩、山神堂墩、草梁山墩、吴坨梁墩、□墕墩、平虏墩（又一）。而（万历）《延绥镇志》仅绘制出了孤山墩。从孤圪塔墩、孤山墩的不同称谓，可以看出虽然《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万历）《延绥镇志》反映的时期大体相同，但却是由不同人撰绘而成。另一种是边墩的绘制，（万历）《延绥镇志》仅简单、机械地绘出了墩台形象，且皆未标明墩台名称。而边墙上的寨落也未标出，一概混于墩台之中，这与《延绥东路地里图本》相比，差距更大。虽然（万历）《延绥镇志》指出清水营有“墩台三十二座”，比《延绥东路地里图本》绘制的要多，反映出延绥镇在万历中期又修筑了不少墩台，但却并未记载具体有哪些墩台，仅记载了部分墩台的防御形势。

本边城雄峙山麓，西北皆逶迤石径，殊足为守。第水字七墩西空，吻河难防，即缮筑墙垣，随修随废，无险可凭。水字一墩、十七墩、二十一墩、二十八墩共四墩，俱系偏坡水口，贼讧要路。[39]

最后，在边墙外，《延绥东路地里图本》通过题注的方式，概括边外蒙古情况。而（万历）《延绥镇志》则在边墙上绘制出了山川、城池。

总之，通过以上对比可见，《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作为单行的长城地图，不仅要在地图中反映出尽可能多的内容，绘制内容远比（万历）《延绥镇志》地图部分要丰富；而且竭力通过一幅地图展现延绥镇东路的整体面貌，因此不仅有许多内容是（万历）《延绥镇志》也没有的，而且反映得更直观，更立体，达到一览而知的目的。这是单行地图相对于图文并存的图籍的最大优势。

 

结语

 

    明朝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九边长城防御体系，中央为了解长城防御体系的具体情况，规定每三年各镇绘图造册，向兵部呈报。各镇为完成这一任务，责成各路绘制各自所辖地区地图。相对于九边全图与各镇地图，各路地图由具体任职于各路的官员绘制，由于熟悉当地情况，绘制十分具体而细致。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孤本是目前所见仅存的单行路级地图，绘制于万历前期，直观反映了延绥镇东路长城防御体系较为成熟时期的整体面貌。该图作为单行的长城地图，采取传统的形象绘法，不仅绘制方法较晚出的（万历）《延绥镇志》地图更为直观而立体，所载内容远超（万历）《延绥镇志》地图部分，甚至部分内容为该书文字内容所未载，达到了一览而知当地情形的目的，反映出单行地图相对于图文并存的图籍，具有自身的特点与优势。该地图虽采取形象绘法，但对于长城设施位置与空间布局的绘制，较为准确，写实性很强，反映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具有依托当时技术条件，追求科学化的努力。相应，《延绥东路地里图本》不仅是整体而直观展示万历前期延绥镇东路长城防御体系的珍贵史料，而且是当前调查、认证、恢复这一地区长城资源，制定相关保护措施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