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互动与共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赵现海

明清时期，不断出使北京的朝鲜燕行使节对沿途见闻，出于朝鲜官方要求与官员自身好奇，大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而沿途所存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既给使团留下了雄伟景象，又寄托了朝鲜对明朝故国的追思，从而受到了重点关注与评论。因此，燕行录中关于长城的记述不仅成为除中国史料外，最大与最为丰富的史料载体；而且鲜明反映了朝鲜对明清两个政权在文化上秉持的截然不同的立场，显示出朝鲜在政治上归附清朝的同时，在文化上保持“华夏本位”的优越感，乃至军事上警惕“北胡”的危机感。对于燕行录中长城印象与观念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朝鲜对长城不同的称谓与定位，不仅可以看出长城在东亚世界中的形象与地位，而且对于辨析“长城”、“万里长城”称谓来源及其在前近代的流行情况给予确实的考证。本文尝试从“长城文化史”的视角，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系统考察，并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朝鲜士人对中国认识的时代变化与观念变迁。

一  明清时期朝鲜对长城称谓的变化

较早对明长城展开较多记载的朝鲜官员，并非燕行使，而是漂流官员崔溥。明朝弘治元年（1488），朝鲜官员崔溥奉差于外，遇暴风袭击，一行人由济州岛漂流至杭州，受到中国官民之热情款待，由杭州护送至鸭绿江。归国后，崔溥将这一经历写成《锦南漂海录》，真实地反映了弘治初年中国之社会面貌，在朝鲜不断重版，在日本也有版本问世，在15世纪以后的东亚世界影响很大。在该书中，崔溥简要概括了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分布格局。但缺乏对于重要长城段落的详细记载。比如对清代燕行使记载甚为详细的山海关及附近长城，仅稍记其地形与秦长城，而不及徐达修筑长城之事。“有孤山临海滨城，北有角山屹立，山海关当其中。北负山，南带海，相距十余里，间为夷夏要险之地。秦将蒙恬说筑长城，跨出于角山之腹，迤迳为卫之东城，以达于海。”[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长城由于尚在使用，故而崔溥只是分别记述了各种设施，称边墙为“长垣”、“长土城”、“长墙”。[２]崔溥还对附会孟姜女故事的山海关标志性遗迹望夫石也有记载。“关外有望乡台、望夫台，谚传望夫台即秦筑长城时，孟姜女寻夫之处。”[３]此后朝鲜使节对于孟姜女故事与二石，以及塑立孟姜女之贞女祠的记载，便成为有关山海关之重要内容。[４]燕行录关于姜女祠逐渐丰富之记载，反映出明清时期孟姜女故事、文化不断发展、流衍之历史脉络。

上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中国学界引起巨大争论的林霨著《长城：从历史到神话》（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对西方传统的长城观念与研究展开了颠覆性挑战，林霨从词源学的角度，从根本上颠覆了“长城”这一称谓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很少出现“长城”一词，目前英语“Great Wall”对应的中国古代建筑，包括了城墙、垣、塞、障、城，而甚少指代长城；相反，中国古人称之为“长城”者，并非专指汉人之城墙，还包括游牧民族之城墙。不仅如此，明朝人甚至讳称“长城”，只名之“边墙”。因此，“Great Wall”更应对应“城墙”，而非“长城”。与“长城”相比，“万里长城”一词与“Great Wall”内涵更为对等，但“万里长城”作为英语的对等词，其广泛使用应该只是一个现代现象。事实上，中国“城墙”修筑包括了秦朝、两汉、北齐、隋朝、明朝等多个阶段，由于年久失修，明以前之“城墙”很早便已消失，目前“城墙”大多是明朝修筑的。因此西方长城史研究者一再指出的秦长城，其实只是明长城，并不能以明长城作为中国长城，尤其秦长城之普遍代表。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各朝修筑之“城墙”并没有循着唯一之路径，而是存在一系列“城墙”，它们根据不同防御需要而修筑。因此，只能分别考察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同地段、不同战略层面的“城墙”，而不能将之连接起来，构成一条独一无二之“长城”，一体考察。

林霨对“长城”、“万里长城”概念的解构存在一个问题，虽然中国古代并未长期、普遍地以“长城”、“万里长城”称谓当前我们称之为“长城”、“万里长城”的建筑，但“长城”称谓在西汉时期已甚为流行，以至于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之书信也以“长城”为疆界。虽然中国古人称谓仍在使用之军事工程时，为准确、具体起见，多进行仔细地分类，这才有墙、沟、城、营、堡、寨、墩、台等多种不同称谓，有时为语词驯雅起见，也不断地变化说法，但仍然不可否认的是，长城是所有这些称谓中内涵最为广泛者，也是古人在笼统称谓所有这些工事时的一种泛称。林霨所称明代讳称“长城”，名之“边墙”并不符合史实，明代史籍中“长城”之名大量出现，“边墙”却只包括墙体。而且至迟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作为边防象征之“万里长城”用法。刘宋檀道济被宋文帝诛杀时，愤曰：“乃复坏汝万里长城”。[５]两宋以后，以万里长城为喻之现象逐渐增多，且有直接称秦筑万里长城者。如欧阳修称：“于是，遣将军蒙恬筑万里长城，以防胡人。”[６]弘治十四年（1501），吏部右侍郎王鏊奏请于北边长城军镇设立节制诸镇、统一事权之文官总制，“命出则出，命止则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绥有急，大同不得不赴。号令严肃，声势增重，隐然有万里长城之势矣。”[７]实有以明中期北边长城军镇事权统一，故将之视为军事一体，甚至建筑一体之万里长城的意味。清朝官方亦继承了明代“万里长城”之称谓，如《钦定盛京通志》，便指出皇太极时，“诸臣群下倍感万里长城守岂易，何处无可入之地”。[８]虽然目前所见官方史料所载“万里长城”之称谓，正如林霨所称，并不普遍，但这并不能作为这一称谓在中国古代较少使用或者并不流行之证据，这在于长城在每一时期官方文献中，出于准确化的需要，多被具体化为某种形式建筑，而较少笼统、模糊地称为“万里长城”。其实比拟性质之“万里长城”之经常出现，已可说明“万里长城”之称谓实已普遍流行，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与文化象征。

而明清燕行录的记载也进一步印证了明清时期“长城”、“万里长城”之称谓在整个东亚世界，也逐渐呈现逐渐普遍之历史趋势。嘉靖十三年（1534），朝鲜官员苏世让接近山海关时，记载了目睹长城之情形。“北望长城，横截山腰，随高低起伏，宛然若白龙蜿蜒之状。”[９]万历二年（1574），朝鲜官员赵宪、许篈出使明朝，分别将沿途见闻记为《朝天日记》、《荷谷先生朝天记》。前者对专辟《烟台》一目，对辽东镇烟台防守形式与摆边弊端进行了论述，并明确称“长城”或“长墙”。 [１０]后者对辽东、蓟州镇“长墙”、“烟台”（墩台）及各种设施之间的距离、周边地形皆有详细描述，对当地风土人情也有记载。[１１]可见，与明朝流行的“边墙”、“墩台”称呼不同，朝鲜更习惯于“长墙”、“烟台”之称谓。进入清代，使节笔下“烽台”、“墩台”、“长城”、“万里长城”称谓逐渐增多。如康熙二年（1663），李俣《朗善君癸卯燕京录》记山海关“九门在长城之外”，“长城屈曲，横亘山腰”。[１２]康熙七年朴世堂《西溪燕录》载：“未至山海关数十里，望见长城，起海岸，跨山包岭，逶迤而北，粉堞如云，绵亘无际，实天下壮观也。”[１３]康熙十七年（1678）金海一《燕行录》记：“长城城上有孤庵，绝顶平临大海南。”[１４]洪大容《燕记》便记：“自沈阳每五里，有烽台及汛堠，墩台可数丈，上为短女墙，台下列烽筩，如大瓮者五，汛堠如我国旌门制，上加短【竹盾】。”[１５]并称：“长城跨北岳大脉，由居庸古，东北驰千里，耸峙于角山，大断为平地，南二十里，至于望海亭。”[１６]徐命臣《庚辰燕行录》亦称秦修“长城”。[１７]朴趾源《热河日记》记“长城险要之地，莫如古北口”，“今中夜独立于万里长城之下，月落河鸣，风凄【虫粦】飞”。[１８]

清代时，朝鲜使节朝贡路径山海关时，便多记载了祭祀孟姜女之贞女庙旁之对联。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鲜使团书状官韩祉《燕行日录》记：“庙柱左右有题曰：‘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惟贞。’乃文天祥笔迹云。”[１９]乾隆二十五年（1760），朝鲜使团副使礼曹判书徐命臣亦载《庚辰燕行录》，称：“祠内左右悬牌，左刻：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右刻：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犹贞。书以文文书所知，未知果然否？”[２０]乾隆三十年（1765），朝鲜使团书状官子弟洪大容有《燕记》，亦记载了这一对联，只是字句稍有差异。“柱联一对，传是文丞相笔，曰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不死也，千年片石留贞。”[２１]文天祥兵败被俘送大都（今北京），一直系于监牢，应无机会赴山海关书写此联。孟姜女祠普遍修建潮流在于明中后期，故此联应为明中后期人，至迟清人所撰。康熙十六年（1677）孙万雄《燕行日录》称山海关附近“万里长城萦绕山脊矣”。[２２]康熙二十五年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记：“夕到山海关，层峰叠障，簇簇巉巉，若万马奔驰状。层城粉堞，罗络横亘于山之腰脊，真天府金汤也，世称此乃秦始皇所筑万里长城。”[２３]康熙六十年（1721），李正臣《燕行录》载：“而所谓望海楼，即万里长城楠边城尽处也。”[２４]雍正七年（1729）金舜协《燕行录》记：“所谓角山寺，在医巫闾山角，而秦皇所筑万里长城城傍也。”[２５]乾隆四十五年（1780），随使团赴京之朴趾源撰《热河日记》，更发出感慨“不见万里长城，不识中国之大”[２６]的感慨。[２７]

二  燕行录中清代明长城保存状况之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清代长城军事作用大体丧失，清朝亦基本不加修缮。比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闵镇远《燕行录》载：“而长城多颓圯处，历路许多城郭举皆崩坏，而一无修改之事。岂欲与明朝相反而然耶？未可知也。”[２８]因此清代朝鲜使团笔下关于沿途长城建筑之记载，便保存了近代以前蓟州镇、辽东镇长城遗迹状况。朴世堂《西溪燕录》简要概括了山海关之地势。“关在平地，北倚角山，南临渤海。山海之交，其间仅十余里，殆天设险，以卫中国。”[２９]康熙二十五年（1686）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记载了镇江以西八百余里城堡分布状况。“明朝则自镇江至边城周流河白旗堡八百余里，之间镇堡连续，荒城废堞，至今尚存。自小黑山以后，连设烟台，以砖石筑之，用灰填其罅隙，台之周可四五十步，高可四五丈，其上可容四五十人，而十里、五里相望不绝，连亘五六百里之间。”[３０]康熙四十年（1701）孟万泽《闲闲堂燕行录》记载宁远城在明清战争半个多世纪后，仍是一片废墟。“今则譙堞毁坏，壕堑湮塞，已无旧时模样。居夷尠少，闾里萧条，如新经乱离者，然亦一伤心处也。”[３１]闵镇远《燕行录》亦载宁远城称：“宁远有内外城，周十余里，城堞尽皆颓圯，不为修葺，所见愁惨。”记小黑山故城称：“小黑山有故城遗墟，居民曰：‘皇明全盛时，设置重镇于此，城郭完固，村闾栉比矣。兵火以后，荡为灰烬。’近来人民稍稍入居，仅至数十户云。”[３２]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燕行日记》亦称：“至松山堡城，皆残夷，独北边一带犹存，而亦太半颓落。”[３３]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记宁远卫及其东西长城遗迹，又指出民间尚有拆取长城砖者，这与当代长城破坏颇有相似者。“此地（宁远卫）内外城堞，未知筑于何时，而今皆颓毁，无一完存处。虹门内左右甓石，间间破落。城中人皆取去，筑墙垣造炕壁。沿路所过，自永平府以后，无论州县铺驿，到处皆有城，而一皆任其颓落，不为修筑。山海关以后，墩台或五里十里，处处相望，而今则已成无用之物。”[３４]此外又记辽蓟墩台规制与保存状况。“自辽沈以后，路上多烟台。烟台之制，或方或圆，方者一面可三丈余，圆者可围十九把，高五丈以上，以砖夹灰筑之，四围如削，近上三分之二。开前后两门，仅容人，其上下必有云梯矣。台上有一层台，高可半丈，是则将领所坐处也。上下台皆有垛堞。近则五里，远则十里，碁置相望，一台以百人守之，有警则放砲相报。初出于戚继光所创，其意诚非偶然，而今来见之，多有毁破者矣。”[３５]李正臣《燕行录》载：“烟台形制以甓累筑，而圆长可三四丈，下广上锐，上设堞开砲穴。又凿一大穴于上端，以通人，由梯升降。或二三里一设，或数百步一设，平野高阜，星罗棊布，殆不可计。自过沈以后，至山海关乃止，盖以野中无山，置此以代烽燧，置砲火以伺备胡人者云。”[３６]

乾隆以后，燕行使对辽蓟长城记载愈为详细。徐命臣《庚辰燕行录》对辽东镇城池、烟台原貌之情况，详细记载，并对山海关附近烟台规模、密度有所概括。“自小黑山有烟台，以石作地台，三四层，以砖筑之，周围如环，高十丈余，上有将台、女堞，之内可容百人。如是者三四里一台，六七里一台，连络不绝，至关外而止。”[３７]洪大容《燕记》则记载了山海关之宏大规模。“长城之内，别筑关城，曰山海关，即天下第一关也，徐达所创也。关城周八里，门四，池广二丈，西城周六里，东城周三里，南城周三里，北东周一里余。连环五座，或称五花城，雄富可埒沈阳。”[３８]以及关外墩台分布情况。“关外数百里，烟台相望，戚将军所筑高七、八丈，或圆或方，不过数十步。”[３９]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輶轩续录》记载时人称山海关“蒙恬所筑谓之老边墙，中山所筑谓之新边墙”。[４０]虽然历经二百余年，但辽东长城在晚清之时仍然十分坚固，这从山海关将台保存状况便可看出。“地道虽已湮废，而雉堞无一颓圯。且想其当日气势之雄、力量之大，犹足以身作长城，不许一骑入关，可指其作用终非庸人，而中原人力之殚于此。”[４１]乾隆四十一年（1776），李【土甲】《燕行记事》不仅详载沿途所经地名及里数，明代长城遗迹成为其重点记述内容，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空间格局亦借此得以展示；而且对山海关地势、遗存描写尤详。[４２]乾隆四十五年（1780），卢以渐《随槎录》记明辽东镇墩台格局时称：“而相其地形之高低，或十里一台，或五里一台，或十五里一台，取其相望之宜也。台高几十丈，台体几数十围，台中空处可容守直军数十人，而又凿攀登之级于台腹，使之登而报警。台前设五个烟筒，高数三丈，□数围，盖夜警则登台举火，昼警则烧狼粪于烟筒以报者也。”[４３]《蓟山纪程》不仅非常细致地记述了沿途所经城堡现状，而且进一步区分了不同地区墩台分布密度。“关外则或十里、五里一台，关内则每五里相望不绝。以砖石夹灰筑之，四周如削，高可十余丈，周可十余围。其制或方或圆，上下用云梯，而坮上有垛堞，穿砲矢穴。每一坮以百人守之，有警则放火砲相报。”[４４]朴趾源《热河日记》则对山海关、将台专题论述，并发出了如下感慨。“不见万里长城，不识中国之大；不见山海关，不识中国之制度；不见关外将台，不识将帅之威尊矣。”[４５]在记述辽蓟长城之外，朴趾源还对古北口长城有所记载。“行至长城外，缘山为城，参差曲折，其冲处建空心敌台，高可六七丈，广十四五丈。凡冲处或四五十步一台，缓处或二百步一台。每台百总守之，十台千总守之。每一二里间，铃铎相问，一人有警，左右举烽，分传数百里间，皆见应速，而备豫皆戚。”[４６]咸丰十年（1860），朴齐寅《燕槎录》记载了山海关至北京墩台分布情况。“自山海关至皇城，沿路每五里筑烟台，台下又筑五堆小台，涂以石灰，画以朱彩，谓之墩台。二里半设铺，筑以泥土，如窟窑。置更夫、巡役、兵丁等几名，冬月守之，夏月废之。铺壁各书某县第几铺，列书吏、更夫、巡役、兵丁等姓名于铺壁。”[４７]

清朝不仅基本不维护明长城，甚至出于军事目的，对长城设施有意拆毁。嘉庆六年（1801），李基宪《燕行日录》便记载了清朝拆毁辽东长城之事。“过土子井、十里岗子始有烟台，皇明防建州时所设，以甓筑之。高可十余丈，广可数十围，或方或圆，而中设将台，制度坚缀。间多破坏，盖清人毁之，而坚不能尽毁云。”[４８]以及琢去碑文“奴酋”等字样的举动。[４９]而墩台周边壕沟也逐渐被填平。“旧有团坮之濠，令填夷云。”[５０]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燕辕直指》专辟《烟台记》一目，对明蓟州镇墩台形制及清朝铲毁壕沟加以论述。“自土井子始有烟台，以至于山海关。其他关隘如古北口、紫荆关等处，亦皆有之，盖戚南宫继光所作八百望是也。其制或方或圆，圆者如坚石础，其围可数十把。方者形如蜂桶，每面广可五丈，高皆五六仞。以上砖灰筑成，四围如削，去台顶三分二对。设二门，仅可容人出入，意其升降以梯，而贼至则去两面。有石槽盖，所以疏台上之水也。台上又有一小台，高可半丈，是则将领所坐处也。上下台皆有垛堞，穿砲矢穴。台之相距，近则五里，远或十里，棊置相望。每台以百人守之，有警则放砲相报，使关外列阵，声势联络，贼至则坚守台外。又有围守穿濠之迹，而今皆填夷，盖清人尝攻烟台，士卒多死，故既陷，辄夷之，而以其坚不能尽毁。”[５１]随着战事消弭，长城军事建筑也逐渐呈现民用化趋势。“自闾阳前后，多以台子名村，有二三四五台子之号，间间叠出，台即烟台也。”[５２]

三  燕行使对明长城之评析与地图绘制

在遗迹记述之外，朝鲜使臣尚对长城有所讨论，已类似于初步研究。如孟万泽便辨别了山海关长城为明长城而非秦长城。“则前日所谓长城，非真秦时所筑也。盖长城距山海关稍远，而东南一峻山，西出校场口，大断为黄土岭数十里，为角山，故山北诸水亦随山而南达于此。当时魏公之设关也，自校场口筑起雉堞，北接长城，西至角山，南入于海，而黄土岭内外皆低陷难守，故又筑九门口于山南，设烟台于北溟山。或云牛背项东麓以备北路。昔闻自成之乱吴三桂引清人击贼，九王穿关而入，八王自关北逾岭而出，攻贼之首尾，其所谓岭□必指此。而今人谓之秦时长城，诚可笑也。”[５３]闵镇远《燕行录》记：“自小黑山东五里许，始有墩台，周围三十步许，高十丈许，以甓坚筑。四面无门，非云梯难上。每五里置一墩，棋布星罗，云是明末为御胡筑此瞭望贼兵。而每一墩费千金，胡骑未遏而民力先竭，以致败亡云，可为痛哭。”[５４]康熙六十一年（1722）俞拓基《燕行录》所持观点则进一步反映出朝鲜官员对长城之批评源于东亚文明“内政优先边防”或“恃德不恃险”之儒家政治传统与观念。“自小黑山始望见医巫闾山，蜿蜒于西北间，连亘数百里，路傍多有烟台，或圯或存，皆明朝备胡时所筑，徒费无限财力，筑此无用小堡。内而用宦嬖用事，外而闒茸充朝，致有甲申之变。痛哉！”[５５]雍正十年（1732），赵最寿《燕行录》则表达得更为明确。“盖自沈阳至山海关，五里筑一墩台，台高数十丈，上可容十数人。此乃皇朝御虏之备，而一台之费，损银千两，皇朝财力盖尽于此矣。关外千里，错落相望，而终未捍铁骑之长驱。守国之道，其不系于城堡可见矣。”[５６]

徐命臣对山海关长城修筑历史、作用进行了追溯与论述。“山海关自秦始皇筑斯之后，明太祖使徐达更为修筑。海边石尽处，镕铁而填海，以石筑其上，每石相接处凿之，如隐钉形，而灌以铁，计高可五六丈。下石上砖，杂之以石灰，其坚无比，飞鸟之外，决难犯越。而明末吴三桂守此城，至于亲毁关门之右边以纳贼，兵其毁处，清人不为修补，而今呀然，可胜痛哉！”[５７]吴道一是最早对明长城边防功能提出质疑与批评之朝鲜官员，他认为长城耗财却无用。“关东民力殆尽于此，仍致人心怨叛，卒启倾覆之祸。古称固国不在金汤，诚确论也。清人之初入燕京也，议者欲修筑关外城池，九王以为明朝之浚民膏血，大肆力于城池，盖备我也，卒乃见夺于我；我则当休养生灵，何用更烦民力，作此无益之举乎？其议遂寝不行云。”[５８]但在此之后，可能是出于对故国宗主之怀念，燕行使对长城大多持肯定、赞扬态度。但与之不同，乾隆五十八年（1793），李在学却认为明长城并非边防之根本。“非不雄矣，而竭天下之财力，作边塞之巨墉，竟何补于开门迎如之时耶？”[５９]嘉庆六年（1801）李基宪《燕行日记》也表达了相似观点。“又北接巫闾，东南至海口，总为三百六十里余所，世传戚继光所筑，或称袁崇焕所筑，而当时财力盖尽耗于此，可谓虚筑防胡万里城也。”[６０]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燕辕直指》亦认为：“噫！烟台未尝非备边长策，而竟致中国虚耗，流寇乘之，毕竟烟台亦归无用，虽曰天运，而亦其间岂无人谋之不臧？”[６１]不过朝鲜使臣对于长城之考察，并非出于学术考察之目的，因此关于长城之正确知识，也相应并未随着时代演进而必然逐渐深入，比如咸丰五年（1855）徐庆淳《梦经堂日史》便人云亦云地记载角山附近长城为秦长城。“过大石桥，自此望见长城，逶迤横行，建于闾山之腰，如蛇行，如练挂马，渐向角山而东。从者言此是秦时所筑万里长城也。”[６２]

正如上文所述，清朝入关之后，出于政治原因，将明长城东端截断于山海关。由于有清一代，朝鲜皆不断与之发生疆界纠纷，[６３]有超越鸭绿江而西北拓展之意图，对于长城这一明显标志疆界之建筑，自然乐于默认清朝之作法，亦认同东界山海关之说。如康熙七年（1668）朴世堂《使燕录》便称：“长城初起处，天下此关头。”[６４]徐命臣亦接受了这一说法，认为山海关之“望海亭在万里长城尽处”。 [６５]上文所引洪大容《燕记》所载亦持相同观点。乾隆五十五年（1790），徐浩修《燕行纪》载：“盛京边墙南起凤凰城，北至开原，折而西至山海关，周一千九百五十余里。”并记述了每一段落之起至及其与朝鲜边界对应之格局。[６６]《燕辕直指》亦称：“自吴王台西行三里至（山海）关，关即长城尽头处也。”[６７]《梦经堂日史》亦载：“至望海亭，一名澄海楼，即山海之南，长城东地尽头也。”[６８]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官员亦曾绘制明长城地图，其中较为著名的一幅为清康熙时期即朝鲜英祖时代李颐命绘《辽蓟关防图》。尤可玩味的是，该地图绘制于明朝早已灭亡之康熙时期，系在朝鲜“事大尊明”文化思潮下，加之与清朝划界而产生政治争竞，甚至军事防备时代背景下而融汇、综合而成。明朝灭亡之后，朝鲜在感念万历援朝、得保政权之下，秉持“事大”思想，仍对前明念念不忘，并出于“华夷之辨”政治意识，以“小中华”自居，从而仍长期保持对清朝在文化传统上乃至政治心理上的蔑视态度，相应深刻影响了对清朝的归属感。[６９]这不仅表现在文化立场对“华夷之辨”的继续坚持，在政治上对清朝保持一定的疏离，而且亦体现于在军事上对清朝再次入侵抱有高度警惕。康熙时期正式开展的两国边界勘定事宜则进一步加剧了朝鲜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不安全感。清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相应将东北地区视为龙兴根本之地，故而非常重视与朝鲜之边界划定。朝鲜出于传统上的争夺、拓展西北领土，将之作为与北方民族之战略缓冲，也非常重视疆界划定之事。康熙时期，清、朝双方从而围绕鸭绿江、长白山，多次展开边界踏查与界定事宜。

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英祖命李颐命绘制边界地图，以作为边界划定、边疆经略之依据，此便为《辽蓟关防图》绘制之缘起。在进呈英祖的《进辽蓟关防图札》中，李颐命直承出于边界纠纷绘制地图之政治目的。“则我国西北边界及豆、鸭两江之外，辽海船路，不合作一图，则彼我接壤处，阙而未备。”为清楚地展示这一区域，李颐命将全图分为十幅。“合图则帖小而难写，不得已作十帖联屏。”[７０]在绘制地图时，李颐命不仅充分利用了朝鲜官方之资料，而且从清朝私购图籍，从而在边界标注上充分作到了知己知彼。“右《辽蓟关防图》，出于臣使燕时所购得皇朝职方郎仙克谨所著《筹胜必览》之书。臣既承移写以进之命，又取清人所编《盛京志》所载乌喇地方图，及我国前日航海贡路与西北江海边界，合成一图。”在序文中，李颐命明确指出绘制该图，系借鉴明朝沦亡清朝之教训，出于防备自古以来北胡对于华夏、朝鲜之进攻。“臣窃稽唐宋以来，胡夷之乱华者，多起东北。幽燕一方先被割据，皇朝定鼎，盖为控制边防壮固，十倍于秦城，创业雄图，按此图亦可见也。及至晚季，民心积怨于掊克，大患终成于诞邻，向之重关巨防，今已荡然残破。况我邦壤地偏小，而边界阔远，西北边人日与控弦鸣镝之士，隔水相语，沿海要冲，亦无谁何！山东之人，近乃东渔于海西。今虽苟安于目前，真所谓何恃而不恐者也！又况臣往来燕路，伏见清人不修内外城砦，惟于沈阳、宁塔增陴峙财，疑亦不自期以百年之运，而常若有首丘营窟之计也。且伏闻徼外诸酋种落日盛，清人岁输金缯几亿万计，又安知阿骨打、铁木真之属，不生于今日？而彼终以宁藩为归，则胜国之两困于女真、蒙古者，事势亦犹是尔，岂可谓无此虑也？”从而告诫朝鲜政权安不忘危，以避免明朝之覆辙。“今臣之进此图者，非敢曰知天下阨塞，将以有为也；亦非欲竭国力而专意边防也，惟愿圣明深察乎边界之难可守、关防之不可恃，而虑患忧难，常若强寇之压境，恭俭节约，以裕民生，使国人知有手足头目之义，追先王未究之志事，戒皇朝末年之覆辙，则国家幸甚！”[７１]

正是由于这一宗旨，《辽蓟关防图》耐人寻味地勾勒出明清在辽蓟长城内外对峙之势，从而折射出朝鲜以明朝继承者自居，在明清对峙格局早已成为故事之时，却仍完整地保留明朝军事格局，并将之作为将来抵御清朝或北方民族之军事战线。在绘制方法上，《辽蓟关防图》所采取者亦为明朝流行之形象绘法。此后二百年间，与中国地图绘制一样，朝鲜地图绘制亦大体在这一脉络之中，这反映出朝鲜地图深受中国之影响，在“计里画方”地图绘制科学传统兴起与西方制图学逐渐传入之后，仍与中国本土一样，长期延续了地图绘制形象化的人文传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东亚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在近代前后内部变革与外部冲击联合作用之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却仍固执地延续着传统的内在路径，构成了近代前后东亚文明的主流特征与一般面貌。而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东亚相对封闭而独立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文明系由中国主导之的相对独立、封闭的文明特征有关。

结论

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在沿途记载了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保护状况，成为前近代时期除中国之外，对明长城记载最为丰富的史料载体，直观地保留与展示了近代以前，今辽宁与河北地区保存状况，为了解这一地区明长城沿革、变化之历史过程提供了资料佐证，有利于当前的明长城勘测的进行与保护计划的开展。

明清燕行录中关于明长城的称呼，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长墙”、“长垣”、“长土城”等称谓逐渐过渡至“长城”、“万里长城”。这一方面反映出伴随明长城在明清易代前后，从一个具有现实功能的边防建筑，转变为较为纯粹的历史故迹，对其的称谓相应从准确、具体，逐渐转变为整体性的概括与历史性的追溯，体现了长城称谓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塑造与层累过程，后现代主义对于词源的解构在这里仍有相当的解释力度；另一方面，明清时期中国本土很早便出现“长城”、“万里长城”之称谓，且前者用于明长城之例非常普遍，燕行录中这两个概念的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受到中国影响，因此西方学者过于强调“长城”、“万里长城”称谓的西方来源与历史背景，将其作为一个较为纯粹的世界近代史的结果，无疑过于夸大了西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也是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历史概念往往走向过于极端的一种反映。

明清时期燕行录对于沿途长城记载呈现了一些规律性现象，比如对于墩台空间分布、结构形式大都进行了详略不等的记述。其中尤值注意的是对关系明清易代的山海关，与关于长城最著名的民间故事——孟姜女传说的记载，都是各种书籍中最为注重的对象，而且呈现出愈来愈详细、系统之历史衍变。而关于山海关的记述与历史评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朝鲜在明朝灭亡之后，仍然出于在政治上感念万历援朝之功，与在文化上的“事大尊周”观念，感怀明朝灭亡，总结历史教训，并自觉继承华夏脉络，以“小中华”自居，仍然秉持“华夷之辨”，对清朝的入侵朝鲜与“北胡”的再次入侵，保持深刻的历史的记忆与边防警惕。这种文化与政治意识，在《辽蓟边防图》的绘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贞女祠与孟姜女传说记载越来越丰富之历史轨迹，进一步印证了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反映出孟姜女故事传说在整个东亚世界，都是呈现逐步发展、演变与丰富之历史过程的。可见，长城不仅是一个物质实体，而且由于其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而在朝鲜士人那里的形象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从而成为一种“长城文化”。相应，未来对于长城的研究，可从文化史角度，对围绕长城所形成的文化现象，进行“长城文化史”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