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扬

一、引言

河南宁陵人吕坤（1536-1618），字新吾，是万历间的经世名臣，他在清道光六年（1826）还获从祀孔庙，被视为一代真儒。吕坤自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至二十五年在刑部左侍郎任上致仕，中间包括自万历六年至十四年任职吏部，及之后大体呈升迁状态的地方为官阶段；[1]万历二十一年后，他便被擢升入京，先后任职都察院和刑部。

史籍对吕坤的记载和评论多为正面。《明史》谓其品行、学术“刚介峭直，留意正学”，并暗示他是因治理山西襄垣“有异政”，才得以调任边关重地大同，并很快转任吏部。他与河南沈鲤、湖广郭正域并称“天下三大贤”的时论，也获记载。[2]吕坤家乡的《宁陵县志》，同样褒奖他为官耿直，治民有绩，受到同侪及民众的称道。[3]吕坤对自己能持正立朝，求效理政，也是肯定的态度。[4]

学界对吕坤的研究，以故多本诸赞许的态度展开。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他具批判精神的思想，令他被认为是反对以王门后学为代表的空疏学术的例子；[5]其中的实学成分，被尤其加以肯定和集中分析。[6]吕坤对社会普通民众，特别是对妇女及儿童的教化和管理思想，还被认为是异于时人并代表朝着务实行动方向转变的独特见解。[7]

有关吕坤的研究，利用其被多次重刊、重刻的《呻吟语》及其经世名著《实政录》的多；[8]他的其他大量著作和在为官时所经历重要事件中的位置及影响，尚有待专门研究。[9]这就包括吕坤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四月上呈《忧危疏》，后以病乞休，并获准致仕，这件能反映当时君臣关系变化的事情。

收录于吕坤《去伪斋文集》中的《忧危疏》，长达7222字，其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被《明史•吕坤传》引述，可见是被后代修史者认为能综合代表吕坤担忧国势的心态及其救时方略的重要文字。[10]该疏内容充实而无浮语，用语也恳切，但其被上呈的行动，并不一定如《明史·戴士衡传》所说，是令吕坤致仕的根本原因，[11]这从在吕坤乞休的同日，河南道御史高举上呈了与《忧危疏》性质类似的《急图安攘要务疏》，却并未因之受责的事实可知。[12]

吕坤在为官时，一直努力与万历皇帝保持和善关系，避免直接提出逆鳞意见。依他这种事君之道，该疏的呈进，便显得太过突然。上《忧危疏》的半月后，吕坤即托病乞休，并获准许，[13]这事情说明，他分明知晓自己势难再留，遂以此申述挽救时弊之见，以待有用于当政者或后来者。

由是可见，同为河南籍的清初名臣汤斌所说，吕坤上疏后，“恶之者中以奇祸，举朝为危。先生（按，指吕坤）不辨，引疾乞休”[14]，并非事实；《明史•吕坤传》就吕坤上疏、致仕事情所说的“疏入，不报。坤遂称疾乞休，中旨许之”，也含糊因果，令条理不明。下文就依循吕坤由山西巡抚入京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至四年后致仕的在京任职经历，讨论这时段中明朝封倭事败对万历皇帝及其对待大臣态度的影响，并在此时政环境下，探讨吕坤被迫求去所受来自皇帝的压力。[15]为使这压力更明确，我们先看看吕坤致仕的来龙去脉和当时的朝廷政治。

二、吕坤致仕与朝廷时政

吕坤致仕，正是在万历中后期朝廷政争日渐激烈的阶段；他决意求去，也有被牵涉入党争、屡受攻劾的因素。但致仕事件本身牵涉的复杂人事关系和政治立场问题，却不是其值得探讨的惟一原因。更值得深究和揭露的问题，是吕坤感觉到了在大臣彼此攻讦之外，有更强大的压力，迫使他必须及时致仕，不可再留。

（一）乙未京察

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吕坤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赴京任职。次年九月，任刑部右侍郎，旋转左，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乞归，得许致仕。

对吕坤的致仕，《万历野获编》“沈四明同乡”条这样解释：“盖吕司寇为富平（孙丕扬）所厚，与沈司马（沈思孝）争为太宰同罢。”[16]郑涵通过分析《明神宗实录》的相关记载，已澄清吕坤和沈思孝的直接冲突并非争为太宰。[17]但二人及他们各属阵营间的矛盾，却对吕坤的仕途有很大负面影响。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四月，吏部左侍郎员缺，吕坤获会推，却被诏别推用。[18]这中间的具体过程为：

先是，科臣杨东明以吏部左侍郎员缺，会推李祯、吕坤，则奉旨另推；戎政员缺，会推李祯、思孝，则钦点思孝……而河臣舒应龙与勘科陈洪烈、刘弘宝及常居敬一时夺职，又疑其喜事挑衅出自思孝，故[思孝]因辩求去，语颇激。上诏：“思孝朕自点用，着供职如故。”[19]    

时任右都御史的沈思孝和大学士张位，是处在与吕坤及吏部尚书孙丕扬对立的政治阵营中。[20]万历二十三年朝觐考察，孙丕扬和考工郎中蒋时馨将与沈思孝及江东之“素善”的浙江参政丁此吕贬黜，双方的矛盾因之更加激化。[21]

最初，万历帝对孙丕扬颇有微词，沈思孝等居上风，但孙丕扬随后拿出了丁此吕的访单，证明“此吕受赃有状，思孝不当庇”[22]，事情便很快发生转机。《明神宗实录》记载当日的情形是：

上谕内阁：……今孙丕扬註考丁此吕贪纵，朕一一览单，该部院公同考察，请自上裁，焉有不当。沈思孝深奖此吕，淆乱公论，朕黜蒋时馨，原非为此。卿等票旨，着丕扬即出，安心供职，以副眷委。随谕锦衣卫，逮此吕来京究问。时丕扬有疏辩论此吕赃迹，故有此谕。[23]

《万历起居注》对明神宗态度的记录更为具体：“[丁此吕]贪纵殊甚，酷害异常，苦毒百姓，几乎成变，情甚可恶。”[24]于是“帝降诏慰留丕扬，逮此吕，诘让思孝”。[25]

但万历皇帝对孙丕扬等的态度，却并未因为在此事中诘让沈思孝而获得根本好转。《明史•孙丕扬传》说：“初，帝虽以夙望用丕扬，然不甚委信。有所推举，率用其次。”[26]吕坤就在丕扬的荐举之列。并且，就在吕坤致仕前，明神宗还惩处了与他同一阵营的杨东明，说他“狂肆无君，逞臆扰乱”。[27]在双方这次的政治斗争过程中，吕坤也受诘责，并上疏乞罢，结果被留中，未予处罚。[28]

之后，双方斗争继续，万历皇帝则态度持正，既不理睬他们互相攻讦，也不许其借故或因责求去。[29]这状态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的三日、四日，孙丕扬和沈思孝先后求去，获得准许。[30]

吕坤因所在的孙丕扬一方与张位、沈思孝一方的争斗而影响仕途，是显见的事。因为万历皇帝在考察的当年，就多次表示厌恶大臣结党，[31]这使他对当时及之后牵涉入党争的大臣都难有好印象。吕坤在这场因乙未考察而起的派系斗争中的立场和上疏的言行，对他在万历皇帝心中的地位有负面影响，于其仕途不利。从朝政的实况看，吕坤致仕十年后，他与沈思孝的对立仍是朝臣未予忽视的政治背景，[32]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再出为官的可能。

但在这事件中，吕坤所受到的政治压力，主要还是来自对手的上疏攻劾，而这是在万历中后期大臣党比、彼此攻讦成为常态的时政环境中，并不稀见的。[33]治政心理及手段均已成熟的明神宗，也不会因此完全断绝言路，逐空所有行政部门的官员。是故，我们考察吕坤致仕事情，除了关注吕坤牵涉的这由乙未京察而起的大臣党争，还需另考虑促成其突然求去的直接和重要因素。

（二）“董、范之议”

吕坤晚年自撰《墓志铭》，其中述评他居朝经历的部分说：“在都四年，与董范之议、朝鲜之议、石门之议，君坚守一说，屹屹不为动。恶之者中以奇祸，举朝为危。君一禀天日，不惩始念。”[34]这措辞表明，在董范之议中的立场，是使吕坤行政空间受限并影响其仕途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是他的态度并未因之改变。[35]

吕坤在“董、范之议”中感受的压力，便是因上言，得罪了先后任首辅的申时行和王锡爵。吕坤的同乡乔胤为杨东明所著《青琐荩言》撰序，说：

彭侍御鲁轩（按，指彭应参）遭谴罢，即闻有欲甘心公（按，指杨东明）与吕新吾司寇先生者，已而果然。盖先是，二三执政别有憾于侍御，欲借湖州事陷之，而吾三人力持不可，故相继斥逐。嗟乎！嗟乎！余何足为国家有无哉，惟是以公有道君子而不得久居谏职，今林居几二十年，发种种矣，与司寇皆屡起不报，徒使天下后世诵其言以忠荩惜之，可叹也。[36]

乔胤判断彭应参被罢遣，是导致吕坤致仕的重要因素。这事关乎万历二十一年发生的湖州之变。具体是苏州吴江民众针对曾任翰林学士、吏部左侍郎、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的湖州府乌程县人董份欺压当地百姓，侵占田产，首先发动骚乱，抢夺董氏的米谷资财。原任国子监祭酒、当时也居住在湖州的范应期同时受到攻击。

    彭应参时任浙江巡按御史，在浙江巡抚王汝训的委托下，与乌程县令张应望接受民状，审理董氏不法行为。范应期虽然财产不及董氏，为恶却更甚，因惧怕审问，范应期之子及他本人先后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和五月自缢。董份便利用这位前国子监祭酒自缢给浙江巡抚带来的压力，助范妻吴氏拟定状词，状告浙江处理此事的官员。结果万历皇帝大怒，逮彭应参、张应望入京，将彭应参、王汝训革职，张应望镇抚司打问，发烟瘴地永戍。[37]

吕坤在该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曾上疏救助受重处的大臣。他于万历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上题本“为儒臣极冤未雪，邪官毒焰愈炽，万死投天，恳乞早赐伸理，以泄幽愤，以申明法事”，后又上《救张应望疏》，认为天威过重，恳乞明正法律，以服公论。[38]时任吏部尚书的孙丕扬也上疏救助。[39]

当时董份虽已致仕，却仍能迅速获悉有关此事发展的重要情报，并有积极反应，可见他有强大的力量配合、支持。这后盾便是在张居正之后位居首辅的申时行和王锡爵。此二人是董份的门生，私人关系也紧密；申时行之子还以董份孙女为妇。[40]而与吕坤有交往的魏允贞、李三才、邹元标等，都与申时行有矛盾。[41]王锡爵也曾和与吕坤交善的乔璧星有由其子王衡而起的冲突。[42]这些复杂的人事关系，便印证了乔胤所说的，他和吕坤、杨东明被相继罢黜，是与当时执政的矛盾所致。吕坤在《自撰墓志铭》中说的因“董范之议”遭奇祸，便也有了可落实的内容。

上文分析的吕坤居朝为官期间政治立场，和他被牵涉其中的“董范之议”，两者都属于促使吕坤致仕的政治环境因素，前者为远因，后者为近因。但从它们的发生及吕坤求去的时序，却并不能就此断定吕坤突然请辞，是与这两事成紧密且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即使是堪为近因的“董范之议”之发生，距吕坤致仕已时隔四年；他上疏救张应望，也在致仕的两年之前。况且，“董范之议”实质也属于当时朝廷上多见的臣属间的派系斗争，这对于坚持己见、不依人言轻动的吕坤来说，尚难构成足以促其必去的力量。

于是考察吕坤自入朝以来的仕历及所经历的重要政治事件，条析他在上疏求去前的言行和与这政治事件间的关系，并在理清他为政方略的基础上，理解他所受到的比大臣攻讦更强大的政治压力，便成为探究他缘何突然致仕回乡的必要前提。

（三）吕坤与明神宗的关系及其致仕始末

对吕坤致仕问题，我们还从《忧危疏》开始分析。根据上文所说，该疏是吕坤因判断仕途已经到了终点，为求其中的内容能被皇帝接受并能获实行，方才进呈的。该疏除了本诸吕坤完整的为官经历及经验而具有在讨论问题范围广、程度深上的特点外，其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吕坤策略性地选择了它的措词和讨论范畴。这便是他刻意回避当时万历皇帝厌烦大臣激聒上言的立储事。[43]吕坤解释他的做法说：

癸巳（万历二十一年，1593）之秋，余上《计安皇嗣》一疏，凡十款，上不悦，留中矣，是名也。大小臣工章数百上，上益缓册立之年，至山阴相公（按，指王家屏）君臣以不悦去国，上厌闻此语，不啻极矣。《忧危》一疏以天下安危、圣躬祸福为题。上以建储为关天下安危乎？系圣躬祸福乎？进言者方欲以新语悚上听闻，而杂以极所厌恶之一事，是并千万言而弃之也。此谏法之所禁也。[44]

这透露出，吕坤揣摩万历皇帝并不以立储为关系国家安危、圣躬祸福的大事，并能体会他厌烦大臣针对此事频繁上疏的心态，所上奏疏才避开立储事不论。可见，吕坤致仕前的上言进谏，仍是努力选择易与万历皇帝形成共识的方式进行，这显示，吕坤一贯重视善处君臣关系，并一直策略性地从这角度，争取有利于行实政、得实效的政治空间。

在上呈《忧危疏》之前，吕坤与万历皇帝保持了当时少见且较为融洽的君臣关系。他的政绩多得表彰，官职连获升迁，所呈进的建议，也几乎都受赞赏。例如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明神宗依从时任山西巡抚的吕坤所奏，“命抚按官严禁属官参辞节寿等仪”[45]；次年正月，又从吕坤及其好友、山西巡按乔璧星之请，“旌奖沈王珵尧节行”；[46]九月，对吕坤上陈的严荐举连坐法，又深表赞同，并肯定了吕坤的德行、政绩。这在立储之争激烈、君臣日渐对立的情势下，实属难得。对此君臣相洽例子的明确记载，见于《明神宗实录》：

山西巡抚吕坤申严荐举连坐法，劾参议和震、副使陈九畴、平阳府知府任甲第，官多不肖，而止报一人，幽本当黜，而注云可荐。参政李琦、佥事周应中，不出巡而考政，致以循良为贪懦，当罚。上以吕坤所奏深得朝廷饬吏安民之意，和震等姑依拟降调。近来抚按衙门专寄耳目于进士，有司以至道府等官，畏徇成风，注考失实，吏治何繇得清。尔部今后还严核抚按官，如吕坤任怨者，不次推用，其有偏信非人，论劾倒置，亦照新例一并连坐。该部院故容，亦不得辞责，科道官识之。[47]

之后，还有四次明神宗肯定吕坤言行或对其加以升迁的事情。[48]

很明显，吕坤凭自己任职地方的成绩和他对上言事君之法的合适选择与恰当处理，营造了能令明神宗易于接受的较理想的君臣和谐关系。这种关系，是吕坤能有效地开展政务并实现儒者为官之经世理想的重要前提与基础。除非身陷不可扭转的政治困境，吕坤定然不想轻易打破这种境况。这种在吕坤看来艰苦以致无法扭转的政治局势，来自更为直接，也更具压力的事件。

理顺吕坤致仕的时间，便可读出这种压力的展现情形。吕坤以病乞归并获致仕，是在万历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丙子）。当月一日（辛酉），他上呈了《忧危疏》。这事的十二天前（三月十九日，己酉），册封进犯朝鲜的日本丰臣秀吉之正使杨方亨回京，上疏直言封事，谓兵部尚书石星“欲苟完封事”，且说他欺罔。于是，石星被夺职，总督孙鑛被夺名。[49]

这就牵涉到吕坤在《自撰墓志铭》中提到的“朝鲜之议”。就在吕坤获准致仕的次日（十七日，丁丑），与张位、沈思孝等交善的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参论叶梦熊、吕坤和孙鑛。戴氏之劾论，如替吕坤辩护的刘道亨所说，是受辅臣张位指示。张位怀疑孙丕扬疏论自己的奏疏，是出自吕坤之手，故以此为蓄意报复的手段。张位当然疏辩求去，并请留吕坤。[50]明神宗下旨，说：“言官怀疑妄言，不必与辩，吕坤之去，乃朕心独断，卿即出辅政，不允辞。”[51]

五日后（四月二十二日，壬午），戴士衡因刘道亨疏留吕坤，再次上疏，其中直指吕坤和刚被夺职的石星及被夺名的孙鑛的关系。士衡“诋坤庇护石星，拨置孙鑛。而道亨与星同乡，力护封事，以此恨臣”。这就将吕坤置于与石星及他因之受惩的封贡事关系紧密的网络中。万历皇帝则说：“吕坤已去，不必又说。今后大臣被论，科道建言，俱听朝廷公断，不得偏护争辩。”[52]

这事便是《明史•吕坤传》所说的：“给事中戴士衡劾坤机深志险，谓石星大误东事，孙鑛滥杀不辜，坤顾不言，曲为附会，无大臣节。给事中刘道亨言往年孙丕扬劾张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罢，悉置不问。”[53]

从吕坤致仕前所经历事件的时序来看，石星因封贡事败被夺职，比上文所述的乙未京察和“董范之议”，距吕坤致仕更近。从人事关系看，吕坤和石星也有下请上允的行政往来。万历二十年，吕坤在初任山西巡抚时曾致书石星，申述山西兵力之弱，建议募兵陕西以守河防。这是在当年二月，对吕坤有提携之旧谊的经略宣大、山西兵部尚书郑洛乞休获许后，[54]吕坤欲与新任兵部尚书石星建立良好关系，以维护山西地方利益的努力。[55]

孙鑛更是被吕坤称为“同道之朋”[56]的同年好友。在《去伪斋文集》中，收录了吕坤给孙鑛的六份文字，是该书所收吕坤撰写书牍数量最多的朋友。在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四日，孙鑛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57]吕坤还有《再寄孙月峰》，专与之论吏治与御倭事。[58]

于是，从吕坤求去的时间及牵涉的人事关系来看，石星等主持其事者在封贡事败后遭到明神宗重处，当与吕坤突然疏请致仕有很大关系。

三、封贡事败与明神宗对大臣态度的恶化

——从石星的遭际说起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不久便“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明朝应朝鲜之请，发兵援朝抗倭。[59]不过，明朝军队在作战初期对形势估计不足，以致有在当年七月的战败。[60]这引起了明神宗的警觉，他在一个月内，将工部右侍郎宋应昌改兵部右侍郎，后又命其“往保蓟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还赞称应昌“忠勇任事”，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行事上的便宜。[61]名将李如松，也在当年十月被改任提督蓟辽保定山海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62]十二月，七万大军赴朝作战，并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获得了平壤之战的胜利。[63]

之后，随着李如松在正月二十七日败绩碧蹄馆，[64]军情也发生了变化：“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刍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于是（沈）惟敬款议复行。”[65]嘉兴人沈惟敬是应石星招募刺探日本军情的，史籍对他的记载，是一致的“市中无赖”[66]、为私利而狡言辱国的形象。[67]但他却获得了主持抗倭事情的兵部尚书石星的完全信任与支持；石星则是在明朝军队东征过程中，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全然支持，才抵抗住了科道的攻劾；而石星最终败身，却也是受沈惟敬的诓骗、误惑之故。[68]这便提示出君臣之间由信任的持续及变化，而对政治行事产生影响力量的事情。

石星，字拱辰，直隶东明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他在官修《明史》中没有传记。可作为参考以了解其生平的，是不多的几份明代人及清代人为他撰写的传记和墓志铭；他的生平、学术思想和在明代中后期政治、军事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也为现代学术所忽视，而缺少系统的专门研究。[69]

石星很可能是个有直节之名多于务实行政能力的文官。隆庆二年（1568）正月，他以吏科给事中的身份上疏，指出皇帝在圣恭起居和理政、经筵方面的问题，遭致隆庆大怒，以其“恶言讪上”，被廷杖六十，贬黜为民。[70]该年十二月，吏部奏请再用石星，谓其谏言虽为“愚戆”，但“省改既久，子力正强”。[71]使用的措辞，虽有为救助而刻意持贬义的意思，但石星缺乏准确判断政治形势和合适应对的能力，则可由这透露时论的记载中概见。

但在万历朝，石星却获得了皇帝的充分信任和在行政上的持续支持。回顾从万历十九年（1591）八月石星由户部尚书转任兵部始，明神宗就多肯定他的陈奏。这包括石星在任兵部职的次月所陈“邦政七事”的获嘉纳，[72]和他之后所提请的内容多如议行或获优答批复。[73]

自壬辰之乱发生，明朝出兵御倭，万历皇帝对这一事情给予了特殊重视，[74]也给予了主事大臣充分的自主决定权，“朝廷不遥制”[75]。石星继续与皇帝保持了和谐的君臣关系；明神宗也更多首肯其上言和信任他为人、行事的说话。例如万历二十年八月戊子，宁夏平后，石星得叙调度勤劳之功。[76]当月，石星以东西征剿无功，为科臣罗栋所劾而乞罢。万历皇帝一边肯定他“焦劳匡定，务底厥功”，一边令其不可因言阻挠，轻言求去。[77]之后，万历帝还多次告诫石星，不要介意浮言，要以国事为重，勇于任事。[78]万历二十年十月辛卯，石星题“宁贼虽已就擒，倭寇复尔告急，经略未至，辽东近报倭逼鸭绿，道旁之谋，恐终误事。臣愿即日就道，往决战守，必使一倭不入，然后奏凯以还。如其不效，自甘军法。共事武臣，必得宁远伯李成梁及选京营壮丁千余随行。”这次，万历皇帝的赞赏更胜以前，但对石星所担负之职责也有更明确的要求，他说：“星感愤时危，自请征讨，足见忠贞，但本兵居中调度，不宜轻行，还着经略宋应昌往任其事。”[79]从万历皇帝明确权责的态度，及之后他对石星力主封贡所说的“星既张主，自当听从，事成功有所归，不成责亦难诿”[80]来看，在他眼中，大臣能准确判断形势并有合适的应对方策，是为官司职的责任所在，也是能得到皇帝支持与信赖的重要原因。对这点，万历皇帝自有不受大小臣工上言所左右的清晰判断。正因如此，他才不准石星十八次引病求归，[81]也能在反对声中，支持石星叙东征功。[82]

石星分明也感觉到了这种来自皇帝的支持力量。他在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戊子），也就是二月九日（壬子）封丰臣秀吉后的一月余，上了一道颇能显示他因封贡事情获得阶段成功而自得的题本。对该题本，明神宗“诏从之”。这题本的内容，见于《明神宗实录》：

兵部尚书石星题：先朝太傅于谦，当英庙之北巡，值迁都之鼎沸，抗志以死社稷，独力而拒强胡。少保胡宗宪，愤岛夷之蹂，躝歼出奇，弄鲸鲵于股掌，绸缪善后，即疏大节宁掩大功，迄今公论大明，优崇尚廑。乞于二臣之荫典赠谥从优另拟，将于谦原荫杭州前卫指挥同知，与做指挥使，改注锦衣卫世袭；胡宗宪原荫锦衣卫副千户，与做指挥佥事世袭，仍移咨礼部，予宗宪谥号，以表忠勋。[83]

从石星的这份上疏，可见其自比于前朝名臣于谦和胡宗宪的心理；万历皇帝准许，至少说明对石星的这一请奏及所暗示的心理并不反感。可以说，直至万历二十五年，石星与万历帝都处在良好的君臣相处氛围之中。即使石星在万历二十三年的京察中，被严旨罚俸，并被批评“要誉渎辞”，也并未被追究，只被要求“策励供职，不允所辞”。[84]

石星与万历皇帝关系的转折，发生在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酉。当日，册封日本正使杨方亨回京，上疏“直言封事颠末，正欺罔以绝祸源”。疏入，明神宗命朝臣会讯，结果夺石星职，总督孙鑛除名。在这份令石星等受惩的奏疏中，杨方亨除了判断“倭奴狡诈百端，志在蚕食”外，还提到明朝受到日本不奉正朔、所呈谢表文字不恭的侮辱，及沈惟敬将猩猩氊诡称天鹅绒以进的欺罔事情。其中针对石星的，是方亨“以本兵密书十三纸封进，书中大指欲苟完封事，无令督抚破坏而已”，及他对石星做出的“小事欺罔如此，大事可知”的带有妄测性质的推断。李宗城也上疏，说作为正使，“去迫本兵踵聘，来凭本兵致书”。对此，石星疏辩，“论方亨反覆附会，以向来书揭十五纸进呈”，其中“语多涉督臣（按，指孙鑛）阴事”。[85]

其实，石星在被夺职之前，他在封贡日本事情上，就因被指误信小人沈惟敬，欺君误国，而屡获攻劾。[86]但正如上文所说，明神宗在从石星处获得的信息能令他相信封贡事情还很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仍信任石星，并欲倚赖石星完成封贡，以维系明朝对日本的威严。明显的例子是，石星在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上题本，谓沈惟敬与册使不合，移住南柯崖；关白兵二十万谋入犯；他已自认“负恩误国”，乞选忠贤代任，万历帝仍说：“军机事重，卿竭忠为国，朕所素知，不得自此退阻，宜即出任事，悉心筹画，毋致疏虞。”[87]次月，万历皇帝还肯定石星亲赴前线之请是“足见为国任劳”。[88]

但一旦封贡事败，明神宗发现受到石星性质严重的欺罔，且结果恶劣，他用以惩治的手段，也非常严厉。石星在万历二十五年九月，以“謟贼酿患，欺君欺国”，被下法司议罪。[89]九日后，三法司呈进会审结果，拟将石星“极边永戍”，明神宗以强硬的态度拒绝了这种结果，他“以法司狥私朋比，切责回话，石星另拟罪”。最后石星以“坐隐匿军情失误律论死”，妻子俱流发烟瘴永戍。主持其事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也被革官衔、世袭、恩荫。[90]

对石星的遭遇，万历皇帝的解释，是以其“迩倭撤防，致贼猖獗，惊扰内地，毒困军民”之故。[91]史家则多以他轻信小人，实无济国的才干。例如茅瑞徵便评价说：“惟敬本一亡赖，石司马误中其游说，借款息兵，意虽为国，而坚于持议，遂仇通国之言，藉口省饷，尽撤戍兵，欲倚小人舌端成功，难矣！封使久羁，亦稍稍疑，数遣心腹侦探，复饰词迷愎，自甘欺罔。至欲媚上以珍珠鹅绒，防东厂官校漏言，此真老而天夺其魄。惟敬小人，何所不至？令早如辽督抚言罢谴，而刘綎、吴惟忠辈防戍不尽撤，亦何至譸張溃裂也！大臣谋国，惟公与虚，难矣哉！”[92]赵南星说：“上信任公极专，有言倭不可封者，绝不听，公亦殊不悟，岂非命哉！”[93]另有清代人据石星以多次请赴前线而“直节震天下”，评价说他“本文士，不长于兵力”。[94]从石星在东征御倭及主张封贡事情上的态度及做法看，这些述评是从他才干不强和具轻信、执着性格的角度说；从万历皇帝一方看，则是石星的素质及他呈报的信息，独成最可信任的，而其做事的结果，却令皇帝感觉受到欺瞒，才致令他遭到严惩的。

若从整个官员群体的角度看，则可另有发现。在东征御倭过程中，明神宗多次表示厌烦科道及大小臣工不以国事为重，肆言攻击的朝政状态。[95]明显的例子，是万历二十四年五月，直隶巡按曹学程题“倭情已变，封事宜停”，《实录》记载万历皇帝的话说：“君命方下，辄纷纷阻挠推诿，常时每以微细之故喋喋烦渎，欲伏斧锧不辞，及至委用，又捱迟不遵，其附和取荣，背君弃义，又明矣。”[96]很明显，在万历帝看来，能主持封贡事，并多次提请亲赴前线的石星等大臣，较空言批评大臣误国的科道官，更能令他安心。是故，他对主持封贡事者，均多有支持的诏旨。[97]

明神宗付出信任和支持，收到的却是封贡事败、遭到欺罔的结果，这令他对主张封贡的其他大臣的态度，也明显恶化。张位的遭遇，是其中明显的例子。《明史》记叙其被夺职的原委，是“迨封事大坏，星坐欺罔下狱论死，位亦以杨镐故褫官”[98]。张位受被革职回籍的杨镐牵连的具体经过，见于《明史•张位传》：

赞画主事丁应泰劾杨镐丧师，言位与镐密书往来，朋党欺罔，镐拔擢由贿位得之。帝怒下廷议。位惶恐奏辨，帝犹慰留。给事中赵完璧、徐观澜复交章论。位窘，亟奏：‘群言交攻，孤忠可悯。臣心无纤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镐由卿密揭屡荐，故夺哀授任。今乃朋欺隐慝，辱国损威，犹云无愧。’遂夺职闲住。[99]

从石星的遭遇及杨镐、张位等与封贡事败有关的大臣都受牵连的事情看，明神宗因石星个人的欺罔言行受到打击尚在其次，他信任能积极理事的大臣，并厌烦堪与之成为对照的科道频频上言、大臣朋比附和的时政状况；但现在，这信任在他关注的东征事情上被颠覆，才是促成他日后与文武官员整体采取消极对立态度的关键因素。

对明神宗因封贡事败而恶化对大臣态度的事情，赵南星在为石星撰写的墓志铭中，有清楚的评论。对此，他是将石星和王锡爵一并评说的：

上未尝不欲用贤致治安，太仓（按，指王锡爵）以伯鲧伤帝尧之明，而石公以朴忠为人所误。自是，上以天下无一忠贤可任，庶官可有可无，不足为意，有言皆不听。[100]

在这样的时政背景下，我们便能理解吕坤的求去之意了。从吕坤生平来看，他是能行实政的务实官员，在明神宗心目中，便和因封贡事败而受惩者有相同之处。吕坤与主持御倭、封贡事情的石星、孙鑛等人，也确实有割舍不断的个人关系及可在政务处理上往来论说的同属一脉之经世思路。吕坤参与了“朝鲜之议”[101]，也曾因在山西巡抚任内劳绩，得与萧大亨、邢玠[102]、麻贵[103]等一道，各升俸、赏银币；[104]在致仕前，吕坤还和刑部尚书萧大亨同上“为部臣持法，司官畏罪，直陈情事始末，以光圣德”公本，以辨明刑部主事洪其道参劾的奏疏。[105]从吕坤的言行中所见他对明神宗的了解来看，他非常熟悉皇帝对欺罔事情的重视和极端厌烦的态度，而这恰是石星败身之所在；自己在其中的复杂人事关系，也不易脱清，这就必然令吕坤感觉到来自皇帝的巨大政治压力。

事实证明，吕坤求去的决定是明智的。吕坤致仕后，明神宗并未如戴士衡期望，追究吕坤与石星、孙鑛等的关系，也未在不久后发生的“忧危竑议”事件中惩处他。[106]但吕坤终未再出的结局，却能说明他对万历皇帝的把握是准确的。沈德符以万历帝因“有投鼠之忌……每多意外之防”，不再起用吕坤，[107]是针对“忧危竑议”事件的评论，但这投鼠之忌，当也有由封贡事败导致的对大臣群体整体的不信任而生发。

四、结论

本文以吕坤不顾此前与万历皇帝的良好君臣关系，在万历二十五年突然上《忧危疏》求去事件，分析明神宗因封贡事败而对臣僚群体丧失信任的事情。这事情与此前吕坤同受牵连的属于党争范畴的“乙未京察”和“董范之议”相比较，距吕坤致仕时间更为接近，给他的压力也更大。

吕坤在地方的为官经历和进京任职后所持的事君之道，令他得受万历皇帝的青睐和支持。但这本有利于吕坤行政的和谐君臣关系，却因为主持封贡事情的兵部尚书石星遭到论死的重惩而被吕坤主动终止。究其原因，吕坤和参与封贡事的石星、孙鑛等人，都有旧谊，他们的行事风格在万历皇帝眼中，也属能务实理事而不务空言的一路；石星等人所犯的欺罔之过错，却触动了万历帝最不可接受的忌讳。这令石星的仕途无可挽回，他的生命也无人可救；这事件带来的政治压力，也无从消弭。于是，能敏锐把握朝政局势的吕坤，便做出了求去避险的选择。从当时大臣的评论来看，万历帝因封贡事败而恶化与大臣的关系，并非仅有吕坤得见；吕坤的求去和获许，却能说明万历朝中后期君臣不能相处共事，已经到了很难调和缓解的局面，即使务实官员有经世济民之理想与可行的方略，在得君行道问题上首先遇到的，就可能是影响出处行藏的时政环境这个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