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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扬

     

《呻吟语》是明儒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历时半个世纪，耗费大半生心血著成的重要著作。该书自刊刻以来，即屡有对足本和节本的多次重刊，影响久远，[2]且时至今日，仍被多次校点出版，读者众多[3]；此外，该书还流播域外，无论是作为省身养生的参照还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都有学者关注。[4]但对这部引人注目的著作，相关研究，却并不尽如人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学者开始了对《呻吟语》的研究，但重点多是讨论该书在陶冶身心上的助益，对从内容进行学理上的细致探讨，则相对欠缺。[5]几乎在同时，日本学者却有较为深入的学术探讨，疋田啓佑和公田连太郎曾分别将《呻吟语》译成日文。疋田在译本序言中，还对该书版本及内容作了极有价值的分析，厘出《呻吟语》因卷次不同而产生两种不同面貌，但他的推测，因为有的刻本未能得见，并不稳妥。[6]公田在译序中，则从晚明学术的背景介绍了该书内容，但重点仍是将《呻吟语》作为自省的语录集。[7]中国学者方面，除对《呻吟语》进行历史学、哲学的研究外，关绍箕还对其中含有的传播思想作过论析。[8]

从上述介绍中可见，学者对这部流传时段长、范围广的著作的探讨，其实并不充分。在赞扬该书有益修养心性、自省立身之外，对其成书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及由此反映出的作者思想的调整，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本文拟从此书存世之各种版本入手，探讨吕坤思想的动向。

一、 《呻吟语》的定本及节本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二十七岁的吕坤赴礼部试而未中，次年他开始了《呻吟语》的写作。[9]此后，在漫长的著书过程中，手稿偶有流传，以至于未及刊刻，其内容已为人所知，尔后竟成版本繁多之复杂传刻系统。[10]通过比较此书流传的各种版本，可以发现吕坤著书之原貌，进而恢复作者在撰作过程中各阶段的不同思考。[11]

 

（1） 吕坤之自定本   

吕坤一生，曾两次刊刻《呻吟语》，而成两种自定本。第一本刊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三月，有吕坤自序，是年吕坤五十八岁，在太原任山西巡抚。[12]此书版存宁陵吕氏宗祠。[13]从吕坤自序所道“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14]可知，该书写作，非一蹴而成，且著书目的在为自规省过，非为他人观看。三十年前，吕坤于嘉靖四十一年赴京会试，下第归家。三年后，参与创修《宁陵县志》。[15]十二年后，即万历二年（1574），吕坤以三甲第五十名进士出身，出任山西潞安府襄垣县知县，从此步入仕途。后历任大同知县，吏部文选、考功、稽勋三司郎中，山东济南道右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巡抚；万历二十一年之后，还曾任督察院左佥都御史，刑部右、左侍郎。如果将后来吕坤刊刻的《呻吟语摘》考虑在内，则可以说，两部书的写作实际包含了吕坤应对科考、出仕为官及致仕居乡的全部过程。

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呻吟语》凡六卷，各卷分门标题如下。卷一《内篇·礼集》：性命、存心、伦理、谈道；卷二《内篇·乐集》：修身、问学；卷三《内篇·射集》：应务、养生；卷四《外篇·御集》：天地、世运、圣贤、品藻；卷五《外篇·书集》：治道；卷六《外篇·数集》：人情、物理、广喻、词章。计十七门。此书被《四库全书》列于“存目”，其提要云：

 

《呻吟语》六卷。明吕坤撰。坤有《四礼质疑》，已著录。此编上三卷为“内篇”，下三卷为“外篇”，盖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刊本也。晚年又手自删补为《呻吟语摘》三卷，弥为简要，故此本附存其目焉。[16]

 

值得注意的是，提要称该书刻于万历二十年，与现存附有吕坤万历二十一年撰序的版本不同。[17]

吕坤刊刻的第二个定本，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手定之两卷《呻吟语摘》。是年吕坤八十一岁，两年后，他卒于宁陵家中。

对于《语摘》的编订，吕坤子知畏于书成同年所作的跋文中，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家君之为《呻吟语》也，历寒暑五十余祀矣。无论燕居独处，即堂署纷絮之际，轮蹄驰骤之顷，着疴床第之余，中夜梦醒之会，遇有心得语，辄录记之。楮册不备，则壁间牖下，书面门屏，金屑玉粒，不一而足。畏有见，随录而集之，亦有偶得未及书而后乃遗忘者，或偶书未及录而竟难寻觅者。今以所集若干，分类而续于《呻吟语》各款之后，人多未见。畏欲续寿梨枣，家君曰：“是书之刻也，板先不一，传之颇广，第选择弗精，校雠弗慎，终非全书，胡可传也？尔既欲，盍择其最者先之？”乃手自删削，稿凡三易，并其续入者，仅余十之二三，题曰《呻吟语摘》。[18]

 

《语摘》是在知畏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由吕坤最后删定而成。该书分门标题如下。上卷《内篇》：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下卷《外篇》：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计十六门。《语摘》除了跋中提到的于原刻有明显的文字减少外，还删去原书“养生”一门，但在其它各门之后，又相应有增加的内容。

《语摘》被收入《四库全书》，馆臣提要云：

 

明吕坤撰。坤有《四礼疑》，已著录。《明史·艺文志》载《呻吟语》凡四卷，此止二卷。考卷末万历丙辰（四十四年，1616）其子知畏跋，则此乃坤从四卷中手自删削，竝取知畏所续入者若干条，存十之二三。距万历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郭子章作序之时，又二十四年，盖坤晚年之定本也……[19]

 

同时，该书在入《四库全书》时，前被冠以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郭子章之序，后附以知畏之跋，馆臣以两文前后相差二十四年，而认定此书为吕坤晚年定本。

对比上述两书之提要，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对吕坤著作《四礼疑》，《呻吟语》提要称之为“四礼质疑”，在《呻吟语摘》的提要中，才恢复了本名，可见前篇提要之撰者对吕坤著作实不熟悉，故有此误。其二，《呻吟语》之提要将《语摘》记为三卷，可见其作者连《语摘》的原文卷次，也未弄清。其三、两篇提要的作者，似乎都未见《呻吟语》原书,吕知畏跋文并未指明《呻吟语》原书卷数，《语摘》题要作者凭借《明史·艺文志》的记载，将原书定为四卷,而据知畏之跋，即武断《语摘》出自四卷本《呻吟语》。同样，《呻吟语》题要作者凭借郭子章写于万历二十年之序断定《呻吟语》在同年刊刻，[20]并据之判定《语摘》是吕坤最后的定本，也不稳妥。

《四库全书》收录《呻吟语摘》，将郭子章之序冠于卷首，似乎认为郭序是为《语摘》而作。但细看序文，实非如此。首先，郭子章作序，并未与《语摘》成书的万历四十四年接近，而是在刊刻《呻吟语》前一年的万历二十年。[21]据郭子章年谱的记载，他是在万历二十一年入晋为官，二十三年离晋迁闽的，[22]这在时空上够成了他与时任山西巡抚吕坤往来的前提条件，从时间上来看，郭序当是为《呻吟语》而作。其二，从内容上看，郭序并未提到吕坤摘录《呻吟语》成《语摘》之事。其三，将被收入《晋草》中的《呻吟语序》与被收入《四库全书》中的序文对比，发现前序末有一陈说郭序写作缘由的关键句，在被收入《四库全书》冠于《呻吟语摘》之首时不存，该句为：“计部刘景泽与公（按，指吕坤）同志，校而刻之（按，指《呻吟语》），代而谓子章序诸末简。”[23]其四，郭子章为《呻吟语》所作，被收入《青螺公遗书》的文字，清楚地题名为《呻吟语序》，而非《呻吟语摘序》。[24]由此可断定，郭子章为《呻吟语》撰写的序言被冠于《语摘》之首，实出馆臣所为，原书并非如此。

 

（2） 后世之刊本

除《呻吟语》和《呻吟语摘》外，吕坤身后又有不同的刻本出现。

① 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陆陇其（1630-1693）刻正定本。陆陇其《序》言：

 

是书止宁陵有板，未能远播，购者艰难。康熙丁卯孟夏，正定诸州县，以公事会于郡城，语及同寅协恭之义，佥以善相劝过相规为约。适王子益仲，先王（按，当为先生）乡人也，携是书在郡，咸谓能以先生之呻吟者劝且规，则吾同人其庶几乎。遂谋协力梓之，余喜先生之书得广其传，而吾同人皆将有以自拔于流俗也。[25]

 

可见陆陇其是根据王益仲提供的版本刊刻此书的。[26]

查检《宁陵县志》，王益仲名培，字益仲，又号黄干，顺治戊子（五年，1648）举人。初为汴东人，后迁宁陵。[27]看来陆陇其从王益仲处得到的，当为版存吕坤家乡宁陵的《呻吟语》刊本。[28]对陆陇其《年谱》记刊刻《呻吟语》的过程说：“时赴郡，谒新守，同僚毕集，拟刊成书，以志一时之雅。先生以新河令王益仲有吕新吾《呻吟语》一书，内多关系世道人心语，因为作序，醵资刊成，其中间有可疑者，虑学者无所折衷，又作《质疑》数十条，并列刊行云。”[29]据道光编刻吕坤遗著的栗毓美核对，陆本较万历二十一年本《呻吟语》多出六十九条。栗氏认为，陆本是依照传抄的稿本录入而成。[30]后来编订《吕子遗书》时，他便将这六十九条依类续于原书之后，以还旧貌。通过这六十九条，我们大体可断陆本所据在整个《呻吟语》的成书系统中的位置。

如前所述，《语摘》除比《呻吟语》减少“养生”一门外，文字上也较《呻吟语》有所增删，而增加的内容，被附于原书同门之后。经过比较，可以发现《语摘》增加的部分，与陆陇其本多出原书的六十九条，十分接近。具体的比较内容，见下表所列：

表一[31]：

门类	《语摘》段数	A 《语摘》较《呻吟语》增加的段数	B 《遗书》本据陆本补充的段数	A = B	A > B
性命	9	4	4	4	0
存心	44	4	4	4	0
伦理	14	0	0	0	0
谈道	67	5	5	5	0
修身	58	9	9	9	0
问学	26	5	5	5	0
应务	65	3	3	3	0
养生	无	无	无	无	无
天地	20	5	4	4	1
世运	6	1	1	1	0
圣贤	16	10	10	10	0
品藻	34	4	4	4	0
治道	64	8	8	8	0
人情	11	1	1	1	0
物理	8	1	1	1	0
广喻	62	11	10	10	1
辞章	14	1	0	0	1

 

从上表可知，除“伦理”一门外，《语摘》较原书增加的内容，仅比陆本多出三段，也即《语摘》的内容，能够涵盖陆本。由是可知：1、陆本与吕坤定本《呻吟语》体例相同，同为十七门，且处于两定本之间，否则便不会包含《语摘》中有而《呻吟语》中无的内容。2、栗毓美在编订《吕子遗书》本《呻吟语》时，并未吸收《语摘》的内容。故栗毓美之编订本，并非涵盖最广的本子。[32]

② 乾隆元年（丙辰，1736）陈宏谋（1696-1771）云南刻本《吕子节录》四卷[33]→→应为雍正十二年二月已经成书。，并附评语。此后陈宏谋又刊刻《补遗》两卷。在序言中陈宏谋说：

 

予节录吕新吾先生《呻吟语》，既刊板滇中，近复购得原本，其中切近精要之言，多向所未见，乃知旧时所读，仅属纂本，未能窥其全也。翻阅再三，不能割爱，乃又节录之，以附诸剞劂，庶无遗珠之憾，阅者宝之。[34]

 

陈氏认为后得之本，含有前所未见的精要之言，遂节录成《补遗》。但四库馆臣对《节录》及《补遗》的评价，却与陈氏相反：

 

国朝陈宏谋编，……此编亦《呻吟语》之节本，初刻于乾隆丙辰，后于戊午八月，复得坤原书，知从前所据，乃摘抄之本，多所挂漏，因采录初刻所遗者，复为《补遗》二卷。然摘抄之本，实坤所自定，宏谋掇拾其所弃，盖未考也。[35]

 

四库馆臣的判断有误。在陈宏谋的年谱雍正十二年二月条中，已经记录了他将《吕子节录》和《四礼翼》等书分贮各书院中的事，[36]这符合陈宏谋从雍正十一年到乾隆二年在云南任职的时段。[37]因此与陈宏谋自言“刊版滇中”吻合。

但馆臣[对该书内容的意见]的意见，是否是根据原书而作的正确评价呢？我们首先需要考虑，《节录》与《补遗》两者内容差别极大，[38]若不将其纳入到整个《呻吟语》的成书系统中，便很难分出优劣。其次，将《补遗》与万历二十一年刊本比较，可知《补遗》所录文字，全都从属于这一吕坤自定刊本，且两者排列完全相同，只是文字间有减少。例如《呻吟语》卷二《修身》含285段文字，《补遗》与之相同者41段，且排列顺序一致，并未错出。由此可推断陈宏谋所据以节录者，当与吕坤刊定的原本，属同一系统。而其中之差别，或为吕坤原文即是如此，定本较《补遗》多出的文字是吕坤后补而成；或者如陈宏谋标题所记，是节录而成，而据以删定的，就是吕坤定本。虽然究竟为何，没有切实的证据可断，但后一推测，易于接受。且从《补遗》和吕坤定本的相似性上看，馆臣的评价，无疑是未将原书与此本比勘，而仅从陈宏谋序言中得出的评价。     

再看《节录》，无论在门类的划分上还是在收录的内容上，均与吕氏定本有绝大不同。从门类上看，《节录》四卷，分别为：卷一：天地、圣贤、典籍、道体、礼制、问学、涵养、存心；卷二：修身、省察、克治、力行、慎言、反己、安分、理欲；卷三：人品、器量、识见、诚实、敦伦、处人、应事、居官；卷四：治道、教化、刑法、用人、御民、建功立业、兴利除害、秉公。每卷均为八门，计三十二门。从内容上看，虽有与定本相同的文字，但排列顺序并不一致，其间也没有规律可循。

通过上述比较，可确定陈宏谋于乾隆三年刊刻的《吕子节录补遗》，与吕坤自定的《呻吟语》及《语摘》，属于相同的系统，此系统本文称为定本系统。乾隆元年刊刻的《吕子节录》，与此系统迥异，本文称之为节本系统。

这样一来，更可断定四库馆臣实未见原书，对定本、节本之具体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分别，也未细致审定，而仅凭陈宏谋序言，径作断定。在此须注意的是，即使是对吕坤十分关注的陈宏谋，也没有提到《呻吟语摘》。[39]可见吕坤耗费心力所成的《呻吟语》及《语摘》，均因流传不广而少有读者。

③ 乾隆三年（1738）七月尹会一刊节录本《吕语集粹》[40]。尹会一《序》中道：

 

吕新吾先生著述甚富，皆心得之学，明体达用之书也，而《呻吟语》为最。余反复玩味，见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内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当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针，苦口之良剂。顾先生自谓：“呻吟，病声也。病语狂，择其未甚者存之。”然则先生平日之语，自删已多，盖惟其精，不惟其富矣。今夫药之为物也，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力，然杂于参苓蓍术之间，用以养生，而择之不精，遽为尝试，鲜或不误。读《呻吟语》而集其粹，谓是对症之药，殊不在多，亦犹先生之意也。 [41]

 

该书凡四卷，卷一：道体、问学、存养；卷二：省克、修身、器识；卷三：伦理、处人、应事；卷四：居官、治道、品藻。间有尹会一之按语。从序言可知，尹会一是从吕坤《呻吟语》原著中辑录，但此书之门类，与万历二十一年定本相比，仅有“伦理”、“修身”、“治道”三门相同。可见尹氏所参照的原本也非属于定本系统。此书门类与《节录》所含也有不同，但若将“存养”视为“存心”与“涵养”的结合，“省克”视为“省察”和“克治”的结合，“器识”视为“器量”和“识见”的结合，“伦理”视为“敦伦”和“理欲”的结合，则二书门类就较为接近了。

④ 乾隆五十九年（1794）吕坤二十三代裔孙吕燕昭？金陵刻本。燕昭跋文述其刻书缘由说：

 

《呻吟语》原版岁久，字迹漫灭，不无鱼鲁亥豕之虞。平湖陆稼书先生曾刻于正定，其本至今无存。桂林陈榕门先生节而录之，刻于都门。长安蒋畤南先生得节录之本，刻于蜀，复刻于晋。然于全集，终难免遗漏。乾隆甲寅仲春，昭摄篆金陵，取原本捐俸重镌，俾传之子孙，公之同好，垂诸永远，以志景仰之私云。[42]

 

燕昭声称所刻也根据的是原刊本。此本六卷，卷一《内篇》：性命、存心、伦理、谈道；卷二《内篇》：修身、问学；卷三《内篇》篇：应务、养生；卷四《外篇》：天地、世运、圣贤、品藻；卷五《外篇》：治道；卷六《外篇》：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后有《拾遗》作为附录，计有：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天地、圣贤、品藻、治道、人情、词章。较正文门类，减少性命、养生、世运、物理、广喻五门。

此本每门之内容，实为两部分，前者与万历二十一年本《呻吟语》同门内容相同，后为数条之补充，中间由小字“以下系补”字样分隔。若将此补充之内容与上文表一比照，便会发现与其中的“A = B”项内容完全一致。也即，金陵刻本在《呻吟语》相同内容后补充的内容，与《遗书》本据陆刻补充者相同，而被包含于《语摘》之中。

据此，可以推断，现今难寻的陆陇其刻本，其内容与吕燕昭金陵刻本相同。因此，金陵刻本也是属于吕氏定本之体例，而居于两定本之间。

⑤ 嘉庆八年（1803）阮承信据陈宏谋《节录》刻《呻吟语选》。阮承信《序》道：

 

明宁陵吕叔简先生著《呻吟语》一书，……桂林相国有摘录本，予又从此本中选录之，钞为二卷，以付家塾弟子，使知君子务本之道也。扬州阮承信记，时年政七十。[43]

 

此本乃以陈宏谋节录本为底本抄录而成。书分二卷，卷上：天地、圣贤、典籍、道体、礼制、问学、涵养、存心、修身、省察、克治、力行、慎言、反己、安分、理欲、人品、器量、识见、诚实、敦伦、处人、应事、居官、治道、教化、刑法、用人、御民、建功立业、兴利除害、秉公。计32门；卷下为补遗，不分门类。

经过比勘发现，卷上所录32门的文字，全从《吕子节录节录》中选出。卷下《补遗》且不分卷的文字，则出自陈宏谋《吕子节录补遗》。

⑥ 道光七年（1827）栗毓美编刻《吕子遗书》本《呻吟语》。该本在吕氏原本、陆氏正定本、陈氏节录本、吕坤《去伪斋文集》卷八所收偶句、散句的基础上，综合汇编，刊刻而成[44]。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本，并非传世《呻吟语》的全部刻本，笔者之所以选择它们来作分析，是因为它们足够代表或能证明《呻吟语》在成书过程中内容上发生的变化。

除上述诸本之外，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吕坤学案》因取材全出自《呻吟语》，故也是探讨吕坤著书过程时需要关注的文字。《明儒学案》因摘录案主学术资料，保存了许多现已淹没难寻的一手文献，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成为了解明儒学术思想及流派的重要著作。[45]《吕坤学案》名列《诸儒学案》下之二，[46]将《学案》选录的《呻吟语》文字与上述各本相比照，则发现其中又有不同。《吕坤学案》所录，计有：天地、形气、道体、问学、涵养、存心、修身、主静、居敬、省察、克治、致知、力行、慎言、反己、理欲、善恶，计十七门（其中有一段，《明儒学案》二老阁本未标目，紫筠斋本标为“居敬”[47]），另有别录，共58段。虽与定本和节本均有不同，但更多地是与节本系统门类一致。对于《学案》的选材，黄宗羲曾道：“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48]可见是书的取材是本于各家原书面貌的。据此，可以推断《呻吟语》在定本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分类如《学案》所载、比较接近节本的版本。

黄宗羲所用的《呻吟语》，其版本可从他利用过的藏书加以推考。黄百家在《明文授读发凡》中曾提到：

 

吾家所藏宋、元文集极多，皆先遗献假于各藏书家以钞得者，于昔则借钞于吾族白下之千顷堂、虞山钱氏之绛云楼、山阴祁氏之澹生堂、钮氏之世学楼、甬水范氏天一阁、禾中曹氏之倦圃，今复得吾师果亭徐先生钞寄培林堂所藏集本，以补吾家所未备。[49]

 

另外，黄百家又道，曾“搜假司寇健安先生传是楼明集，得《文案》以外所未有者”[50]。可知黄宗羲曾利用传是楼、千顷堂、绛云楼、澹生堂、世学楼、天一阁、倦圃、培林堂等藏书楼之庋藏。察看几家藏书楼的书目，发现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中收有《呻吟语》六卷六本，《呻吟语摘》二卷二本[51]。在《澹生堂书目》和《千顷堂书目》中，均是收录的四卷本《呻吟语》。[52]钱谦益绛云楼，则未有《呻吟语》的相关记载。[53]

上文分析显示，六卷本《呻吟语》用定本系统所采纳的分类法，四卷本则为陈宏谋据以辑评刊刻的节本系统。从《学案》收录《呻吟语》的文字来看，梨洲所用，当以四卷本为主，而吸收了他能够获得的传抄内容。[54]

为求清晰，现将上述各本列表比较如下：

表二：

	门 类
万历二十一年《呻吟语》 六卷，17门	卷一： 性命、存心、伦理、谈道	卷二： 修身、问学	卷三： 应务、养生	卷四： 天地、世运、圣贤、品藻	卷五： 治道	卷六： 人情、物理、广喻、词章
万历四十四年《呻吟语摘》两卷，16门	上卷： 性命、存心、伦理、谈道	上卷： 修身、 问学	上卷： 应务	下卷： 天地、世运、圣贤、品藻	下卷： 治道	下卷： 人情、物理、广喻、词章
	l 比万历二十一年本《呻吟语》，减少“养生”1门。
乾隆三年 陈宏谋《吕子节录补遗》	l 不分卷，但内容属于万历二十一年定本。
乾隆五十九年吕燕昭金陵刻本《呻吟语》六卷	l 卷数、门类，均与万历二十一年本相同。 l 《拾遗》中缺少性命、养生、世运、物理、广喻5门。
道光七年 栗毓美《吕子遗书》本《呻吟语》六卷	l 卷数、门类，均与万历二十一年刻本相同。
乾隆元年 陈宏谋《吕子节录》四卷	卷一： 天地、圣贤、典籍、道体、礼制、问学、涵养、存心；	卷二： 修身、省察、克治、力行、慎言、反己、安分、理欲	卷三： 人品、器量、识见、诚实、敦伦、处人、应事、居官；	卷四： 治道、教化、刑法、用人、御民、建功立业、兴利除害、秉公。
乾隆三年 尹会一：《吕语集粹》四卷	卷一： 道体、问学、存养（涵养、存心）	卷二： 省克（省察、克治）、修身、器识（器量、识见）	卷三： 伦理（敦伦、理欲）、处人、应事	卷四： 居官、治道、品藻
	l 除比《吕子节录》门类有所减少外，比原著多出“品藻”一门。
嘉庆八年 阮承信《呻吟语选》32门 （《序》中称选自陈宏谋《吕子节录》）卷下：《补遗》不分门类。	卷上： 天地、圣贤、典籍、道体、礼制、问学、涵养、存心	卷上： 修身、省察、克治、力行、慎言、反己、安分、理欲、	卷上： 人品、器量、识见、诚实、敦伦、处人、应事、居官、	卷上： 治道、教化、刑法、用人、御民、建功立业、兴利除害、秉公
	l 与万历二十一年本《呻吟语》相同者，仅有“存心”、“修身”、“问学”、“治道”，计4门。
黄宗羲： 《明儒学案•吕坤学案》，计17门，另有别录	天地、形气、道体、问学、涵养、存心	修身、居敬、主静 省察、克治、力行、慎言、反己、理欲	致知	善恶
	l 与万历二十一年本《呻吟语》相同者，有存心、修身、问学、天地，计4门。 l 与陈宏谋《吕子节录》相同者：天地、道体、问学、涵养、存心、修身、省察、克治、力行、慎言、反己、理欲，计12门。 l 与诸本相异者，有形气、居敬、主静、致知、善恶五门。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所列各书，其排列并未完全遵循刊刻的时间排列，而是大体依照书中门类的划分。从表中所列可见，万历二十一年和四十四年吕坤刊刻定本中划分的《呻吟语》之门类，并非从始至终一以贯之地被使用，在此之外，还有如《吕子节录》中的结构安排。其中，定本系统包括吕坤自定的《呻吟语》、《呻吟语摘》、陈宏谋《吕子节录补遗》、吕燕昭金陵刻本和栗毓美《吕子遗书》本。这几本的卷次虽不完全相同，但门类的共同点明显。节本系统包括陈宏谋《吕子节录》、尹会一《吕语集粹》、阮承信《呻吟语选》和黄宗羲《吕坤学案》。这几本虽也有卷次上的区别，但大体门类相同。[55]

存于定本中的门类划分，是吕坤晚年认可的结构，而存于节本中的门类，只可能是他早年并不成熟的想法。这也正印证了他在自序中说的：“……因择其狂而未甚者存之。”[56]正因节本的分类方法还未定形，所以流传的各种版本也多有不同。

 

二、 从《呻吟语》看吕坤的思想

通过上文的分析，理出《呻吟语》从嘉靖四十二年吕坤二十八岁开始时撰写，到万历四十四年八十岁时删定而成《呻吟语摘》，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从陈宏谋辑《吕子节录》中保存的《呻吟语》所代表的节本系统，到万历二十一年吕坤刊刻定本，是为第一阶段。在此阶段，早年含有三十二门的《呻吟语》被缩编为十七门，定本的刊刻，为求该书在“自药”之外还能药人。其二，晚年家居的吕坤在定本的基础上，结合其子知畏搜集的零星旧记，再作增删，而成更为精炼的两卷本、十六门之《呻吟语摘》。从《呻吟语》到《语摘》的变化，可视为作者在定本系统内的修订，是在“药人”宗旨下的精炼之作。

从《吕子节录》到《呻吟语》再到《呻吟语摘》，无论是书中结构还是内容，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这些变化，读者能发现作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思考中，其对社会关注之重心的不同，也能看出一位心忧世道且重视经济实务的官僚对时势之应对。

 

（1） 刊刻《呻吟语》

从节本系统到定本系统的转变，相对于定本系统内部从《呻吟语》到《呻吟语摘》的调整，更能体现作者对世态的理解与应对。对将《呻吟语》定本刊刻，吕坤有一长序道其原委：

 

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难与他人道，亦惟病时觉，既愈，旋复忘也。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病时呻吟，辄志所苦以自恨，曰慎疾，无复病。已而弗慎，又复病，辄又志之。盖世病备经，不可胜志。一病数经，竟不能惩。《语》曰：“三折肱，成良医。”予乃九折臂矣！沉痼年年，呻吟犹作。嗟嗟！多病无完身，久病无完气。予奄奄视息而人也哉！

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司农大夫刘景泽，摄心缮性，平生无所呻吟，予甚爱之。顷共事雁门，各谈所苦。予出《呻吟语》视景泽，景泽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志之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盍以公人？盖三益焉：医病者见子呻吟，起将死病；同病者见子呻吟，医各有病；未病者见子呻吟，谨未然病。是子以一身示惩于天下，而所寿者众也。即子不愈，能以愈人，不既多乎？”予矍然曰：“病语狂，又以其狂者惑人闻听，可乎？”因择其狂而未甚者存之。呜呼！使予视息苟存，当求三年艾健，此余生何敢以沉痼自弃？景泽，景泽，其尚医余也夫！[57]  

 

文字中透露的信息有，1、吕坤存心世道，世病备经，故借此书以自药；2、与吕坤志同道合者多有相同之病，故刻《呻吟语》期望收到疗救众人之效。吕坤写作《呻吟语》，初衷仅在聊以自药而非示人，是在刘景泽的劝说下才刊行于世，以求对同志者有所裨益。[58]

从结构与形式上看，从节本系统到定本系统的的调整，主要反映为定本的结构更为精简，而内容却并未减省。如上文表一所示，节本中含三十二门，虽包罗广泛，却显得琐碎而重复，因读者只有作者一人，所以追求内容而非结构的精到，才是写作的首要要求。但精减之后，不仅结构紧凑、合理，且在自药之外能供他人参考以为疗救的目的更为明确。例如节本中卷二“力行”、“慎言”，卷三“处人”、“应事”、“居官”及卷四“教化”、“刑法”、“用人”、“御民”、“建功立业”、“兴利除害”和“秉公”诸门，其门类划分互有重复且不易区分，但在定本中即多被收入“应务”、“人情”两门；此外，吕坤用“性命”、“存心”、“伦理”和“谈道”等门，包含了节本中分散于各卷的关于人心修养的内容，令读者能较易掌握大旨。如“郊社，抱天地生成之大德也”句，在《节录》中属卷一“礼制”，定本中则改属卷一“伦理”[59]。又如：“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争之味，人问之，曰：不与居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少年人争英俊，不与盛气人争是非。”[60]在《节录》中属卷二“安分”，在尹会一辑《吕语集粹》中属卷二“修身”，[61]在定本中则改属卷三“应务”，[62]且将“不与少年人争英俊”句改为“不与简傲人争礼节”，保留于《呻吟语摘》，这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文字都变得老到。这类对文字归属的调整，说明在写作初期，作者的考虑还不成熟，缺乏固定的排列准则，待到定本，才能严格分类。

其次，各段文字明显加长且讨论更为深入，这反映出吕坤的思想见识已然有所推进。《节录》卷一“道体”一门共六段，大意是讲道之本来实为简易而非繁难，繁难者非道。如“不知圣人妙处，只是个庸常，看《六经》、《四书》语言，何等平易，不害其为圣人之笔，亦未尝有不明不备之道。嗟夫！夫贤智者过之，佛老杨墨庄列申韩是已，彼其意见，才是圣人中万分之一，而曼衍闳肆，以至偏重而贼道。”又如“圣人不示人以难法，其所行者，天下万事之可能者也；其所言者，天下万事之可知者也，……道本如是，其易知易从也。”均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但在《吕子节录补遗》卷一“谈道”中，这种认识已有了变化：

 

愚不肖者不能任道，亦不能贼道，贼道全是贤智。后世无识之人，不察道之本然面目，示天下以大中至正之矩，而但以贤智者为标的，世间有了贤智，便看的中道寻常，无以过人，不起名誉，遂薄中道而不为。[63]

 

《补遗》中论“道”，已非单讲平易、庸常，而是对贼道、害道之人有具体的批评，认为贤智者方是道之贼，且他们所起到的示范作用，还能鼓动追随者，影响至大且坏。这段话，在《呻吟语》及《语摘》中都有收录，且在两本中，本段之末另增有“此难与曲局之士道”[64]句，更表示了道之难明，贼道者惑世之深。

从结构的变化而显出内容的大调整，是定本系统突出了“治道”一门，将之独立为一卷。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吕坤正在太原任山西巡抚，五月得到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任命。[65] 从此他结束了地方为官的经历，开始了中央的履历。因此Forges将此次升迁视为吕坤一生的转折点。[66]这时的吕坤，对社会已有了较为深入且全面的认识，反映在文字上，则是此年定本的《呻吟语》载入了他对社会、官场的深切理解，而不仅仅是浮于感悟。

调整内容后的“治道”，包含了对君道、臣道、治法的理解和对世况的担忧或批评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对君道，吕坤首先关注人君身心之修养，强调君主不可放纵一己之私欲，侵占民众之所应得，[67]而应持大体，不扰民，[68]他认为人君是天下的寄托与依靠，不可荒怠废弛政事[69]；提出人君要爱民，爱民是自爱其身[70]。此外，还警告说人君罔惩私欲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人君有欲，前后左右之幸也。君欲一，彼欲百。至天下乱亡，则一欲者受祸而百欲者转事他人矣。”[71]其次，提出为政治国之道，吕坤认为，圣王之道在尚简而不尚繁，“惟简可以清心，惟简可以率人，惟简可以省人己之过，惟简可以培寿命之原，惟简可以养天下之财，惟简可以不耗天地之气”[72]，主张宽心严政[73]；而且吕坤提出，为君者当顺依臣心、理解其意，不应刻意逆拂，这样不仅能君臣相安，而且能成善名善政。[74]此外，吕坤提出了希望：“能使人忘其尊而亲之，可谓盛德也已。”[75]上述这些表达了相同意旨的文字，在《呻吟语》中虽未如笔者分析般类聚于一处，但其中的意思是明白而全面的。

对为臣之道，吕坤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对行实政的期待；2、对为官职责和慎选官吏的重视；3、对君臣关系的强调。其中对实政的期待，被置于“治道”一门之首，吕坤说：“天下万事万物皆要求个实用”[76]，“若执一簿书寻故事、循弊规，只用积年书手也得”[77]。他的期待源于他对世态的批评，吕坤认为：“今诏令刊布遍中外而民间疾苦自若，当求其故，故在实政不行而虚文搪塞耳。”[78]其次，对为官职责及选任的看法，定本较节本有明显的精进。在《吕子节录》中，专有“居官”一门谈论作者居官的感悟所得，但仅止于感受，多笼统而少针对。如他说：“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只人情世故熟了，什么大官做不到？只天理人心合了，什么好事做不得？”“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79]等，虽也批评官场恶俗，但整体上却缺乏深刻的见解和应对的方策。到定本时，作者已有了鲜明的观点和直白的批判，如：“无治人，则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则弊习陋规皆成善政。固有文武之政，须待文武之君臣，……用之非人，反以资敌。予观放赈、均田、减籴、减灾、乡约、保甲、社仓、官牛八政而伤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余罪矣。”[80]这并非轻描淡写，而是痛恨之极。又道：“百姓只干正经事，不怕衣食不丰足；君臣只干正经事，不怕天下不太平。试问百司庶府所职者何官？终日所干者何事？有道者可以自省矣。”[81]针对于此，吕坤提出“治世要择良医，安民要择良吏”[82]，他进而认为，单纯做到不伤财、不害民，并不足称称职，为官者的贡献，在令百姓家给人足，令社会风移俗易，并能兴利除害，转危为安，否则便是尸位素餐。[83]因此他提出了节本系统中原不包含的慎择人、慎立政的意见，[84]并加入了自己的经验，如他提到的为官曾设六自簿，以令民先自审报，减少官吏可能的中饱和繁苛，[85] 及曾作《原财》一篇，但因语多愤世，故使其文不传[86]。这种来自实际为官经历的文字，是吕坤早年所见浅少、感触不深的阶段无法完成的。

除此之外，吕坤还批评了视官为富贵之物的看法，而提出官高权重，职责、负担相应亦重，因此他认为官并不好做，做好官更难。[87] 对从臣的角度如何事君，吕坤认为须直身形道，还须鞠躬尽礼，恭顺事上，[88]但他也强调上下相通，下情上达的重要性。[89]总的来说，吕坤对官场、吏治的思考是全面并且深入的，他提出的权责一体的观点，认为做官者应看到身上肩负的责任，而不应以之为谋求私利的手段，是卓乎其类的见解，同时他还分析吏治不修的根源，是在学政不修，[90]虽然吕坤并未就此再作深入地探讨，但他试图追根溯源并有所发现，说明他对社会持续地关注并具有较为敏锐地感知与判断能力。

在治法上，吕坤主要讨论了治法尚简不宜繁，兴革利弊易缓不宜急以及礼与法、礼与情的关系。首先，变革故态不可太急是吕坤屡次申明的内容，他说：“兴利无太急，要左视右盼，革弊无大骤，要长虑却顾。”[91]并批评了立法者妄惩聪明，不深思熟虑的做法，[92]他主张详审详论，与民同心方可施行。[93]其次，对礼、法、情三者的关系，吕坤的认识也有精进。《吕子节录》中虽也强调崇礼之重要，认为行事须以礼为度，[94]但却不如定本中对礼、法关系的突出强调，吕坤说：“礼重而法轻，礼严而法恕，此二者常相权也。故礼不得不严，不严则肆而入于法，法不得不恕，不恕则激而法穷。”[95]这是将礼与法视作互相牵制，两者同向发展的个体，同类的还如“礼与刑二者常相资也，礼先刑后，礼行则刑措，刑行则礼衰”[96]。但从吕坤的根本观点来看，他主张礼法二者均须简便易行。[97]对情与法的关系，吕坤主张若能做到殉情而不废法，执法而不病情，则是居官妙悟。[98]总的来说，吕坤对礼、法、情三者的理解，是互相资借且制约，他并不认为单一的一项即能够达到治世的目的。

除了上述内容，对令行禁止[99]、宽政实行[100]等的感悟，也能证明吕坤对君臣之道和治世之法的理解及提出的矫正意见，是全面且深入的，与此相配套的是他对当世状况的忧虑，并且他在品评世道的同时，也指出了危亡之兆。这种征兆，包括官、民、法三者，对官主要集中在选择不当，任用非人；[101]对民主要认为惰怠放肆，缺少教化；[102]对法则批评法度不严，执法者多奸法、废法，致使万事虚文，失制法之本意。[103]于是他提出“明王不大振作，不苦核实，势必乱亡而后已”[104]的警告。

上述这些吕坤对君主施政及臣子直身行道的看法，无疑基于他自身的经验和他积极思考努力，而非仅在书斋内所能想见。在此门之末尾，吕坤似乎意识到上文所说的并非顺耳的言论，因此他强调：“顺心之言易入也，有害于治；逆耳之言裨治也，不可于人，可恨也。夫惟圣君以逆耳者顺于心，故天下治。”[105]可谓苦口婆心，又执着勇敢而毫不畏缩。

总的来说，定本《呻吟语》在调整结构使之合理并深化所论之内容上，都胜于节本，吕坤将这类处身世间的感悟记录下来并有调整，不但说明此书旨在“自药”，更可说明作者的思想并未停滞，而是不断地调适、反省，因此能够“药人”。吕坤似乎也明白以此态度处身世间的境况：“余二十年前曾有心迹双清之志，十年来有四语，云：行欲清，名欲浊；道欲进，身欲退；利欲后，害欲前；人欲丰，己欲约。近看来太执著、太矫激，只以无心任自然，求当其可耳。名迹一任去来，不须照管。”[106]虽有无奈，但执着之心态，仍明于其间。

 

（2）刊刻《呻吟语摘》

与第一阶段从节本到定本的文字修改方向相反，吕坤将《呻吟语》删改成《语摘》，使其内容更为精简而文字愈发平和。文字的精简，除了删去原存于卷三之中的“养生”一门外，又分为两类：其一，将议论、总结或重复而无新意的文字删去。这类文字多处于原文末尾。如《呻吟语》卷五“治道”首段“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语摘》中即将其末尾的“此万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句删去。[107]又如《呻吟语》卷一“存心”中“或问放心如何收”段末尾“才昏昏便出去，才惺惺便在此”句，《语摘》则删去最末“才惺惺便在此”句。[108]同理，将各门谈论同一问题的内容，仅保存堪为总结者。如卷一“性命”中有三段文字，讲说五行之火，以其为万物之本而发端无穷。在《呻吟语》中分别为：

 

兰以火而香，亦以火而灭；膏以火而明，亦以火而竭；炮以火而声，亦以火而泄。阴者所以存也，阳者所以亡也，岂独声色气味然哉！世知郁者之为足，是为万年之烛。[109]

    火性发扬，水性流动，木性条畅，金性坚刚，土性重厚，其生物也亦然。[110]

    声无形色，寄之于器；火无体质，寄之于薪；色无着落，寄之草木。故五行惟火无体，而用不穷。[111]

 

这三段，《语摘》中有末段能涵盖五行之形实的文字得以保留。

其二，将各门内部文字大幅删减，“仅存二三”。这些被删去的内容中，很大的比例，是对时政的批评。如《呻吟语》卷六“辞章”中批评科举的文字，在《语摘》中即被删掉，其文为：

 

万历丙戌而后，举业文字如晦夜浓阴封地穴，闭目蒙被灭灯光。又如墓中人说鬼话，癫狂人说风话，伏章人说天话。又如《楞严》、《孔雀》，咒语真言，世道之大妖也。其名家云：“文到人不省得处才中，到自家不省得处才高中。”不重其法，人心日趋于魑魅魍魉矣。或曰：“文章关什么人心世道？” 嗟嗟！此醉生梦死语也！国家以文取士，非取其文，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故取之耳。言若此矣，谓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吾不信也。且录其人曰中式，进呈其文曰中式之文，试问其式安在？乃高皇帝所谓文理平通，明顺典实者也。今以编造晦涩妄诞放恣之辞为式，悖典甚矣。今之选试官者，比以高科，其高科所中，便非明顺典实之文。其典试也，安得不黜明顺典实之士乎？人心巧伪，皆此文为之崇耳。噫！是言也，向谁人道？[112]

 

此段之被删，当属于吕坤所说的“谈政颇多”一类，[113]又如在“修身”中谈论当朝上下积弊日重，纪纲败坏的文字，在《语摘》中也被删去不存。吕坤说：

 

窃叹近来世道，在上者积宽成柔，积柔成怯，积怯成畏，积畏成废。在下者积慢成骄，积骄成怨，积怨成横，积横成敢。吾不知此时治体当何如反也？体面二字，法度之贼也。体面重，法度轻；法度弛，纪纲坏。昔也，病在法度；今也，病在纪纲。名分者，纪纲之大物也。今也，在朝小臣藐大臣，在边军士轻主帅，在家子妇蔑父母，在学校弟子慢师，后进凌先进，在乡里卑幼轧尊长，惟贪肆是恣，不知礼法为何物。渐不可长，今已长矣。极之必乱必亡，势已重矣，反已难矣。无识者犹然甚之，奈何？[114]

 

吕坤对当朝态势的担忧，言语不可谓不犀利。这类直接针对政事的文字，有的则是将其中过于尖锐的言词弱化，但主要意思仍予以保留。如上文曾引述讨论治人治法的一段文字“无治人则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则弊习陋规皆成善政。……不肖有司放流有余罪矣。”[115]在《呻吟语摘》中，则将末句改为“不肖有司自省有余愧矣”[116]。虽缓和了过激的言辞，但臧否世态的本意却未曾简省。[117]

除了对《呻吟语》大幅删减外，在各门末增加的文字，也是值得重视的内容。[118]其中，有吕坤依自身经验对前书修正者。如《呻吟语》“治道”中有吕坤曾记录他所使用的六簿之功用：

 

余居官有六自簿：均徭先令自审，均地先令自丈，未完令其自限，纸赎令其自催，干证催词讼令其自拘，干证拘小事令其自处，乡约亦往往行得去，官逸而事亦理。久之可省刑罚。当今天下之民，极苦官之繁苛，一与宽仁，其应如响。[119]

 

利用六自簿，本意是减少刑罚，方便官民，而且利用簿书记录官员的行政事务，吕坤曾颇得其便，[120]但这段对簿书正面肯定的内容，在《呻吟语摘》中不仅不存，且保留的文字完全与此相反：

 

簿书，所以防奸也。簿书愈多而奸逾黠，何也？千册万簿，何官经眼？不过为左右开打点之门，广刁难之计，为下司增纸笔之孽，为百姓添需索之名。举世昏迷，了不经意，以为当然，一细思之，可为大笑。有识者裁簿书十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121]

 

前段文字论簿书之功用，是就自身经验所得而谈；后段文字论簿书当戒，则是根据官场不单未得其益处，反而以之害民，故提出应予裁减。

同时，吕坤自身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在《语摘》中也有体现。吕坤早年编写《宁陵县志》，即有黜伪求真的想法，[122]但从《语摘》中可以发现，晚年的吕坤在黜伪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对“公”、“私”的讨论，如他说：“圣人没自家底见识。”“圣人之私公，众人之公私。”“周子谓圣可学乎？曰：无欲。愚谓圣人不能无欲。……周子云圣无欲，愚云不如圣无私。”[123]批评私心，推重无私，这在之前的版本中不曾见到。

另有增加的内容，是对万历二十一年后所发生之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对发生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之后的矿税的看法。[124]而这类文字，确是反映的吕坤所身处之时代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但此类依时间之前进而增补的内容，并不多见。故可知吕坤的《呻吟语》虽是世态的反映，却不直接记录世态。

 

（3）刻书背后的历史

上文的分析显示，吕坤记录在《呻吟语》中的文字虽不直接反映世态，但内容却与当世风貌紧密相关，且因作者的自身阅历和社会经验都逐渐老到、丰富，令该书在内容上得以扩充，分析也渐趋深入。但读过该书，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何这样一部对社会、官场有深切认识的著作，会在万历二十一年被定本刊刻，而且是以与此前三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全不相同的面貌面世呢。

很明显，能令这部与撰写之初在结构上有绝大调整的著作面世，其根本原因，绝非如吕坤自序中所说，单纯是刘景泽的一席话就能达到，而似醍醐灌顶般令吕坤大悟。如果我们回顾此书刊刻之前与当年中发生在吕坤及当时官场的若干事件，或可明了促成它被刊刻的因素。

首先，吕坤自身存有潜在促因。吕坤撰序并刊刻《呻吟语》，是在山西巡抚任上，而在此前的四年间，他陆续撰成了《乡甲约》、《风宪约》、《狱政》、《督抚约》和《民务》等文字，上述诸篇，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自称为吕坤的门生赵文炳纂辑刊刻，是为吕坤传世名著《实政录》。虽然赵文炳刻书是在吕坤致仕之后，但各卷的成文并被颁发下属而期以实行，则是在吕坤山西巡抚或此前的山西按察使任上，下表所列，是吕坤颁行《实政录》各卷的官职及由此推断的成文时间：[125]

表二：《实政录》各卷成文信息表：

卷次	标题	吕坤官职	官职对应的时间
卷一	明职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秋
卷二	民务： 养民之道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四月间
卷三	民务	同上	同上
卷四	民务： 治民之道	同上	同上
卷五	乡甲约六卷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四月间
卷六	风宪约	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万历十七至十八年“吕公观察三晋时所与郡国大夫约也”
卷七	狱政	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万历十七至十八年
卷八	督抚约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四月间
卷九	督抚约	同上	同上

 

很明显，《呻吟语》的刊刻是紧随《实政录》各卷成文颁行之后的。而对这部堪为吕坤为官治世经验与方法的总结的著作，我们值得稍花精力，略作了解，以期形成对《呻吟语》及它们的共同作者吕坤及其所思所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实政录》的结构、主旨清晰明确，它采用首卷《明职》总括官吏为官职责作为全书主旨，下接各卷按照由吏至官、官阶由低至高的顺序层递，最后讨论地方最高领导督抚的结构，衍说政务细节，以突出对为官职责的要求和规范。其中，首卷《明职》与二至九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首先，它明确了从吏丞到督抚各级官吏的职责，也即是从为官者本身职责的角度而不是如后八卷般从具体政务的角度论说，因此该卷重在抽象说理，它强调为官者本身识见、修养及其所司职责的重要性。从此卷与全书的结构来看，它所讨论的各种官员之职责，此后各卷都再次出现，并针对政务操作有详细而具体的规范，有的内容甚至结合地方风俗，作了细致描划。而该卷之首的《明职引》，又堪为全书立论的基础，从中可概见吕坤对官场痼疾之认识，他说：

 

今天下无一事不设衙门，无一衙门不设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困，则吾辈泥于其职之故也。呜呼！何可道哉。乃发明职掌，申斥大小职官，终日思其所行，经岁验其成效，称职乎不称职乎，子夜点检，自谦自愧，必有独得者。[126]

 

该段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吕坤认为社会弊端的症结，全在官吏不职。这样一来，为官之人本身的因素就成了扰乱国家和政治的根本原因，在吕坤的眼中，它比制度规定或行政程序更为关键；其二、承接上点，吕坤提出的解决方策，是希望官吏自己觉悟，从自我点检中验查得失。

从《实政录》的内容来看，它具体讨论的官场颓弊现状，是以吕坤亲身闻见或实行经验为基础，[127]但该书长在讲说处理各类基层事务的细节、地方社会管理的方法和对官吏的约束，而不涉及对社会的全面品评和高深理念的讲说。并且，虽然《实政录》是为纠劾吏治而作，但除了旨在加强边防的《督抚约》外，该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在下层官吏，吕坤对整个社会的感悟与论说，不单未能全被涵盖，且由于读者对象识见之故，即使有所表白，也难觅知音。但《呻吟语》正可弥补《实政录》无法包含的这类内容，正如冯从吾（1556-1627）对该书及吕坤所作的赞誉：“先生禀超世之资，报经世之才，投之所向，无不如意，而犹惓惓折节，于学问若无若虚不自满，假此其所得尚可以津涘窥哉。今观是语，论道理曲尽人情，论人情曲尽道理，论本体不离工夫，论工夫不离本体，不惟同志者读之欣然痛快，即素不信学者读之，亦未有不翻然悔悟，勃然兴起者矣。是语也，其关于世道人心不小。”[128]可见该书是含义深广而旨趣高远并能得到同道认可的著作。

这样一来，若将《呻吟语》与《实政录》联系起来考虑，则可见两书均是关注社会及官场弊端，并汇录了吕坤的思考和应对，试图以此规范人心，挽救世态，但因两书撰写之初衷、预设之读者、涵盖之范畴及论说之层次均有不同，[正如清代程祖洛对两书的评价，认为：“《呻吟语》其功夫，《实政录》其措注……”[129]]故吕坤在完成《实政录》各卷之撰写，并颁布期行之后，刊刻《呻吟语》，是希望两书能在事实上达到互相参映的效果，形成既修养身心，又指导立身行事的著作组合，达到完整的药己药人兼顾的效果。

其次，看《呻吟语》刊刻的时代促因。《呻吟语》刊刻的万历二十一年，是明代政治史上值得注目的一年，发生在这年正月的京察，被认为是明代阁部之争的关键转折。[130]万历二十年三月，孙鑨继陆光祖之后执掌吏部。而陆光祖及之前的吏部尚书宋纁，均不惟内阁是尚，且试图扭转部权归于内阁并有所收效。孙鑨则欲利用癸巳京察之机，消除内阁对吏部的权力束缚，因此触动了在年初被召回充任首辅的王锡爵的利益，遭至内阁不满。其结果是孙鑨罚俸、赵南星遭贬。[131]本文不欲在此探讨癸巳京察对明代政治有哪些影响，或是阁部之争双方的胜负，本文想要说明的是，对吏治十分关注的吕坤，在这样大的政治动荡之中，将用以自药且留存三十年未曾示人的《呻吟语》刊刻行世，是有其对世态的担忧和欲有所作为的考量。

从吕坤的著作中可以发现，除了与亲身参与此次京察的顾宪成、孟化鲤等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外，[132]吕坤与维护吏部权力的尚书宋纁还同为归德府人[133]，且在万历十九年宋纁卒于任上后，吕坤于次年为他撰写了一篇文字极为丰富的行状。[134]同时，吕坤与邹元标也保持了长时间的往来。[135]

但同时还应注意，吕坤与内阁也保有联系。隆庆五年（1571），吕坤病重的母亲强行催促他上京应试。是年吕坤虽中礼部试，但因母亲去世，在籍守制而未应廷试。此年的主考官为少傅大学士张居正及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吕调阳，分房考官为同为归德人的沈鲤[136]。万历二年，吕坤应殿试，以三甲第五十名赐同进士出身[137]，此年的考官，仍然是张居正、吕调阳等。[138]吕坤对张居正的功绩，非常推重，他在晚年曾以门生的名义为《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撰序，序中概述张居正当政期间所为政事，对因此而形成的国事清明，边防巩固，内忧外患得以减轻的效果，表示了赞赏[139]；而另一位考官张瀚[140]，更在吕坤从襄垣令调任地处边防重镇的大同县令中，起了重要的举荐作用。[141]

因此，吕坤阁部双方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本不热衷于政治纠纷，与日后势力渐盛的东林党人的政治见解和为政方略也不尽相同[142]，并且他对这场纯粹的政治斗争而非为整顿吏治的京察，并不抱信心，但两难之处境也不能令吕坤漠视业已出现的社会问题和消除他已经形成的担忧。因此，刊刻用以自我疗救的《呻吟语》，或是表达己见的合适手段，至少该书的初衷已经决定了它不会误己伤人。这与吕坤同年写成的《演小儿语》颇有类似之处，该书是接续应父亲之命而作的《续小儿语》而成，[143]但已不是纯粹的童蒙读物，它不单根本未曾涉及对幼童的知识性教育，甚至童蒙读物中常见的洒扫进退也未提到，更不涉及礼仪教化，书中所讲，全是征引活泼的言辞，讨论深奥的道理，且这类道理，并非示人以成圣之路，而是凭借作者自己的经验、阅历，表达对人生的理解，揭示了如何做一个好人，甚至好官的道路。[144]这样一来，成于同年的《呻吟语》与《演小儿语》，就都成了吕坤面对颓弊的社会现实而书写胸臆的载体了。[145]

而且，吕坤的实际行动也能证明，他的努力是与著作配套而行的。在刊行《呻吟语》的次月，吕坤上《论钱粮疏》言“裁冗员、蠲宿负、宽带徵、别分数、严催科”等五事。[146]半年之后，他又因言荐举连坐之法而受到了神宗皇帝的表扬，《明神宗实录》记载为：“上以吕坤所奏，深得朝廷饬吏安民之意，……近来抚按衙门专寄耳目于进士，有司以致道府等官，畏狥成风，注考失实，吏治何繇得清。尔部今后还严劾抚按官，如吕坤任怨者，不次推用，其有偏信非人，论劾倒置，亦照新例，一并连坐。”[147]这说明，吕坤对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对澄清吏治的努力，是从言行两方面并行推进的，他尽己所能，最大限度地表达他的心声并提出他的设想，而且所成言行是互相配合而成为一体的。

 

三、 结语

《呻吟语》一书，从始撰到刊刻，历时三十余年，若加上晚年删定的《呻吟语摘》，则可视为吕坤写作半生的著作。该书初期的形态，结构复杂且有重出，盖因仅为自药，非为他人；后于万历二十一年，吕坤调整结构，定本刊刻，除精简门类外，还对各门内容结合本人阅历，做了深化，内容既包括对君主、官吏、平身心行事的理解，又含有对礼、法、情的分析，言语深入，文字老道。此后，吕坤晚年，结合其子知畏增入的内容，再作增删，使之更为精炼，除修正不合时宜的看法外，另将谈政的文字或删或改，使之收敛锋芒，但仍不失本意。可见晚年的吕坤虽有文字的更易，但著述宗旨，却并未改变。

值得深究的是，在《呻吟语》修改、刊刻的背后，有不可忽视的吕坤个人及其时代因素。《呻吟语》刊刻之前，吕坤完成了他的经世名著《实政录》的分卷撰写，并颁行下属，期以实行，其内容虽与《呻吟语》同样关注社会、官场之颓风，且欲更张之，但却侧重于对实行方策的规范，及属吏行止的纠劾、查点，缺乏对社会的整体关注和思考获得的高深道理的讲说，因此刊行《呻吟语》，当是吕坤在《实政录》之后，为求思与行两者完备而作的努力。此外，由于当年的京察，其斗争双方都与吕坤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且他又并不热衷政治斗争，但各种社会问题又客观存在，不得不言，故选择在此年刊刻《呻吟语》，写作《演小儿语》，以申述己意。

 

 

 

附录：栗毓美：《呻吟语凡例》。

凡例七则：

一、      此书向止宁陵有板，康熙丁卯，陆清献公令正定之灵寿时，同官柘城王益仲携有原书，合谋雕版。其每篇补录，公序中不言所自，计内外篇共补七十条。细覆“圣贤”篇有与原书复出者一条，实六十九条。今悉依正定本录之。按，先生答人书云：“《呻吟语》谈政颇多，爱我者删之，止存云云。弟甚悔其传也。”考是书先生积三十年之功，至万历二十一年年五十八岁时，乃有定本。《序》所云“择其狂而未甚者存之”者也，意未经删定之前，稿本当有传抄流播者，陆氏所补或本之。

一、      乾隆甲寅，先生二十三世孙燕昭官金陵，曾取原书重镌，其自跋云：“陆先生正定本至今无存，惟陈文恭公《吕子节录》刻于都门，嗣蜀、晋均有刻本，兹检对《节录》本，又有出于当湖所补之外者一百三十余则，谨遵正定本例，散附各篇。”按，《节录》本分三十二目，次第与今传本迥异。公《序》云：“得于书市故纸堆而节录之，后三年购得原书，复刻《补遗》二卷，其次第乃一遵旧刊本。”窃为反复参考，凡《节录》本所有而反为原书所无者，语多愤世，意文恭公所得于书市之二册，亦据先生癸巳前未经之本而纂录者欤。

一、      先生《去伪斋文集》第八卷原目有偶句、散句二类，今文集重编，此类无所附丽，中惟“慎言动于妻子仆隶之间”一条，“世上无难处之事”一条，“冰凌烧不热”一条，“两间无物我”二句，与此书复出不载外，其对句五十二，散句二十三，悉依类附存，一字不漏。

一、      凡采自正定本、《节录》本及《文集》者，每篇末俱识明若干则据陆氏补，若干则据陈氏补，若干则据《文集》补，以存原书之真。

一、壬午岁，长白鄂敬亭中丞照正定椠本刊板关中，据陈氏《节录》本附《补遗》一卷，共一百五十三则，而陆氏所补，概未收入。兹汇各家刊本，细为雠刊。其十二则陆本业已补收，又七则均原书所有，陈氏选刻时或删存数语，或节去发端，或仅留结尾，以致校阅者误为复载。（实百十四则）今于各篇按语内，夹注声明，以祛读者之疑。

一、他本字句，间与原书不同，择其义长而实系原书校勘之误者从之，若义可两通，一以原书为准。

一、正定本附刻《呻吟语疑》一十七则，今乃附于后。

 

 

《呻吟語》的版本與呂坤的思想變化

The Text of Lü K’un’s Groan Speech and the Changes in His Thought

Xie Yang

 

Summary

 

      Groan Speech (shenyin yu) was written by the famous Confucian scholar-official Lü Kun(1536-1618)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consists of a lifetime’s reflection of Lü’s on views of being a man ,of serving the monarch, of treating friends, and of dealing with worldly affairs. It also includes Lü’s comments on officialdom, governmental   etiquettes and codes, moralizing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nishment, thus throwing lights on Lü’s conception of the proper Confucian rites and rituals. For its rich content and the author’s reputation, Groan Speech was published many times in Ming and Qing, both in full text and in abridgement.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book were made in these versions. By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Groan Speech’s public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Lü Kun’s life, this paper shows both the textual differences of the book’s various versions as well as Lü’s chang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ways of dealing with 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worlds in which he lived.

I argue that Groan Speech was published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First, it is conceived as a complement of Lü Kun’s earlier work on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 the Statecraft Records (shizheng lu). Statecraft Records focuses on concrete affairs of local officials. That confined the readership as well as the interest of the subject. Groan Speech brings in more general and reflective views on government in general. Second, Lü Kun meant the publication of Groan Speech as his concern for the factious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deteriorating society that he had close watch upon.

 

《呻吟語》的版本與呂坤的思想變化

 

內容提要：

 

《呻吟語》是明儒呂坤（1536-1618）耗費大半生心血著成的重要著作，它本是作者記錄對世態感悟的書，内中包含有對立身為人、為臣事君、交友處世等的看法，對吏治、禮法、教化、刑罰等的評判，以及對儒家傳世及當時學問的意見。作者撰寫此書，初衷非以示人，而僅在對處身世間親身聞見的各種弊端自抒胸臆，謂為自藥。但呂坤持循的經世濟民之為政宗尚在該書中的體現，令它必然擴大至社會層面而不能被藏於書篋。該書長久的翻刻歷史和廣泛的影響範圍，就足能證明它“藥人”的功用是為當時及後世士大夫所認可的。

但這樣一部關注社會至廣且深的著作，由於成書時段長，內容屢有更易，令它本來的面貌及在被修改過程中發生的變化，湮沒不明；加上後世刊刻的多種節本甚至足本，是依據搜集到的不同原本而選擇了各異的內容，更令該書本應反映出的作者思想之變化，難以明現。本文選擇部分能夠代表或能證明《呻吟語》在成書過程中內容變化的版本，通過對它們進行版本時序及內容增刪、調整的比較，看其中反映出的呂坤思想的變化。通過比較證明，呂坤撰寫《呻吟語》，無論是體例的安排還是內容的收錄，都存在由粗到精的改進，而呂坤為適應時勢並結合自己為政經驗所作的調整，更能說明作者思想的深化和見識的日漸獨到。

對這樣一部在問世當時及其後都有廣泛影響的著作，它的被整理刊刻，有作者個人及時代的雙重促因。在整理刊行《呻吟語》之前，呂坤於為地方官任上，先後寫成並宣佈了構成他經世名著《實政錄》的單篇文字，期望能獲得下屬施行。但由於《實政錄》重在處理地方具體事務，限於寫作的初衷、預設的讀者、涵蓋的範疇和論說的層次，該書無法展現呂坤對社會的總體看法與相關的深入分析，因此，整理刊行《呻吟語》，就成了對《實政錄》的補充，這顯示了作者为思、行兩者兼顧所做的努力。

同時，發生在《呻吟語》刊行當年的京察，成為明代閣部鬥爭的關鍵。與爭鬥雙方都有較好私人往來的呂坤，身處其間，不便輕易放言論事，於是他選擇整理刊行這部本為自藥的著作，實是將其作為面對日漸頹弊的社會現實來書寫胸臆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