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

 

    内容提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系沧州孙氏家族旧藏文物，手卷上汇集明永乐、洪熙、宣德三朝43位名臣的亲笔题赞，其中不乏姚广孝、“三杨”等元老重臣的墨迹，其文物价值及历史文献价值不言而喻。梳理、考证题赞者的身份信息，考察手卷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明初以曾棨为代表的江右翰林文臣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可窥见明初翰院文化之某些特征。勾勒手卷在孙氏后人手中的留存情况，还可以了解手卷所承载的“故家隐德”观念，以及这一观念对孙氏家族发展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  翰林院  宗族意识文献流传  姚广孝  孙楷第

 

由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积善堂孙氏家族世代保存六百余年的《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汇集了明永、洪、宣三朝43位名宦的手书真迹，该卷已于2011年由孙氏后裔捐献给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手卷所载的内容及信息，对治史者探究明初翰院文化、沧州地区移民社会、明代缙绅宗族意识等问题颇为重要，即于艺术价值之外，尚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文献价值。详细考证诸题赞者的身份背景、职官履历，可大致勾勒出手卷形成、留存的过程以及孙氏家族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探究明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

 

    一  永乐二年翰林群体与《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的初步形成

 

《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以下简称《积善堂手卷》）全长1964厘米，幅宽31厘米。手卷上共有46人的题赞，其中明代题字者43人，按题赞者自署，即庐陵曾棨、南昌胡俨、建安杨荣、毛彪、钱唐王洪、临江金幼孜、莆田黄约仲、华亭沈粲、马伯、庐陵周述、清江张澈、会稽山人刘真、四明陈葵、吴门王进、邓时俊、壶山李基、浙人刘韶、莆阳黄察、东吴朱孔昜、临川王英、南郡杨溥、范阳邹缉、四明郑复言、庐陵陈循、三山陈仲完、云间沈度、尹凤岐、长乐李骐、泰和曾鹤龄、匡山余鼎、吉水钱习礼、舜江薛常、莆中黄寿、慈溪陈敬宗、庐陵周忱、庐陵萧时中、文江罗汝敬、四明周翰、清江廖端、萧宽、逃虚老人姚广孝、庐陵杨士奇、天台李至刚。手卷末另有近代学者题字三，即邓之诚、沈兼士、黄侃，三人皆因当时手卷保管者孙楷第先生延请赏析而留下题跋。手卷题签为《积善堂记》，下钤白文长方印“为善最乐”。是明清时代典型的由官僚士大夫集体创作的纪念型书法手卷。

对《积善堂手卷》的研究，必然需要追溯渤海孙氏的历史，而这一家族之所以自称“渤海”，诚因出身河北沧州，沧州汉代为渤海郡，孙氏取乡梓之故名以自显。有关孙氏“积善堂”及《积善堂手卷》的概况，乾隆《沧州志》记载如下：

 

（积善堂）在州治前东偏，明永乐间兵部员外郎孙敬居也。其祖、父世有隐德，卢陵曾学士棨因扁其堂曰积善，一时馆阁名公如姚荣靖、杨文贞、文敏辈俱有诗文题赠。^[2]

                                                        

民国《沧县志》亦载：

 

（积善堂）在公署前西偏，明永乐间兵部员外郎孙敬居也。原名尊德巷，即今孙家胡同。世有隐德，庐陵曾学士棨因匾其堂曰积善，一时馆阁名公俱有题赠。^[3]

 

由此可知，积善堂是明永乐朝兵部员外郎孙敬的宅邸，位置接近沧州治所，后逐步演变为一片居住区，即“尊德巷”或“孙家胡同”[4]。《积善堂手卷》就是孙敬为纪念自家堂屋落成而邀约朝中名臣所作。

    再查《渤海积善堂孙氏家谱》，中有宣德元年（1426）翰林院侍讲学士王英撰《大明赠奉直大夫兵部武库清吏司员外郎孙公墓表》一篇，乃孙敬父亲孙成甫墓表，详细记载了渤海孙氏在明初的发展状况，兹不烦录其大部如下：

 

按孙氏为名族，其先居怀来，国朝平定之初，关外之民尽徙内郡，公（指孙敬父孙成甫）乃占籍河间沧州之孝友厢，公父讳德才，娶武氏，继杜氏，德才卒，与孺人武氏葬怀来城东南，而公实杜氏孺人生也。公常言居怀来先世有仕宦者，然兵后谱亡，莫可考其详，而公之内徙也，惟奉母以从，既至沧，民甫宁，徭役甚烦，未遑治产业，而公独于趋事公府之外辟地构庐舍，垦田力耕，树桑莳蔬果，早暮经营，不惮劳苦，久之，生计乃裕，惟痛悼父不逮养，岁时祭祀，辄悲泣不已，事母益恭谨。母没，治丧葬尽礼。公性素和，厚居邻，循循然务勤俭，笃行善道。里民多远徙至者，贫不自给，公辄罄所有济之，死桑疾病，则力扶持之，恒语人曰：“吾闻古人有言，阴德可以延寿，积善则有余庆，此吾所甚好也。”又语诸子曰：“惟耕可以足食，读书可以起家，此汝曹所当勉也。”公言不妄出口，而有所言则皆合于道，人多信从之。晚年迁敬为乡校生，从师习诗书，命长子力其家务，公棲遲田园，日无所事，乡闾咸称为长者云。生元庚午十二月廿八日，洪武庚辰七月廿五日卒，享年七十有一。[5]

 

《渤海积善堂孙氏家谱》谱首还录有孙敬的简要履历，一并抄录以资参考：

 

        二世敬，讳成甫次子，字克恭，生卒失考，葬城東南三里旧茔昭。载《州志·选举

编》。职衔：庠生，登成均，以才能除授兵部武库清吏司员外郎，诰授奉直大夫、兵部

武库清吏司员外郎。德业：敦厚笃实，明敏详慎，夙夜孜孜，惟善是务。居官清慎勤苦。

少师姚广孝、三杨相公俱推重之，体祖、父之意，筑积善堂，上养其亲，下遗子孙，一

时名人学士爭遗诗赋以褒之，虽五品郎官，咸莫及其声称。[6]

 

由此可知，孙氏是明初沧州地区外来移民的代表。[7]其家庭通过辛勤经营，成为富裕自耕农乃至中小地主，孙敬本人又逢明初特殊的时代机遇，得以读书入仕。孙氏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经营型地主通过文教上升为身份性缙绅地主的典型。

孙敬是地方乡老出身的“五品郎官”，宦迹功业平平，《渤海积善堂孙氏家谱》中所谓“时名人学士争遗诗赋以褒之”应系为祖宗矫饰之词，并非事实。实际上，正是在孙敬不断努力邀约的情况下，43位名臣方青目以待之，而手卷的首位题词者翰林院侍讲学士曾棨又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作用。关于孙敬修筑积善堂，及馆阁文臣题赠的详细缘由，见《积善堂手卷》卷首曾棨所作《积善堂记》。此记文撰于“永乐十四年秋八月既望”^[8]：

 

渤海孙克恭常名其所居之堂曰积善，今既仕为夏官司务，因予友熊君本诚来征文记之，且曰：“孙氏世家于此，以忠厚之德相承者，盖不知其几世。其祖得才，端重诚确，而独好施与。凡乡邻之穷乏者，即思有以赒给之，度能自存乃已。里中多仰其德，称为长者而不名，得年九十而终。其尊公成甫，能继先志，笃于为善，故其二子克让、克恭皆恂恂敬让，动循礼法，霭然有祖、父之风焉。其家旧有堂，以为燕休之所，今以奉其亲，而未有名也，以请于予。”予窃谓孙氏世多善人，而皆蓄德弗显，盖必將大发于其后也，遂扁之曰“积善”，幸一言以著其义。^[9]

 

据此可知，孙敬字克恭，时任兵部司务，其家旧有厅堂一间作为宴会休息之所，后用以“奉亲”，仅泛称为“积善”而未正式命名，也无匾额。故孙敬请托翰林学士曾棨为该堂题词。曾氏以孙氏前辈乐善好施之行为依据，正式定名曰“积善堂”，取《周易》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之意。有关孙氏先辈德行的表现，前引曾棨《积善堂记》载，孙敬祖父孙得才在怀来时即“独好施与”，有“乡邻之穷乏者，即思有以赒给之，度能自存乃已”；《大明赠奉直大夫兵部武库清吏司员外郎孙公墓表》另载，孙敬父孙成甫举家移民沧州后，遇“里民多远徙至者，贫不自给”，故“辄罄所有济之，死桑疾病，则力扶持之”。又《积善堂手卷》刘韶的题赞中有更具体说明，即孙敬祖与父“尝出粟，活饥贫千余人，乡邦人至今称道不已”[10]。

孙敬之所以首先向曾棨请求题记，与曾氏颇高的文翰造诣和政治地位分不开。据《翰林记》载，曾棨永乐二年（1404）“以状元及第”，并“事太宗将二十年”^[11]；至宣德初，曾棨仍以左春坊大学士兼侍读学士参与纂修太宗、仁宗两朝实录。[12]以记述明代翰林掌故见长的《玉堂丛语》一书详细论及曾棨的才学轶事：

 

曾襄敏棨（曾棨谥襄敏），廷对策几二万言，不属草，宏博鲜俪。……上时召试二十八人，棨信笔千百言立就，辞理俱到，深见奖重，遂名闻天下。扈从巡北京数，燕间应制赋诗，辄称上意。后有荐文士于上者，必问得如曾棨否。其文如源泉奔放，一泻千里，又如园林得春，群芳组绣，读其文信然。工书法，草书雄放，独步当世。^[13]

 

曾棨乃一代文豪，又是侍从近臣，才学事功兼备。而为自家厅堂轩阁向高官名士请求墨宝，是中国传统士人彰显身份与雅趣的风尚，明清以来此风尤盛。现存曾棨《西墅集》中收有大量为亲友故交撰写的厅堂题记、赠序、族谱序及应和诗词，^[14]曾氏文采受时人推崇之况可见一斑。孙敬时任兵部任司务这一从九品的低级僚员，^[15]应缺少直接接触翰林儒臣的机会，他欲取得曾棨这类人物的题赞，务必需要通过复杂的社会交际网来实现。而据《积善堂记》载，孙敬正是借熊本诚转请曾棨墨记的。查《明实录》记载，熊本诚于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以兵部郎中迁福建布政司左参政，^[16]《积善堂记》写就的永乐十四年（1416）他正在兵部任上，乃孙敬上官。熊本诚又与曾棨同中永乐二年（1404）进士，^[17]有同年之谊。可见熊本诚正是孙氏与曾棨建立交集的中介。

得到曾棨手书后，孙敬的仕途虽不甚显达，但尚平稳。他由兵部司务外调松江府通判，[18]终官兵部武库员外郎。官位升迁的同时，孙敬在永乐十四年（1416）至洪熙、宣德年间，继续邀约包括姚广孝、杨士奇、杨荣、杨溥、沈度兄弟在内的42名朝中名公巨卿为积善堂撰写题赞，最终汇集成《积善堂手卷》现今的面貌。正如《沧州志》、《沧县志》所云，为《积善堂手卷》撰写诗词题赞者大多系“馆阁名公”，即当时供职翰林院的文学侍臣或曾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经历的朝臣。《积善堂手卷》明确留下写作日期的题赞有10篇，[19]另外可以通过作者职官判断书写日期的有金幼孜所撰题赞。依据这些题赞本身提供的信息，结合《明实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翰林记》、《殿阁词林记》、《明史》等文献的记载，列表分析其作者的官职、籍贯及科第出身，可大致勾勒出手卷形成的过程：

                                  

                     表一：《积善堂手卷》可知题赞日期与作者情况表

题赞作者	时任官职	籍贯	科第出身	题赞日期
曾棨	翰林院侍讲学士	江西	永乐二年甲申科进士	永乐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王洪	翰林院侍讲[20]	浙江	洪武三十年丁丑科进士	永乐十四年八月甲午日
王英	翰林院侍讲	江西	永乐二年甲申科进士	永乐十四年九月九日
余鼎	翰林院修撰	江西	永乐二年甲申科进士	永乐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胡俨	国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讲	江西	洪武中举人	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
刘韶（刘季箎）[21]	工部主事	浙江	洪武二十七年甲申科进士	永乐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杨士奇	左春坊大学士	江西	建文中以才入翰林院	永乐二十年（1422）六月十六日
陈循	翰林院修撰	江西	永乐十三年乙未科进士	永乐二十年八月戊寅
杨荣	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	福建	建文二年进士	洪熙元年三月初一日
金幼孜	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学士、奉政大夫[22]	江西	建文二年进士	永乐二十一年以后

 

通观上表不难发现，紧随曾棨之后，在永乐十四、十五年题词的是王洪、王英、余鼎三人，而王英、余鼎与曾棨有同年兼同乡之亲。另外，《积善堂手卷》题赞者中与曾棨同中永乐二年甲申科进士的臣僚还有罗汝敬、萧宽、周忱、张澈、周述、陈敬宗[23]等人。若进一步排查文献，《翰林记》一书有如下记载：

 

    永乐三年正月壬子，先是太宗命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新进士（即永乐二年进

士）中选材质美敏者，俾就文渊阁进学，至是缙等选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

吉士杨相、王训、王直、吾绅、彭汝器、刘子钦、余学夔、童朴、卢翰、熊直、王道、

罗汝敬、沈升、柴广敬、王英、余鼎、杨流、洪顺、段民、杨勉、章敞、李時勉、倪维

哲、陈敬宗、袁添禄，二十八人入见上。[24]

 

另据《翰林记》，成祖从永乐二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数十人中再“择二十五人”并“首甲三人”，使其“进学内阁”，又有“周忱自陈愿与其列，遂增忱二十九人”[25]。其中所谓“首甲三人”，即永乐二年的三甲进士曾棨、周述、周孟简，当时三人已在翰院任职。这29人中，曾棨、周述、罗汝敬、王英、余鼎、陈敬宗、周忱等都曾在《积善堂手卷》上留有墨迹，而曾棨（庐陵）、二周（庐陵）、罗汝敬（文江）、王英（临川）、余鼎（匡山）等皆江西士人，这正应所谓“永乐甲申，选庶吉士读书中秘以应二十八宿，其中二十人出江西，而官翰林者七人”[26]之说。

    综上，曾棨及其同年的翰林词臣有9位尝为孙氏积善堂题词，占到所有题词者的近五分之一，部分题赞者还兼同为江右同乡，而且9人中包括一批最早的题词者。[27]无疑，曾棨的示范起到极大的作用，带动了这些名臣纷纷响应孙氏之请，例如周忱在题赞中言：“予友兵部司务孙君克恭，尝颜其奉亲之堂曰‘积善’，翰林侍讲曾君子棨、修撰王君希范皆为文以记之，克恭复命予为之铭记。”[28]可见曾棨的影响力。

可以说，永乐二年得中进士的翰林官僚群体构成了为《积善堂手卷》题赞的中坚。正是由于有曾棨一辈江右文苑名臣的先导作用，使得孙敬拥有了进一步向翰林儒臣邀约的资本。至永乐十七年刘季箎题赞时，径称“孙克恭氏以其家所藏《积善堂卷》示余”，而“词林诸公褒嘉叹美之意备矣，克恭又征余言为勉”[29]。可见此时手卷无疑已初具规模，刘季箎感于孙氏的诚恳求索，兼之此前同僚的献词粲然成秩，故亦步趋以题赠。虽然《积善堂手卷》中有大量题词都没有写明具体的题赞日期，难以详考其写作背景，但分析诸题赞作者的身份、履历，依然可以揭示《积善堂卷》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二  《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中其他题赞者考述

 

若将曾棨为代表的永乐二年进士科作者视为一组，余下的题赞作者还可大致分为两个组群：即洪武、建文朝已经入仕的老臣与晚于曾棨一辈步入仕途的儒臣。

通过前文表一可知，永乐七年（1409）即被成祖简入内阁辅政的明代第一批阁臣多有为孙氏题赞者，但其中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题赞时间都较为靠后，只有胡俨稍早，是在永乐十七年。此外，同为永、洪、宣三朝辅政老臣的杨溥也给孙氏留有赠言，题写时间不详。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题赞时间较晚，这应该是由于其地位、资历显要，与曾棨一辈儒臣尚有间隔，孙敬不易短时间内与其建立联系。金幼孜在题赞时云，“国子祭酒胡公既序而诗之，复来征予言”[30]，实指孙敬得到胡俨墨宝之后方介之向金氏提请，而据前文所考，胡、金二人题赞时间相隔至少有5年之久，可知孙敬也是渐趋在元老阁臣中打开社交局面的。《积善堂手卷》中元勋阁臣文章粲然，尤其“三杨”毕聚，世所稀见，孙敬能够集中邀请到身份如此特殊的政治人物题赠诗词，他孜孜求索名宦墨宝的行为无疑已经在朝中形成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祖“靖难”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姚广孝在积善堂手卷中亦有题诗。广孝僧人出身，自号逃虚老人，他辅佐朱棣起兵夺取天下，又历事洪熙、宣德二帝，堪称一代帝师。[31]

别有名望稍逊的翰苑宿旧若干人为孙氏赠言，其中不少起初并非翰院出身，而是因永乐初年文学侍臣缺乏的特殊情况，自地方教官选为翰林。如长乐人陈仲完，洪武十三年乙丑（1385）进士，授延平府训导，改宁国府训导，永乐初自教官入翰林院，擢为编修，累官至修编兼左春坊左赞善，辅导皇孙讲读。[32]苏州人王进，洪武中举明经为武昌府学训导，后升大庾县学教谕”，永乐初“被召修永乐大典为副总裁”，后授翰林五经博士，升侍讲，洪熙初年入建弘文馆，与“翰林学士杨若博借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苴手礼过”[33]。王进所撰题辞没有标明写作时间，但在小序中有“夏官司务孙克恭名其堂曰‘积善’”之句，可知当时孙敬尚官兵部司务，应为永乐十四、十五年间。另如邹缉，系吉水人，中洪武庚辰进士，除星子县训导，永乐初，入为翰林检讨，历官左春坊左庶子。[34]此外，明初艺坛名臣华亭人沈度为孙氏题有赠诗。沈度“洪武中中举文学，弗就，谪云南”，后都督瞿能“延之家塾”，携沈氏至京师。至永乐朝，太子“命选善书者供事史馆”，学士杨溥推荐沈度，故擢其为翰林典籍。[35]同时期，沈度之弟沈粲亦以善书供事翰林院，[36]而沈粲也尝题词于积善堂孙氏之手卷。积善堂手卷中还录有一位建文朝旧臣李至刚的题赞。李氏名铜，以字行，浙江海宁人，洪武初年以明经举，得侍懿文太子，初授祀部郎中。永乐帝登极，李至刚来朝，擢升通政司右通政，参修《太祖实录》。后李至刚升礼部侍郎，成祖册立太子后，又命至刚兼左春坊大学士。[37]老儒中履历不显者尚有刘真，其人应为洪武二十年（1387）浙江乡试举人，[38]另有邓时俊，查其为建文二年（1400）进士。[39]

为手卷题赞的晚辈翰林文臣数量相较老臣为多，履历可考者有13位。曾棨以鼎元之身份为孙氏题词，或许是为了延续这一荣光，孙敬此后尤乐向永乐各科状元征求墨宝，例如萧时中系永乐九年（1411）辛卯科状元，[40]陈循系永乐十三年（1415）乙未科状元，[41]李骐系永乐十六年（1418）戊戌科状元，[42]曾鹤龄系永乐十九年辛丑科状元。[43]明初江西士子多文运颇盛，吉安一府尤为瞩目，延至宣德年间风头不减，至有“翰林多吉安”[44]之谓。后辈的江西籍文苑侍臣也自然容易步趋曾棨一辈的传统，与孙敬建立较为密切的往互，故为《积善堂手卷》题赞的资历较低的儒臣中，江右吉安府人士亦占数最多，其次为江浙、福建士人，其中闽人黄约仲、黄察、黄寿皆出莆田黄氏，三人明显存在较近的社会关系。这批晚于曾棨等步入仕途的手卷题赞人简况如下：

 

题赞者	履职简历	资料来源
周翰	字维翰，浙江鄞县人。永乐三年中乡试，明年会试中礼部副榜，当授教官不就，会成祖临视太学，命礼部所选副榜就廷覆试，周翰居首，遂命进学翰林预修《永乐大典》。后授翰林典籍，晋翰林检讨。	[明]杨士奇：《翰林检讨周君翰墓志铭》，[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二二《翰林院三》。
黄约仲	名守，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少负才名。永乐初以名儒应诏至京，官翰林典籍预修《永乐大典》，后进本院检讨。学士曾棨、胡俨更相引重，在翰院二十年。	《翰林院检讨黄约仲传》，[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二二《翰林院三》。
郑复言	浙江鄞县人，永乐四年丙戌进士，选庶吉士读中秘书，钩纂精微，预修《永乐大典》。改礼部主事，历升太仆少卿，引年归。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八〇《人物六·文苑三·宁波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薛常生[45]	字士容，浙江上虞人，永乐四年丙戌进士。以母老不敢行远，陈情当道，乞就邑学教谕。后历升吏部郎中，尝督北征馈饷，多効劳绩。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九一《人物九·介杰·绍兴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萧时中	名可，以字行，江西庐陵人。永乐九年辛卯科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	（雍正）《江西通志》卷七七《人物十二·吉安府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陈循	字德遵，江西泰和人。永乐十三年乙未科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宣德初与杨溥轮值南宫备顾问，后升侍讲学士。正统初升翰林学士，入阁，兼户部尚书。景泰朝加文渊阁大学士。天顺初罢官谪戍辽东，久之复原官。	[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一《殿学·华盖殿大学士陈循》。
黄察	福建莆田人，永乐十三年进士，官刑部主事，迁江西按察司佥事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五四《选举·兴化府·国朝》。
李骐	原名马，字德长，福建长乐人。永乐十六年戊戌科进士第一，御赐名“骐”，授官翰林修撰。	《翰林修撰承德郞李君骐墓志铭》，[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二一《翰林院二》。
尹凤岐	江西吉水人。永乐十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修撰，升侍读，后忤当道告归，天顺年间卒。	《翰林院侍读尹凤岐》，[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二〇《翰林院一》。
黄寿	福建莆田人，永乐十九年举人，官教谕。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五四《选举·兴化府·国朝》。
曾鹤龄	字延年，江西泰和人，永乐十九年辛丑科进士第一，授修撰，升侍读，终官侍讲学士。	[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四《翰林院侍讲学士曾鹤龄》。
钱习礼	名幹，以字行，江西吉水人，永乐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洪熙初官至侍读，正统朝累官礼部尚书。	[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五《学士拜礼部尚书钱习礼》。
朱孔昜	华亭人。工书书，兼善画。永乐中以善书授官中书舍人，晋编修，历四朝，终官太常少卿。	[明]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一《朱孔昜》。

《积善堂手卷中》还收有武官的笔墨，即密云后卫指挥使毛彪。明初军官多草莽出身，文化素养较低，但间有谙于翰墨者，毛彪应属此类。从毛彪题赞中“孙兵部迁松江别驾，其善政善教，表著远迩。予获亲炙，沾沐诲益多”[46]来看，毛的题诗作于孙敬调离兵部司务之职就任松江府通判以后。

至此，除马伯、陈葵、李基、廖端四人身份失考外，其余39名《积善堂手卷》题赞者的出身、宦迹情况皆依文献可证，手卷的形成过程也基本得以勾勒：即曾棨永乐十四年首先题赞之后，与曾氏同年、同乡的一批词臣陆续接受孙敬的邀约，嗣后又有若干翰林老臣与新科儒臣在曾棨一辈声望的带动下为孙敬题词，至永乐末年及洪熙、宣德之间，孙敬终于与元老阁臣建立关系，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受邀为手卷留墨。

          

               三  《积善堂手卷》在后世的流存情况

 

《积善堂手卷》实际上是作为渤海孙氏家族凝聚力的物质载体而在其族中世代传承的。而孙氏家族意识的萌发又与曾棨等人的题赞有着密切关系。积善堂孙氏本中小自耕农起家，崛起之初并无明显的士大夫宗族意识，曾棨等人的题赞实际上强化了孙敬的相关理念。孙敬之所以在得到曾棨题词之后，又继续不懈地邀请翰林名士题写诗文，就是说明他希望存留下一份厚重的能够体现士大夫身份的家族文献。

实际上，手卷及故家隐德理念在孙氏族内有一个再发现与再继承的过程。据万历二十九年（1601）孙氏第九代孙国重在手卷之上自作《渤海孙氏积善堂记》：

 

不肖一日掇拾遗编，偶于笥中得一手卷，展而披阅之，乃始祖先人所制也。先人家怀来，永乐时内徙沧邑，由胄监历夏官员外郎，常作堂以奉亲，而难于名称，翰林曾公暨三杨相公素嘉先人醇厚质朴、岂弟温良，自上世以来，喜好施，饥馑岁而赖全活者千人，遂以积善堂名之，扁于正壁，复为文以纪其盛，盖取《易》“积善必有余庆”之意也。一时名公钜卿缔交旧者，咸重其贤，赠以诗歌，烂然盈帙。大都扬休振美，阐幽显微，鸣我先代世德之盛焉。先人遂演而成卷，固以上慰亲心，亦以下垂后裔哉！不肖捧读再四，感慨不胜，窃谓子孙于先世有怡谋，弗以知，非智也；知，弗以永厥传，非仁也，非仁非智，罪将奚辞。不肖是用拂其尘垢而珍之记室中，匪特爱其诗文之丽，实欲继述先人之家法于不坠云尔。[47]

 

《积善堂手卷》在孙敬以后没有受到孙氏后代的重视，以致封存箱底，历近二百年方经孙国重之手重见天日。造成这种遗忘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孙氏没有保持住缙绅的身份，降至平民阶层。查询孙氏家谱再对照沧州地方志，可以发现孙敬之后积善堂孙氏长期没有登科入仕者。家族缙绅身份的难以维持本是传统中国科举制度调节下阶层流动的普遍现象，但失去缙绅身份后，与之相关的一套礼仪和文化观念自然逐步淡漠。

    孙国重和其兄孙日选乃孙氏家族重登科第者，二人分中万历庚子科举人和万历甲午科举人，[48]由他们开始重新发掘《积善堂手卷》及家族历史，是再正常不过的。而孙国重重拾《积善堂手卷》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也非常特殊。经过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放宽官民祭祖的规定”后，晚明社会致力宗族建设的风气大规模普及化，[49]士大夫多投身于家族文献的收集，为构建宗族制度寻找历史依据，这种时代风气必定对孙国重有所影响。

可以说，自国重对手卷“拂其尘垢而珍之记室中”后，手卷正式成为孙家传承家族荣耀的实体信物。围绕手卷，孙氏秉持世代积善、积极应举的隐德观念。这种信念鼓励家族中不断涌现缙绅，而家族精英又把隐德的观念作为宗族意识反复宣扬。这种互动关系在康熙朝任山东禹城知县的孙氏后人孙延祉所做《积善堂诗卷抄后跋》中有清晰表达：

 

因思吾祖、父之善如此，吾祖、父积善之验如此，天道之报答与！当时诸名公之赠，如取如携，毫发不爽，是以三百年来科仕连绵，椒条繁茂，祖、父在天之灵当亦心慰也。而今而后，其可不力行乎哉！[50]

 

在长期的历史中，《积善堂手卷》及其传达的故家隐德观已经成为整个孙氏家族的精神支柱，与孙家休戚与共。据积善堂孙氏后人回忆，《积善堂手卷》在家族内部世代流传，以仪式化的方式由同辈兄弟中最先取得功名者保管，最后一任按此规制保藏手卷的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版本目录学家孙楷第先生，他于1928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51]这在当时家族中亦可视为一种“功名”。先得功名者保存手卷的规定不知从何时起，但自孙国重之后，孙氏家族确实累代在科举方面较为成功，在明末以至整个清代保持住了缙绅地位，其间手卷的激励作用不可小视。

 

结语

 

作为明初从怀来迁至沧州的移民家族，渤海积善堂孙氏通过文教由庶民地主上升为缙绅地主，其身份变化颇具代表性。孙氏早期入仕者，永乐至宣德朝任兵部武库司员外郞孙敬，为了彰显家族荣誉，请同朝名宦曾棨等43人为自家厅堂题记，而与曾棨在永乐二年同登进士入翰院的江西儒臣乃是参与题赞的中坚力量，代表了明初翰林院官僚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曾棨等人的题赞主要集中于永乐十四、十五年，在曾棨一辈儒臣的带动下，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元老阁臣以及陈循、钱习礼等翰苑新秀纷纷应孙敬之请赠答，终汇成今日所见《渤海积善堂孙氏题赞手卷》的整体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曾棨等名士结合孙氏先辈慷慨行善的业绩，把宋元以来江西士大夫家族的宗族理念通过题记表达出来，嗣后孙敬本人亦对这一理念产生了极大的认同感。至明代中后期，孙氏后人孙国重重新发现手卷，在当时宗族活动大兴的时代背景下，借助手卷唤醒了积累隐德以助宗家繁荣的观念，并将其塑造成孙氏的家族品格。此后，《积善堂手卷》成为孙氏家族精神的物质载体及凝聚力的来源，以至于代代相传，历六百年而不替。今日《渤海积善堂孙氏题赞手卷》化一家之宝为国之瑰宝，其所包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