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

 

摘 要：明代行“以文统武”之制，督抚、兵部大臣等文官主管武将铨选、军功考核等重要事务，武官自身常缺少政治话语。然部分武官因与文职大臣交谊密切，故能有效构建官场庇佑。这种文、武之间的权力关系又常与文化交往密不可分。抗倭名将俞大猷即通过参与缙绅“谈兵”活动，不断扩展自己在朝野的影响力。文、武之间的权力扶庇具有非制度的灰暗性，极易导致官场腐败，但俞大猷、戚继光等政治操守良好的大将通过严格筛选来扶保将材，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以文统武”体制。

 

关键词：俞大猷；“谈兵”；文武关系；权力庇佑

    《二刻拍案惊奇》中《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一回有言，“武弁人家，必须得个子弟在黉门中出入，方能结交斯文士夫，不受人的欺侮”[[1]]，诚为明代中后期的真实写照。明代武官因受“以文统武”军政体制束缚，常需依靠文臣公卿以谋自立，这一明代历史现状至今缺少具体、深入的个案研究。[[2]]文、武之间的权力运作虽游走于国家制度与私人庇佑之间，但对拔擢将才仍有积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名将俞大猷通过“谈兵”这一特殊文化活动扩展政坛人脉及影响的情况尤为典型。故本文拟以俞氏北边“谈兵”为中心，详细探讨并客观评判明代中后期文、武臣僚之间的权力关系，借以从一个侧面深入探讨明代军事管理体制。

 

一  武职管理体制与文、武之间的奥援

 

（一）武官寻求文臣庇佑的制度背景

明中期“以文统武”军政机制逐步确立后，军事指挥、铨选、纠察之权逐步掌控在各级文臣手中[[3]]，武官拱手听命，地位十分卑微。随之出现武职多要仰仗文臣的垂青与庇佑，方能在军中立足的情况。

战场成败瞬息万变，军政事务繁密严苛，武官时时如履薄冰。明初武官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权，即“军官有犯与民官办法不同，科罪亦异”，但逐渐“不得其用”[[4]]。明代中叶以降，文官在军政司法领域日趋专断，他们常对麾下武职采取严厉的歧视性判罚。《靖海卫志》载有一事，称靖海卫指挥使向上管本卫事务，当抚、按莅临视察时，向上因“文册未备”，以致惊惧“投海而死”[[5]]，可见武官对上级文臣责罚的恐惧。明代中期逐步构建的五年军政考选制度看似完善，但主考的督抚大臣不时随意处置待考武官，考选过程难以保证公允。正德十二年（1517），朝廷准奏：“各处巡抚等官今后务遵旧例，都司官有缺，具奏本部，相应官二员请旨简用。如见在都司官犯罪不职，指实参奏提问罢黜，及有操守能干，堪任都司官员，从公举保听用，自俱取上裁，不许擅自黜退委用”。[[6]]可知此前巡抚经常不经上奏就将属下武官论罪罢免。就连万历皇帝也承认：“近时督抚等官平日把将官凌虐牵制，不得展布，有事却才用他。且如各边但有功劳，督抚有升有赏，认做己功；及失事便推与将官，虚文搪塞。”[[7]]他的这番话直白犀利，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督抚把武官视为“泄气筒”和“挡箭牌”。这种情况下，据杨一清言，将官专事卑谄督抚以求免祸的情况在正德朝以后成为惯例，然诸武职若在献媚方面“少有不至”，就会遭到文臣“耻辱随之，法纲加焉”[[8]]的处理。由此可知武官处境的艰难。

明代以血缘世袭为基础的武职铨选机制使武将的晋升空间日趋狭窄，加之推恩、捐纳等冒滥风气难遏，致使军官队伍膨胀，武职整体升迁境况不佳，^[[9]^]一般军官要升至都督一级甚为困难。[[10]]时至仁、宣，国家承平已久，随着文武兼才理念在教育层面的落实，与之相配的武官铨叙制度亦渐趋成型，即“武官皆由世授，其有才略方得推为将官，由守备、参、协、游击以至副总兵、总兵，皆有干城之托”[[11]]。从世袭军官中选拔能力突出者，授予总兵、参将等职衔，充任营镇系统的指挥官，[[12]]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世官制度的缺陷，而保举将才与武举授职是重要的选拔方式。明代武举时开时停，建制不善，故朝廷长期以来更重视保举选拔将才，受到大臣保举的武职可以在资格以外“不次超迁”[[13]]。由于文职大臣在保举过程中有更高的话语权，相比一般武职，善于结交公卿大臣者，就更易被推举拔擢。如天顺、成化朝名将汤胤绩一生屡受朝中重臣青眼，他初由江南巡抚周忱荐入京师，后又为礼部尚书胡濙所推，景泰时“迎裕陵于沙漠，晩受知于李文达公（天顺朝内阁首辅李贤），历佥都指挥事充参将守御延绥西路”^[[14]^]。嘉靖以后，地方军务繁剧，兼之武官数量庞大，兵部不能尽知武官贤否，于是朝廷开始授予总督、巡抚、巡按较大的自主荐将权。嘉靖朝任兵部郎中的项笃寿曾言：“本兵部推用各官，惟据总督、抚按等官疏荐。”[[15]]明人对此亦有“武弁升除，一以督、抚荐剡为准”[[16]]以及武将“不由抚、按推荐，鲜得升迁”[[17]]的说法。由于督抚推举将才的私人特征非常突出，在不能保证所有督抚皆秉公保举的情况下，与文职大臣的亲疏关系对武职的升迁就变得日益重要。

总之，明代武职的选拔管理制度既有繁密严苛的一面，又有松散不谨的一面，而赏罚升黜之权又多为文臣掌握，因此武官依偎公卿以自立，亦有制度依据，本质上属于无奈之举。不过一些将官肆意扩展政治保护伞，形成官场腐败风气，影响非常恶劣。文武权力关系的这种两面性，体现了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与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

    （二）以文化交往为基础的官场扶庇

晚明文臣缙绅之间常通过切磋诗文、学术来促进政治关系，官场中人大多如此。受这一风气影响，武将亦多借助文化活动希求督抚公卿的奥援，其中与士大夫有密切交游的武将尤易获得庇佑。

抗倭名将俞大猷平日即乐交缙绅，且犹好向儒臣求教义理学问。早在嘉靖朝任浙直总兵时，俞大猷就给应天巡抚张景贤写信，请教古代圣贤的处事之道，言：“猷无似涉世已久，睥睨宇内，求洞徹此关而作为之勇者，以明公一人为师保也。”[[18]]同一时期，俞大猷在写给理学宗师抗倭名臣唐顺之的信中，言自涉事以来，“即闻有唐太史荆川先生倡明理性之学于毗陵之乡”[[19]]，因仰慕而乐于从之。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俞大猷因浙江战役失利而受到牵连，士大夫多怜大猷冤，“嗟叹之声相闻”[[20]]。俞大猷将赴诏狱却“囊不满百金”，无力成行，浙东副使谭纶筹集“金千余”[[21]]以助之。溧阳豪绅史际痛大猷遭遇，“遣人具五百金” [[22]]赠于扬州。据俞大猷说，其有“可生之机”，“尤赖”内阁大学士徐阶“垂救”[[23]]，甚至当朝奸佞严世蕃也对俞大猷“甚有保全之意”[[24]]。因朝中大臣“咸议欲准立功”，又有兵部尚书杨博、大同巡抚李文进的全力保举，俞氏最终得发往大同赎罪。[[25]]对于自己与诸文臣的特殊关系，俞大猷并不避讳，甚至不无矜伐地声言：“庙廊诸老，无不垂爱,军门抚按，亦尽相知。”[[26]]又言：“猷事京中诸老，平日相爱相知，固极力扶持，不啻若父兄视子弟之事。”[[27]]俞大猷之所以能够得到诸多文职大僚的申救，除军事能力为人瞩目外，也得益于学术交谊。在频繁切磋学问的过程中，各路公卿名臣将俞氏目为同道，关键时刻出手相助，自在情理之中。

与俞大猷光明磊落得到公卿扶庇相比，有些文、武之间的奥援就有徇私舞弊之嫌。如据《明史》记载，成化朝封武靖侯的边将赵辅，因“少俊辩有才，善词翰，多交文士，又好结权幸”，虽“屡遭论劾”[[28]]，却始终立身不败。其行为明显已蜕变为故意逃避罪责的政坛腐败。另如公安派名士袁中道在给密友辽东参将丘坦的一封信中，直言自己与另一位公安派成员吏部尚书李长庚共襄为丘氏谋求升职的计划，反映了文学结社成员之间暗中进行的铨政操纵：

 

    自到京华，闻仁兄久滞辽阳，心甚念之。与酉卿（指李长庚，其人字酉卿）相见

即商確，兄虽不言及，然弟辈自当为之计。昨会萧大茹（应系时任陕西、贵州布政使

的湖广汉阳人萧丁泰）云：“要推都司事，须少缓之，以前面有人也。”酉卿亦云：“近

日议论，密于牛毛，稍越次忽致人言，则彼此不便。不若京营参戎为不争之地。以为

后图，不亦可乎？”此说亦甚是。[[29]]

 

从袁中道将相关书信收入文集中来看，他对此类并不光彩的行为毫无忌讳，说明凭交际关系为武官寻求靠山是彼时通行的做法。武举门生与座主的关系，也是武职经常依赖的人脉资源。据《明熹宗实录》载，天启元年（1621）六月，兵部职方郎中余大成“发内阁刘一燝私书”，其中涉及刘为其“武举门生五军佐击仇震求缺”一事，皇帝下旨：“仇震事明系假借，不必究问。”[[30]]可知武职明目张胆冒借座主名势谋取职务的情况颇为寻常。

 

二 “谈兵”与政坛影响的扩展

 

（一）武官的“谈兵”优势

明代中后期社会活力迸发，各种思想学说蓬勃发展。由于“南倭北虏”之威胁，研习兵学的风气流行于社会各界，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对兵学的热情甚至超越了对诗文的热情，其中还夹带有彰显风雅的色彩。据天启、崇祯朝儒将茅元仪所言：“当辛亥（指万历三十九年）、壬子（指万历四十年）间，仆年十八九至京师时，天下方无事，日与五侯七贵及四方能言之士竞为文章声诗，以为怡悦。又十年再至时，天下方急兵，无贵贱皆以奇策剑术相高，无复言文章声诗者矣。”[[31]]明末士人对兵学知识的求索是多方面的，除却研读经典，阐发理论外，文人墨客还乐于收集整理具有时政新闻价值的军报讯息。据晚明理学家瞿九思言，他编著《万历武功录》时尤重蒐集新鲜军情，“闻六科有存科，盖日纪载纶音簿籍”，便“从知交在省中者购得，密登录之”[[32]]。瞿氏还孜孜探访边区谍报，而遇到“所知交有仕宦在四方者”，瞿九思则“必卑恳词，乞其以羌虏倭蛮名藉事状幸告”[[33]]。客观而言，对军情边事的这种探知热情，既出于文人士大夫安邦定策的经世之谋，也有一定程度的猎奇意图。

时政军情成为明末士人阶层所关注的一大热点。为了捕捉瞬息万变的军事舆情，文人群体中流行起以口耳、书信传讲兵学知识的“谈兵”风潮。这种思想文化活动以公开性与时效性见长，看似随意，却极具时代特色。有学者指出，谈兵“这一行为普遍化、日常化了”，而“军事问题在士人思考中所占据的分量，也令人具体可感明末军事情势、社会氛围的紧张性”[[34]]。

明廷规定，“边报抄传有禁”，兵部及兵科之外的人员不得擅自传阅军事奏报[[35]]。军政情报的机密性与稀缺性，使得获取相关信息对文人而言又具有彰显人脉关系，乃至炫耀身份与权力的意义。例如曾任宣大、蓟辽总督及兵部尚书的杨博，晚年“好谈论”，每每提及“九边阨塞险要”等边政秘闻，能够“亹亹如指掌”，兼又“神气扬扬，音吐洪畅”，达到“听者忘倦”[[36]]的地步。这更加刺激了各路缙绅搜集军报的兴趣。为了猎取第一手军事新闻，朝士屡屡破禁，截流、散布机密朝报。据万历朝内阁大学士于慎行所记：“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37]]

武将由于有亲临疆场的经历，故常常凭借独特的军事见解介入“谈兵”活动，赢得文人的推崇。如西南名将都督沈希仪“短而精悍，目炯炯烛人，议论磊落激发，皆所谓伟男子也”。嘉靖朝名臣唐顺之尝与沈氏“谈及广西事”，顺之又将所谈事务撰写成篇以为纪念。[[38]]另如兵部尚书翁万达曾赞言，希仪所出言论“斩斩动人，意干风猷，度越诸将”，使人不得不“私心慕之”[[39]]。据俞大猷自叙，其青年时代即“抱愤游京师，得谈兵呈技于诸公卿大夫之门下”[[40]]而博得朝士赞赏。崇祯朝翰林学士姚希孟对大将马世龙的敬仰也得于观马氏侃侃论兵之风采，据姚希孟《答马总戎世龙书》载：“虏骑薄城之日，将军与吴隆媺年兄竚立东阁门，握手谈兵事，将军未识不肖，而不肖识将军，固知其为云台、麟阁中人也。”[[41]]

（二）“谈兵”与俞大猷军政威信的重新树立

最能体现武官话语竞争力的“谈兵”活动之一，即是晚明的车战大讨论。明代车战议题自“土木之变”后开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至嘉靖“北虏”威胁加剧，朝野文武之士群而响应。[[42]]在这种风潮带动下，能对车战发表高见者，便容易拓展社会影响。嘉、隆、万三朝抗倭名将俞大猷在实践的基础上广作兵车论著，与文臣缙绅频繁切磋，并由此获益。

嘉靖三十七年（1538），浙江平倭战事失利，总督胡宗宪被御史弹劾，隶属胡宗宪的浙江总兵俞大猷受牵连下狱，朝廷判大猷落职发大同立功，赴大同途中，俞大猷“东出蓟门，西入云中，谈天下事于诸公卿前”[[43]]，开始通过论说军务来恢复声名。至大同镇后，俞大猷便与大同巡抚李文进“晨夕欢议，其契无伦”。借助地缘优势，俞、李二人深入研究车战战法，在安银堡创下了有以“车百辆，步骑三千，挫虏十余万”[[44]]的战绩，被后世学者认为是明代明确记载的唯一一次车战胜利。[[45]]

    贬谪大同期间，俞大猷除与李文进协同钻研车战技术外，还连续寄出多封书信，向文臣中的故交新友交流车战经验。其中较早一通寄给了曾与俞大猷共抗犯浙倭寇的浙江布政使右参政兼按察司副使谭纶[[46]]：

 

    记得公每与猷论破胡虏须用战车，猷平日亦有此意，得公之论益信。今与同野（指

大同巡抚李文进）议制，盖详稽历代所用之车而损益之，欲其行无窒碍。然未经大豪

杰一面见定其可否，于心终未安。谨命匠以寸代尺，造一小式，专人送上，乞不吝数

金打造一辆，令人推运验试，尚宜如何损益，赐示更改。[[47]]

 

从这封书信可见，俞大猷在浙期间即对北边车战问题萌生兴趣，此番有了实际操演战车的机会，但不知战术效果如何，故请求谭纶“定其可否”。可以说，俞大猷千里传书，通过“谈兵”，客观上起到在故僚圈子中继续树立威信的作用。

另外，俞大猷在《与曹东川书》中，更明确表达了欲与新老同僚通过切磋车战来加强联络的心愿，并恳请获得督抚大臣的奥援：

 

猷向在江南，窃见我公用兵有律，思欲一吐平生，以求裁正。为上下分隔，文武

途歧，竟不得借片时剧论。猷虽知我公为殊绝人物，而公竟不知猷。天下英雄苦不得

相遇，既相遇又苦不相知。……近在董北山处见公《防秋十议》，中有步兵及练兵选锐

诸说，可谓得其要法。惜其条项太烦，论奇处太多，故听之者不能即按而行尔。……

猷所愿附乎青云之士，以施于后世，在当道则坡公、同公，在东山则公也。……谨专

人奉候外，《兵略对》、《操法》及同公二次题稿，奉乞裁教，容另请。[[48]]

 

详考这通信笺，“曹东川”应为曾任江南巡抚的嘉靖朝名臣曹邦辅。[49]俞大猷寄信曹氏，一方面是向其表达二人虽曾共事江南，但“竞不得借片时剧论”兵事的遗憾；更重要的是不计前怨，希望保持与曹氏以及兵部尚书杨博（号“虞坡”，即信中所谓“坡公”）、大同巡抚李文进（号“同野”，即信中所谓“同公”）等新老上司的关系，以待“附乎青云”而东山再起。俞大猷同时写有《与李同野书》，可与《与曹东川书》做比读：

 

    昨在董佥宪处见曹东川《防秋十议》，其中尽有可行者。但其说奇处太多，故人不

能信而行之。前在江南，与猷处日浅，故向不曾对剧谈。今猷见其议，甚喜之，即具

书差人奉候，稿奉览。不知公可差人请来此一议地方事否？大抵得士若此老，毕竟经

历多了，其说自有可行处。[[50]]

 

    大同安银堡车战胜利后，俞大猷初步赢得东山再起的机会。据《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记》载，李文进当即“请于朝”，上报大同兵车奇功，朝廷得报后也有了支持俞大猷创立车营的初步意向。[[51]]然而《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记》亦言，当时有“在位者故不喜”，所以俞大猷推广车战的计划并未落实。[[52]]所谓“在位者故不喜”，盖指内阁首辅严嵩对筹备车营计划的阻挠[[53]]。俞大猷虽受权贵刁难，但在大同仅一年之间，就获得公卿朝臣章疏“二十上”的巨大声誉。地方督抚中有湖广巡抚刘焘、福建巡抚黄光昇皆请求急用大猷，俞大猷最终以“湖广镇篁参将”[[54]]正式复出。俞氏广与缙绅谈兵切磋，推介自己的车战实践，造成颇大的社会影响，无疑是他复得朝廷青睐的重要因素。

（三）“谈兵”与俞大猷官场人脉的巩固

历经半生征战，年逾七旬的俞大猷在万历二年（1574）被朝廷召为“后军都督府佥书”，提督京师车营训练，[[55]]真正获得在兵车建制上施展身手的机会。在京期间，俞大猷依旧向诸文臣儒士寄出车战论稿，第一时间把其训练京营的成果公布于世。俞氏与各地方督抚、兵备的往复切磋诚为频繁，如给福建海道副使陶幼学的信中云：“今赖令弟老先生扶庇，教练有成效，京营习之，边镇次第踵行之，初志颇酬。冬间决图南归听教门下也，其将何以教之？外《操法》四册，呈乞览教。”[[56]]在寄与陕西巡抚陈省的信中，俞大猷言道：“兹奉台教，洋洋德音。猷教战车，渐次成军。《操法》昨附郑生，差人恐尚未到，谨再具四册,呈乞裁教。”[[57]]为了维系与当权者的关系，俞大猷向朝中公卿介绍自己的兵学著作时还会附带其他贵重的礼品以为酬谢。在给原任内阁首辅徐阶的一封书信中俞氏写到：“今猷为朝廷设立永久可传之法于京营，又岂非恩台流泽中一事乎？谨具《操法》五册、阵图五张呈览。又玉酒巵一双，奉将问候之敬。”[[58]] 这虽有雅贿嫌疑，但在武臣立身不易的情况下，俞大猷需要文臣长期支持方能施展练兵方略，其依违官场时弊，实属无奈。

    俞大猷另外寄出的一些信札从内容上看并非真为探讨车战，而是借“谈兵”之名稳固、扩展与文士的交际，随书信附送的各类战车论稿实际起到干谒礼物的作用，类似于文人之间互赠诗文著作以增进友好。在热衷兵事的文人士大夫眼中，俞大猷以实战为基础的兵学论著无疑就具有特殊的价值，俞氏也顺应风气，广泛寄送自己的论稿。例如俞大猷写与原任福建布政司右参议万民英的信札如下：

 

        昔名公蒞闽，正倭、土二寇猖獗之时。……猷当时仰服之意，以名公为燕赵豪杰，

期当共事于沙漠之区，使胡虏马匹不敢南牧。不意名公从此遂卷怀藏道，恝然亡世。……

迩至都下，教练兵车。计竣事之后，尚欲至西偏各镇，一观形胜，当取道贵乡，与名

公详道吾邦父老思感之情。……兵车操法四册，呈乞裁教。不宣。[[59]]

 

万民英系大宁都司人，[[60]]此即大猷所谓“名公为燕赵豪杰”及“尚欲至西偏各镇，一观形胜，当取道贵乡”的由来。万氏曾任俞大猷家乡福建省的父母官，向离职居乡的万民英 “详道吾邦父老思感之情”，实乃俞大猷撰此信札的真正目的，所谓“呈乞裁教”的“兵车操法四册”，就是作为雅贶而附赠的。《与蔡兰溪书》是俞大猷写给另一位在职的泉州地方官的信函。信中大猷称蔡氏“兹擢猷郡太公祖，是此方士民之幸也”，转而又言自己“教京营战车，颇有次第”，但“秋冬之间，决乞骸南归，诸可面罄矣”，并附《操法》四册，请求蔡氏“览教”[[61]]，也是将《操法》作为习惯性的见面礼承递。

    俞大猷还修书一封寄与当时乞罢的理学名臣李材：

 

猷前至都下，闻之二华公（指谭纶）谓：“名公有乞疏，已令勿上。”不数日后，

乃闻尊驾已浩然归矣。相对怅然久之。宠辱不惊，尘视功名，名公有之。……《战车

操法》一册，呈乞裁教。[[62]]

 

李材系俞氏故交凤阳巡抚李遂之子，当时李材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排压，从广东副使任上“引疾去”[[63]]。俞大猷从谭纶处获悉李材离京的消息，随即奉函联络并覆车战论稿，是出于故友间的礼节性关照。或是由于与李材关系亲近，无需特意攀结，俞大猷所遗李氏《操法》论稿仅为一册，而非一般赠与他人的四册。

    从俞大猷与李材交往的例子中，可见谭伦的重要中介作用。谭、俞的同道交游始于同莅浙江抗倭之际，嗣后二人保持着“生死为期”[[64]]的紧密关系。谭纶对俞大猷“垂爱至情”[[65]]，终身相戚，以至于俞大猷在谭纶谢世后感叹道：“古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自有交道以来，如公之知猷者有几哉？”[[66]]实际上，作为俞大猷早期倾心结纳的文臣，谭纶诚俞氏在文官中打开交际局面的关键人物，他经常在缙绅士人中为俞大猷造势。例如谭纶曾向任广西布政使参议的胡某介绍大猷，称其“文武忠孝，子仪、赵充国流也。即西北事，亦非斯人不可了。”[[67]]大猷以“谈兵”的方式邀结未曾谋面的名士时，也常常要借助谭纶的声望。如俞大猷曾寄书南京名臣姜宝以表仰慕之意，称：“伏读福建前年《武举录》,知名公于兵得其深矣。名公他日未尝用兵，而顾得其深，岂所谓指山画谷，得于不出户之儒耶?”[[68]]又云：

 

猷自弱冠矢志灭虏，疾呼于公卿之门，于今三十载。世无有知之者，悽悽然。苟

立尺寸于方，是何足多？兹幸自湖、二华（“自湖”系曾任兵部尚书的吴文华之号）二

名公知之。昨于二华翁处见名公尊札，似亦为猷之知己，心已驰于燕然矣。……猷车

制详见小集，同志之士，可推而得其制度之悉，已一一献于华翁。猷身不用而道用，

天复何憾！[[69]]

 

俞大猷在这通信中特意介绍自己与谭纶的关系，而姜宝、谭纶二人实亦故人。在为谭纶撰写的小传中，姜宝自称曾“以八闽学使获侍”时任福建巡抚的谭纶左右，又蒙谭氏“深知”[[70]]。

 

三  文、武之间的保举活动

 

由于地方督抚一手握定荐将大权，与他们关系非同寻常的武将常先期推荐自己的门生故吏至军门幕下，以备优选将材，俞大猷就长期谙于此道。保荐过程中，俞氏也会附赠自己的兵学论著，既作为酬礼，又可以探讨时务、学问的名义淡化人情请托的色彩。万历初年，大猷向蓟辽总督梁梦龙私保将才，就先借讨论俞氏恩师赵本学的《孙子十三篇注》来联络情感：

 

    《孙子十三篇注》乃猷受虚舟师原稿也。谨呈上，乞至镇登梓广传，以开后学，

岂不大幸欤？……猷初至都下时，见二华老论当世贤公卿，至名公则曰：“当国家之大

事者，必此老。”及一拜挹门下，即荷接引赐教。[[71]]

 

接下来他开始为麾下部将请托，而且明确告知，希望梁梦龙在朝廷推用将官时，帮助百户洪道谦谋得蓟镇守备一职。大猷又将薛应梅、陈第等门生引介给梦龙，企求日后加以关照：

 

    猷有门生二人，相从日久，委教车营，已著劳绩。一乃名色把总薛应梅，一功升

百户洪道谦。……乃该推用之数，乞将道谦就补蓟镇守备……，应梅带去標下试用。

二人他时不能捐躯为报，猷甘受欺洭之罪。……猷又有一门生见任古北口调河川提调

陈第，二白、确庵老皆以奇才称之，故试用于要害之区。……名公至地方一访之，如

果猷言非妄，乞拔之标下，与论边事。[[72]]

 

    在写与巡抚刘尧诲的保举信中，俞大猷采取类似方式，先言“楼船如何而后可以灭海寇，兵车如何而后可以灭胡虏，世未尝有讲之者，《小集》之中，二者皆论之详矣，世人之读者，不以为浮词，则以为禅语”[[73]]云云，为保举门人做铺垫，继而言：

 

近幸有一门人相从，将猷《小集》中阵法、战法、舟战、车战，粗如技艺之微，精

如性命之源，一一辩论，咸心能超悟，而口能形容。猷请先命此生赴台下，假以盈尺之

地，赐以宽假之容，指小集中一二节以叩之，必能达猷意于垂听之下也。夫然后猷有锥

刀之愚，可以再进于门下。此生乃饱学生员，其年甚青，毅然以高科可唾手取自期，慨

然以经济天下自任。一猷一日长乎彼乃从学焉。欲强令谒见，特为发明猷之怀负，并无

一毫觊求他意，非若世俗干见者之所为也。[[74]]

 

值得注意的是，俞大猷特命被保举的门生亲自将保函呈与刘尧诲，[[75]]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刘尧诲加深对被保举人的直面印象，二是给刘氏施加一定的压力，保证举荐的成功。

    若向交谊更密的大僚保举亲故，俞大猷的言辞也更加直白。嘉靖中叶，大猷请求故交凤阳巡抚李遂关照江北副参将邓城，径言“猷自别公来浙直，四五年间，百经危厄”，而“得邓城，亦足以代猷侍公于左右也。邓城之外，尚有异才，容另详布”[[76]]。嗣后，俞大猷又与李遂讨论重用邓城的问题，并建议将失事的将领汤克宽放出立功赎罪：

 

        承尊命，谨按条奉答，亦老马老农一得之见耳，愿公酌采。将领有武略者，江南游

兵都司邓城，部伍合变，知之最精，足以教兵。又其临敌之际，每在阵前调度，从容闲

雅，三军恃为司命，当于古名将求之，今世实罕其俪。……汤子克宽，猷深知其贤，思

欲保出共事，又恐言轻而人不信。兹领尊教，不任喜跃。谨具手本，奉乞准据具题，使

此子得出任事，他日必大有建立也。[[77]]

 

接到俞氏的请托后，李遂遂向朝廷上《甘保犯罪将领杀贼立功赎罪疏》，内言“大猷千里专书候之界上，首荐汤克宽”，又言：“乃大猷复以公移力为保任，臣亦咨访舆论，尚有公言。臣于克宽素无平生，止因俞大猷敢以公移出身保任，似亦古人之义。”[[78]]可见俞大猷受文臣信任之深，引介将才效力之高。俞大猷向巡抚王一鹗推举自己的侄子俞咨益及门生陈第时亦言：“舍侄咨益，凡自愿学，未能曲成，进教大有望焉。陈第有国士门风，敢荐扬于门下者。”[[79]]不久，陈第果为王一鹗所重用，故俞大猷又修书一封向鹗道谢：“陈第得所依归矣，猷为之喜,异于恒情。然子房不得其人而藏之，名公能得其人而传之。猷为斯道喜，为名公喜，其情异于恒情又万万也。”[[80]]

以上这些事例清晰表明，虽然有明一代行“以文统武”之制，武官常无法掌控自己的仕途轨迹。但武将若与文官群体过从甚密并游刃有余于官场请托之道，就有可能影响督抚保举与兵部铨叙，较大限度的扩展自己在军政界的影响。

功勋卓著而富有声望的大将还有推举文官的能力，甚至有接受文臣请托，反向提供扶持的情况。俞大猷就曾请求万历三年（1575）任广西巡抚的吴文华关照自己的表弟布政司都事颜廷棐及“笔砚友”思恩县知县庄淦，称颜、庄二人“在名公属下,是良马入伯乐之厩也”[[81]]。吴文华在两广抗倭战役中得到过俞大猷军事上的得力援助，为表感谢，文华曾寄书俞氏，欲“挹三江以为酿，裒八桂以为筵”[[82]]以为报答。文华此番承俞大猷之请托，应有回报前恩之意。万历朝翰林名臣沈懋学为了帮助其从戎的侄子沈有容在军中寻求支持，特意向戚继光修书：

 

舍侄有容多力善骑射，志在筹边。昨欲请之方老师，令其效劳宣大。今不佞归计已

决，先令东反，感翁德意已入肺衷，它日倘简材官，纳履门下，尚有期也。[[83]]

 

督抚荐将而兵部选任，是明代制度化的铨法。但在歧视性的军政体制下，督抚大臣常肆意打压武职，能慎行赏罚而优选将才者较少，导致大将难以脱颖而出。据崇祯朝督师孙传庭言：“今日之所以无将者，以封疆大吏无将将之人也。有将将者则大冶洪炉，是铁堪铸而将材不可胜用矣。”[[84]]因此，在督抚正式向朝廷奏请保举名单之前，武官借助私人关系先期推荐亲故，也存在合理性。戚继光、俞大猷等政治操守良好的武臣，在扶庇、保举的过程中颇能秉持原则，注重人才的甄别。比如俞大猷就是在精心培养儒生陈第，识其为将才之后，方大力保举之，以为自己事业继承人的。据陈第言，俞大猷日夜教诲其“古今兵法之要，南北战守之宜，靡不探其奥蕴”。万历三年（1575）秋，陈氏投笔从军后，大猷“推毂之”，谓：“夫夫也，当继我以闻于谭司马”，而谭纶亦认为陈第能继俞大猷之席。嗣后，俞氏“书数十通”，向诸公卿推荐陈第，其意“弥切”，而陈第亦“实惧为门下，羞黾勉职事”[[85]]。客观而论，由于戚、俞的全力保举，陈第、沈有容、邓城等新一代名将得以崭露头角，甚至起到对武官选拔机制的调节作用。

不过也应看到，晚明体局败坏，官僚贪腐成习，在这种风气下，文、武之间的保举也容易形成无原则的结党谋权。对此，嘉靖朝名臣沈炼有“荐抚臣，用边将，不闻超拔杰特谋猷之士，犹袭常蹑格，以狥己私”[[86]]的深刻认识。一些与缙绅群体无密切交际的武职为了升迁而肆意行贿企求打通关节，出现“将官除送礼别无本领”，常常“假军情以藏礼单”，直至形成“积习之难破”[[87]]的乱象。边将贿赂督抚文臣成风，即有所谓的“债帅”。崇祯朝督师孙承宗幕下谋士鹿善继尖锐指出：“边疆之坏，由于债帅之堕军”，“中外诸贵人入其债而为求帅于职方，职方徇诸贵人之情由于自爱其官，而甘为之殷勤，职方而不可为，则边事终不可为。” [[88]]一些武官无法直接接触督抚大臣，即退而欲图拉拢幕府谋士。据鹿善继载，有同乡陈指挥“捧老父母之字来”，自称：“家贫禄薄， 俯仰不足，闻关上钱粮大欲，求吹嘘为糊口计。”陈指挥的请托被善继以“挑选材官，专要猛健少年，长刀大斧，略不及格即斥去”^[[89]^]而驳回。另鹿善继在斥某武将以行贿来谋职的行径时云：

 

        师相之位，置幕官即所以爱之安之，仆辈稍有知识，敢自越局乎？门下试思使幕官

与用人之事，今日用一将由某幕官，明日用一将由某幕官，尚成事体否！前年邂逅已识

英雄，苟可自效推毂，岂待他人从臾。而仆深居幕中，不私见一将吏，凡用将之事，抚

道镇司之而总听于师相，幕僚数辈全无干预。[[90]]

 

由此可知其时武官营私活动之猖獗。此外，为了赢得文官的瞩目，某些武将刻意矫饰文采，以向督抚献媚。《西园闻见录》载，武职“竞为浮夸，雅言而矩步，绘句而摛章”，抚按大僚“以是为荐扬”，兵部“因之而任用”。这些“伪将才”诚“墮国家神武之威，销英雄慷慨之气，为害非浅”[[91]]。

    在如此黑暗的官场中行事，俞大猷、戚继光等大将常常要面对身不由己的困境，但他们仍能坚守底线，发挥自己的政治与文化影响以保证将材代有人出，这更体现出其超迈时人的魄力与才干。

                          结论

 

俞大猷介入车战大讨论，其直接目的无疑是为边防谋划出力，而通过“谈兵”活动，俞氏主动争取社会威望，构建并维护自身的官场人脉资源，也是不争的事实。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积极通过自身的文化优势，与文臣建立官场庇佑关系，虽然夹杂一些人情因素，但对“以文统武”体制的僵化弊端稍有反正，他们的政治运作使得一批将才得以为国所用。然而文、武之间权力运作的不良化发展趋向也非常突出，这无疑也是明末军事体制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明代朝廷虽不断调整军政管理制度，但始终未能构建一套更为合理的文、武关系模式与武官选拔机制，致使将才受制而难以脱颖。这一历史困局的形成，值得治史者深研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