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

摘 要： 作为一种特异军功褒奖荫叙，明代文臣荫子武职制度滥觞于景泰朝，通过不断地事例积累、制度调整而发展成为文臣荫叙体系中的最高层级。在长期的制度运行实践中，“文臣荫武”实际上起到了补充“文臣封爵”的作用，潜在政治影响巨大。文臣荫子武职制度使部分缙绅子弟成为世袭武官，绝大多数进入锦衣卫军官序列，客观上促进了明代社群阶层流动，对加强文臣、武将间的联系起到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文臣荫武”制度，以及“荫武”军官跨越文、武而形成的政治庇护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着军队的腐败。

关键词： 文臣荫武  文臣封爵  锦衣卫  社群流动  政治庇护关系

明代恩荫制度，特别是文官荫叙制度的基本框架已有学者考论[1]，然而，明代文臣荫子武职在恩荫制度中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的缘起、演化过程尚未被学界充分揭示。考察“文臣荫武”制度并非仅限于对制度本身的梳理，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明廷在勋爵册封制度不断僵化失效的情形下，有以“文臣荫武”补充“文臣封爵”的趋势，这一政治现象尤其值得探讨；二，明代文、武两途原本界限分明[2]，文臣荫子武职造就出一批缙绅出身的锦衣卫将帅，使缙绅、武将群体的身份壁垒得以打破，同时催生了文臣、武官间复杂的政治庇护关系。鉴于前人研究之不足，笔者将追溯明代文臣荫子武职制度的缘起，评价其利弊得失，并对相关的政治社会问题做出分析。

              一、文臣荫子武职制度的缘起

（一）早期“文臣荫武”事例考辨

关于明代文臣荫子制度，有学者指出，景泰朝以前得荫叙者仅五十余人，且“皆属特恩荫职”，“荫职一般都是在荫叙者故后或致仕以后”，多有“通过乞恩获得”，所荫职官其中仅“个别为军职”^[3]。是故文臣荫官武职诚为文职荫叙中颇为特殊的一环，其发展脉络既未脱离整个荫叙制度，又别具特色。翻检明代列朝《实录》，参照其他正史政书、杂史笔记及前人研究，可发现最初的一批文臣荫序武职出现于明代中前期，通过考察这些个案或可认识这一制度的最初状态。

依《明史·杨荣传》记载，正统五年（1440），内阁大学士杨荣病逝，“年七十，上辍朝一日，赠太师，谥文敏，授世都指挥使”^[4]。这一叙述十分模糊，给人以正统五年杨荣甫逝即被恩荫子孙武职的感觉。如果此说成立，杨荣子孙实笔者目力所及明代最早获荫武职的文官后代。但细究此条记载，疑窦甚多，不可不辨。首先，最可疑处乃依明代武官制度，都指挥一级是流官，特殊情况下准世袭一辈^[5]，无所谓“世都指挥使”者。据成化朝大学士尹直《謇斋琐缀录》载成化十三年（1477）年事：

时福建都指挥杨晔，以殴死人命，蒙差刑部、锦衣官勘提。晔逃匿京师其姊夫董中书玙家。董托锦衣百户韦英营解。适英正欲从汪（笔者注：太监汪直）刺事而无由，即潜报汪，谓晔东杨少师（笔者注：指杨荣）之曾孙，家资钜万，造恶百端，尝纳生人于棺，合置诸穴。今事露，乃挟黄白数千两来京，贿求内外，将欲招纳亡命，下海谋不轨。汪甚喜，昏夜驰至韦家酣饮，发官校掩捕晔等，就韦舍鞫之……^[6]

此事件原委另见《明宪宗实录》：

法司拟福建建宁右卫致仕指挥同知杨泰罪，坐斩。时泰子晔为太监汪直所获下狱死，上命太监钱喜及百户韦瑛往籍晔家，并械泰及其同居男女百余人至京狱具命。泰依律处斩，其余拟罪有差，财产悉入官独祠堂，与田三十顷给还泰家属。^[7]

综合二说可知，杨荣孙杨泰、曾孙杨晔确实两代世袭武官，所莅官职为建宁右卫指挥同知，在杨荣原籍卫所铨注[8]。但成化本朝即有人如尹直讹传杨晔任职“福建都指挥”，造成《明史》纂修者剪裁之误。其次，排查史料可知杨泰并非是在杨荣死后即可得职，其得授武职的原委值得考究，或非承荫。据杨荣死后时人为其所撰《行状》等资料，杨荣有“长子曰恭，次曰让、曰锡、曰赐、曰贵芳、曰贵通”，“孙男十二泰、俨、俊、伦、俭、佶、儆、佐、倧、伟、倜、仪”^[9]，而杨泰在杨荣“卒于武林驿”时以长孙身份“侍侧”并“殓含如礼”^[10]。但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杨荣离世时朝廷仅“官其子恭为尚宝司丞”^[11]，未提及杨泰情况。再查弘治朝《八闽通志》，有“景泰间”任建宁右卫指挥同知有杨泰一员，系由景泰朝“建宁右所副千户升”，杨泰子杨烨于成化朝“袭父泰职”^[12]任指挥同知。其中杨泰无疑为杨荣长孙，“杨烨”应是“杨晔”之误，诚杨荣曾孙。据此，杨泰应大致于景泰年间被授建宁右卫副千户一职，后升任本卫指挥同知世袭，其授官距杨荣去世已有一段时间。至于杨泰得职副千户并累升世袭的详细时间、原因、经过，皆不见于《明实录》、方志等权威史料，或是碍于杨晔的狼狈情况而有所避讳。但《明实录》中的一条相关记载却透露出些许线索。据《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有“福建建安县民杨泰、杨让，崇安县民蓝文煜”等“各出谷千石有奇赈济”，景帝“诏赐玺书旌劳复其家”[13]。杨荣原籍福建建安，长孙名“杨泰”，次子名“杨让”，与《实录》所载捐粮之人同名同地，疑似为同一人。而正统、景泰年间捐纳成风，有学者指出，至景泰七年（1456）朝廷因灾害严重，已准湖广军民有能纳米五百石者授军职百户，八百石授千户[14]。进而推想，杨泰有可能是先输粮千石，后于景泰朝以捐纳得授武职，或非承接祖荫。是故杨荣之例存疑，不宜作为早期文臣荫子的典型加以讨论。此外，有学者将洪熙元年（1425）尚宝司卿朱琇升世袭金吾左卫指挥使的事例归为文臣荫子武职类[15]。实际上，仁宗是因朱琇在“先帝靖难时常效力守城”且预测出了“夜有星大如杯，色赤，见天钩” [16]的瑞象，故而改其尚宝司卿文职为世袭武职以资犒赏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荫子武职。王世贞即将朱琇事迹列入《弇山堂别集》中《文臣改武》[17]条目下。

排除了杨荣等人的案例后，再梳理《明实录》中相关记录，可发现较为典型的明代文官荫子武职事例最早见于景泰朝。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时督兵贵州的兵部尚书侯璡“以劳瘁卒于普定”，景帝“赐祭葬，荫其子锦衣卫世袭千户”^[18]；景泰二年（1452），景帝召兵部尚书于谦子于冕陛见，当即授官府军前卫世袭副千户^[19]；景泰五年（1454），兵部尚书兼掌詹事府的仪铭死，景帝“命有司治葬事，录其子海为锦衣卫百户”^[20]；景泰五年，南京刑部尚书杨宁“自叙其前后军功，乞荫其子”，朝廷授其子杨堣为直隶新安卫世袭副千户，而“时堣方一岁”^[21]。杨宁原籍南直隶歙县[22]，其荫子系铨注原籍卫所。分析明代最初这批文臣荫武职的案例，不难发现其得荫主要缘于恤功酬劳，这无疑与“土木之变”后明代特殊局势有关，例如侯璡、于谦、杨宁皆曾亲自指挥军队安边，有实在军功；仪铭系景帝藩邸旧臣，虽无实在军功，但莅政兵部多年亦有勋劳^[23]。此外有得荫者自行题请，再受荫叙之情况，而其所获军职或铨注京卫，或铨注本乡卫所，似无定制。总之，这些文官荫子武职的情况可视为对文臣军功勋业的个别嘉奖，其制度化运行程度甚低。例如曾常年参与边防军事事务的户部尚书金濂功劳非凡，死后被追赠沐阳伯爵^[24]，但其子金良辅于景泰六年（1455）“自陈其父有军功乞录用”时，也只是被授予都察院照磨的低级文职^[25]。

（二）“文臣荫武”事例的累积与初步制度化

此后天顺、成化、弘治三朝延续前政，视军事贡献为主要衡量标准以荫叙文官子弟武职。当时正逢明代文臣督、抚统兵制度推广之际，得荫之边臣有所增多。有学者依《明史》及《弇山堂别集·赏功考》记载择出“成化中, 项忠因镇压荆襄流民有功, 荫子授为锦衣千户；韩雍因镇压广西瑶民起义有功, 荫一子锦衣百户；王越因大同黑石崖之捷荫一子锦衣百户”^[26]三例。但项忠、韩雍荫子武职因由过程《明史》记载不确，需要结合其他文献订正。更需指出的是，王越“附阿太监汪直”成化十六年（1480）得封威宁伯入勋臣行列后，多次荫子武职并推恩升级，最“气焰可畏”时，长子王春为锦衣卫指挥同知，次子王时为锦衣卫都指挥使，幼子王昕为锦衣百户[27]。这些恩荫实属勋臣冒滥荫子范畴，已经非一般文臣荫叙可比，似不应并列一处讨论，而“大同黑石崖之捷荫”即属此类[28]。实际上王越封爵前以文臣身份仅得荫子武职一员，且冒滥色彩极浓。项忠、韩雍、王越外，笔者再蒐集拾遗天顺、成化、弘治三朝文臣荫子武职事例，列下表以资分析：

表1：天顺、成化、弘治三朝文臣荫子武职事例表

明代中期，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具体条件、实行细则未开列于典章，从以上特举、胪列景泰朝以降的十余个相关事例来看，获得“文臣荫武”优待的大臣是官僚队伍中的绝对少数，仍属于“异典”范畴。但不断累积的“文臣荫武”案例也构成了一种类似“事例法”的制度规范，其制度运行特点大致有三：

第一，得荫的条件较为严苛，战功或殉难等军事勋劳是文臣荫子武职的主要条件。大臣一般需累有勋劳，升至阁、部一级，甚至致仕身死后上报，方有机会获得荫子武职的荣誉。少数指挥一次重大战役胜利如韩雍、项忠者，也可直接荫子武职。王越虽大功荫子，但冒滥倾向严重。初次受荫后再积功或子孙继续陈乞，可加、补原荫军职入世袭衔或升职。值得指出的是，明代武职非军功不准世袭，永乐元年（1403）即规定，“官舍、旗军、余丁曾立战功升授职役者，其子准承袭”，“若先不曾立功就与职役，后亦无战功者，不准袭”[29]。而统观文官荫子武职者中，初授官时即明确给与子孙世袭待遇的占去大半，这些受荫子孙多是单纯坐享父祖军功推恩，本身无征战立功的资历，是不符合武职非军功不世袭之制的。那些荫子武职不言世袭者中，既有胡濙、仪铭之类无实际军事勋劳者，也有白圭、马昂等边区战守督抚，而内阁大学士李贤子李玠自征战有军功，也未入世袭衔，个中原因不明。可见文臣荫子武职毕竟是荫叙制度，其强调“军功”授职的同时“推恩”色彩厚重，在子孙世袭武职这一问题上尤有错滥之嫌。

第二，荫子武职的规格高于其他荫叙。明代中期官员荫子制度已经初具规制[30]，有关文臣军劳、殉节之荫叙褒奖亦粗成定制。如依《皇明条法事类纂》，成化元年（1465）一月，明朝廷通过讨论四川平叛阵亡知县李旺等人的优恤待遇，定“文职奋勇杀贼没于战阵者本身褒赠行取子男或弟姪一人入监读书录用例”[31]。成化三年（1467）宪宗又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听令一人送国子监读书出，若大臣果有勋劳于国，出自特恩录用其子孙者，不在此限”[32]而从上举事例不难看出，大臣多是在获得荫子监生、文官的优待以后，再积功劳得荫子武职的，最典型例证即陈钺子陈澍先依照“文官三品例应送子入监”，后请以军功递升，终官锦衣千户[33]。明代荫叙制度遵嫡长亲缘顺序，这就造成先荫的文官、监生通常为文臣家族中的嫡长子所得，而次子并孙辈享受荫子武臣的优待，如兵部尚书马昂长子马忠为国子监生，次子马恕为锦衣卫百户[34]。但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荫武”比“荫文”要等而次之，因为另有如王竚、余寘等嫡长子孙放弃恩生、举人身份改荫锦衣的例子，整体而言荫子武职是整个文臣荫叙制度中的高阶。

第三，所荫武职大多集中于锦衣卫，且多自百户一级起荫，仅少量荫子者铨注原籍卫所。锦衣卫非一般军事衙门，实为高级禁卫机构，号称“右列雄俊第一”[35]。自明代初年，“诸后妃、尚主、公侯、中贵人子弟”中当授官者均寄禄于锦衣卫^[36]，体统极重。文臣荫子武职者之所以大多铨注锦衣卫，就在于该卫容纳贵族近侍的尊隆地位和“恩荫寄禄无常员”[37]的体制特性。鉴于锦衣卫的特殊性质，明代常有军官子弟希图调入，至弘治十三年（1500），兵部题请“锦衣卫系近侍衙门，比先年间各卫官员，无故不得滥入”，获准，奏议云：

（锦衣卫）近年以来乞恩、传奉而改入者前后相继，甚至匠艺之琉亦有升至指挥就得铨注本卫，又如在内外总兵官都督儿男正系将门之子袭替之后应合仍在原卫支俸送入各营操练弓马,习学韬略以备后日边将之用,且免使黄选纷更。今都督儿男伊父祖充总兵者不知自有原卫，一概比例俱要改注锦衣卫，此等之徒其心岂欲为国，无非因见本卫官员势位烜赫，俱不操练，又有皂隶柴薪之供，坐享当贵，所以朦胧具奏乞改本卫……[38]

而军功文臣子弟径直荫入锦衣卫，实属高规格优待。

综上而言，明代中期荫子武臣是对具有显著军事功劳及非凡政治身份的阁部大臣的特别嘉奖。获此殊荣的文臣数量较少，其具体运作模式一般是临时乞恩奏报，并未形成特别规范的制度条文而列入政书典制。《明史》中有所谓“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就”锦衣卫军官的记载[39]，实属偏颇。实际上，作为高级政治嘉奖，明代中期文臣荫子武职少有人得，遑论“不屑就”。

作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荫子武职故事常为后人援引为再开荫叙恩典的依据。例如于谦子于冕本受荫任府军前卫副千户，成化朝，于冕“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后“累迁至应天府尹”[40]。至弘治朝，于冕又援引前朝事例奏请朝廷，请求再荫于谦后代为世袭武职以奉祀续绝，其疏云：

臣窃思先任兵部尚书王骥以征麓川有功，子孙至今世袭靖远伯爵，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先后为兵部尚书，各以有功，见今子孙蒙叙荫，臣父之功与王骥等相类而臣父死于忠节，大为不同……近体见行恩例，远追前代故典，俾臣嗣男允忠得以荫授臣原授世袭武职，看守祠堂坟墓。[41]

于冕之请转吏部验封司讨论，吏部研究了于谦荫子，于冕改职原委及王骥、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大臣军功荫子情况后，认为于谦之功劳虽“封侯、伯，俾之世袭亦不为过”，而“其子冕原授世袭副千户，系伊父于谦总督军务克平虏寇军功所升，与马恕、白镔、程埙、余寘之官无异”，最后提议“合无将于允忠仍授以于冕原授世袭副千户，惟复另一军职，就往杭州前卫带俸，以奉于谦之嗣而守其坟墓”，为皇帝批准[42]。可见若干文臣荫子武职的事例在某种程度上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高规格荫叙模式，在时人心目中甚至可与封爵重典相比拟。而于谦后代荫职的文、武秩互换及再荫武职的“异典”现象，也表明了这一时期该荫叙作为特别功勋酬劳手段的性质。

         二、文臣荫子武职制度运行的常态化

（一）冒滥军功与“文臣荫武”的激增

正德朝始，文臣冒滥军功以荫叙世袭武职的情况增多，这明显是受到武宗尚武情节及宦官佞幸冒功风气的不良影响。据《弇山堂别集》载，正德五年(1506)“宁夏平”，边功加恩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刘忠、梁储等，阁臣皆加官荫子。此次推恩虽未将阁老们荫子武臣，但边功恩及内阁实“自兹岁始”[43]。至正德八年（1513），“以山东、河南贼平，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梁储、费宏各荫子锦衣世袭正千户，辞”[44]。王世贞指出，正德朝的这种冒滥推恩乃“盖内臣欲大有封殖，而以是饵阁臣也”[45]。此说诚为确。此后正德十二年（1517），朝廷“录大同打鱼王山及镇西南山庄坪等处功”，将监督太监张忠“加禄米二十四石，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正千户”，并“总兵左都督刘晖子副千户，提督侍郎丁凤子百户，俱世袭”，又以“兵部运筹有功”加尚书王琼“少保兼太子太保，荫子如忠”[46]。该战役本因诸将官杭雄等拼杀“乃有此捷”，而太监张忠提前回朝，并无功劳，只是因兵部尚书王琼题请，“故忠再受赏而并及琼”。当时王琼“与权幸相结纳”，多次冒领军功，“数承荫叙”[47]。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武宗又开“应州御虏功升赏”，大肆封赏荫内臣武将子弟，“督饷侍郎郑琮仁、侯观，廵抚都御史胡瓒、刘达各荫子”锦衣卫百户。此次推恩加荫被《明武宗实录》编纂者认为是“军功之滥未有甚于此者”[48]。然而同月内，武宗又自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的名义，功赏随军太监谷大用等内臣、兵部尚书王琼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荫其子弟为锦衣卫千、百户，另以“运筹定议，协力成功”为名敕内阁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各荫子侄一人锦衣卫世袭正千户”[49]。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随内臣、近婞冒滥军功以荫子武职，诚为不稽。嗣后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为拉拢朝臣，以拥迎驾戴功再开大规模冒滥荫子，其中阁臣荫子之命令尤为不稽，受荫大臣纷纷请辞，《弇山堂别集》叙其来龙去脉，云：

嘉靖元年，杨太师廷和、蒋少傅冕、毛少保纪以辞伯爵，费少保宏以辞荫锦衣指挥使，改荫锦衣指挥千户等官，复固辞。以兵部尚书彭泽言，荫杨公四品在京文职，蒋毛五品，费七品，皆世袭，固辞，复不许，然四公迄无拜。[50]

嘉靖朝类似的滥荫间出，如嘉靖十七年（1538）以“慈宁宫工完”功，即“赏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夏言、太监高忠各银五十两，彩四表里，荫一子锦衣卫百户”[51]。但总体而言，嘉靖中年后冒滥的程度和频率有所降低。

猖獗的推恩冒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臣荫武”作为非常例嘉奖的严肃性。一些督、抚无需多年积劳，仅凭依附内臣，一次军功即有机会获得荫叙；而在朝阁部大臣更是坐享推恩。这种倾向引起了部分官员的忧虑和不满。如正德朝以平中原农民起义，加恩阁臣“荫子侄一人为锦衣卫千户时”，李东阳等“三疏辞，特改授文职，又辞”[52]，明显有居之不安的心理。正德十三年六月，朝廷升任平定南赣一带动乱的王守仁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王守仁“辞免”，武宗“不允”[53]。嗣后王守仁勉强就荫，再上谢恩疏，陈述军功赏罚要节，称“自知贪冒之耻”，且“荫子实非常典，私心终有所未安，愍勉受命，忧惭交集”[54]。

晚明边事迭起，加之明中叶以后文臣冒功荫子的刺激作用，使得朝廷较为常态化地加荫文臣子弟以武职。内阁大臣、兵部僚员、地方督抚、殉节绅宦等以各类勋劳得荫，这种趋势长期持续直至明朝灭亡。据《万历野获编》载，明代中后期内阁重臣如夏言“暴贵自拟世袭锦衣”，翟銮“以故相行九边”荫锦衣[55]，其余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皆以推恩军功勋劳，得荫子锦衣卫，其详如下：

嘉靖中叶，严分宜尚以孙效忠，冒岭南功拜千户，寻劾罢，盖此官不轻畀如此。……既而翟诸城以行边功，特拜千户，即授官其子矣。夏贵溪薄锦衣不屑就，思开五等，致有河套之役，以及于败。严分宜惩其事，但用擒虏功，以其孙鹄受正千户，且即于南镇抚司管事，则现任辅臣子孙所未有也。徐华亭缘此亦得世锦衣，不复辞。而穆宗朝，高新郑、张江陵，亦以军功得千户。至今上初年，张江陵之子简修，遂进指挥，理南司，如严氏故事，未几削夺，亦与分宜同。今阁臣世荫锦衣者，惟杨新都之孙宗吾，翟诸城之子汝敬，徐华亭之曾孙有庆，承袭用事。[56]

总而言之，阁臣之荫子武职都有推恩的成分。这其中，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在嘉靖初曾以所谓拥戴迎驾功荫子，后杨氏在“大礼议”中失势，所得恩荫也未实行。其曾孙杨宗吾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职，还是在万历朝追请所得[57]，此荫跨越半个世纪，历四代人方落实，推恩安抚之意明显。兵部、督抚实与兵事，凭借军功荫子世袭的情况更为激增。嘉靖年间，边臣荫子武职尚有铨注原籍之例。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兵部尚书许伦、总督蓟辽右都御史王忬以军功加荫千户等官时，世宗命其子弟“俱照旧总督、镇巡荫官俱填注原籍卫所”[58]。同年，江南御倭有捷，巡阅侍郎赵文华奏请苏松兵备参政任环“统率训作所致”有功，乞将任环“授以钦降官衔如武职游击之任”。兵部覆议认为“文职改授武衔，查无旧章”，请嘉奖任环命“照旧管理兵备事”，并“或照大同知府王诰事例，特荫一子为原籍卫所百户，就令随军杀贼”[59]，其子得为“潞州卫左所副千户世袭”[60]。万历朝以后，司马、职方之官推功荫子武职者几乎全部铨注于锦衣卫，绝少例外。仅抽检现存《锦衣卫选簿》中开列万历朝之例，即有兵部尚书陈子章[61]，兵部尚书吴兑[62]、辽东巡抚张学颜[63]、兵部尚书谭纶[64]、蓟辽总督梁梦龙[65]、辽东巡抚张学颜[66]、两广提督军务凌云翼[67]、偏沅巡抚江铎[68]等等。著名的殉节荫子之例有原江西廵抚右副都御史孙燧在正德朝“宁王之乱”中“以辱贼不屈”死，嘉靖四年（1525），孙燧子孙堪“赴阙陈谢褒卹先公之典，奉特旨荫授锦衣卫左所正千户”[69]；嘉靖朝追赠太仆少卿史际因率领“家丁拒倭”而“破家殉国”，朝廷“以乡绅抵倭荫锦衣千户”[70]。

明代中后期文臣荫叙武职除次数、频率增加外，还有“一门多荫”[71]的情况间出，其中嘉靖朝佞相严嵩尤热衷于为子孙接连争取锦衣卫职务，严重冲击了荫叙的规范性。上引《万历野获编》《宰相世赏金吾》条对此有概论，另据杨继盛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大罪”弹劾疏详云：

（严嵩）朋奸比党，朦胧奏合，先将长孙严效忠冒两广奏捷功升所镇抚，又冒琼州一人自斩七首级功，造册缴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孙严鹄袭替，鹄又告并前效忠七首级功，加升锦衣卫千户，今任职管事。有武选司旻字十九号堂稿可查。夫效忠、严鹄，皆世蕃子也，随任豢养，未闻一日离家至军门，乳臭孩童，亦岂能一人自斩七首级？而假报军功，冒滥锦衣卫官爵。[72]

《明世宗实录》转引杨继盛奏议时，“效忠、严鹄，皆世蕃子”一句写作“效忠、严鹄，皆世蕃养子”[73]。根据其他一些史料记载，严效忠本“严嵩家人”[74]，系过继子孙，严鹄亦严嵩“义孙”[75]，严效忠、严鹄二人本非亲兄弟，再承荫转袭，诚为不稽。严效忠、严鹄外，严嵩另有孙严绍庭为锦衣卫千户，后升锦衣卫指挥使[76]。严世蕃曾缘边帅咸宁侯仇鸾“捕敌奸细”功“而晋工部右侍郎，予一子锦衣卫千户”[77]，严绍庭之官或是得之此荫。此后文官一员荫子孙多人锦衣卫的代表人物应属万历朝兵部尚书李汶、田乐二臣。甘肃巡抚田乐初以万历二十三年（1595）“甘州斩虏功”升“兵部左侍郎，荫一子锦衣卫百户世袭” [78]。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兵部题叙西宁官军获捷功次”，时任三边总督李汶“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照旧总督，荫一子锦衣卫副千户世袭”，而甘肃巡抚田乐“升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照旧廵抚，原荫儿男升指挥同知世袭”[79]。万历二十七年（1599），朝廷再“录甘镇功”，此时已升任兵部尚书的田乐加“太子太傅，荫一子世锦衣卫正千户”[80]。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追论“宁夏二次捷功”命总督三边尚书李汶“兼支尚书俸，赏银五十两，大红蟒衣一袭，荫一子锦衣卫百户世袭”[81]。田乐致仕后，接连再荫子田尔树为“锦衣卫指挥使世袭”[82]、庶长孙田元荫为锦衣卫衣左所指挥佥事[83]。万历西北三边战事频繁，李、田二臣以任丘同乡共镇甘宁，被时人赞为“近代所少”[84]。二人积功多荫，与严嵩冒功滥荫实有不同，本无可厚非。但田氏一门嫡庶子孙尽占籍锦衣，以致天启朝阉党大奸锦衣都督田尔耕[85]晋身朝堂，蹂躏正人，也可视为荫叙制度的负面作用。

得荫武职的文臣累增，或坐镇边陲、参预枢务而真有军功；或纯粹坐享推戴，故而鱼龙混杂期间。于是有朝臣秉持军功原则，对大臣得荫资质提出质疑。万历朝都察院御史朱凤翔就曾指责史际、凌云翼“冒功当革”，但时人沈德符却认为两家之荫非过，只是因为得荫升职的凌子超、史继书两锦衣卫指挥佥事“俱为故相江陵客，不免剪抑太过”[86]。万历十三年（1585），宣、大总督郑雒因“阅视叙劳”被授“太子少傅，荫一子锦衣卫百户”，对此刑科左给事中王继先提出意见：

今边圉无事，诸臣谨守筦钥，修理微劳，亦其职分。即使城隍尽濬，墩堡尽修，以视血战当录者万万不侔，而况其未必然乎？皇上嘉诸臣之功，不过曰整理边务，效有劳绩，如是而已，而遽以邀延世之赏，如持左券，岁复一岁，在边臣视为应得，而何有于激劝之实。[87]

可见大量的荫叙使得军功荫子与推恩冒滥的界限有所模糊，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文臣荫子武职作为特异褒奖的意义。但相比内臣、勋戚、边帅推恩无常，动辄一门荫入锦衣卫，文臣荫子武职毕竟是以大臣勋劳尤其是以军事功劳为主要荫授原则的高规格褒奖机制。其间冒滥间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皇权体制“生杀予夺在一人”的特点。

值得指出的是，明代中后期兵事频仍，朝廷有必要以荫子锦衣之制激励在边督抚和机要大臣；而锦衣卫非一般军职衙门，铨任其中附带的诸多利益也使文臣子弟乐于就荫。但也有少数大臣出于各种理由，尤其是对武职的某些偏见而不乐其子弟混入行伍。万历朝辽东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顾秉谦以平定女真功劳“录一子锦衣”，顾氏力辞曰：“上威德与诸将士力，我何功？且家世业儒，可复侵介士路耶！”于是皇帝定顾秉谦“仅升俸一级”[88]。万历朝内阁大学士申时行极力抵触荫子锦衣之制，自称“我本书生起家，身后子孙通塞不可知，第还我穷秀才面目足矣，奈何变衣巾为兜鍪，占籍行武，亲死不丧，世世作健儿”[89]。万历十年（1582）“云南献俘”，朝廷加申时行“少师，进中极殿，荫子锦衣”，时行力辞，“仅进一阶，改世荫为尚宝丞”。申氏此举有“自后柄地以军功辞世荫者，自公始也”[90]之时誉。

（二）、“文臣荫武”的规范化及对“文臣封爵”的补充

文臣荫子武职作为特殊事例法的性质长期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万历五年（1577），兵部尚书谭纶死，其子监生谭河图“将父生前军功比例乞荫”，兵部查得谭纶履历勋劳后，提出“比照先臣余子俊荫一子锦衣卫百户世袭”之例给荫，神宗准之[91]。但随着文臣荫武职的常态化执行，其制度化特征亦不断凸显。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累增的冒滥推恩作为一种制度震荡，尚有推动文臣荫子武职制度化进程的作用。

关于文、武大臣军功荫子武职并世袭的具体条件、流程，据万历《大明会典》：

凡恩荫世袭，文、武大臣及总兵参游以下将领剿贼，如遇大敌，能运谋设伏，冲锋陷阵,建立奇功者，抚按分巡官覈实具奏，兵部题奉，钦依升职荫子，有世袭字样者俱准袭。[92]

此条首次明确了文臣恩荫武职的军功原则，并开列上报的审核程序。由于该法令不见于正德《大明会典》中，应系嘉靖朝以后渐成之例。一些史料中透露了更加量化具体的荫子武职的战功准则，如焦竑所撰万历朝辽东巡抚顾秉谦《神道碑》中有一次战役“首虏功数百，录一子锦衣”[93]的记载，据《锦衣卫选簿》，辽东巡抚张学颜因万历三年（1575）擒获“酋首王杲，斩首一千一百四颗”而“荫一子锦衣卫世袭百户”^[94]。而累功加荫与考满制度的结合，使文臣荫子武职的制度阶序性增强。万历五年（1577），吴兑以廵抚宣府都御史考满，“荫其子有孚为国子生”[95]。后吴兑“总督边务有功劳”，吴有孚改授锦衣卫世袭百户。此后吴兑又连续积功加荫，吴有孚进而因“辽东获捷功升世袭一级”，再因“蓟辽阅视功”而“授正千户”^[96]。指挥重大战争胜利而功勋卓著者可越过累功加荫的过程，直接荫子指挥使一级的高官，例如援朝抗倭战争胜利后，神宗“以东征功成，大赉文武诸臣，总督邢玠加太子太保，荫一子世锦衣卫指挥佥事”[97]；平定“播乱”后，又以“开疆展图”功勋荫巡抚贵州兵部尚书郭子章一子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98]。关于恩荫武职子孙承袭次序，万历十二年（1584）题准：

大臣恩荫武职，必须世嫡或嫡长子孙别有职事，方许次房借荫。次房亦有职事，方及再次，待后身终及应替日，仍还嫡长子孙世袭。若一家二荫或原有世职，则以职大小为序，职大者与长房，次者与次房。[99]

此令旨在避免大臣家族内部因承袭荫职而起争端。移荫的具体事例如隆庆五年（1571），山西总督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王崇古奏称“先以陕西三边军功蒙荫长孙王之桢，今蒙圣恩荫一子锦衣卫世袭正千户，其原荫国子生请移次孙之乾”，吏部查验后请准王氏“移次孙补荫”之奏，获皇帝批准[100]。另有万历朝大臣梁梦龙任户部侍郎时三年考满，荫长子国子生，后梁以兵部尚书立边功荫子锦衣，长子承荫，移原荫国子生与次子[101]等等。

除了制度运行程序不断规范化外，荫子武职作为高级政治褒奖的特性也得以巩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职大者与长房，次者与次房”的规定使得恩荫武职例为嫡长子孙承袭，荫子监生等优待作为次级荫叙为幼支子孙承领，名实相符地突出了荫子武职的优越特性。其二，大凡集体授升赏时，得荫武职的文臣都是功高而处于受赏阶序前列者。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平宁夏哱拜，《明神宗实录》中单独开列经略叶梦熊、廵抚朱正色、监军梅国桢及总兵李如松、萧如薰等俱“荫一子锦衣卫指挥同知等官世袭”，而其余官员只云“各升赏有差”[102]。其三，文官长期履边，获得各类升迁、嘉奖后方得荫子武职的事例仍旧存在，荫子武职相较其他褒奖更显尊崇。如自万历六年（1578）始，兵部右侍郎梁梦龙先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后在镇逾年，“就任加兵部尚书”，又因修筑边墙功“加太子太保”，一品三年考满后，方“荫子至锦衣卫百户世袭”，同时“赐白金文绮，间以飞鱼坐蟒”，累积荣宠被誉为“近代边臣未有”[103]。

明代异姓军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国传统的“五等爵”已属缺制。而自明代开国伊始，绝大多数勋爵即由武将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数。明代中后期虽边事迭起，文臣督、抚多亲历疆场，但勋爵册封却又趋于停滞。朝廷视封爵为重典固然不错，但过度地吝惜爵赏，反而会使得大臣丧失为国效忠的进取心。对此，复社名士陈子龙提出恢复“五等爵”以振奋军心：

今天下奋智亡身，趋功名，为天子去所恶，则莫若轻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轻上位而意无求进。圣王设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异而名重也。夫爵，权物也，滥则重之，以示有尊也；旷则轻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复子、爵为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杂也。^[104]

然而明代国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义构建，僵化不可变通。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化的文臣荫子武臣由于有军功推戴、子孙世袭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与政治意义，成为朝廷酬答功勋文臣的重要形式。这种制度的关联性虽然没有开列于典制，却为时人默认共识。如前文所述，早在弘治朝于谦子于冕题请再荫于谦后代武职时，就并列援引前朝兵部尚书王骥封伯与兵部尚书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荫子锦衣之事例，作为乞请理由^[105]。类似的将荫子武职比附为“次级”封爵或“准封爵”制度的观点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编撰《万历野获编》时，就把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世官》[106]条及《补荫》[107]条纳入《勋戚》卷中。明代公、私文案典籍中径称文臣荫子武职为“延世之赏”^[108]、“延世金吾”[109]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称谓而来。嘉靖初年，廷议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上奏云：

夫封爵之典，论功有六：曰开国,曰靖难,曰御胡，曰平番，曰征蛮,曰擒反；而守臣死绥,兵枢宣猷,督府剿寇,咸不与焉。盖六功者，关社稷之重轻,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报之。至于死绥、宣猷、剿寇，则皆一身一时之事，锡以锦衣之荫则可,概欲剖符,则未可也。[110]

军功大者封爵，军功小者荫子锦衣，可谓是点明了“荫武”与“封爵”间存在的制度关联性与补充性。嘉靖初年，兵科给事中夏言等奉命查勘前朝武职冒滥状况后奏报，其奏疏中先论洪武“开国”、永乐“靖难”公、侯、伯册封情况，表前朝“慎重名器”之意，紧接其下陈述锦衣卫职官“额设”职官名目，并痛陈“自正统后,贵妃、尚主、公侯、中贵子弟多寄禄卫中，递进用事”，及“正德间,奄宦擅权，贵倖子弟以奏带冒衔锦衣者尤多”[111]的弊政，甚至隐然有将勋、戚、文、武、内各类大臣的荫子锦衣都比附为封爵之意，可见荫子锦衣在明代政治褒奖机制中的地位作用。

     三、“文臣荫武”制度与文、武交往庇护关系的形成

如清初史家查继佐所论，明代官场“自分缙绅、介胄两途”^[112]，文官铨选以科举为基础，武官铨选以世袭为基础，所谓“国家所以驾驭文武者，惟擢用与承袭而已”[113]。武官集团主要由明初军将的子孙后代构成，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身份性世袭社群。而文臣子弟一但荫入锦衣卫世袭，就意味着这支子孙世代占籍右列。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明代武官群体的内部封闭性，改善了锦衣卫武职人员结构。不少进入武职行列的文臣子弟继续保有原缙绅家族的阶级习性与社会交际网，同时通过婚娅、职务关系不断渐染武士之风,成为沟通缙绅与武职两大政治社会群体的纽带。

文臣荫武子弟的这种社会媒介作用在明代中叶业已凸显。如弘治年间，吏部尚书姚夔子中书舍人姚吉甫曾倡导父辈中同榜进士而“通朝籍，居京师者”举行联谊活动，引得在京官宦缙绅子弟唱和交游，有“四十年通家之谊蔼然如昨日”之盛况。参与集会者多是文职士绅，而因父荫入武职的兵部尚书白圭子锦衣卫千户白镔、巡抚李秉子锦衣卫百户李靖也欣然参与[114]。再如明代七朝老臣吏部尚书王翱荫一子王竚为锦衣军职，王竚长女“适天津左卫指挥黄溥”，次女“适国学生杨镗”，孙女五人中“长适马溥、次适锦衣千户韦纲，次适锦衣指挥张禹之子，其次适锦衣千户赵輗之子，其次适腾骧卫指挥夏铭之子疄等”[115]。

至晚明时期，铨入锦衣卫的文臣子弟凭借自身跨越“文”、“武”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及资源，在社会交往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政治庇护关系，保障自身及家族利益的长存。

这一方面表现为文荫子弟藉自身特有优势，逐步掌控了锦衣卫的权力。《明史》论及锦衣卫升职之途有四，乃“勋卫、任子、科目、功升”[116]，其中任子、科目无疑是文臣子弟升迁良途，武举科考更是缙绅出生者所擅长。万历朝兵部尚书郭子章孙郭承昊即因接连承祖父两次军功推荫，再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中式本省武举乡试”，得以在天启五年（1625）凭指挥佥事之职升“南镇抚司佥书”。至崇祯十一年（1638），郭承昊终任锦衣卫掌卫^[117]。即便“功升”一途非为征战军功，实指刑侦审讯，“惟缉不轨者当之”^[118]，而文臣子弟谙习文牍，也具优势。自明代中叶始，锦衣卫堂上官即实行推选考察制度。至嘉靖朝，兵部从各指挥使一级官员中推选将才授予“掌印”、“佥书”之差遣以掌锦衣卫事，并五年一次军政考选以定升黜的机制逐步确立。掌锦衣卫印者多累升至五府都督一级^[119]，常被称呼为锦衣大帅。文臣子弟出身的锦衣军官自幼游走公卿之间，晋升到一定程度，更易获得推举、回护以秉大权。据《万历野获编》，明代祖制锦衣卫荫叙子孙“不掌本卫大堂印”，且万历朝以前“公卿大臣尚视金吾为粗官，胄子自爱亦不羡缇骑之长”，锦衣卫掌印官由文臣荫叙者充任，始于万历初年刘守有[120]。刘能够升迁掌权，与其身份背景密不可分。刘守有系万历朝兵部尚书刘天和之荫孙，名臣梅国桢之中表兄弟，与“江陵、吴门二相相暱”[121]，又时时交游王世贞兄弟“日相与徴逐诗酒之社”[122]。守有因张居正“牙爪”的关系而被“特擢之”以“掌卫印”，俟“江陵败”后，“复与政府及厂珰张鲸交结用事，赫濯者几二十年，卒以善去”^[123]。其时，文臣荫子锦衣官为公卿仕宦往来庇护者尚多。如凌子超、史继书“俱为故相江陵客”^[124]，史继书还与王世贞兄弟“相善，亦时时称许”[125]。故兵部尚书张学颜孙荫锦衣指挥张懋忠在万历朝军政考选中不利，但因其有“负才艺，交名流，故司马孙也”之名，公卿大臣“竞出全力救之”[126]。据《万历野获编》所论，锦衣卫自刘守有掌卫印管事后，“世家子孙，求绾卫篆，如登碧落”，以至“明攻暗击，蔑人闺门”[127]。《万历野获编》进一步列举了晚明阶段锦衣卫内部文荫子弟纷纷崛起，兵将校尉、内臣弟侄渐趋边缘化的状况：

以余所见，如许忠节之后名茂橓者，孙忠烈之后名如津者，皆以地位逼近次当掌印，而终不得，愤恨如不欲生，他无赖者又无论矣。最后则王襄毅（崇古）孙（之祯）擅卫十余年，穷极贪狡，与同列周尚书（咏）之子（嘉庆）争权，起大狱，几族灭之，为天下切齿。然则锦衣固蛇虺之窟。祖制不欲清流握柄，意深远矣。余见二三缇帅谈金吾近例，以从列校奋者为贱隶，即贵至极品，不许南司理事，况登大堂。又称中贵子北荫者，为传升官，视同唐之斜封墨敕，禁不使大用。[128]

有学者钩沉刘守有家世，发现刘守有之后，其孙刘承禧，其曾孙刘侨继续两代世袭锦衣卫官，皆升至都督一级并掌卫事[129]。刘氏之外，兵部尚书吴兑孙吴孟明、兵部尚书郭子章孙郭承昊、兵部尚书田乐子田尔耕，都是天启、崇祯时期显赫一时的锦衣大帅。基于锦衣卫司法职能的特殊性及文荫子弟的自身优势，明代甚至有人提指出“锦衣用人之法政，与司马门推择材官不相类也。以其介而仗立丹陛下，与执法笔簮之士大夫共对”，故而锦衣掌印大帅“惟儒而后能当此任”[130]的理论。

另一方面，任职锦衣卫的儒臣子弟致力于改善锦衣卫的行事作风，调护缙绅士大夫，进而巩固、扩展他们在文臣群体中的影响力。刘守有即有“士大夫与往还，狱急时，颇赖其力”[131]之佳名，王锡爵盛赞其“典握禁兵，用儒饰將，府中不闻急步疾呼，盖江陵之威焰得翁调剂者多矣”[132]。从王世懋与刘守有往来书信中，可见守有虽居高位握实权，但礼贤下士，与人相惜之态：

门下提禁旅，与元相对，侍枫宸，权宠赫熠，震动人耳目。而世懋关陇一外吏，又复弃去，掩关为道民，揺首畏事，不敢出口道京师。其于踪迹径庭，奚啻万里。然论此心于形骸外，又何同也。[133]

而据《万历野获编》所载轶闻，刘守有“好文下士”，其表亲梅国桢“每游京师，辄以羽林卫士给之，因得纵游狎邪，如杜牧之危淮南书记时”[134]。梅国桢自有《诗中秋戏简刘子大司隶》证之：

西风元不到青楼，日暮欢声彻晓愁。花里亦能留上客，尊前别自有中秋。双双蝉鬓行相逐，处处鸾笙醉未休。为问朝回千万骑，如何此夕踏歌游。[135]

在天启朝激烈的党派政治斗争中，更有原兵部尚书张学颜荫孙锦衣帅张懋忠与东林党士大夫相合，抗击阉党，被崔呈秀打入《东林朋党录》[136]。

刘守有等人借助私人关系扩张权力之态已遭人侧目，然而，严嵩荫子锦衣曾孙严云从在南明永历朝的事迹更是充分反应出这种庇护关系的扭曲畸变形态，尤其值得关注。据王夫之《永历实录》载，严云从崇祯朝“以武进士历官参将”。当永历帝即位，严氏“依附拥戴，擢锦衣卫指挥使，加都督同知”。此后，严云从又与军阀马吉翔、郭承昊党比，“事刘承胤为外援，承胤为奏封清江伯”^[137]。严云丛其人“碌碌充位”，基本上对永历朝局毫无贡献，惟与佞幸军帅纵奢享乐为好。据史载，当时“马吉翔首为导谀，修卤簿，备法驾；戚畹王维恭、债帅侯性、严云从辄矜豪侈；李元胤以将家子官环卫，军中故有乐部，吉翔与诸戚弁日酣歌纵饮，卿贰台省稍相师师，中夜炬烛相望，识者为之寒心”^[138]。

严云从以奸邪之后藏身，又不断于乱世中投机钻营，冒滥得爵，亦可称奇。通观云从履历不难看出，其“文”、“儒”的身份认同及文化意识基本不存，“武”的身份认同逐渐增强，行为模式上频繁呈现“奸”、“赖”等明末腐败军官的惯有特征，这种文臣荫武子弟多元身份的单向化畸变姑且可称为“武职化”，而所谓“武职化”的倾向在天启朝阉党都督田尔耕及严云丛同僚郭承昊身上也有所体现，绝非偶然现象。文臣子弟出身的锦衣将官本以多元文化背景取得政治优势，但在权阉一手遮天的天启朝及军将普遍强势的南明诸朝，部分文臣荫武子弟的双向身份认同自然会服从现实利益需求，向掌握实权者需要的“崇武”方向倾斜，进而渐染内婞、军阀群体腐化专横之风，在扭曲的政治庇护关系中尽露丑态。

                          结语

明代的文臣荫子武职制度作为一种特异军功褒奖荫叙构建于景泰年间。明代中期，军功受荫原则被较严格地执行，文臣荫武的事例相对较少，但相关案例不断累积，形成一套特征明显、可被援引的初级事例法，以“军功得荫”、“铨注锦衣”及“规格尊隆”为主要特点。正德、嘉靖以降文臣夤缘冒滥而荫子军官的情形有所抬头，配合边事频仍的社会背景，阁臣、枢臣、抚臣、藩司等各级文臣多有得荫锦衣卫武职者，推恩、冒功间杂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臣荫武特异褒奖的性质。但与此同时，累增的事例也推动了文臣荫武制度化的进程。最终，该制度没有在冒滥的冲击下彻底腐朽，而是经过震荡，逐步成为整个文臣荫叙体系中的最高级别，并隐然形成对“文臣封爵”制度的补充，成为皇权驾驭臣僚的一项有效手段。从社会层面而言，文臣荫子武职制度使大批浸染文风的缙绅子弟流入世袭武官队伍，对打破明代身份性职役管控、改善锦衣卫指挥人员结构、促进社群阶层流动起到一定作用。锦衣卫中的文臣子弟作为跨文化枢纽群体，游走于文臣、武将之间，其借助身份优势构建庇护并扩展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的现象尤其瞩目。但作为世袭优待的文臣荫子武职制度本身极易滋生腐败，“文臣荫武”子弟依靠特权构建的政治庇护关系随时可能呈现恶劣扭曲的状态，南明永历朝佞臣严云丛即是鲜明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