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揚

 

一、引言

從中明開始，擁有進士頭銜的士大夫在處理政務之餘，搜集、整理他們認為對處世或治世有用的資料，命以“經濟”、“經世”之名，刊刻出版；到了嘉、萬時期，在科舉路上奮鬥、欲躋身官場的士子中，也有從事類似事情者。編纂成的書，多以類書形式，包含的內容豐富，涵蓋面廣，加之成果數量可觀，漸而演成了一股風潮，被後世研究者稱為一種時代的新發明。[1]

這些書的編者背景各異，對編纂事情及編成的著作，期許也不同。除了與書名所示一致，確實關係經邦濟世的一類外，託名經濟卻行應對科考之實的一類，所占份額也不少；此外，尚有用意模糊，以致面貌也模棱於關注當世和服務應試兩者之間的一類。

長達百卷的《經濟類編》便產生於當時這股經世類書編纂的風潮之中，此書是官至萬曆朝禮部尚書的馮琦遺著，在馮琦逝後次年，即萬曆三十二年（1604），由其族弟馮瑗聯合馮琦的幾位門生編纂完成，並被刊刻於浙江虎林。由於編者馮琦立身行事，自有一套因善於處理朝政難題、行事也和順妥當的風格，且“學以經世為主”，不喜為浮誇，[2]故而，《經濟類編》也成了為當時及之後關注經世之術、經世之學者所看重的著作。

《經濟類編》被當代學者關注，也是緣其內容豐富，並在編排上具有特色。與晚於此書輯成的著名經世類書《皇明經世文編》被學術界使用的情形一樣，列於《經濟類編》中各類目之下的名臣賢士的政論時評，對當今的學者查找使用，仍然便捷，該書被作為論據引用的頻度，因此也高。[3]學術界對此書的專門研究，以故多從文獻學角度展開。有將《經濟類編》與《北堂書鈔》、《冊府元龜》等前代大型類書從分類及收錄文字角度進行比較的，指出《類編》除了搜羅和臚列史料廣泛，還有校勘文獻上的價值。[4]又從分析《類編》的收錄內容入手，發現了馮琦對司馬光（1019-1086）政論尤有關注等特點。[5]

從文獻學研究的角度考慮《經濟類編》的類目、卷次及內容，並將之與前代大型類書對比，可以考見明代學者對此前知識的整理及在類書體系中顯現的傳承、流變等問題，但對整理者馮琦出於何種考慮啟動其事，並如何甄別、摘錄可入選的內容等思想史上的課題，卻有疏漏之失。這對《經濟類編》這部並未成於動議者馮琦之手的類書，所失較之所得，尤其明顯。因為此書除了包含的文獻豐富，能獲得時人及後人的好評，有在文獻學意義上的價值，它還是馮琦對當時經世類書編纂風潮的看法和應對性改善做法的展示，在思想史領域便也有細緻分析的價值。

揆諸馮琦生平，他的仕宦經歷是明代高級文官培養模式中循階升遷的典範。但他早逝，未能獲得入閣董理全國政治的機會，個人廣泛涉獵並運用精熟的知識，由於見聞之故，是以歷史典故和史鑒式的經驗積累為特色。該書所示馮琦擇別閱讀的歷代典籍並作摘錄的原則與內容，便必然以其所經歷和關注的時代問題為限；內容則除了能反映他對歷代史實的把握，更可見他就當時政事的說話。由此，藉分析《經濟類編》來瞭解馮琦的思想，便須在文獻學研究所關心的該書在輯佚、校勘等方面的價值外，更要分析其編纂動機、成書宗旨與摘錄文字的原則，並通過參校同時編成的同類他書，及綜合馮琦的學思言行等多方面資訊，考究此書的選文特色，進而研究馮琦編纂此書的寓意和賦予它的政治期許。循此思路，下文我們先看《經濟類編》問世的時代裏，經世、經濟類書籍大量産生的情形及時人與後人對之的負面評價。

 

二、編纂

1、晚明經世類書籍的編纂與存在的問題

晚明書業興盛，地方書籍市場也呈現出由集中到分散的蓬勃之勢，[6]書籍的產量與樂於從事其事者，也日漸增多；書籍價格不太高，普通民衆對感興趣和關係日用的書籍，也有能力購買。[7]在這趨勢中，叢書的刊刻之風興盛，[8]類書的編纂與刊刻數量也漸增。雖然由於編者的用意不同，成果的形態也因以有異，但以“經濟”或“經世”標示書名者，不在少數，只是各書在編纂體例和收錄文字上間有差異，目的也各有側重。[9]

在後代人眼中，明代人好著書，卻並不一定就是代表了當時文教事業興盛的好事。相反，有人持“明人學無根柢，而最好著書，尤好作私史”的看法。還認為那些“以累朝人物彙輯成編”之書，大多“冗雜氾濫，不免多所抵牾”。[10]但從明代人所處的實況看，造成這種情形，有當時人對整編知識、編纂圖書，在對人、對己上深有益處的共識為基礎。晚明博識多產的福建籍學者謝肇淛（1567-1624）就曾結合自身經歷，評價著書之事，稱：“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於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笥蠹簡，皆為我用。始知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11]認為從著書中，至少能穫取積累知識和學有所用兩項收益。

與之相應，搜羅各類知識，編纂大型類書，也是時人認可及推崇的博學表現，這在當時被認為是高級的知識擁有者所必當具備的素質。此一共識的成因及在各地、各人上的反映雖然複雜，但可以從清代學者李慈銘（1830-1894）對《明儒學案》的一番評論，來概觀儒學士子對博學問題的一般看法，他說：

 

愚謂致良知之學，不過為下愚設教，使知人皆可希聖賢耳。論者謂其高明之過，非也。高明必由博學，故孔孟教人，皆以積學漸至為功，無一蹴而幾者。由陽明之教，斯王心齋以不識字之人，即可提倡天下，下至樵夫農夫，一言有悟，已列儒林。於是越中之學，一變而為周海門、陶石簣、陶石渠，泰州之學，一變而為顏山農、何心隱、李卓吾，鬼怪狂禪，無所不有，此陽明門牆廣大之害也。[12]

 

這話雖是爲了說陽明正學發展到不讀書的泰州學派，偏離了正途，但鋪陳的思路是從知識或學術內裏的傳衍角度，將積累知識以成博學之士的過程及意義，賦予了達至孔孟正學的高度來申論，認為非厚積博學，便不是達至正途的可行路徑，而可能走到誤人、誤己的路上。而在此前，四庫館臣對此事的論調與之相同，但評說的角度有異。館臣在為鄧伯羔的《藝彀》及《藝彀補》撰寫提要時，除了指出此書在考訂上有失誤之處，亦稱：“隆慶、萬曆以後士大夫惟尙狂禪，不復以稽古爲事。”而鄧伯羔此書，卻“廣徵博引，足備參稽”，是當時能顯示篤實之學的特出代表。[13]很明顯，這也是認為能編撰廣徵博引之書，是學問篤實的結果；若能顯示在稽古考核上的功力，就更是篤實之作中的精品。

從社會層面看，在類書中收納當代或前代名賢文論的通行做法，還有類似表彰盛世，彰顯昭代人才眾多的意涵。這說法在明初王禕（1322-1373）的一篇贈序中有所表露，他說這類“顧汲汲以采選天下文章為己任，圖以彰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的行為，是有志向之舉。他進而明確地說：“抑采之非難也，而選之為尤難”，故當時人鮮有挑選當下之文的舉動。但惟有此舉，讀者方能“識氣運之盛衰”，“別才氣之遠近”，達到表彰國家文氣之盛、人才之多的目的。[14]這類說法頗可與中晚明以來出現眾多編纂類書的事情，構成互相照應的完整闡述關係。

然而即使如此，從知識獲取的途徑看，通過閱讀原著來掌握知識的條件，其實受到諸如書籍的刊刻數量和流通範圍等因素的限制，以致多有僅聞書名，難覩其書的窘境。我們從一些為新刻書籍撰寫的跋中，可窺見此類問題的普遍情形。在卓發之為《有用道學編》撰寫的跋文中，就說到王雪儘管其時處在發展的高峰，但獲取王陽明的著作閱讀，卻並非易事：“然良知宗趣所歸，雖屢經提倡，名理常新，而文成公微言既絕，所藉著述永垂加被後學乃全集，刻板舊藏學臺公署，學者多未獲披覩。錢御冷宗伯移文請貯祠中，久而未至，便欲撮其要語，鏤刻於此，以便流通。”[15]不論卓發之此說是爲了力證刊刻王陽明著作的必要性而有意為之，還是其他當代名人也有這種著作缺乏的尷尬，至少書籍流通不廣，與讀者需求不符的情況，在當時並非少見或特殊突兀的問題，否則卓發之不便以此說來論證陽明之書理當刊刻。這樣的狀況無疑促使了大量類書在晚明出現，以提供更多的、便捷的知識獲取管道。雖然這些類書的刊刻和流傳，尚需細緻研討，才能準確判斷它們的實際流通情形是否就與編纂者為讀用者提供有用知識的初衷吻合。可以肯定的是，馮琦選編文獻，並有將之編纂成書的設想，是與此潮流相呼應且互成因果的事情。

上文提到，在當時大量出現的類書中，冠名“經濟”或“經世”者，有相當的部份，是為應對科舉考試出現的制舉用書。[16]這類書在後世獲得的評價不高，從思想學術和讀用效果角度的批評，大體集中在兩個方面：從性質上看，認為這些類書的編纂目的，是為取便舉業和場屋對策，其實與書名標榜的經濟實務無涉；與此相關，這些書在形式上也多是輾轉販鈔，聊無新意。為了明確馮琦選編後來見於《經濟類編》的文獻時的類書編纂環境，以及他刻意迴避的問題，下面各舉例來看這兩類獲批評問題的具體情形。

供舉業之便，如晚明杭州人張文炎（字維謙）在所編纂的《國朝名公經濟文鈔》“凡例”中，就明言了的編書目的。張文炎說：“此編取便舉業，非當今急務，則博雅新聞，其詳略並無軒輊。”[17]由於其立意和取材均不高，故後世評價也不高，該書被認為“本為場屋對策設問，或足資考證，而冗雜者居多”。[18]

萬曆年間成書的鄒泉輯《古今經世格要》被視作是在“聖天子方篤意教化”的背景下，以稱實學而適世用的成果，[19]但四庫館臣在讚賞其“頗有條理”之餘，還指摘其“所采掇大抵不出《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補》諸書，為程試之具則有餘，備考古之資則不足也”。[20]崇禎時呂一經編的《古今好議論》，輯“漢唐以下迄于明季諸儒議論”，分“經學”和“經濟”兩門標榜，在清人眼中，也僅為“蓋以備場屋策論之用者”。[21]

供應程策之書，在代表了盛清學術之官方評判視角的四庫館臣眼中，例來受到輕視。張雲鸞纂輯的《五經總類》受到的評價可為例證。此書取五經及《周禮》、《孝經》中的文字分門排比，以“經濟”、“學術”為目，釐為兩卷，因為“不過為舉業之用，本不為經義，立言亦無足深論，[故]今退置類書類中，庶核其實焉”。[22]在館臣眼中，雖然取材經典，但卻旨在應對科考，價值不高，因此被歸入子部類書中。

天啟年間陳其愫輯成的《皇明經濟文輯》的問題，是屬於內容輾轉販鈔上的。編者在凡例中說：“是集固重經濟，亦從文字中輯之。故事宜載而無文者略，然具文而於事無關切者亦略。”[23]該書後來被收入《四庫全書》總集類存目，提要稱：“書成於天啟丁卯（七年，1627），所錄皆嘉靖、隆慶以前之文，大抵剽諸類書策略，空談多而實際少，其斯為明人之經濟乎！”[24]其中借感慨來批評明人將輯錄的這類文字視作事關“經濟”的末句，存於《四庫全書總目》，而失載於《四庫全書》本書前的提要，可見也是館臣在完善各書提要階段，特別提示出的問題。

以上借助四庫館臣的眼光審視明人纂輯的經世類書，是為取其從讀者的角度和後世學術眼光的評論之便，循此我們的判斷便不會受這類書籍普遍都有的高贊序言所左右。[25]前文提到，四庫館臣對《經濟類編》的學術大體持肯定態度，那麼館臣對明人經濟類書的集中批評之處，依理便不包含該書，或至少不以該書為上文所論問題的特出顯現者。從此角度綜合考究《經濟類編》，便可發現其在內容上，確有與清代學術不甚滿意的晚明經濟類書示異之處。

 

2、取文不錄昭代與關照當世

《經濟類編》在《四庫全書》中屬子部類書類，館臣特別強調它因“兼錄文章”而與“惟隸事蹟”的北宋大型類書《冊府元龜》不同，還肯定其“網羅繁複，大抵采自本書，究非明人類書輾轉裨販者比”。[26]這是依收錄文字的取材角度，將《經濟類編》與晚明出現的類書或冠名“經世”、“經濟”類書籍，作初步比較後的認知。但從這些文獻的適用角度，卻另有疑問。《經濟類編》是馮琦逝後纂成的，他並未說明或解釋該書的編纂用意，也未交代採錄先賢政論或歷代典則的原則，故而要明瞭此書收錄文獻的共性特點及馮琦選錄文獻的用意，是否與當時經濟類書編纂的風潮有異，便只能將之與同類書的選材和編纂單作比較。

前述為取便舉業和場屋對策的張文炎所輯《國朝名公經濟文鈔》，“雜選明代之文，分十一類”[27]，所收錄者，是陳建（1497-1567）等有關宗藩的文論，被歸入“宗藩類”；許倫（1495-1566）等有關九邊的文論，被歸入“北虜類”；邵寶（1460-1527）等有關運法的文論，被歸入“河漕類”；如是，相似者還有“聖學”、“天文”、“地理”、“官制”等8類。這與陳其愫《皇明經濟文輯》取“我朝諸先正文，擇其有裨於實用者，匯而讀之”[28]的編纂原則類似，所關注和取錄者，均為有明一代的名臣言論。

輯錄本朝名臣的述論文字，冠以“經濟”之名，以成專書，在嘉隆之後頗為盛行。嘉靖間黃訓（1529年進士）輯成的53卷《名臣經濟錄》，便是這類書中著名的一部。後來張瀚（1510-1593）以之為本，並仿宋《名臣奏議》體例，輯成《皇明疏議輯略》37卷[29]；接續其後者，另有張鹵（1523-1598）輯的22卷《皇明嘉隆疏鈔》、[30]顧爾行輯的12卷《皇明兩朝疏鈔》等數種。[31]

但從中明之後朝論的性質、所反映高層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貢獻給當時政治的價值等角度，後世學者並不認可明人奏疏，認為晚明士林風氣和朝廷政治都日漸敗壞，為品論時政的上言，價值也低。代表性的觀點，如說：“明至世宗以後，紀綱日弛，議論日多。當時諸疏或忿爭詬戾，使聽者不平，或枝蔓冗遝，使讀者欲臥。士大夫淳厚忠朴之風，自是漸壞。其間忠義激發，非為名計者，亦參雜其中，然混淆而不能別矣，是則世運為之也。”[32]這是四庫館臣就顧爾行所輯《兩朝疏鈔》的說話，卻涉及和反映了中明以降較長時段中朝政的大問題。由此，我們可以想見，在當時編選明人奏疏而成的類書，並不易獲得好評，它們冠有的經濟或經世之名，也成了文質不符的虛名。

與這種類書性質相似的是晚明出現的大量選編昭代名臣言論的史部著作，這些屬私撰本朝史性質，卻未以史書命名的書，獲得的評價也不高。[33]沈德符（1578-1642）以“本朝史氏失職”來解釋晚明出現大量當代史著作的原因。全祖望也說明代的私撰史書“多蕪穢不足錄”。[34]沈長卿更點名批評，說：“《皇明大政紀》、《吾學篇[編]》、《憲章錄》多耳食、多苛論、多仇筆，不足示信後之修史者，毋據為成案可也。”[35]錢謙益（1582-1664）的見解類似，認為當世史學有三謬：讀史之謬、集史之謬和作史之謬，其中“作史之謬”是說：“不立長編，不起凡例，不諳典要，腐於南城（鄧元錫）《皇明書》，蕪於南潯（雷禮）《大政紀》，踳駁于晉江（何喬遠）《名山藏》，以至於盲瞽僭亂，蟪聲蚋鳴者皆是也。”[36]這類看法暗示了當時關心本朝史修撰的文化界與學術界的共識，即晚明雖然從事私修史書之事者多，成果也不少，但質量卻不高，以致別有立意的評論者對採擷本朝故事來編纂史著的做法，都持審慎的態度評論。我們無法斷定這類帶有流行性的看法產生的具體年代，但在晚明士大夫中具有共性，其共識性卻毋庸置疑。

上述兩點提示我們，在晚明士大夫看來，搜集本朝名臣政論或其奏疏，並非董理本朝史或整編本朝行政經驗的明智之舉，能從中借鑒的知識也有限。從學術風尚和士林風尚的角度，清人的看法與此無異。由唐順之（1507-1560）初纂，後經萬曆間南京國子監祭酒劉曰寧補綴的《右編》，便可作為例證，來看這問題。四庫館臣說：“蓋明自萬曆以後，國運既頹，士風亦佻，凡所著述，率竊據前人舊帙，而以私智變亂之，曰寧等之補此書，亦其一也。”[37]看來盛清官方學術的貶斥之意，集中在這些類書及經濟類文輯徒以無新意的販鈔方式編纂，眼光僅局限在對時政並無多大補益和借鑒價值的當朝大臣之空疏言論上。

綜合來看，晚明出現的經世類書籍引起時人及後人批評的問題，在編書目的和選編原則兩方面都存在。這些類書部頭大，也方便易檢，但彼此多以輾轉販抄的方式編纂，即使冠以經世、經濟之名，然後出者新意少，面目也因此可憎。加之這類書中的相當部分是為應對科舉，屬於應試的輔助之書，對疲於應對考試的士子而言用處大，會有市場，但對已入仕途，卻對經邦濟世有更高的實際追求的士大夫而言，就不受歡迎了。

《經濟類編》刊刻成書之後在當時獲得的反應，便可反觀上述的負面問題。它在天啟年間即被整理類書卓有成就的陳仁錫（1581-1636）收入了《八編經世類纂》，與丘濬（1421-1495）《大學衍義補》、唐順之（1507-1560）《史纂左編》、《右編》、《稗編》、章潢（1527-1608）《圖書編》、鄧元錫（1528-1593）《函史編》、馮應京（1555-1606）《皇明經世實用編》一併被視為足堪實用的經世書。[38]

《經濟類編》在清初也被著名學者陸世儀（1611-1672）從提供經世知識的角度從性質上予以認定，將之納入到宋明經世書的系統中，與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鄧元錫《函史》下編、朱健《古今治平略》、丘濬《大學衍義補》同列入“經濟書”類下。[39]。可見，《經濟類編》在明清兩代都被認可為能提供經世致用知識，且名實相符的重要經世類書籍。

到了清中葉，《經濟類編》被收入《四庫全書》，提要稱其“大致與《冊府元龜》互相初入”，只是體例有異，但此書“採摭繁複，頗為賅洽”，由此才有對馮琦“明習典故，學有根柢”的贊譽。[40]其中稱讚馮琦學問的一句，在該書被收入《四庫全書》時，於卷首所附的提要中不存，[41]當是館臣在整理提要以成專書時所加。此事尤可見在考證之學發展成熟的盛清時代，馮琦及他草創的這部百卷著作獲得官方贊許和推重的情形。

由《經濟類編》被晚明及清中葉儒者從提供經世之學的角度予以肯定的角度看，此書在評價者眼中，與同時出現的同類書，已有相異之處。它選錄文獻，不錄昭代之文，便是內容上的重要特色。這也是馮琦鑒於當時類書在編纂、效用及評價上存在的諸種問題，採取的應對性舉措。[42]

對本朝政論，馮琦曾明確表示過取捨態度，他說：“余以為與其取諸名臣奏牘，不如徵列聖之典謨也。”這是針對與他“偕官史局”的余繼登欲採錄當代事以為取法之資的計畫，所作的表態。余繼登認為：“吾與其繁也，甯簡。事可循，言可紀，不必見自己出也。以魏弱翁（魏相，字弱翁，西漢著名大臣。）之才，其大者乃在條上漢家諸名臣故事耳。”[43]隨後，他聽取了馮琦徵取列聖典謨的建議，輯成18卷的《典故紀聞》。[44]馮琦這一看法，緣於他“每見野史紀本朝事者，其書不雅訓，又遞相祖述，轉傳轉失其真，譬之貿薪者轉相貿也，而不知其所由”的閱讀經歷。對余繼登此書，則肯定其取材是編者“躬入山而尋斧焉。非官師所裁則弗取也”。 [45]

馮琦序文中透露的信息雖然並非專為討論彙編、摘錄列聖及先賢文字的事情，但已足可見他對這類問題思考的心得。首先，馮琦反對不究源本書而輾轉販鈔來類編成書，認為這樣做會失去作者初撰的原意，所得並不真切，其書的讀用價值也受影響。其次，馮琦並不看重本朝名臣奏牘之類的文字，而是重視更具權威性和適用性的列聖典謨。

做出這樣的選擇和規範，其實反映的是馮琦對當時文風問題的思考和應對。他對此問題提出警醒，是早在萬曆十六年的事。就在當年，馮琦與日後集資合力纂輯、刊刻《經濟類編》的諸位年輕士子，構成了師生關係。馮琦以呈進天聽的口氣說：“臣所選士三試之，奉禮臣所上科條，惟雅訓是取，毋敢濫于文麗，以違檢式。諸入選者，率能綜述訓典，銓敘百物，有先楚遺風。”[46]次年，馮琦正式提出正文體的要求，他說：“蓋成、弘之際，士風嘗樸茂矣。樸不足以見才，則厭而趨繁；繁不足以存體，則厭而趨簡。簡不足以標異，則厭而趨奇，由奇入險，由險入頗，江河之變，至是而極焉。人情所之，既厭則反其始。今亦其削雕反朴時也。臣竊謂正文體宜自今日始。……士之有六籍也，治天下之有典章也，此世所長有。夫惟世所長有者，乃可以正天下，正天下必自士始矣。”[47]

到萬曆十九年，馮琦主考順天，士習問題仍為他念念所不敢忘，並力圖以己之力來救偏補弊。他說 “往者士習嘗敝矣，大端非浮則冗，而比者易浮以詭，易冗以僻，蒐獵古語以修詞而傅會時事以立指。夫以古語為今文，非今也；以今事傅古義，非古也。難者不明其據，說者不立其義，於思甚勞而於道術甚晦。”[48]萬曆三十年，也就是馮琦在他去世的前一年，還上呈《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才疏》，[49]支持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50]他上於同年的《為遵奉明旨開陳條例以維世教疏》，更開列了15款應行內容以正文風。這兩疏都得到了明神宗的首肯和讚賞批答。[51]

於此，我們可從馮琦的言論及他所不滿的問題上，綜合出他選錄後來見於《經濟類編》中的文字，大概有如下的標準：刻意與當時已經流行的摘錄本朝名臣奏議的做法示異，且不與在編纂初衷上就帶有為程策用的經濟類書為伍，而是從經典或先賢政論本文中直接取材，全錄或摘錄可為當世資鑒並且不屬空言的文字，從端正士習文風的角度安排內容。當然，依循這樣的路數在科考上成功，自然是培養出色人才之法。具體到馮琦的取材之意和針對他已著意收錄的文字的取捨，則需再做細緻的文字比勘。

 

三、選文

《經濟類編》是馮琦傾注心力之作，其分類綱目及下轄卷數依序為：帝王（6卷）、政治（8卷）、儲宮（2卷）、宮掖（3卷）、臣（6卷）、諫諍（3卷）、銓衡（6卷）、財賦（4卷）、禮儀（7卷）、樂（1卷）、文學（8卷）、武功（13卷）、邊塞（3卷）、刑法（3卷）、工虞（1卷）、天（4卷）、地（2卷）、人倫（3卷）、人品（5卷）、人事（5卷）、道術（4卷）、物（1卷）、雜言（2卷），計23類。該書取材範圍廣泛，包括：1、明以前的所有正史、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歷代會要和實錄、朱熹所撰《名臣言行錄》等史書部分；2、《墨子》、《管子》、《孫子》、《荀子》、《莊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韓非子》、《列子》、《亢倉子》、《淮南子》等包含儒、道、法、兵、雜諸家的子書部分；3、《左傳》、《國語》、《戰國策》、《禮記》等先秦典籍；4、歷史上君臣的政論及史論文字，這部分又有史書中的奏疏，歸屬集部的體裁各異的論、箴、序、贊、序等及前代史家的史論和詔、敕等皇家文獻。[52]

從該書各部類的排列看，帝王、政治、儲宮、宮掖等討論宮廷政治的，屬一類；臣、諍諫、銓衡是論臣道，又屬一類；財賦、禮儀、樂、文學、武功、邊塞、刑法、工虞等關係國家治理實務者，另屬一類；天、地、人倫、人品、人事、道術、物等是關於自然範疇的事務，為第四類；雜言屬第五類。

《經濟類編》的內容涵蓋天地自然和國家治理、君臣之道等諸多範疇與層面，但其綱目設計卻並非出於獨創，馮琦在搜集、整理、編排這些文獻典籍時的獨得之思及審慎考量，反映在此書對各類目下這些文字的含義、出處等的理解與把握上，也體現在馮琦對該書使用收效的預期上。以天、地、人論、人品、人事這些從類目上看不在國家治理等政事範疇之內，而屬天地、自然領域的內容為例，它們在《經濟類編》中被列於宮廷政治、臣道及治理國家等之後的第四部分。下面，我們先看同類著作中對這主題內容的處理，以作為與《經濟類編》比較的參照。

萬曆年間梁禾編纂的《可知編》，[53]也是按天、地、人分卷，並以“三才總敘”為首卷作為引領。該書卷2“天部”包括：天第一、日第二、月第三、星第四；卷3“天部”有：辰第五、風第六、雲第七、雨第八、雷第九、露第十、霧第十一、霜第十二；卷4“天部”有：雪第十三、雹第十四、冰第十五、虹第十六、歲第十七、時第十八、伏第十九、臘第二十。這二十項內容，主要羅列自然界的氣象現象。

在“天第一”部分，《可知編》首列《晉天文志》釋“天”：“陽氣輕清為天。其色玄，其穹窿，其運不息，晝夜輪轉。”[54]其次引述《高抬貴手》：“陽氣上浮為天。”再次是西晉楊泉《物理論》“水土之氣升為天。”之後引東漢劉熙《釋名》中釋天的文字及程子、朱子……《大學衍義補》等有關天的言說，這些均是從解釋天象的角度釋天。[55]自引述《大學衍義補》之後，該書才收錄討論政事和人事的內容。例如“天也者，道也。道也者，象也。……觀天者，觀其道而已。……變化見而王政應焉，君道倚焉……”（《天文圖》）。“君人者，如天道之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華陽范氏”）“秦二世皇帝二年，張良欲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數以所生，猶父母之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通鑒》）其後，另有多條講天有遣告，人主當戒慎於未形之類的警戒文字。

該卷之後的日、月、星、辰等條，也是依照先天象、後人事的順序，排列摘引典籍。該書卷5“地部”的“地第一”、“山第二”、“水第三”和卷6“人部”的“人第一”、“倫第二”、“紀第三”、“宗第四”，也都循此羅列。

再看另一部有參考價值的同類著作。陳懋學（萬曆四十年，1612舉人）輯《事言要玄》（《四庫全書》收錄，作《事言要元》），也是“分類隸事，凡天部三卷，地部八卷，人部十四卷，事部四卷，物部三卷，取提要鉤元之義”[56]。其中“天集”包括三卷，下轄類目為：天地、天度（曆附）、天、日月、日、月、星、漢、風、雲、霧、雷電、雨、露、霜、學霰、雹、霞、虹霓、冰、煙火、總敘，計22類。《事言要玄》是典型的以兼明義理與資世用為目的編纂的類書。陳懋學在該書“凡例”中交代其纂輯的體例和排序為：“著述之體有合有分，豈宜割裂以附本條。今天文以《爾雅》為統次而分日、分月、分星，歲時以《夏小正》為統次，而分季、分月、分候。地理、人紀、官制、載籍，觀其統論，足概大全。其末系以總敘者，或釋名義，或取辭句，如初學彙聚偶句要語意也。”[57]

《事言要玄》“天集”中的“天地”部分列述了147條摘引自歷代典籍的文字和前賢言論，以《爾雅》始，終以《升庵集》。[58]引述的文字，都不脫釋“天”、解釋天象和對各朝曆法的說明與評析。可見，就天之本體、本意及相關的複雜天象、曆法等作解釋或疏證，是當時多數類書對“天部”所當收文獻的慣常理解和通行處理。[59]

《經濟類編》的“天類”包含4卷，分為天文（卷75）、時令（卷75）、曆（卷76）、祥瑞（卷77）、災異（卷78）。單從類目，就可見馮琦的用意並不止於概述各種天象。從各卷摘錄文字的構成，更可知馮琦之意，是在借天象言人事；全面羅列各種天象變化及其釋義，並非他的文意所在。

在“天文”部分，馮琦收錄了“墨子《天志》”、“司馬遷《天官書》”、“劉安《天文訓》”、“沈括《渾儀議》”。“時令”包括“劉安《時則訓》”、“柳宗元《時令二論》”、“牛希濟《時論》”等。“曆”收錄“司馬遷《曆書》”、“班固《律曆志》”等。這些都是就天人關係討論天子、臣僚當依天象謹政事的文論。

“天文”開卷收錄的“墨子《天志》”，選的是《墨子·天志》三篇中的下篇，也是這三篇中，明確提出社會治亂，並總結陳說觀點的一篇。《墨子·天志上》首先提出“天”的重要性，認為天下人不僅要重視家長和國君，更要儆天。接著，墨子從“義”的角度討論政治問題，主張順承天意，“兼相愛，交相利”；順天意便是義政，是聖王；反天意是力政，是暴王。在這段的末尾，墨子申明了認為能把握天意的“明法”，就是天志。《天志中》篇以為君子欲為仁義，“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察明義之所出的方法，便是“順天之意”。陳說的邏輯，是接續上篇，申明順天的重要性。在《天志下》篇，墨子開始討論社會治亂這一現實問題並提挈出社會致亂的根本原因是不明于天意，即“明於小而不明於大”，故須置天志以為儀法。

瞭解了《墨子·天志》三篇的文意和鋪陳順序，便可見馮琦所選，是其中聯繫現實最緊密，觀點最超於天象之外而落實於人事之中的一篇。墨子陳說對天義及其重要性的理解和提示當行王政的另兩篇，均為馮琦捨棄未錄。對比上文提到的當時經世類書普遍收錄有關天象的內容，馮琦不以其為重要因而不必收的觀點就更為明顯了。

《經濟類編·天類·天文》下的第二條“司馬遷天官書”，也見載於陳懋學的《事言要玄》，兩書引錄的文字差別不大。《事言要玄》徵引此條有漏載和略去原書的內容，但並不影響文意。如《經濟類編》列“獄漢星”為：“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沖不利。”[60]其中加著重號的17字，為《史記·天官書第五》原文，《事言要玄》不載。[61]

《經濟類編》與《事言要玄》摘錄《史記·天官書》的最大不同，是收錄了自“太史公曰”以下的一段司馬遷述評天象與人事的文字。這段讚語可“補書內所未及處，有照顧本書各層作收束處”，被視為是與各讚語相比，“特為嚴密”的一條。[62]兩書對司馬遷本人觀點的收錄之別，揭示出兩書編者對這段文字所說的對應天象之人事等問題，持不同的重視態度。《經濟類編》對人事的重視，無疑更甚於《事言要玄》。

下面，換個角度再看《經濟類編》收錄文章的特點。《經濟類編》“天類二”卷的“時令”部分，收錄“柳宗元時令二論”，其文字與唐順之輯《稗編》中所收柳宗元“時令論”上、下篇全同，但被收入同卷的其他內容，卻提示出兩書的編者在擇別這些文論的眼光上和編纂它們的宗旨上，存有不同。

我們先看唐順之如何排列他在此卷下收錄的文字。《稗編·諸家九·天文》收錄的8則文字內容也豐富。它們分別是：蘇伯衡《分野論》、傅松卿《夏小正解》、吳萊《夏小正注後序（論聖人不能違時）》、柳宗元《時令論上》、柳宗元《時令論下》、吳萊《二十四氣論》、章俊卿《卦候論》、《雜論風雨雷電霜雪（十則）》。其中有論天時者，如《雜論風雨雷電霜雪》中引述邵雍的話二則，其一說：“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雲，柔得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剛則不能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其二說：“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為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63]唐順之也引述了討論政事的文字，如吳萊的《夏小正後序（論聖人不能違時）》，便是例子。

很明顯，《稗編》中這卷引述的文字，以原作者觀點裏的承繼或對立關係為排序理據，編者是否於摘編、排列中另有深意蘊含，不易察知。這從該卷所錄的傅松卿、吳萊、柳宗元等的論述中可見。傅松卿《夏小正解》與前一則蘇伯衡《分野論》，分別討論了年中十二月和地方上行政區劃各對天象的應對，屬於天時和地理範疇，不涉及君王治國等政治領域的問題。吳萊的《夏小正注後序》則是專就聖人之行止與天時關係的討論，該文標題下的雙行小字，已經說明了這是行文的重點所在。從該文起承的部分，我們便可體會唐順之將其列于傅松卿《夏小正解》之後的依據。吳萊先說“《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松卿頗就《大戴禮》校讎，刊注刻在會稽學宮。”後引述孔子自言欲觀夏道，得《夏時》，即《夏小正》的說法，以強調《夏小正》是正歲時、善政事的重要典籍。接著，吳萊例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均屬與《夏小正》同類之書，宜守而不敢逸。

接下來，吳萊批評了柳宗元的觀點。他說：

 

後世儒者若柳宗元輩，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則天下多滯事矣。”

 

他駁斥柳氏的理據是，聖人“因時制法，按月布政……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所為於其間”，柳宗元之說，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不會獲得“先聖人”的首肯。據此，其後便列出柳宗元的《時令論》上、下篇。柳氏這兩篇著名的論文，上篇是說不可拘泥於《月令》的合五事、配五行之說，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也有不俟時而行之者，不當受時令的拘限。下篇卻並未全然否定《月令》的價值，表明了順時的重要。依據文意，吳萊的批評所指，是《時令論》的上篇，而並不涵蓋柳氏之說的全部。[64]吳、柳兩文依序列於一卷內，可見純是以其內容存在後先相反而相承的關係。

之後收錄的文字，便不在文意或文字上有接續的痕跡，且重點又轉回到論說天象上了。吳萊《二十四氣論》、章俊卿《卦候論》、《雜論風雨雷電霜雪（十則）》，均能說明這一點。

從這8篇文字的主旨和排序上看，吳萊的《夏小正注後序》和柳宗元的《時令論》因重在論說人事且存有文意對立之處，而與前後講說天時的另幾則文字，並不協調一貫。這樣一來，《稗編》收錄這些論文，便沒有可令讀者易見易感的傾向性和重點所在。彙編歷史上有名學者同主題下的同類文字，成了此書該卷最突出的價值。

《經濟類編·天類·時令》卷的摘錄、排序及展示的文意，卻呈現了編者馮琦自有選編的宗旨。在該卷中，在柳宗元的《時令二論》前後，分別是“劉安《時則訓》”和“牛希濟《時論》”。這三則文論，從單篇的含義，可見馮琦收錄它們的側重；將之依序集合玩味，又暗示了馮琦對君王治世與天時之關係的辨證理解與側重所在。第一則劉安的《時則訓》，已能顯出馮琦意在以政事應天時，而非徒以天時說話的編纂思路。《時則訓》出自劉安《淮南子》的卷5。依序講說“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等四季中節氣與人事的變化。以“季夏之月”為例，《時則訓》先說天象：

 

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蟲嬴，其音宮，律中林鐘，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蚈天。

 

繼以說明天子因應天時所當行之事：

 

天子衣苑黃，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食稷與牛，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禦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于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令滂人，入材葦。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為民祈福行惠，令吊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

 

再言當月裡應行與不當行諸事：

 

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眾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

 

最後，對不因時行政可能導致的災禍提出警醒：

 

季夏行春令，則谷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65]

 

在分12項述說天時及所對應的人事後，《時則訓》本諸時令，生發了這樣的議論：“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准，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准者，所以准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接著，劉安又分敘“繩之為度”、“准之為度”、“規之為度”、“衡之為度”、“矩之為度”、“權之為度”的具體情形。在文末，他總結說：“明堂之制，靜而法准，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66]

《時則訓》的陳述理路說明，天象、天時並非劉安敍述和討論的根本目的，由應對天時而進入人事與政治的世界，講求秩序與平衡，才是這段文字的重心。《經濟類編》收錄《時則訓》，在立意上顯出了與其他搜集、整理各種天象並作釋證的類書，有如下的不同之處：馮琦並不局限在自然界的氣象萬千、風雲變幻，而是對現實世界，特別是政治秩序和國事運作，獨有深切的憂慮與關懷。

其後柳宗元和牛希濟二人的文字，則可顯示馮琦對這問題不僅並非僵持固守，而有辯證的對待，且很明顯地帶有看重人事上處位盡責的傾向。上面已經提到，柳宗元的《時令論》上、下篇，是在講政令之作不可泥于時、受其拘限之後，強調了順時的重要性。牛希濟的《時論》之說順承此意，但說理更為透徹。他先以作物生長喻說天時的重要，論及相對的人事，認為“人之不之止也，故晦明以息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時以警之”。對上天垂象，人事世界需通其變、修其德，以為之防。即使聖人也不能例外。他以三皇之世為例，說：“或者曰三皇之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闕歟？蓋時使之然也。”但牛希濟又不囿于天時，堅持“天時不能違於聖德”，“天道甚遠，人事至近”。文末，他總結說：“希濟以為治亂無時，為人君所行，求治則治，忘理則亂。雖複求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豈非拘忌之家所能執必矣。”[67]強調了在合天時的前提下，安守其位，專心奉行所當行之事。這就有了主動履責的意思，突出了君臣的社會、政治地位與職分，消弱了被動受限於天時、天象的成分。牛希濟所論，相比之前諸家討論天時的觀點，重心側重於人事，且肯定了其行止的合理性和可行範圍；更甚者，牛希濟並非單純將天時、人事對立來看，而是從兩者相契得益的角度申述。這番論述展現的是一種謹守職分不逾矩的為臣之道，並從天命不可違的權威和強勢角度申論，突出這是關乎之亂的要素。

從選取《經濟類編》的入選條目與同時纂成經世類書的同題文獻對比來看，馮琦取錄文獻並不以全面搜羅議題下的同類文字為目的，對先賢對系列論斷也不見得悉數選錄，取捨的標準是要能從申論的部分，看出對人事和政事的關懷與態度。在這範疇中，馮琦融入了自身的政治期許和傾向性，這便是他對社會的深入關注和對主動入世的贊許。

 

四、立意

1、選編與刊刻

馮琦關注有關經世的知識並分類摘編，大概在他讀書“中秘”階段就開始了，且這事情在他的政務之暇，一直持續終生。據熟悉馮琦讀書情形的族弟馮瑗回憶說，[68]馮琦“弱冠讀中秘書，輒厭薄菁藻，留志經濟”，與好友于慎行（1545-1608）一道讀史，讀書間“每有劄記，必刳截置笥篋，餘即棄去”。他的同年馮夢禎（1546-1605）也說馮琦早在甫中進士就能注意收集可供經濟之用的文字，是位有心人。[69]可見，馮琦較早便對歷史故實及可供資鑒的知識有特殊的關注，馮瑗之說是可採信的紀錄。

對摘選文獻的工作，馮琦以“矩政宏議，足裨經濟”為原則來選擇和定性這些選出的文字；及至積累漸多，“遂分類目，手自綴演，成數十編”。但如何使用它們，由於馮琦並未明說，當時看來不明朗，馮瑗雖然眼見馮琦費心力搜集、分類，卻也不知道這些文字的價值和用處。在他看來，馮琦此舉當是前期的資料整理，憑藉見聞，感覺“若將更有論著”，料想是爲了日後申論具體問題做準備。到了萬曆二十三年（1595），馮琦對中了進士的馮瑗說“小子及此時，竟成吾志矣”[70]，暗示了他對書中內容可堪運用的設想實具信心，且預設必須待當事者具備了一定的施政空間與能力時，方法才可能見於運用。

只是當時的馮瑗正忙於“治經生言”，無法當即對這些選出的文字貢獻輔助編排或刊刻之力，當然更不可能施用求效。[71]馮琦不久後也出掌翰林院，繼又參與經筵、日講諸事，出任禮部尚書，政務繁忙，加之身體善病，選編的工作便擱置了。 [72]

選好的文字被編輯成書，是馮瑗受馮琦臨終之托的應諾之舉。[73]他首先想到的是曾“過北海從先生（指馮琦）問字”的虎林（今杭州）鄭生。此人因為與馮琦“扺掌千古及當世務甚愜”，馮琦曾與他“出眎是編”，或者二人當時也討論了資料的選擇與編排問題，亦是出於情勢的當然之事。[74]

這位鄭生即鄭圭，字孔肩，浙江仁和人。後來在天啟三年（1623）任平樂縣令。於七載任內，因有惠民的實政而受鄉民建亭以追念的待遇。[75]他的學術也受贊評，在為諸生時，好讀柳宗元、蘇軾之文，有修辭居業的志向，被視為真學者，後來還被寄以“搜抉古學，察識為僦、為剽、為奴者之病而思砭而起之”的期望。[76]

馮瑗和鄭圭為後來面世的《經濟類編》做了初步的編輯工作：二人“相與整齊其緒，釐為百卷，屬總類其上，以便檢索。間遇一事數見者，稍芟其復”。可見如今《經濟類編》可見的百卷本面貌及各卷分類情形，便是在此刻取決於馮、鄭二人的共同商議。待“副墨將半，[二人]以質侍御周公。公為先生所舉士，趨取卒業，手定編次，捐四十萬錢，屬嘉禾曹理君遍告同舉諸君，而以剞劂役屬仁和吳令君及鄭生董焉。”[77]

馮瑗提到捐資襄助的周侍御、聯合同年之力的嘉禾曹理君及蕆事者仁和吳縣令，分別是周家棟、曹光德和吳光義。[78]周家棟，字隆之，為黃岡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79]曹光德，也是黃岡人，為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80]。吳光義，字行可，涇縣人，也是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次年授仁和知縣。[81]其中同為黃岡人的周家棟和曹光德，俱“出先生戊子（萬曆十六年，1588）門下”[82]，是馮琦當年在湖廣以“能綜述訓典，銓敘百物，有先楚遺風”為標準擇別的人才。[83]故而可以據這些人物的出身和地緣因素，想見當時諸人聯絡的過程是，馮瑗攜文稿與鄭圭商議編輯事情，鄭圭便想到了正在仁和任縣令的馮琦門生吳光義；光義又聯絡了周、曹兩位同年，諸人於是共同參與其事。

 

2、政治期許：“廣《同異錄》之意”

馮瑗在回顧馮琦出眎後來成為《經濟類編》的文字給鄭圭時，“欲廣陸文裕《同異錄》之意，節採編中政最钜、論最暢者，稍為論著，成一家言”。或許是在相談甚歡的情形下，出於表明職志或聯屬同志，馮琦還贈了鄭圭一部《同異錄》。[84]

這裡被馮琦作為前驅典範提到的《同異錄》，出自被時人稱為“天下名儒”的直隸松江府人陸深（字子淵，別號儼山，謚文裕）之手。[85]這位弘治十八（1505）年的進士不僅是博學之士，還以其清正敢言和經世著述，在正德、嘉靖兩朝都頗富文名與聲名。

陸深著述宏富，有長達百卷的全集；[86]撰著中所示他對時政的關心，也面廣而深入。綜合陸深本人的文字和時人及後人的述評，我們大體可從如下事情中，瞭解他生平的特出之處。從其政治生涯來看，他因言獲罪，也因此得名之事，是在嘉靖八年（1529）三月，以國子監祭酒的身份與經筵，在講《孟子》之後，奏稱“講章為內閣所改”。當時正值“鴻臚方贊行禮”，世宗皇帝對其奏言未予深究，只說“此舊規也，汝有所見，當別疏具聞”。[87]陸深認為上言未盡得期望中的反應，於是在五日後又進言，說皇上對自己的言論未加譴責，並“俯賜慰詞，是誘臣使言也，請盡言之”，便進而就此深論：“夫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是其意盡出於閣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於大義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遠，幸容臣等各陳所見，因以觀臣等之淺深，更請自訓詁衍譯之外，凡天下政事，舉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以仰裨聖學。”這次，卻遭到明世宗重責，被降一級調外任，謫為福建延平府同知。[88]此事並未見得就與陸深的著名有直接關係，但他堅持內閣輔臣不當干涉文論，而應尊重講官對講章的把握及宣講內容獨立性的觀點，頗可見文人風骨；他勇於上言的作風，更足被有氣節的士大夫引以為重。[89]按照陸深後人的記載，嘉靖皇帝對其中關節其實清楚。到了嘉靖二十二年，皇帝對大學士翟鑾言及翰林無人的狀況，提到陸深，並說其遭外謫，“是桂萼害他”。[90]

在此事發生前，陸深中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後為編修、國子監司業，仕途一直順暢。大學士楊一清（1454-1530）的舉薦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91]陸深得獲重臣青睞，當與他在思想和著述上的成就有很大關係。從其學術和作文的角度看，陸深“以文章為職業”，“每一篇出，士大夫輒傳誦推遜之”，可見是在朝野早有聲名的有識之士。但他自言所尊崇者是“文以通達政務為尚，以紀事輔經為賢，非顓顓輪轅之飾已也”[92]，故時論既肯定他有以經濟自許的職志，也推重他以此展開的功業。[93]從這角度綜覽其著作，同為松江府人的徐獻忠（1493-1569）所作述評：“予究觀之，其言出入四部，精究七略，大昭時憲而細綜物曲。蓋兼子史稗官之要而寓經世之略。古稱大雅博達，誠何以加焉！”[94]確是可概見陸深形象的綜合評價。

更值得關注的是，陸深在時評中，還被與北宋名臣蘇軾（1037-1101）並稱。徐階（1503-1583）在為其文集撰寫的序中便說：“昔公嘗重修蘇文忠傳，而大學士桂洲先生（按，指夏言，1482-1548）誌公墓，亦以文忠擬公，天下稱為知人。後世令公與文忠較量之，當益知階之序公集非諛矣。”[95]當朝名臣宋濂、李東陽，也被認為是陸深可與之齊名的人物。[96]

《同異錄》能被馮琦引為規範之作，除了有與陸深在經歷上的相似處，並引以為同道的先驅，認可他在經濟方面的才學，看重他獲得時論給予的高贊等因素外，還與此書的撰述背景有關。這是決定馮琦對陸深這樣一位有經世之文名，且敢言與爭、受人尊敬的前經筵講官產生特別關注的更深層原因。

《同異錄》僅有兩卷，上卷《典常》“皆古人之成軌，乃今時之急務，第厥所由，蓋將以寓施為緩急之序”[97]；下卷《論述》收錄“奇文奧義可以考見古今之物情習俗”者[98]；體例則“取古人成說，相其緩急而通之於當世之務”[99]。於今看來，其實並無特別新奇之處。

但此書引起馮琦的重視，關鍵之處在於，《同異錄》是陸深意在“上塵乙覽”的呈進之書。它的初撰始於嘉靖八年三月，當時陸深被貶謫延平，因“見先儒議論有功於大典禮、大政事者，手自劄錄”而成初稿；同年九月，他任山西學政後，“偶出舊編，粗加詮次，分為上下”以成定本。[100]結合陸深的志業、行事和遭際可見，該書是陸深離開可借經筵以得君行道的環境，初至逆境，因以改換修養君德的方式而編纂成的有心之作。

這便與馮琦對致君之事的期許相吻合。照前述馮夢禎所說：“因憶在館時，（馮琦）闔扉靜哦，是編寔托始矣。”又說《經濟類編》的特點是“主于議論，文采採摭，或有未盡；條件亦有重複，以備帳中之藏，未協不刊之典”。[101]馮琦自中進士、授編修、直史館、與修《大明會典》、編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種種經歷均與典籍與史志相關。他在萬曆十七年被選任經筵、日講官，遂與好友余繼登（1544-1600）相約：“講臣與上日隔，徒屑屑守訓詁無為也。稍證引古今政治得失，冀有所感動。”[102]這與他在是年所作《己丑冬書懷寄呈家君》中所說“感激明主恩，中夜未能安。……所愧帷幄臣，不奉天日顏。豈有格心術，致之旃廈前”[103]的焦急事君心態一致。

《同異錄》內容上的特點，也與馮琦的期望所至相吻合。除了從經史的角度利用史鑒式的諷喻手段向皇帝進言，馮琦對因事上言也有高標準。他堅持“夫疏若議” [104]，反對空泛、冗長的陳言，認為陳說時政不僅要言之有物，更要周全條貫，這就需要豐富的知識儲備和可供借鑒的言說模範。《同異錄》便屬於這類文字，且其作者行事的風骨和言論之見地堪為榜樣。故而在資料搜集漸至豐富之後，馮琦特別提出陸深的《同異錄》作為模仿借鑒的範本，賦予這些文字以高的模擬範本。

 

五、史鑒：《經濟類編》為馮琦取用

馮琦給人的印象，不僅熟悉本朝掌故及政制，且能恰當解決遇到的具體疑難問題，這形象見於劉汝佳為《經濟類編》撰寫的序言中：“今昔掌故，國事政體，靡不洞練曉習，若躬為之試，即位靳首揆，於時廟廷崇碩，世局危虞，不取大先生，中外寡所裁辦；下逮諸司，職守稍涉疑難，得先生唾餘，騞然中解，已各厭所請而去。人以是窺先生經濟若衢樽，酌之靡竭云……”[105]

馮琦收錄和摘編後來被纂入《經濟類編》的歷代名臣論說文字，除了有在文意取捨和編排上的考慮，能從中取用可為自己言行借鑒的知識，也是促使他有此動議並踐行其事的重要原因。這是該書從初編者角度看來，最為實用的價值，也是我們在討論了該書收錄文字的特點後，應予關注的更具體和更實際的問題。

能說明馮琦取用他摘編的名臣言論，並用以申述己說的最早例子，是馮琦在萬曆十六年（1588）撰寫的《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這篇被收錄在馮琦《宗伯集》卷60“論”中的文字，在他的《北海集》中，標注有“戊子湖廣”的資訊，這提示了該文應是馮琦在他當年主考湖廣鄉試時所撰。這篇政論文字篇幅適中且結構清晰，圍繞“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的主旨及達至這要求的重要性、難度和可行方式等問題，作了周密論說。

這標題其實是出自宋代的名句，它的原作者是北宋初期太宗、真宗朝名臣李沆（947-1004）。[106]李沆在《經濟類編》中，並不屬於經常出現的重要人物，但他四次被提到，確與他位居參知政事的高位及獲“聖相”的時論有關。[107]李沆在《經濟類編》中出現，分別是卷11“政治類五”、卷16“儲宮類二”、卷21“臣類二”、卷26“諫諍類一”。李沆說的“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便是在被馮琦認為是可鑒戒參看的“臣類”中。該卷下轄“相業”30則，這句講說大臣事君之道的話，出自第12則，其文字如下：

 

真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遊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祈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108]

 

這段文字也被《宋史》收錄，很可能就是馮琦據以摘錄的本源，但其文稍有不同：

 

沆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遊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109]

 

先說李沆需令人主知四方之艱難的思想在歷史上的價值。李沆的這種說法和他“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的做法，《元城語錄解》和《宋宰輔編年錄》都有記錄，且被二書認為是能代表李沆處理引導君德事情的重要貢獻。後來的理學家劉安世（1408-1125）也對之給予了極高評價。到了南宋，士大夫也多取法李沆這種強化君主危機意識的做法。《宋會要》引述了孝宗朝臣僚的這樣一番話：“臣聞天之愛君，則時出災異之證。臣之愛君，則時陳警懼之說。李沆事真宗，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或者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不知四方艱難之事不聞，則警懼之念有時而忘。忠臣愛君，正不當以水旱盜賊為細故而略之也。”[110]

再看馮琦引述李沆這段見解的具體做法。兩段對比，可見馮琦並非全文迻錄；加著重號的兩句，是尤可令我們從內容與行文兩方面，體會馮琦對上言事君事情的審慎思考和良苦用心的文字。

先看後句。文集自《宋史》引述李沆的話，刻意刪去了“少年”二字。其用意當從這二字可能與時政環境引起衝突來體會。馮琦于萬曆五年中進士時為19歲，據上文所說，他已經開始注意搜集有關經世致用的前朝名臣言論了。是年明神宗方才15歲。萬曆十六年，29歲的馮琦撰成《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萬曆皇帝與他一樣，均不及而立之年。馮琦以新近少年臣子的身份討論事君進言事情，已經熟知歷史故實與為臣之道的他，斷不會有失儀的言行。再者，萬曆改元時，大學士高拱因有“安有十歲天子而能自裁乎”的僭越、輕慢言辭而遭驅逐，[111]這故事尚未久遠，馮琦也不會疏忽到會將李沆這位曾輔佐兩代君主（宋太宗、宋真宗）的重臣的話，徑引直錄。

“恐人主漸生侈心”一句，是《宋史》記載李沆與王旦對話中的點睛之筆，但他未就此擔憂再做深論，也未陳說他對所用侈心的理解。但馮琦在他的《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中卻對此有系統的申述，這可見馮琦同題政論的主旨及申論思路，確是從李沆的話中來；《經濟類編》中的文字被搜集、摘編，是馮琦懷著索史求鑒以自用的目的，也可由此而更為明確。

在這篇文字中，馮琦首先提出謀國之臣對誘導君心的重要性。馮琦認為：“君心起于知而成於畏。一念畏為興資，一念侈為敗資。”為臣者依照在這事情上的態度及行事，被分成了四類：“態臣獻諛于己安，直臣弼違於既過，智臣識幾於將動，藎臣籌策於未兆。”[112]

接著，馮琦以李沆和王旦的對話為例，承接並申述他提出的“一念侈為敗資”的觀點。這段可與上文引述的《經濟類編》中的文字對看的話是：

 

宋至真宗時，稱極盛已。景德數十年間，內帑充陳，閭閻富厚，即郡國舉災傷，亦歲時常例耳。李文靖（按，指李沆）為相，輒聞而輒奏之。斯不亦憂勞天子乎？及語王文正（按，指王旦）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蓋至祥符、天禧之間，然後歎文靖之見遠也。[113]

 

馮琦引用李沆的說話，雖非照錄《經濟類編》中摘抄的原文，但顯然是以李沆和王旦的對答為據，來表彰籌策於未兆的藎臣。在這一以例證承啟的部分中，馮琦明確拈出了“侈心”作為討論的中心，視之為“天下弊端從茲起矣”的關鍵所在。接著，他引用“侈，惡之大也。”為論據，說明天子若無侈心，則會出現“重斂”、“重法”、 “重怨”的危險狀況，而“天下有此三重者，國必大傷”。[114]

在第三部分，馮琦將文意延伸到能令天子有“侈心”的大臣身上，並申論了四方艱難的含義。這部分是全文的重心。馮琦直言：“……大臣而不使人主知四方艱難，天下更有誰能使知之者！……大臣者既已任天下之責，則不能不憂勞天下。與其求之天下，則不如求之人主之一心。求之人主之一心，則莫若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則莫若使之知難。所為難者，曰：王業艱難，天步艱難，而此兩者，則自四方之艱難始。”之後，馮琦列出為臣者當令天子知之的6項百姓疾苦內容。[115]

最後，再次引述《經濟類編》中王旦與李沆就正君心、去侈心問題所生的分歧，論說使人主知四方艱難的重要性。馮琦說：“王子明（按，指王旦）豈不亦稱賢相哉！猶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蓋至天禧之末而始歎李文靖真聖人。彼真宗之侈，不在天禧而在祥符之始，不在祥符而在景德之末。景德之末，邪說已入君心，已侈大矣。”而能令君王之侈心在未萌之時便有所警戒者，便是“相天下”的大臣們，馮琦因此坦言：“戒之則莫若使知四方艱難。”[116]

從馮琦運用見於《經濟類編》中的材料以為論述資借的角度，另有值得我們注意之處。這便是在《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一文末段，馮琦引陳恕以為例，說：“陳恕為三司使，有詔趣上中外錢谷數。恕以為天子富春秋，恐知府庫充實，生侈心，不進也。蓋老成深慮類如此。”[117]這段史事在《經濟類編》中也有。在該書卷36“財賦類”中，有關於陳恕的如下記錄：

 

陳恕罷，以寇准為三司使。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谷。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118]

 

陳恕和李沆事蹟不屬一類，他們在《經濟類編》中出現，也是各為申明不同的問題。但馮琦卻能靈活自如地綜合選用以為理據，可見在他看來，《經濟類編》既是對前代知識的整理、摘編，也是具實用價值的便檢之書，且資料收集豐贍，待有需要便可任意取用。該書的價值，顯然便在為自己（或其他讀者）提示遇事當行之法，又可作為發言論政的有力支持與資料補充。

 

五、結論

本文討論的是《經濟類編》的編纂初衷，在採錄文獻上的特點以及入選其中的文論被編者馮琦使用的情形。該書在選編內容上的特點非常明顯，馮琦刻意不與當時湧現的大量類書同道，意在令《經濟類編》不落科考用書的俗套。他不惟在文獻採錄上摒棄輾轉販抄的舊套路，也不採入當朝大臣的文論，以突出從史事中採擷可用的歷史資源的用意。他選錄先朝名臣的政論文字，是為了給被斥為空言的流行政論補入新風，提供可堪實用的知識，並示讀者以當行之法。此書還是為馮琦就政事上言,提供立論材料的信息彙編集,他也確實有與此書收錄文獻相吻合的政治申論。

編纂《經濟類編》，是由馮琦的社會身份、知識結構以及仕宦經歷決定，也受限於他因此所能采借的致君行道之法。對書中內容的擇別和規範，則反映了馮琦超擢於同儕的眼光和他對自己的及同道者言行的期許。

馮琦採用選編、摘錄歷史故實的方式編纂《經濟類編》，不僅體現了他作為晚明時代高階知識人在對中國歷代傳統知識的分類和陳述問題上的看法，也顯出了中國傳統學術在既有範疇內的傳衍面貌。馮琦讀用歷代知識，本諸法祖的學用心理摘取、分類，使之成為適用於當世的資鑒，儘管其中並沒有創造的成分，也沒添入自己的評說。[119]在馮琦看來，經世致用所需要的和憑藉的，不是提出新說，而是搜檢歷史經驗，做合乎現實狀況的提煉和借用，這就是最可用，也最權威的知識。

《經濟類編》編成之後，也並非全是贊聲。吳江人呂純如（字孟諧，萬曆辛丑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便認為此書“羅列雖多”，而與憲章當世的馮應京《皇明經世實用編》、萬廷言《經世要略》一樣，不適於實用，故而編纂了91卷的《學古適用編》來增強經濟類書的實用性。但至少從後人的評價上看，《學古適用編》並未如作者之意，在內容上及實用性上有超越《經濟類編》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