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扬

 

引 言

雲南騰越人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是曾參與同盟會籌建（1905）、領導雲南重九起義（1911），支持孫中山興兵討袁（1913）及護法軍政府（1918）的國民黨元老。1908年，三十歲的李根源在日本振武學校學習軍事期間，曾在評價他所學習的東西方歷史和世界名人傳記時，將啟發心智、開拓視野的知識性收益與真正能夠鼓舞精神的力量，做了一番對比。他特別強調，以「感情」為依託者，才是能牽動人之內心，並能切實起到鼓舞精神作用的關鍵要素。

他作這番對比，是有感於旅日時所見日本人對明治維新時的著名教育家、被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澤諭吉（1835-1901）和被稱為「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1828-1877）的景仰與尊崇。李根源的結論令人至今讀來仍覺感奮的是，他並不因日本人眼中的這兩位英雄在推動明治維新、令日本的民族革命取得勝利，以及實現了日本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迅速發展等事業上有卓著功勳，[1]就認為他者的精神鼓舞力量無窮，而本邦本土就相形見絀。相反，李根源堅持能調動其自身民族「精神」與感情的，還是故土故鄉的英雄。他是這樣說的：

 

根源亦嘗涉獵東西歷史及世界名人記錄矣，其間足以濬發吾智識、開拓吾心胸者，實繁有徒，而精神之感發，終無如諸公之於我切。微諭西哲，若福澤，若西鄉，固世界所推為東亞偉人也，然自我視之恒不逮日人之親切，故觀感亦恒不逮日人。蓋觀感之道與感情相連系，非可強而致也。[2]

 

截取的這段文字，足見李根源精神所系者，是在他心目中比福澤諭吉、西鄉隆盛等更具影響力的「諸公」。對他們，李根源的感觸，由來有自：「根源自幼輒喜聞鄉先哲佚事，而于楊文襄、孫清湣、楊文毅諸公，為尤篤泊。讀《明史》至紀及傅忠壯、王忠節、馬湣烈、龔尚書諸公事略，則妄自期許，掩卷太息，曰『男兒生世，脫下變故，顧不當如是耶！』景仰之心，由是亦切。」[3]筆調明顯有將這幾位見於《明史》傳記的先賢，與福澤、西鄉角力的意思，因此李根源特別說到，自己經常會想起曾經拜謁過的楊繩武、孫繼魯等人的故里或墓碑；而且，這種對故土明臣的景仰之情，比較日本人對西鄉隆盛銅像的崇敬之情，「有過之無不及也」！^[4]

這段由對比而生的感言，是李根源為當年編纂完成的《明滇南五名臣遺集》所撰序言的一部分。除了馬湣烈、龔尚書之外，其他的幾位，均有著述見錄於本文分析的《滇南五名臣遺集》和《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幾位作者的生平及形象上的共同之處，後文會予以詳述。此處需要明確的是，類似李根源因旅居東洋而生發懷念故國之情，甚至湧動民族情感的記錄，在當時並不少見。例如1905年元旦，宋教仁在東京淺草的公園遊覽，當看到「西洋人形活動劇」時，便心生感觸，說這些表演不僅能「發人美術之精神」，還能「鼓人愛國之思想」。[5]但李根源所感奮懷想的，是明代的鄉先賢及他們的英烈事蹟，並不止於因應情景的偶發心思。那麼，李根源如此集中而鮮明的感情寄託與生命體驗是如何形成，在他的言行中又是如何展現的？是否能從其個人的此類言行中，獲得對晚清反滿革命與抵禦外國侵略等重大時代問題的更深切理解？這是本文循著李根源輯刻的這兩部滇籍明臣著作，所要厘清的問題。作為切入點，下文從分析《明滇南五名臣遺集》和《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的內容特色與編纂成因入手，提挈李根源隱於編輯事情中的現實期許；之後，結合他此前受孫中山、黃興鼓勵，在光緒32年與楊振鴻、趙伸、羅佩金、呂志伊等人合力創辦的《雲南雜誌》及該刊專輯明季遺事的周年特刊《滇粹》，討論以李根源為代表的留日學生是如何帶著鄉誼、鄉情，本諸守鄉衛土之職志，與革命反滿潮流自然融合並成為其先鋒力量的過程；進而從李根源曾親身參與的片馬勘界事情及與之相關的片馬問題，來看李根源藉助本土的歷史資源以鼓動民族情感，實有嚴迫的現實壓力。最後，從地域性的角度及李根源的生平經歷出發，談談晚清民族主義借明代歷史宣揚革命的階段性要求。

 

一、《明滇南五名臣遺集》和《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的內容特色與選編用意

光緒34年（1908），剛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正在青森步兵第五聯隊充當見習士官的李根源，繼續此前在雲南時即已著手的選編滇籍明臣著作之事，選輯了《明滇南五名臣遺集》。[6]學成回國後，在宣統2年（1910）將之與收錄雷躍龍、胡璿著作的《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一道，刊刻于雲南。選輯並刊刻鄉邦明臣著作之舉，對剛過而立之年的留學生李根源而言，明顯別有期待。他並未將留日所學的內容作為宣揚傳佈的主題，而是將目光回溯，盡心於整理舊籍；而且，他顯然絕非純做文獻整理的工作，而是要賦予所編排文字以時代的用意。要明瞭個中原因，首先需要分析兩書收錄作者及其文字的特點。下面首先看李根源留學日本期間整理的《滇南五名臣遺集》。

 

1、選編與史源

《滇南五名臣遺集》收錄文字的五位作者，俱為明代滇籍名臣，依序是楊一清、孫繼魯、楊繩武、傅宗龍、王錫袞。文體各分詩文兩類。從篇幅看，《五名臣遺集》收錄的顯然並非原作者的全部著作。楊一清（1454-1530，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是治明史者熟知的著名政治家。在他著作的現代整理本中，除了點校者有意將詩作割愛，[7]計有《關中奏議》18卷、《西征日錄》1卷、《制府雜錄》1卷、《吏部獻納稿》1卷、《宸翰錄》1卷、《閣諭錄》1卷、《密諭錄》7卷、《督撫稿》及序文、祭文若干篇，再加上被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的20卷《石淙詩稿》[8]，就已遠遠不止於《五名臣遺集》中題名《安寧楊文襄公集》的「文三十八首，詩五百零六首，附錄詩文十三首」了 [9]。

楊一清已經是《五名臣遺集》中收錄詩文數量最多，篇幅也最長的一位。孫繼魯（1498-1547，[10]字道甫，號松山）的《昆明孫清湣公集》收錄文1篇、詩1首；楊繩武的《彌勒楊文毅公集》收錄文1篇、詩5首；傅宗龍的《傅忠壯公集》收錄文7篇、詩5首；王錫袞的《王忠節文集》收錄文2篇、詩3首。照李根源所說，這些入選的明臣著作，都是迭經戰火之後並不易得的文字。

在選入的楊繩武所撰《述贈光祿寺卿楊忠節公節略》之後，李根源有如下的一番記錄說明瞭這份文獻的來由：

 

乾隆間吾鄉李鶴峰中丞、張月槎侍御諸公，景仰忠節，因彚刊《明史》忠義列傳、《雲南通志》及府州各志所載楊忠節傳與當時名公钜卿闡揚忠節之作，凡百餘篇，而弁之以公傳及七律一章。迄今二百餘年，幾經兵火，而是編尚得流傳不泯。其殆有陰為呵護者歟？亟刊之以公諸世。[11]

 

楊繩武撰寫《節略》的傳主楊忠節公是楊以成，字太和，雲南路南人。《節略》詳細追述了楊以成在天啟2年（1622）抗擊反叛的貴州水西土司安邦彥的英烈事蹟，[12]內容比傳主在《明史·忠義傳》中的形象更為詳盡細緻。[13]這篇文字是李根源取自李鶴峰（因陪）、張月槎（漢）精心整理楊以成事蹟的成果。李、張二人是乾隆年間的雲南籍士夫，他們從《明史》忠義列傳及《雲南通志》及各府州志中選輯楊以成的著作，已然為董理鄉先賢舊著奠定了基礎，且做出了示範。李根源所為的第一重目的，便是在這一整理鄉先賢遺澤的傳統之內，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接續著做整理地方歷史資源的事業。

作為一部整理滇籍名臣著作的文獻集，《五名臣遺集》在保存戰亂之後仍然留存的先賢著述上，其價值確是與其性質相符合的。楊一清、楊繩武雖然有文集存世，李根源選錄的，也屬作者的稀見之作，例如楊繩武除了那篇《節略》，他被收入《五名臣遺集》的五首詩，就不見載於其他被影印而如今常見的書中。[14]王錫袞的《段恭節公祠堂碑》不難見，但之後的那篇《榖貽堂集序》，就較為稀見了。[15]

雖然《五名臣遺集》在保存文獻上有價值，但對編纂者李根源來說，卻並不是因為得到善本或是以整理古籍為職志，方才從事此事。試想當此書編纂完成時，李根源以一名留日學生的身份，能夠方便閱覽的稀見中文古籍應當有限，即使是他在光緒27年（1901）開始留心滇中文獻時，尚在家鄉騰沖，可閱讀到的古籍會比在日本多些，兩年後到省城昆明參加鄉試，[16]眼界更加開闊，但他纂輯的動機也並非是因為古籍本身的吸引力巨大。

從《五名臣遺集》的史源上略作些分析，便可見李根源在整理先賢文獻和彰顯其英烈事蹟的目的之外，藉以鼓舞地域認同精神、保存並宣揚雲南文化的用意，更為明顯。而且，從推動民族革命的目的來看，這層意義要遠大於成果本身的價值。這是李根源所為的第二重，也是他選輯滇籍明臣著作的更重要目的。檢核雲南的史料可見，清代著名滇籍學者師範（1751-1811，字端人，號荔扉，趙州人）選輯的《滇系》，應該是李根源選材編輯的主要來源。對《滇系》40卷，精研滇中文獻及史事的方國瑜評價說：「是書為藝林所重，今之言滇事者，亦莫不稱其書，于滇南史地之學，其功不可沒也。」對師範在每事之後的附論，方國瑜認為也有切要可觀者，不失為考校滇史的善本。[17]《滇系》在嘉慶13年修成，光緒13年重刊，成文出版社在1968年將之縮印再版，計有40冊，1556頁。《五名臣遺集》中選錄的五位明臣，除了李根源特別交代楊繩武的《節略》，是「得自昆明李厚庵太史所藏《路南楊忠節錄》本中」， [18]其他四位作者，均見於此書，且他們被李根源選錄的大部分文字，也都是從中摘錄。例如上文提到的孫繼魯，他的文集在晚清時已經不存，其被收錄於《五名臣遺集》中的《習杜堂祠記》，就見於《滇系》。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這篇文字之後附了一段孫鵬的跋語。孫鵬是孫繼魯的六世孫，說繼魯的《松山文集》、《破碗集》經歷兵火之後不存的話，就出自他的這段跋。他並說了一番先祖學博才高，為文古道遒勁的贊詞，也如《滇系》中收錄孫繼魯《習杜堂祠記》的面貌一樣，被李根源附於《五名臣遺集》此文之後，惟補入的一段交代孫鵬生平經歷的文字，是根源新作的按語。[19]《五名臣遺集》中楊一清被選錄的文字也是以出自《滇系》的為主。除了有六份奏疏見於楊一清《關中奏議》，書中收錄的書柬及序文，均見於《滇系》。傅宗龍被選的6篇文字，也俱出於此書。當然，李根源也並非照錄《滇系》，楊一清的《請修邊牆疏》，《五名臣遺集》便舍而不錄，並不與《滇系》一致。[20]

《滇系》之所以能成為李根源據以選材的重要參考用書，不僅是因為此書的《藝文》分量頗重，在全書40冊的篇幅中占了18冊，令李根源有充足的取捨空間，更由於此書是為補充《雲南通志》而作，本身便有史乘的性質及滇籍學者整理鄉邦文獻的意義。[21]況且，據李根源自撰年譜《雪生年錄》載，他早在光緒27年（1901）就詳細閱讀過《滇系》，而且從這年起，他自言便開始「留心鄉邦文獻，嗜好金石」。[22]宣統2年（1910），當英國人入侵滇西片馬，李根源受託承辦片馬防務，他從昆明出發前往滇西，隨身攜帶的書籍中，就有《滇系》。[23]

 

2、編選用意

明代的滇籍名臣並非李根源關注的上述幾位，[24]然而這幾位被李根源慎重地聚於一處，卻別有用意。鄉貫為雲南安寧州的楊一清，是成化8年進士。[25]一生敭歷中外50餘年，三任陝西三邊總制，兩次入閣，在嘉靖5年（1526）還接替了被排擠出內閣的費宏，出任首輔。當代研究者認為他在實現嘉靖初年的社會安定、吏治清明做出了重要貢獻。[26]楊一清以邊才著稱於時，《明史》本傳稱讚他「在陝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並引述了他任總治延綏、寧夏、甘肅三鎮軍務時上呈的建議修邊奏疏，以顯示他出色的政治才能。[27]《五名臣遺集》中選錄的《謝總督三邊表略》、《整理邊務以備虜患摺子》、《查報虜情摺子》等文，也都是楊一清有關邊事的疏請。毫無疑問，楊一清是明代在治邊事業上頗有成就的滇籍名臣。

    雲南右衛人孫繼魯是嘉靖2年（1523）進士。李根源未採用他在《明史》中的本傳，而是將直隸任丘人龐凱（1657-1725）為他撰寫的傳記，冠於《孫清湣文集》之首。這篇傳記也見於《滇系》[28]——或許正因如此，才被李根源選錄。龐傳比《明史·孫繼魯傳》略去了傳主在嘉靖二十六年山西巡撫任上，因反對當時的總督都御史翁萬達議撤山西內邊兵而與萬達不諧，加之此前與大學士夏言不和，因此下詔獄，最終「疽發於項」而死的事情，[29]而突出了繼魯在巡撫任上熟悉虜情，並上「籌戰守之議十六條」的邊才。其次，龐傳還全文引述了繼魯在詔獄中與著名的忠介之臣御史楊爵（1493-1549）唱和的詩：「憂國憂民意自深，諫章一上淚沾襟。男兒至死心無愧，留取芳名照古今。」楊爵的和詩，被引述了兩句：「勸君努力加食飯，浩蕩乾坤在兩肩。」[30]第3，龐傳文末比《明史·孫繼魯傳》多引了明穆宗制文諭祭的一段文字：「[孫繼魯]刻意操持，有皎然不汙之節；矢心樹立，有毅然不屈之貞。賢聲每著於在官，清望雅歸於輿論。特以籌邊之議，恥於苟同，乃來文致之辭，陷於重譴。式嘉素履，特介新恩云。」[31]其中表彰繼魯熟悉邊事，富有時望並得到朝廷贊許的意思非常明確。

    楊繩武是崇禎4年（1631）進士，曾在順天巡撫任上抗擊清軍，後卒於豐潤，於守禦疆土，忠直而有氣節。傅宗龍是萬曆38年（1610）進士，歷任貴州巡按，順天巡撫，兵部右侍郎，進本部尚書，其間仕宦雖有起伏，卻能始終盡忠守職，在抗擊土酋特別是平定安邦彥叛亂中立有戰功，後抗擊李自成、羅汝才部，死於項城。死時頗為勇烈，是位在處理邊務和軍事作戰方面頗有才能的著名官員。[32]王錫袞是天啟2年進士，歷任禮部右侍郎、左侍郎，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史》本傳記載了他敢於直言的形象，李根源則另附了一篇名為《明季忠烈錄》的傳記于《王忠節文集》卷首。傳文不僅記述了他替在抗擊清軍中蒙冤的袁崇煥申訴，推舉盧象升辦理邊事等防禦滿清的故事，還細說了他在被土酋沙定洲俘獲後因不從而遇害的事蹟。他的忠烈形象，因而更為突出。[33]

綜合這五位明臣生平中的共性及特點可見，他們被聚於一處，所彰顯的是擅長邊事，精忠報國，堅守臣節的共性。是故，李根源在宣統3年（辛亥，1911）元旦謁王錫袞祠墓之後所發的感慨，是實有所指之辭：「公之勳烈，  在史冊，炳若日星，區區文字傳不傳，又何關輕重哉！第以根源景仰鄉先賢，見聞所及，雖片紙隻字，亦不敢聽其淹沒。謹匯刊於此。」[34]李根源此說，也印證了他對這幾位明臣英烈故事的景仰，要勝過保存其文字本身；輯錄他們的遺文，恰是為了更明確地張揚其事蹟，展現其盡忠為國和不畏外侵強敵的精神。這段識語被作為附記，置於《王忠節傳》之後。

    因看重作者的英烈事蹟而選錄其文字，同樣是《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的選編宗旨。李根源在此書的跋文中，細說了得到雷石庵、胡二峰遺文的因緣及刊刻的緣故。二人著述得自李根源的同里人尹藝的遺集。尹藝是道光甲午科的舉人，其「詩文豪邁，慷慨吊古，於勝國遺賢佚事、詩、史尤詳」。當「杜逆之亂（按，即在咸豐6年[1856]爆發的杜文秀起義），先生死難鵝腦山」[35]，結果文集散失，李根源僅得到了三冊鈔本，欲行刊刻。[36]其中就有雷石庵隨永曆帝到雲南，途中失散，不得已隱居於騰越雪山的事蹟。與雷石庵一同隱居的還有宦遊三人與騰士三人，即南京周東華、南昌徐宏泰、無錫蕭道明、騰越葉奕、騰陽段真與吳茂桂。此外另有隱居寶峰山的李根源鄉先賢胡二峰。李根源於是與湘西黃膺一道，摘錄了雷、胡二人的著作，彙編成集。

    雷石庵即雷躍龍（1602-1661，字伯麟），萬曆47年（1619）進士。他被輯入的第一篇文章是為楊一清撰寫的《石淙楊文襄公傳》。這篇傳記對「文襄之道德、文章、政事、忠義，言之親切詳至，足補國史所遺、省志漏載」，故而從《新興州志》中鈔出。[37]胡二峰即胡璿，騰越西街人，崇禎甲戌進士，後隨永曆帝至緬甸，隱居寶峰山。宣統3年春，李根源歸省，與里人一道尋訪胡璿遺著，獲得「碑四、詩二、聯三、額一」，便將所得與雷躍龍的遺集合刊，以追憶這兩位「職位同、遭際同、晚節亦同」而至今為騰越人欣慕的勝朝守節之臣。[38]

在細審李根源輯佚兩書文獻的來源與幾位入選明臣的共同形象之後可見，李根源輯刻這兩種滇籍明臣著作的宗旨非常鮮明，並且選擇審慎，目的明顯，即爲了宣揚本邦明代名臣在抗擊武力外侵者、保疆衛土上的勇敢與才幹。言下之意是這種精神古已有之，且在明季不乏其人。那麼他在光緒34年至宣統3年間比較集中地搜集並刊刻這些明代名臣的著作，除了有個人重視和有同道協力的因素外，是否另有令李根源有感而發或因事而發，必須致力於此的時代因素呢？要解決這一疑問，就要從李根源個人的見聞經歷，以及當時的時代氛圍中，分析他整理先賢遺澤進而表彰他們寧死而不屈志、不辱身的精神和抵禦外侵者的節行之間的關係了。

 

二、興辦《雲南雜誌》與選編特刊《滇粹》

    1、李根源轉向革命與編輯《雲南雜誌》

    李根源早年的滇南鄉間生活決定了他最初的人生抉擇是走考科舉進而步入仕途這一傳統的士子成才道路。據李根源後來回憶，光緒27年（1901）他開始留心鄉邦文獻、嗜好金石，從他記錄當年閱讀的滇籍文獻及次年閱讀的傳統文史書籍看，的確是包含了在傳統學術體系裏人才培養的必讀書與熟悉鄉邦文獻的必看書。[39]只不過，這種理想很快隨著時代的大變革，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1901年清政府開始進行教育改革，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李根源在1903年離開家鄉，到省城昆明參加鄉試時，才獲知鄉試已被廢黜，他隨即報考了雲南高等學堂並被錄取。與他一同錄取的騰沖籍考生，僅有他與好友李曰垓（1881-1944，字梓暢）二人。[40]李根源晚年雖然自歎「年已半百，猶為不通之人」，暢達于文史之學這一傳統中國對社會精英的要求，可能仍是他難以企及的人生目標，[41]但李根源卻走出了另一條革命家的道路。

    進入雲南高等學堂之後，李根源的眼界日漸開闊，接觸到了一些當時流行的革命報刊和書籍。他與李曰垓、羅佩金、趙伸等一道，委託曲靖的李仲鏡購買了宣傳革命的書籍《訄書》、《革命軍》、《新湖南》、《清議報》、《新民叢報》等閱讀。[42]這類報刊對李根源來說，並不會太陌生。在他16歲時，李根源的父親李大茂[43]就為他訂了上海的《新聞報》，要求他逐日閱讀，[44]這一庭訓養成了他獲取新知並關心時政大事的習慣，當然也利於他日後接受新事物。受這些書報宣傳的革命思想的影響，李根源漸而有了革命反滿的意識。

    光緒30年（1904）,26歲的李根源參加了雲南舉行的官費留學考試，考送日本學習陸軍。[45]當時青年學生出洋留學的風潮正盛，1903年更是學生留日的高潮期。[46]從1900年起每年有上百人赴日留學，到1906年達到了每年上萬人。[47]李根源從1904年11月抵達東京開始，[48]到1909年離日返國，抵達奉天，其間的5年，先後在日本振武學校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

    到達日本之後不久，李根源便與孫中山（1866-1925）、黃興（1874-1916）等革命黨人有所接觸。光緒31年（1905）四月，李根源就在東京拜會了黃興。[49]6月，李根源得知孫中山先生在橫濱，便與楊振鴻、羅佩金前往拜見，與在座的頭山滿（1855-1944）、宮崎寅藏（1871-1922）、陳天華(1875-1905)、匡一(1876-1920)、劉揆一(1878-1950)等人相談甚歡。[50] 7月3 0日，孫中山聯合在日本的留日學生與旅日華僑，舉行了同盟會籌備會，起草了同盟會章程。[51]1905年8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李根源自言「同盟會成立，余與焉」[52]，並成為「同盟會第一次開會簽名單三十七人之一」[53]。在李根源等人之後，陸續加入同盟會的雲南籍留日學生有呂志伊、楊振鴻、趙伸、羅佩金等47人。後經楊振鴻在昆明、騰越、緬甸介紹入會的滇籍人士達二三百人。[54]以滇籍留日學生為重要組成部分的雲南革命青年群體正在形成，李根源及其好友呂志伊、楊振鴻、趙伸等人成為了這一群體的奠基者和核心人物。

同盟會成立後，此前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在東京創辦的宣傳反清革命的《二十世紀之支那》成為機關刊物，後改名為《民報》，於1905年11月26日在東京正式發行。[55]作為配合，來自祖國各地的留日學生陸續創辦了宣傳革命的報刊。早在1903年，湖北留日學生就創辦了激進的學生刊物《湖北學生界》，浙江籍的學生也有了《浙江潮》。1906年湖南籍留日學生陳家鼎在東京創辦了《洞庭波》月刊，宣揚民族革命。1907年8月，陝甘籍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了《秦隴》月刊，發行1期之後改名為《關隴》，繼續出版。同年，吳玉章在東京創辦了《四川》。1908年江西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了《江西》月刊。這些與李根源提到的《新世紀》、《漢幟》、《鵑聲》、《江蘇》、《湖北學生界》等刊物及《革命軍》、《訄書》、《天討》、《揚州十日記》等單行本構成了當時宣揚革命的重要書報陣地。[56]

興辦宣傳革命思想的報刊是民主革命家推行革命的重要手段，但在1902年上海「蘇報案」之前，[57]由於改良派在辦報宣傳上佔據上風，宣揚革命的報刊並不佔優勢。在十九世紀末，興中會成立初期，用於宣傳的工具，「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及選取《明夷待訪錄》內原君、臣單行本數種」，但康有為等所辦的《橫濱清議報》、《新民叢報》、《神戶亞東報》、《新加坡天南新報》、《檀香山新中國報》、《三藩市文星報》、《紐約維新報》、《澳洲東華新報》等報刊居於絕對優勢，佔有話語權。對比保皇派報刊的興盛，革命黨認為已居於下風，特別是「素恃為興中會地盤之橫濱、檀香山二處，竟為保皇黨所奪」。因此孫中山在光緒25年（1899）派陳少白到香港組織《中國日報》，開始以興辦革命報刊為手段爭奪宣傳陣地。光緒26年之後，「東京留學生漸濡染自由平等學說，鼓吹革命排滿日眾，《譯書彙編》、《開智錄》、《國民報》繽紛而起」，《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蘇》等以各省留日學生為主要辦刊力量的新興月刊，在這樣的形勢下逐步興辦，直至「蘇報案」，宣揚革命的書報出版，達到全盛時期。[58]

李根源受同盟會指派，很快就加入到以辦報為手段来宣揚革命的行列中。1906年1月，同盟會開會之後，孫中山、黃興約見楊振鴻、趙伸、羅佩金、呂天民和李根源等人，提出辦《雲南雜誌》的要求。據李根源日後回憶，孫、黃提出雲南需要興辦刊物是為了適應當時對內反滿、對外禦侮的形勢，孫、黃說：「雲南最近有兩個導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貪汙，如丁振鐸、興祿之貪汙行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緬甸，法占安南，皆以雲南為其侵略之目標。滇省人民在官吏壓榨與外侮侵淩之下，易於鼓動奮起。故籌辦雲南地方刊物為刻不容緩之任務。」李根源等人對孫、黃的意見「完全接受，決定立即進行組織工作與籌款工作」。1906年，雲南雜誌社在東京成立，李根源以雲南同鄉會會長的身份與趙伸共同出任幹事，負責全部工作。[59]

    1906年10月15日，《雲南雜誌》創刊號出版。雜誌遵循孫、黃提出的辦刊宗旨，專注于雲南當時嚴峻的內外政治形勢，宣傳革命精神，鼓動雲南的革命力量，在「揭露清朝政府之貪汙腐化與帝國主義國家之侵略野心」上頗有成績，以致遭到清政府的敵視。雜誌社在滇的行銷人員李貞白等人被逮捕，學生被禁止閱讀《雲南雜誌》；[60]刊物的刊行，也因受到緊張政治情勢的影響而屢屢遭停。光緒34年（1908）7、8月間，《民報》被日警查禁，並因此停刊，《雲南雜誌》受其影響，也一度停刊；復刊後又因為炸彈案再度停刊。後得到了宮崎寅藏的幫助，才得以復刊。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最終停刊。

當時留日學生創辦的各類宣傳革命的雜誌，由於資金短缺、刊物穩定性不足和清政府查禁，持續的時間均不長，[61]《雲南雜誌》卻能刊行5年，發行23期，這顯然是非常突出的成績。[62]在宣傳反滿的刊物中，《雲南雜誌》僅位列出刊100期的旬刊《清議報》、出刊96期的半月刊《新民叢報》和出刊24期的《新小說》之後，在清末出版的各種學生刊物中，居於出版數量和持續時間的前列。[63]

李根源認為，《雲南雜誌》之所以有出版佳績，得益於三方的支持：同盟會員、非同盟會員和旅京、旅各省與僑緬、僑越的滇人。[64]其中分佈於各地的滇籍人士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支持力量。這便能夠解釋，為什麼在《雲南雜誌》發刊1周年紀念會上，決定刊出以與雲南有關的明代名臣傳記為主要內容的《滇粹》，作為紀念特刊——此舉實是將喚起滇籍人士的鄉誼、鄉情與鼓吹民族革命兩者結合了起來。

《滇粹》的編纂是由李根源與呂志伊共同主持完成，而且此書與李根源以私力編纂的明臣遺集有明顯的相似性與內容上的連貫性：除了《滇粹》是公推編纂之作，它的內容及主旨與李根源編纂的明臣著作完全一致，而且，此書與《五名臣遺集》同年纂成。很顯然，《滇粹》不僅能為我們更準確地把握李根源動手編纂滇籍明臣著作的動機提供資訊，也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理解《五名臣遺集》與《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在動議編纂時被賦予的意義。

 

2、《滇粹》

     決定編纂《滇粹》是光緒38年（1908）的事。雲南雜誌社在當年元旦東京舉行周年慶祝會，會上李根源與呂志伊被公推編輯紀念特刊《滇粹》，當年8月，完成編輯並且出版。《滇粹》的編纂理念與選文原則，在呂志伊與李根源擬定的「凡例」中有所展現。

《滇粹》「凡例」共四款，其中第2、3款說明選錄古籍的版本情況：原書或有蟲蝕模糊之處和圈點痕跡，編輯者一仍其舊，不敢臆斷，也不敢妄自著墨。第1款和第4款都是可見編者輯錄此書時的心境與政治關懷的。第1款說書中文獻是「得自滇中藏書，或北京舊書肆，或日本圖書館，或滇黔蜀湘浙贛人士抄錄惠寄者」[65]；編纂此書，則是為了展現「前人一片苦心」及「當時一般慘狀並雲南與全國之關係」。可見以雲南一地的視角放射至全國的幅度，用歷史來關照現實，以引起當今讀者對目前國家危難的關心，是李根源等編纂者借古喻今的根本用意。第4款強調了整理雲南歷史的重要性，引發讀者思考的目的更為明確：

 

滇中歷史上之記載，最足為吾人可歌可泣，可驚可痛者甚多。此特近數月中所搜集而得者。我同胞篤愛歷史之本性，誰不如我，獲此拱璧，其狂喜當何如？悲憤當何如？感想當何如？必以其出現太晚，搜集尚少為恨。[66]

   

循著李根源的思路，「狂喜」之處或是可為讀者的行止所本，「悲憤」或是為憂患國勢而感發，「感想」恐怕是指應當思考該如何借鑒歷史上所見的可歌可泣之事來應對形勢。更根本的目的，當是以強化地域觀念，來替代已經成為革命對象的國家觀念；以歷史人物的事蹟與思想，來衝擊滿清統治權。

「凡例」寫於光緒34年3月18日，8月，《滇粹》印行；12月，李根源為編纂的《五名臣遺集》撰序。編纂《遺集》，也可說上李根源在《滇粹》「凡例」中提到的「海內藏書家後如有此類紀載，冀割愛寄賜，當以次彙集，再行續出」[67]的落實舉措。若將李根源在1910年為輯刻的《雷石庵文集》撰跋的事情結合來看，[68]這3部著作的選編，便構成了一個整理滇籍明臣著作的完整體系了。

《滇粹》收錄的主要是在抵禦外敵、平定內亂、耀威異域等事情上與雲南有關的明臣傳記，但傳主並非都是滇籍人士，曾在雲南為官者，也被包含其中。如《騰沖參將鄧子龍傳》的傳主鄧子龍，是江西豐城人，曾任雲南永昌衛參將，是援朝抗日作戰的名將；傳記作者失名。《金滄副使楊畏知傳》的傳主楊畏知是陝西寶雞人，崇禎中曾任雲南副使，平定過楚雄土官叛亂；作者是雲南楚雄李天秩。《滇粹》裏收錄了的文字，《五名臣遺集》和《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不再二次入選。（《滇粹》目錄，見本文附錄。）

《滇粹》的用意非常明確，即取錄的人物都能投射到應對當時排滿和禦外的雙重目的上。這一編選主旨，多見於李根源在傳記之後間有的按語。如在選錄的王思訓《明遺老熊元仲先生傳》之後，李根源引述了熊元仲推卻朝廷徵辟的話：「吾籌滇非籌身也，又非為興朝籌也。」隨即附按語，說：「先生捨身仗義，貞介不二之衷，如日中天，昭然若揭，非今之托詞救國救民而實則利用吾民以效忠異族、攫取富貴利達之徒所得而藉口者也。」[69]

對滿清的敵視，是直接從清廷禁毀文獻的文化政策給保存雲南地方文獻帶來的損失角度說。在《王永齋鳥私泣集序》後附的按語中，李根源道：

 

《鳥私泣集》、《狩緬紀事》及王先生（按，指王思訓）之《痛哭滇南記》三書，俱於乾隆二十九年，被雲南巡撫及湖廣總督先後以其語涉狂吠，奏繳焚毀。事載四庫館書目。茲何幸獲此序文。文季先生其不朽矣。康、雍、乾間所銷毀查禁之書，為近人複行搜出，續刊行於世者已不少。兩先生之貞魂毅魄其有靈耶，當能呵護一二，以應今日予後生小子之徵求。[70]

 

類似李根源編輯明代文獻以照應時事的做法，在當時雖然並不鮮見，例如1903年留學日本的田桐（1879-1930，字梓琴，號恨海，湖北蘄陽人）就曾「編明遺老所記佚事及清代嚴禁各書」，命名《亡國慘記》出版，章炳麟為之題詞，此書出版後，曾風行一時，[71]但《五名臣遺集》、《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與《滇粹》不僅在內容上互有配合，而且在出版上形成了連貫的一體，則是李根源編纂諸書的特色所在。

    《滇粹》在抵禦外國列強勢力方面的特色，見於李根源在動議編纂《滇粹》的《雲南雜誌》周年紀念會上所提出的政治主張。他說：「對本報之真正紀念，在於廢除七府礦約，收回滇越鐵路，築成滇蜀、騰越鐵路，地方自治，教育普及，國民皆兵，及農工商礦林立，英法人之勢力非趕出於紅蚌河、紅河以外不為功。」 [72]這完全符合《雲南雜誌》提出的地方自治與宣揚民族主義的宗旨，與下文即將分析的英法入侵雲南和片馬問題帶來的嚴峻形勢也極吻合。

《滇粹》的刊出，成了能令《雲南雜誌》增添內容特色、擴大議題範圍的出版物。此書將雲南歷史上的氣節名臣與他們抵禦外侮的事業聯繫起來，能夠從歷史的角度，令讀者回憶起鄉先賢們的業績，調動起雲南人的民族感情與歷史情緒，以達到鼓吹民族革命的目的。在將《滇粹》與當時留學越南的滇籍學生為揭露法國侵略雲南的陰謀，警告雲南人民而出版的《滇話》、《雲南警告》等書刊對比後，它的這一特點更為明顯。[73]

《雲南警告》的出版目的有三：「一恐父老不信法人謀滇之急，而不急發熱誠，致蹈安南亡國覆轍；二恐父老既信法人謀滇之急，而不善用熱誠。或出於野蠻暴動，以自速滅亡；三恐父老既容納某等（按，即作者）之言，而知善用熱誠，然有時又存苟安心，存推諉心，終不能不愛錢、不惜死之志，以救危亡。」進而提出如下主張：「一、宜救地徵兵，自成一大鎮也。一、宜續派出洋學生，學習陸軍員警實業諸學也。一、宜團結一會，互相勉勵，無用法人紙幣也。」[74]《滇話》刊登的文章，也是旨在喚醒民眾，宣揚民主思想，如《睡著了的同胞快醒》、《滇亂紀事》、《河口起義》等。這些文章的論點，與《雲南雜誌》頗具共識，因此才有《滇話》在1910年歸入《雲南雜誌》之舉。相形之下，《滇粹》則是以宣揚故鄉歷史名臣的角度，對鼓動革命排滿的《雲南雜誌》做了補充，令革命的思想基礎，在地域元素中又滲透進了歷史元素，運用滇籍人士對家鄉的天然眷戀與對家鄉故事的固有熟悉，將領土與國民這兩種構成現代國家的必要元素，用時間和空間結合起來，用以對抗代表國家的滿清統治。

    《雲南雜誌》得以長時間發行，足見它在當時的知識界和學生群體中能引起強烈共識，讀者多，受到的實際支持也多。但《滇粹》收錄的畢竟還僅是明臣的傳記，李根源此外選編七位滇籍明臣著作，則是以保存其著作的形式，保留並突出了他們在言論之中所見的精神。透過他們的文字，編者希望讀者能更真切地體會其自強無畏的精神之所系，達到更充分地鼓動革命的目的。

 

三、滇南李氏與雲南片馬問題

李根源的民族革命意識並非是在日本接觸了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袖之後才形成的，雖然這是直接而有力的因素，然追溯李氏在騰衝的發展史和李根源的見聞經歷，可見他的家族，特別是其父李大茂的影響，也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1、滇南騰衝李氏

李氏自遷入雲南，定居騰衝，便是望族。遷滇始祖李德相傳是明洪武14年（1381）隨沐英定雲南的軍隊到達此地，後因軍功世襲雲南前衛千戶。到了第十世李鎮雄（字鐘英），官至都指揮僉事，封武略將軍，後「扈從永曆帝奔緬甸，至蠻暮，與帝相失」，只得定居曲石，[75]但規定子孫勿仕清朝。[76]明遺民思想根深蒂固的家族歷史，使騰沖李氏的子孫既有保護家園，守衛疆土的心理，又有對滿清政府的不歸屬感。於是，李根源對家鄉的感情自然要勝過對朝廷的尊崇。

李根源的父親李大茂，字蔚然，曾任藍翎都司銜儘先補用守備，騰越鎮中營千總。他對雲南邊境地勢十分熟悉，尤其對道裏扼塞了若指掌。[77]李根源「所以知形勢險易者，由君故也」。 [78]李大茂不僅熟悉邊務，還一直親身參與勘察滇緬界務和地區防範。曾經在光緒10年跟隨遊擊李珍國駐紮緬甸蠻暮，上書請援緬甸，雖然最終未獲採納，但此事見於《雪生年錄》，是李根源記憶之中的重要經歷。[79]光緒16年（1890）6月，李大茂奉總兵張松林轉奉的總督王文韶之命，勘察滇緬界務，深入到木邦、孟密等地，發現了天馬、漢龍兩關的遺址。當年李根源12歲。次年4月，駐英公使薛福成（1838-1894）的參贊姚文棟及黃致堯兩人自緬甸來九保，聽說李大茂曾經查勘過中緬邊界，便相約交談兩小時。李大茂告以考察木邦、孟密以及猛卯、隴川等地為英國人侵略的事情。第二天，李大茂送姚文棟等人到北平門，13歲的李根源隨侍往觀。[80]

對李大茂和李根源這對關係騰衝抵禦外侵力量的重要人物在宣統3年武昌起兵事情上的立場和表現，章炳麟的一段話頗值得玩味，他說：「清宣統三年秋八月，武昌起兵，張文炎以兵應於騰越，根源以兵應於昆明，而永曆之辱始雪。」後袁世凱得政，「君（按，指李大茂）又憂之」。[81]至少，在章炳麟的提示下，李根源親身參與的辛亥革命與晚明的歷史聯繫起來了。

 

2、雲南片馬問題

雲南是當時英法勢力入侵中國的首要之區。「自1883年越南淪亡於法，而雲南即有唇亡之虞。1885年，緬甸折入於英，而雲南更成犄角之勢。自是以降，兩雄交伺，……而有滇、緬畫界，蹙地千里之事。未幾而有攫滇越鐵路建築權之事。未幾而有攬七府礦山開採權之事。未幾而有雲南兩礦不許割讓他國之事。藩籬盡撤，深入堂階，而雲南遂劃入英法之勢力範圍。」這是1907年刊登於《雲南雜誌》第五號上，題名《論雲南對於中國之地位》中對雲南受英法勢力侵佔歷程的述評。署名「無己」的作者進而說「今法人之意，謂非取雲南不足以鞏固越南之根據地也。既得雲南，又謂非取兩廣、四川不足以鞏固雲南之根據地也」，且「法人若襲取雲南，伸手於珠江流域，則英人將佔領揚子江流域，德人將佔領黃河流域，日人將北取燕薊，南取浙閩，俄人亦佔領陝甘，以圖限制。而吾國遂山河破碎，豆剖瓜分，為各國之新領土。此又持帝國主義者之勢力平均所必至之結果也」。故而，作者極陳，從狹義言之，雲南為雲南人之雲南，其存亡與否，雲南人自有受庇、罹殃之別；從廣義言之，雲南則為中國之雲南，「其存也可為中國之遮罩，其亡也即為中國瓜分之動機」。[82]這並非危言聳聽，而幾乎是當時關注雲南存亡者的共識。[83]

片馬又是雲南受英法勢力侵入的首要之地。片馬是居於橫斷山脈之中，地處小江流域，四面大山環峙，略為方形的地方。[84]受英軍侵擾，始自光緒17年（1891），當時「有野人山人民焚斃英人之警訊」，英軍於是焚燒雲南的漢董、戶董等地報復，次年進兵昔董、馬董，侵佔野人山。光緒20年，清政府派駐英公使薛福成與英勘定滇緬界限，締結《中英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但其中第四款規定未明，又未實地勘測，直接導致了後來片馬問題的發生。[85]

光緒26年（1900）正月初旬，英軍數百人及緬軍一千餘人，從密支那向東北進入中國管轄的拖角等地。光緒26年正月（1900年2月），這支英緬聯軍進犯茨竹、派賴等地，土守備左孝臣在甘稗與英軍戰鬥，為國捐軀。[86]不久，廣西提督、抗法名將馮子材巡閱邊區到達騰越，李根源向其反映清軍將領劉萬勝失地喪權罪，請馮子材奏參並另簡派賢良官員，重新勘界，得到了馮子材讚賞。雖然此事最終未見施行，但李根源耳聞目睹了家鄉屢遭侵略而滿清政府無力保護的真實情形，[87]對他日後致力於推翻滿清而褒崇雲南地方文化精神的事業，其推動作用不可忽視。

宣統2年12月，英軍以先遣部隊先行，大部隊隨後，從密支那出發，越野人山，隨行戰馬千餘匹，在12月3日（1911年1月4日）進駐片馬，並宣佈高黎貢山以西為英國領土。駐英公使劉玉麟與英外交部交涉不果。[88]

事件發生之後，33歲的李根源受雲貴總督李經羲（1859-1925）委託，辦理片馬防務，並會同迤西道籌辦交涉事宜。[89]李根源一行人自1月28日啟程，喬裝少數民族，深入小江，探得英軍虛實，獲悉了茶山、裏麻和怒求等地的形勢，至8月2日才結束，返回昆明。此行除了探清地形外，還繪製了《滇西兵要界務圖》126幅、《圖說》2卷，並提出了「進兵驅逐」、「推翻五色線圖，索還侵地，提請世界各國公斷」、「由外部要求先退兵後勘界，我總持定」等上中下3種策略。[90]

在探查邊界的過程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李根源一行隨身攜帶了《滇系》等地方誌史，他曾經選編著作的明代名臣由於仍有遺跡留存，還起到了令後世追隨者有精神激勵的實際作用。一行人在啟程之初，就拜謁了王錫袞祠墓，李根源還「撰記一篇，附刻《滇五名臣遺集》後」。[91]此番拜謁之舉，明顯與他在21歲時「遊覽」寶峰寺，「尋明季諸遺老故跡兩宿歸」的心情及感受不同，[92]而是更類似於他在光緒34年（1908）身居日本，回憶在家鄉時的心情：「每過忠節、文襄故里，及謁清湣、忠壯墓，輒徘徊不忍去。獨立於斜陽荒草間，僾乎若有見愾乎！」[93]

李根源在英軍入侵片馬之後拜謁王錫袞祠墓，無疑是對這位滇籍明臣有特殊尊崇。當時，距離李根源在宣統元年（1908）回國，時間並不長，正任職雲南陸軍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總辦。[94]作為講武堂軍事教學的負責人，李根源臨危受命，他的拜謁之舉，很顯然在尊崇和感化之外，另有一種臨行前的壯別意味和接續先賢志業的決心。

 

四、晚清民族革命對明史的宣揚與李根源民族主義的地域性

回顧晚清民族革命的歷程，類似李根源關注歷史並以史事作為鼓動革命反滿素材的例子非常多，幾乎成了革命黨人普遍採用的方法；其中明代歷史又尤其受關注。在這一返本以開新的過程中，被賦予最高政治意味與文化意味的事件，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初，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與政府官員拜謁明太祖陵。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溥儀宣佈退位。次日，孫中山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身份，發佈了《舉行中華民國統一大典通電》。[95]2月15日，統一大典如期舉行，孫中山「率國務卿士、文武將吏袛謁大明太祖高皇帝之陵」，並發表《謁明太祖陵文》作為祝詞。這篇祝詞與同日發表的《祭明太祖文》都強調了明太祖是在蒙古取代南宋，「神州陸沉，幾及百年」之後，「應時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復大義，昭示來茲」的重要帝王。宣統退位，是「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啟後人，成茲鴻業」之所然[96]。這兩份文字的性質非常明確：不僅是革命黨人抵抗滿清，接續明代傳統的文化宣言，還是在民族革命過程中以尊崇明朝為旗幟推行民族獨立、反抗滿清事業成功後的政治宣言。

孫中山個人對中國歷史和傳統學說所知甚少，略有知識也是大半得自耳食，[97]但民國臨時政府此舉，卻恰恰反映了革命黨人和支持革命的讀書人對明代歷史普遍眷戀的情形，因此在革命成功後對曾作為宣傳工具的明代及其歷史表示尊崇，是必然的政治舉措。下面依時序，試舉例說明。

光緒21年，日本軍隊攻陷劉公島，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清朝軍隊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慘敗，光緒皇帝派李鴻章赴日本乞和之際。17歲的吳玉章（1878-1966）讀到光緒帝的乞和詔，與仲兄吳永錕相抱痛哭。受國難刺激，他將文天祥《正氣歌》等愛國詩篇書之於壁，朝夕誦讀，還特別讀了《明史儒林傳·黃淳耀傳》和黃淳耀（1605-1645）的文集《陶庵集》。[98]光緒26年，吳玉章又系統閱讀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船山的《黃書》、譚嗣同的《仁學》和《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書。[99]當光緒29年（1904）《浙江潮》在日本創刊之時，軍事家蔣百里（1882-1938）在「發刊詞」中就將熟悉本土的歷史、地理和風俗等與自治聯繫起來，認為「欲爭自由，先言自治，然必於其本土之人情、歷史、地理、風俗詳悉無遺，而後下手之際，乃游刃而有餘」。[100]

在當時這類宣揚中國歷史特別是明代史事的論述中，章炳麟的言行頗為突出。[101]「蘇報案」之後，章炳麟即準備撰寫中國通史，以發現「文明進化之跡」。[102]後來在「國粹」運動中被推舉為盟主，又高調闡揚歷史記憶，作為宣導反清革命的思想基礎。[103]在結識蔡元培後，在其開設的愛國學社中講學，即「多述明清興廢之事，意不在學也」。[104]

由政治論述發展為群體性的政治行動，是1902年4月章炳麟發起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該會以堅決反對清政府統治為宗旨，目的是為了「振起歷史觀念」。署名的發起者除了章炳麟，還有秦鼎彝、馮自由、朱菱溪、馬同、周宏業等人，並征得了孫中山和梁啟超同意，孫、梁均複書願署名為贊成人，但梁啟超則另函要求勿將其名公佈。紀念會本決定在當年的3月19日，也就是明崇禎皇帝殉國的忌日，在上野精養軒舉行紀念式，留學生報名赴會者達數百人，學界為之振動。後來因為上野軒被日警監視，並禁止中國人開會，於是紀年式改在橫濱補行。香港、廣州、澳門等地人士從《中國日報》上獲悉宣言書，受之鼓舞，「頗為感奮」。[105]

訴諸武力的例子也有。在光緒28年（1902），洪全福、謝纘泰、李紀堂等人為預備廣州起義而試圖組建的大明順天國便是。[106]雖然「大明順天國」的口號尚屬醞釀階段，還沒有成為公開的戰鬥旗號，但「大明」明顯暗指明代。[107]

從這些事例可見，在努力恢復漢民族的歷史記憶，宣揚明朝正序成為普遍性事件的晚清，在歷史中找尋可為革命所用的資源，是當時革命黨人的共識，也是推行民族革命的必然手段。[108]由是，李根源所為便是順應了革命需要之舉。但他以明代滇籍名臣及其著作為闡揚地域精神的主要載體和依託，又是他的特色之處。其內容比當時普遍以清初三大儒的言論為反清理論基礎的做法，更為近水樓臺，鼓舞也更切實、有力。加之清季民初的雲南面臨英、法兩大強勢入侵力量，地域內部的革命力量處於上升階段，團結同鄉以成同道的努力很容易獲得成功。上文提到了旅日的滇籍學生和在雲南的青年加入興中會的數量大，雖然不一定是直接受李根源輯刻的兩部滇籍文獻或《滇粹》的鼓動影響，但這3部書與革命刊物《雲南雜誌》之間卻有內在關聯，而《雲南雜誌》和《滇粹》又是向滇籍人士宣傳革命的重要出版物，於是，即使讀者對閱讀有不同需求，也都能從這一套面向雲南的出版物中，獲得鼓動革命的收益。

這一地域性色彩頗為濃重的革命宣傳方式，既有李根源關注鄉邦文獻的個人愛好因素，也有他家族背景和祖、父輩經歷的影響，更有他對親身經歷的外國侵略軍入侵故鄉事件的反彈。這三種因素使得雲南成為了促使李根源參與革命的重要推動力量。

隨著中華民國成立，李根源以鄉誼鄉情為宣傳民族革命思想之重心的特色逐漸消融，他關注鄉邦文獻的幅度卻更廣了。1911年之後李根源輯刻的典籍，有上文提到的孫繼魯六世孫孫鵬的《孫南村詩集》，與楊慎相友善的張含（1479-1565）的《張愈光詩文選》，楊士雪的《楊弘山存稿》，李元陽（1497-1580）的《李中溪全集》，還有上文提過的尹藝的《廿我齋遺集》等。這類輯刻明清及民國文獻的事情，一直持續到1942年。[109]很明顯，在民元之後，李根源出於鼓動革命反滿目的並為現世示法的刊刻古籍思路，已經為單純的保存鄉邦文獻所取代。革命反滿的目的達到了，宣传、鼓吹反滿禦外思想的現實目的，也就不存在了。唯有學術研究及文獻整理，作為革命事業的成果，仍在繼續。

 

五、結論

現代意義的國家由國民、領土和統治權三要素組成。領土是國家觀念的基礎，但當國家成為革命的对象時，便需要從歷史的角度增強來自地域的認同感，以補充對國家認同感的缺失。於是，地緣政治容易被抬升到統一國家和維護國家觀念的高度。騰越人李根源在清末選輯滇籍明臣著作，並且以編選滇籍文獻《滇粹》作為革命刊物《雲南雜誌》的周年紀念特刊，就有在傳統國家內，從歷史中尋求支持革命的思想資源的涵義，而且，他此舉又因為地域性明顯，而頗具特色。

本文無意用任何理論範疇或政治標準來界定李根源，上文所及也只是其經歷和著作的一部份，但以之為個案，卻是試圖通過李氏的如下特點，來探討清季民初那一思想上眾說紛呈、政治上風雲變幻的變革時代的一個面向。李根源選編故鄉先賢文獻的行為，首先是對當時革命反滿及外國軍事入侵的社會環境之反應，故而他的敵視心理與反抗言行，有著明顯的針對性；其次，李氏明代遺民的家族背景與祖、父護土護疆的經歷，對李根源而言構成了直接的暗示作用與示範力量；第三，當家族傳承的精神引導力量與鄉先賢所代表的地域精神結合時，便使得李根源帶有地域色彩的民族革命思想帶有了自覺性。可以說，李根源民族革命思想的形成，是歷史記憶與現實壓力雙重作用的結果，而且這兩種力量都帶有著鮮明的地域色彩。

此外，李根源雖然自稱熟悉東西歷史與世界名人傳記，但在東洋所學，從其著述中的反映來看，可能確實有限，對西洋的新思想也瞭解不多，他能夠引為資借的首選，就是故土的歷史與先賢的精神。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鄉邦文獻的重要性是李根源須臾不敢忘懷的，即便留學東洋，他也留意搜集明代滇籍名臣文集。[110]另方面，當雲南面臨外國勢力入侵的關口，仍有遺跡、遺文留存且可取用以成對照並能從中取法的明代歷史，便成了可用來鼓舞同志鬥志、培育地方革命凝聚力的歷史資源。相對而言，留日學生中由於有對學業不甚重視、學風不佳的現象，所學便會相應打了折扣。[111]加上雲南的地域威脅本來自英、法等外侵力量，抗禦外侮便兼有了自發性與自覺性，對家族歷史深厚的李根源而言，本土資源相應地更具吸引力。

此外，李根源的例子顯示了不同於學術界已有的從地域角度理解民族認同問題的思路。沈松僑借用Benedict Anderson有關十八世紀拉丁美洲民族想像的研究，認為清末數量眾多的青年學生赴外國留學，有了朝聖（pilgrimage）經驗，便為超越傳統地域畛域的認同形式——民族認同提供了有利條件。[112]李根源的例子恰恰顯示了在清季民初的歷史背景下，在面臨英、法等國入侵的西南邊陲雲南省，當國家危亡問題與地域安全問題合而為一時，擁有地方影響力的明遺民騰沖李氏家族後裔，選擇了運用有助於構建地域認同的歷史資源來充實民族認同的做法，以抵禦外侵、推行革命。這是個頗見地域獨特性和個人經歷特色的例子，從雲南一地來看，其鼓舞革命的價值要比類似通過追述黃帝、鄭成功等更具普遍性，影響也更為直接。但由於其角度獨特，並不能簡單地為其他地方所挪用借鑒，因此在國家層面反而不如晚清利用黃帝形象構建國族的影響大。[113]

事實上，李根源此後的革命論述，並沒有發展到宣揚現代國家理論的層次，從其言論中看，鼓勵他參加革命的思想基礎和現實問題，一直停留在地域層面。而此前，梁啟超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有更新晚清政治概念的系統論述，宣揚「國家」、「國民」的觀念。[114]但李根源並沒有緊跟這些帶有顛覆性的政治新觀念，也沒有系統性地思考民族革命勝利後的國家政治形勢與政治走向。地域性民族主義的思想似乎又成了李根源的限制。或許這是由於雲南地處中緬邊界，受到英、法等外國軍事力量侵擾的壓力一直令李根源無力旁騖，也可能是他並未真正接受能促使他改換思路的新理念，鄉誼鄉情也就一直無法被取代。以1940年他主持編定的136卷本《永昌府文征》為高峰，這類性質單純的文獻整理工作成了李根源在1910年代至1950年代的標誌性成果。

 

附錄：

《滇粹》[115]目錄：

 

序	湯增璧
凡例	呂志伊、李根源
求野錄	失名
也是錄	失名
永曆帝紀	日本石村貞一元明清史略
附錄永曆帝貽吳三桂書	日本丸山正彥著鄭成功傳
雲南世守黔甯王沐英傳附後
嗣事略	失名
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傳	趙州師範先生著
雲南總兵劉綎傳	無名
騰衝參將鄧子龍傳	失名
金滄副使楊畏知傳	楚雄李天秩先生叢稿
明華蓋殿大學士諡文襄楊一清傳	失名
三寶太監鄭和傳	趙州師範先生著
山西巡撫孫繼魯傳	直隸龐凱先生著
兵部尚書蘇遼總督傅宗龍傳	失名
晉王李定國列傳	永北劉彬先生遺稿
衛國公胡一青傳	失名
南寧侯張先璧傳	失名
諸生薛大觀傳	江南布衣宋潛虛先生著
明京營副總兵申甫傳	江琬先生著
林啟俊傳	昆明趙元祚先生撰
文貞道傳
武風子傳	方咸亨先生傳
鳥私泣集序
明季忠烈錄	失名
丁亥紀略	李思揆
熊元仲傳	王思訓
李孝子傳	王思訓
旅滇聞見隨筆	失名

 

 

 

徵引書目

 

一、文獻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等合編，《孫中山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76。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雜誌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宋教仁著；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李根源，《曲石文錄》，民國23年蘇州騰沖李氏曲石精廬刻本。

李根源，《雪生年錄》，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98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據民國23年鉛印本影印。

李根源、呂志伊輯，《滇粹》，宣統元年鉛印本。

李根源輯，《明滇南五名臣遺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0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據1914年雲南叢書本影印。

李學詩、李根源纂修，《騰衝青齊李氏宗譜》，民國19年騰衝青齊李氏宗祠刻本。

孫中山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師範，《滇系》，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據嘉慶13年修光緒13年重刊本影印。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

馮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

楊一清，《石淙詩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0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楊一清，《楊一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楊繩武，《論文四則》，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0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據1833年世楷堂藏版昭代叢書本影印。

楊繩武，《鐘山書院規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6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據1833年世楷堂藏版昭代叢書本影印。

楊繩武，《鐘山書院規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6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據1833年世楷堂藏版昭代叢書本影印。

 

二、近人論著

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北京：中華書局，1984。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王敏，《蘇報案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江燕，〈《滇系·賦產》的史料特點及價值〉，《雲南社會科學》，5（昆明，2003），頁96-98。

沈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臺北，2002），頁49-119。

沈松僑，〈振大汗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臺北，2000），頁77-158。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28（臺北，1997），頁1-77。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呂萬和、熊達雲譯，《日本政治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徐中煜，《清末新聞、出版案件研究：以「蘇報案」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張其光，〈大明順天國起義初探〉，《學術研究》，6（廣州，1981），頁24-28。

張鳳岐，《雲南外交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陸星，《李根源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取締規則」風潮個案初探〉，《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2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5，頁125-160。

楊朕宇，〈1905年早期留日學生刊物速亡原因評析〉，《理論界》，8（瀋陽，2009），頁144-145。

楊海平、李剛，〈清末留日學生報刊述論〉，《編輯學刊》，5（上海，2001），頁79-80+23。

楊毅廷編，《滇事危言》，北京：滇學堂，1911。

劉文耀、楊世元，《吳玉章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劉強倫，〈洪全福起義始末〉，《史學月刊》，6（開封，1984），頁。

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謝本書，〈從片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緬邊界歷史沿革問題〉，《雲南社會科學》，4（昆明，2000），頁72-81。

謝本書、李成森，《民國元老李根源》，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9。

Stephen A.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