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扬
内容提要：本文以能代表明代中叶官方儒学经世思想与政治倾向的《大学衍义补》为例，分析书中引述《荀子》的内容及其思想史内涵。本文认为，在明初的官方思想表述中，《荀子》关于性、礼的学说仍然是唯一能引起关注的内容，且在将其定性为孔门正道的叛逆或破坏上，存有共识。到了明代中叶，《荀子》中民本、将兵、裕民、节用等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内容，引起了力行革新的士大夫的注意。朝廷内外的治理困境，要求思想界进一步增强对思想资源实用性的追求，同时扩大找寻解决时代难题的资源范围，这无疑是基于社会现实的思想求解新思路。在这一思路下，儒学文本受关注的范围逐渐扩大，《荀子》这部此前颇有争议的儒学名著，以其内容可用，被纳入了务实经世的士大夫的视野，对其价值的评价产生了细微的变化。
关键词：《荀子》 荀卿 丘濬；《大学衍义补》 明代中叶；
战国末期的荀子（约公元前313-238，名况，亦称荀卿）是中国思想史上形象颇为复杂的重要思想家。虽然在司马迁看来，荀子有功于推究儒、墨诸家之成败，但因其“性恶”说与后来在近世思想史上被奉为主流之圭臬的孟子“性善”说持论相反，还由于被后世推尊为法家源头的韩非、李斯均为其入室弟子，循徒溯师，荀子在传统儒学传衍谱系中的地位，便难以做划一之论。然而到了明代中叶，肯定荀子的声音愈来愈清晰而有力，在当时呈现出与坚持贬抑荀子的看法互相消长、并存共生的态势。本文即以丘濬编撰的《大学衍义补》这部明代中叶应对“土木之变”之后社会改革蓝图为例，借分析其对荀子的正面评价，讨论为官方认可的思想，与明初相比，在评价荀子上发生的变化。
一 明初荀子的官方形象
明初承元之乱，撰著、出版等文化事业均未得到充分发展。也未见明初诸儒有针对荀卿的专门著述存世，相关论说，散见于各人的文集之中。这些涉及荀卿的文字虽然篇幅不长，难见系统，但对荀卿在思想史上备受争议的“法后王”“以性为恶”“以礼为伪”等主张，却一致批评。从能代表明初大儒的共识及官方看法的角度，择其要者，我们不妨先看胡翰和方孝孺的相关论说。
胡翰是曾受明太祖礼聘的重要儒臣，与修《元史》，其名与宋濂、王袆并称。他曾评价荀卿“法后王”之说，认为这是导致秦以后天下大坏的根本原因。胡翰说：“天下之执穷则变，由治而趋乱者其变易，虽一憸人坏之而有余；由乱而趋治者其变难，虽合天下之智力为之而不足。”
与胡翰从治乱的角度置评有所不同，方孝孺从学术的角度，认为荀卿之学“似是而实非”。这一说法颇能代表明初学者在儒学道统传衍问题上，对荀学的定性之论。在《读荀子》一文中，方孝孺先列出了这样的道统顺序：周衰之后，“先王之遗言大法漫灭浸微，孔子岀而修之，斯道皎然复章”——这是孔子的功绩。其后，孟子“惧圣人之道败坏于邪说，乃敷扬孔子之意”——这是孟子的贡献。说到荀子，则是“剽掠圣人之余言，发为近似中正之论”，且“肆然自居于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但宣扬以性为恶，以仁义为伪，其私心“不过欲求异于人而不自知”，因此将荀卿判定为“斯道谗贼也”。
方孝孺认定荀卿为害甚巨，但同时也承认他的学说具有迷惑性：“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无孟子者出以纠其谬，故其书相传至今。”因此主张“夫欲摈悖道之书而不用，必自荀卿始”。方孝孺不仅将荀卿排斥在孔孟之下的道统以外，还指出因为其学说似是而非，因此危害更大。
到了永乐朝，胡广奉敕纂修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作为与科举考试关系紧密的儒学诠释著作，无疑代表了明初官方儒学最权威的标准文本。浏览这几部官方定本《大全》，其中也没有对荀卿及其学术的专门讨论和辨析。只在《性理大全》中的《韩子》篇，有“总论荀扬王韩”部分，将荀子和扬雄、王通、韩愈做过综合评价。在这篇不长的文字中，负面的看法是程颐所说：“荀扬性已不识，更说甚道。”包括说“荀卿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等等。之后朱熹对荀卿的评价，稍有正面成分，认为“荀子尽有好处，胜似扬子”，“然亦难看”。但朱熹承认荀卿与扬雄、王通、韩愈类似，学说各有规模和用处，认为荀卿虽属申韩一路，但从《成相》篇看，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
此外，《性理大全》在“诸子一”部分摘录了宋儒的相关论说，是书中对荀卿最为系统的述评。其中周敦颐认为荀卿的“养心莫善于诚”，是不识“诚”之论。程颐则认可《荀子》是可以入道之言，尽管“其所学皆外也”。朱熹虽然肯定荀卿性恶、礼伪之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认为荀卿的初衷只是为了立异新说，根基和践履两端则皆错。接下来真德秀则是就《荀子·解蔽》篇中“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发论，认为其去除物欲之害的方法不足取。
其余散见在这几部《大全》中对《荀子》的述评，都无外乎荀卿尚未得入正统儒学之门的论调。其中，北宋杨时在论及荀卿为学方法和用途时的精炼说话，可为之代表。他说：“自孟子殁，圣学失传。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门而入者也。”其他各家的说法，大体不出这一判断左右。
上述这些例子说明，荀子在明初的官方思想表述中，其关于性、礼的学说是唯一引起关注的内容，且评价上有将其定性为孔门正传之道的疏离、叛逆或破坏的共识。这说明，当时的政学两界，均没能对荀卿的思想形成突破性的认识，也没意识到《荀子》中可能对治理国家和思想界有正面帮助。对荀卿“外道”或“不识道”的一边倒负面评价，几乎都来自此前、尤其是宋代著名儒者的权威说法。可以说，明初官方思想界对荀卿的评价，有继承前代学者核心观点和继续着眼于《荀子》中外道、坏礼和恶性等表述的特点。如此，在鸟瞰能代表明初官方对荀子学说的看法后，《大学衍义补》在引述《荀子》的角度、思路和用意上的特点，便能明朗了。
二 《大学衍义补》中的《荀子》
（一）丘濬及其《大学衍义补》
《大学衍义补》是明代名臣丘濬在弘治初年呈进御览，以备国家在经历“土木之变”后进行全面革新之用的经世政书。丘濬编撰此书，是希望它能给当时的君臣提供实用的经史知识，于是沿着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体例和编纂思路，诠释为真书所阙的《大学》八条目中的“治国、平天下”两条，成为了包含160卷、119个细目的庞大知识体系。
丘濬呈进此书时，恰在国子监祭酒任上。此前，他不仅已经取得了科举事业的成就，还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参与《明英宗实录》、《寰宇通志》这类由朝廷主导的重要史书的编纂，这一经历，不仅令他熟悉国家典故，了解官方史书的表述方式和叙述原则，更促成了他“以经济自负”的职志。
在祭酒任上，丘濬很快展现了在主导士子文风由偏途转入正轨的能力，以及在培养人才上的魄力。当时文尚“险怪”，丘濬主持南畿乡试，即“分考会试皆痛抑之”，之后在国子监教导学生时，“尤谆切告诫”，这才“返文体于正”。他对人才的培养，也多为学生们所尊崇而屡有敬意的表达。无论是“先生之道，尊为国师，门生学子遍天下”这类概观式的赞词，还是当时“以师道立，则善人多”，以致确有才学者被丘濬刻意提拔的具体例子，从中不难看出，丘濬对国家的文化事业和高层次的文献编撰有具体贡献，在导引社会风气，培养人才上，也卓有功绩。由是之故，他能以礼部尚书的身份任文渊阁大学士，开有明一代以尚书入阁的先例。
但丘濬的成就并不限于在思想文化领域，他早年就两广用兵之事进言大学士李贤而名重公卿，即已展现了他持之有故，言之能用的务实一面。呈进《大学衍义补》后，丘濬以书中所载皆可见之行事，“请摘其要者奏闻，下内阁议行之”，也获得明孝宗认可，这是他对国事久经历练而愈见纯熟的又一例证。因此之故，丘濬以其所思、所言与所行，被当代研究者称为明代中叶政治思想界的领袖人物。
他编撰《大学衍义补》时，发生于1449年的“土木之变”影响仍未远去。直到成化初年，蒙古军队对明朝北部边防仍不时骚扰，成为朝廷担忧的首要问题。同时，各地变乱时有发生，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不平静。国家在稳定军心民情、平定地方、疏导思想上的任务仍然艰巨。在这种情形下，务求实用、追求实效的革新努力，成为弥漫在明代中叶政坛和学界的普遍性追求。
《大学衍义补》便恰好是基于士大夫报国施政愿望的应对之书。此书在呈进之初，即受明孝宗青睐，随后获旨发福建布政司刊行，弘治元年（1488）就有了首刊本。之后，嘉靖三十八年（1559），此书有了与《大学衍义》的合刻本。该本的校者宗臣曾这样回顾两部书被官方认可与阅读的情形：二书获准列在学官，故士子与先生们都能取便观览；丘濬之书更被描述成明世宗的钟爱之物，“即我皇上中兴神化，益茂谋国者，凡有大典礼、大征伐、大兴作，辙取是书斟酌焉”。嘉靖末年正值南倭北虏军情紧急之际，吉澄身为福建巡抚，考虑到“所以救时弊者，丘氏一书尤切矣”，因此将两书合刻。
万历三十三年（1605），《大学衍义补》被明神宗下旨重刊，说明此书为官方认可的形象，历久而弥坚。而且，明神宗称，阅读《大学衍义》已经是治国的帝王之学的一部分，为了“上遡祖宗圣学之渊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户晓，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图治至意”，将《大学衍义补》赐序，予以重刊。
这段《大学衍义补》的刊刻历史说明，此书的命运与丘濬编撰的初衷实相吻合。可见它至少在相当程度上符合当时国家的各种革新期望，其设计革新的幅度，也在朝廷舆论所允许的规范内。应该说，书中“臣按”中提到的各项改革主张，与明代中叶的国家状态及官方意识形态，无疑是并行不悖的。书中内容也是能代表当时士大夫回应社会问题的大多数看法，而并非丘濬的一孔之见；某些措施也确实在后世得到沿用甚至细化。以此为前提，下面细看书中对《荀子》的引述和评价。
（二）《大学衍义补》对《荀子》的述评
荀子在《大学衍义补》中，共出现12次。下面先列出被引用在《大学衍义补》中的《荀子》文字，再根据丘濬撰写的“臣按”，讨论他的评价。
1、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这句出自《荀子》卷十九《大略》的话，见于《大学衍义补·正百官·崇推荐之道》。丘濬在这句话中并没有表现出对《荀子》的明显喜好，“臣按”中说报国是以“荐贤为大”，认为这是衡量人臣事君高下的标准之一，也仅对荀卿主张的直白赞同而已。
2、荀卿曰：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墙也）窌（窑也）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谓天时和顺），事业得叙者（耕稼得其次序）货之源也。等赋（谓以差等制赋也）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
这段文字出自《荀子》卷六《富国》，见于《大学衍义补·固邦本·恤民之患》。丘濬认可荀子提到的国家“本末源流”之论，认为在国家管理的节用方面有实际价值，因此在“臣按”中呼应说：“荀卿本末源流之说，有国家者不可以不知也。诚知本之所在则厚之，源之所自则开之，……禹汤所以遇灾而不为患者，知此故也。”
值得留意的是，丘濬在引述这则《荀子》的说话之前，还引了《孟子》：“孟子对邹穆公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这说明丘濬在征引文献以说明君民关系时，并不将《荀子》视为处在《孟子》所代表的知识系统以外，而且还注意到了两书在民本问题上看法的一致性。
3、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待而长也。
丘濬在卷四十《明礼乐·礼仪之节下》中引述的这条见于《荀子》卷十三《礼论》的文字，有如下几点值得重视：首先是丘濬的态度。《荀子》“以礼为伪”的论说，正是其大受指摘的重要原因。但丘濬却有肯定之辞：“荀况礼论，其最纯者止此数言。”他虽然也承认荀卿的礼论，“其余固若亦有可取者，但其意既以礼为伪，则庄周谓所言之韪，而亦不免于非”，但坚持说荀子以礼为“伪”，其实是人之伪，而非礼之伪，因此认定“荀卿之论礼是也”。
其次，丘濬在引述荀卿这句话之后，也引了真德秀褒贬兼有的评价：“荀子书有《礼论》，其论礼之本末甚备。至其论性，则以礼为圣人之伪，岂不缪哉！”真氏意在将荀卿论礼和论性加以区分，并肯定其论礼的部分。有趣的是，这句话不见于丘濬自称接续以编纂《大学衍义补》的《大学衍义》，而见于真德秀的《读书录》。且真德秀在书中引用《荀子》本文后的按语，也为丘濬沿用。这透露出，在丘濬肯定《荀子》的知识系统中，真氏的观点起了提示的作用，但这影响却不一定来自《大学衍义》。
4、荀卿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诸侯，道及乎大夫。
这句也是出自《荀子》卷十三《礼论》”，见于《大学衍义补·秩祭祀·总论祭祀之礼上》，出现在丘濬给“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这句，以及之后引述陈澔、朱熹两段话的按语里。这也是唯一一次丘濬在“臣按”中引述《荀子》。
丘濬此处的用意是为了强调礼的等级性：“祭祀之礼，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僭上。”在“臣按”中，丘濬虽然花了不少篇幅用朱熹“天上许多星辰，地下许多山川，如何不变怪”的话支持对狂乱之君以“祀无益”、“神无能”，“为而荒诞者，又驰心冥漠之域，而蠧财劳民，以从事乎鬼教”的批评，以及陈澔提到“今无主祭之子孙，则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者诸侯祭之，以其昔尝有功徳于民，不宜绝其祀也”的变通方法。但作为总结的“惟礼所得为者为之，斯为中道矣”，却仍用荀子的观点。因此，丘濬的铺陈逻辑是先据荀卿所说提出观点，再以陈澔、朱熹的话为论据，最后以荀卿的说辞作总结。
5、荀卿子曰：仲尼，“圣人之不得势”者也。然使其得势，则为尧舜矣。不幸无时而殁，特以学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礼。
这句见于《大学衍义补·秩祭祀·释奠先师之礼》的话，是间接引自欧阳修在论释奠、释菜礼的话时提及《荀子·非十二子》的文字。在接着的“臣按”中，丘濬赞赏朝廷能隆重释奠、释菜之礼，认为虽然如今的礼节“不合于古，岂不胜于无哉”！对实践这两种礼法的前景，丘濬也充满希望，说：“方今圣明在上，必有当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礼、复古之乐，政有望于今日。”
6、荀子曰：学恶（音乌）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财）[则]四寸耳。
这段文字见于《大学衍义补·崇教化·明道学以成教》，出自《荀子》卷一《劝学》。对此，丘濬在“臣按”中，表明了两层意思：其一是延续真德秀的看法，说：“程颐谓学未至而其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积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核对真德秀《读书记》可知，这句话其实出自真氏的摘录。这是能说明丘濬评价荀卿是受真德秀启发的又一例证。其二是丘、真两人看法上的不同。真德秀认为荀卿虽然没能达到程颐对进学步骤的理解程度，但所说也是能循以入道之言。丘濬则又进了一步，肯定荀卿所说是圣人之道无疑，是“贤人而言圣人之道也”。
7、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徳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这句见于《大学衍义补·崇教化·本经术以为教》，出自《荀子》卷一《劝学》。丘濬在按语中将荀卿与庄子对比，认为“荀之言则重乎礼，庄之言则遗乎礼”，虽然二人与儒学正统有异，荀子“学圣人之道未至”，但“其言五经似矣”。
8、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辩，而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絶也。
这句话并非丘濬引自《荀子》原文，而是欧阳修在《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中对荀子的评价。《新唐书》中的相关原文是强调孔子、老子能先后揭诸谬异，战国诸子游谈放荡，惟有孟轲、荀子能延续孔子学说，与异端对立。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备规制·图籍之储》中引述欧阳修这段话，自然是对荀卿不属于异端的支持。
9、荀子曰：世俗之为说，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属，菲屦赭衣而不纯（菲，草屦也。纯，缘也。衣不加缘以耻之也。），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耶？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象刑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其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重。”此之谓也。
这段出自《荀子》卷十二《正论》的话，见于《大学衍义补·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下》。从丘濬接下来的“臣按”看，他并未对荀卿主张刑罚要适当的话直接做出评价，但接着这段话，丘濬引述了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唐虞象刑”条的文字，却提示了一些我们循迹可寻的线索。洪迈说：“《虞书》‘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汉文帝诏始云：虞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武帝诏云：唐虞画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髌者以墨其髌，犯宫者屝，屝草履也，大辟者布衣无领。”在提到汉文帝、武帝两份诏书后，洪迈的原文接下来还用西汉扬雄的《法言》和唐代罗隐的《谗书》为论据，得出了肯定荀卿的结论：“荀卿谓‘象刑为治古不然。’亦正论也。”虽然丘濬并未接着引述洪迈的评价和针对象刑治古不然的结论，但他略去的这段洪迈的述评，却是在编纂《大学衍义补》过程中必然阅读和心神领会的，因此洪迈对荀卿此说的认可，无疑也是丘濬支持荀卿观点的有力辅助。
10、荀子曰：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下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与帅同）不能，则兵弱。
这句出自《荀子》卷六《富国》的话，见于《大学衍义补·严武备·总论威武之道》。丘濬在“臣按”中支持荀卿从兵力是否强盛可以观察国力兴衰的看法。他说：“国之强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观之，是故上隆礼则兵强矣，下爱民则兵强矣，已诺而能信则兵强矣，庆赏以其渐则兵强矣，将率能其任则兵强矣。观人之国者，不必观乎其卒伍，观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则其强弱可知也已。”
接着，丘濬又引了《荀子》卷十《议兵》中临武君与荀卿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的对话。其中荀卿对临武君的驳斥，现场感颇强，特迻录于下，以见丘濬对荀卿说话的全面把握和借以申论己说的层次性：
临武君（盖楚将，不知其姓名）与孙卿议兵于赵成王前。
王曰：“请问兵要。”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孙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征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逺；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
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力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恍忽也）。悠闇（远视），莫之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
孙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力也。所行，攻夺变诈者，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
对这番长篇对话，丘濬在“臣按”中先说“荀卿此言，反本之论也”。接着，他指出亲民之君领导下的军力，具有无可撼动性：“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若权谋势力以行诈，施之于其敌，犹有工拙。若遇仁义之主，民亲附而将用命，何所用哉？”这是从军队的实力角度说，是荀卿议兵的第一层意思。接着丘濬又引述了《荀子》如下的一则文字：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王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
孙卿曰：“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
这段话也出自《荀子·议兵》。对此，丘濬评价道：“荀卿此言，可见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轻举，所以为仁义之师。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测，所过者，化融而无迹，此其所以为王道，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补塞间隙之可比，又岂非因小忿争小利者所可同年语哉！”
从这段按语来看，丘濬在兵力及反映的国力和民本等问题上，完全遵循荀卿的主张：其一，兵力和所反映的国力强盛状态，两者是正相关关系；其二，强兵的根本方法是以民为本；其三，兵强之后，也不可轻动。使用军力，要以为民禁暴除害为前提和目的。
11、《荀子》：孝成王（赵君）、临武君（楚将）请问为将。
孙卿（即荀子）曰：“知莫大乎弃疑（不用疑谋），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此一术）；庆赏刑罚，欲必以信（二术）；处舍收藏，欲周以固（三术）；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术）；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伍参犹错杂也。五术）；遇敌决战，必道（言也，又行也）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六术）。夫是之谓六术。
无欲将而恶废（此一权），无怠胜而忘败（二权），无威内而轻外（三权），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四权），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谓不恡赏，五权）。夫是之谓五权。
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一至），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二至），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三至）。夫是之谓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与旷同），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无圹言无须臾不敬也）。
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这是《荀子》中荀卿回答孝成王为将之道的话，也出自《荀子·议兵》，被收入《大学衍义补·严武备·将帅之任》。对此，丘濬不仅肯定地说“荀卿论为将之道，至矣，尽矣”，而且认为荀卿所说“所谓可杀而不可欺百姓，敬谋、敬事、敬吏、敬众、敬敌”等事，均可用一语概括：“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更关键的是，丘濬称赞荀卿此言，“盖有得于洙泗之余论，而与孙吴所著之书专以权谋诈力者，不可同年语矣”。这无疑认为荀卿在议兵事情上，是能遵守自孔子而下的儒学基本理念的。
12、荀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
这句与上一则的首句相同，都是出自《荀子·议兵》；此则见于《大学衍义补·严武备·经武之要》，是被视作总结兵事的指南列出。与其同列的，之前有孔子、《孟子》，之后有老子、管子、庄子、扬子和淮南子等。对这些说法，丘濬界定为“经传诸子言及武事者，仅此。”之后即采撷兵书中关于武事的内容列入。显然，丘濬依然是认定荀卿所说是在儒学系统内关乎军事的重要一家，因此能够与孔子、老子等并列。
《大学衍义补》谈及荀子的这12则文字，出自《荀子·议兵》的最多，有4则；其次是出自《礼论》、《劝学》、《富国》的各2则；出自《大略》和《正论》各1则。下面来看其中的思想特色。
（三）《大学衍义补》中的荀子思想及其时代特点
从上文析述的这12则文字可知，丘濬并未以荀卿是否属于儒学正统这一传统学术史问题作为重点，也未就此问题做过直接回应。在第2、11和12三则文献中，丘濬是在“臣按”中直观却不直接地表明了不将荀卿视作儒门异端的看法。第6、7两则文字则说明，丘濬是利用引述儒家著作中的内在逻辑，适度地肯定荀卿在“道学”体系和“经学”叙述中的积极地位。虽然他并未全然推翻或直面迎击自明初已降的论调，但对荀卿的肯定之意，已经昭然无隐。
这一特点也可以从丘濬征引《荀子》的史源上得到印证。我们留意到，《富国》和《议兵》两篇是丘濬直接摘录《荀子》原文，并未引用欧阳修的话或沿袭真德秀的看法，因此最有助于我们理解他选录时的考虑。下面先看丘濬从《荀子》中取用频度最高的《议兵》篇。
该篇重点讨论的是国家该如何养兵和用兵的问题，其核心观点有二：其一是坚持以民为本、以兵为用，也即“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此外是借荀卿弟子陈嚣之口说的“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对“仁”，荀卿将其放在了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的修明政事上，说：“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君，将率，末事也。”这便与《孟子》说的“仁者爱人”，存在施用上的差别。其二，对“礼”的重要性也是从治术、民本和施用三个角度入手强调，即“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
民本、用兵和社会等级无疑是关系国家治理和社稷稳固的大问题，荀卿申论的“仁”、“礼”虽然是儒家伦理范畴中常论常新的核心议题，但在《荀子·议兵》的重点，明显是辨明如何利用这些道理来解决国家的现实问题，并不涉及对概念本身的辨析。
再看《荀子·富国》篇。其中讨论的节用裕民事情，也是关系国家治理的大问题。首先，从国家的治理体系角度，荀卿提出了严格国家内部等级制度的主张，认为如果“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其次，从维护国家稳定和百姓富足的角度，主张“足国之道”，其要在于“节用裕民也”；进而提出，若想“足天下”，则君臣百姓、农夫众庶的“分”，都需要明确并被切实履行。接下来谈的“垂事养民”、教养民众的方法，旨在反对采用只重名誉，不顾及百姓实际利益的手段。最后，提出了考察国家治理顺畅与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标准。其核心观点仍然是以民为本，认为这是顺应天时、地利的基础；从此角度出发，衡量国家管治的标准和改善的根本之处，在于提高经济水准，改善民生，令百姓均沾其惠；与之相关，用兵也要从民生、民命的角度，审慎度量。很显然，《荀子》的这两篇文字，不仅核心观点一致，在讨论国家之“用”的侧重点和思考角度都高度连贯。丘濬在“臣按”中拈出的荀卿国家“本来源流”之说，则是与之重点吻合的呼应之辞。
丘濬在间接引用《荀子》时，也微妙地表现了他对荀卿的正面判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上文分析的转述《新唐书》中涉及《荀子》的第8条文献。细审这句说“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的话，从行文逻辑上看，是为了与“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对立，也意在强调诸家的论述“存而不绝”。这虽然符合丘濬引用欧阳修此说的用意——为了说明“有唐一代藏书之本末”，但跟欧阳修个人对荀子的判断却有所不同。
欧阳修在著名的《本论》三篇的下篇中，提到对荀卿的看法，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转变：对于荀卿“人性本恶”之说，本“始爱之”，但“及见世人之归佛者，然后知荀卿之说缪焉甚矣！”很显然，欧阳修反对荀卿，是出于抗击佛教的缘故。个中缘由自是另一桩有关荀学的公案，此处不予深论。但从时间坐标上看，《本论》的下篇成于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三十七岁时，而被丘濬引述的《新唐书》则是在嘉佑五年（1060）成书并呈进的，当年欧阳修五十四岁。欧阳修驳斥荀卿之论发生在早年，却为丘濬所忽视，他在《新唐书》中评价荀卿自成一家的说话，却并未引起丘濬的反感。
无论从丘濬博学多识的历史形象，还是通过他在《大学衍义补》中展现的知识体系来判断，我们都不应该怀疑他没读过或不理解欧阳修《本论》三篇的主旨，也没理由认为他这是因为对欧阳修生平思想陌生所致的“引用失当”。因此，惟有从丘濬并不视荀卿为外道异端的角度，方能理解他接受荀子的程度和选择其说的用意。
丘濬在既有呈进御览的计划之下，仍然征引在明初率为劣评的《荀子》，这表明当时获得官方认可的思想表述，对从这部传世逾千年的文献中获取实用知识的努力，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说服力。引述它，只是因为能恰如其分地说清道理，提供有益的资鉴，尤其是在关系到“民本”和“仁政”的用兵、行礼、节用、裕民等问题上。
这透露出，到了明代中叶，《荀子》中可供借鉴的内容，与对它做是否外于孔门正道的性质辨析相比，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士大夫更执着于《荀子》中的知识能否合乎时代之用的现实问题。这与明初重在对荀卿形象及其学说做性质判断的状况，存在着根本不同。丘濬的做法更支持了不因为学术门派或义理讨论上存在分歧，就摒弃有用见解的实用主义倾向性。也即，明中叶对荀子的评价，代表了一种基于性质判断先儒思想的价值标尺正在松动，来自现实困境的紧迫感，要求思想界要进一步增强对思想资源实用性的追求，扩大找寻解决时代难题的资源范围。《大学衍义补》的价值则说明，书中提出的能用《荀子》来答疑解惑的问题，已经尖锐到足以让编纂者和阅读者都忽略性质界定尚有歧义，甚至贬胜过褒的论据；并且，这种思想变化，已经波及到了国家上层。
四、结论
本文通过曾呈进御览并获颁行天下的经世书《大学衍义补》中透露的《荀子》，来看明代中叶荀卿形象及对荀学评价上的一些新动向，目的不仅仅是通过一个关键性的个案，来勾勒明初到中叶为官方所认可的儒学表述，对荀卿在认识上的历史变化，更意在说明儒家思想在诠释与被诠释中，成为呼应现实、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的过程。
首先，从《荀子》本身思想的价值而言，丘濬注意到了《荀子》的贡献恰好能针对他编纂《大学衍义补》时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因此荀卿所论，便是中的之“矢”。《荀子》对维护国家对内稳定的“礼”和对外安全的“兵”这两者的诠释，尤其符合当时国家在“土木之变”后亟需全面革新的形势，因此，丘濬将《荀子》引入《大学衍义补》是有意为之，这“意”便是他试图革故鼎新的政治意图。这说明《荀子》的有用性以及合乎明代中叶社会现实的适用性，已经为当时的思想界所认可。
其次，从明代中叶官方儒学的动向和取向来看，将《荀子》作为基本文献引入《大学衍义补》，说明当时官方思想家对荀学的兴趣，已经从明初着眼于对《荀子》性质的判断和荀卿弟子的恶劣影响，转向了该书中对治国、民本、节用和将兵等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的内容。虽然由于荀卿在中国思想史上根深蒂固的负面形象、明初官方思想界对荀卿的普遍否定之辞，以及明中叶尚无支持荀卿的同道者来与丘濬做同调之鸣，《荀子》至明代中叶，还未能被作为思想资源加以正面诠释，也没有付诸行动而产生实际效用。但《大学衍义补》的例子，无疑反映了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的思想求解思路，在明代中叶正逐渐显露端倪。在这一思路下，士大夫关注儒学著作的范围逐渐扩大，相对明初固有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定见，已经有所松动。
The Official Recognized Figure of Xunzi in Mid-Ming Dynasty: Seen from Daxue yanyibu
Xunzi; Qiujun, Daxue yanyibu, Mid-Ming Dynasty; official Confucianism
作者解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