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

内容提要：明代中叶以后，园林建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文人雅士和官僚贵富都热衷于此。一般认为，修造园林是文人倡导的文化活动，然勋臣武将凭籍特权也修造了为数不少的园林。他们不单是效仿文人的风雅，还建造出与文人精巧审美相别的富丽雄奇的园林，甚至开辟私家园林为公共空间，向文臣缙绅展示其审美格调与园林蕴含的政治神圣感，形成对文人主导的园林审美取向的冲击。

关键词：勋臣；武将；园林；审美 

明代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私家园林兴盛起来。一般认为，修造园林是文人倡导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但此时勋贵武官亦多热衷造园[1]。在明代“重文轻武”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武官效仿文士雅趣的造园行为，旨在打破缙绅士大夫的文化垄断，以便拓展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在勋贵武将修建园林、邀饮雅集的背后，是一张绵密复杂的权力关系网。本文尝试梳理明代勋贵武职修造园林雅居的具体过程，并剖析其中反映的社会文化动向。

一  明代勋贵武将造园活动概况

    明代勋臣因其祖先军功可世袭爵位、宅邸，尊贵的身份和雄厚的实力为他们建造园林提供了便利。明太祖朱元璋定鼎金陵后，“开国辅运”功臣被安排在南京皇城周边居住，世人熟知的魏国公徐达赐第“在聚宝门内，出秦淮，名大功坊”[2]，其余勋贵赐第鳞次相望，有至清代不颓者[3]。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北京城中勋胄赐邸更为密布，诸勋家宅邸皆位于京师五城坊巷之内，周边街道胡同因以为名[4]。明代中后期竞奢之风大行，勋臣群体世享爵禄却少有军政实权，故更加耽于生活享受，他们开始在世居宅邸内筑园雅居。嘉、万之际，文坛领袖王世贞称南京魏国公后代围绕“中山王诸邸”筑园已达十所[5]。万历年间，北京“都下园亭相望”，“多出戚畹勋臣”[6]。据《帝京景物略》记载[7]，“靖难”功臣英国公张氏花园就在其赐第堂室以东。另“靖难”元勋成国公朱氏赐第内有花园名“适景园”，因景色旖旎，被“都人呼十景园”。还有万历朝宁远伯李成梁家族故园，位于李氏“府第东入石墙一遭”。

勋臣世享爵禄，还凭借特权经营田庄等方式获得盈利。故除赐第之外，他们还有实力在南、北两京内外再购置、甚至抢占田土作园林用地。明代北京德胜门内积水潭一带“周广数里，西山诸泉从高粱桥流入北水门汇此，内多植莲，因名莲花池”，池上有“王公贵人家水轩、水亭，最为幽胜”[8]。最早环池造园者是世居北京的徐达后裔，万历朝第七代定国公徐文璧。徐文璧之园在“德胜桥右”，号“太师圃”[9]。太师圃往南不远的银锭桥旁，又有“英国公新园”，这是相对英国公赐第内旧园而言。新园于崇祯六年（1633）由英国公张之极修成[10]。相比城内的庭院而言，勋臣在京畿郊野的庄园面积更。如成国公家族别有山庄雅筑，王世贞游园后有诗赞曰：“侯家池馆胜平津，别起金沟接露岑。低水千花争掩映，浮云双树变晴阴。”[11]相比北京勋贵，南京的魏国公诸胤则圈地筑园，甚至霸占土地，将名胜莫愁湖圈为私领[12]。

除了两京的勋贵，修筑园林别馆的风气在一般武将中也广为流行。宣德朝，宁夏总兵官张泰曾在宁夏城南薰门外筑别墅“环翠楼”[13]；宪宗朝宣府总兵颜彪于“帅府之东园”自构林泉，号为“雅乐之轩” [14]；隆庆、万历间，俺答款塞，北边号称“清晏”，塞上诸将得以享受太平生活，戚继光在蓟镇山野修建具有公园性质的“可供游赏”之所，甚至得到万历皇帝的支持[15]。明末榆林大将杜文焕素好风雅，他所筑的“烟驾园”被时人薛冈描绘为“望之飘飘，如将冲举；即之稿稿，自足长生”[16]的仙家胜地。世袭苏州卫指挥使的张氏家族，至嘉、万时期已拥“甲第、楼观、假山池，前堂罗钟鼔，立曲旃，罗绮曳地”[17]，豪奢富丽。

二  武官对文人造园风格的效仿与改造

据西方人类学者研究认为，园林营造具有社会学上的身份区隔意味，“风景成为认同形成的场所”，又“是文化意义的载体”，故与景观相联系的品味与休闲行为，“帮助人们把自己和他人定位在相应的社会阶层”[18]。明代中期以后逐渐重文轻武，晚期“以文统武”现象尤为严重。对此，来华教士利玛窦以旁观者的眼光总结道：“对于解放国家的人和持同情态度的领袖们，（朝廷）也赐给荣誉头衔和年俸，他们被任命为军事长官，薪俸优厚，但和别人一样受到文官的管辖。”^[19]武官在军政领域颇受文臣管制，故勋贵大将竞相造园，无疑有追慕文士风雅，进而争取与文人群体比肩的潜在目的。汤宾尹为榆林大将杜文焕的烟驾园作记时即称[20]：

夫征逐花鸟，嘲问风月，此隐人逸客无所事事者之为，日章（指杜文焕）以彼殊才，又世将种，震世之功勋不足树也，而乃戢其健气，頫首林泉，以抟彪穿石之手而供课花剌草之役，岂非逢世太平，英雄有余于方而然耶？榆林在诸镇中最为雄紧，套虏出没无常，黑山水草未一日忘牧马也。赖天子威灵，岁効款巿，圉塞晏然，怀材抱异之士乘其暇日悠游而割文人之席，争隐士之欢。非然者，卒有缓急登坛坐甲之不暇，欲以游思竹素而托兴园林，尚可得哉？

然而，造园需遵循一套复杂的景观艺术规则，既有“花木鱼池”、“屋宇”、“叠石”的“三要素”，又需 “疏密得宜”、“曲折尽致”、“眼前有景”的“三境界”[21]。这种审美的品鉴由文人士大夫阶层掌控，尤其是江南文士，通过著书立说制定出造园的审美标准和原则，掌握了品评雅俗的话语权，勋臣武将想恰到好处的效仿并建造出精巧的园林实属不易。万历朝浙江名士沈德符就曾挖苦定国公太师圃的修造水准，称其园“似已选胜”但“堂宇苦无幽致”[22]。刘侗也嘲讽太师圃内“土垣不垩，土池不甃，堂不阁不亭”[23]，虽保有一丝朴拙，但并不符合雅士崇尚的精巧的标准，“堂之制，宜宏敞精丽，前后须层轩广庭”而“四壁用细砖砌者佳”[24]。武将也只有不断提高审美，追随江南文人的雅意。

出身士大夫阶层的武官在师法文人审美情趣上有先天优势，锦衣卫史家即是典型。原籍南直隶的锦衣卫史氏本文臣出身，其先祖系给事中史俊，俊子太仆寺少卿史际因嘉靖朝时以义师抗倭，荫子锦衣卫百户世袭，史际子史继书承荫后累官锦衣卫堂上佥书管事，继书子史致爵又袭百户，累擢至指挥使[25]。史俊、史际父子以缙绅起家又“号多宛财”[26]，自然有造园热情，因此史际晚年得享“园亭山水之胜”。史家后人锦衣指挥史继书、史致爵承先辈余泽，将园林视为家族事业而发扬。据《溧阳县志》载，史家世居的“沧屿园”位于溧阳城北，四传至锦衣指挥致爵[27]。史致爵另自建“广约四十亩”的“逸圃”[28]等雅筑。史氏四代经营的沧屿园山水楼台布置精妙，受到士绅群体的欣赏与追捧。邹迪光《沧屿诗一首为史金吾题》称其“菟裘在城市，城市亦郊原” [29]，有“大隐于市”的格调。时人汤宾尹称：“史为江左冠族，富贵丰久”，所拥园林“耳目之观弥壮”，故“高鸿显盛之家而世袭林园泉石之致，亦可谓破忙以致闲”[30]。汤宾尹用“江左冠族”而“世袭林园泉石之致”形容史氏，是为了说明其后代子孙的世袭锦衣军官身份，非但未动摇家族的文化品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份家族事业提供了保障。

勋臣家族在修造园林时，不但力求向文人的审美靠拢，还力图将文人风雅与勋臣的贵重结合，建造出富丽雄奇的园林。北京西郊阜成门外惠安伯张氏园中杂植牡丹、芍药，牡丹称花王，芍药称花相，俱花中贵裔，惠安伯张氏本勋戚贵胄[31]，他们广栽牡丹、芍药于花圃，既契合文人的审美标准，又凸显了皇亲勋裔的身份，连沈德符也赞张惠安园“可观”[32]。成国公适景园中，景致虚实相借，曲径通幽，核心景观是堂后一株四五百岁身大于屋半间的参天古槐[33]，其他景致皆围绕古槐错落布置，给观者以鲜明的视觉冲击。成国公家族如此重视古槐审美价值的原因，就在它悠久的树龄、挺拔的气魄，能凸显朱家山河带砺、与国休戚的贵族身份。此外，该园内“有台，台东有阁，榆柳夹而营之，中可以射”[34]，为游园者开辟了比试弓箭技艺的场所。朱氏将家族崇尚武功的传统融汇到园林修造之中，体现出与文人不同的造园意识。

三  造园与武官社会文化影响力的彰显

传统文人园林具有封闭与私密的特征[35]，但勋贵武职多开辟自家庄园为半公共空间，承接文人墨客的游览集会[36]。如都城牡丹盛开时，游人无不往观惠安伯园”，，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文人也常以张家花园为聚会结社的地点。万历三十五年（1607）四月初四，袁宏道同李腾芳、顾天埈、汤宾尹等朝士赴惠安伯园看牡丹，园主张元善“伺客甚谨”，众人赏后意犹未尽。至四月二十六日，袁宏道又与弟袁中道、族弟袁寓庸，会李腾芳、顾天埈、丘坦、陶孝曾等再赴张氏花园赏白牡丹，并“大醉而归”[37]。魏国公子弟常招延南京文士至自家园囿雅集[38]。

勋贵武将开放私家园林，邀请文人墨客参与宴会，带有展示与炫耀的意味。他们一方面要对文人雅韵表示膺服，以求得到文士的认可；另一方面要宣扬自己独特的文化品味，打破由文士垄断的话语权。事实上，部分勋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人的传统园林美学，树立了自己的社会文化权威，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点：

首先，勋臣大将凭借身份优势，不惜花费重金修造庄园，有“尽损其帑，凡十年而成”^[39]者，从而形成自己的造园风格。唐顺之概言：“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缴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至”[40]。可见勋贵造园多有富丽雄奇之风，甚至带有一丝堆砌感，体现了贵胄之家的宏阔气魄。王世贞也用“雄爽”、“清远”、“奇瑰”、“华整”[41]等词汇描述南京徐氏诸园的气韵。锦衣卫军官在追求雅筑的豪奢方面不输勋臣，史继书在家乡溧阳郊外“疏泉架壑为楼观，极宏丽”^[42]，开山断流，耗费之巨可想而知。镇将庄园则以雄浑奇诡的边塞风情见长，如榆林大将杜文焕所拥“五岳园”仿五岳山势而建，园中“怪石森列，或立或仆”，时人焦竑赞其“坐使幽遐瑰诡之观，不鞭而来，无胫而致，斯已异”[43]。这些将门花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造甚至颠覆了文人制定的小巧精雅的园林风格，使士大夫不敢轻视。王世贞以修造和品鉴园林为能，但南京魏国诸园壮丽的景观还是给他以强烈触动。王世贞对魏国南园的景致做了详尽描绘，将惊叹和艳羡的心情表露无遗：“入门，朱其栏楯以杂卉实之，右循得二门，而堂凡五楹，颇壮。前为坐月台，有峰石杂卉之属。复右循得一门，更数十武，而堂凡三楹，四周皆廊，廊后一楼更薄，而皆高靓瑰丽，朱甍、画栋、绮疏、雕题相接。”[44]魏国公西园景观亦奇伟，王世贞赞其假山“惊绝”：“吾游真山洞多矣，亦未有大隃胜之者”，有“恍惚若梦境”[45]之感。甚至以“天宫”、“仙境”等赞美徐氏诸园 “侯家楼馆胜神仙，况尔烟峦四接连”^[46]。

    其次，建于朝廷赐第之上的勋臣园林，带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由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存在着一种古老而繁琐的象征主义”[47]，故勋爵世居京城，凸显了诸侯维藩、永拱帝室的政治含义。因此，那些传承百年以上的勋臣赐第内的园林就具有了非凡的神圣性，昭示着“不是策勋麟阁后，谁应开第凤台中”[48]的贵族风范。这种风范显然对文士具有相当的震撼力。欧大任观南京魏国公西园时就直白表达：“上公别业傍金门，开国千秋带砺存。楼古尚题烽火字，台高犹识凤凰原。”[49]

由于武官园林建造水准日趋精湛，明代中后期甚至出现文官效仿勋贵园林的现象。据汪道昆《季园记》载，嘉靖中，有中书舍人吴季子“雅游诸勋贵间，凡诸宫室苑囿、台沼山陵，靡不历睹之”。季子致仕归乡后，开始“相土宜，操轨物，仿将作，授工师，自门庭以及堂皇，莫不爽垲”[50]。由此可见，勋臣通过造园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臣设置的文化壁垒，扩展了社会影响力，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地位。  

对文人士大夫而言，他们掌握了修造和品鉴园林的话语权，而在“文、武两途”及“以文统武”的制度背景下，武官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受到文臣压制，他们试图通过造园活动步趋文人风雅，在文化上希望得到士绅阶层的认可与尊重。一些武官不甘心被文人园林的审美标准束缚，他们凭借政治经济上的优势，极力打造独具一格的庄园雅筑。这些园林或以富丽的华贵之气为显，或以雄奇的边塞风情见长，或因坐落于钦赐的宅邸内而具有显赫的政治象征意义。勋臣武职特意开放自家园林，邀约士人来访，打破了文人对雅致文化的垄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社会文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