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

 

〔摘 要〕 嘉靖皇帝出于统治的需要，效法仁宗赐大臣银印准密言奏事之先例，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银印密疏”言事之法。皇帝赐予近臣银印，使他们拥有超出其他大臣的特殊地位，形成某种君臣同盟。世宗通过密谕、密疏与得印官员商讨国家事务，指挥他们打击朝中的反对势力，而得印者自身也因银印被君主牢牢控制。由于被赐银印者多为内阁臣僚，所以这种“银印密疏”的使用。

〔关键词〕 “银印密疏”；“大礼议”；议礼诸臣；议政私密化

 

明代的“银印密疏”制度由仁宗朱高炽所创，而赐予臣子银印数最多的却是世宗朱厚熜。^[1]有学者曾对整个明代的密疏制度进行了细密论述，间亦涉及“银印密疏”。^[2]但笔者经过研究发现，嘉靖帝赐予臣僚银印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密谕与密疏，联络并控制议礼派以打击反对势力，同时操纵官员铨选。不仅如此，皇帝还可以借助银印有效地约束得印官员。因此从本质上说，嘉靖朝的“银印密疏”制度是更为专制的产物。本文拟通过分析嘉靖朝赐印、夺印及“银印密疏”奏事制度运行中的细节，揭示明代这一时期内阁议政的秘密化倾向。

 

  一、嘉靖帝使用“银印密疏”的政治背景

 

（一） “李福达狱”与世宗打击言官群体

嘉靖帝以外藩入统后，不欲如杨廷和等老臣所请，嗣其伯父孝宗，反要封生父兴献王为帝，双方各执不下，引起了明代历史上有名的“大礼议”之争。研究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做出公允的评判不是本文的目的，但在“大礼议”后出现的嘉靖帝利用张璁、桂萼等议礼之臣裁制朝中反对力量的情况，却与笔者所关注的“银印密疏”问题直接相关。史家常评张璁、桂萼为“得柄得君，钳制天下”。^[3]而议礼之臣在皇帝授权下钳制其他大臣的行为可以看做是“银印密疏”的前奏。发生在嘉靖五、六年间（1526-1527）的“李福达”案，就是嘉靖帝操控议礼之臣打击言官群体的代表事件。

李福达是参与山西代州白莲教起义的教众，后变换姓名、籍贯，与二子以补匠役之名流窜京师，来往勋臣武定侯郭勋家烧炼，以黄白之术邀宠，后为仇家所告发，入狱。此事本为一桩简单的“妖案”，山西巡抚江潮、巡按御史马録等会审后，定李福达“以极刑商有余”，并及郭勋“结纳匪人之罪”，上报三法司复核。^[4]爰书上后，都察院都御使聂贤等“覆奏如”马録等。^[5]但郭勋是在“大议礼”过程中受到嘉靖帝重视的勋臣，有“张永嘉暴贵，武定侯郭勋首附之，因得上异宠”之说。^[6]郭为了避责，“乃与张璁、桂萼等合谋为蜚语，谓廷臣内外交结，借事陷勋，渐及议礼诸臣，呈志自快”。他们的谣言为嘉靖帝深信，“而外廷不知也”。^[7]此后，嘉靖帝一再要求复核此案，甚至打算御审，于是“李福达案”走向尽翻的地步。

其实，张璁等人的造谣仅仅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嘉靖帝在“大礼议”中形成的对科道官的猜忌才是导致案情逆转的根本原因。御史、给事中以诤谏为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站在杨廷和一边，反对嘉靖帝议礼。仅参与“金水桥哭谏”的科道官就有五十一名，比例占哭谏官员人数之首。^[8]有的学者指出，科道官不驯顺的表现使“嘉靖帝恼火，因此嘉靖帝对言官产生了厌薄、憎恶的情绪，每每加以重谴”^[9]。“金水桥哭谏”后，言官们继续弹劾议礼诸臣。如议礼臣席书排挤廖纪，取代他为吏部尚书时，科道官张羽廷、周在等交章弹劾席书“构结是非，阴行箝制，无大臣礼”。^[10]又如嘉靖六年（1527）的京察，张璁、桂萼分别被南北科道攻击，二人虽奉圣旨留用，但心生恨意。^[11]

科道官为嘉靖帝及议礼之臣所深恶，所以嘉靖帝是想通过“李福达案”排挞屡违上意的言官，而张、桂等也风旨行报复。沈德符曾说，“妖人李福达一狱，世宗疑御史借端倾（郭）勋”，故命令张璁以兵部侍郎署都察院，吏部侍郎桂萼署刑部，少詹事方献夫署大理寺，而“三法司之长，俱下狱讯治”。^[12]可见，世宗是令亲信代管三法司，组成一个凌驾于司法体系之上的，完全听命于皇帝的审判系统，以非常规的办法压制其他臣僚。张、桂等人在审理此案期间用尽酷刑，力主翻案。^[13]最后，张璁上章定案，完全否认了“李福达狱”的初审结果，把首罪加于科道官头上。他判定巡按御史马録因“朝人多仇恨郭勋，遂复跟究此事”，而给事中常泰、给事中刘琦等“俱妄说我知得跟因，遂将张寅作李福达。”张璁断此案“起于马録陷害郭勋，成于常泰、刘琦、刘仕党助马録”。^[14]同时，张璁不忘把“李福达”案和“大礼议”联系起来，凸显世宗的幕后主审地位及议礼诸臣审理此案的合理性。其疏曰：“幸赖圣明独断于上，多官公审于朝，事皆装诬，人各输服。当夫礼乐之兴而复致刑罚之中，真可谓大圣人之所为。”^[15]

张璁还点名批判给事中、御史王科、郑一鹏、秦祐、沈汉、程辂，姚凤鸣、潘壮、戚雄、张达、高世魁等，说他们“诬妄”、“奸恶”、“兴逆案驾祸”，^[16]并进一步彻底否定言官群体，他说：

 

朝廷设科道官，本以为明目达聪，绳愆补过，使奸宄不行，赏罚必当也。今遴选非人，缔党求胜，内则奴隶公卿，外则草芥司属，任意横行，殆非一日。是以豪杰丧气，忠勤易心，坏乱纪纲，颠倒法度，遂致言路壅塞，忠告不闻，下积人怨，上干天和，莫有甚于此时者也。^[17]

 

（二）“银印密疏”与议政私密化的需要

经过“大礼议”，嘉靖帝愈发雄猜独断，凡事必与议礼诸臣商讨才得安妥，旁人难及。在“李福达狱”之中和之后，皇帝试图摸索出一套与议礼诸臣秘密协商，以制裁、清洗潜在反对派的方法。

嘉靖六年（1527）六月，时任礼部侍郎的议礼功臣桂萼以“大礼为言，耸动上听”^[18]，称曾在“大礼议”中反对嘉靖帝的故大学士杨廷和“广树私党”，而“遗奸犹在言路”，于是借“宪宗初年科道官于拾遗之后互相纠察”为例，请命科道官互纠。此议一上，引起朝中大臣，尤其是吏部臣僚的激烈反对。然而世宗最终首肯了桂萼的意见，诘责吏部官员党护，并“令科道互相纠举，考察遗漏者”。在皇帝的极力支持下，桂萼的意见勉强通过。^[19]

桂萼由下至上，公开奏疏请求皇帝裁制其他官员的做法欠权威性且不够秘密，必会招来满朝的反对。鉴此，嘉靖帝便自上而下地单独向某个议礼之臣下谕，令其执行具体打击任务。嘉靖六年（1527）七月初八日，时以兵部侍郎署都察院事的张璁给皇帝上奏说：“近奉圣敕谕事理，已将巡按不职官员沙汰更替外，但恐旧法不申，则弊风仍踵矣”，他连上“宪纲七条”，其中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领官、各道监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等事，许互相纠举”的条款。^[20]所谓“奉圣敕谕”，指明了对巡按御史的沙汰是在世宗授意下完成的。在这种授意下，掌都察院的张璁已经考察斥除御史十二人，所谓“宪纲七条”，也是为“钳束巡按御史”而设，^[21]明显是借“李福达狱”之余势，继续惩治言路。

嘉靖六年（1527）十月，世宗将张璁简入内阁。内阁是皇帝的秘书班子，阁臣为天子近臣，皇帝擢拔张璁进入内阁的目的之一，就是进一步密切与张的关系，继续利用张制衡政局，对此，时人总结如下：

 

肃皇帝以茂龄由藩邸入登宝位，继嗣继统之议未定。新主尚少，旧臣恃恩，徃徃执刊定之成礼，以胶父子兄弟之辙，主心不能无孤。公（张璁）虽新进，宿学老成，能据礼援经以与之衡，而□三事大夫之口，天子倚之。^[22]

 

裁制反对臣子的计划当然要越保密越好。如前文所述，议礼之臣的公开上章很容易受到其他朝臣的攻击，皇帝单独对臣僚下圣谕也不能确保事务的机密。所以，张璁入阁之初，嘉靖帝便命宦官将自己的手敕密谕传递给张璁，与之沟通。史载，世宗“欲有所为而未就，或有所疑而未决，辄下手札，非时遣小黄门赍以问”张璁，并“立索回奏”，张璁“援笔随应”，朝中事务无论巨细丰约，世宗必俟张璁“商榷而后定”。^[23]以太监传递的已经是一般的密谕、密疏了，但嘉靖帝还需要更制度化、效率化的秘密言事渠道。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嘉靖帝开始赐张璁等大臣银印，“银印密疏”的议政方式应运而生。

嘉靖六年（1527）十月，嘉靖帝对刚刚入阁的张璁说：“朕有密谕，卿勿令他人测知，以泄事机。”又亲谕言：“朕与卿帖皆亲书，虽不甚楷正，恐代写有泄事情。”张璁马上回奏说：“圣心慎重之至，尚恐出入封识莫为左验窃闻。”于是，张璁引仁宗赐大学士杨士奇等银图书准密言奏事之例，请世宗赐予印记以达成君臣间的秘密交流。世宗即刻采纳此议，分别给予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张璁、翟銮以及吏部尚书桂萼银章各两枚，其中杨一清的印文是“耆德忠正”和“绳愆紏违”，张璁的是“忠良贞一”和“绳愆弼违”，翟銮的是“清谨学士”和“绳愆辅德”，桂蕚的是“忠诚静慎”和“绳愆匡违”。^[24]

为保证“银印密疏”的使用效果，世宗对银印的使用方法、秘密文件的书写格式，均作出了严格规定。世宗赐予诸大臣的银印是两枚，至于为何要如此，皇帝在给杨一清的回谕中说的很清楚：

 

今以银图书二枚，凡讲学政事，问于卿者，以“耆德忠正”印封；若或朝政有差，忠言未纳，用舍倒置，诸凡利于小民，关于朕德及政事之缺者，以“绳愆纠违” 印封。皆以密疏来闻，庶得徵验其真，亦朕免于过矣。^[25]

 

对杨一清的命令必然也适用于其他受印者。不难看出，杨、张、桂、翟所领刻有“德”、“忠”等文字的银印用于回奏皇帝的密谕提问，这种密奏是被动性的；而刻有“绳愆”的银印章用于主动上奏有关朝政要务的密疏，其法之严密规整可见一般。

此外世宗还规范了“银章密疏”的文书格，这些规范对他自己和臣子都有效。在对杨一清的圣谕中，世宗认为，皇帝给大臣下的文件“亦不可无封记”，所以令制一套文书样本，“正面画一云龙，上批‘谕某官’，中用政事文劄验记一颗，背封口上用‘御封’二字，庶出纳有验”，用这种方法起到“不致有漏事机”的作用。他还特别对杨一清强调：“朕无可谋者，用与卿预计可否，通议来闻。并赐印字样，也劳撰用，密之。”^[26]世宗告知杨一清该格式，并委托杨秘密转告张、桂、翟三人：

 

兹今所赐卿等四人封疏印记，又徵验其真。凡所上秘疏，可于幅后小书某字号，自一至若干，庶上下方知亲见。朕虑时人最滑诈，倘一失之，我君相必被他人向间也。……今编四字，仍劳卿密说他三臣，以见朕意。卿用“持”字，璁用“忠”字，萼用“秉”字，銮用“正”字。^[27]

 

世宗制定的这套“银印密疏”的议政模式，既规范了皇帝的密谕又规范了大臣的密疏，保证了从上到下的严密，显然是出于特殊的考虑。历史上多将世宗借“李福达狱”裁制言路，擢张璁入阁，复“银印密疏”的过程作连带性描写。说嘉靖帝“以狱事出孚敬手，益爱重之，且念御史纵非璁莫能制，旬日间进孚敬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俾仍掌都察院，而萼为礼部尚书”，不久便“赐孚敬、萼银记各二”。还敕谕张璁“约束中外御史”，可“密疏言事”。^[28]可以说，“大礼议”后世宗不断构建与议礼诸臣的特别联系，从“李福达狱”中凌驾于三法司上的特殊审判组，到单独对臣僚下圣谕，再到遣太监传密谕手敕，嘉靖帝与近臣的议政愈发向私密化发展。嘉靖帝在赐银印前就对张璁说：“朕有密谕，卿勿令他人测知，以泄事机。”使用钦赐银印章加封文件的方法非常正式，可体现皇权的威严，且制度化地保证了皇帝的下谕及臣子的上言都达到“绝密”的效果。嘉靖“银印密疏”奏事法是“大礼议”后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议政进一步私密化的产物。说到底，皇帝是想通过赐印，抬高某些大臣的地位，构建特殊的凌驾于一般朝臣之上的君臣同盟关系。处于主导地位的皇帝在此关系中秘密操纵得印大臣，排挞异己，约束朝中其他臣僚，借以维护统治。

（三） “大礼议”与银印授予

要深入了解“银印密疏”，就不能不一览得印诸臣的情况。受印四人中，除桂萼为尚书外皆为阁臣，而桂被特别授予“密封言事与辅臣埒”的权力，嘉靖八年（1529）二月即以武英殿大学士入阁。^[29]可见银印与阁臣身份有着直接关系。此后的一段时期，嘉靖帝通常会把银印赐予已经入阁的大臣，甚至有些宠臣会先得赐印，然后入内阁。阁臣是与皇帝关系最为紧密的朝臣，入阁是与皇帝建立特殊同盟关系的重要条件，而这种关系正式建立的标志就是被赐银印以密疏言政。内阁大学士本有密疏的权力，甚至一般朝臣在应对特殊情况时也可密疏奏事。^[30]所以银印不仅是奏请密疏的工具，还是证明臣子特殊地位及君臣特殊关系的信物。相对于一般阁臣和其他朝臣，得印诸臣与皇帝间的亲密度更高，他们通过“银印密疏”讨论的问题通常是重大、绝密的机构更替、人员选除事务，且得印诸臣的秘密言事的效力也更强，对君主决策的帮助很大。以上这些均可从笔者后文的叙述中体现出来。得印诸臣中有阁、部臣，还有张璁这样以阁臣领都察院事的兼具辅政、行政权力的大臣，他们被组成更加秘密的君主政务班子，既可以参议皇帝的决策，又可以直接执行皇帝的命令，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

张璁、桂萼是老牌的议礼派，必然会被世宗重用而特给银印，但杨一清、翟銮并非议礼派出身，他们的宠遇又是如何得到的呢？根据历史记载，嘉靖帝虽“赐大学士杨一清等银图书各二，许军国重事密疏以闻”，但张璁入阁，“一清为首辅，翟銮亦在阁，上待之皆不如璁”。^[31]另有史载，“上尝赐一清银印记二”，而“张璁亦入阁，”得到“先被赐”的待遇。^[32] 可见他们之间确有待遇的不同。现分别论述杨、翟二人的情况。

实际上，杨一清的入阁及被授银印直接得益于他和张璁等人的关系。根据时人郑晓的说法，“论大礼入阁者，席文襄、张文忠、桂文襄方文襄四人，若杨文襄再入阁，以称张疏，李文康以谕德是张说入阁”。^[33]这其中杨文襄即杨一清，所谓“称张疏”是指杨一清曾对门人乔宇说起张璁，并评价张璁的礼议是“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因此，显贵后的张璁便“颇引一清”，皇帝对杨一清也是“恩礼加渥”。^[34]不难看出，杨一清在议礼的态度上是趋近张璁而支持嘉靖帝的，笔者认为可称他为“准议礼派”。杨一清支持议礼的立场是他顺利进入内阁并受银印，与张、桂一道成为皇帝心腹的根本原因。有的史料记，当时另一议礼派人物席书与内阁元老费宏有隙，“张璁、桂萼亦力排宏”，正巧御史吉堂请召还杨一清，“以消朋比”，于是嘉靖帝“因议礼故，欲藉一清以箝众口”，命杨一清以吏部尚书入阁。^[35]

再说翟銮。他既不是老牌议礼派，也未曾表现出赞同议礼的态度，他没有与皇帝构建特殊关系的资本，其入阁、得银印的过程很特殊。仅因嘉靖帝曾两次欲让张璁入阁，首次廷推不得，二次廷推举翟銮，又有太监从旁又不断赞誉，翟銮才被准许进入内阁。^[36]当杨一清上疏提醒嘉靖帝银印章不要授予过滥时，嘉靖帝马上回书曰：

 

泛及多人，则谋不成，事易浅。朕欲止赐卿及璁。并尚书桂萼未入阁，又见办事有翟銮，所以先銮后萼，以重辅臣之意。今既得卿奏，朕意决而无疑。^[37]

 

可见世宗根本就没想把银印章赐予翟銮，只是由于他阁臣的身份，才勉强授予。杨一清见自己的奏议有可能使翟銮失去银印密疏的资格，就上言挽回局面，他说：

 

……圣意欲去銮之赐，加以萼。切惟銮既在内阁同事，有萼无銮，恐体面未称，銮心不安。臣昨称其清谨无伪，小心慎密，似非过美，而皇上“清谨学士”之褒，最称其情。乞如初谕并赐，翟銮幸甚。^[38]

 

翟銮的银印章虽然保住了，但这枚印章所蕴含的政治效力大减，它仅可被看做是一种来自皇帝的礼仪式的赏赐，并不是特殊身份与特殊关系的标志。这种不同表现在翟銮银印的印文上。^[39]嘉靖帝所赐银印有“其数有二，其文有八，随人品题，虽事责效”的特点。^[40]以翟銮为例，其印文为“清谨学士”，而张璁的是“忠良贞一”，杨一清的是“耆德忠正”，桂蕚的是“忠诚静慎”。除翟銮外，其他三人的印文都含有“忠”字。“忠”是古代君臣之大伦，张、桂、杨三人都是以在议礼活动中忠于世宗的表现而得重用的，而翟銮仅是凭“清谨无伪，小心慎密”被推入内阁，这种区别导致了大臣们银章“含金量”的不同。

翟銮自己也很清楚这种身份的差别，甚至故意降低银章的使用效力，尽量不去上密疏。史载，受印诸公“时有密启”，翟銮“独无”。皇上“尝诘之”，翟銮辩解曰：“臣忝逢尧舜在上，事体俱各稳，当时以未敢有闻，非敢怠忽也。^[41] 有材料记载翟銮解释了不上密疏的原因后，嘉靖帝对他轻蔑的态度，其文曰：“时一清位高而辈前，璁贵用事，俱时有所陈启，銮墨墨而已。上诘之，则曰：‘圣德无可献替。’上以是心易銮。”^[42]而《明史》对此事有不同的记录，说当时张璁、桂萼“皆以所赐银章密封言事”，翟銮“独无言”，世宗诘责他，翟銮则顿首称谢，自言无能，反倒取得了“帝心爱之”的结果。^[43]其实，不论嘉靖帝对翟銮“心易之”还是“心爱之”，都是不矛盾的。世宗所鄙所爱的皆是翟銮平庸谨慎之性格。正因庸谨无为，所以皇帝对翟銮少有戒心，但这种人物亦不堪皇帝重用，仅是个庸碌的“伴食宰相”。

综上可见，除了翟銮，张璁、桂萼、杨一清都是在“大礼议”中支持过世宗的臣子，这种背景是他们取得皇帝信任，并有机会得到“银印密疏”的政治基础。自后，在礼制变革、玄修方面迎合世宗，就成为朝臣获得银印的重要条件。

 

   二、嘉靖六年“银印密疏”之法的确立

 

（一） 嘉靖帝对翰林官的打击和控制

嘉靖六年（1527）世宗初赐银印，“银印密疏”即产生极大作用，引出不少重要现象，

形成一些常例。了解这一年“银印密疏”的使用情况，对研究它在嘉靖朝的后续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除翟銮外，杨一清、张璁、桂萼均积极以“所赐银章密封言事”，嘉靖帝历来关心的礼制事务当然是君臣秘密沟通的重点内容，^[44]而杨一清密疏奏折中还有很多是涉及讲学的^[45]，可见学问召答也被看成是密谈之务。礼仪、讲学虽是要事，但嘉靖帝与大臣以密谕、密疏所交流的更具政治意义的事情却与排压朝臣有关，这也是他要使用“银印密疏”的议政方式的关键所在。议礼诸臣致力于继续制裁言官，媚上固宠，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载：

 

孚敬念以书生片言当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称塞，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离其党，一意奉公守法，不复卹讥怨。其驭御史一以威，时时有所糺按，然亦不至毛鸷，而性特廉介。萼外示缓而中实险急……^[46]

 

与此同时，他们又开始在皇帝的指使下排压翰林官。

和科道言官一样，翰林文臣也是在“大礼议”中积极反对嘉靖帝的一股力量，其中尤以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最为著名。嘉靖三年（1524），张璁、桂萼被世宗召为翰林学士，杨慎偕翰林官三十六人上言，称“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提出不能与张、桂同列，请求赐罢斥。嘉靖帝大怒，切责杨慎等人。一个月之后，杨慎和翰林学士丰熙等疏谏，不久他们又参与了“左顺门事件”。震怒的皇帝将带头哭谏的八名臣子下诏狱后，杨慎及翰林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声彻殿庭”。彻底被激怒的世宗把杨慎等人“悉下诏狱，廷杖之”。^[47]

从上可见，嘉靖帝对翰林院官员愤恨已久。其实早在嘉靖初年，议礼重臣霍韬就提出过外放翰林诸臣以惩罚之的建议，只是碍于公议没有执行。^[48]根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张璁入阁后，借侍读学士汪佃“讲书不惬上旨”，皇帝令吏部将汪佃调外的契机，以密揭请将不称职的翰林文臣改为他官，杨一清此时也“附会其说”，沙汰翰林官的行动便推广开来。^[49]《万历野获编》的这种记载给人以张璁是沙汰翰林官主谋的感觉。与此相似，时人徐学谟也怀疑皇帝是在张璁密揭的影响下，命内阁考纠翰林官的。^[50]《明史》的编纂者甚至认为，此次对翰林官的打压，完全是出于张璁的记恨，因为张璁初拜翰林学士时，“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51]。但张璁和杨一清的密疏原文却显示出世宗才是外放翰林官的主谋者。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张璁上疏请除遣翰林，此疏应即密揭：

 

圣谕令内阁再严加选择翰林官，并将庶吉士除遣不须教养，此破奸党第一要紧事也。臣以此辈切奔竞口，尚孔臭，固不应处之翰林，而科道官又岂可不更事者居之。皇上本以辈不堪教养，早为除遣，安可一概照依三年教养乘毕之列授官。臣愚以此辈庶吉士既不堪教养，相应照原甲第除授部属州县等官，如此则将来庶吉士之选，必无营求幸进者矣。^[52]

 

世宗认为翰林官“不堪教养”，应该“早为除遣”，并下“令内阁再严加选”，这才有了张璁的密疏意见。所以，做为臣子，张璁是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好恶来裁制其他臣僚的，他的地位、权力，均来自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要时刻为皇权服务。这一点可以从杨一清针对外放翰林官问题所上的密疏中得到印证。杨一清的密疏首先重复了嘉靖帝的圣谕：

 

近日朕着选翰林院，其实因党兴日多，他日进之左右，岂不为害国家，将乱我君臣之制作，以复彼私。卿等可速考选，勿得姑容忽略。凡不堪在衙门的，并庶吉士亦考可否，尽数退改。果阙多人，别用选任，或将上年中科内用，以清务之地，亦消后来之患。钦此。^[53]

 

针对皇帝的圣谕，杨一清做了如下回答：

 

臣前承谕，已与张璁等细加访验，将翰林讲读以下官员，文学疎浅，器质凡陋，义礼不明者，开具上请，方在议处间。兹者，伏蒙密谕，臣等敢不用心。^[54]

 

杨一清的密疏凸显了嘉靖帝的幕后指挥的形象。皇帝把曾反对自己的翰林院官属列为“党人”，以密谕向阁臣张璁、杨一清布置裁制翰林官的大方案，而张、杨不过是“破党”任务的具体执行者。以银印为纽带，君臣之间通过密谕、密疏有效地上通下达，秘密安排裁制翰林官的计划，完成君主的政治目的。

    嘉靖帝清洗了翰林院以后，就开始着手铨选新的翰林官员补充职位的空缺。公开的推选并不能保证新的官员皆为俯首之辈，所以世宗希望继续以密谕、密疏讨论的形式指挥张璁等人选补臣僚。嘉靖帝给张璁下谕曰：“朕念深宫所居，何由得知某贤某不肖，需卿密预造朕，疏名以闻，方可简授。”对此，张璁做了名为《论馆选、巡抚、兵备、守、令》的回奏，其间涉及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多个部门的官员铨选问题，这些本应置于公堂处理的事情却成了皇帝和张璁两个人秘密讨论的对象。在谈到选补翰林院职官时，张璁不忘称赞皇帝此前沙汰翰林的行动，并提出选拔翰林的标准，他说：

 

臣切惟今日翰林、春坊等官，俱以缔党忘君为心，虽稍有大才者，亦终不足赖，皇上令其一切外补，要地诚得一清。然非真得文行器识远过此辈者补充，其何以备今日讲学，储他日卿辅也！当必推所宜，不拘内外。^[55]

 

针对皇帝提出的让张璁密疏上报候选官员名单的办法，张璁认为自己在翰林院官员的选择上“所知者虽有数人”，但鉴于皇帝明旨“着吏部会同礼部、都察院精选”的要求，他自己“当会桂萼、胡世宁等密加审择，必皆真知其人可用，然后敢疏名上请”。^[56]可见，将被补入的翰林院官员表面上是经部、院公开选定，而实际人选要通过张璁密请和皇帝亲批来定夺。嘉靖帝通过密谕、密疏指挥近臣以控制铨选，保证朝中无反对的声音，从而牢牢把控局势。

（二） 得印诸臣以密疏相互攻讦

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对翰林官的裁制还引出起了得印诸臣利用密疏相互攻击的现象。史载，时“首辅一清议散馆，欲留陆粲等数人为翰林，而上难之”，张璁便密疏言：“此曹子皆费宏所植私士，而一清成之，勿留便。”皇帝于是决定出陆粲为给事中，另有三四人为御史，所留空缺“皆用故资选补”。^[57]得印诸臣互攻之势愈烈，竟酿成杨一清和张、桂间的公开矛盾，以致“璁、萼既入内阁，耻杨一清居上，则日夜攻之，必去而后”。^[58]有的学者已经清楚地指出，嘉靖朝阁臣间密疏攻讦的状况，也是皇帝“独断乾纲”，“控制内阁”，“把握朝政”的产物^[59]。张、杨的互斗问题有着复杂的背景和进程，非笔者三言两语可说清，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在张璁密疏攻击杨一清的同时，杨一清也在以密疏的方式自我辩解并攻击张璁。^[60]这样，每个臣子单独向皇帝密疏，而最终的决策权在皇帝手中，实际上形成了受印诸臣间的互相监督和相互制约。

综上所述，嘉靖六年的集中授印体现出几个鲜明的规律，为此后的授印建立了制度性的范本，现归纳如下：

1、嘉靖帝旨在通过“银印密疏”抬高某些大臣的地位，构建一种由皇帝主导的特殊君臣关系，在这种关系下，皇帝可以秘密地与亲信商谈要务，并利用得印诸臣以打击其他臣僚，操控官员的选免。

2、被授予银印准密奏的臣僚多是议礼出身，这是他们取得皇帝信任的先决条件。

3、内阁是与皇帝最贴近的国家机构，所以被赐银印的通常是阁臣或有望进入内阁的皇帝宠臣。

4、“银印密疏”的政务形态充分体现了明代中后期辅政制度越来越秘密化的倾向，这种秘密化倾向的背后是皇帝决策的专制性和大臣依附地位的强化。

                      

   三、“银印密疏”在嘉靖朝的后续发展

 

    嘉靖七年（1528）到十年（1531）间，世宗只赐予了方献夫一人一枚刻有描述性文字银印。自嘉靖十年三月始，世宗又陆续赐予大臣银印，李时、夏言、费宏、顾鼎臣、严嵩等人先后各得到一枚刻有描述性文字的银印章，而刻有“绳愆”等字样的银印不再被使用。嘉靖帝做出这种变动，可能是为了简化密疏的程序，因为任何密疏都是为了服务于皇帝，没有必要把应对皇帝提问和大臣主动奏请的密疏分别用不同的银印加盖封识。嘉靖二十二年（1543），严嵩得印，此后世宗便终止了赐印的行为。

这一时期赐印的特点基本延续了嘉靖六年以来确立的范式，没有很大的突破和变化，但有些问题还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依次论述如下。

   （一） 得印大臣的情况

自方献夫后，获银印者先后进入内阁，除费宏外，他们均在礼制改革、玄修等事务中表现突出，这与张璁等人相符。费宏是正德旧辅，“大礼议”中未强谏，亦未反对。当时张、桂“以当上心骤贵”，为翰林诸臣所贱之，费宏“亦不能异”，故议礼派“复恨宏甚于恨杨廷和”。^[61]最终费宏不堪议礼派诋毁，“以疾求去”。嘉靖十四年（1535）十月，张璁去位，皇帝这才“思用旧臣”，“手敕起宏于家”，于便殿赐“旧辅元臣”银图书一颗，赐印后不久，费宏去世。^[62]由此可见，费宏的情况很特殊，可不列在论。现依次介绍其他得印者：

方献夫是议礼老臣，在“大礼议”中曾与张璁、桂萼等“协力赞决”，使得“圣心嘉悦”，有了“宠眷日降”的地位。^[63]嘉靖八年（1529）九月初七，时任吏部尚书的方献夫被皇帝赐“忠诚直谅”银印一枚，准密疏言事。^[64]第二年九月，方献夫离职，其银印旋即被收回。嘉靖十一年（1532）五月，方献夫复以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应召，同时“进兼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此刻，世宗又以“原赐银印记给”之，“使宜承命”。^[65]关于方献夫银印被收回、复赐的情况，笔者将在后文重点说明。

    李时是因“赞议郊庙诸礼”，在嘉靖十年（1531）三月被世宗“特赐玉带并银章一，俾自陈封事”的。他的印文是“忠敏安甚”，“盖以著其素履也”。^[66]同年九月李时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67]

    夏言是众所周知的以更定礼制得宠的臣子。当嘉靖帝“以制作礼乐自任，于故典多所更易” 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对礼制更定的建白“多当上意”，嘉靖帝便欲“骤贵之，其委寄与阁臣埓，多出六卿上”。^[68]皇帝最终在嘉靖十三年（1534）十月二十七日赐夏言“博学优才”银印，准上章言事。皇帝继而对夏言说：“卿自受朕简命，每事不顾人言，多所裨益。朕有所咨，悉心以对。念惟手疏以对，无有识验，兹特赐银记用之。尚赖嘉谋傥论，朝夕匡朕不逮。”^[69]两年后，世宗擢夏言入阁。^[70]

    顾鼎臣是嘉靖朝首位“青词宰相”，以撰写道教青词助世宗玄修得宠。嘉靖十七（1538）年八月，他被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在世宗将幸承天府时，顾鼎臣受命“居守京师”。这期间，他“奏军国重计七事，上悉从其请”。此后，皇帝赐顾鼎臣“经帷道选”的银印，并对他说：“卿讲幄旧臣，旧怀经济朕兹重寄，宜钦承之。”^[71]

    奸臣严嵩的情况世人皆知，他执掌礼部事务，入直西苑无逸殿“供应青词门联表疏之类”，为皇帝醮事服务了二十年，^[72]一时宠幸无他。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入阁，^[73]第二年二月，世宗赐严嵩“忠勤敏达”银印一枚，并敕曰：“赐卿银记，朝夕谋猷，入告以此封进。”严嵩疏谢赐印，世宗答书曰：“嘉谋忠猷，匡朕不逮，是所望也，卿其思副焉。”^[74]

    以上这些被赐印的臣子并不都是皇帝真正力图构建特殊关系，并加以利用的对象。其中也有如翟銮一样因权宜而得印入阁者，这种区别可以通过某些围绕银印展开的事件表现出来，比如李时的例子就很有说明性。

嘉靖十一年（1532）正月，大学士李时藏在内阁的银印“为盗所窃”，他“具疏言状”，皇帝下旨“令厂、卫、五城刻期捕盗，务在速得”，而银印终究没有追回。一个月后，世宗“诏补铸银图书一赐大学士李时”。^[75]该事件很值得玩味，《玉堂丛语》一书记载此事时，特别强调了李时置银印于内阁中，丢失后请罪，而“上弗问”的细节。^[76]丢失如此重要的钦赐信物却不会受到皇帝一点点的责罚，确实会使人感到奇怪，但通过比较大学士夏言所经历类似事件，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

    嘉靖十八年（1539）春，嘉靖帝从湖广承天回驾，“幸大峪山，视永陵工”，大学士夏言“进居守敕而迟”，嘉靖帝大怒，责令他上缴银印及钦赐玺书手札。夏言谢罪，固请免追银印及手札以“为子孙世荣”。皇帝反而怀疑他毁损或丢失了银印章，震怒无比，削夏言的上柱国勋阶及少师加衔，令其致仕。夏言这才“检十年中玺书手札四百余通并银记上之”。此后，嘉靖帝怒稍解，以“勿负朕心”之语勉励夏言，令其复职，“久之，还言所赐银记及玺书手札”。^[77]

仅因怀疑夏言损毁了银印，嘉靖帝就如此震怒，可见夏言的印章确实是“皇恩眷顾”、“委养甚重”的象征；而将银印损毁，就意味着对君臣间特殊关系的毁弃，这当然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从这一点就可以推断，李时并不是皇帝真正重用信赖的对象，虽然也是议礼功臣，但他的银印并不具什么特别信物的意义，即使真得丢失了，也不会引起皇帝特别的不快。根据历史记录，李时是一个政务眼光和能力都很一般的人，比如嘉靖帝一次召李时与尚书夏言“从容品隲诸大臣材器”，夏言所论“皆精当”，李时“叹伏，以为非所及”。^[78]李时几次得居首辅，但张璁、方献夫等人一回朝，他马上屈尊“拱手惟诺，不敢有所评议”^[79]。

皇帝褫夺夏言的银印、手敕并令其去职的行为，反映出皇帝时刻掌握着是否要与臣子保持特殊关系的自主权。皇帝可以通过银印给予大臣以极高的地位，也可以通过银印将大臣打入谷底。议礼出身的夏言因恃恩宠而屡违帝意，密奏多不用银印加封。^[80]银印是皇宠所系，皇帝显然是要求得印之臣必须用银印加盖封识所有密疏。夏言如果不在密奏上加盖银印，行使的只是阁臣的基本密疏权，而不是皇帝特殊近臣的高规格言事权。不封银印这种行为无疑有侍宠恣肆，轻视皇权之嫌。可见，世宗是积愤已久，所以借迟上居守敕打击夏言。嘉靖帝严厉责备夏言：“自小臣，朕命孚敬与参郊议，不次擢用，乃欺瞒不恭，日选宫寮部惬人望，密疏违式不钤赐印。”^[81]可谓集中发泄了不满。至于为何要追缴夏言的银印、手敕，嘉靖皇帝称是为了“有籍可案”，^[82]其实说到底是为了把大臣掌控在自己的股掌之上。

（二） 嘉靖帝对所赐银印的夺还

联系夏言银印被夺，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嘉靖八年（1529）以后，得印朝臣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去职，也无论是暂时告退还是致仕，一般都要上缴银印。

获银印者在皇帝的指挥下可以裁制旁人，但银印并非仅是秘密言事的工具，它对获印者本身也是一种潜在的约束。银印是钦赐信物，关系臣子的荣辱成败，皇帝掌控着对银印的予夺之权，一但君主认为臣子不堪受任或有违帝意，就会将他罢黜，并通过褫夺银章的办法结束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如果臣子未违上意，仅因守制、老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去朝，皇帝常常也不允许臣子继续保留银印这一信物。当皇帝重召大臣回朝时，就会复赐银印，表明宠信和特殊关系恢复。银印夺、还的过程无不体现了皇帝的主导和臣子的依附地位。皇帝通过银印达到的统治效力涵盖了几乎所有朝臣，现就此论述如下。

张璁、桂萼以议礼得宠，逐渐“专擅恣横”，到了“上亦不能堪”的地步。后给事中陆燦等“疏斥璁，而斥萼为甚”，皇帝“心顿悟”，下敕谕暴“璁等负国之罪”。^[83]嘉靖八年（1529）秋，皇帝最终罢斥张璁。^[84]张璁出朝时，皇帝收缴了他的密疏银印。不久，世宗又召张璁复职，赐还银印，并说：“朕先赐卿银记密疏言事，近以回缴，今命卿复任办事，兹乃赐予，嘉谋傥论，宜即以闻，如前所谕命行故。”^[85]张璁此时也明白了，银印章是他的宠辱所系，其予夺皆在天子一念，故“专擅恣横”非正途，恭敬事君才是为臣之道。于是张璁围绕密疏银印的失而复得的过程，上章告谢：

 

皇上先赐臣银记，令密疏言事。臣才疏识浅，孤陋寡闻，实无足以上补圣明者。但有应对，悉多出自庙谋雄断。间又与诸臣异同者，亦合陈所见，以自尽其心耳。并不敢变乱是非，窃弄威权，以自速祸也。^[86]

 

他又引先儒许衡“臣子执威权未有无祸者”而“大臣在君侧而擅权，此威危道也”为题，借以阐发：

 

皇上仍赐臣银记，责臣以“嘉谋傥论，宜即以闻“……臣愚无一得，又何能以裨答邪。又窃见臣能受谏，斯可以谏君，臣能从善，斯可以善君。自今岂敢以人言为忌，宜取诸人之善以上献耳，又岂敢自以为是邪。^[87]

         

张璁归朝复入内阁，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地位，以至“宠益甚”。嘉靖十年（1531），张璁“请避上二名讳”，嘉靖帝“赐更名孚敬，字茂恭”，亲自手书张璁新名，“填以金赐之”，又以张璁家乡浙江永嘉府名冠前，铸“永嘉张茂恭”银印一颗与之。^[88]至此，张璁成为了嘉靖朝唯一取得三枚银章的文臣。“永嘉张茂恭”印是纪念世宗改张璁名而赐，其礼仪意义更大，应没有密疏的功能。仁宗也曾赐宠臣类似的银印，比如杨士奇曾得刻有他姓名的“杨贞一”印一颗，仁宗命杨将该印“藏于家，传之后世”，令其子孙知道祖先“显荣不易”，“艰思保守之”，能够“与国咸休，永世不斁”。^[89]由此联系到张璁所得的姓名银印，它虽与复赐密疏银的使用效力不同，但有着相同的政治含义，表明皇帝对张璁的重新宠信。

    嘉靖九年（1530）九年月，吏部尚书方献夫因受到给事中孙应奎和都给事中夏言的弹劾，“不自得，两疏引疾”，皇帝允许他回乡，但并未失去宠信，“犹虚位以俟”之。^[90]根据前文所述，嘉靖十一年五月（1532）方献夫归朝入阁时，皇帝以“原赐银印记给”，“使宜承命”，由此可见，方献夫在嘉靖九年离朝时上缴了银印。即使是“犹虚位以俟”的宠臣，皇帝还是要收夺其赐印，臣子一时不在朝，马上会失去特殊地位的保障，世宗的专断和臣僚依附性的地位可见一斑。

    嘉靖十二年（1533）十一月，大学士翟銮以守制去位，并非因受弹劾而罢官，依然“以上所赐银图书两颗奏进内府”。^[91]

嘉靖十三年（1534），内阁大学士方献夫以疾致仕，四月十七日，他上书恳请保留银印：

 

伏蒙盛恩，赐臣银图书一颗，责臣有所启事，即印封以闻。臣查得，祖宗朝赐杨士奇等图书，皆实藏终身，并不进缴。止因近年大学士桂萼不曾稽问故事，去官之日，辄以缴还，此后以为常，似非。圣明赐予之意，臣窃惟受恩深重，图报未涯。虽因患病不得已乞归，到家之日，得就安间调理，万一不死，医药之余有所闻见，愿效愚忠，随时条奏。少竭臣涓埃之报，此臣之志，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所有前赐图书，不敢进缴，容臣恭捧以归，什袭珍藏，虽即没齿，犹遗子孙，百世之宝也。^[92]

 

方献夫称先朝得印诸臣“皆实藏终身”，确实是事实，比如胡濙就曾以宣宗皇帝所赐“清和恭靖”银印加盖所撰写的跋语，而此时宣宗已经去世。^[93]商辂在宪宗朝得的银印甚至在家中藏到了清代。^[94]但方献夫认为桂萼去官缴还银印“此后以为常”的看法却大错特错了。桂萼是在嘉靖十年（1531）八月引疾致仕的，当时皇帝令其回乡调养，如果病愈可能还会起用。^[95]笔者虽然没有找到具体描述桂萼徼印的材料，但他的去位明显晚于张璁嘉靖八年（1529）的第一次去位，而那一次，张璁便上缴了银印，这一点见诸前文。方献夫的文集中没有记录他银印的最终归宿，但它应该也没有被方自己保留下来。因为此后还有夏言去职被追缴银印手敕及张璁临死前自动上缴银印的情况，据此方献夫没有理由得到特别恩待。

夏言夺银的情况见前，现专论张璁。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致仕归家的张璁病重，特写下遗疏，招其子代上承皇帝。遗疏中主动要求将“佩归家”的“忠良贞一”和“绳愆弼违”银印两枚及御札上缴，理由是“垂死莫复能有言”，并且说“圣德纯备，礼制大全，我亦无复可言”。嘉靖帝也并无劝其继续保留之意，即命收张璁银印入礼部储藏。^[96]作为最受皇帝宠信的议礼首臣，张璁可以以“尚图少愈，或得效报”^[97]的名义暂时将银印带回家，但他历经宦海波荡起伏，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是为天子代言的工具，一旦不能言，与皇帝的特殊关系便自然解除。基于对皇权的深刻认识，张璁知道自己死后银印也很难归子孙保存，所以主动上缴了银印，没有违背嘉靖朝的常规。值得注意的是，张璁遗疏中提到将上缴的仅是“忠良贞一”和“绳愆弼违”印两颗，而没有“永嘉张茂恭”印，该细节可以印证后者是礼仪性的赏赐，不具备密疏言事的功能。

嘉靖帝的专断还体现在对大臣银印的追缴一定要出于自己的命令，不许其他人提议。

嘉靖十年（1531）九月，大学士张璁再次去位。此事起因缘于张璁与新晋礼臣夏言间矛盾的激化。当时与夏言同年且相善的行人司正薛侃上言请皇帝“择宗藩之亲贤者一人留之京邸，以俟皇子生”。该提议引起世宗的大怒，命大臣廷审薛侃。于是张璁与记恨夏言的太常寺卿彭泽计划，让薛侃诬告“择宗藩留京”疏是夏言所指示。没想到会审时，薛侃“备受五毒不肯吐主者”，彭泽在一旁以微词挑唆薛侃诬陷夏言，薛侃却说：“疏吾自具，汝谓张少傅许而趣上之，于言何与！”^[98]薛侃的供词使张璁的计划彻底落空，引起了张、夏矛盾的公开化。张璁的同党都御史汪鋐指谴责夏言暗中指使薛侃，夏言“拍案詈鋐，几欲拳殴之”。给事中孙应奎、曹汴也欲弹劾张璁。嘉靖帝为平息局面，“乃出孚敬二密疏示群臣，而斥其忮罔”，于是“给事、御史合论孚敬，上责令致仕”，张璁见阴谋失败，惭愧告罢离朝。^[99]皇帝利用留在自己手里的密疏，迫使张璁去职，使以打击科道官为能事的张璁败于言路，这都不无讽刺。

张璁去职后，廵按直隶御史张寅上疏追论张璁云：“陛下虽知其奸而去之，臣犹以为不足惩后。宜追夺所赐御札、诰命、银图书，毁其堂楼书院，徐议其罪而明正其法。”对此，嘉靖帝回言：“孚敬去位辅臣，……已屡有旨矣，张寅肆意劾奏，明是挟私报复，姑从轻降一级调外。”不久，张寅谪为山东高唐州判官。^[100] 张寅可能是发现世宗经常在获印大臣去位时收缴银印，才借机攻张璁以媚上的。而银印是皇帝钦赐近臣的特殊信物，是否收缴银印也应凭君主一人定夺，不得让臣子涉足。张璁因与夏言斗争失计而被迫去职，并非直接触怒了“龙颜”，皇帝此时依然眷顾张璁，仅令他暂时离朝，正不欲夺其银印。而御史张寅却在此时“不识时务”地上奏请皇帝追缴张璁的银印、御札、诰命等物，可谓逆“圣意“而动，结果却遭到外放。打击张寅是为了安抚张璁，不久，张璁即受召回朝。^[101]

（三） “银印密疏”与控制朝政

1. 世宗以密谕、密疏操控官员的任免

由于世宗已经将言官、翰林打击了一番，朝中反对势力被基本肃清，嘉靖六年（1527）以后，世宗的统治愈来愈稳定，很少再发生针对某一官员群体的大规模排压事件。但皇帝依然以密谕、密疏控制朝纲，其重要表现就是嘉靖帝下密谕给得印诸臣，令其秘密参议官员的选任罢免。

方献夫《西樵奏稿》中收录有三篇嘉靖八年（1529）九月间为承皇帝密谕而作的密疏，其中涉及到罢斥处置杨一清的问题。^[102]方献夫时任吏部尚书，皇帝与他单独议论大臣进退作法实际上已经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正常秩序，使国家公务彻底变成了皇帝的私事。

嘉靖帝以外藩入统，与宫中宦官的关系疏远，所以极不信任内臣。嘉靖八年，世宗密谕张璁，称南京“圣祖根本之地”，虽然“有文武重臣在守，闻事皆自守备内臣出”，于是提出裁撤南京守备太监，选用与自己出身相同的宗室掌南京备守事务，并令张璁就此“密言其所以”。^[103]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张璁不建议皇帝以宗室代替南京内守备，但为了顺应嘉靖帝欲裁制内臣的目的，张璁提出可以革除一些在外的镇守太监。^[104]南京守备系统形成于宣德年间，^[105]世宗仅与张璁一人密议，即想改变祖宗任人之成法，足见内阁议政私密化程度的加深。

有的学者认为在嘉靖朝，存在一种皇帝以密谕、密疏处理朝政的新方式，该方式涉及到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体现了“皇帝对朝政的绝对控制”^[106]。具体来说，嘉靖朝政的重大特点就在于皇帝以银印为纽带，凭密谕、密疏指挥近臣裁制反对派，并一依己意选免官员。这种非正常的专制手段经常被使用，以至当时便有大臣对此提出了批评。嘉靖十年（1531）七月，兵科给事中王玑上言：

 

至图书揭帖，宜用于机密不可宣泄之事，其臧否进退人才可形公牍者一槩密启，欺弊易生，故虽得人任职，尤须保全终始，请慎银图书之赐而重揭帖之进，则朝廷有亲臣不至为权臣矣。^[107]

 

这份上疏合情合理，皇帝也不得不“是其言”，但史料中未见世宗对王玑所虞之事有何具体整治。

2. 世宗利用得印诸臣的相互攻讦对其加以制衡

如同张璁和杨一清，终嘉靖一朝，得印诸臣时有以密疏攻击他人的情况，但大臣的成败去留一出皇帝专断，旁人的密攻起不了决定作用。臣子的互攻往往被皇帝所利用，成为皇帝制衡各方势力，加强独断统治的工具。

嘉靖六年（1527），世宗依杨一清前请，重召前朝太监张永提督京营，嘉靖七年（1528）冬，张永死于任上。时人怀疑张永是被同督京营的武定侯郭勋谋害，桂萼便借机上疏攻击郭勋。从桂萼所言“今张永之死甚骇群听，臣想一清当不畏利害，密以此事可疑，备告皇上矣……恐一清亦受制于同官，故臣不得不急急一言”^[108]可知，此疏应为密疏。疏中桂萼称郭勋“有怨望语”，“素横”。又因郭勋提督京营的身份，诋称：“今日复思郊祀在即，圣驾出入左右，防护必不可讬诸可疑之人”。^[109]张璁、桂萼因议礼本与郭勋“深相结”，嘉靖帝也眷顾郭勋，令其典禁军。但随着郭勋恃宠骄横，“奸状大露”，皇帝愈发不满。桂萼正是“知帝已恶”郭勋，才迎合圣意，“疏其凶暴贪狡数事”，郭勋遂获罪。^[110]但嘉靖帝并没有彻底厌弃郭勋，此后还令郭勋代祭圜丘、太庙，扈从南巡，直庐应制。^[111]嘉靖中叶以后，郭勋才渐渐失去了嘉靖帝的宠顾。嘉靖二十一年（1542），嘉靖帝以“大肆凶残、干犯重典”，下郭勋死狱。^[112]此时桂萼早已离世，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真正影响皇帝对郭勋的处置。

前文中提到了得印阁臣李时的情况，他的才干胆识并不出众，世宗依旧长期留诸内阁，并赐银印，目的就是用委蛇柔弱者来平衡张璁等强硬派的势头。史家评价皇帝赐李时的银印是“以著其素履”，即是一证。嘉靖十年（1531），李时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后，“事孚敬甚谨”，行事“不敢有所牴牾”，但张璁反而更加不能容纳他，常借“议孔庙及言官冯恩狱”等事，利用密疏攻讦李时，但嘉靖帝不为所动。^[113]可见如未称帝意，臣子不可能单凭密疏击败政治对手，皇帝反倒可以固守己意以压制某一方的势头。

严嵩以密疏攻击夏言的事情甚为著名，但绝不应将夏言的倒台简单看成是严嵩攻讦的结果。夏言屡屡谏言，不称旨意，“以骄蹇得上恶”^[114]，早就被世宗看作独断乾纲的障碍。时人评价明朝、蒙古间的斗争形势是“敌势方炽，而我兵积弱”。曾铣议复河、隍，夏言从中力主，但“疏下部议，久之不覆”。嘉靖帝对复套“亦危疑之”，且“意颇惮”，甚至不想继续执行下去。皇帝的这种顾虑被严嵩“窥知”，成为他扳倒政治对手的突破口。^[115]当时，嘉靖帝于复套之举非常消极，但夏言“力赞其议”，于是“上色动，以札密问分宜”，这才给严嵩密疏攻击夏言的机会。^[116]可见嘉靖帝不满夏言及复套事宜在先，严嵩密疏攻讦在后，二者的关系不可混淆颠倒。

曾铣出塞失利之时，世宗“震惧，且大怒”，即使没有严嵩的添油加醋，曾铣、夏言二人也在劫难逃；严嵩密攻夏言并“密疏引翟方进事”，只是更加坚定了皇帝杀夏言的决心。^[117]从世宗给夏言所下“受朕隆眷，乃专肆欺瞒，率黜不逡，擅主套议”的罪名来看，夏言的死是君臣关系恶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并不出于严嵩一力。^[118]清人评论严嵩时，称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又称世宗“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怒帝，戕害人以成其私”。^[119]联系夏言的被戮，可知嘉靖帝本就想借河套事去除不驯顺的夏言，并以此掩盖自己在国策决断上的失误，^[120]于是皇帝借严嵩为推手，成功施展刑戮以“护己短”。

严嵩的无耻媚上和对皇帝政治意图的机敏配合，正是他得以入阁获银印，长期被宠的根本原因。世宗也就是通过与这类既忠心又具政治素养的大臣构建特殊关系，操点控面，以保持对朝政的绝对控制。皇帝同时会经常惩戒、警醒张璁这类的近臣，以保证对他们不会僭越权力，一但近臣有屡屡不服管教，如夏言的情况，就难免为皇帝彻底抛弃。

综合以上论述，可发现一个现象，即即世宗想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时，常常自上而下地秘密向个别得印近臣征求意见，臣子被动地应承，无论他们提出何种建议，事务总会依照皇帝所希望的方向落实；当臣子主动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向皇帝密疏弹劾、言事时，所涉事务的处理结果不一定会遂大臣意，除非他的奏言是揣测帝意而作。这一看似简单的现象实际上深刻地体现出银印密疏的性质，银印虽在大臣手中，但却不能体现大臣的自我意志，它完全是皇帝权威的载体。

（四） 嘉靖帝对勋臣、宦官、道士的赐印

世宗朝“凡文武贵倖者俱有赐”银印。^[121]除文臣外，勋臣得印者有武定侯郭勋，其印文未考，又有咸宁侯仇鸾，其印文曰“翔卿”，又曰“朕所重惟卿一人”。羽流道士得印者有真人邵元节，其白玉印文曰“阐教护国”，乌玉印文曰“太和子”；又有真人陶仲文，其白玉印文曰“凌虚子”，乌玉印文曰“林隐”，银印文曰“秉一保国”。内臣得印者有司礼监太监张佐，其银印有四：印文分别为“集谋补德”、“端忠诚慎”、“辅忠”和“励忠”；又有司礼监太监麦福，其银印印文为 “恭勤端慎”。^[122]

以上诸人中，道士固然是因玄修醮赞受皇帝宠信，但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权力，即使密疏，所涉内容无过宗教事务。内臣是皇帝的近侍，时人王世贞认为，终嘉靖一朝，得印的中贵应不止张佐、麦福二人，只是失于记载，而且内臣于银印“得之不难”，“若大臣则为异典耳”。^[123]笔者找到的关于宦官密疏的例子发生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当时炼丹师胡大顺因向皇帝进贡水银，事发论罪。引荐胡大顺的内官监太监赵楹“密疏匿殿櫺中，伺间疏上前，为大顺等解”，引起皇帝的大怒，将赵楹与胡大顺等人共下法司。^[124]史书中没有记载赵楹是否是在得银印的情况下奏密疏的，但内臣在嘉靖一朝受到严格的限制，从嘉靖帝对赵楹密疏的态度可以看出，内臣密疏的效力非常弱，应不会经常使用密疏奏事。

郭、仇二勋亦为礼仪重臣，郭勋的情况见前。仇鸾也参与了嘉靖帝的直庐，撰写“如醮词、门联以至表、启、歌颂之类”^[125]，但相比道士和内臣，世宗允许掌握军权的勋臣银印密疏就有着特殊意义了，现以咸宁侯仇鸾为例说明。

嘉靖二十九年（1550），皇帝革除提督京营内臣，设戎政府，命仇鸾坐镇总督京营，仇“恃宠遇，所言无不从”。当时兵部尚书王邦瑞“承制整饬京营弊政，奏设兵部主事二员，给事中、御史各一员，议多忤鸾意”。其间主事申旞“语侵鸾”，仇鸾怒以密疏攻击，嘉靖帝逮申旞杖之，并将他贬职外调。仇鸾又顺势“言给事中、御史不便”，皇帝皆罢之。^[126]此后，“仇鸾所上疏即内批行之，不下部议”，其中应多有密疏言事的情况。^[127]皇帝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通过勋臣武将来节制文臣，以保证皇权的绝对专断。但皇帝并非一意听从仇鸾。仇鸾曾请开宣府、大同马市，导致“宣、大边防大溃，人皆危之”。仇也害怕祸及自身，便“密疏上马市事”，企图挽回局面，世宗停罢马市，并下“复言开马市者论死”的严厉警告，明在警示仇鸾。^[128]

 

    结语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以后，皇帝即不再赐与臣子银印。究其主因，无非是随着朝中异己力量不断削弱，统治日趋稳定，嘉靖皇帝已经不需要通过与个别议礼臣子秘密构建特殊关系来处理大政，巩固皇权了。此外，嘉靖中期以后，世宗独居西苑玄修，近臣直庐应制，这一狭小的特殊环境也有助于加强君臣间的紧密联系，银印的效用自然被压缩了。就直庐的李春芳、严讷、郭朴及袁炜等阁臣来说，他们皆“青词宰相”，以供奉青词为主要任务；“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不由廷推，地位与弄臣无异，实不堪政务重托，没有领银印的必要。^[129]且“诸词臣青词脱稿”，其文必须经“应制数当上意”的严嵩审定，^[130]有严嵩把关，“青词宰相”们更无需持印。

嘉靖朝的“银印密疏”虽然至此终结了，但其给后人的反思却是深远的。在极端专制的皇权统治下，皇帝通过一枚小小的银章，就可以打击、制衡所有的朝臣。得印诸臣凭借在礼制方面的表现，成为皇帝私人的秘密谋臣，他们有着超出其他大臣的特殊地位，可以凌驾于国家一般制度之上。他们凭借银印秘密议政，执行皇帝的命令，也凭借银印提出建议，但自身也因银印被皇权牢牢束缚，时刻可能被皇帝收夺银印，加以裁制。嘉靖朝“银印密疏”制度的出现，表明明代中叶以后，国家议政更趋于私密，这对万历前期张居正权力的膨胀，^[131]万历中期神宗尽用“软熟”之阁臣，以及崇祯朝内阁分票制的形成与发展均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