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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骏声易学研究

发布日期:2018-12-29 原文刊于:

  朱骏声易学研究 

  同济大学哲学系 谷继明 

  内容提要:朱骏声除了小学之外,尤其擅长易学。本文先考察了其易学的主要著作和特色。其中,《六十四卦经解》是汇集前人注解、间申己意的著作。若对此书的内容不加甄别,很容把书中其他人的易学当作朱氏本人的。至于甄别的标准,不能凭大字、小字来判断,而是要根据实际内容进行核实。朱氏长于训诂,其解《易》的首要特色便是以文字声韵之学进行解释;其次,朱氏精通天算,这鲜明地反映在《六十四卦经解》和《传经室文集》中。通过分析,朱氏解《易》表现出鲜明的历史主义和文本主义的特色,可以说是民国间高亨等解《易》路径的先驱。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经学“瓦解”的过程。另外,朱氏对王夫之易学有评价。 

  关键词:朱骏声 六十四卦经解 王夫之 焦循 易学诠释 

  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江苏元和县人。其最著者莫过于《说文通训定声》,他凭借此书而成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然而,《易》学亦是他的学问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观《说文通训定声》以六十四卦卦名作韵部名,便可见《易》学在朱氏心目中的地位。中华书局曾出版朱氏《六十四卦经解》稿本的排印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胡双宝点校本,汪学群先生《清中期易学》中亦曾有一节对朱氏易学进行梳理,刘一奇也曾有一篇文章讨论。然而学界目今对朱氏的易学探讨的仍比较少,许多问题也未展开。在清代易学方面,笔者近些年先后撰写了《周易补疏辨正》、《黄式三与晚清易学》、《张惠言易学与晚清今文学》等文章,目前正在做惠栋易学的研究。这并不是按照人物或经典进行独立的研究,而是试图在清代到近现代经学之变这样的问题意识下,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易学学者,探讨清代易学思想和经学学术的发展脉络,以期突破既有的清代学术史叙述模式和范式。故笔者不揣谫陋,特爬梳材料,就朱氏的《易》学特点作一研究,并揭示其与清代《易》学各家的交涉,及其在《易》学发展中的地位。 

  一、朱氏易学著作及《六十四卦经解》考辨 

  朱骏声《易》学著述颇丰,据其孙朱师辙所言有六种:“先大父著有《易》六种,《易郑氏爻辰广义》二卷、《易互卦卮言》一卷、《易章句异同》一卷、《易消息升降图》二卷、《学易札记》四卷,而以《六十四卦经解》八卷为最要一名《周易汇通》。”孙诒让为朱氏作《朱博士事略》,举其《易》学著述而稍有不同: 

  因著《六十四卦经解》八卷。更取历代筮卦所验,附缀其词,以便占者推寻。又述《经传互卦卮言》二卷,参虞氏消息意为《图》一卷。郑氏爻辰说《易》,其书已亡,见于唐人正义者仅数条,因据《汉志》三统术补之,为《爻辰补义》二卷。 

  其中卷数、书名与朱师辙所言偶有异,且少《易章句异同》《学易札记》二种。或孙诒让未见朱氏著作全部,故当以朱师辙所言为是。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据《元和朱氏遗书目》所列与朱师辙所述同。据《中国古籍总目》,《六十四卦经解》、《学易记》三卷、《易郑氏爻辰广义》一卷、《易经传互卦卮言》一卷、《易章句异同》一卷,其稿本皆藏于浙江图书馆 

  就易学而言,朱氏最著者当是《六十四卦经解》一书,这与其作为正式的注经著作以及中华书局的印行有关。不过人们或许会对此书的性质产生误解,因而在研究时造成偏差,亦即:此书到底是集注还是朱氏自注?其中有多少是朱氏自己的东西?朱师辙在介绍此书时说:“综核汉宋以来各家之易说;而详论其短长,附见于注中。”尚秉和撰此书提要则谓:“今观其易解,皆集旧注。首《彖传》,次《象传》,低于经一格。次杂采各家易解,又低于《彖》、《象传》一格。瑕瑜并列,而无所是非。间附己意,则用小字注于中。”由此可见,《六十四卦经解》是以汇集前人经注为主。有些学者直接没有做好文献辨析的工作,直接利用此书来研究朱氏易学,实际研究成了其他儒者的易学。 

  进一步的问题是:《六十四卦经解》并未说明其出处,如何判断哪些是引文,哪些是朱氏自道?朱师辙与尚秉和提供了一个信息:大字是各家学说,小注是朱氏的见解。我们详加核查,发现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比如复卦卦辞下,《经解》注大字曰:“太阳周天行度,一岁之中有赢缩……”一段,显然是朱氏的说法。又,我们看贲卦六五的小字,“丘园指上爻……园在国外则上也”是取自何楷《古周易订诂》,“六五失正……皆为阳爻”取自《周易集解》所引虞翻注,“戋戋,委积貌”用《经典释文》,“君若贲饰束帛……故帛乃戋戋也”用《正义》。可以说,小注中也多是前人注释,不烦多举例证。鉴于此,我们需对以往的注解有比较熟悉的了解,并详细地逐句核查朱氏注文,才能区分引用和朱氏自注。而注文大小字的区别,并不是为了区分前儒所注和自注,乃是对注文的重要程度和正当性作出的区分。易言之,不管是前儒所言还是朱氏自语,放在大字中的,代表了朱氏对这种观点的认可;放在小字中的,则仅仅是“备一说”或朱氏作的进一步评论。将来笔者如果有余暇,拟做一部《〈六十四卦经解〉考源笺释》,专门区分和标出朱氏所引旧说、己说,并稍作疏解。若海内方家有兴趣,亦可做成此书,必朱骏声先生之功臣也。 

  尽管《六十四卦经解》大部分是前儒之语,却并非意味着价值不大或者不足以反映朱氏易学。这去取之间,这大小字所区别的正当性之间,都表现了朱氏的学术倾向和用意。更何况里面许多朱氏自注的语句十分精要。尚秉和先生评价此书“无所是非”,是不公允的。 

  除了以上易学著作,《传经室文集》和《经史答问》中保存的朱氏易学亦比较丰富。《传经室文集》汇集了朱骏声的零散学术论文、序跋以及诗文,其中的卷二皆与《易》有关。《经史答问》各条排列稍杂乱,但其中有不少易学内容,特别能窥见朱氏易学的多个方面。 

  二、朱骏声的解易方法 

  朱氏尝谓:“解《易》当先释其文,则《尔雅》、《说文》之类为本;次求其理,则合于经常之道为本;次考其典,则务当于古义。至于一卦之中而取象杂出,一爻之内而上下不蒙,则固不必强经以就我,定欲使古经如今人文字也。”此可谓朱氏解《易》的总纲。从此语可以看出,他以文字合于字书、义理合于正道、典故当于彼时之事实为准则。这涉及了解释的文字、制度、义理三方面。刘一奇的文章虽分“以汉易体例解易”、“以传统小学考据治易”、“引史解易”、“以近代西方天文知识解易”等章节论述,本文有些部分从标题看似与之相同,但关心的问题不一样,所考辨的内容也少有重复。 

  1.文字考证 

  就文字而言,朱氏以文字声韵之学名家,其于《易》首重文字训诂,亦自然之事。他曾说:“解《易》先须识字,并须考此字在殷末周时作何解。”也正因为此,他对宋人以理说《易》感到不满:“宋人以空言谈理,纵不失圣人之旨,而于释经之体未合,字句文义全不置解,谓得大意,要于古圣立言之法奚所见焉?”观朱氏《六十四卦经解》,其解释每卦卦名,及卦爻辞中关键之字,必引《说文》、《尔雅》以说明其本义或引申义、假借义。 

  《六十四卦经解》与《说文通训定声》对《易》字的训解未必相同。如需卦的“需”,《经解》谓:“需从雨从而。而者,须也;须者,也。会意。”朱氏此说本《说文》:“需,也。遇雨不进,止也。从雨,而声。《易》曰‘云上于天,需’。”然其《通训定声》谓:“按许意谓:而者,须也;须者,也。《公羊传》:‘而者何?难也。’《榖梁传》:‘而,缓词也。’亦意。而引《周易》‘云上于天需’,李阳冰傅会其说,谓字从雨从天,非是。愚谓此字当从雨从耎省会意,即今所用濡湿字,与䨣同意。《广雅·释言》‘需,颓也’,《说文》䋈篆解引《易》既济‘需有衣䋈’,各本以繻以襦为之。夬‘若濡有愠’,以濡为之。”两处相较,则知朱氏《经解》从《说文》,以需为雨、而之会意字,“而”即;《通训定声》则试图补正《说文》,认为需本当是雨、耎之会意字,即濡湿之濡,“需待”之义乃之假借。由此可见,《通训定声》比《经解》的训字更为详细深入。这大概是《经解》早于《通训定声》的缘故。《通训定声》在训解“周”字时谓“说详临啸阁《六十四卦经解》”可证明此点。又,据朱骏声自定义年谱,道光八年(1828),四十一岁著《六十四卦经解》,道光二十七(1837)年开雕自著《说文通训定声》。 

  如果说某一卦名或卦爻辞的训解影响较小,那么他通过“周”、“易”、“彖”的文字学解析,则完全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对《周易》的认识。其《易剙说》谓: 

  “易”为讹字,“周”、“彖”、“象”皆假借字。夏后首艮,故曰“连山”;商人首坤,故曰“归藏”;然则周人首乾,故曰“周昜”,言帀六爻皆昜也。彖者,掾也,言取虙羲之画而缘饰以辞也。象者,像也,言想象虙羲之意而说之也。 

  又其《通训定声》于“易”字下谓: 

  《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骏谓:“三易”之“易”,读若觋;“周易”之“易”读若“阳”。夏后首艮,故曰连山;商人首坤,故曰归藏;周人首乾,故曰周易。周者,之借字。易者,昜之误字也。帀六爻皆昜,故曰昜。后人或谓蜥易十二时变色,故经以为称,不知变易、不易之字借为㑥,交㑥卽迻递之意也。简易之字借为敡,侮敡卽无难之辞也。 

  朱氏相信《周礼》,以为三易的命名皆与卦首的意义有关,“周易”必然也与乾卦有联系,乾卦六爻皆阳,因此他联想到易可能就是昜的误字。这个解释消解了以易为变化的形上学思考。不但如此,汉代以来流传的“易有三易”之说,亦被朱骏声用训诂的方式各自还原到本字。变易之易本字㑥,简易之易本字敡。这意味着,三个含义不能统摄在一个“易”字中,哲学话语由模糊性而带来的意义的丰富性被消解和限定住了。 

  2.以天文历算解《易》 

  朱骏声除了精通文字声韵,且尤擅天文历术。他亦正凭着在天算方面的造诣而被选入《畴人传》三编。诸可宝评价说:“朱博士于学无所不窥,七百八十三座之星,能指而名之;九章之术,能推而衍之;十经之谊,则淹而通之;三史、十子、《骚》、《选》,皆熟而诵之。发为撰著,博大而精深。顾世之称博士者,第知有《通训定声》一书已尔,而未知其兼长推步,明通象数也。”自从晚明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天文学、数学的刺激,中国学界出现了天文历算的一个热潮,这其中既有大力弘扬西方天文学的,更有将传统历算与西方天文学象结合的。这又影响了经典的研究,不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解释经典中的历算内容时。对一部分学者而言,他们研究历算的目的就是为了诠释经典——这是经学家与历算家的不同立场使然。如戴震说:“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钱大昕尤精于历算,尝谓“中法之绌于欧逻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朱骏声亦擅长天文历算,而且用以解经,这是受钱大昕的影响。其自编年谱载其于嘉庆七年180215)“入紫阳书院附课肄业,时宫詹钱竹汀夫子主讲席。宫詹亦十五岁入泮,是年重游泮宫。初谒时,有传授衣钵之语。极蒙奖借,以国士目之,并许受业。” 

  朱氏以天文学解《易》,主要是其中涉及到天文、干支和岁月日时的字句。比如传教士才开始传入的是地心说,后来哥白尼的日心说渐渐传入中国,其中蒋友仁(Benoist Michael)《坤舆全图》的宣传功不可没,只是钱大昕据以修《地球图说》则对此加以贬斥,阮元也采取了反对的立场。而朱骏声与他的前辈们不同,对此表现出开放的态度,并用以解《易》:“问:‘子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又言“天地以顺动”,又言“地道卑而上行”。地何能动乎?’曰:‘泰西有天静地动之说,于推布之法全无滞碍。此亦古今之疑案也。孔子数语,似先发之。’” 

  又如复卦的“七日来复”和临卦的“至于八月有凶”,历来解释纷繁,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是用六日七分说,一是用十二消息卦说,这其中又因月建问题而发生争论。朱骏声则完全抛弃这些说法,另立炉灶。首先朱氏认同传统以“七日来复”是指“阳”来复,而“八月有凶”是因为“阴”势力兴盛。但是阳和阴的所指,朱氏乃用全新的天文学知识来说明。他利用太阳周年视运动的知识来解释阴阳的运动。冬至太阳到达南回归线,就北方中纬度的人看来,属于最远;而后太阳便往北移动,此即“来复”。按朱氏的逻辑,太阳其实到北回归线后,“来复”就应该停止了。可是朱氏却又改变标准,认为自夏至至秋分的一段时间,太阳还在赤道以北,昼长夜短,仍算做“来复”的范围。将自冬至至秋分的时间加起来,便是“来复”的时间。可是如何“七日”来复?朱氏根据地球公转速度的不均匀,因此有盈初、盈末、缩初、缩末四段;然后他又指出,每年赢缩的长短也会有变化,因此殷周之际的盈缩与现在不同。殷周之际到现在的年岁可以估量,盈缩逐年变化的常数已知,朱氏当时盈缩的资料有实测可考——于是他便可据以推殷周之际盈缩的数值。自冬至至秋分的时间,便是盈初、盈末、缩初的相加。此数值是二百七十七日七时四分——取个位整数,则是“七日”,故“七日”来复代表着这二百七十七日自冬至至秋分的时间 

  我们固然可以说,朱氏这是另一种傅会。但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用天文历法的知识来解释经典,二是他试图还原经典写作时代的历法、史实,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探寻经典创作时代的本义。我们前面说他以文字训诂说经,也有“历史语言学”的特色:“解《易》先须识字,并须考此字在殷末周初时作何解。”因为《周易》是殷周之际的著作,要从那个时代的语言文字、历法、制度背景来加以解释。 

  3.以史解《易》 

  朱氏强烈历史主义精神的另一表现,是试图把某些卦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事件中去。他不但认可马融、干宝等前儒的注解,将乾卦主要与舜、文王的事情联系起来;将明夷卦与殷周之际的事情联系起来。而且还独自又对其中的许多卦作了史事的解读。比如升卦,因为有“南征”和“王用享于西山”的文字,他便考订这是文王伐崇的事情。并通过历史地理学的知识,指出文王自岐迁程后伐崇,崇在程南,故曰南征。我们确定此为朱氏自道,而非援引前人成说,是因为《传经室文集》中还有《升卦说》一文。书中此类颇多,兹不赘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以史解易”是指将《周易》经文还原到某个时代、作为某个时代社会和史实的写照;与程伊川、杨万里引用历史故事以说明某卦某爻的道理不同。后者可称为“以史证易”。 

  刘一奇区分不开朱氏所引旧说与朱氏自己的注解,在“以史治易”一节中所举的例子都是朱氏所引旧说。如“此怀智苟容,以观时变,如宁戚、蘧瑗与时卷舒之义”,他以为是朱氏以历史教训来申发易义,并将宁戚、蘧伯玉的事迹叙述了一遍。然而者不过是干宝的说法,见《周易集解》所引。又如他引的第二条,其中伊尹、周公、郭子仪云云是朱氏约引《周易程氏传》,小注萧何韩信云云是朱氏引来知德《周易集注》。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朱氏引用诸家表明了朱氏对此也认可,但真不适合说这就是朱氏本人的易学。 

  三、对各家易学的态度 

  清代易学,特别是乾嘉学派的易学兴起时,首先是宗尚汉《易》,排斥宋代的图书数理之学。这以惠栋为首,张惠言等踵继之。在这种风气下,朱氏也有一定的重汉轻宋的倾向。但他的态度远为持平的多。孙诒让为其作传时指出: 

  尝览古今说《易》百数十家,提要钩玄,为《学易札记》,谓孟、京之卦气五行,荀、虞之纳甲消息,马、郑之互体爻辰,辅嗣之空虚清悟,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至争言玄理,反疏训典墨守宗尚;拘求义例,尤后儒说易之通病。惟观其会通,不胶一说,先释其文,次求其理。 

  孙说犹简略,今详论之如下。 

  1.对汉易的吸收与批评 

  我们前面已经引过,朱骏声反对宋儒的重义理、轻训诂。就汉代易学来说,主要内容有卦气、卦变、爻辰等,朱氏不仅仅是袭用,而且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批评。 

  卦气说的精致形式是自孟喜、京房、《易纬》而发展的“六日七分”学说。此说将一年的岁实定为3651/4日,分入60卦中,则每卦主67/80。孔颖达疏据《易纬》,以此说解“七日来复”,认为坤卦占67/80日,举其成数则为七日。朱氏不仅反对这种解释,而且直接批评了“六日七分”说的真实性:“夫孟喜卦气一日八十分,是一周七十二候为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分。此数本属凭虚立说。”孟喜卦气,是以历法的结构安排易学的象数系统,其所据历法,特别是一年的岁实,当是《颛顼历》,这是四分历的一种。从前汉到清代,历法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历法一旦进入易学系统被固化,便具有了独立的意义,从而不与历学的发展进行同步更新。这与占星学严重滞后于天文学是一个道理。朱骏声对孟喜六日七分法的批评,正是站在更精确的历法上进行的。 

  对于卦变,朱氏观点是比较犹疑的。他在《卦变说》中认为卦变只不过是“后儒”的发挥。这所谓的“后儒”是从虞翻说起,一直到他清朝的毛奇龄。他批评虞翻说“虞仲翔消息升降之说,亦多所附会;更有所谓特变者、两象易者,以通其穷”,并认为这些卦变都“究于圣人作《易》之旨未必有当也”。虞翻卦变,虽有辟卦生杂卦的原则,却又有许多特殊的卦不从辟卦变来,这当然是有解经或其他考虑。朱骏声认为这表现了其穿凿附会。 

  然而他并非就此否定卦变本身,乃是建立了自己的卦变学说。他将卦变分为两类:一是三画的八经卦重而为六十四卦;一是六子和十辟卦生其他四十六卦。这分别对应于《系辞传》的“因而重之”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笔者认为,第一种只能算作重卦、成卦,不能叫做卦变;第二种则还是虞翻等先儒卦变说的一种变形。朱氏为此两种“卦变”分别作了图。对于第二种图,他特别强调“旧图无六子生他卦者,愚谓不然”。其实虞翻也有六子卦生杂卦的例子,朱氏此说失考。他的图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可以通过《六十四卦经解》每卦的记载来推定。我们前面说此书多集前儒旧说,不过其大字注文表现了他所认可的注解;同时也有不少是他自己的解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朱氏的卦变图整理出来。限于篇幅,此处不便详加罗列。整理的结果,我们会发现他确实严格以六子十辟为范围,虞翻虽然有六子生杂卦的例子,但朱氏的六子生杂卦之例较虞翻多出不少,如屯、颐、小过皆由震变,蒙、萃由坎变,升由艮变,鼎、中孚由巽变,睽由离变,革由兑变。 

  爻辰说是郑玄的典型注《易》体例,他“通过地支为媒介,从而把诸多内容(十二律、四象、二十八宿)全部纳入卦爻之中,并根据其解经的需要,随心所欲地运用这些学说加以解易。”其中,通过十二辰与二十八宿联系起来,是爻辰说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朱氏精于天文,对郑氏此说自然会很感兴趣。不过,他还是秉着“历史主义”的精神对郑玄的爻辰说提出了批评:天象是会变动的。利玛窦等人来华所传的是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他们以地球为中心,将天分作九重,最高的是容动天,其次是恒星天,二十八宿就是在恒星天上。因为岁差,恒星天便会出现移动,恒星也发生移动。因此,周公时代的每爻所值的星宿与郑玄时代并不同;郑玄用当时的值宿去注周公时代的《周易》,自然会产生误差。朱氏计划“推周初之恒星宫度,绘图雠校,汰其不合于古,而益以义与古合者,以蕲通贯”,可惜始终没有做。他暂时的一个工作是重新恢复并推衍郑玄的爻辰说,作有《易郑氏爻辰广义》,一名《爻辰补义》。郑玄的爻辰说并不都一定按照星象来解《易》,朱氏则为之补足,如泰卦六五“帝乙归妹”,郑玄只指出爻辰在卯,属于嫁娶之月,而朱氏则进一步指出:“氐为王者后宫,尾为后宫之场,天乳一星在上,嫁妹之象。”卯配二十八宿,则该摄尾、心、房、氐,故朱氏解如此。 

  2.船山易学的空谷足音 

  王夫之卒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因他作为曾经抗清遗民的特殊身份,著述中多有批评清廷之语,又因其居处偏僻,故其著述鲜有流传。唯有几种考据性的著作被采入《四库全书》,这其中就有《周易稗疏》。四库馆臣对《周易稗疏》的评价颇高,谓:“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皆具有条理。卷帙虽少,固不失为征实之学焉。”正是《四库全书》所收船山著作皆为“稗疏”一类,故船山在清前中期即或偶为人所知,也是以考据学家的面目出现的。一般认为,船山是要到邓显鹤等人的表章,才重新为人发现。但在此之前,朱骏声对船山已有所讨论,这个发现对船山学在清末之前船山学的流传还是很有意义的 

  朱骏声的《六十四卦经解》纂辑诸说,其中大量采用了《周易稗疏》的说法,只要将二者加以对比便可了然。我们前面还说过,《六十四卦经解》大小字的区别代表了朱氏所认可的注文的正确程度。他引船山《稗疏》常常放在大字中,可见其对船山《稗疏》的赞许态度。当然,在他非常有心得的一些地方,把自己的注解作大字,而将船山的注释列为小字。又,其《经史答问》有三条涉及船山: 

  问:“王夫之《周易稗疏》解临‘八月’竟作‘兑’字,得无牵强与?”曰:“成兑何以便凶?殆以秋为肃杀也。然非秋四时不成,非杀不变。” 

  问:“王夫之解蹇‘利西南’,谓险山如昆仑、葱岭、峨眉,险水如弱水、流沙,皆西南也。然与?”曰:“就中国域内观之,昆仑、葱岭、弱水、流沙恰在西北,王又云东北青、兖平衍千里,然东北亦多有大山,不独泰、岱也。” 

  问:“《稗疏》‘后不省方’一条,然与?”曰:“然则‘十有二月,朔巡守’何以言之?” 

  将此三条评论是对于船山有微词的,但第一、二条其实算不上批评。与《六十四卦经解》相较,第一条是因为朱氏有自己得意的按照新式历法进行的解释,第二条被《经解》放在小字中,第三条在《经解》中仍为大字。相对于汉儒、宋儒,他对船山的评价算是比较高的了。不过朱氏对船山易学的了解仅限于《稗疏》,而更重要的《周易内传》《外传》则未及见,故不能与船山易学形成实质性的交流。比如船山有“四圣一揆”的说法,反对朱子四圣分别说。朱氏则沿用朱子的观点: 

  有中古圣人之易,有孔子之易。如“乾元亨利贞”,不过占词,言大通而利于正耳;孔子借经以教天下后世,而释之为四德。爻词“利见大人”,亦不过占词,大人,太卜之属,卜筮之官,《诗》“大人占之”是也;而孔子释之为“乾坤合德”之大人。盖古人最信卜筮,孔子借卜筮之书申其义理以垂训,所谓因势而利导之也。 

  这种观点与船山是截然相反的。但“四圣一揆”在《稗疏》中没有被鲜明地表达,故朱氏讨论到四圣问题时未言及船山。他不仅否定了四圣的一致性,甚至直接否定了文王、周公做卦爻辞的可能性:“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想乎’,又曰‘当文王与纣之事耶’。然则彖词、爻词之非文王、周公作可知。作易之圣人,大约西岐之人,生于殷之末世;而彖爻之旨不同,盖出两人之手。曷以知其西岐人也?小畜、小过皆曰‘自我西郊’,随曰‘西山’,升曰‘岐山’,于是知之。此千古所不肯言,亦不敢言者。然易道之大,昭垂万世,不必以文王、周公重;文、周之圣,亦不必以《易》重也。”所谓千古不敢言者,文王、周公作卦爻辞为历来相传,否定此,就是否定了《易》与圣人的联系。 

  3.对同时代易学的评论 

  清代易学前期,惠栋开创、张惠言发扬的“易汉学”比较有影响力。惠氏创其凡例,张惠言后出转精,尤擅虞氏学。此类学术皆力图恢复汉《易》本来面貌,对晋以后的易学评价甚低。朱氏既然对汉易有不满,自然不会完全认可惠氏一派的方法。他在《经史问答》中曾对惠士奇《易说》有一条批评。 

  除了惠、张一派的易学,焦循易学以另一种风格为当时交相称誉。他的《雕菰楼易学》丛书卷首刻了各名流的赞誉书信,比如阮元说此“石破天惊”,王引之赞为“凿破混沌,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矣”。焦循易学虽然貌似对汉易有借鉴,实则有自己的体系,因之对当时的易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程钢先生精辟地指出,“在焦循易学中,文字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性的内涵。这些文字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除了表示某种量或数学空间位置,它们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这意味着,焦循的易学本质上是数学,而文字变成了数学符号——这其实是把经书与数学相混同、穿凿。这必然会为以“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为解经路径的朱骏声所批评。朱师辙说:“焦循以洞渊九容比例说《易》,王伯申谓其精锐凿破混沌。先大父丰芑博士则谓其劳而寡功。盖先大父深于经小学,兼通百氏,尤邃于易,且精天算,故能中其失。”今按师辙所称朱骏声之批评,见于《传经堂文集》及《经史答问》。《经史答问》谓“此亦仿虞(翻)而推演之耳。其附会难通者十居八九。吾赏其用心之勤而惜其立言之固,所谓有辞而无理者。”《文集》有《书焦孝廉循〈易图略〉后》一文,更详细批评了焦循的说法。 

  当然,我们或许会有疑问:焦循和朱骏声同擅天算,且以之解《易》,为何朱氏对焦循批评如此严厉?其实二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朱氏所擅长的是天文学和历算,焦循精攻的是算数、几何,虽说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历算与算数、几何混在一起,但到了清代随着西方学术传入,数学从历算中独立出来,天文历算以数学为基础,但表示的是物理学的知识和结构;与纯粹的数字世界是不同的。其次,朱氏只是在解读文本中遇到天文历法相关文字时才动用历算知识,而焦循则将数字关系作为整个易学的结构。易言之,在朱氏那里,历算是补充《周易》文本的,而焦循则把易经作为数理的工具或展现——二人对文本与数字的体用关系的看法恰是相反的。 

  四、结语 

  从学术界的实际交流过程来看,《六十四卦经解》在当时及晚清的易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到高亨、李镜池那一带易学学人也没有引用《经解》。这或许和它未能刊刻有关。但这不妨碍朱氏易学作为清代易学史发展的标杆意义。我近几年通过研究认为,清代的易学可分为四派:一是汉学派,以惠栋、张惠言、姚配中为代表;一是考据派,以王念孙父子、朱骏声、黄式三父子为代表;一是焦循等人的数理派,以《易》为模型图式来表达数理和哲学思想;最后是传统的义理派。惠栋、张惠言一派的“易汉学”在清代前中期算是主流的一派,但是遭到许多人的批评。清代考据学、汉学皆很兴盛,但考据学与汉学之间是有差别的。一个是要追求文本的原初意义,一是尊崇汉人的解释。如果说三礼学、《左传》学、《尚书》学、《诗经》学等,考据学与汉学还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的话,那么易学方面考据与汉学可谓势如水火。清代汉学的兴起,诸经皆不同程度地向原初的意义回归;唯独于《易》,复汉愈甚,离考据的初衷便愈远。可以说,《易》在清代是“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解经发展最晚的经学。真正以文本为基础和目的,以历史、文字、音韵为最主要工具的易学,要在高亨、李镜池那里才算真正发展起来。而在高亨之前,王引之、朱骏声功不可没。王引之虽然曾作序盛赞焦循易学,但自己的解易风格却与焦循大异。他在《经义述闻》中对汉易中的卦气、纳甲等做了尖锐批评,通过归纳经文文本及其语用来训释字义。虽然有时也使用卦爻象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文词,但较之他家已经非常少。朱骏声则进一步把重点放在文字上,历史主义的特色更加明显,其“解《易》先须识字,并须考此字在殷末周时作何解”之说,足为后世高亨、李镜池之先声。由此这种解《易》的方法便越来越成熟了。我们而今要重新回归易经学的传统,历史主义和训诂为中心的解《易》方式固然值得商榷,但它在清后期到近现代发展的这段过程,还是需要研究和反省的。 

  《东方哲学》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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