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骏声易学研究 

　　同济大学哲学系 谷继明 

　　内容提要：朱骏声除了小学之外，尤其擅长易学。本文先考察了其易学的主要著作和特色。其中，《六十四卦经解》是汇集前人注解、间申己意的著作。若对此书的内容不加甄别，很容把书中其他人的易学当作朱氏本人的。至于甄别的标准，不能凭大字、小字来判断，而是要根据实际内容进行核实。朱氏长于训诂，其解《易》的首要特色便是以文字声韵之学进行解释；其次，朱氏精通天算，这鲜明地反映在《六十四卦经解》和《传经室文集》中。通过分析，朱氏解《易》表现出鲜明的历史主义和文本主义的特色，可以说是民国间高亨等解《易》路径的先驱。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经学“瓦解”的过程。另外，朱氏对王夫之易学有评价。 

　　关键词：朱骏声 六十四卦经解 王夫之 焦循 易学诠释 

　　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江苏元和县人。其最著者莫过于《说文通训定声》，他凭借此书而成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然而，《易》学亦是他的学问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观《说文通训定声》以六十四卦卦名作韵部名，便可见《易》学在朱氏心目中的地位。中华书局曾出版朱氏《六十四卦经解》稿本的排印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胡双宝点校本，汪学群先生《清中期易学》中亦曾有一节对朱氏易学进行梳理，刘一奇也曾有一篇文章讨论。然而学界目今对朱氏的易学探讨的仍比较少，许多问题也未展开。在清代易学方面，笔者近些年先后撰写了《周易补疏辨正》、《黄式三与晚清易学》、《张惠言易学与晚清今文学》等文章，目前正在做惠栋易学的研究。这并不是按照人物或经典进行独立的研究，而是试图在清代到近现代经学之变这样的问题意识下，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易学学者，探讨清代易学思想和经学学术的发展脉络，以期突破既有的清代学术史叙述模式和范式。故笔者不揣谫陋，特爬梳材料，就朱氏的《易》学特点作一研究，并揭示其与清代《易》学各家的交涉，及其在《易》学发展中的地位。 

　　一、朱氏易学著作及《六十四卦经解》考辨 

　　朱骏声《易》学著述颇丰，据其孙朱师辙所言有六种：“先大父著有《易》六种，《易郑氏爻辰广义》二卷、《易互卦卮言》一卷、《易章句异同》一卷、《易消息升降图》二卷、《学易札记》四卷，而以《六十四卦经解》八卷为最要一名《周易汇通》。”孙诒让为朱氏作《朱博士事略》，举其《易》学著述而稍有不同： 

　　因著《六十四卦经解》八卷。更取历代筮卦所验，附缀其词，以便占者推寻。又述《经传互卦卮言》二卷，参虞氏消息意为《图》一卷。郑氏爻辰说《易》，其书已亡，见于唐人正义者仅数条，因据《汉志》三统术补之，为《爻辰补义》二卷。 

　　其中卷数、书名与朱师辙所言偶有异，且少《易章句异同》《学易札记》二种。或孙诒让未见朱氏著作全部，故当以朱师辙所言为是。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据《元和朱氏遗书目》所列与朱师辙所述同。据《中国古籍总目》，《六十四卦经解》、《学易记》三卷、《易郑氏爻辰广义》一卷、《易经传互卦卮言》一卷、《易章句异同》一卷，其稿本皆藏于浙江图书馆。 

　　就易学而言，朱氏最著者当是《六十四卦经解》一书，这与其作为正式的注经著作以及中华书局的印行有关。不过人们或许会对此书的性质产生误解，因而在研究时造成偏差，亦即：此书到底是集注还是朱氏自注？其中有多少是朱氏自己的东西？朱师辙在介绍此书时说：“综核汉宋以来各家之易说；而详论其短长，附见于注中。”尚秉和撰此书提要则谓：“今观其易解，皆集旧注。首《彖传》，次《象传》，低于经一格。次杂采各家易解，又低于《彖》、《象传》一格。瑕瑜并列，而无所是非。间附己意，则用小字注于中。”由此可见，《六十四卦经解》是以汇集前人经注为主。有些学者直接没有做好文献辨析的工作，直接利用此书来研究朱氏易学，实际研究成了其他儒者的易学。 

　　进一步的问题是：《六十四卦经解》并未说明其出处，如何判断哪些是引文，哪些是朱氏自道？朱师辙与尚秉和提供了一个信息：大字是各家学说，小注是朱氏的见解。我们详加核查，发现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比如复卦卦辞下，《经解》注大字曰：“太阳周天行度，一岁之中有赢缩……”一段，显然是朱氏的说法。又，我们看贲卦六五的小字，“丘园指上爻……园在国外则上也”是取自何楷《古周易订诂》，“六五失正……皆为阳爻”取自《周易集解》所引虞翻注，“戋戋，委积貌”用《经典释文》，“君若贲饰束帛……故帛乃戋戋也”用《正义》。可以说，小注中也多是前人注释，不烦多举例证。鉴于此，我们需对以往的注解有比较熟悉的了解，并详细地逐句核查朱氏注文，才能区分引用和朱氏自注。而注文大小字的区别，并不是为了区分前儒所注和自注，乃是对注文的重要程度和正当性作出的区分。易言之，不管是前儒所言还是朱氏自语，放在大字中的，代表了朱氏对这种观点的认可；放在小字中的，则仅仅是“备一说”或朱氏作的进一步评论。将来笔者如果有余暇，拟做一部《〈六十四卦经解〉考源笺释》，专门区分和标出朱氏所引旧说、己说，并稍作疏解。若海内方家有兴趣，亦可做成此书，必朱骏声先生之功臣也。 

　　尽管《六十四卦经解》大部分是前儒之语，却并非意味着价值不大或者不足以反映朱氏易学。这去取之间，这大小字所区别的正当性之间，都表现了朱氏的学术倾向和用意。更何况里面许多朱氏自注的语句十分精要。尚秉和先生评价此书“无所是非”，是不公允的。 

　　除了以上易学著作，《传经室文集》和《经史答问》中保存的朱氏易学亦比较丰富。《传经室文集》汇集了朱骏声的零散学术论文、序跋以及诗文，其中的卷二皆与《易》有关。《经史答问》各条排列稍杂乱，但其中有不少易学内容，特别能窥见朱氏易学的多个方面。 

　　二、朱骏声的解易方法 

　　朱氏尝谓：“解《易》当先释其文，则《尔雅》、《说文》之类为本；次求其理，则合于经常之道为本；次考其典，则务当于古义。至于一卦之中而取象杂出，一爻之内而上下不蒙，则固不必强经以就我，定欲使古经如今人文字也。”此可谓朱氏解《易》的总纲。从此语可以看出，他以文字合于字书、义理合于正道、典故当于彼时之事实为准则。这涉及了解释的文字、制度、义理三方面。刘一奇的文章虽分“以汉易体例解易”、“以传统小学考据治易”、“引史解易”、“以近代西方天文知识解易”等章节论述，本文有些部分从标题看似与之相同，但关心的问题不一样，所考辨的内容也少有重复。 

　　1.文字考证 

　　就文字而言，朱氏以文字声韵之学名家，其于《易》首重文字训诂，亦自然之事。他曾说：“解《易》先须识字，并须考此字在殷末周时作何解。”也正因为此，他对宋人以理说《易》感到不满：“宋人以空言谈理，纵不失圣人之旨，而于释经之体未合，字句文义全不置解，谓得大意，要于古圣立言之法奚所见焉？”观朱氏《六十四卦经解》，其解释每卦卦名，及卦爻辞中关键之字，必引《说文》、《尔雅》以说明其本义或引申义、假借义。 

　　《六十四卦经解》与《说文通训定声》对《易》字的训解未必相同。如需卦的“需”，《经解》谓：“需从雨从而。而者，须也；须者，也。会意。”朱氏此说本《说文》：“需，也。遇雨不进，止也。从雨，而声。《易》曰‘云上于天，需’。”然其《通训定声》谓：“按许意谓：而者，须也；须者，也。《公羊传》：‘而者何？难也。’《榖梁传》：‘而，缓词也。’亦意。而引《周易》‘云上于天需’，李阳冰傅会其说，谓字从雨从天，非是。愚谓此字当从雨从耎省会意，即今所用濡湿字，与䨣同意。《广雅·释言》‘需，颓也’，《说文》䋈篆解引《易》既济‘需有衣䋈’，各本以繻以襦为之。夬‘若濡有愠’，以濡为之。”两处相较，则知朱氏《经解》从《说文》，以需为雨、而之会意字，“而”即；《通训定声》则试图补正《说文》，认为需本当是雨、耎之会意字，即濡湿之濡，“需待”之义乃之假借。由此可见，《通训定声》比《经解》的训字更为详细深入。这大概是《经解》早于《通训定声》的缘故。《通训定声》在训解“周”字时谓“说详临啸阁《六十四卦经解》”可证明此点。又，据朱骏声自定义年谱，道光八年（1828），四十一岁著《六十四卦经解》，道光二十七（1837）年开雕自著《说文通训定声》。 

　　如果说某一卦名或卦爻辞的训解影响较小，那么他通过“周”、“易”、“彖”的文字学解析，则完全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对《周易》的认识。其《易剙说》谓： 

　　“易”为讹字，“周”、“彖”、“象”皆假借字。夏后首艮，故曰“连山”；商人首坤，故曰“归藏”；然则周人首乾，故曰“周昜”，言帀六爻皆昜也。彖者，掾也，言取虙羲之画而缘饰以辞也。象者，像也，言想象虙羲之意而说之也。 

　　又其《通训定声》于“易”字下谓： 

　　《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骏谓：“三易”之“易”，读若觋；“周易”之“易”读若“阳”。夏后首艮，故曰连山；商人首坤，故曰归藏；周人首乾，故曰周易。周者，之借字。易者，昜之误字也。帀六爻皆昜，故曰昜。后人或谓蜥易十二时变色，故经以为称，不知变易、不易之字借为㑥，交㑥卽迻递之意也。简易之字借为敡，侮敡卽无难之辞也。 

　　朱氏相信《周礼》，以为三易的命名皆与卦首的意义有关，“周易”必然也与乾卦有联系，乾卦六爻皆阳，因此他联想到易可能就是昜的误字。这个解释消解了以易为变化的形上学思考。不但如此，汉代以来流传的“易有三易”之说，亦被朱骏声用训诂的方式各自还原到本字。变易之易本字㑥，简易之易本字敡。这意味着，三个含义不能统摄在一个“易”字中，哲学话语由模糊性而带来的意义的丰富性被消解和限定住了。 

　　2.以天文历算解《易》 

　　朱骏声除了精通文字声韵，且尤擅天文历术。他亦正凭着在天算方面的造诣而被选入《畴人传》三编。诸可宝评价说：“朱博士于学无所不窥，七百八十三座之星，能指而名之；九章之术，能推而衍之；十经之谊，则淹而通之；三史、十子、《骚》、《选》，皆熟而诵之。发为撰著，博大而精深。顾世之称博士者，第知有《通训定声》一书已尔，而未知其兼长推步，明通象数也。”自从晚明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天文学、数学的刺激，中国学界出现了天文历算的一个热潮，这其中既有大力弘扬西方天文学的，更有将传统历算与西方天文学象结合的。这又影响了经典的研究，不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解释经典中的历算内容时。对一部分学者而言，他们研究历算的目的就是为了诠释经典——这是经学家与历算家的不同立场使然。如戴震说：“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钱大昕尤精于历算，尝谓“中法之绌于欧逻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朱骏声亦擅长天文历算，而且用以解经，这是受钱大昕的影响。其自编年谱载其于嘉庆七年（1802，15岁）“入紫阳书院附课肄业，时宫詹钱竹汀夫子主讲席。宫詹亦十五岁入泮，是年重游泮宫。初谒时，有传授衣钵之语。极蒙奖借，以国士目之，并许受业。” 

　　朱氏以天文学解《易》，主要是其中涉及到天文、干支和岁月日时的字句。比如传教士才开始传入的是地心说，后来哥白尼的日心说渐渐传入中国，其中蒋友仁（Benoist Michael）《坤舆全图》的宣传功不可没，只是钱大昕据以修《地球图说》则对此加以贬斥，阮元也采取了反对的立场。而朱骏声与他的前辈们不同，对此表现出开放的态度，并用以解《易》：“问：‘子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又言“天地以顺动”，又言“地道卑而上行”。地何能动乎？’曰：‘泰西有天静地动之说，于推布之法全无滞碍。此亦古今之疑案也。孔子数语，似先发之。’” 

　　又如复卦的“七日来复”和临卦的“至于八月有凶”，历来解释纷繁，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是用六日七分说，一是用十二消息卦说，这其中又因月建问题而发生争论。朱骏声则完全抛弃这些说法，另立炉灶。首先朱氏认同传统以“七日来复”是指“阳”来复，而“八月有凶”是因为“阴”势力兴盛。但是阳和阴的所指，朱氏乃用全新的天文学知识来说明。他利用太阳周年视运动的知识来解释阴阳的运动。冬至太阳到达南回归线，就北方中纬度的人看来，属于最远；而后太阳便往北移动，此即“来复”。按朱氏的逻辑，太阳其实到北回归线后，“来复”就应该停止了。可是朱氏却又改变标准，认为自夏至至秋分的一段时间，太阳还在赤道以北，昼长夜短，仍算做“来复”的范围。将自冬至至秋分的时间加起来，便是“来复”的时间。可是如何“七日”来复？朱氏根据地球公转速度的不均匀，因此有盈初、盈末、缩初、缩末四段；然后他又指出，每年赢缩的长短也会有变化，因此殷周之际的盈缩与现在不同。殷周之际到现在的年岁可以估量，盈缩逐年变化的常数已知，朱氏当时盈缩的资料有实测可考——于是他便可据以推殷周之际盈缩的数值。自冬至至秋分的时间，便是盈初、盈末、缩初的相加。此数值是二百七十七日七时四分——取个位整数，则是“七日”，故“七日”来复代表着这二百七十七日自冬至至秋分的时间。 

　　我们固然可以说，朱氏这是另一种傅会。但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用天文历法的知识来解释经典，二是他试图还原经典写作时代的历法、史实，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探寻经典创作时代的本义。我们前面说他以文字训诂说经，也有“历史语言学”的特色：“解《易》先须识字，并须考此字在殷末周初时作何解。”因为《周易》是殷周之际的著作，要从那个时代的语言文字、历法、制度背景来加以解释。 

　　3.以史解《易》 

　　朱氏强烈历史主义精神的另一表现，是试图把某些卦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事件中去。他不但认可马融、干宝等前儒的注解，将乾卦主要与舜、文王的事情联系起来；将明夷卦与殷周之际的事情联系起来。而且还独自又对其中的许多卦作了史事的解读。比如升卦，因为有“南征”和“王用享于西山”的文字，他便考订这是文王伐崇的事情。并通过历史地理学的知识，指出文王自岐迁程后伐崇，崇在程南，故曰南征。我们确定此为朱氏自道，而非援引前人成说，是因为《传经室文集》中还有《升卦说》一文。书中此类颇多，兹不赘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以史解易”是指将《周易》经文还原到某个时代、作为某个时代社会和史实的写照；与程伊川、杨万里引用历史故事以说明某卦某爻的道理不同。后者可称为“以史证易”。 

　　刘一奇区分不开朱氏所引旧说与朱氏自己的注解，在“以史治易”一节中所举的例子都是朱氏所引旧说。如“此怀智苟容，以观时变，如宁戚、蘧瑗与时卷舒之义”，他以为是朱氏以历史教训来申发易义，并将宁戚、蘧伯玉的事迹叙述了一遍。然而者不过是干宝的说法，见《周易集解》所引。又如他引的第二条，其中伊尹、周公、郭子仪云云是朱氏约引《周易程氏传》，小注萧何韩信云云是朱氏引来知德《周易集注》。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朱氏引用诸家表明了朱氏对此也认可，但真不适合说这就是朱氏本人的易学。 

　　三、对各家易学的态度 

　　清代易学，特别是乾嘉学派的易学兴起时，首先是宗尚汉《易》，排斥宋代的图书数理之学。这以惠栋为首，张惠言等踵继之。在这种风气下，朱氏也有一定的重汉轻宋的倾向。但他的态度远为持平的多。孙诒让为其作传时指出： 

　　尝览古今说《易》百数十家，提要钩玄，为《学易札记》，谓孟、京之卦气五行，荀、虞之纳甲消息，马、郑之互体爻辰，辅嗣之空虚清悟，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至争言玄理，反疏训典墨守宗尚；拘求义例，尤后儒说易之通病。惟观其会通，不胶一说，先释其文，次求其理。 

　　孙说犹简略，今详论之如下。 

　　1.对汉易的吸收与批评 

　　我们前面已经引过，朱骏声反对宋儒的重义理、轻训诂。就汉代易学来说，主要内容有卦气、卦变、爻辰等，朱氏不仅仅是袭用，而且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批评。 

　　卦气说的精致形式是自孟喜、京房、《易纬》而发展的“六日七分”学说。此说将一年的岁实定为365又1/4日，分入60卦中，则每卦主6又7/80日。孔颖达疏据《易纬》，以此说解“七日来复”，认为坤卦占6又7/80日，举其成数则为七日。朱氏不仅反对这种解释，而且直接批评了“六日七分”说的真实性：“夫孟喜卦气一日八十分，是一周七十二候为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分。此数本属凭虚立说。”孟喜卦气，是以历法的结构安排易学的象数系统，其所据历法，特别是一年的岁实，当是《颛顼历》，这是四分历的一种。从前汉到清代，历法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历法一旦进入易学系统被固化，便具有了独立的意义，从而不与历学的发展进行同步更新。这与占星学严重滞后于天文学是一个道理。朱骏声对孟喜六日七分法的批评，正是站在更精确的历法上进行的。 

　　对于卦变，朱氏观点是比较犹疑的。他在《卦变说》中认为卦变只不过是“后儒”的发挥。这所谓的“后儒”是从虞翻说起，一直到他清朝的毛奇龄。他批评虞翻说“虞仲翔消息升降之说，亦多所附会；更有所谓特变者、两象易者，以通其穷”，并认为这些卦变都“究于圣人作《易》之旨未必有当也”。虞翻卦变，虽有辟卦生杂卦的原则，却又有许多特殊的卦不从辟卦变来，这当然是有解经或其他考虑。朱骏声认为这表现了其穿凿附会。 

　　然而他并非就此否定卦变本身，乃是建立了自己的卦变学说。他将卦变分为两类：一是三画的八经卦重而为六十四卦；一是六子和十辟卦生其他四十六卦。这分别对应于《系辞传》的“因而重之”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笔者认为，第一种只能算作重卦、成卦，不能叫做卦变；第二种则还是虞翻等先儒卦变说的一种变形。朱氏为此两种“卦变”分别作了图。对于第二种图，他特别强调“旧图无六子生他卦者，愚谓不然”。其实虞翻也有六子卦生杂卦的例子，朱氏此说失考。他的图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可以通过《六十四卦经解》每卦的记载来推定。我们前面说此书多集前儒旧说，不过其大字注文表现了他所认可的注解；同时也有不少是他自己的解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朱氏的卦变图整理出来。限于篇幅，此处不便详加罗列。整理的结果，我们会发现他确实严格以六子十辟为范围，虞翻虽然有六子生杂卦的例子，但朱氏的六子生杂卦之例较虞翻多出不少，如屯、颐、小过皆由震变，蒙、萃由坎变，升由艮变，鼎、中孚由巽变，睽由离变，革由兑变。 

　　爻辰说是郑玄的典型注《易》体例，他“通过地支为媒介，从而把诸多内容（十二律、四象、二十八宿）全部纳入卦爻之中，并根据其解经的需要，随心所欲地运用这些学说加以解易。”其中，通过十二辰与二十八宿联系起来，是爻辰说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朱氏精于天文，对郑氏此说自然会很感兴趣。不过，他还是秉着“历史主义”的精神对郑玄的爻辰说提出了批评：天象是会变动的。利玛窦等人来华所传的是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他们以地球为中心，将天分作九重，最高的是容动天，其次是恒星天，二十八宿就是在恒星天上。因为岁差，恒星天便会出现移动，恒星也发生移动。因此，周公时代的每爻所值的星宿与郑玄时代并不同；郑玄用当时的值宿去注周公时代的《周易》，自然会产生误差。朱氏计划“推周初之恒星宫度，绘图雠校，汰其不合于古，而益以义与古合者，以蕲通贯”，可惜始终没有做。他暂时的一个工作是重新恢复并推衍郑玄的爻辰说，作有《易郑氏爻辰广义》，一名《爻辰补义》。郑玄的爻辰说并不都一定按照星象来解《易》，朱氏则为之补足，如泰卦六五“帝乙归妹”，郑玄只指出爻辰在卯，属于嫁娶之月，而朱氏则进一步指出：“氐为王者后宫，尾为后宫之场，天乳一星在上，嫁妹之象。”卯配二十八宿，则该摄尾、心、房、氐，故朱氏解如此。 

　　2.船山易学的空谷足音 

　　王夫之卒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因他作为曾经抗清遗民的特殊身份，著述中多有批评清廷之语，又因其居处偏僻，故其著述鲜有流传。唯有几种考据性的著作被采入《四库全书》，这其中就有《周易稗疏》。四库馆臣对《周易稗疏》的评价颇高，谓：“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皆具有条理。卷帙虽少，固不失为征实之学焉。”正是《四库全书》所收船山著作皆为“稗疏”一类，故船山在清前中期即或偶为人所知，也是以考据学家的面目出现的。一般认为，船山是要到邓显鹤等人的表章，才重新为人发现。但在此之前，朱骏声对船山已有所讨论，这个发现对船山学在清末之前船山学的流传还是很有意义的。 

　　朱骏声的《六十四卦经解》纂辑诸说，其中大量采用了《周易稗疏》的说法，只要将二者加以对比便可了然。我们前面还说过，《六十四卦经解》大小字的区别代表了朱氏所认可的注文的正确程度。他引船山《稗疏》常常放在大字中，可见其对船山《稗疏》的赞许态度。当然，在他非常有心得的一些地方，把自己的注解作大字，而将船山的注释列为小字。又，其《经史答问》有三条涉及船山： 

　　问：“王夫之《周易稗疏》解临‘八月’竟作‘兑’字，得无牵强与？”曰：“成兑何以便凶？殆以秋为肃杀也。然非秋四时不成，非杀不变。” 

　　问：“王夫之解蹇‘利西南’，谓险山如昆仑、葱岭、峨眉，险水如弱水、流沙，皆西南也。然与？”曰：“就中国域内观之，昆仑、葱岭、弱水、流沙恰在西北，王又云东北青、兖平衍千里，然东北亦多有大山，不独泰、岱也。” 

　　问：“《稗疏》‘后不省方’一条，然与？”曰：“然则‘十有二月，朔巡守’何以言之？” 

　　将此三条评论是对于船山有微词的，但第一、二条其实算不上批评。与《六十四卦经解》相较，第一条是因为朱氏有自己得意的按照新式历法进行的解释，第二条被《经解》放在小字中，第三条在《经解》中仍为大字。相对于汉儒、宋儒，他对船山的评价算是比较高的了。不过朱氏对船山易学的了解仅限于《稗疏》，而更重要的《周易内传》《外传》则未及见，故不能与船山易学形成实质性的交流。比如船山有“四圣一揆”的说法，反对朱子四圣分别说。朱氏则沿用朱子的观点： 

　　有中古圣人之易，有孔子之易。如“乾元亨利贞”，不过占词，言大通而利于正耳；孔子借经以教天下后世，而释之为四德。爻词“利见大人”，亦不过占词，大人，太卜之属，卜筮之官，《诗》“大人占之”是也；而孔子释之为“乾坤合德”之大人。盖古人最信卜筮，孔子借卜筮之书申其义理以垂训，所谓因势而利导之也。 

　　这种观点与船山是截然相反的。但“四圣一揆”在《稗疏》中没有被鲜明地表达，故朱氏讨论到四圣问题时未言及船山。他不仅否定了四圣的一致性，甚至直接否定了文王、周公做卦爻辞的可能性：“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想乎’，又曰‘当文王与纣之事耶’。然则彖词、爻词之非文王、周公作可知。作易之圣人，大约西岐之人，生于殷之末世；而彖爻之旨不同，盖出两人之手。曷以知其西岐人也？小畜、小过皆曰‘自我西郊’，随曰‘西山’，升曰‘岐山’，于是知之。此千古所不肯言，亦不敢言者。然易道之大，昭垂万世，不必以文王、周公重；文、周之圣，亦不必以《易》重也。”所谓千古不敢言者，文王、周公作卦爻辞为历来相传，否定此，就是否定了《易》与圣人的联系。 

　　3.对同时代易学的评论 

　　清代易学前期，惠栋开创、张惠言发扬的“易汉学”比较有影响力。惠氏创其凡例，张惠言后出转精，尤擅虞氏学。此类学术皆力图恢复汉《易》本来面貌，对晋以后的易学评价甚低。朱氏既然对汉易有不满，自然不会完全认可惠氏一派的方法。他在《经史问答》中曾对惠士奇《易说》有一条批评。 

　　除了惠、张一派的易学，焦循易学以另一种风格为当时交相称誉。他的《雕菰楼易学》丛书卷首刻了各名流的赞誉书信，比如阮元说此“石破天惊”，王引之赞为“凿破混沌，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矣”。焦循易学虽然貌似对汉易有借鉴，实则有自己的体系，因之对当时的易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程钢先生精辟地指出，“在焦循易学中，文字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性的内涵。这些文字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除了表示某种量或数学空间位置，它们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这意味着，焦循的易学本质上是数学，而文字变成了数学符号——这其实是把经书与数学相混同、穿凿。这必然会为以“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为解经路径的朱骏声所批评。朱师辙说：“焦循以洞渊九容比例说《易》，王伯申谓其精锐凿破混沌。先大父丰芑博士则谓其劳而寡功。盖先大父深于经小学，兼通百氏，尤邃于易，且精天算，故能中其失。”今按师辙所称朱骏声之批评，见于《传经堂文集》及《经史答问》。《经史答问》谓“此亦仿虞（翻）而推演之耳。其附会难通者十居八九。吾赏其用心之勤而惜其立言之固，所谓有辞而无理者。”《文集》有《书焦孝廉循〈易图略〉后》一文，更详细批评了焦循的说法。 

　　当然，我们或许会有疑问：焦循和朱骏声同擅天算，且以之解《易》，为何朱氏对焦循批评如此严厉？其实二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朱氏所擅长的是天文学和历算，焦循精攻的是算数、几何，虽说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历算与算数、几何混在一起，但到了清代随着西方学术传入，数学从历算中独立出来，天文历算以数学为基础，但表示的是物理学的知识和结构；与纯粹的数字世界是不同的。其次，朱氏只是在解读文本中遇到天文历法相关文字时才动用历算知识，而焦循则将数字关系作为整个易学的结构。易言之，在朱氏那里，历算是补充《周易》文本的，而焦循则把易经作为数理的工具或展现——二人对文本与数字的体用关系的看法恰是相反的。 

　　四、结语 

　　从学术界的实际交流过程来看，《六十四卦经解》在当时及晚清的易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到高亨、李镜池那一带易学学人也没有引用《经解》。这或许和它未能刊刻有关。但这不妨碍朱氏易学作为清代易学史发展的标杆意义。我近几年通过研究认为，清代的易学可分为四派：一是汉学派，以惠栋、张惠言、姚配中为代表；一是考据派，以王念孙父子、朱骏声、黄式三父子为代表；一是焦循等人的数理派，以《易》为模型图式来表达数理和哲学思想；最后是传统的义理派。惠栋、张惠言一派的“易汉学”在清代前中期算是主流的一派，但是遭到许多人的批评。清代考据学、汉学皆很兴盛，但考据学与汉学之间是有差别的。一个是要追求文本的原初意义，一是尊崇汉人的解释。如果说三礼学、《左传》学、《尚书》学、《诗经》学等，考据学与汉学还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的话，那么易学方面考据与汉学可谓势如水火。清代汉学的兴起，诸经皆不同程度地向原初的意义回归；唯独于《易》，复汉愈甚，离考据的初衷便愈远。可以说，《易》在清代是“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解经发展最晚的经学。真正以文本为基础和目的，以历史、文字、音韵为最主要工具的易学，要在高亨、李镜池那里才算真正发展起来。而在高亨之前，王引之、朱骏声功不可没。王引之虽然曾作序盛赞焦循易学，但自己的解易风格却与焦循大异。他在《经义述闻》中对汉易中的卦气、纳甲等做了尖锐批评，通过归纳经文文本及其语用来训释字义。虽然有时也使用卦爻象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文词，但较之他家已经非常少。朱骏声则进一步把重点放在文字上，历史主义的特色更加明显，其“解《易》先须识字，并须考此字在殷末周时作何解”之说，足为后世高亨、李镜池之先声。由此这种解《易》的方法便越来越成熟了。我们而今要重新回归易经学的传统，历史主义和训诂为中心的解《易》方式固然值得商榷，但它在清后期到近现代发展的这段过程，还是需要研究和反省的。 

　　《东方哲学》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