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俺答汗对意识形态的选择
吕文利
摘要：俺答汗一生在意识形态的选择上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08年到1551年，其信仰的是萨满教，以萨满意旨为主，寻求与明朝通贡；第二阶段从1552年至1570年执送白莲教首赵全等人止，为对白莲教的试探阶段，其梦想的是“夺回大统”的目标；第三阶段从1571年到1582年去世，最终选择藏传佛教格鲁派为蒙古地区的信仰和意识形态。
关键词：俺答汗 意识形态 藏传佛教
作者吕文利，内蒙古赤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研究员。
引言
关于蒙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进行关注并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以长时段视角来研究的，有妙舟的《蒙藏佛教史》、札奇斯钦的《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德勒格编著的《内蒙古喇嘛教史》等，但这些通史性的著作着眼于大蒙古国时期及其之后的蒙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对俺答汗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过程及原因进行了探讨，但并未深入研究。至于以更宽广视野撰写的《佛教史》更是一笔带过。关于蒙藏关系研究综述，可以参看马啸的文章。从俺答汗个人角度来研究的著作也不少，如日本学者和田清在其《明代蒙古史论集》中，专门有《俺答汗的霸业》一章，写俺答汗是如何成就霸业的，其中对俺答汗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着墨颇多，但并未解释俺答汗为何没有选择其他宗教。杨绍猷的《俺答汗评传》和蒙古国温德华的博士论文《俺答汗研究》等文章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从俺答汗的一生来研究，但关于其个人信仰和部族意识形态问题关注不多，主要着墨于其引进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原因和过程。俺答汗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是蒙藏关系上的大事，自然引起了一些著名学者，如亦邻真、薄音湖等人的重视。另有很多文章也对俺答汗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原因、过程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俺答汗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固然有其重要意义，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一是在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之前俺答汗的个人信仰和部族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在这里，应该区分信仰与意识形态的概念，涂尔干认为“宗教现象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信仰是舆论的状态，是由各种表现构成的。”由此可见，信仰具有群体性特征，虽然我们觉得信仰似乎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是个人的意识行为，但无疑，只有被一个群体信仰才能称之为“信仰”，它具有主观性特征。而意识形态含义则更加广泛和复杂，它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所以，意识形态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特征。
二是纵观俺答汗的一生，他一直在尝试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为我所用，共有多少意识形态供他选择？三是俺答汗最后为什么选择了藏传佛教？
一、俺答汗信仰的第一个阶段(1508-1551)：萨满教
俺答汗，又称为阿勒坦汗(Altan Khan)，出生于1508年1月2日，为达延汗之孙，其父为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俺答汗生活的年代，正是动乱的年代。在其出生140年前，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元朝皇室北遁，建立北元。明与蒙古不断发生战争。1480年，年幼的巴图蒙克即汗位，是为达延汗。当时，东蒙古(鞑靼)主要有六万户组成，号称“四十万蒙古”，内讧和战争不断，在西部，则有卫拉特(瓦剌)，号称“四万卫拉特”，“四十万蒙古”和“四万卫拉特”也是连年征战已有百余年。经过多年的努力，达延汗统一了东蒙古地区，封诸子分领六万户。
在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虽然元朝皇室贵族曾信仰藏传佛教，但只是在蒙古上层进行传播，并未深入民间。在元朝皇室退居蒙古地区后，萨满教重新又在蒙古地区居于统治地位。“萨满作为神的代言者，在酋邦政治生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他们可以代表天神宣布神谕，声称某个统治者是天所选中的人间君王；也可以按照统治阶级意识和意愿占卜、解释各种天兆、异象。”应该说，蒙古社会的萨满教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了。
1517年，达延汗去世，因达延汗长子先已去世，长孙卜赤年幼，汗位被巴尔斯博罗特所夺。这引起了其他贵族的反对，两年后，不得不归政于卜赤汗，巴尔斯博罗特不久后即去世。巴尔斯博罗特死后，其兄弟七人继承遗产，俺答行二，领十二土默特。在这些兄弟中，以其长兄衮必里克济农势力最雄，至嘉靖十三年时，俺答汗已经27岁，经过多年的征战，他已在右翼中确立了重要地位，在这年的四月，“俺答挟众欲入贡”。这是文献记载的俺答汗第一次要求入贡。杨绍猷分析说：“这一要求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在于这一年正是右翼济农衮必里克(吉囊)及其弟俺答、老把都等势力强盛的时候，他们刚于头一年大败兀良哈部，又南下入援大同兵变，威震塞内外，夺得大量战利品，而俺答独能比其他领主更有远见地倡言通贡互市。”笔者认为，按照当时蒙古人的信仰来说，凡大事必请教萨满，此事应该有萨满参与。
据时人萧大亨(1532-1612)记载蒙古萨满卜占的情形：蒙古“俗有卜筮，不与我同。有持羊膊骨火灼之，以验吉凶者；有以上弦之弓，用两指平举之，口念一咒，俟弓微动而知吉凶者；有以衣领、口袋诸器具，向内为吉，向外为不祥者。”蒙古领袖凡遇战争、灾祸等大事时必请萨满占卜。
嘉靖二十年(1541)秋，“俺答阿不孩遣夷使肯切、石天爵款大同阳和塞求贡。言其父諰阿郎在先朝常稽颡蒙赏，且许市易。近以贡道不通，岁掠多灾。卜之神，云贡吉。”这里的“神”就是萨满。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记载此事云：
“俺答亦不幸大札，人畜死者什二三，大惧，乃往问神官。神官，胡中善卜者。‘若欲得吉，必入贡南朝乎！’先是弘治朝答父諰阿郎入贡，父老皆相传，以为盛事，俺答遂勃勃有通贡意矣。”
由此可以看出，俺答汗此时的信仰的确是以萨满教为主，听萨满之言，行通贡之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中，又搬出其父入贡故事，以为陈情。另外还可以反映出，此时的萨满依据内外情况，做出“入贡南朝”的决断，是符合当时俺答汗的利益的，从“父老皆相传，以为盛事”可以看出，这也是符合广大牧民的心声的。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俺答遂勃勃有通贡意矣”，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明朝和俺答双方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明朝对俺答汗的这一请求，“诏兵部集议，曰：诈而贡，不可信。”并“定赏格，能斩俺酋者五百金，升三级。”这是战争的架势，俺答汗“以贡事不谐，三道并入，尽蹂秋稼。”虽然俺答汗心中恼怒，但心中一直希望能够通贡，所以在其请求通贡时，大同巡抚史道留其使臣肯切，而把石天爵放回去了，并给以布帛，俺答汗“亦以马报之”，所以在这次的进攻中，“大掠三关而大同无恙”，但史道却被指“媚虏嫁祸”“遂得罪”。
嘉靖二十一年(1542)三月，俺答汗“送中国人李山至，请易肯切。廷议以为诈，不之许。”紧接着又派石天爵等人再次求贡，但大同巡抚龙大有立功心切，“诱缚之，上之朝，诡言用计擒获。帝悦，擢大有兵部侍郎，边臣升赏者数十人。”于是“磔天爵、肯切于市。”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明朝边臣以一己之私，损害国家利益，诚可叹也！对于明朝杀害使臣的行为，俺答汗暴怒，引兵大掠，“凡掠十卫三十八州县”。二十四年又犯大同中路铁里关等处。
但是俺答汗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入贡。二十五年，“俺答阿不孩遣使堡儿寨等三人款左卫求贡”，言“俺答选白骆驼九、白马九、白牛九，及金银锅各一，讲信誓，戒犯窃，仍如曩时石天爵所称者。”这就是九白之贡，并有盟誓之约。据萧大亨所记，蒙古人“其最重者然诺，其最惮者盟誓。伪则不誓，一誓，死不渝也。”但当时明朝边臣懂蒙古风俗的不多，加之前面封赏龙大有起了不好的示范作用，于是“总戎家丁董宝等值哨边，狃于前事，竟碪三夷首以攘功。”如果任由这种事情发展下去，则俺答的使臣来一个杀一个，明朝边臣都试图邀功，则边境永无宁日。幸亏此时有个明白人，总督宣大事务的翁万达上书陈情，认为俺答汗一再请求入贡，但明朝边将辄杀使臣，“曲在我矣”，董宝等“滔天之恶，真不容诛矣。”此后“部覆，姑贷各官兵罪”。虽然兵部姑且没有治罪，但也没有论功行赏，翁万达的意见和兵部的态度是一个标志性信号，总算遏制住了边臣边将擅杀俺答汗使臣意图请功的势头。
但是这次使臣被杀，俺答汗似乎不为所动，继续派遣使臣求贡。翁万达报曰：俺答汗“遣使求通，虽已被杀，犹屡请不已。”自嘉靖二十五年(1546)至二十六年(1547)，竟然“虏使络绎”，但是“边臣惧庙堂有意督过之也，遂不以闻”。虽然如此，但此次俺答汗似乎铁了心，势必要通贡事成，“然虏竟以通好，散处其众，不复设备，遇哨探卒，亦不戕”。实际上，促使俺答汗痛下决心求贡的，应该还是萨满的意旨。二十六年，俺答汗“复遣夷使李天爵赍番文至，云虏中大神告，羊年利于和。”“虏中大神”即大萨满，无疑，俺答汗让萨满占卜，占卜的结果就是“羊年利于和”，这与上述二十年的占卜结果如出一辙。蒙古历纪年是将五色青、红、黄、白、黑各分阴阳，以十二生肖依次搭配，组成循环顺序，以60为一周期，周而复始，用以纪年。此处所说的羊年正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红羊丁未年。遵照萨满的意旨，“俺答会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相议，求准进黑头白马一、白骆驼七、骗马三千，求白段一端为大神袍，麒蟒段件，头目领之。内种外牧，汉夷不相害。”这里俺答求贡，要的第一件回赐物品就是一匹白锻，蒙古人尚白，所以此白锻必然非常尊贵，果然，其用处为“大神袍”，即用于萨满身上。对于此事，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记载稍详：“我若得白段，即以为袍，挂大神道，它悉以自服。”
可见俺答汗在这一时期，笃信萨满教，而萨满的“入贡”意旨亦符合俺答汗和蒙古普通民众的利益，所以俺答汗心心念念以“入贡”为要。但在这一时段，明蒙之间却形成了消极的“因果循环”关系，即：俺答遣使通贡——明朝怀疑诚意——明朝拒绝通贡——俺答派兵劫掠——明朝怀疑诚意——明朝继续拒绝通贡。这个消极的“因果循环”关系最终被逃往俺答汗处的白莲教徒给打断了。
二、俺答信仰的第二阶段(1552-1570)：对白莲教的试探
早在正德年间，就有汉人因为饥寒而投奔草原的记载。嘉靖三年和十二年又发生了两次大同兵变，很多边将戍卒投奔俺答汗处，其中亦有一些白莲教徒众。到嘉靖三十年(1551)时，山西大同吕老祖的白莲教起事失败，大量白莲教徒遁入俺答汗处。
“妖人吕老祖以白莲教惑众，构祸于山西、大同之间，有司捕之急，叛投彼中。其党赵全、李自馨等率其徒千人从之。周元者，麻城人也，以罪戍大同，为彼所获。刘四者，老营堡戍卒也，与其徒三百人戕其主帅而叛。张彦文者，大同卫百户也。亦以通彼叛。而吕老祖之徒马西川、吕老十、猛谷王各先后亡命，俱入俺达营部。赵全魁梧雄健，多权画，李自馨颇通文字，周元善医药，刘四骁勇敢斗，俺达甚爱之”。
实际上，在嘉靖三十年左右，俺答汗倚仗白莲教首萧芹、丘富等人。丘富于嘉靖二十八年投奔俺答，“以妖言诱惑本夷，用为头目。”萧芹与丘富“并亡抵于虏，自以为次王，与谋中国。”此时的白莲教徒众还未大批到来，俺答对白莲教持将信将疑并加试探的态度。
嘉靖三十年(1551)四月，明廷开马市于大同镇羌堡。但“马市甫毕，随有虏骑犯左卫者”。明朝边将上前诘问，俺答方面“则谓中国妖逆萧芹、天源等诱致之。其党无虑百十辈，散处诸帐中，教以火食屋居，不利于虏好，则曰力能咒人喝城。俺答为之动。”
白莲教是元代流传很广的一个教团，“在初创时期是佛教的一个世俗化教派，但在后来则演化为民间秘密社团”，因与民间信仰高度融合，所以白莲教在民间发展迅速，并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力量。白莲教徒在明朝有很大发展，教派林立，很多白莲教徒众起事，成为明廷的心头大患，山西吕老祖起事即为其中之一。起事失败后逃往草原，应该说在白莲教徒心中，其反明的态度是与俺答汗形式上是一致的。但如何取悦俺答汗，从而得到重用是个大问题。同时俺答汗也想看看这帮人的本事，于是萧芹等人以会喝城术报之，“吾有术神，咒人人死，喝城城崩”。
恰好明朝边臣史道索要萧芹等，“虏请先试其术，不效，执以予我”。于是俺答汗义子“脱脱告通事曰：某日自右卫喝城，非掠也。”这个看似玩笑的通告也明确告诉我们，俺答汗等人是不信萧芹等人的喝城术的。虽然脱脱说此次只是做实验，不是劫掠，但明廷还是做了准备：“会有旨，命史道遍历延、宁市事。道报曰：虏中怵于邪党，然臣已得要领，乞不以较锱铢，坐失大机。仇鸾亦请留道于宣大，而右卫果有警报”。萧芹本来是有准备的，约好与张攀龙等人里应外合，他在外喝城，张攀龙等人开城，但被明军守城官兵发现，自此事败。但萧芹还不死心，要求再试一次。“于是俺答壁外边，遣轻骑三百，从芹至破虏堡。熟视芹，芹至墙下，喝，喝如此者三日夜，声已尽失，不能语，而墙不少崩也。”于是俺答后悔听信萧芹之言，于是配合明朝边将，执送萧芹等人。
嘉靖三十年开市之初，俺答方面曾言：“富虏能以马易段，贫者惟有牛羊，请易菽粟。” 根据明朝边臣的分析，俺答汗之所以求贡，大体有几个原因，一是“所恋者中国段帛。掠之不多得，亦自有损失，不如贡市完善。”这是嘉靖二十年俺答求贡时的分析。二是“虏甚嗜中国货，卤掠则归部落，求贡则归酋长故也。”这是嘉靖三十年时宣大总督苏祐的分析。据萧大亨记载，当时蒙古诸部大掠而归后，“群夷上所卤获于群酋，而莫之敢匿；群酋上所卤获于虏王，而莫之敢匿。虏王得若干，余以颁群酋；群酋得若干，余以颁群夷。”三是“小王子者，俺答之侄也。俺答耻为之下，兹求归顺，将假中国官爵，与其侄争雄。”刨去政治因素，单从经济方面上来讲，苏祐的观点值得重视，在马市上的贸易的确有利于蒙古贵族，对底层民众来讲，需求的还是温饱，所以请求以牛羊交易粮食。当时明朝边臣也观察到：“虏富者十二，而贫者十八”“贫者唯有牛羊”。但遗憾的是，对于俺答汗的这个要求，明廷不许，俺答汗部下遂有犯边抢掠者，于是明廷于嘉靖三十年十二月诏禁马市。明廷的这个措施，也逼迫俺答汗考虑在丰州川发展农业，他所依赖的，还是白莲教徒众丘富等人。
嘉靖三十三年(1554)，白莲教头目赵全等人逃到草原。赵全等人吸取萧芹等用旁门左道诱惑俺答汗这种技术性失败的教训，改从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劝诱俺答汗。“此数人者，仍以老祖之术诳惑俺达，妄称天命，日见亲信用事，而彼之亲贵五奴柱、恰台吉皆屈下之”。蒙古文史书《阿勒坦汗传》也称：赵全等人“曰：待我为汝夺回昔日失陷之大统，与尊大汗汝结交相依为命，于是宝菩萨阿勒坦汗又(与明)不和而兴兵，年年掠获之多不可数清。”
“昔日失陷之大统”即明灭元之事，可以说，“夺回大统”勾起了俺答汗的政治雄心，从此之后，在他的脑海中，由之前信仰萨满而不断求贡一转而为“夺回大统。”他自己后来也是这么说的：“我本意要进贡来，都是丘富、赵全到边哄我该坐天下。教我攻掏城堡，连年用兵，两下厮杀，不得安生。”可以说，俺答汗由求贡到“夺回大统”是一个质的转变，他已经被这个美好愿景给迷惑住了。
经过多年的发展，丰州川的农业已经初具规模，俺答汗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对赵全等人也越发信任。“每大举进寇，俺达必先至板升，于全家置酒大会，计定而后进。”
而赵全等人，亦不断在俺答汗面前强化“夺回大统”思维。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夺回大统”又变为构建“南北朝”思维。
“四十年秋，⋯⋯赵全言于俺达曰：‘自此塞雁门，据云中，侵上谷，逼居庸，朵颜居云中而全据太原，效石晋故事，则南北之势成矣。’”赵全被俺答汗执送明朝后，明朝刑部审问赵全等人所形成的《赵全谳牍》亦有详细记载：
“全与李自馨各又不合与丘富分遣奸细入边探听虚实，交通近边城堡奸逆，具贩货物贿送俺答，妄向俺答驾说伊有天分，尊礼为帝，日逐教诱各夷置造钩杆，攻取城堡。全与李自馨各又不合谋危社稷，日与俺答商说，分遣各虏攻取大同、宣府、蓟州一带，与南朝平分天下。”
实际上，与明朝平分天下的思路或许更符合赵全等人的利益，他们做起了称王的美梦。所以嘉靖四十四年，赵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等人“将俺答僭称皇帝伪号，驱使被掳汉人，于大板升迤东与俺答修城一座，采打木料，于内起盖长朝殿九间”。以上“皇帝”称号，开启“夺回大统”或“南北朝”模式的第一步。而赵全等人自己“于方城板升自为屋室，僭拟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龙庭。”但遗憾的是，嘉靖四十四年为俺答汗建皇宫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于本年五月十五日上梁，烧纸，赞呼万礼。行礼间，上天忽起大风，将梁刮落，致将逆犯宋银儿及不知名真夷七八人打死。俺答畏惧，不敢内住。”这次事故造成了俺答汗对白莲教徒众的疑惧，所以虽然上皇帝尊号，虽然赵全等人将宫殿盖完，但俺答汗自始至终没敢进去居住。
所以当隆庆四年(1570)俺答之孙把汉那吉降明，明朝方面提出提出以赵全等人交换时，俺答汗毫不犹豫地予以交换。他说：
“今天使我孙投顺南朝，乃不杀，又加官，又赏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中国有道，悔我前日所为，若果肯与我孙，我愿执献赵全等赎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边，各酋长谁敢不服？再与我些锅布等物为生，我永不敢犯边抢杀，年年进贡。将来我的位儿就是把汉那吉的，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
于是封贡事成，明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
应该说，此时的俺答汗一直在试探白莲教徒众构建的“夺回大统”以及“皇帝”模式能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他也在利用这些汉人建造板升，发展农业。但是先是萧芹的喝墙术不灵，后是赵全建的宫殿大梁倒塌，使俺答汗对白莲教建构的神话色彩大为怀疑，加之俺答汗的很多部下对赵全等人颇有微词，故利用白莲教建构的话语体系很难成为蒙古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应该说俺答汗还是以信仰萨满教为主的，直到其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后，才烧毁了萨满教神偶“翁公”， 俺答汗与白莲教徒众有二十年左右的“蜜月期”，反映了他勇于探索、一切为我所用的原则。
隆庆封贡后，俺答汗已是60余岁的老人了，其势力所及的蒙古诸部，在意识形态方面究竟何去何从，是他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在与各种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他明显感觉到，萨满教在很多方面是落后的，尤其是殉葬习俗是其不能接受的。另外，明朝封贡，实现了他多年和平通贡的夙愿，但一个和平的环境无法使其实现其称霸蒙古的雄心壮志，能否有一个意识形态既能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又能实现其称霸蒙古的愿望？
三、俺答汗信仰的第三个阶段(1571-1582)——藏传佛教格鲁派
历史或许就是这样巧合，正当俺答汗踌躇之时，1571年，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阿兴喇嘛来到土默特向俺答汗传教，他巧妙地利用了转世轮回的教义，说明俺答汗是忽必烈的转世，这正中俺答汗的下怀，如果以忽必烈的转世为号召，则不但可以破除察哈尔的正统大汗地位，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可以统领诸部，成就自己的霸业。阿兴喇嘛不失时机地向俺答汗指出，“若想遵行薛禅汗和八思巴二人所创立的政教二道并行之制，请迎佛于西藏拉萨地方。”
所以，当日历翻到了明万历六年（1578）时，发生了一件影响蒙藏历史的大事，就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与西藏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的仰华寺（察卜齐雅勒庙）进行会晤。从此，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并在蒙古民众的宗教信仰中占据主导性地位。
在这次仰华寺会晤中，索南嘉措赠予俺答汗“梵天大力察克喇瓦尔第诺们汗之号”并赐银印，“察克喇瓦尔第诺们汗”即“转轮法王(chakravartin)”。“转轮法王”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历史上，松赞干布、忽必烈皆被视为转轮法王。而俺答汗由此在法统上就继承了忽必烈的转轮法王的地位，这对俺答汗来说，“借助西藏佛教领袖神圣力量的支持，建立了新的政权模式，不仅使他在青海地区的霸权得到了承认，同时加强了他在蒙古诸部中的崇高地位和号召力”。
综上可以看出，俺答汗一生在意识形态的选择上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08年到1551年，其信仰的是萨满教，以萨满意旨为主，寻求与明朝通贡；第二阶段从1552年至1570年执送白莲教首赵全等人止，为对白莲教的试探阶段，其梦想的是“夺回大统”的目标；第三阶段从1571年到1582年去世，最终选择藏传佛教格鲁派为蒙古地区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当然，以上划分的阶段只是为便于理解而划分的阶段，真实的历史远比这个划分复杂，如第二阶段在俺答汗和蒙古社会来说，主导性信仰还是萨满教。
应该指出，俺答汗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领袖，为达到自己雄踞蒙古甚至是与明朝一争雌雄的雄心，在前期，他请求蒙古宗主大汗——察哈尔大汗博迪汗封他为“索多汗”“土谢图彻辰汗”等，在博迪汗去世之后，其子打来孙汗即位，俺答汗更不听其约束：“小王子者(指打来孙汗——笔者注)，俺答之侄也。俺答桀骜，久不听其约束，而耻为之下，兹求归顺，将假朝廷官爵，与其侄争雄。”此后，察哈尔在俺答汗势力的逼迫下，向东迁徙，进入老哈河、大凌河及辽河一带。隆庆四年(1570)，发生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投明事件，为解决这个事件，俺答汗请求明朝封他为王，后明穆宗封俺答为“顺义王”，授镀金银印。此后俺答“以大明律绳其下，得中国锦绮巧，每以骄东虏。”“东虏”即指察哈尔部。又苦于“不识文字，每书表，悉出汉人手，多为奸群所波荡，往往书辞口传背驰，多不足凭”，所以明朝派译者赴大同“译如忠孝经之类”，俺答汗大喜，令其子孙“那吉、摆腰习字焉”。所以俺答汗对儒家文化也不排斥。此外，从文献记载来看，俺答汗也经常接触一些穆斯林，在俺答汗之前，从西蒙古一些蒙古领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其有伊斯兰化的倾向，如“癿加思兰”“亦思马因”等等，据希都日古的研究，伊斯兰教在明代蒙古相当盛行。但伊斯兰教究竟对俺答汗有无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根据目前的资料，我们还不得而知。
虽然俺答汗从明朝取得了“顺义王”的封号，但由于其合法性来源于明朝，所以在蒙古地区并无号召力。因此俺答汗此后又选择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其转世理论认为俺答汗是忽必烈的转世，从意识形态上可统一蒙古，俺答汗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那里获得了“转轮法王”的称号。至此，俺答汗集蒙古宗主大汗授予的“索多汗”“土谢图彻辰汗”、明朝皇帝授予的“顺义王”、三世达赖喇嘛授予的“转轮法王”等多个称号于一身，当然，还有未公开宣传的白莲教徒众加给他的“皇帝”称号。这些称号反映了俺答汗在不同阶段的追求，以及不同阶段的雄心壮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