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观。一直以来，“唐宋变革论”对五代宋元史的研究有着极大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又掀起新一轮深入研究及再探讨。这其中青木敦《南北中国论和唐宋变革论中宋朝的定位》（《乾止人文学》4，韩国）通过分析宋代法制及改革，指出政府用心从财政、人才等方面控制重要的江南地区，已显示出“中国的南朝化”，文章进而讨论了“一个中国”的宋朝观念以及从历史地理角度把握宋朝定位的重要性等问题。诸如此类，2011年既有对近十年来传统问题的继续研究，也有若干提出新的问题意识及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的实证研究。

制度、法律。青木敦《南宋判语所引法的世界》（《东洋史研究70-3》）大致收集并分析了南宋判语中的法律条文，将之与法典文书条文作比较，指出其中几乎都是地方官、诉讼当事者双方所熟知的民事、私法性质的条文，从唐、明、清代诸法制来看，如此多的“习惯法”正是宋朝法制的特色。近年来探讨王朝和社会间情报传达方式等问题的文书行政研究较受关注，久保田和男《宋朝赦书向地方的传达》（《史滴》33）分析了象征皇帝“德治”的赦书由中央向地方各级行政单位传达的过程，认为对赦书的宣读，不仅可以让民众从语音上听得明白，而且可以促进中央政府和民众的连带感，这个问题应该运用多种史料具体论证。船田善之《蒙古语直译体对汉语的影响》（《历史学研究》875）首先探讨了元代汉语史料的“直译体”、“拟似直译体”，然后通过具体考察若干史料，指出直译体作为书面语，在公文书的作成以及公布之际宣读时都会对汉语口语产生影响。川澄哲也《<通制条格>蒙文直译体部分的条文》（《福冈大学研究部论集》人文科学11-2）将《通制条格》中的直译体条文拣出加以校订。郑丞惠《从老乞大、朴通事的学堂景观看丽末鲜初的汉语教育和元代的童蒙教育》（《开篇》30）考察了包括汉语学习在内的元代初等教育。与元代文书行政相关的还有高桥文治的著作《蒙古时代道教文书研究》（汲古书院）作者在石刻、文献学、元代史事方面知识渊博，其研究不仅止于全真教文书，也涉及当时政治、制度背景等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细介绍，各位必读。刘晓《元代道教公文初探》（《东方学报》京都86）由石刻文书入手，探讨了元代江南道教管理机构。伊藤一马近年一直致力于10—13世纪在欧亚东部国际形势中宋朝定位问题的研究，今年他发表了两篇从对外政策的角度研究宋代军制的文章。《北宋将兵制的成立和陕西地域》（《史学杂志》120-6）指出，北宋时期的将兵制起初是针对西夏、青唐、吐蕃政权的防卫与进攻而制订的政策，进而扩展到对辽、大越政策，与各个地域的战略目标结合实施。期待作者今后有更广泛的研究。另一篇《南宋成立时期的中央政府和陕西地域》（《东方学》123,2012）论述了南宋成立时期陕西地域的“将”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而再建当地军备的问题。元代军制方面，村冈伦《石刻史料所见探马赤军的历史》（《13、14世纪东亚史料通信》15）从探马赤军的墓志铭入手，考察了探马赤军的编成过程、屯驻地的婚姻等问题。虽篇幅不长，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石刻史料的重要性及其利用的可能性。宫纪子《孛阑奚再考》（《东方学报》京都86）强调若要正确理解蒙古时代的历史，必须同时运用蒙古、波斯、汉语三种语言的史料，指出以管理遗失物为职掌的孛阑奚，同样的职务在北魏、北齐、北周、隋等拓跋国家早已存在，孛阑奚及其残留所构成的阑遗监在政治、经济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氏《从全真教看蒙古时代的东西交流》（《亚洲连结的东西交流》）从日本算术的原点谈起，论述了蒙古时代的东西交流和书籍的流传。契丹、女真的政治、制度方面有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吉本道雅《从朝鲜半岛看契丹、女真》一书，作者在近年来对契丹文、女真文研究的基础上，对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女真大字碑文等进行了解读，对契丹、女真的语言、政治、社会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书末列载了作者近年发表的成果，其中与本书内容有直接关联的文章我们检阅起来并不方便，如果能将之收入本书，有助于读者更深入理解书的内容。另外，该书还收录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朝鲜国王李玜奏谢表》、《朝鲜国王李昪奏谢表》的录文、译注，以及吉本道雅《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条小考》一文，该文对《辽史》地理志中契丹史官的记述进行了探讨。爱新觉罗乌拉熙春还有《国舅夷离毕帐和耶律玦家族》（《立命馆文学》621）一文，综合契丹文墓志的解读成果和文献史料，对辽朝国舅夷离毕帐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古松崇志《契丹皇帝的丧葬仪礼》（吉川真司、古松崇志、向井佑介编《辽文化·庆陵一带调查报告书》2011，京大）运用《辽史》兴宗本纪和礼志、凶仪的仪注、战前实地调查、近年考古学的发现成果等多方面资料，以圣宗耶律文殊奴的事迹为主，按时间顺序复原了丧葬仪礼的过程。该文可作为相似地域、相关时代各种仪礼研究的范文。

社会、仪礼。从史载的记述、仪礼的社会作用、制度的社会影响等视角进行的社会史研究引人注目。小二田章有两篇关于地域文化、传统及历史记载变迁的文章。《北宋初期的地方统治和治绩记述的形成》（《史观》165）以北宋杭州知州戚纶、胡则治绩的记载变化为中心，论述了中央政府在将特定地域的本来秩序整合到自身的统治体制中时，与地方利益达成的妥协点。另一篇《方志和地域》（《史滴》33）指出，杭州历代方志《官绩》所载宋代地方官的事迹，是后代编纂者根据自己面对的课题加以改编的，杭州作为一个地域，有编纂者们想象的成分在内。这两篇文章都是从具体事例入手进行的研究。山本光朗《赵良弼和元初的时代》（《亚洲史学论集》4）在确认了赵良弼的事迹之后，指出从他的语言行动中可以看到他作为经世济民的“德行派”所具有的尖锐的社会意识。除了赵良弼，依据安部健夫的研究，应对金末元初华北士人的状况进行同样的考察。仪礼和社会秩序方面有两篇文章。王美华（梅村尚树译）《唐宋时期乡饮酒礼变迁的分析》（《史滴》33将唐宋时期的乡饮酒礼与科举制度的普及和地方士人层的活动等背景结合起来进行了分析。梅村尚树《宋代地方官的上任仪礼》（《东洋学报》93-3），关于地方官上任时的谒庙仪礼，从北宋后半期至南宋，地方官到孔子庙及其中设立的官学拜谒的次数有增加的倾向，作者认为从儒教统一价值观的普及、对先贤的祭祀等可以想见，地方官和具有地域特色的官学的交流也增加了。希望能有进一步实证研究的积累。宗族方面，小林义广《宋代吉州周氏一族》（《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94）分析了周必大一族参加科举考试、宗族形成、人脉等问题，指出科举及第者未能辈出是这一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山崎岳《方国珍和张士诚》（井上彻编《海域交流和政治权利的对应》<东亚海域丛书2>，汲古书院）分析了元末东南沿海社会的动乱，指出从明初诸变革中可以看出与后世相关连的社会、政治方面划时代的变化。饭山知保《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和科举制度》（早大出版部）探讨了该时期华北社会中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等问题。

农业、水利。小野泰《宋代的水利政策和地域社会》（汲古书院）考察了宋代由中央政府或地方实施的水利事业和农业、漕运政策、当地秩序的关系，并对这一研究课题进行了分析和提示。市村导人《宋代江南农耕技术史的方法探讨》（《佛教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39）考察了易田的实态、水稻品种的栽培期等问题，指出当时农业技术的指标并非二毛作，而是田畑轮换。中林广一《宋代农业史再考》（《东洋学报》93-1）对于南宋时期华中的农业，指出在有能力消费大米的阶层以外，更多人主要消费荞麦等旱田作物，既往研究所指出的先进农业技术，未必普及到了农村。

都市、经济。高桥弘臣《南宋临安和东南会子》（《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31）认为，在中央政府的管理统制下，会子保持了高信用和合理的流通量，作为交换、赠与、物价表示的手段而被广泛采用，这是临安经济飞跃发展的背景条件。渡边健哉《元大都佛寺、道观的建设》（《集刊东洋学》105）探讨了大都佛寺、道观的建设时期、所在地、世俗作用等问题，并考察了大都作为两都之南都的重要性及大都的都市区域从南到北扩大的倾向。

国际关系、国际交流。关于近年盛行的外交仪礼和国际秩序问题的讨论，广濑宪雄著《东亚国际秩序和古代日本》一书收录了《唐后半期到北宋的外交仪礼》和《入宋僧成寻的朝见仪礼》两章，从仪礼角度考察了唐宋时期对日本外交的变迁。近藤刚《从高丽前期官僚李文铎墓志看高丽与金朝关系》（《教育·研究》<中央大附属中·高>24）在实地调查《李文铎墓志》的基础上，作了碑文录文、注释，进而探讨了从海陵王南征到世宗即位时期华北与高丽国境的动乱，及高丽和金朝的紧张关系。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森平雅彦《朱子学传入高丽和对元关系（二）》（《史渊》148）全面探讨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高丽朱子学先驱者的经历，指出他们参加秃鲁花、怯薛护卫，并在那里学习、交游，这成为朱子学传入高丽的契机。森平雅彦《蒙古帝国的霸权和朝鲜半岛》（山川出版社）一书也出版了，该书从多角度概述了高丽和蒙古的关系。榎本涉《入元日本僧椿庭海寿和元末明初的日中交流》（《东洋史研究》70-2）从文献学方面对以前未曾研究过的《瑞龙山语心院椿庭和尚行实》进行了考察，在广泛收集与之相关的中日史料基础上，对椿庭海寿的入元路径、交友关系、明初的中日交流状况等进行了细致分析。关于日、元间僧侣往来文物的文章，有张新朋（福田忠之译）《日本现存中国宋元以后禅僧顶相的调查和研究》（《日本思想文化研究》4-1）。

思想、宗教。小岛毅《宋代天谴论再说》（《中国—社会和文化》26）以欧阳修的言论为主，将宋代与汉代的天谴论进行了比较，指出从中可以看到一定的继承关系，至于其背景则留待今后解决。辻井义辉《朱熹气质论中“心”的位置和作用》（《东洋学研究》48）分析了朱熹言论中“心”这一概念的不同意义。佐藤成顺《五代末宋初的净土教》（《三康文化研究所年报》42）探讨了该时期于台州、杭州、明州再兴的净土教的活动。藤原崇人近年来从文物、史料入手，对辽金时代的佛教、社会进行研究，他的《北塔发现文物所见11世纪辽西的佛教诸相》（《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44）从朝阳北塔发现的文物入手，探讨了当时以霸州为中心的佛舍利信仰的盛行、佛塔的建筑样式、陀罗尼对社会精神的影响等问题。野泽佳美《宋福州版东禅寺藏题记》（《立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报》48）分析了北宋福州福禅寺藏题记的形式，探讨了其出版年代、目的、经费来源等问题。白莲杰《耶律楚材佛教思想之一考》（《御茶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报》30）指出，耶律楚材虽以儒教的价值观为指导，但其佛教思想中透露出他想成为一名治理乱世领导的理想。乙坂智子《“元之天下，半亡于僧”的原像》（《社会文化史学》54）分类分析了《元史·本纪》中与国家佛事相关的记载，指出汉族官员基于儒教观要阐明蒙古政权的正统性，在国家政权不稳定时，藏传佛教僧作为乱世明显的现象，遭到汉族官员的否定评价。一方面是“明知不可能改变现实，却继续坚持儒教正统性的汉族官员”，一方面是“不受汉文化规范束缚，容许批判性的佛事记载存在而继续崇佛，主张自己的绝对圣性的蒙古人统治阶层”。此外文章还涉及到对蒙古来说“中国”是什么概念的问题，这些都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考古、文物。基于庆陵调查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向井佑介《契丹的徙民政策和渤海系瓦当》（《辽文化·庆陵一带调查报告书》2011）结合相关文献史料和渤海都城的瓦当，从空间分布和时间变迁上对渤海系代表文物——心叶莲花纹瓦当进行了分析，从而使我们看到了契丹领域内渤海人的迁移状况。牟田口章人《庆陵地区的新认识》（同上）利用卫星画像、航空拍照和实地调查，指出在庆陵和庆州城之间曾存在着和庆州城几乎同时期建造的必图北城和必图南城。

美术、文学。塚本麿充《皇帝的文物和北宋初期的开封（上）》（《美术研究》404）分析了北宋初期佛教文物集结到开封的状况，指出奝然模刻带回日本的启圣禅院栴檀瑞像，作为灵像具有和本国不同的附加意义。汤浅阳子《李白诗风在北宋》（《人文论丛》<三重大>28）指出，与杜甫写实诗风相反，李白诗风以歌咏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理想和梦想为主，在北宋后期的历史环境下，这与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不一致。和田英信《苏轼的咏画诗》（《御茶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报》30）指出，元祐以后，咏画诗在诗人交往中作为文学表现的一个形式固定下来。冯艳《宋代的茶诗》（《中国学志》25）指出从唐到宋，茶诗的宗教色彩、精神色彩逐渐淡薄，作为文人生活一部分的茶的本来面貌在诗作中得以体现。松浦智子《杨家将“五郎为僧”故事之考察》（《日本亚洲研究》8）指出，《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记载的杨五郎到五台山出家为僧之事，其实是靖康之变时与金兵作战的五台山僧兵的故事，在南宋勾栏瓦舍演出时演义而来的。

史料、译注等。《朱子语类》译注工作持续进行，《汲古》59号刊载了恩田裕正《<朱子语类>卷九四译注（11）》。高桥芳郎的专著《黄勉斋和刘后村》（北大出版会）出版了，本书是作者长年专心致志从事的南宋判语译注的收关之作，每逢读到先生全局视野下细密的译注和通俗易懂的译文，就会惋惜先生过早离世。荒川慎太郎《普林斯顿大学所藏西夏文华严经卷七十七译注》（《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81）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作了全面译注。松泽博《斯坦因带来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东洋史苑》77）对斯坦因带来的西夏语文献的研究史和价值、以及其引用和目录都进行了论述。关于京都大德寺、波士顿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所藏南宋明州鄞县惠安院《五百罗汉图》的铭文，奈良国立博物馆、东京文化财研究所企画情报部编《大德寺传来五百罗汉图铭文调查报告书》（奈良博、东京文化财研）刊载了详细的录文。船田善之《石刻史料开拓的蒙古帝国史研究》（吉田顺一监修、早稻田大学蒙古研究所编《蒙古史研究》，明石书店）从上世纪80年代元代史研究中兴起的“石刻热”谈起，包括现在的关连研究状况都作了介绍，然后谈论了现在仍散落在野外的石刻的史料问题。同氏《哈鲁罕大王和宁海王亦思蛮令旨碑》（《13、14世纪东亚史料通信》15）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牟平县志》所载这两道令旨碑作了录文、校注。石刻目录方面有森田宪司《近着石刻关连书所收元代石刻10》（同上）和桂华淳祥编《金元代石刻史料集—华北地区佛教关系碑刻（一）》（《真宗综合研究所研究纪要》28）。克里斯托弗•P•阿特伍德（向正树译）《陶宗仪<说郛>和<圣武亲征录><蒙鞑备录>的版本传承》（《东洋史苑》77）是在考察抄本基础上所作的文献学方面极其重要的研究，解明了三种史料间的版本传承及系统问题。赤尾荣庆、宇都宫启吾《元代至元二十八年的华严经》（《学丛》<京博>33）说明了从该华严经所见角笔的特征，以及对华严经进行校对、校订的意义。

展望。2011年，实地调查成果拓展了西夏、辽、金、元史研究领域，在从全局把握欧亚东部历史状况的研究中，诸如讨论宋朝定位的宋代史研究也向前迈出了一步，希望看到更多从不同视角、不同角度来探讨10—14世纪历史的契机。另一方面，经济史的研究持续了近年的倾向，今年的研究成果也极其少。这种状况是令人担忧的，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讨论经济史研究不振的原因。另外，关于五代、宋、元史研究的意义方面，不只是与唐以前，与明清乃至近现代的关系都极其重要。当然，研究者往往只从各自需要的关连出发，例如几乎看不到跨元明时代的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现象。如果这跟史料缺少有关，那么产生这种原因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希望能看到这方面的真知灼见。就在本稿即将完成时，中砂明德《中国近世的福建人》（名大出版会，2012）一书出版了。作者从出版和士人的文化活动入手，探讨了在南宋到明朝的中国文化和官僚社会中，福建及福建人的立场和作用，是一部分量厚重的大作，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断代史研究”决不应该只在断代的视野下进行，其成果应该具有“脱断代”的意义。但是，要与其它时代、地域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或者发现新的研究课题，今后在研究、教育中，就必须努力发现、具体构筑长期的历史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