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代汉人、南人的女童教育差别不大，都是以女红为主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外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部分望族和儒士之家的女童能够依照司马光《书仪》、《朱子家礼》的要求，幼时习诗文诵读，七岁始读儒家经典，十岁左右始习女工，十二三岁始习歌舞等艺术。这些女童所读经史以朱子集注勘定的《论语》、《孝经》、《小学》为主，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受元代社会世俗化的影响，歌舞书算等技能教育受到普遍重视。与注重女红和辞章为中心的女童技能教育相比，元代女德教育则较为缺乏。受当时浓烈的贞节观念的影响，刘向《列女传》、曹大家《女诫》和《礼记》等颇有影响，但少见有读《女孝经》、《女论语》者。许熙载《女教》就是根据当时不重视女教的情况，结合两个女儿的教育，辑定经史中有关女教的文字而成的新女教书，对元末明初的女童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元代；女教；女教书
中国古代女童教育指以生存技能和“妇德”为中心的教育，多在家庭中展开。学界对元代女性家庭教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以陈高华《中国妇女通史•元代卷》初步勾勒了元代女性接受教育的情况而最为重要 [1]。然以上研究均失之简略，对元代女子童教育的整体认识亟待深化。由于女童教育涉及的范围较广，其文献记载又较为分散，梳理元代女童教育问题着实不易，然元代文献还是为女童教育研究提供了线索。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元代女童教育的场所、教育内容及其阶段性，女教书与女童教育的关系等问题，试图勾勒出元代汉人和南人女童教育的整体情况，以求教于大方之家。民族女童的教育则另文探讨。
一、元代女童教育述论
中国的女童教育，古已有之。最初的情况大概如《元史•烈女传》所言“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师保为陈诗书图史以训之。凡左右佩服之仪，内外授受之别，与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盖无所不备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诸侯之夫人，躬行于上，以率化之。则其居室安而有淑顺之称，临变而有贞特之操。”由此，古代女童所接受的多为家庭教育[2]，而非学校教育。一般由家长延请师傅、保姆在家庭内授学。保姆、师傅有所区别，前者侧重养育，而后者偏重文化教育，文化水平较高。其共同任务无疑是“教养规正妇德操行”[3]。
元代女童教育与前代一样，大多在家庭中进行，父母和外戚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专门延请傅姆师保，对女童进行教育。见于记载者如淦州陈氏“嗜书史，姆教以五七言诗，辄能成诵，所受书过目不忘。”[4]但在女童教育过程中，聘请姆师者并不多见，因此父母承担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以女红为中心的女事大多来自母亲的言传身教，文化教育也与父母有关。如，义乌石氏“亲以曹大家《女诫》教其女”[5]。六合女童郭丑，“其父授之予《书》、《诗》，辄通大意”[6]。包括外祖父、舅妈在内的母系亲族也对女童教育有着很大的影响。如，鄱阳徐妙静“生六岁而失所恃，天性慧敏，外大父钟爱之，教以《列女传》等书，靡不通晓”[7]。又如，抚州黎慧清“生七岁，母卒，茕然无依，养于外家，外家妇孙氏，澹轩先生辙从女，能推澹轩诗、礼之教，故夫人通《孝经》、《论语》，及涉猎史传，趋向绝出流俗万万。”[8]
现有文献记载中，能识字读书的女童或出自望族，更多出身于儒士之家。张柔之妻毛氏家族，“以迄于金，遂为鼎族”，“出阀腴华胄”[9]。鄱阳张良孙之妻胡氏，出自“望族”，“诗书之教，著于中闺，本家训然也。”[10]葛懿柔出自“金溪望族”，“女工外，嗜读书，古今一过目辄记忆，医药、占算、克择之书亦且谙晓。视人翰墨，虽草书展诵，略无滞濇。”[11]除此之外，能够读书的女童更多出身于儒士之家。《元史•列女传》载许州儒士李让之女李顺儿“性聪慧，颇涉经传”，而七岁能诵诗鼓琴的陈淑真之父陈璧原为富州“故儒”。庐陵周应卓妻李氏，“邑士人李某之女也”，“幼聪慧，涉书史，服勤女事，得父母之爱，为淑女”[12]。
元代女童大多习以织纴组绣等为主的女事。“生来不出户，只学绣罗繻。父母偏爱惜，无异掌中珠。”[13]作为掌中珠的女童尚且如此，其他女童的情况更可想见。大多贫困家庭的女童只习女红之事。“贫女娉婷年少时，绮窗日日画蛾眉……寒机织得云间素，青鸾一一衔花度。自裁春雾作春衣，含香试缕蔷薇露。”[14]即使名门望族和儒士之家，女童也以女事为主。龙辅在所著《女红余志》中称该书为“女红之暇”所作，强调“操管握牍，非妇人之事”，而“要多妇女家事”[15]。会稽禹淑静“生五岁，从父宦居钱唐。性聪睿，授以古文，日诵数百言。稍长，习书记，凡文字过目辄不忘。一日，忽自警曰：‘此非女子所宜先也。’乃潜心女红之事，咸精其能”[16]。傅若金在给孙慧兰《绿窗遗稿》所作序中云：“女子当治织纴组紃，以致其孝敬，辞翰非所事也。”[17]偶有少数女童，因为性格或职业的因素不习女事。如，葛雄的女儿“葛家女儿十四五，不向深闺学针缕。遍身绣出蛟螭文，赤手交持太阿舞。”[18]又如，霸州娼女李哥，“年甫十二三，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红翳，我独为此乎？’母告以娼业不可废。”[19]
元代女童教育过程中，不同年龄的学习内容不尽相同，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成为女童教育遵循的规定。如王逢载“东州有处女，门户代清白。七岁承母训，十岁遵内则”[20]。焦某之妻刘氏“十三能织素。十五能箜篌，十六通书数”[21]。许有壬夫人赵鸾“幼时古文歌诗入耳辄能记，七岁倍诵《周易》、《书》，属对，九岁使专学女事，则《论语》、《孟子》、《小学》、《书》皆成诵矣。”[22]武昌魏云瑞之妻宋氏“七岁能诵《曲礼》、《内则》、曹大家《女训》。十岁，共女事无阙。”[23]可见一般儒士之家，幼时以诗文诵读为主，七岁始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作，九岁、十岁始习女工。上文“葛家女儿十四五，不向深闺学针缕。”可知十四五岁的女童正是学女红之时。这与司马光《书仪》中的规定基本是一致的：“六岁……女子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男子）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颂之。八岁……女子不出中门。九岁……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诫》之类，略晓大义。十岁……女子则教以婉娩听从及女工之大者”。女子艺术方面的教育则要在十二三岁以上。焦某之妻刘氏十五能箜篌。从事娼业的李哥十二三时才学习歌舞。年龄渐大后，女童一天内所习的内容也会出现时段性变化。以傅若金的夫人孙蕙兰为例，“晨起，独先盥栉，适父母所问安毕，佐诸母具食。饮退，治女工。晡时，观经史，或鸣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说古贞女孝妇传。烛至，治女工如初。”[24]
许多儒家的女童能歌诗，都是幼时奠定的基础。但在以女事为主的幼年时期，辞翰并不是必须要学的。有相当女子自学成才。如傅若金的夫人孙蕙兰“父周卿先生以《孝经》、《论语》及凡《女诫》之书教之，诗固未之学也。因其弟受唐诗家法，于庭取而读之，得其音格，辄能为近体五七言语，皆闲雅可诵，非苟学所能至者。然不多为，又恒毁其稿，家人或窃收之，令勿毁，则曰：偶适情耳。”《绿窗遗稿》收入其诗十八首[25]。又如，贵溪翁十朋女“能暗诵古书诗文”[26]。能让女子学习辞翰者，多为开明的有识之家。定海乐静“若妇者诚有得于诗书之教，父兄之训乎？”[27]淦州陈氏“嗜书史，姆教以五七言诗，辄能成诵”[28]。
《论语》、《孝经》、《小学》成为女童所读经史的重要内容[29]。这些经史著作以朱子集注刊误本为主，带有强烈的理学色彩。靳如弼母王氏能诵读《论语》、《孝经》等书。周孟戡曾命小女在王恽面前“诵《孝经》、《论语》等篇，殊琅然也。”[30]这与司马光《书仪》的要求是一致的，也与男童小学所学内容基本一致。元贞元年《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中谈及江南设立小学，规定“诸生所讲读书，合用朱文公《小学》书为先，次及《孝经》、《论语》。早晨先讲《小学》者，午后随长幼敏钝分授他书。《孝经》合用文公刊误本，《语》、《孟》，用文公集注，《诗》、《书》，用文公集传订定传本讲说。”[31]衡水刘氏“年十二通古文《孝经》，见《小学》书固请读之，母不许。一日，闻诸兄诵至‘姆教婉娩听从’，复请于母，曰：‘此亦女子事。’遂通内外篇。”[32]吴澄称许熙载《女教书》“可与朱子小学并行”[33]，可见朱子《小学》在女童中流传颇广。除此之外，根据女童的兴趣，所读之书的范围有所扩大。定海乐静“诵《孝经》、《小学》、《书》、《列女传》、《论语》和《孟子》，皆通大义”[34]。赵鸾诵读之书除《孝经》、《小学》和《论语》外，还包括《周易》、《尚书》等。奉化人陈润则《诗》、《书》、《语》、《孟》等经史皆能成诵。惠安陈懿“幼涉书史，有载忠臣、烈妇、孝子、顺孙之行，未尝不三复叹慕”[35]。丽水潘妙真“幼专静，能诵《小学》、《四书》、《诗》、《礼记》及诸女史”[36]。赵晋之女“自幼爱读《列仙传》。母怪问曰：‘《列仙传》何如《列女传》？’女笑答曰：‘某有夙习乃尔。’”[37]但是家长对女童能够诵读书史多没有具体要求，仅仅“略通大义”而已。
部分女童在精通女红，饱读经史之外，还经常学习鼓琴等乐器方面的艺术技能。如杨雪“十三善瑶琴，不作濮上音。十五弄彤管，不作花帽情”[38]。焦刘氏“十五能箜篌”[39]。鄱阳徐氏“雅善鼓琴”[40]。书算是以后持家的重要筹码，部分女童在家人的影响下工于书算。如，钱塘张泽之的母亲费氏“学李夫人书，习九宫算学”[41]。许有壬的妹妹“又能楷书”，“见诸嫂理家，即善握算，父兄禄入悉付之，出内无毫发失”[42]。葛懿柔“医药、占算、克择之书亦宜谙晓。视人翰墨，虽草书展诵，略无滞濇。”[43]
要之，元代的女童教育基本上是在家庭展开的以女红和辞章为中心的技能教育。根据年龄的不同，所习内容也略有差别。司马光《家仪》和《朱子家礼》成为大多望族和儒士之家女童教育所遵循的规则，所读经史多以朱子集注勘定的《论》、《孟》和《小学》为主，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同时随着元代的社会世俗化，歌舞书算等艺术教育受到关注，成为部分女童谋生技能之一。
二、元代女教书与女童教育
中国古代女童教育与男童教育的内容不尽相同。以女德为中心内容的女教书在女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司马光《书仪》强调女子九岁时亦为之讲解《列女传》和《女诫》之类。吴师道云：“近世司马公《书仪》、《朱子家礼》号为适古今之宜。好礼之家或所遵用。”[44]可知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在元代，特别是江南地区有很大的影响，而《朱子家礼》基本上沿袭了《书仪》的规定。目前来看，元代女童所读的女教书多为刘向《列女传》、班昭（曹大家）《女诫》、《礼记•内则》等。
“汉晋以来，诸《列女传》时有，足为闺门法者，未至防决川奔，经沦纪蠹，若近世之不可道也。当是时，独有号为儒家者，犹或笃守古迂，时以先王之教私淑家庭，故儿女熏陶，未与俗混。”[45]刘向《列女传》在元代儒士之家流行最广。信州罗妙安能暗诵《列女传》[46]。常熟金玉“读《列女传》，见于孝于亲，事舅姑尽苦节者必识之，信践之”[47]。淦州陈氏“每读《列女传》，慨然想其为人，处父母之侧，昆弟姊妹之间，未尝有过。”[48]张员之妻幼时“自刘向、范晔而下所记烈女事无所不观”[49]。前述定海乐静、惠安陈懿、靳如弼母王氏、六合郭丑均能诵刘向《列女传》。《列女传》的流行不仅与当时浓烈的贞节观有关，且受到官方行为的影响。大德十一年六月，武宗即位，命刊行《图像孝经》和《列女传》，赐予臣下[50]。此外，官方多次旌表烈女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当时浓烈的妇女贞节观，从而推动了《列女传》的流行。
班昭所著《女诫》在元代也颇有影响。班昭，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因十四岁嫁与曹世叔为妻，后世称曹大家。所著《女诫》共分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为教导女性为人行事的经典著作。曹大家《女诫》成为元代儒士之家女童们的必读之书。奉化陈润“《女诫》、《女则》等篇皆能成诵”[51]。靳如弼母王氏能读曹大家书。凌其轴之女“班经《女诫》皆通晓大义”[52]。杨汉英之妻田氏“受外氏之经籍，曹大家之《女诫》”[53]。义乌石夫人“亲以曹大家《女诫》教其女”[54]。傅若金之妻孙蕙兰“自寻《女诫》窗前读，嗔道家人不与听”[55]。吴澄《吴文正公集•故临川逸士于君玉汝甫妻张氏墓志铭》称：张氏女“有妇德，能为里中女子说《礼记•内则》、曹大家《女戒》。”《勤斋集•哭殇女》云：“读得班姬《女戒》篇，略通一二未精研。” 此处《女戒》当为《女诫》。
《内则》、《曲礼》均是《礼记》的篇目，在元代女童教育中颇为流行，尤以《内则》流行最为广泛。前述于玉妻张氏能为里中女子说《礼记•内则》。武昌魏云瑞之妻宋氏“七岁能诵《曲礼》、《内则》”[56]。慈溪陈润所习《女则》，翁寿安所读《内则》当为《礼记•内则》。然在唐宋较为流行的《女孝经》、《女论语》在元代相关记载中则比较少见。
教育女童并不仅仅让其读女教书，而将女教书的内容具化在家训家规中。浦江郑氏在《郑氏规范》中有《女训》的内容：“家之和不和，皆系妇人之贤否。何谓贤？事舅姑以孝顺，奉丈夫以恭敬，待娣姒以温和，接子孙以慈爱，如此之类是已。何谓不贤？淫狎妒忌，恃强凌弱，摇鼓是非，纵不可不畏。”[57]这是郑氏家族对妇女为妇、为妻、为母之道的要求。这些要求必然通过母亲的言传身教，使女童受到相应的教育。
有元一代，出现了新的女教书。彰德人许熙载所著《女教书》（或作《女教》）就是其中的一部。许熙载，字献臣，号东冈，又号真拙，彰德汤阴人，生于中统二年十一月丁亥日，终于泰定四年二月癸酉日，享年六十七岁。许熙载七岁时父亲去世，和母亲寄居在母舅家。舅父宋君宝早年为他择师教之，视如己出。许熙载官至会福院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库[58]，“读书浩博，而尤攻于经；制行高洁，而尤著于孝”[59]。他育有四子二女。四子即许有恒、许有壬、许有仪、许有孚，尤以许有壬、许有孚显。长女许巽贞，嫁与江西行省都事赵彝；次女许安贞，未嫁而卒。《女教》就是他为教育两个女儿编辑的。
许熙载辑定《女教》的目的，在吴澄看来，“古之女教略见于《内则》、《曲礼》之篇，而今世之女子或教以纹绣之工，或教以词章之丽，非矣”[60]。刘岳申则认为“后世大小学之教且废不讲，至女傅愈无闻古书，教戒亦无几存。末俗敝化不知其教，为歌词学子执俗乐竞以为能，恬不为怪。民生其间，求烈女贞妇，非至性过人者，吾罕见矣。彰德许献臣博古通今，用儒饰吏，尝病古人遗教杂见于礼书，有学子所未喻者，传记所载又漫无统纪”[61]。虞集指出，“言女教者，近几绝响。自非诗礼之家，见闻之习，与夫天资之本美者，其不陷溺于流俗者，几希此固知治者所忧也。”[62]许有壬指出，《女教》的编定在于“先公患世不教女”[63]。可见由于当时社会女教一味强调女红和辞章，而忽视了妇德为中心的教育，记载女德教育的女教书缺失，故有许熙载编定《女教》之举。
《女教》共六卷，或曰四卷，今已散佚。吴澄序中指出，“相台许献臣搜猎经史、传记，摭其嘉言善行，名曰《女教》之书。凡为女、为妇、为妻、为母之道，靡所不具。”虞集云：“献臣之书六篇，略仿朱子《小学》之书类例，本之经之端，其原因乎礼以道，其别摭先儒之言以极其理，参传记之事以适其变，而女事备矣。”刘岳申序称许献臣“辑可为训，皆可与知与能者为一编，始教在家，故有内训，然后教有家教。次婚礼、次妇道，能为妇。然后能为母，故次母仪。行莫大于孝节，莫难于贞，故系于孝，而以贞终之。门凡有六教，亦备矣。”可见《女教》的体例是效仿朱子《小学》，其内容包括六篇：内训、婚礼、妇道、母仪、孝行、贞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八证实了这一点：“《女教书》四卷（《永乐大典》本）。是编集经书及先儒之言，凡有关于女教者，分为六篇，曰内训，曰婚礼，曰妇道，曰母仪，曰孝行，曰贞节。”其中的内容，许有壬指出“先公为《女教》一书，以妇德为首。若刘氏之言之行亦吾家之不可少者哉”[64]此处的“妇德”或为“始教在家，然后教有家教”的内训。《女教书》是许献臣“搜猎经史，取其可以示法者”而作[65]，既然是辑诸经史之书而成，其中似并没有太多自己的文字。此外，其中很少采用诗歌，但载有巴陵女子韩世孟一诗，其目的诚如许有壬所言，“岂不以临难死节，有关世教乎！”[66]
《女教》是许熙载在培养两女的过程中编定的。直接的受益者是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因此都养成了良好的性格和气质。“我祖妣髙阳郡夫人宋氏柔静淳淑，贞节著闻。宜人（许巽贞）及事之，起卧与俱，故性行尤相类。幼不游戏，未笄，尊穉衣履，皆出其手。先公、太夫人在抚州，更病，独宜人与弟有孚侍，劳苦备至，迄平复始解带。既归赵，太夫人如失左右手。事姑安阳郡太君，得欢心。其客我也，念违养不释口，质簪珥为赀以寄，寒暑履物不绝。待介妇有礼，视前室子诜诜，自幼及冠，人不知为异出。赵族大口众，老臧获尤难御，称无异辞。先公以宜人质美，辑《女教书》授之。宜人为妇、为妻、为母，举无悖也。”[67]而许安贞“为人寡言笑，坐终日，不见喜愠。食饮美恶早晏，自幼不经口。先尚书公训以女教，警悟强记，遂通其说。又能楷书，组绣裳衣，各致其美。见诸嫂理家，即善握算。父兄禄入，悉付之出纳，无毫发失。慈训日益，性习倶至，故女德近备焉。”[68]但可惜的是，许熙载去世后不久，两女就先后辞世。
《女教》编定后，“草庐吴先生序，谓可与朱子《小学》并行。邵庵虞公亦为后序。行于世。”[69]盖由许有壬请吴澄和虞集作序，刊行于世。吴澄赞扬此书云：“献臣丧亲而孝，莅官而廉，其身固可以立教。而又取前言往行笔之于书。倘其书之所以教者盛行于世，闺门之内，奥室之中，莫不感发于其言，薫沐于其行，而与之俱，且将人人备女士之德，不惟世之父母得有贤女，而为舅为姑皆有贤妇，为夫为子皆有贤妻贤母，化成俗厚，骎骎几二南之风盖不难也。然则是书其可与朱子《小学》之书并行者乎？”[70]虞集则云：“君子之立言贵乎有益于风敎。此书其殆庶几乎献臣学正学行，正行居亲丧以能丧，闻居官以能官闻，有子擢进士高第，为时闻人其成敎于家者可见矣。书岂空言云乎哉！”[71]刘岳申序当在《女教》再次刊行之时。他指出“今之从政者大抵急钱谷、刑狱，而缓教化，刑愈繁而俗愈不美，未有究厥本始者。使家有是编，为舅姑者无不得贤妇，为夫者无不得贤妻，其于风化庶乎非小补之者。美哉献臣之用心也。献臣事母以孝闻，为吏廉平，有古长民之风。语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至于献臣尤信。”[72]
《女教》刊行后并没有马上引起轰动，而在元末明初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吉州路吴氏“少习诗礼，兼通《孝经》、《四书》、《列女传》、《女教》诸书，而笔札、女红皆善”[73]。吉水人罗氏“聪慧夙成，读《孝经》、《女教》，能通其大义”[74]。泰和陈贵“自幼聪慧，端重寡言笑，读《论语》、《孝经》、《女教》诸书，皆能通其意，而见于行事。”[75]明解缙建议将《女教》和《小学》、《朱子家礼》、《颜氏家训》、《吕氏乡约》和《郑氏家范》一起类聚考订，刊行天下[76]，并将《女教》收入《永乐大典》之中。王直则在《女教》基础上，搜寻《女教》、《小学》二书有所遗略者若干条，粹为一编，名《女教续编》[77]。
综上所述，有元一代，以女红为主要内容的女童教育多在家庭中展开。与大多数女童不同，只有部分望族和儒家之女能够读书识字。这些能够读书识字的女子中，所受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影响较大，不同的阶段所学习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七岁起多读书识字，所读之书中以《论语》、《孝经》和朱子《小学》最为广泛，理学色彩较浓。十岁以上习女红，部分女童在十二三岁以上可学习歌舞乐器。由于元代俗文化的盛行和民族融合，歌舞等艺术学习较为广泛。然与之相比，妇德、女仪教育则明显不足。当时强烈的贞节观影响下，刘向《列女传》、曹大家《女诫》和《礼记•内则》等女教书较为流行。浦江郑氏将这些女教思想具象化为家范，体现在《郑氏规范》中。许熙载正是在看到当时女童教育以女红和辞章为主，而女德不彰的情况，遂在教育女儿过程中，汇集了经史中众多女子教育的内容，辑定为《女教》之书，在元末明初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注释：
[1]臧健：《对宋元家族制度、家法与女性的考察》，《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第80-85页；邢铁、门玥然：《宋元时期的家庭教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28-33页；位雪燕：《元代平民家庭女教探析》，《科教文汇》2007年第11期，第21页；童亚薇：《试论〈郑氏规范〉中的女教思想》，《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第67-72页；陈高华：《中国妇女通史•元代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年，第191-198页；邹丽霞：《元代女子教育研究》，《文教资料》2012年1月号下旬刊，第97-98页；张斌：《元代汉人女性家庭角色及其地位初探》，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周淑彦：《元代“女德”教育的背景、内容及特征》，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2][29]陈高华：《中国妇女通史•元代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年，第191-198页。
[3]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8页。
[4][28][48] 胡行简：《樗隐集》卷六《廖节妇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21册，第156页。
[5][7][16][54]王袆：《王忠文公文集》卷二一《禹列妇传》，卷二三《刘母徐夫人墓碣铭》、卷二四《喻母石夫人墓表》，《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414、430页。
[6][8]宋濂：《宋文宪公全集》一五《故贤母熊夫人碣》，卷二三《贞妇郭丑小传》，《四部备要》本，北京：中华书局，第13，2页。
[13]陈基：《夷白斋稿外集》之《妾薄命》，《四部丛刊》三编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页。
[21][38][39]杨维桢：《铁崖古乐府》补卷一《焦仲妇》，补卷六《处女冢》,《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2册，第84,120页。
[22]陈旅：《安雅堂集》卷一一《故鲁郡夫人赵氏墓志铭》，《元代珍本文集丛刊》本，第484页。
[23][56]高启：《凫藻集》卷五《魏夫人宋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30册，第325页。
[31]《庙学典礼（外三种）》卷五，王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