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御史臺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其屬察院，設監察御史，司耳目之寄，任刺舉之事。至元五年（1268）始立臺建官，設監察御史12人，全用漢人。至元十九年（1282）以後，漢人、蒙古人各半，漢人御史增至16人。至元二十二年（1285）在御史中丞崔彧的建言下，參用南儒2人。在佔領南宋之後，又於至元十四年（1277）立江南行御史臺，設監察御史10人，全是漢人，後漢人御史增至14人，亦佔總數之半。至元二十七年（1290）立雲南諸路行御史臺，官止4員。大德元年移京兆，為陝西行臺，設監察御史20員[1]。

在元朝中央行政機構中，除翰林院、集賢院等文化機構外，御史臺也是漢人任職較多的一個衙門。尤其是其中實施監察職能的監察御史，漢人尤多。以江南行臺為例，其中漢人、南人監察御史330名，蒙古人、色目人監察御史275名[2]。關於南臺官員姓名和上任時間，《至正金陵新志》卷六下《官守》二有詳細記載[3]，是一份寶貴的資料。志中所記世祖、成宗兩朝的漢人監察御史約有100人，但遺憾的是很多人只留下了這一名字，沒有更詳實的材料，無法作進一步考察。西臺建立較晚，世祖一朝即將過去，所能找到的有詳實材料的御史也不多。只有中臺監察御史的資料還比較多。以往關於御史臺的研究，主要是從制度方面考察[4]。本文擬從人的角度切入，探討元朝世祖、成宗兩朝漢人監察御史的家世背景與出身、仕宦經歷等，希望對監察御史這一群體有更清晰的認識，同時加深對元代社會及政治制度的理解。

一、家世背景與出身

元朝監察御史秩七品，並不是一個高品秩的職位，那么在元朝前期，擔任監察御史一職者來自哪個階層？

《永樂大典》卷二六〇七載有至元五年12位監察御史的名單[5]，袁冀先生曾對此做過討論[6]，筆者翻檢史料，發現除王惲、梁貞、孫公亮、康天英、李天祐[7]外，王炳[8]、高從道[9]、韓彥文[10]行跡也略可考。之後，相繼有雷膺、劉郁、姚天福、魏初等拜監察御史。

這一時期的監察御史有的是金朝官吏的後代。如首任監察御史王惲，祖宇，仕金官敦武校尉，父天鐸，仕至戶部主事[11]。高從道，父夔，金進士，涖官有才譽。歷戶部員外郎、戶部尚書，天興初為翰林學士[12]。康天英，父瑭，金兴定五年（1221）词赋进士，元好问同年好友，官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兼懐州招撫使[13]。雷膺，父淵，金進士、監察御史。元好問對雷淵有極高評價，認為他與高廷玉、李純甫是金南渡以來可以稱得上“宏傑之士”的三個人[14]。魏初為金進士魏璠侄孫，過繼給魏璠[15]。劉郁出身金代科第世家，父從益，大安元年進士，累官監察御史、應奉翰林文字[16]。劉郁同宗堂兄弟劉鄰，父從禹，正大七年（1230）進士，官同州錄事判官[17]。王利用，遼贈中書令、太原郡公籍之七世孫，高祖以下皆仕金[18]。敬儼曾祖、祖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19]。

有的監察御史的先輩在蒙古國時期或元初做過官。如孫公亮，父威，投太祖，以擅長甲胄造作任命為諸路甲匠總管，賜名也可兀闌。亮襲父職[20]。暢師文，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為汴幕官[21]。程思廉，父恒，國初佩金符，為沿邊監榷規運使、解州鹽使[22]。白棟，父天祿，雖官而不顯，號頤樂先生[23]。滕安上，父某，隱德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24]。商琥，父商挺，元初名臣、仕至参知政事[25]。賈鈞，祖、曾祖在金皆為官，父賈居貞，元初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仕至江西行省參知政事[26]。劉賡，祖父劉肅，金進士、中統初左三部尚書；父慤，長葛主簿[27]。楊寅，父楊恭懿，在編《授時歷》成後，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28]。

上述除高從道、康天英、商琥、賈鈞、楊寅之父官居顯位外，其他人的父輩都是品級較低官員或是吏員。

除了為官外，還有的人避亂世不仕，好讀書或以教書為業。如李銓，祖玘，曾為山西西路課稅官。父從益，沉靜寡言笑，好讀書，不仕[29]。姚天福，父居實，避兵徙雁門，讀書遁世，以教書為業[30]。

世祖時期出任監察御史的還有世祖潛邸舊臣。如陳思濟，字濟民，柘城人。讀經傳隨逹其理，爲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中統建元（1260）入中書省主奏記之事。至元六年（1269）為高唐州知州，以治積卓著拜監察御史[31]。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初事世祖於潛邸，曾辭中書掾不就。後歷太府內藏官、山東經略司詳議官、趙州知州等職拜監察御史[32]。

更多的監察御史，其父、祖輩記載不詳或闕如，應該是沒有仕宦經歷、沒有顯赫家世的普通人。家世背景的不同對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的影響或有不同，但在元初用人“首以有無生理、通曉吏事為問，及取要所業文字，蓋審夫資身之術或能否從事及手筆何如耳”[33]的情況下，低品級官吏的子孫和出身普通家庭的人在出仕為官時沒有什么不同。從史料來看，大多數監察御史不是靠蔭敘入官，而是靠發奮讀書、靠自己的文名、才望被舉荐為官的。如雷膺，字彥正，渾源人。自幼發奮讀書，太宗時設科選儒士，年甫弱冠，得與其選，以文學稱，由史天澤辟為萬戶府掌書記而進入仕途[34]。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好學善屬文，與王博文、王旭齊名。得到史天澤、姚樞、王鶚等的賞識，起身東平宣撫司詳議官[35]。康天英，字國才，相人。中統元年燕京行中書省成立時選到省，為“到省聽任人員”，御史臺成立時，以材望擢拜御史。王惲贊其“早膺劇任，備見長材，當官有通變之方，持論熟經事之慮”[36]。程思廉，字介甫，其先洛陽人，元魏時徙雲中，遂家東勝州。思廉初從白華學，文筆論議，皆有師法。识见明敏，沉毅果断。刘秉忠荐入裕宗潜邸[37]。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幼警悟，博覽經史，至元五年丞相安童辟為右三部令史[38]。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儼嗜學，善屬文，御史中丞郭良弼薦為殿中知班[39]。商琥，字臺符，曹州濟隂人。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40]。

其他如楊桓（字武子，兗州人）[41]、陳儼（東平人）[42]、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43]起於儒學教官，袁裕（字仲寛，洛陽人）起於縣丞[44]，陳天祥（字吉甫，趙州寧晉人）起於招討司經歷[45]，潘澤（字澤民，宣德府人）起於太府監從事[46]，白棟（字彥隆，太原人）為許衡弟子，至元八年國子學十二伴讀之一，起身於國子助教[47]，滕安上（字仲禮，真定中山人）起身於國子博士[48]，劉賡（字熙載，洺水人）起身於國史院編修官[49]。才能

由上可以看出，雖然推荐者不乏高官名臣，但監察御史的起身職位並不高，都是低級的官職甚至是吏職。不光是起身職位低，而且，一般經歷很多職務、經過很長時間的歷練，且才干治積出眾，才能做到監察御史一職。如雷膺，歷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按察司參議、轉運司諮議、恩州同知等，以能薦拜監察御史[50]。程思廉歷淇州同知、東平路判官等職，入為監察御史[51]。敬儼歷中書省掾、吏部主事、禮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52]。元朝規定，沒有做過管民官，不了解民情的，不能就任監察御史[53]。可見，元代對監察御史的選拔是很嚴格的。“御史之設，肅清風紀，繩糾奸邪，實要且重”[54]。在當時“文學之士專尚才華，少諳吏業，一旦從事，鮮克有為”[55]的情況下，一般選拔“深知漢法、通曉典故、精於吏道、敢於言事並在仕途上有些名氣的人”[56]。至元初期的監察御史，很多人是中統元年燕京行中書省初建時從各地選拔到省人員，如王炳、劉宣、魏初、王惲、劉郁、康天英、王利用、袁裕等，這也說明這一批人是當時嶄露頭角的優秀人才。

由上可見，元朝前期的监察御史有的來自金朝及蒙元時期的低品級官員家庭，有的來自普通家庭，只有少數來自高官家庭。這些家庭往往都有良好的讀書傳統，若往上追溯幾代，會發現很多家族出過進士。這種家庭一般都會激勵子孫讀書仕進，上述監察御史幾乎都是自幼勤奮讀書，青年時代就享有文名，受到當時名臣高官的賞識，在名公巨卿的舉荐下，以吏或低級官職起身為官。在輾轉為官之際，又以能聞於時，以治積卓著而被舉荐為監察御史。也就是說除個別外[57]，元朝前期的監察御史不是靠蔭敘入官，而是靠才學被舉荐入官的。

二、來源與遷轉去向

為了便於說明問題，將元朝世祖、成宗兩朝略有資料可考之監察御史列表如下：

監察御史要選揀能贊治國家的“好人” 充當[66]。其來源有二：一是從各級官府中品秩相當、政績突出、清正剛直的官員中選補，二是從監察機構本系統中選用，其中也包括一些吏員[67]。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即監察御史的前任官職未必都比七品低。如至元前期程思廉以東平路判官、至元二十三年（1286）暢師文以簽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至元三十一年（1294）楊桓以秘書監丞、元貞元年（1295）李銓以揚州路同知出拜監察御史，前任官職都比七品的監察御史品秩高。

元朝規定：“監察御史任滿，驗行過事跡，高出倫輩知大體者，聞奏升遷。其餘驗所行事跡，堪充各道廉訪司官，依例選用；合呈省遷轉者，依例呈省。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若有異政，依例不次擢用。或再歷內臺監察御史一任，內有合呈省遷轉者，依例呈省。”[68]從上表可以看出，大多數監察御史遷調為提刑按察司（後改為肅政廉訪司）簽事、副使，或遷調為御史臺及行臺都事、治書侍御史，這種只在監察系統內部各機構遷調的狀態也是世祖至元年間監察御史遷調的常態[69]。也有人轉入國子監、翰林院、秘書監任職，轉為管民官的還真不多，這說明大多數監察御史在任職前已在地方得到了歷練。

大德十一年（1307）以前，御史臺治書侍御史、都事的品秩並不很高，分別為從六（後升正六、從五品）品、從七（後升正七）品。上述由監察御史遷調為御史臺都事、治書侍御史，算是比較正常的遷調，但由監察御史遷調為按察司簽事、副使，是由正七品直接升為正五品、正四品，跨越是非常大的[70]。這種跨越比正常的三十月一考的升遷節省了十幾年的時間。這也還是“依例選用”，象那些“高出倫輩，聞奏升遷”、“不次擢用”的人，升遷的會更快。正因為監察御史遷調可以不拘日月，不依常調，比別的官員遷調快、升秩高。所以很多人由此逐級晉升到高官的行列，有的人做到了漢人所能達到的監察機構最高職位——御史中丞，也有人做到了宰執、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等高官。

除去資料不詳者，表中除李元禮、滕安上、楊桓、王約等幾人外，其他人在監察御史之後，都再次進入監察系統任職。更有人自監察御史後，一直在監察系統任職，如潘澤，字澤民，宣德府人。曾從師許衡，劉秉忠薦為太府監從事，拜監察御史後，一直在監察系統任職，由監察御史出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事，又入為御史臺都事，被目為最勝職任者。出为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又转江南浙西道廉访副使[71]。再如魏初，字大初，弘州順聖人。由監察御史出佥陕西四川按察司事，歷陕西河东按察副使、治书侍御史、江西按察使、侍御史，終於南臺御史中丞。三十年間一直任風憲之官[72]。其他如程思廉、王惲、敬儼、劉敏中等一生也是累任風憲。

還應關注的是，擔任監察御史者很多人曾在翰林院、集賢院、國子學任過職。這說明他們不僅治事干練、剛正不阿，而且擁有不凡的文筆，以詩詞文章享名於時。很多人還留下了文字著述，流傳至今。如劉敏中、劉賡仕至翰林學士承旨，王惲、暢師文仕至翰林學士，王約、郭貫仕至集賢大學士，雷膺仕至集賢學士，楊桓、滕安上、李元禮、商琥都仕至國子司業。其他如魏初、白棟、陳儼、李銓、郭章、高凝等都曾在翰林院任過職。

綜上所述，監察御史雖然品級較低，但其升遷要比依日月常調的官員快得多，很多人累任風憲機構，也有很多人在文化機構任過職。其實這一時期選用的漢人監察御史幾乎都是士人，所以王惲說：“竊惟臺之為司，以禮法繩官邪，用儒術飾國事”[73]。這一用人原則一直延續到元後期，仁宗朝實行科舉以後，御史臺多選進士出身之人為監察御史[74]，就可以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