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白居易诗文在辽代的传播情况，学界仅有两条辗转自宋人的传闻可供利用。本文在辨析这两条史料的基础上，尽力发掘辽代石刻中的相关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耶律（韩）迪烈妻萧乌卢本娘子墓志》实模仿抄袭自白居易为元稹之母撰写的墓志，这为白居易文章在辽朝腹地的传播提供了较好的例证。除此之外，本文还系统梳理了耶律倍改名黄居难并字乐地一事的来龙去脉，指出黄居难本为唐末普通举子，与耶律倍并无任何瓜葛，直至明万历年间，好事之徒始将二人捏合为一，耶律倍效仿白氏字号的故事方才诞生、流传并逐步演变成为“信史”。

关键词：辽朝 白居易 萧乌卢本 耶律倍 黄居难

白居易诗文在两宋以及高丽、日本等东亚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学界早已有专文论述，但是对于其在契丹王朝的流传情况，因相关史料极度匮乏，辽金文史学界仅有一些较为零星的描述。迄今为止，可供学界利用的史料仅有两条，且均辗转自宋人的传闻。另有一条资料多被用作辽朝皇室仰慕白居易的证据，可惜经本人考证，此条实系明人造伪之作。笔者不揣谫陋，在辨析原有史料的基础之上，从辽代石刻史料入手，重新探讨、梳理白居易诗歌、文章在辽朝的流传情况。

一  “乐天诗集是吾师”

《契丹国志》第七卷卷末载圣宗“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①]。《契丹国志》一书虽系元代书贾假托宋人之名伪造，[②]但其内容多采自宋方的记载、见闻，[③]盖非完全向壁虚构。那么圣宗是否有可能亲译或令人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呢？这首先要弄清白居易《讽谏集》究竟是何种书籍。

金人元好问曾记载其好友辛愿，“年二十五，始知读书。取白氏《讽谏集》自试，一日便能背诵”[④]。元人郝经为《一王雅》所作序中亦曾言及“乐天之《讽谏集》”[⑤]。明人杨士奇等编纂的《文渊阁书目》中明确载有“白乐天《讽谏集》”[⑥]。这说明《讽谏集》确有其书，且篇幅短小，可以一日成诵。

实际上，白居易《讽谏集》就是人们习见的《白氏讽谏》，惟辽金元人多称《讽谏集》，宋人多称《白氏讽谏》而已。《白氏讽谏》凡九千余言，共收入白氏新乐府五十首，专门针砭时政。是书自唐以来即有单行本，[⑦]，五代宋初之时已颇为流行，以致不少文人士子竞相模仿。例如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谓“四明人胡抱章，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亦行于东南，然其辞甚平；后孟蜀末，杨士达亦撰五十篇，颇讽时事”[⑧]。《宋史》亦载欧阳迥“尝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献于后蜀末帝孟昶。[⑨]北宋名相王旦还曾亲自教授年幼的女儿诵读《白氏讽谏》。[⑩]正是由于《白氏讽谏》内容短小精干，颇便传阅，且有政治教化之功，故此书流传至辽朝境内并为圣宗欣赏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对于辽圣宗而言，令契丹等蕃臣诵读白居易讽谏诗，可以让他们从中省思治国理民的经验教训。这与圣宗喜读《贞观政要》、《唐太宗实录》等资治之书的旨趣亦相契合。[⑪]综合而言，圣宗本人还是有可能将《讽谏集》译成契丹文字，《契丹国志》所载或许确有其事。

除此之外，宋人还记载了另一则关于辽人酷爱白居易诗歌的轶事。宋人阮阅编《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七“纪实门上”引《古今诗话》称“雄州安抚都监称宣事云：虏中好乐天诗，闻虏有诗云：‘乐天诗集是吾师’” [⑫]。文中对于此诗究竟出自何人之口，并无明确记载。清人周春在辑录《辽诗话》时，其自注亦称引自《古今诗话》，然将“闻虏有诗云”改作“闻辽主有诗云”，认为此句出自辽帝之口。不仅如此，周氏还将此诗归于“圣宗”名下，意谓“辽主”乃指“圣宗”[⑬]。

《古今诗话》约成书于北宋末南宋初，[⑭]今已无传本，惟明末清初的黄虞稷在其《千顷堂书目》中提及明人司马泰《广说郛》中曾收录此书。[⑮]然《广说郛》一书亦无传本可循，周春是否能够得见《古今诗话》原书，甚为可疑。周氏所见《古今诗话》更有可能是转引自《诗话总龟》。鉴于周春曾妄改《契丹国志》原文，我们不能排除此处周氏再次擅改的可能。在周书之后，“乐天诗集是吾师”系圣宗诗作的说法在辽代文史学界广为流传，陈衍《辽诗纪事》、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正》、缪荃孙《辽文存》、陈述《全辽文》均将此诗列为“圣宗”言语，且皆号称直接引自《古今诗话》一书，[⑯]难免令人心生疑窦。究其源头，周氏当即始作俑者。一些文学史研究者，则直接引用周氏观点，甚至还以此展开详细的探讨，[⑰]可谓愈行愈远。

考诸史实，“乐天诗集是吾师”应是圣宗中期以后出现的作品。这是因为辽宋双方达成澶渊之盟后不久，宋朝于公元1006年（宋真宗景德三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始在辽宋边界的雄州置河北缘边安抚使、副使及都监。[⑱]《古今诗话》所言雄州安抚都监即河北缘边安抚都监的俗称。是故，此段记载反映的应为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以后的事情，至于该诗是否出自圣宗本人，并无任何确切的证据。这条材料仅能说明辽人喜爱乐天诗歌，愿意师仿白氏而已。

      上述两则史料均应得自宋人传闻，显然无法直接反映白居易诗文在辽朝的传播情况。较为幸运的是，笔者在翻阅辽代石刻文献时，发现辽人对于白居易及其诗文的喜爱并非空穴来风。

二 辽代石刻所见白乐天及其文章

辽景宗保宁十一年（979）《耶律琮神道碑》载耶律琮在世宗、穆宗朝，“优游自得，不拘官爵。恒乐以琴棋歌酒，玩之以八索九丘……富贵在身，曾无荒怠，泊然 薄，乃当代之乐天也”[⑲]。此段文字透露出辽人对于白居易乐天知命、淡然处世的崇敬之情。不过，这似乎还不能说明辽人对于白氏诗文的偏爱。好在还有两件辽代佛教石刻留下一些雪泥鸿爪，为我们了解白居易诗文在辽代的传播情况提供了可能。

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殿试进士赵遵仁撰《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内有“水火不可漂烧，风雨不可渍坏。以备凌灭，传之无穷。寔所谓施最上法，尽未来际者也”数句，[⑳]这显然模仿自白居易《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的“火水不能烧漂，风日不能摇消。所谓施无上法，尽未来际者也”[21]。天庆八年（1118）沙门释志才所撰《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云：“昔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请白乐天撰碑，有‘火水不能烧漂，风日不能摇消’等文，乃国手大才。今命余作记，合抱惭阁笔，奈是善缘，勉而直书。”[22]记文在引用白文之余，也表达出作者对白氏的仰慕之意。那么辽人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白居易所撰碑文呢？一般来说，该文不太可能以单篇行世，笔者推测此篇很有可能是通过《白氏长庆集》（又作《白氏文集》）而来。无论是殿试进士赵遵仁，还是释志才均有可能通过白氏文集获知此篇文章。当然我们目前也不能排除二人通过佛教系统的文献获知重玄寺碑文的可能。而且，这两篇记文均出自辽朝的幽州地区，乃是大唐王朝及后梁、后唐之旧地，白文传播至此原本就不足为奇，似乎很难说明契丹腹心之地的情况。[23]

令人庆幸的是，一方出土于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附近的墓志，可以反映出辽人对于白居易文章的偏爱。1994年左右，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白音罕山韩氏家族墓地出土一方《耶律（韩）迪烈妻萧乌卢本娘子墓志》（以下简称《乌志》），志石刻于辽道宗大安七年（1091），志文27行，共831字，现存于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24]

      此方墓志对于研究辽代韩氏家族及辽朝国舅帐均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在研读这方志石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此篇志文实仿自白居易为挚友元稹之母所撰的墓志铭——《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以下简称《郑志》）。《乌志》首言卒年、年寿、葬年、葬地，其后言家族世系，再叙墓主为女时、为妇时、为母时情形。无论是篇章结构，还是具体的辞句，《乌志》均仿自《郑志》。为便于读者阅览、比照，特将两方墓志分栏胪列于下。

      两相对照，《乌志》抄撮模仿白氏所撰志文的事实不言自明。白居易为郑氏所作的墓志，“描写了一个唐代社会的模范女性的家庭生活”[29]，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女性在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各个人生阶段所期许的一种完美状态。《乌志》撰者对《郑志》的模仿，或许可以间接反映辽人对于女性的社会定位当与唐代没有多少差异。由于墓志撰者的身份、族属无法确定，笔者不便过多猜测其社会背景。[30]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墓志撰者抄袭白文的行为显然与辽人热衷于白居易的诗文有关。鉴于《郑志》以单篇传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故志文作者很有可能是通过《白氏长庆集》获取原文。若是结合上文所述，《白氏长庆集》传至辽地，当大致可信。是故，《乌志》不仅对于梳理韩氏家族世系、姻娅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辽代文学史研究也有相当之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乌志》与《郑志》的铭文部分文字迥异，二者显然没有任何关联，从《乌志》撰者较为拙劣的叙述手法来看，这些铭文不太可能出自其原创，应当还有其它的来源。这一推测可以得到如下佐证，《乌志》铭文部分的上一句为“银床凤树，几年生质而半枯；玉匣龙泉，一夜跃波而单去”。在《乌志》成文之前，赵孝严曾于咸雍八年（1072）奉敕撰《耶律宗愿墓志》，内有“银床凤树，几年生井而半枯；玉匣龙镡，一日跃波而双去”句，可以看出《乌志》的文辞当是模仿自孝严之文，亦或是二者有着共同的渊源。

通过上文对辽代石刻资料的梳理，可以说明从辽初直至辽朝后期，辽人对于白居易其人其文的仰慕、偏爱，至于宋人的记载、传闻当是基于这一事实而衍生出来的。

三 耶律倍仿白氏姓名字号之误传

辽金文史学界还有一则关于辽太祖长子耶律倍（契丹名突欲，一作图欲）模仿白居易姓名、字号的佳话，成为契丹皇族仰慕白氏的绝妙例证。学界引以为据的史料出自明人蒋一葵的记载，其《尧山堂外纪》卷六四“东丹王突欲”条云：

东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帆海奔唐，载书数千卷。习举子，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以拟白居易字乐天也。尤工画人物、鞍马。[31]

蒋氏谓耶律倍曾模仿白氏姓名、字号，自称黄居难，字乐地。清人厉鹗在《辽史拾遗》卷一九“义宗倍”条专门转引了《尧山堂外纪》这一轶事。[32]由于厉氏之书在辽史学界影响甚巨，这一故事也随之广为流传，许多学者亦对此深信不疑。[33]一些学者还据此分析耶律倍为何自称姓“黄”，其中一种解释是，耶律倍身为皇族，“黄居难”系取自“皇居难”的谐音，隐喻其在异国的艰难处境；[34]另一种说法则是，契丹文“耶律”一词的汉语语义为“黄”，故耶律倍自称姓“黄”[35]。

然而，《尧山堂外纪》一书“雅俗并陈，真伪并列，殊乏简汰之功”[36]，细读蒋书原文，这一出自明人的记载多少有些可疑之处。众所周知，辽朝明令禁止契丹人通过科举入仕，直至辽兴宗时期，这一禁令仍被严格执行。兴宗重熙年间，契丹人耶律蒲鲁举进士第，“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37]。更为重要的是，契丹立国之初根本没有科举的概念，太祖一朝从未开科取士，身为辽太祖长子的耶律倍，虽然酷爱书籍，但根本不可能研习举业。在其浮海奔唐之后，更不可能在后唐习举业。有的学者援引唐宣宗曾自称乡贡进士的例子，为此事强作解人。[38]问题在于，耶律倍习举业为实际之行动，唐宣宗附庸风雅号称进士，仅仅是一种言语上的表述，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明人冯梦龙在叙述此事时，或许是觉察到耶律倍习举业之事太过离谱，故仅称其“颇习诗文”，从而令整个故事更加可信。[39]即实先生在利用这条史料时，也认为“习举子”异于常例，不过他仍然坚信耶律倍自称黄居难一事真实可靠且合乎情理。[40]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寻这条史料的源头，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据蒋一葵万历二十六年（1598）所撰《〈尧山堂外纪〉颠末》，《尧山堂外纪》成书之后，蒋氏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甲午岁将书焚毁，谁知四年后竟然在书肆得见此书，乃“书贾从奚童购得副墨，以授剞劂，殆是甲午前事云”。若此，则《尧山堂外纪》在万历二十二年之前即已付梓。不过此说真实性尚待查考，未可尽信。

经笔者查考，在此之前还有两部明人的著作记载了耶律倍改名之事，一为焦竑辑《焦氏类林》卷六“纰漏”：

东丹国长子突欲奔唐，赐姓李，名赞华，工画人物鞍马。习举子，能为诗，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以拟白乐天。[41]

《焦氏类林》卷首有作者万历十三年（1585）题记，谓“庚辰读书有感葛稚川语,遇会心处辄以片纸记之”，其后交由李士龙整理云云。庚辰系万历八年（1580），知是书编纂始于万历八年，终于万历十三年。又据书前万历十五年王元贞、姚汝绍序及李士龙《刻〈焦氏类林〉引》，知是书始刻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42]今世仍有传本。

另一部著作为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亦称作《万姓统谱》，以下简称《统谱》）所附的《氏族博考》，该书卷四“慕姓名第八”云：

东丹国长子突欲奔唐，赐姓李，名赞华，工画本国人物鞍马。习举子，能为诗，慕白乐天，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欲比白乐天也。[43]

《统谱》书前有万历七年（1579）自序及王世贞序，知其成书当在万历七年。《统谱》所附之《氏族博考》，具体成书年代已不可考。凌迪知同乡吴京撰《氏族博考·叙》云：“已辑《姓谱》卷一百有五十而梓行矣，复考方册所载之说，汇为一编而折衷之，题曰《氏族博考》” [44]。《姓谱》即《古今万姓统谱》之简称，知《氏族博考》编辑成册应在《统谱》付梓之后。从现今《统谱》的本子大多附有《氏族博考》看，《氏族博考》很可能在《统谱》成书之后不久即已编纂完成，遂即与《统谱》相附而行。明人欧大任的《百越先贤志》卷二“养奋”条明确称其曾参考《氏族博考》一书[45]，据四库馆臣考订，欧氏之书于万历二十年由游朴锓板。[46]这说明《氏族博考》成书至少应在万历二十年以前。

《焦氏类林》与《氏族博考》成书时间究竟孰先孰后，似难遽断。从内容详略上而言，《焦氏类林》更有可能节抄自《氏族博考》。如果从史源这一角度展开考察，则可以进一步推定《氏族博考》的成书时间恐怕要更早一些，这是因为凌迪知很有可能就是耶律倍改名故事的始作俑者。

据笔者管见，在焦氏、凌氏书之前，并未出现关于耶律倍仿白氏字号的任何记载。那么，焦氏或凌氏是否有可能就是这一故事的创造者呢？若要解开这一疑团，先要从宋末元初人阴时夫、阴中夫的《韵府群玉》一书说起。是书明确载有耶律倍与黄居难事，不过与上述诸书迥异的是，该书将“耶律倍”与“黄居难”视作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条目分别予以记载。《韵府群玉》卷四寒韵丹字条云：

东丹国长子突欲奔于唐，赐姓为东丹，后赐姓李，名赞华。工画本国人物鞍马。[47]

此条下相隔一纸，作者于寒韵难字条下云：

黄居难：有举子能为诗，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欲比白居易乐天也。[48]

据阴氏所记，耶律倍与黄居难原本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黄居难仅仅是一个普通举子而已。而且，阴氏将契丹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国国王突欲（即耶律倍）误记为“东丹国长子”，这本是一个极为明显且罕见的讹误，然而非常“巧合”的是，《焦氏类林》及《氏族博考》均原封不动地承袭了这一讹误。[49]从文字内容及这一明显的讹误分析，焦、凌二书的史料来源应当就是《韵府群玉》。

笔者之所以认为凌氏更有作伪的可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凌迪知之弟凌稚隆曾仿照阴氏《韵府群玉》纂成《五车韵瑞》一书，是书卷二一寒韵载有“黄居难”事，其文作“有举子能为诗，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欲比白居易乐天也”[50]。此书“寒韵”偏偏没有收录“东丹”条，我们虽然不知道凌稚隆是蓄意漏掉“东丹”条，还是无心之举。不过至少可以表明，凌迪知之弟稚隆在引用《韵府群玉》时，明确知晓黄居难与耶律倍之间是毫无瓜葛的。除此之外，凌迪知在万历五年（1577）曾与凌稚隆共同编纂过《文选锦字录》一书，这说明凌氏兄弟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稚隆似乎完全不知道耶律倍改名黄居难的典故。

二、王世贞曾为《统谱》作序，但是在万历五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仅提及“黄居难字乐地”事，丝毫没有迹象表明他知道耶律倍曾改名黄居难事。[51]这至少说明在《统谱》及《氏族博考》成书之前，这一故事并不为人熟知。

三、凌迪知《统谱》的引书目录中，明确载有《韵府群玉》一书。[52]凌氏在编纂《氏族博考》之前，显然翻阅过《韵府群玉》，他应当知道耶律倍与黄居难实为二人，而且在《统谱》引书目录所列的二十五种书中仅《韵府群玉》载有此事。

种种迹象表明，凌迪知最具嫌疑，他将耶律倍、黄居难混而为一的可能性最大。众所周知，明末文人附会造伪的风气颇盛。耶律倍的一生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凌迪知为了增强故事性，蓄意将黄居难之事附会在耶律倍身上，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而且凌迪知的儿子凌濛初乃是短篇小说名著《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作者，多少可以反映出这一家族喜爱猎奇附会的习气。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凌迪知在翻阅《韵府群玉》时，由于耶律倍与黄居难两事相距极近且两个条目所处的版刻相应位置相仿，致使凌氏产生灵感，遂将二事合而为一，耶律倍改名黄居难的故事也自此流传开来。

综合而言，耶律倍自称黄居难故事生成的年代应在万历初年，凌氏造伪的可能性最大。与之相应的是，《氏族博考》的成书时间应早于《焦氏类林》和《尧山堂外纪》。

最后，还需要交代一下黄居难掌故的源委，据《韵府群玉》所载，黄居难之事转引自一本名为《金华子》的书。根据宋人著录，《金华子》亦名《金华子杂编》、《刘氏杂编》，共计三卷，系南唐刘崇远所撰，载唐大中以后故事。[53]崇远本为唐末河南人，后避乱徙居江南。[54]《金华子》一书今已亡佚，清人在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六十余条，分为上下两卷，成为今日通行之本。不过这一辑本并未收录黄居难条，通过《韵府群玉》所录，亦可为其增补一则。[55]黄居难一事还见于《后史补》一书，北宋末南宋初人曾慥所编《类说》卷二六引《后史补》谓“黄居难：有举子乱为诗章，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欲比白居易字乐天也”[56]。《后史补》的作者为高若拙，曾供职于荆南文献王高从诲幕下。[57]

《金华子》、《后史补》所记举子黄居难，其具体身世已不可考，清人倪瑞璇在诗歌注文中称黄居难为“唐进士”[58]，查慎行谓黄居难是唐末举子。[59]二人均未交代其说缘由，笔者推测黄氏确有可能是唐末举子，正因如此，其故事才得以在五代初期于不同地域政权中得以流传。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黄居难故事的传播及衍化的路线。黄居难附会白氏字号之说最初源于唐末故事，后被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南平高若拙《后史补》等书记载。宋元时期的曾慥《类说》、王应麟《困学纪闻》、阴时夫《韵府群玉》以及元末明初镏绩的《霏雪录》等书均较为忠实地记载了这一掌故，[60]此时黄居难的身份还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举子，与耶律倍并无丝毫瓜葛，因其盲目效仿白氏字号，成为文人骚客讥讽、嘲笑的对象。

及至明万历年间，好事文人方才将黄居难摇身一变为耶律倍，杜撰出耶律倍改名黄居难字乐地的故事，原本充满讽刺之意的笑谈也随之衍变为契丹皇太子仰慕白居易的佳话。自此，黄居难的故事版本分作两途。一条仍秉持最初的叙事内容，意在讽刺黄氏效颦之举，如明末郑明选《郑侯升集》、彭大翼《山堂肆考》以及清朝陈锡路《黄奶余话》、和瑛《易简斋诗钞》、俞樾《茶香室丛钞》等等均是如此。[61]另一条则步入奇闻逸事之途，黄居难变为耶律倍的一个化名，源出唐末的掌故转化为事关辽初皇族的雅谈，如明末焦竑《焦氏类林》、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冯梦龙《古今谭概》、祝彦《祝氏事偶》等等。[62]及至有清一朝，这一故事逐渐呈现出成为“信史”的迹象，厉鹗《辽史拾遗》、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等史学著作纷纷引述《尧山堂外纪》之文，[63]耶律倍改名黄居难字乐地遂成辽金文史学界之美谈。

（拙文蒙恩师刘浦江教授以及匿名审稿专家、黄正建、关树东、孙建权诸位先生批评指正，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