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宇墓志铭拓本 

二、韩宇生平 

墓志称韩宇“柳城人也”。刘凤翥先生认为：“墓志把墓志主人设计为韩知古后人。韩知古为蓟州玉田人，如果攀附郡望皆作昌黎人。此志作‘柳城人’，不符合历史事实。”辽代兴中府（今辽宁省朝阳市）属县有兴中县。“兴中县。本汉柳城县地。太祖掠汉民居此，建霸城县。重熙中置府，更名。”[②]因此，墓志称韩宇为柳城人，也就是兴中人或霸城人。兴中府的前身霸州以及霸城县的设置及建设与韩知古家族密切相关。“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③]据该条校勘记，“‘韩知方’，疑当作‘韩知古’。”[④]甚是。正因为韩知古奠定并建设了霸州及霸城县，其家族在当地影响非常大，乃至韩宇这一支定居于此，以柳城人自居，成为当地的土著。所谓昌黎郡，据百度百科，其大致设置历史为：“三国魏改辽东属国置，属幽州。治所在昌黎县（今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包括今天辽宁省锦州市、阜新市和朝阳市等地。西晋改属平州。晋十六国太元五年（380年）前秦灭前燕，郡治所迁至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属营州。前秦还为平州治。后燕属平州。冯跋于东晋义熙五年（409年）灭后燕建北燕，都昌黎郡，北魏改为营州治。北齐废。”昌黎郡在相当长的时间位于今朝阳市一带，与柳城县同为一地。因而韩知古家族的郡望为昌黎郡和韩宇是柳城人，两者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韩宇于辽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去世，享年51岁，以虚一岁计，则生于辽道宗清宁三年（1057）。虽然墓志作者对韩宇溢美有加，认为其孝悌忠信、仁义礼乐皆具备。但是尽管韩宇自幼就学，却终生未能进士及第，取得一官半职，而只能以乡贡进士为其最终身份。 

2016年，在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七道泉子镇水泉村发现了辽代刘知新、刘知微、刘知古三兄弟的墓葬，并且都出土了墓志，其中卒于寿昌三年（1097）的刘知古、寿昌五年（1099）的刘知新的墓志都由“乡贡进士韩长国撰”。[⑤]近年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征集到一方辽代乾统四年（1104）姚企晖墓志铭，撰写人题：“表姊夫进士韩长国撰”。[⑥]这位韩长国由于生活的地域与时间都与韩宇重合，很可能就是一个人，长国是韩宇之字，他平时以字行，自称也为长国。辽人也见有其他以“长国”为字者，如高士宁，字长国。[⑦]刘氏兄弟墓志所题韩长国为“乡贡进士”，而姚企晖墓志则题为“进士”，很可能是出于韩长国的故意省称，也可能是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份。 

根据以上三方墓志，可以看出韩长国身为“乡贡进士”这种基层知识分子，其交游圈也多在亲朋与乡里之间，并且起着撰写文章这一文人的基本作用。 

三、关于韩宇的先辈 

据墓志，韩宇是韩匡祐之曾孙，韩德凝之孙，韩詠之子。而据《辽史》，则韩德凝为韩匡嗣五子之一。[⑧]《辽史·韩知古传》只记载了知古一子匡嗣，然而据韩匡嗣墓志，则韩知古实有子十一人，匡嗣排行第三，上“有兄二人：彰国军衙内都将匡图；天成军节度使、司徒匡业”，下“有弟八人：临海军节度使、太傅匡祐；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使、太师、政事令、邺王匡美；户部使、镇安军节度使、太保匡胤；镇安军节度使、司徒匡赞；殿中侍御史匡文；东头供奉官匡道；彰武军中军使图育氏；熊军将军唐兀都”。[⑨]可见，韩匡祐是韩匡嗣之弟。这样，韩宇墓志记载韩德凝为匡祐之子，与《辽史》记载的德凝为匡嗣之子就有了矛盾。《辽史·韩知古传附匡嗣传》记载韩匡嗣有五子：德源、德让、德威、德崇、德凝。而韩匡嗣墓志则记载其有九子：德源、德庆、德彰、德让、德威、德冲、德颙、德晟、德昌。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墓志记载相同。如何弥合《辽史》与墓志两者记载之间的差异，以往的学者做了大量努力。由于其他人与本文主题不符，不再赘述，刘凤翥先生认为： 

     《嗣志》和《萧志》中均有德颙而无德凝。《辽史》中有德凝而无德颙。据丁声树先生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颙”字在《广韵》中注音为“鱼容切”，是通摄合口三等平声钟韵的疑母字。“凝”字在《广韵》中注音为“鱼陵切”，是曾摄合口三等平声蒸韵的疑母字。二者的声母均为疑母，摄音“通”、“曾”发音相近。“颙”和“凝”在辽代汉语方言中可能读音极为相近，所以《嗣志》和《萧志》中的德颙与《辽史》中的德凝为同一个人。其名字的歧异是由于同音异写。名从主人，应以“德颙”为是。[⑩] 

后刘凤翥先生又考证了耶律隆祐墓志，认为隆祐就是韩德颙也就是韩德凝。[11]这个观点目前几乎成为辽史学界的共识。如乌拉熙春教授也认为： 

第七子三隐定哥相公，据“韩匡嗣墓志”所列九子顺序，相当于第七子的正是德颙（德凝）。“耶律隆祐墓志铭”载德颙（德凝）有二子：遂□（□□将军）、遂成（衙内都指挥使）……[12] 

最新出版的点校二十四史修订本《辽史》也采纳了这一观点。[13]但这一观点的问题是尽管解决了“凝”与“颙”音相近的问题，但两字字形差异甚大，很难想象会被一直误用或混用。韩宇墓志的发现，更加证明韩德凝与韩德颙（耶律隆祐）是不同的两个人，也证明了《辽史•韩知古传附德凝传》混杂了韩德凝与韩德颙两个人的事迹。 

韩宇墓志记载“祖翁广德军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检校太傅、崇德宫汉儿都部署、上柱国、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讳德凝。” 

《辽史•韩知古传附德凝传》文字不长，姑援引如下： 

      德凝，谦逊廉谨。保宁中，迁护军司徒。开泰中，累迁护卫太保、都官使、崇义军节度使。移镇广德，秩满，部民请留，从之。改西南面招讨使，党项隆益答叛，平之。迁大同军节度使，卒于官。 

子郭三，终天德军节度使。孙高家奴，终南院宣徽使；高十，终辽兴军节度使。 

校勘记认为“开泰”应为“统和”之误，诚然。以往学者有深入的研究，校勘记也认为此处的子孙等实则是韩德昌的后人，不再赘述。而就是子孙之前的内容，也可以明显分为两部分。“从之”之前所记载的韩德凝的事迹基本上与韩宇墓志记载相符，互有详略，如《辽史》记载德凝曾任都宫使，韩宇墓志则具体记为崇德宫汉儿都部署，也就是崇德宫都宫使。崇德官是承天太后宫号,崇德宫汉儿都部署为管理宫内汉人的长官。刘宇一墓志记载其也曾担任过此职。[14]韩德凝在广德军（乾州军号，今辽宁省北镇市）节度使任上任期到后，又应百姓挽留，而为圣宗所允，其事在统和十五年（997）四月。“丙午，广德军节度使韩德凝有善政，秩满，其民请留，从之。”[15]韩德凝应该是卒于广德军节度使的第二任上。而耶律隆祐（韩德颙）墓志根本未记载其曾任崇德宫汉儿都部署及广德军节度使，且墓志记载的经历与“改西南面招讨使……”之后相同，墓志也记载了耶律隆祐卒于统和二十八年（1010）大同军节度使任上。[16]这说明《辽史•韩知古传附德凝传》是由前半部分韩德凝的事迹与后半部分耶律隆祐（韩德颙）的事迹拼凑而成，这与《辽史》修纂的粗疏也是相符的。 

那么为何《辽史》记载了韩德凝是韩匡嗣之子，而韩匡嗣及夫人墓志未予以记载以及韩宇墓志记载韩德凝是韩匡祐之子呢？笔者认为，很可能是由于韩匡祐没有子嗣，而韩匡嗣子嗣众多，故而将原是自己儿子的韩德凝过继给了弟弟韩匡祐。所以刘凤翥先生认为韩宇的父亲韩詠的名字与耶律隆祐两子名字不符就很好理解了，本来其父亲就不同。韩宇墓志记载韩匡祐的官职是：“临海军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开国侯”。韩匡嗣墓志记载韩匡祐的官职是：“临海军节度使、太傅”[17]。前者韩匡祐的实职、散官、检校官、加官、勋、爵俱有，远较后者丰富，可补史籍韩匡祐记载之失。 

韩宇墓志记载其父韩詠的官职是“左承制、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史御、云骑尉”，分别为其实职、散官、检校官、加官、勋。韩詠以往不见于史籍。刘凤翥先生认为“墓志主人的父亲的官衔中的‘殿中史御’为‘殿中侍御史’之误”。诚然。但刘先生又将此视为墓志为赝品的一条论据，则有些牵强了。辽代墓志的撰写者中，有很多文化水平不是太高，墓志中出现对辽代复杂职官制度的错误记载不足为奇。近年发现的耶律曷鲁妻子掘联墓志的撰写者赞扬耶律曷鲁，但居然将唐代《记室备要》中赞誉宦官的语句抄撮下来，用在曷鲁身上。[18]因此，对于辽代墓志的一些撰写者的文化水平确实不能有过高认识。 

四、关于韩宇的外祖父张戬 

韩宇墓志记载其母亲张氏是“南院宣徽使讳戬之次女也”，张戬其人不见载于《辽史》。但是在出使北宋的辽使中，有张戬的记载。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辽道宗清宁六年) 四月，“己巳，契丹国母遣林牙左骁卫上将军耶律格、崇禄卿吕士林，契丹遣瑞圣节度使耶律素、东上閤门使张戬来贺乾元节。”[19]韩宇生于辽道宗清宁三年（1057），与出使北宋的张戬年龄差距不是太大，因此很难说两个张戬是同一个人。 

检索辽代曾任南院宣徽使的张姓人士只有张昭莹一人。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七月丙子，以耶律遂贞为辽兴军节度使，遂正北院宣徽使，张昭莹南院宣徽使，耶律受益上京副留守，寇卿彰德军节度使。”[20]圣宗太平三年（1023），“六月戊申，以南院宣徽使刘泾参知政事……。”[21]可见，刘泾是在张昭莹之后暨太平三年（1023）之前的一段时间担任南院宣徽使，则张昭莹任南院宣徽使在开泰元年（1012）之后，刘泾任职之前。张昭莹很可能就是韩宇的外祖父张戬，戬是名，昭莹是字。 

张昭莹的生平在《辽史》中并无更多记载，但弘治《易州志》保留了一篇《清河公到任记》，[22]是关于张昭莹的珍贵记录。但《易州志》误将这篇文献记载为唐代文献，认为张昭莹是唐人，已经有学者进行了详细辩诬，复原了这篇文献及张昭莹的本来面目，认为这篇文献应名之为《张昭莹德政碑》。[23]笔者深以为然。 

《张昭莹德政碑》撰写于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时张昭莹出任易州刺史、西南面招安巡检使。而此前在辽圣宗、承天太后御驾南征与北宋的战争中，张昭莹身为禁军将领，奋勇作战，身负戟伤。被承天太后亲手赐酒，加以抚慰。他出任易州刺史，就是出于对其军功的褒奖。 

五、关于韩宇的姻亲及其他 

韩宇的长子庆云也和父亲一样从事于科举，但在韩宇生前肯定未中进士。韩庆云的妻子卢氏是东京供赡库副使、左散骑常侍卢天庆之女，卢天庆其人不见载于史籍，东京供赡库副使应该是东京供赡库的副长官。东京供赡库不见于《辽史》，也不见载于其他文献与辽代碑刻，应该是辽代内库的一种。[24]韩宇的次子庆忠娶妻刘氏，墓志有省文，她应该是兴中府威烈军使刘思复之女。刘思复及威烈军使这一官职都不见载于史籍，不得其详。 

刘凤翥先生认为：“墓志盖上加‘并序’，不符合礼制。”其实，墓志盖上刻“并序”的情况确实非常少，但还是有的，不能据此认为不符合礼制，乃至赝品。2004年8月在陕西西安市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工地发掘了116号唐墓，此墓为殷仲容妻颜颀墓，葬于唐高宗永隆二年（681）。该墓出土一合墓志，志盖长宽皆为56厘米，厚10厘米。阴刻篆书“大唐相王府谘议殷府君故妻颜夫人墓志铭并序”五行,行四字。[25]这是墓志盖上刻“并序”的另外一例。 

刘凤翥先生认为：“志文‘丁亥二月’的‘丁’原刻为‘戊’，后改为‘丁’，‘月’原刻为‘十’，后改为‘月’。墓志是非常严肃的，涂涂改改不符合礼制。”其实，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或更改错写、错刻，墓志改刻的现象屡见不鲜，与礼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近年发现的唐太宗李世民之兄李建成墓志就有改刻现象，“大唐故息隐王墓志”中的“隐”字就是在磨掉原来的“戾”字后改刻的。[26]辽代著名的契丹小字道宗哀册更是有九行文字都有改刻的痕迹。 

在韩知古家族中，与韩匡嗣一支契丹化不同的是，韩匡祐一支保持了汉人的文化传统，尤其是韩宇及其长子一直以科举为业，并且都没有契丹名。韩匡祐这一支到金代仍有名人辈出，如韩企先，虽然是“燕京人”。但“九世祖知古，仕辽为中书令，徙居柳城，世贵显”[27]。可见，韩企先和韩宇一样，很可能是定居于柳城的韩匡祐一支的后裔，只不过是后来又迁居燕京。 

 原载《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6期

来源：辽金西夏研究微信公众号

[①]刘凤翥：《〈韩宇墓志铭〉为赝品》，见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七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438—439页。以下所引刘先生文字不出注者皆出自此文。

[②]（元）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50页。

[③]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第550页。

[④]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第557页。

[⑤]李道新：《辽代刘知新三兄弟墓志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0—305页。

[⑥]陈晓伟、刘宪祯：《辽代〈姚企晖墓志铭〉与蒙元姚枢、姚燧家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⑦]左利军：《辽〈高士宁墓志〉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三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页。

[⑧]脱脱：《辽史》卷74《韩知古传附匡嗣传》，第1360页。

[⑨]《韩匡嗣墓志》，见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⑩]刘凤翥：《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考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新第9期。

[11]刘凤翥、唐彩兰、高娃、李建奎：《辽代〈耶律隆祐墓志铭〉和〈耶律贵安·迪里姑墓志铭〉考释》，《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400页。

[12]乌拉熙春：《韩知古家族世系考》，《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东京）松香堂书店2009年版，第248页。

[13]脱脱：《辽史》卷74“校勘记”，第1363页。

[14]杜守昌、李宇峰：《辽代〈刘宇一墓志〉考释》，《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辽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15]脱脱：《辽史》卷13《圣宗纪四》，第161页。

[16]  《耶律隆祐墓志》，见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12—14页。

[17]  《韩匡嗣墓志》，见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2页。

[18]康鹏：《从〈耶律曷鲁妻掘联墓志〉看〈记室备要〉之北传》，《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辑。

[1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宋仁宗嘉祐五年四月己巳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20页。

[20]脱脱：《辽史》卷15《圣宗纪六》，第187页。

[21]脱脱：《辽史》卷16《圣宗纪七》，第213页。

[22]弘治《易州志》卷17《文章•德政》，叶3b—5b,《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七），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版。

[23]郝红霞：《〈清河公到任记〉相关问题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

[24]参见张国庆：《辽朝“仓”“库”功能探略》，《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2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长安高阳原新出隋唐墓志》，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110页。

[26]胡戟：《珍稀墓志百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版，第256—257页。

[27]（元）脱脱：《金史》卷78《韩企先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