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辽金元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专制主义皇权下的贵族政治。以世袭、世选、世代担任要职为标志的政治特权，以分封、赏赐土地和人口为标志的经济特权，是贵族政治的基础。贵族政治主导下的选官制度具有不同于唐宋文官政治的特征。如贵族享有世袭或世选特权。这既是贵族的政治特权，也是贵族的身份性标志。出身于贵族、世家官僚的宫廷祗候，如辽金的护卫、近侍，元朝的怯薛，是入仕的捷径。官员任用的民族差别政策，主要保障统治民族上层的利益。贵族、世家官僚子弟以外的一般平民子弟，可以通过在各级官府担任吏员，或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关键词：贵族政治 世家大族   世袭世选 近侍宿卫 吏员出职

辽金元朝都是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政治制度既有对中国传统王朝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又都带有本民族制度和习俗的烙印。辽金元朝的政治体制体现了贵族专政的特征。由于政治体制、经济基础等因素的诸多共性，辽金元的选官用人制度有着不同于唐宋王朝的许多共同特色。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试作进一步的贯通性论述。

一

辽金元都是北方民族在部落联盟解体的基础上，联盟首长蜕变为国家元首，并发动对外战争建立起来的王朝。联盟时期的各部落首领原本是家族世袭的，建立国家后，他们成为国家各级行政部门、军事组织的官员。辽朝的部落、金朝的猛安谋克（千户、百户）、元朝的万户、千户、百户，集行政、军事职能于一体，原来的部落首领以及新兴的军功贵族成为这类新组织的官员。继承了联盟时代的传统，他们的职位是在家族内部世代相承的。这就是辽金元朝的契丹、女真、蒙古贵族阶层。他们掌控着国家的军政大权。

皇族为拉拢强大的部落头人，与其中的若干家族结成世代联姻的关系。皇族、外戚子弟封王称侯，爵位世袭不替。如辽朝的皇族，包括析出部落升帐分的横帐和五院、六院（二院由耶律氏所从出的迭剌部分置）皇族。横帐分四大支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子孙为一支，隶属诸斡鲁朵；辽太祖的伯父岩木、释鲁的后裔分别为孟父房、仲父房，他弟弟们的后裔为季父房。辽朝设置大惕隐司掌管横帐皇族事务。辽朝的外戚称后族、国舅帐，包括辽太祖皇后述律氏家族以及拔里、乙室己二审密氏家族，置大国舅司。[1]金朝的皇族与“徒单、唐括、蒲察、拏懶、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2]元朝，“宗室、驸马，通称诸王。岁赐之颁，分地之入，所以尽夫展亲之义者，亦优且渥。”而蒙古弘吉剌氏，“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3]事实上，元朝“黄金家族”的通婚对象并不限于弘吉剌氏。

辽朝的皇族、后族、部落头人、功臣建有头下军州。金朝的皇族、外戚、猛安谋克首长、功臣获赐大量的土地、奴隶。蒙元实行分封制，皇族、外戚、万户、千户长有草场、城邑、属民、食邑户之分。契丹、女真、蒙古贵族不仅世代掌握着国家的军事、行政大权，而且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这是辽金元贵族政治的基础。

投靠新政权的各部族首领以及中原汉地的官员、将领，或在征战中冲锋陷阵，或运筹帷幄，或辅佐新政权建章立制、治国理政，建立功勋，也得到封王称侯的回报，他们及其子弟也成为各级官府、军队的官员。如辽朝征服奚族、渤海族后，仍保留了奚可汗和渤海王族的贵族地位，奚可汗家族“世与辽人为婚姻，附姓述律氏中”，[4] 渤海旧王族大氏、豪强高氏、李氏等家族在东京地区仍享有相当大的政治、经济权力，并与契丹贵族互通婚姻。到金朝，渤海世族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辽金时期燕蓟地区的汉族大姓，有的是唐朝中后期以来形成的著姓，有的是军功新贵，最著名的就是元人所说“迄今燕之故老谈勋阀富盛照映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始终契丹二百余年，入金源氏，为燕四大族，号刘、韩、马、赵氏，其宗党在仕途者尝数十百人。”[5]蒙古国时期的汉族军阀世侯东平严实、保定张柔、真定史天泽、藁城董文炳等家族，元世祖实行迁转法，不得世袭为官，但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仍拥有特权，势力堪比当年的辽金世家大族。[6]元代的畏兀儿（回鹘）、唐古特（党项羌）、回回、钦察、阿速、康里诸色目人都有军功贵族。

辽朝政权的主体是契丹贵族，而契丹贵族的核心是皇族和后族。“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7]他们不仅享有世选南、北两府宰相、夷离毕、部落节度使等高级军政职务的特权，而且最高中枢机构——北枢密院，最重要的军事机构——诸路招讨司、统军司，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军政部门——五京留守司，都掌握在契丹贵族手里。[8]南面官中枢机构——南枢密院的长贰官，各州府的主官，参用契丹贵族和汉人。皇族和后族之外，契丹、奚族各部贵族也享有世选部落官的特权。汉族、渤海族世家大族通过荫补、荐举、科举等途径世代为官，作为契丹贵族的代理人，行使汉地和渤海地区的行政权。漆侠先生指出：“辽国的政体是，以契丹皇帝为首的专制主义制度，而以耶律氏、萧氏两族氏所组成的贵族则世世代代把握中央政权，同契丹皇帝共同主宰这个国家。同时由于燕山地区的重要，在这个政权中吸收了以韩、刘、马、赵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汉人地主阶级，分享部分政权。”[9]

经过大蒙古国时期的几次分封，至元朝建立，蒙古王公贵族既在草原上有兀鲁思（爱马，即分地），又在中原地区拥有投下分邑（汤沐邑）。灭亡南宋后，又分封江南州郡。蒙古贵族的权势，以元世祖察必皇后家族弘吉剌氏为例，其分邑之广、岁赐之丰，集中体现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特权。“弘吉剌之分邑，得任其陪臣为达鲁花赤者，有济宁路及济、兖、单三州，钜野、郓城、金乡、虞城、砀山、丰县、肥城、任城、鱼台、沛县、单父、嘉祥、磁阳、宁阳、曲阜、泗水一十六县。此丙申岁（1236）之所赐也。……又汀州路长汀、宁华、清流、武平、上杭、连城六县，此至元十三年（1276）之所赐也。又有永平路滦州、卢龙、迁安、抚宁、昌黎、石城、乐亭六县，此至大元年（1308）之所赐也。若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则至大二年所赐也。其应昌、全宁等路则自达鲁花赤、总管以下诸官属，皆得专任其陪臣，而王人不与焉。此外，复有王傅府，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群属有钱粮、人匠、鹰房、军民、军站、营田、稻田、烟粉千户、总管、提举等官，以署计者四十余，以员计者七百余，此可得而稽考者也。其五户丝、金钞之数：则丙申岁所赐济宁路之三万户，至元十八年所赐汀州路之四万户，丝以斤计者，岁二千二百有奇；钞以锭计者，岁一千六百有奇。此则所谓岁赐也。”[10]

除了岁赐和分地上的巨额收入，蒙古王公贵族有权任命分邑的达鲁花赤、总管、提举等官员，并在他们世袭领有的草原兀鲁思牧地和千户部民范围内，行使较为独立的行政、司法、征税、军事权力；他们可以自设官府管理私属人户。宗王参加“忽里勒台”会议推选新皇帝、参决国是；在中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分掌行政、军政、司法）派有断事官，参与朝政；有的领兵出镇地方。宗室、驸马以外的王公贵族，主要是蒙古、色目贵族，也有分邑、分户、岁赐，实力虽不能与宗王、驸马相埒，但由于宗王、驸马一般不直接出任朝官和行省官，故他们往往能把持朝政和地方大权，如开国功臣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等家族的成员，而元仁宗时期的铁木迭儿、元文宗时的燕铁木儿、元顺帝时的伯颜、脱脱等权相，更突出表现了蒙古、色目贵族专权跋扈的特性。[11]

萧启庆先生撰文考察了元代的四大蒙古家族和六个汉军世家。关于元朝的政治体制，他指出：“忽必烈立国中原、建立元朝后，将统治汉地的方式由‘间接统治’转变为‘直接统治’，并将蒙古原有的家产制、封建制政治组织转变为中央集权官僚制。由于忽必烈推行废侯置守及汉军国军化的政策，汉军世家遂由封建之家转变为官僚之家。在忽必烈革新政制之后，汉军世家仍然备受优遇，代代仕宦不绝……汉军世家虽然位列统治菁英的高层，但若与最显赫的蒙古世家相比，则仍逊色不少。拙作《元代四大蒙古家族》曾显示：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等四大家族始终兼具封建及官僚双重性格。一方面，即在忽必烈改制之后，各家仍然世享分地、分民与食邑，同时世袭各种王爵及怯薛长，不失其封建贵族的地位。另一方面，各家成员（赤老温家除外）以三品以下官职起仕者极少，而以一品及三公等极品终仕者更达三家现知人数的三分之一。反观六大汉军世家从未享有封建诸侯之名，后更失去封建之实。仕进方面，虽然汉军世家官至上品者为数不少，但是位列三公或官至一品者并不多见。总之，蒙元政权是以若干与皇室关系久远的蒙古贵族家庭为核心，而汉军世家则居于高层统治菁英的边缘，协助前者，统治华夏。”[12]

萧先生的分析大致可适用于辽金。辽金元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专制主义皇权下的贵族政治。以世袭、世选、世代担任要职为标志的政治特权，以分封、赏赐土地和人口为标志的经济特权，是贵族政治的基础。贵族政治主导下的选官制度具有不同于唐宋文官政治的特征。 

二

贵族享有世袭或世选特权。这既是贵族的政治特权，也是贵族的身份性标志。契丹人实行世选由来已久，至少从唐初起，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长就从同一家族中世选产生。世选是从原始民主选举向世袭的过渡形态。契丹建国前即有“以功为北府宰相，世预其选”、“世为决狱官”的情况。[13] 建国后，部落首领、军事新贵沿袭旧制，从南、北府宰相、诸部节度使到石烈夷离堇、太医、客省使等官职，贵族之家均世预其选。[14]在金初的对外战争中，女真部落首领、军功新贵被任命为统兵领民的猛安（千户）、谋克（百户）之长，并世袭其职，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元制，“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爵，死病则降一等；总把、百户老死，万户迁他官，皆不得袭。是法寻废，今无大小皆世其官，独以罪去者否。”[15]贵族官僚子弟，多数不学无术，骄奢淫逸，贪赃枉法，专横恣肆。如金朝贞祐“南渡之后，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笔者按：南渡之前亦然）。若完颜白撒，止以能打毬称。又完颜讹可，亦以能打毬，号‘板子元帅’。又完颜定奴，号‘三脆羹’。又有以忮忍号‘火燎元帅’者。又纥石烈牙忽带号‘卢鼓椎’，好用鼓椎击人也。其人本出亲军，颇勇悍，镇宿、泗数年，屡破宋兵。有威，好结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尝入朝诣都堂，诋毁宰执，宰执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镇东，亦优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属有长裾者，辄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来，必以酒食困之，或辞以不饮，因并食不给，使饿而去。”[16] 金南渡后的监察御史陈规说：“今之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17]元朝人说本朝“将帅袭其父祖旧部，例皆膏粱乳臭之子，声色是务，朘剥是习，至有不能挽弓者”，“承袭骄脆子弟，但知酒色裘马为华好”。[18] 这种情况在辽金元三朝具有普遍性，是贵族政治滋生腐化堕落的突出表现。

官员任用有民族差别。辽朝“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19]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北枢密院，而北枢密院基本由契丹贵族操控，少数契丹平民出身的官员及契丹化的汉人官员曾任北枢密院主贰官。汉人主要任职于南枢密院，而南枢密院不理军政。辽末汉人张琳任职北面官的南府宰相，管理部族行政事务，天祚帝让他领兵东征女真，“琳以旧制，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辞之。”[20]金朝的军政大权也是掌握在女真人手中。金初，“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汉儿虽刘彦宗、郭药师亦无兵权。”[21]虽然“海陵王至世宗时期，金的民族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人地位的上升与汉人、契丹及奚人地位的下降，使得各个被统治民族的等级界限不如过去那么鲜明了。然而表现在女真人与非女真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却始终存在，这是金代民族歧视的一个一贯性问题。”[22]如选官用人方面“独女直（真）有超迁格”，[23] 女真官员的升迁速度明显快于其他民族的官员。金朝的侍卫亲军主要选拔精于骑射的女真人充任，也参用少数其他民族的人，编制4000人，有出职入仕的制度性规定：“侍卫亲军长行，初收，迁一重，女直敦武（校尉），余人进义（校尉）。每五十月迁一重。以次转五十人长者，则每三十月迁一重。如五十人长内迁至武义（将军）者，以五十人长本门户出职。五十人长每三十月迁一重，六十月出职，系正班，与九品除授，有荫者八品除授。如转百人长者，则三十月迁一重，六十月出职，系正班八品，有荫者七品。”大定二十九年，进一步规定女真侍卫亲军250月出职，余人300月出职。[24]因为女真人有“超迁格”，故大多数女真亲军出职后升迁的速度比“皆阀阅子孙”充任的非女真人奉职还要快。[25]元朝最重要的机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宗正府（主管司法）等的主要官员一般由蒙古贵族出任，色目贵族也有机会，但汉人只能在其中担任副贰以下的职务，南人则基本被排除在外。军机重务，汉人、南人不得与闻。[26] 元世祖至元二年颁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27]路府州县的监临长官——达鲁花赤实际是蒙古人的专职。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规定，“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阙，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 [28]元末有人说：“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29]此话虽不免有些偏颇，但所反映的汉人、南人政治地位之低还是事实。

宫廷或宫帐祗候承应人是入仕的捷径。辽朝的护卫、祗候郎君（包括笔砚、牌印、裀褥、灯烛、床幔、殿幄、车與、御盏诸祗候郎君）、近侍小底（承应小底，包括寝殿、司藏、习马、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诸小底），金朝的奉御、奉职（原名入寝殿小底、不入寝殿小底，合称近侍）、护卫、符宝郎、閤门祗候、笔砚承奉、尚衣承奉、知把书画、仪鸾局本把、尚辇局本把等宫中承应人，元朝的怯薛，主要来自各族官僚贵族子弟，在宫廷（宫帐）承担宿卫、祗应之责，构成一支特殊的官僚后备队伍。由于出身高贵，亲近皇帝，他们出职任官尽居显要之位，且迁转快速。[30]如元朝的怯薛原是大汗的亲兵组织，大蒙古国初创，怯薛实际承担国家行政机构的职能。随着中央机构的建立以及侍卫亲军的组建，怯薛转变成一个由官僚贵族子弟组成、专事内廷祗应、候补官员的特权集团。“其怯薛执事之名：则主弓矢、鹰隼之事者，曰火儿赤、昔宝赤、怯怜赤。书写圣旨，曰扎里赤。为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阇赤。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曰博尔赤。侍上带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阔端赤。司阍者，曰八剌哈赤。掌酒者，曰答剌赤。典车马者，曰兀剌赤、莫伦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儿赤。牧骆驼者，曰帖麦赤。牧羊者，曰火你赤。捕盗者，曰忽剌罕赤。奏乐者，曰虎儿赤。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鲁。勇敢无敌之士，曰拔突。其名类盖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劳侍从执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领于怯薛之长。”[31]怯薛编制为一万人，主要来自蒙古、色目贵族官僚子弟，也有少数汉人功臣子弟，很多高门大族在怯薛中的职务是世代相袭的。他们在宫廷应役一定时期以后，经由皇帝任命，出任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官职，这就是区别于“省部选”的特殊的“别里哥选”。当然，官僚贵族有门第高下之别，他们的子弟在怯薛中的职务也有亲疏之别，出职为官大小不等，即“亲近莫若禁卫之臣，所谓怯薛者。然而任使有亲疏，职事有繁易，历时有久近，门第有贵贱，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辅，或小而冗散，不可齐也”。[32]但总的来说，“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是没有疑问的。[33] 近侍的禁密侍从身份，以及贵族、世家血统，即元人所谓的“大跟脚”，使之成为参与内朝决策、以内驭外的特权集团。这是贵族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

辽金元官僚队伍中，吏员出职任官者占有较大比重。贵族官僚子弟以外的一般平民子弟，可以通过在各级官府担任吏员进入仕途。辽兴宗时的枢密使马保忠说“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金朝“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元朝“自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外，率（卒）皆以吏发身”，[34] 反映的都是吏员出职授官比较普遍的现象。契丹人有世代为吏者。这些家族属于富裕的契丹平民，由吏补官者不在少数，只不过多数滞留于中下级官员，无望像贵族子弟那样平步青云。只有少数人由于才干出众、战功卓越，或善于权术，而升至高官。[35]金朝的吏员有“试补之法”，即外路的吏员可试补随朝吏职；随朝吏员经历一定的资考，若无犯罪记录，均可出职补官。金世宗大定三年，“以外路司吏久不升转，往往交通豪右为奸”，始施行移转法。后来一度取消移转，金章宗泰和四年，有人进奏：“自罢移转法后，吏势浸重，恣为豪夺，民不敢言。”于是规定“依旧三十月移转，年满出职，以杜把握州府之弊”。[36]吏员有“刀笔吏”之称，虽不乏吏才者，但文化素养、个人修养普遍不高，一般来说难比科举出身的儒士。金世宗说：“起身刀笔者，虽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37]总体上看，这话是客观的。金朝“南渡后，吏权大盛，自（术虎）高琪为相定法，其迁转与进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时之人争以此进。虽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令改试台部令史。其子弟辈既习此业，便与进士为仇，其趋进举止，全学吏曹。”[38] 金末重用胥吏的做法，被元朝继承。元朝的吏员也多是“不识字，不解书算，不通刑名案牍，止以勾当年深，县升之州，州升之府，府升之部，部升之台院都省，出职为品官、当要职，外任则承流宣化，内则参决大政、纲领郡县”。[39]元人朱德润谓本朝“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盖近侍多世勋子孙，吏业多省台旧典”。[40]元人许有壬说，仁宗实行科举之前，本朝“出官之制，大率由吏。而贡吏之法，必以儒通吏事，吏通经书，然后补用。在后奉行不至，试补之间，多不依法，遂使贤愚混淆，政事败阙。仁宗皇帝励精图治，痛惩其弊而一新之。由吏出身者，限以从七，不使职高权重，得以纵恣。设立科举，取人以德行为首，试艺以经术为先，求贤之方，视古无愧。但科举未行之时，以吏取人，实学之士，亦未免由此而进。”[41]这段话概括了元朝以儒补吏、吏员出职补官的制度。辽金元三朝吏治败坏之甚，与吏员或吏职出身的官员舞弄权术，伙同武夫、近侍承应人排斥、打击士大夫，是有一定关系的。

军功补官是入仕的重要途径。辽金元三朝均为少数民族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的政权，维持统治也离不开武力，以武立国乃其特色。契丹、女真、蒙古族基本是全民皆兵，军人集团在三朝始终受到重视和优遇。军功补官，对于激励士气，提高、保持军队的战斗力，维护和巩固统治都是重要的。三朝建国之初，都有一批军人因军功充实到新政权中来，形成一批军功官僚新贵。在各时期的对外战争、镇压叛乱和农牧民起义以及统治阶级的内讧斗争中，军功补官屡见不鲜。如辽朝国舅帐的萧忽古，“甫冠，补禁军”，道宗咸雍初，征讨违命番部，以功“召为护卫”。[42]这是契丹贵族子弟从军以功升迁的实例。突吕不部人耶律谐里，统和初从征宋朝为先锋，侦查有功，擒获宋将，“以功诏世预节度使选”，太平元年，迁本部节度使。[43]这是因军功跻身贵族、迁转官职的实例。汉、渤海人也不乏因军功授官者。如辽圣宗统和七年，辽军攻易州，“以东京骑将夏贞显之子仙寿先登，授高州刺史。”[44]女真起兵反辽，完颜阿骨打誓师道：“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45]据陶晋生先生统计，《金史》列传反映的女真人入仕途径，以军功入仕者金早期（1115—1144）约占38%，前期（1145—1174）约占19%，后期（1175—1204）约占5%，末期（1205—1234）约占9%。[46]入传人物一般是高级官员，中下级官员中以军功入仕者的比重或高于高级官员。与世袭军官相比，靠军功补官无疑是进步的。金朝还具体制订了考核军功的六条标准；对没有官品的下级年老军官，还有劳效补官制度。[47]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诏曰：“军官有功而升职者，旧以其子弟袭职，阵亡者许令承袭。若罢去者，以有功者代之。”两年后又规定，“渡江总把、百户有功升迁者，总把依千户降等承袭，百户无递降职名，则从其本等。”[48] 元代的四大蒙古家族，保持着“崇武勇，尚战功”的传统。“元代重武而轻文，马上战功远较案牍之劳为重要。博尔忽、博尔术二家在至元季年至至大年间连连加官进爵，声华远超出木华黎家之上，便是由于战功显赫，手握重兵之故。”[49]

辽金元科举取士不连续，其重要性远逊唐宋。自隋朝确立科举制，经过唐前期的改革完善，唐中期以来，科举取士已经成为选拔文官的主要渠道。文官是唐宋官员队伍的主体。辽金元三朝的统治者对科举取士重要性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为防范本民族成员丧失尚武之风，防范本民族文化被同化矮化，统治者甚至排斥科举。如辽圣宗以前，贡举无定期，统和六年才正式确定科举制度，但录取人数每次仅数人，统和末增加到二十余人，辽兴宗时增至五六十人，直到辽道宗以后才增至一百数十人，但禁止契丹人参加科举。[50]大体说来，“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51]元朝科举制度的确立晚至仁宗时期，且录取名额少，据统计，有元一代共计16科，录取1139人，时人谓“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52] 由进士出身得以侪身高级官僚者为数很有限。元朝科举，蒙古、色目人为一组，汉人、南人为一组，两组考试的内容与要求各不相同，而且蒙古、色目的应考人数远少于汉人、南人，录取名额却是四等人相等的。[53]与辽、元相比，金朝统治者比较重视科举取士。金后期进士李世弼撰《登科记序》曰：“金天会元年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廷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处亦不限定府州。”[54]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并南北选为一。” [55]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始设女真进士科。[56]金人谓“国家官人之路，惟女真、汉人进士得人居多”，“国家数路取人，惟进士之选最为崇重”。[57] 但金代高官多出自女真贵族，尤其是近侍、护卫出身的贵族，除金章宗一代外，进士出身者并不占优势，[58]而唐宋时期的高级官僚则多出自进士。

综上所述，辽金元的选官用人制度实际上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统治民族的民族本位主义，二是统治者笼络各民族上层的政策。统治民族特别是其贵族阶层，利用世袭世选、宫中承应、军功、亲军、荫补等有利条件，控制着政权的要害部门和关键职位；汉、渤海、奚等族地主阶级依靠科举、吏胥、荫补等途径参加到政权中，在协助统治民族贵族统治的同时，也维护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尽管这些民族的官僚地主阶级与统治民族贵族官僚有矛盾，但其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他们从根本上是维护辽金元贵族专政体制的。贵族专政偏离了唐宋历史发展的轨迹，是一种倒退，阻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原载李华瑞主编《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