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辽史》关于耶律乙辛结党固权，迫害皇后、太子和“太子派”的记载，双方的核心成员主要是契丹官员。汉族士大夫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给人留下明哲保身、苟且偷生的印象。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梁颖墓志》，以及《梁援墓志》、《贾师训墓志》，以梁颖任相前后与权臣耶律乙辛的斗争为中心，考察了汉族士大夫在耶律乙辛集团覆灭中发挥的作用，乃至辽道宗时期的政治作为。本文还通过辨析《文献通考》契丹“国相梁益介杀英弼（耶律乙辛）” 的记载，为梁颖对耶律乙辛的覆灭起过重要作用提供了旁证。

继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皇太叔重元父子叛乱事件后，大康年间（1075—1084），辽朝统治阶级再次发生严重的内讧。权臣耶律乙辛结党营私，戕害皇后和太子，对维护太子合法地位的臣僚进行镇压。继而耶律乙辛被罢黜、处死，党羽遭革职查办。辽道宗时期发生的这两次内乱，重创了契丹贵族，动摇了贵族政治的基础。随着契丹贵族势力的削弱，以及崇儒、文治国策的确立，辽道宗时期汉族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明显提升，[①]虽然他们对趋于衰弱的辽朝国祚无振衰救弊之力，但在政治舞台上仍有可圈可点之处。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梁颖墓志铭》，以汉人梁颖任相前后与耶律乙辛奸党的斗争为中心，辅以其他墓志资料，管窥辽道宗朝汉族士大夫的政治作为。

一

《辽史》记载简略，缺漏甚多。所载人物传记，以契丹贵族居多，汉人、奚人、渤海人入传者比例偏低。[②]汉人入传者又以二韩、刘氏世家大族比重最高。比如辽道宗朝的宰臣梁颖、贾师训、王师儒、梁援，都是进士出身的汉族名宦，《辽史》均无传记，所幸他们都有墓志出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辽朝后期汉族士大夫政治史的第一手材料。[③]

《辽史》对梁颖的记载，仅有两条。一条是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十一月丁亥，道宗临幸驸马都尉萧酬斡府第，“方饮，宰相梁颖谏曰：‘天子不可饮人臣家。’上即还宫。”[④]另一条是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五月戊寅，“宰相梁颖出知兴中府事。”[⑤]宋朝文献有关辽人梁颖的记载，涉及两件事。一件是宋神宗熙宁六年四月（1073），辽太常少卿、乾文阁学士梁颖以国信副使身份随团来贺宋神宗诞日（同天节）。[⑥]另一件事是宋神宗熙宁七年、八年，辽枢密直学士梁颖参与宋辽河东地区勘界谈判工作。[⑦]2010年出土于河北省涿州市的《梁颖墓志铭》（以下简称《颖志》）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珍贵史料。

据《颖志》记载，梁颖为涿州范阳县人，其父梁世雄任官“不处显位”，以善决狱讼闻名。辽兴宗重熙二十四年（1055），刚过而立之年的梁颖进士及第。辽道宗清宁六年（1060），由地方官入职枢密院书令史，“自初隶枢庭，经十四年十三迁而为副都承旨，由昭文馆直学士提点大理寺，遂为枢密直学士，又四迁为枢密副使”。据《颖志》下文交待，自枢密直学士至枢密副使之间还有翰林学士、签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三职。枢密直学士和翰林学士都是侍从要职，自签枢密院事则进入宰执行列。大康六年，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省宰相）、知枢密院事。大安二年，罢相。大安四年十一月，梁颖病故于中京留守任上。享年64岁。[⑧]

梁颖在相位凡七年。如前所述，辽道宗咸雍十年（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大康元年（宋神宗熙宁八年），他都是枢密直学士。从大康元年到大康六年的六年间，他的职务从枢密直学士到宰相、知院事升迁五次。这固然与他个人能力之强有关系，比如辽宋河东勘界谈判中的出色表现，[⑨]但也反映了汉族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显著提高。在他任相之前，“奸臣”耶律乙辛、张孝杰当政已十多年。[⑩]在他任相期间，耶律乙辛被处死，张孝杰被流放。

耶律乙辛出身契丹平民家庭，聪慧有吏才，善于迎合上意，利用辽道宗对契丹贵族的失望、不满和不信任心理，赢得宠信。在道宗即位后的短短几年内，他连升数级，由护卫太保跃升北枢密院副使、南院枢密使、知北枢密院事。清宁九年，他平定重元父子叛乱有功，再拜南院枢密使。不久，北院枢密使、皇族耶律仁先出任南京留守，耶律乙辛擢升北院枢密使，成为辽朝首辅。他结党专权，排斥异己，蒙蔽皇帝。[11]

耶律乙辛的死党张孝杰，出身贫寒，重熙二十四年科考状元，[12]梁颖为同榜进士。这是辽兴宗在位时期的最后一榜。辽朝御试一般在六月，这年八月辽兴宗去世，辽道宗即位，改元清宁。咸雍三年（1067），擢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后来改任或兼任北府宰相。大康元年，赐国姓耶律。“汉人贵幸无比。”与耶律乙辛“同力相济”，谋害皇太子，诬陷忠良。[13]张孝杰比同榜进士梁颖侪身宰执早了10年，固然与他投靠耶律乙辛有关，却也符合辽道宗重用汉族士大夫的精神。

辽道宗大康元年（1075）六月，诏皇太子总领朝政。耶律乙辛集团与皇太子不和，于是策划先诬害皇太子之母宣懿皇后，再加害皇太子。大康元年和三年，宣懿皇后和皇太子先后被构陷罪名，死于非命。大康五年三月，耶律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六年正月，改知兴中府事；七年十二月，耶律乙辛下狱；九年十月，伏诛。[14]同党张孝杰，大康六年罢相，外放为奉圣州武定军节度使，次年十二月坐罪削爵为民，流放边地安肃州，数年后返乡，大安年间卒。[15]

史称耶律乙辛“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窜。”[16]在这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双方的核心成员主要是契丹官员。耶律乙辛集团的核心成员，除张孝杰外，主要是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萧余里也（后族国舅帐）、左夷离毕耶律燕哥（横账皇族）、殿前副点检萧十三（蔑古乃部人）、南面林牙耶律合鲁（六院部皇族）、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萧得里特（遥辇洼可汗宫分人）、牌印郎君萧讹都斡（后族国舅帐）、祗候郎君耶律塔不也（横账皇族）、旗鼓拽剌详稳萧达鲁古（遥辇嘲古可汗宫分人）、护卫太保耶律查剌等，被列入《辽史·奸臣传》。[17]

站在耶律乙辛奸党对立面、维护皇太子合法地位的正派官员，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突吕不部）、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撒剌（六院部皇族）、北面林牙萧岩寿（乙室部）、北院宣徽使耶律挞不也（横帐皇族）、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萧挞不也（后族国舅帐）、护卫萧忽古（后族国舅帐）、夷离毕郎君耶律石柳（六院部贵族）等为代表，遭到耶律乙辛的血腥清洗。[18]天祚帝即位后，为他们平反昭雪，绘像宜福殿，表彰他们的忠孝义举。《辽史》既列《奸臣传》，而不列《忠义传》，只是把他们放在一卷，分别立传。

萧速撒可能和宋神宗熙宁七年（辽道宗咸雍十年）与梁颖一并赴河东勘界的枢密副使萧素是同一个人，一为契丹名，一为汉名。据《长编》记载，熙宁七年四月，“辽主遣其枢密副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萧素、枢密直学士梁颖议河东地界于代州境上。”七月，宋辽双方的谈判代表如约来到边界举行会谈。“素、颖颇倔强，不肯见（宋使刘）忱等。一日，蕃人引兵万众入代州界，焚铺屋，与官军相射。既而素、颖径入横都谷，施帐幕，邀忱等相见，忱等不往。又欲设次于西径东谷，忱等以侵地愈深不许，竟会于大黄平。”[19]据《辽史》记载，道宗清宁年间，萧速撒“入为北院枢密副使。咸雍十年，经略西南边，撤宋堡障，戍以皮室军。上嘉之。大康二年，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乙辛权宠方盛，附丽者多至通显。速撒未尝造门，乙辛衔之，诬构速撒首谋废立。按之无验，出为上京留守。”[20]咸雍十年（宋熙宁七年，1074）的枢密副使、曾“经略西南边”，与萧素的履历是吻合的。又据沈括的记录，辽朝的马协司徒送别沈括一行时，谈到辽朝廷对上一年萧素、梁颖的河东议界工作很不满意。大概也正因此，沈括来到辽朝谈判，萧素被褫夺了首席谈判代表资格，没有出现在谈判现场。[21]辽朝廷对萧素（萧速撒）河东勘界不满意，不排除有耶律乙辛“衔之”的因素在内。大康二年六月，耶律乙辛被黜为中京留守，萧速撒由枢密副使升知北院枢密使事。同年十月，乙辛复为北院枢密使，萧速撒则出任上京留守。次年遇害。[22]

根据《辽史》的记载，自太子冤死至耶律乙辛被诛的五六年中，抵制、弹劾耶律乙辛最坚决的，一个是北院宣徽使萧兀纳（六院部贵族），一个是北枢密院副使萧惟信（楮特部贵族）[23]。此外还有夷离毕萧陶隗[24]。辽道宗对萧兀纳的“忠纯”尤为赞赏，说他“近于古社稷臣”。因为他们的进谏，辽道宗“始疑乙辛”。[25]

在这场斗争中，大多数汉族官僚保持缄默，明哲保身，甚至苟且偷生。[26]《辽史》卷九八《刘伸传》记载，刘伸于辽兴宗重熙五年登进士第，累迁南院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素以忠直著称，“乙辛衔之，相与排诋，出为保静军节度使。”[27]这是汉族士大夫“忠直者被斥窜”的一例。

出土墓志提供了不见于《辽史》的珍贵资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汉族士大夫官员在那场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以及发挥的作用。早年出土于河北平泉县的《贾师训墓志》记载，贾师训进士出身，在中京留守推官任上，值耶律乙辛自北枢密使出为中京留守。[28]

乙信自以前在枢极，权震天下，每行事专恣，一不顾利害。诸幕吏素惮，皆随所倡而曲和之。公独不从。乙信怒胁公曰：“吾秉朝政，迨二十年，凡一奏议，虽天子为之逊接，汝安敢吾拒耶？”公起应之曰：“公绾符钥，某在幕席，皆上命也。安得奉公之势而挠上之法耶？义固不可。” 乙信知不能屈，辄从。乙信又以嬖人善骑射，署为境内巡检，公争之，不从。未己，乙信被召再入为枢密使，将行，僚属饯之都外，酒再行，公前跪，力白巡检事不便。乙信叹服，遽为之罢。[29]

贾师训对不可一世的耶律乙辛义正辞严，在当时确实是少见的。

1979年出土于辽宁义县的《梁援墓志铭》亦记载，“贼臣耶律英弼等，畏东宫之英断，肆巧言以构之”，清宁五年进士、时任权诸行宫副部署兼判三班院的梁援，冒死上奏，营救太子，终致触怒耶律英弼。“英弼等大怒，请下吏，孝文皇帝不令致辨。”[30]耶律英弼即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一为汉名，一为契丹名。[31]耶律乙辛集团对汉族士大夫中的“异类”梁援、贾师训等未予严惩。这可能与辽道宗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不无关系。更主要的是，耶律乙辛集团认为，威胁他们权力的主要是皇亲国戚和契丹贵族中的反对派，而不是无根底的汉族士大夫官僚。

值得一提的是，上京保和县的义士王士方，大义凛然，为太子鸣冤，对耶律乙辛的覆灭做出了贡献。据《金史》卷九六《王贲传》记载：“曾祖士方，正直敢言。辽道宗信枢密使耶律乙辛之谗杀其太子，世无敢曰其冤者。士方击义钟以诉，辽主感悟，卒诛乙辛，厚赏士方，授承奉官。”[32]《王士方墓志》也记载了这件义举。[33]

二

据《颖志》所载，梁颖亦属于少数敢于同耶律乙辛、张孝杰抗争的大臣之一。

    是时，张孝杰与枢密使耶律英弼奸横相表里，招权利顾，金钱争纳，四方遗赂， 引置邪佞，谴逐贤士大夫。上稍闻知，欲退之，事无所发。公性刚嫉恶，日与孝杰争曲直，以气乘之不少假。上知公劲直可大用。大康六年冬，出孝杰为武定军节度使，遂拜公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当是时，天下之人不以公逢时遇主致位宰辅为可荣，皆以天子聪明，能除凶恶、任正直为不可及。在庙堂上，正色敢言，无所回忌，是是非非，不顾人情有不爱。居二岁，前所抑逐者，稍复见用，奸朋邪党，朝斥暮谴，朝班为之一空。而公自信直前，未曾饰虚誉，赂遗左右，俾达黈聪以固恩宠事。有不可者，虽近幸辈必裁抑之。故公才直气多，为贤士正人之称叹，而不免小人朋党之所诽谤。大安二年夏，罢相权，以尚书左仆射知兴中府。经一岁，移任中京留守。[34]

梁颖“性刚嫉恶”，与张孝杰“争曲直”，实际也是对耶律乙辛的公然挑战。大康五年、六年，辽道宗相继外放耶律乙辛和张孝杰，擢拔梁颖为南面宰相、知南枢密院事，直至大安二年罢相。《颖志》又说他“性质直，平生所不与者，多面斥其短，奏事殿中，必朗言其过，而无内荏阴陷之心……不畏强御，不习谄媚，喜与权门势家为劲敌，未曾少下。以故孤立无援而不为有力者相佑助。其清洁无私，时人比之冰壶水镜云。”[35]

墓志铭对墓主多有褒美之辞，不足为奇。但强调墓主“喜与权门势家为劲敌”，仕宦生涯“孤立无援”，如果本非如此，倒也没必要这么“虚誉”以证明墓主的“清洁无私”。况且《颖志》的撰者耶律（杨）兴公身为翰林学士、行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奉敕撰”《志》，而辽道宗“有诏论撰，直书不文”。撰者“既承命，访其族系乡闾、亲戚资性于其家；录其历官在职、出入资途于有司；询其勤劳尽瘁、干事决务之才于故吏；采其语言、识鉴、好尚于朋友。”从《颖志》知道，耶律（杨）兴公与梁颖“邻乡”，而且在枢密院共事10年，所以“知其平生性分所为，洎莅官勤公行己，如此之详”。[36]《颖志》撰就是要上报皇帝、庋藏史馆的，撰者是绝不敢无中生有的。梁颖曾与耶律乙辛、张孝杰作斗争，是不容置疑的。耶律乙辛被逮捕和处死，正是梁颖任相和知院事期间。史籍和《颖志》未明确记载梁颖主张逮捕和处死耶律乙辛，但似有迹可循。

《文献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二三》“契丹”，于辽道宗耶律洪基时期记事之末，有一段文字：

洪朞（基）能守成，柔惠爱民，安静不挠。然嬖幸其臣耶律英弼。英弼与太子濬有隙，潜蓄甲士谋杀之。其母与琵琶工通，英弼又引洪朞视之，母自缢死。濬有遗腹子延禧，时未生，故免于难。英弼益专恣，累封魏王，北人谚云：“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其后，国相梁益介杀英弼，坐死者千余人，乃立延禧为太孙。……[37]

当朝皇后和皇太子被戕害以及专权十余年的耶律乙辛伏诛，是震动辽国朝野的大事，宋朝方面必定十分关注。“国相梁益介杀英弼”绝非空穴来风。那么，“国相梁益介”是谁呢？

辽道宗大康中，梁姓的枢密、宰执，见于史籍的只有梁颖。前揭揭发耶律乙辛的梁援，据其《墓志》记载，字辅臣，辽道宗寿昌六年（1100）夏，方授枢密副使、签中书省事，同年十月，授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次年即去世。耶律乙辛下狱和被处死的大康七年、九年，梁援任职东京户部使、祖州天成军节度使。[38]梁援不可能是“梁益介”。

梁颖，字秀卿。《颖志》没有记载他有号。从《辽史》列传和出土墓志看，辽朝的汉人似不见有号。在梁颖的汉人同僚中，有一位宰相叫杨遵勗，字益诫，重熙十九年榜进士。他和梁颖长期共事，都是涿州人，二人关系密切，梁颖的大女儿就嫁给了杨遵勗的儿子杨诲。[39]宋神宗熙宁八年（辽道宗大康元年），沈括出使辽朝“回谢”河东地界事，辽朝派枢密副使杨遵勗（沈括记作“杨益戒”）、枢密直学士梁颖等接待宋使一行，负责谈判事宜。[40]杨、梁都官至宰相，早年都出使过宋朝，[41]生前在宋朝均有一定知名度。沈括当时就对梁颖说：“学士北朝名臣，括在南朝久闻盛名。”[42]辽大安年间（1085—1095），杨、梁二人相继去世。[43]此后，宋人对他们的记忆必然逐渐模糊，加之记事来自传闻，把杨遵勗的字（益诫、益戒、益介，同音而字讹）按在梁颖头上，张冠李戴，也是有可能的。

“梁益介”会不会是“杨益介”之误呢？即宋人误将梁颖的姓按在杨遵勗的字上。考以史事，不可能是指杨遵勗。因为在耶律乙辛诬害皇太子的过程中，时任知南院枢密使事、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中书省宰相）杨遵勗慑于淫威，默不作声，是受到舆论谴责的。据《辽史》卷一○五《杨遵勗传》记载：“耶律乙辛诬皇太子，诏遵勗与燕哥按其事，遵勗不敢正言，时议短之。”[44]从大康元年与沈括交涉河东边界来看，枢密直学士梁颖敢说，敢出头，宋使甚至认为他有点胡搅蛮缠；而枢密副使杨遵勗则内敛得多。[45]忤逆耶律乙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杨遵勗身上。

宋人关于“国相梁益介杀英弼”的传闻，当来自出使辽朝的使臣在辽境的见闻，也有可能是宋朝安插在辽境的间谍发回来的报告，或者是后来辽朝投宋的“归正人”追述的。不管消息来源于哪一种渠道，关于辽朝宰相梁颖在那场政治斗争中的态度，他们是不会没有耳闻的。只是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误将杨遵勗的字按在梁颖头上。当然，马端临本人传抄致误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要之，我们认为宋人所传处死耶律乙辛的契丹“国相梁益介”实是指梁颖。耶律乙辛专权跋扈，陷害忠良，契丹、汉人官员大多数敢怒而不敢言，有的曲意奉承，有的俯首帖耳。梁颖不惧淫威，敢与耶律乙辛、张孝杰“争曲直”，“为贤士正人之称叹”。耶律乙辛、张孝杰被黜后，梁颖升相，依然“无所回忌”。梁颖“性刚嫉恶”，任相期间主张清除耶律乙辛集团是完全可能的。[46]宋人据此认为，耶律乙辛的覆灭，是梁国相的功劳。我们倾向于认为，宋人对辽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政争得之于传闻，不甚了解，对汉族士大夫、南面宰相梁颖在扳倒耶律乙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过分夸大的嫌疑。但宋人的传闻，可以映证梁颖在那场斗争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颖志》的撰者身为辽朝的臣子，一要为尊者讳，避谈辽道宗的昏聩导致佞倖专权，二是为尊者颂，把耶律乙辛的覆灭完全归功于圣上的英明决策。故谓“当是时，天下之人不以公逢时遇主致位宰辅为可荣，皆以天子聪明，能除凶恶、任正直为不可及。”[47]撰者赞赏梁颖在庙堂之上“正色敢言，无所回忌”的精神，对他在耶律乙辛覆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虽然刻意隐讳，一切归功于圣上，但也留下伏笔。那就是对耶律乙辛奸党的所为，“上稍闻知，欲退之，事无所发。”正是“性刚嫉恶”的梁颖，抵制并揭露了他们的罪行。

耶律乙辛的覆灭，当然谈不上是辽道宗的什么英明决策，恰恰是辽道宗的昏聩导致奸佞专权、亲人和忠良被害。冒死进谏和鸣冤的契、汉官员以及民间义士，虽然人数不多，但终于使辽道宗认清了耶律乙辛和张孝杰的丑恶嘴脸及其危害。其本质是“相权”膨胀，对皇权构成威胁。史载：“会北幸，将次黑山之平淀，上适见扈从官属多随乙辛后，恶之，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48]威胁皇权是辽道宗不能允许的。

原载《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