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西省晋城市第一中学（位于晋城市城区东大街，旌忠庙旧址）现存两通金代碑刻，收录于《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城区卷》。据该校1981年勒石之《金代石刻简介碑》及2006年刊刻的《重立金碑记》介绍，二碑皆刻于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原在晋城旌忠庙内，后来庙毁石存，几经辗转，风雨剥蚀，仆于道旁。1981年由该校教师李绪守发现并移置本校——旌忠庙旧址[1]。《金代石刻简介碑》称：两石刻，“右为宋宣和四年尚书省特封裴约忠烈侯牒，传至金明昌五年，泽州刺史许安仁书于石。左为宣和六年知泽州军州陈仲孙祭忠烈侯裴约文、许安仁所作过旌忠庙诗，亦在同一年由许安仁并书于石。”[2] 明成化《山西通志·金石记》、清雍正《山西通志·艺文志·碑碣》未著录二碑。清雍正《泽州府志》卷四四《艺文志四·金石录》著录碑目《宋宣和四年敕赐旌忠庙裴约特封忠烈侯牒文（原注：泽州刺史许安仁书跋，金明昌五年立石）》、《宋宣和六年知泽州军[州]陈仲孙祭忠烈侯碑文》、《明昌五年刺史河间许安仁旌忠庙诗碑》，这三份石刻文出自现存晋城一中的两通金碑，后两份碑文刻在同一碑石上[3]。清乾隆《凤台县志》卷一九《辑录》著录碑目《宋尚书省旌忠庙牒》、《宋知军州陈仲孙祭裴忠烈石刻》，并略作说明；光绪《山西通志》卷九五《金石记七》著录碑目《宋敕赐旌忠庙牒》、《宋祭裴忠烈文石刻》，目下释文径引乾隆《凤台县志》[4]。此二碑正是现存晋城一中的金碑。

《府志》卷四五《艺文志五·文》收录署名王孝迪、题为《宋尚书省牒泽州旌忠庙》的文章（825—826页）。此文实际依次包含三个文书，一是宋宣和四年（1122）尚书省颁给泽州旌忠庙的牒文。牒文首引礼部状，状文承敕，敕据吏部尚书王孝迪奏札，封裴约忠烈侯。尚书省据礼部状，准敕颁牒。二是金明昌五年泽州刺史许安仁为宋尚书省牒文书跋。三是附录宣和六年泽州知州陈仲孙撰写的祭文（文前原标“附”字）。这三个文书录自上揭原藏晋城旌忠庙、今藏晋城市一中的两通金碑。因本卷属于文集，附在陈仲孙祭文后的许安仁诗作，未收入本文。《府志·艺文志》将两碑、三个文书拼凑在一起，视作一文，是不妥的，署名、题目都是不准确的。《县志》卷一三《艺文志》收录王孝迪撰《泽州请立旌忠庙札子》（261页）、《敕建裴忠烈侯祠牒》（261—262页）、陈仲孙撰《祭裴忠烈文》（262页）、许安仁撰《宋旌忠庙敕牒跋》（266页）四篇文章，将《府志》拼凑在一起的三个文书、四篇文章分开，是妥当的处理。《府志》《县志》均未收许安仁《过旌忠庙》诗及诗后书跋。清光绪后期山西巡抚胡娉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根据府州报送的石刻拓本，于卷二二收录《旌忠庙牒》、《祭裴忠烈公文》，忠实记录了上述两通金碑的正文及许安仁的跋和诗，并附考释文字，是比较好的版本。

现存两碑都是石灰岩横碑，无碑额。第一碑，《城区卷》定名为《敕封牒文碑》，高53、宽210、厚20厘米。“碑文共两部分，前为宋宣和四年敕封忠烈侯之文，后为金明昌五年勒石时的相关说明。草体竖书。敕文约160字，计21行，行8字；说明及落款计12行，行17字。保存完好。”[5]《城区卷》的录文，前半部分如下：

牒封敕：朕惟率世厉俗之制，为政所先；伏节死义之臣，为时罕见。昔有其士，今而进封。庶几恩荣，鼓舞幽显。惟尔生于五季，仕专一心。崛然扰攘之间，奋以精忠之节。视彦章而克壮，配仁瞻而用光。有司遗文，久籍典祀，锡之侯爵，贲以嘉名。岂惟慰一郡之心，实以垂千古之训。尚其不昧，彰此殊休，宜特封忠烈侯。牒至准敕，故牒。宣和四年三月日，太中大夫守右臣李，太中大夫守左臣王，少傅太宰[6]。

后半部分许安仁书跋剥落漫漶严重。落款：“明昌五年秋七月十有二日，朝列大夫泽州刺史许安仁书，冲素大德前管内威仪道士郭景昭立石，宋德元刻。”[7] 许跋漫漶处，可据《府志》卷四五、《县志》卷十三、《丛编》卷二二录文校补。

    据前揭《城区卷·敕封牒文碑》的题解，碑文前后两部分共计33行，草体。前部敕文21行，每行8字；后部说明（书跋）及落款12行，每行17字。随录文所附碑石的照片文字若隐若现，经与所附比较清晰的拓本局部图勘对，此面碑文确自“敕：朕惟率世厉俗之制，为政所先”起，敕文草书，每行7—9字，占据碑面的约五分之四；书跋及落款仅占碑面的五分之一，据题解计12行，每行17字，因为字体小，照片毫无文字影迹。但《丛编》卷二二《旌忠庙牒》的题解却谓“四十八行，行七字至九字不等，行书”；《旌忠庙牒》有碑题“尚书省牒泽州旌忠庙”，碑题下首书：“礼部状：承敕：吏部尚书王孝迪札子奏：臣闻天下之大闲，忠义是也……取进止。牒奉敕：朕惟率世厉俗之制，为政所先……”据此判断，此碑两面刻字，《城区卷》的录文只是第二面的文字，第一面的文字，即自碑题至“取进止”，计15行，被人为遗漏了。

第二碑，《城区卷》定名为《祭文碑及<过旌忠庙>诗文碑》，高63、宽120、厚23厘米。据题解，碑文行楷竖书，计38行，约600字，刊宋宣和六年泽州知州陈仲孙祭奠忠烈侯裴约祭文，以及金明昌五年泽州刺史许安仁所作《过旌忠庙》诗，文字保存基本完好。祭文称，泽州士民父老感念裴约的功德，欲兴建祠庙，以彰显他的业绩，使之世世庇佑生灵，“时具以事闻于前太守王公孝迪，因民所请，力言之朝廷。仰干天听，俯弄俞音。赐之侯爵，旌以忠烈，给钱公府建立祠宇，显扬前勋，庸劝来者”，但“后之视事，因循岁月。凡历二年，迄未有成”，陈仲孙莅任的当年，即宣和六年建成祠庙[8]。

二

明成化《山西通志》卷五《祠庙》记载：“旌忠庙，在泽州东关外平川厢。后唐裴约为泽州刺史死节，州人立祠祀之。宋重和初重建。宣和四年封忠烈侯，赐今额。国朝载祀典。岁三月十七日有司致祭。”[9]《府志》卷二〇《营建志五·坛庙》于州治所在的凤台县下载：“旌忠庙，城东关，祀后唐裴约。宋王孝迪建，陈仲孙、刘汝贤修，明侯恕、王茂重修。康熙间，州同知李澄增修。三月十七日祭。宋政和三年（1113），赐后唐死节裨将庙额，列于祀典。庙有宋尚书省故牒，金刺史许安仁书牒勒石。”[10]比《府志》早一年修成的雍正《山西通志》（据《府志朱序》），其卷一六六《祠庙》泽州府凤台县旌忠庙的记载，与《府志》大同小异。光绪《省志》卷七三《秩祀略》裴刺史祠，引《府志》而有省文。据《府志》卷四五《艺文志五·宋尚书省牒泽州旌忠庙》录礼部状（825页）以及上揭第二碑陈仲孙所撰祭文（《城区卷》27页），王孝迪并未主持修建旌忠庙。王孝迪曾任泽州刺史，宣和中离任，入朝任吏部尚书，应州人请，上书朝廷，请为裴约建祠庙。宣和四年三月，敕封裴约忠烈侯，尚书省准敕颁牒泽州，划拨专款兴建祠庙。工程拖至宣和六年方才竣工，陈仲孙季春三月莅任，首冬十月告成[11]。

裴约，列《新五代史·死节传》。史家欧阳修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焉，作《死节传》”[12]。第一位是后梁军将、行营招讨使王彦章，梁末受奸佞排斥落职还第，危难之际受诏统领五百新兵血战，伤重被俘，后唐庄宗爱其骁勇，欲招降之，不屈被杀。第三位是南唐寿州守将刘仁赡，在南唐军队大败，诸将溃散、投降，主上对后周奉表称臣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孤城，鞠躬尽瘁。裴约，后唐潞州昭义军（治今山西省长治市）节度使牙将，奉命镇守泽州。时粱、唐争战，潞州节度使李嗣昭死后，其子李继韬以潞、泽二州叛降于梁，裴约不从，与州人拒降，城破被杀。今本《旧五代史》之《梁书》为王彦章立传，《周书》为刘仁赡立传，仅于《唐书·李嗣昭传》后附裴约小传。后世对欧公作《死节传》不乏褒词。金代泽州刺史许安仁《过旌忠庙》诗曰：

国家昏乱识忠良，叹息君侯事晚唐。

    誓报旧恩死守泽，肯从逆子叛降梁。

    冰霜气逼刘仁赡，鸿雁行随王彦章。

    五代三人全死节，一篇华衮赖欧阳[13]。

明代泽州知州王坚也有“堂堂欧阳公，直笔著清议”之咏叹[14]。欧公一篇《死节传》把正史褒贬善恶、宣导教化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据成化《山西通志》卷五《祠庙·旌忠庙》的记载，裴约死后，泽州人修建祠堂祭祀他。同书卷八《名宦·裴约》说是“唐主悯其忠，为立祠”[15]。后唐皇帝立祠说不见于新旧《五代史》，恐不可信。后唐以及五代其他王朝是否曾封赠裴约官爵，亦不见史籍记载。敕封侯爵、建庙奉祀则是在二百年后的北宋末年。裴约遇害的时间是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八月[16]，距宋朝“赐后唐死节裨将庙额，列于祀典”的政和三年（1113）正好190年，距宋朝赐忠烈侯爵的宣和四年（1122）为199年。在这之前，泽州民间自发举行祭祀活动，祭祀场所比较简陋。据吏部尚书王孝迪奏札称：“后唐迄今二百年，幸逢明圣咸秩无文之世，而名未编于祀典。泽之士民相与筑室而祠之，规模庳陋，识者兴叹。”[17] 据《丛编》卷二一刘焘撰《泽州裴刺史祠堂记》（二十四页）、成化《山西通志》卷五《祠庙·旌忠庙》，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曾修葺裴约祠堂。王孝迪上奏札的时间是宣和三年或四年。看来政和三年的“列于祀典”，并未引起官方重视。王孝迪离任之际，泽州士民请求他上书朝廷，敕赐裴约爵位，由官府修建祠庙，施行公祭。朝廷从之。元末文士归旸所撰《重修旌忠庙记》载：“（裴）有爵又有庙，尚书王孝迪为之请。庙之成也，提点刑狱刘焘为之记。时为宋宣和，上距侯死已二百年……额其庙曰‘旌忠’，亦宣和所赐也。”[18]刘焘《泽州裴刺史祠堂记》，作于重和二年二月，并非陈仲孙建成旌忠庙的宣和六年。

宋徽宗在位时期，北宋的社会矛盾凸显。宣和（1119—1125）初期，相继爆发宋江、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女真崛起导致严重的边防、外交危机。日益加深的统治危机，使统治阶级感到强化忠义观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王孝迪在札子中开宗明义阐述建庙公祭裴约的现实意义：“臣闻天下之大闲，忠义是也。忠则秉心常不欺，义则临难毋苟免。人主所以维持国家，赖此而已。比者盗发东南，震惊赤子，武林重镇，望风奔溃，无复古人仗节捐躯之气。臣谓褒崇忠义，以劝方来，正当今之急务也。” 《丛编》加按语指出，“盗发东南者，指谓方腊之乱，两浙诸州守臣赵霆等望风奔溃也。”[19]宋徽宗在进封裴约忠烈侯的敕书中亦首先强调：“朕惟率世厉俗之制，为政所先。伏节死义之臣，为时罕见。昔有其士，今而进封，庶几恩荣，鼓舞幽显。”[20]陈仲孙撰写的祭文同样对裴约的忠义气节大加褒奖：

    惟公忠义许国，仁爱庇民。当五代离荡之际，四方扰攘之日，偷生苟免，见利忘义，滔滔皆是，如公之节义者，几何人哉？公当是时，抚有此土，干戈攻战，险阻艰难。乃能以义自处，奋不顾身。风声气焰与烈日秋霜争严，视生如鸿毛，重义如泰山，名垂史册，柄若丹青[21]。

刘焘认为：“忠义之名，高于山岳，灿于星斗，贵于金玉，夫人而知慕向之也……五代之际，廉耻道丧，骈首束胁，视北面事人如易传舍，而况武夫悍将其可责以必死？是以穿窜草石，偷生幸贵，恬不为怪。其死之难如彼亦所习见然也。于斯时也，而有如裴刺史者，是可谓拔角于麟探珠于骊，可不贵哉！梁唐之间，李继韬以庄宗义儿守泽潞，既名之曰子矣，乃以泽潞叛其父而降梁；裴公一裨将尔，顾能为唐守泽毕死而不去，自非忠义内激，岂可以较贤愚、分逆顺耶！”[22]

宣扬忠义思想，教化臣民忠君报国，在北宋末期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继农民起义后，宋辽交恶，北边再启战端，而宋朝将士军心涣散，缺乏决战沙场的英豪之气和为国捐躯的忠烈精神，“望风奔溃”。这大概是宣和年间敕封裴约忠烈侯、建旌忠庙的主要原因。

三

由宋入金，旌忠庙得到比较好的保护，有专人主持祠庙事务。据许安仁在宋尚书省牒文的后跋中介绍：“宣和间，进士浩天泽得前件黄牒（指宣和四年尚书省牒），以主其祠。天泽传其子进义（校尉）温，温传其甥张淳，盖（金世宗）大定初也。至二十八年（1188），淳传其道士郭景昭，应众人请也。”金章宗明昌五年七月，主持祠务的道士郭景昭请求泽州刺史许安仁书丹宋宣和四年的尚书省牒文，刻石树碑，以免“日久湮灭，后人不知始封之由”。许安仁欣然答应，并加后跋[23]。同年九月，许安仁再应郭道士之请书丹宋宣和六年知州陈仲孙撰写的祭文，并自书《过旌忠庙》诗一首及题跋，立第二碑[24]。

泽州刺史许安仁支持旌忠庙立碑，是为了传播和弘扬儒家的忠义思想。许安仁，《金史》有传。河北东路献州交河县（今河北献县境内）人，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进士，曾任太常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皇太孙东宫讲读。金章宗即位后，任国子监丞、翰林修撰、同知制诰。有官员上章称其“守道端悫”“立己纯正”，超授礼部郎中兼左补阙。明昌四年，与台谏官上书反对章宗出幸金莲川。事后出任泽州刺史，任职两年，转任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阳军节度使，致仕。在泽州任上作《无隐论》十篇上奏朝廷，论及朝纲、修身、育才、吏治、理财等。史称“安仁质实无华，澹然有古君子风，故为世人所称”[25]。可见他是一位具有良好儒家思想修养并身体力行的士大夫。

许安仁在为宋尚书省牒加的后跋中说：“礼部近奉条理，典故许引用宋事。夫褒崇忠义，本朝之急务也。士大夫以伪命换官者，不可胜记。其知他日不因此文，侯之增封者耶。”[26]这大概是说，金章宗明昌年间曾颁诏礼部，恢复旧宋时期的部分山川圣贤官方公祭。入金以后，泽州旌忠庙的公祭可能中断了，至此恢复。这是立碑的缘起。“褒崇忠义，本朝之急务”，这是恢复旌忠庙公祭的主要原因。何以如此呢？原来金统治下的士大夫有不少人投奔了南宋，“以伪命换官”。这还是在金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金世宗以前，中原士大夫弃金投宋的情况只会更严重。另一方面，女真等北方民族的部落血亲意识比较强，忠君不贰等儒家纲常伦理观念比较淡漠。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衡量，金章宗时期的社会风气难言醇正。承安五年（1200），平章政事徒单鎰曾说：“今五常不立，五德不兴，缙绅学古之士弃礼义、忘廉耻，细民违道畔义、迷不知返，背毁天常，骨肉相残，动伤和气。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顺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其道，然后和气普洽，福禄荐臻矣。”他指出为政的当务之急是“正臣下之心”“导学者之智”。史称其言“皆切时弊”[27]。

从宋宣和六年（1124）旌忠庙建成至金明昌五年（1194）立碑，相距正好七十年。其间经历改朝换代，时移势异。金朝的女真族统治者为确保江山永固，接受了儒家思想，维护正统地位，在各族臣民中大力宣扬忠义观等纲常伦理。尤其是金中期世宗、章宗统治时期，崇尚文教，完善礼乐制度，着力以儒家文化弥合汉族和女真等民族的文化差异，以儒家思想统一各民族的思想。宣扬忠义观，有利于巩固汉族士民对金朝的效忠，促进女真等北方民族进一步认同专制皇权，这对稳定金朝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早在金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泽州的地方乡绅就曾重刊宋徽宗重和二年刘焘所撰《泽州裴刺史祠堂记》，并加跋语：

夫见危致命之谓忠，临事有勇之谓烈。忠烈之号，有国有家者激励臣子临难无苟免，见于忠义，光昭史策，使千古之下风声凛然，死而不朽，岂小补哉！欧阳文忠公于《五代史》得死节之士三人，前刺史裴公其一也。出处行事，殉名死节，忠烈之风，备书史策。宋国宣和年间，天官尚书王公孝迪奏加侯号忠烈，庙锡旌忠；淮南宪刘公焘为之记。其记非特文辞赡丽，铺张忠义，刊之翠琰班班然，布在人耳目，百世不朽。惜乎碑石断折，刊字漫灭。乡人武功将军张楚与进义校尉姚孝先、遆珂、李淳相与谋曰：’裴使君，吾乡之刺史也；旌忠庙，吾乡之美事也。若更数十年，则侯之节义无得而考焉。’ 相与各出己钱，命工别刊于石，以传不朽，使千古之下不特奉其蒸尝，抑亦使吾乡之人子孙知忠烈之可尚焉。姑以题其再刊石之岁月云。

跋的作者是忠武校尉、前军资库都监朱百能，共事刊石者还有修武校尉郎元仲、进义校尉韩彦、苗选、庞茂□，道士郭景昭和刘抱淳，以及乡人张通等十人[28]。金章宗即位后，颁诏恢复先代祭祀，泽州刺史许安仁遂恢复公祭旌忠庙，并重刊前宋的敕牒和祭文。

经过金世宗以来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儒家化改造，到金朝后期，汉族文武官员、文士、普通百姓对金王朝的认同和忠诚度极大提高，女真族臣民的忠义思想也牢固确立了。《金史·忠义传序》谓：“金代褒死节之臣，既赠官爵，仍录用其子孙。贞祐以来，其礼有加，立祠树碑，岁时致祭，可谓至矣。”[29] 《忠义传》所载，大多数是金章宗以后死节者，既有汉人，也有女真人；既有武将，也有文官；既有进士出身的士大夫，也有出身吏职、近侍、荫补、行伍者。金亡之后，不少金人怀持亡国之痛，不与元朝合作。这说明金朝最高统治者倡导、包括许安仁在内的士大夫们宣扬的儒家忠义思想，最终转变为金人效忠完颜氏王朝的价值观念。

宋金以后，泽州旌忠庙香火不断，继续发挥着教化臣民、养育风气的社会功能。旌忠庙在元末至正年间有过一次修缮。据时人、前集贤学士归旸所撰《重修旌忠庙记》，泽州“当军旅往来之道”，送迎供馈，政务繁重，但州守叶企颜“不以簿书期会为政事，而有意于风俗”，决定重修旌忠庙。在他看来，“坏不更修，企颜虽不暇给于政，其何以逃君子之讥乎！其废作新之，非近名也，所以自厉而又厉人焉。” 归旸也认为“后之人欲以为兴士风、励臣节、训迪民，彝之具是，则不可废庙”[30]。明初泽州知州王坚作有《旌忠庙吊后唐裴约》诗，描述了当时的祭祀场景和个人感怀：

 我来守此邦，雨旸赖神惠。

       朝廷馐特牲，春秋谨时祭。

       衣冠俨容仪，黍稷加精禧。

       广庭闻苾芬，旋飙肃鸣骑。

       觚棱晕朱    丰碑勒雄记。

       始知先圣王，垂教重名器[31]。

他们强调的都是旌忠庙的教化作用。

与官方的教化相比，民间的庙祀更多地体现其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功能，以及大众娱乐、凝聚乡情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近年引起学人更多的重视。此不赘述。

原载《辽金历史与考古》第7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