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的唐宋史料筆記《舊聞證誤》卷二末尾，有一段四十餘字的衍文，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全宋筆記》第六編第八冊所收《舊聞證誤》亦有此誤，茲迻錄於下：
《遼史·國語解》，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取旨，出給告敕，故官有知頭子事。（出《陰山雜錄》。脫心傳按語。）
《舊聞證誤》係南宋史家李心傳所作，原書十五卷，明時亡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裒輯百余條，重新釐定爲四卷。蜀人李調元旋即將新輯本收入《函海》叢書，刊行於世。此後諸家多以《函海》本爲基礎，重新校訂刊印，較爲著名者有张丙炎《榕園叢書》本、缪荃孙《藕香零拾》本。由於繆氏校勘精審，復從錢塘丁氏影宋本殘卷輯出三十條，另爲《補遺》一卷。故中華書局點校本即以《藕香零拾》本爲底本，參以《函海》本和《榕園叢書》本；《全宋筆記》本亦以《藕香零拾》本爲底本，參校《四庫全書》本、《函海》本、《榕園叢書》本。除去《四庫全書》本，以上諸本皆收有“《遼史·國語解》”條。
然而問題在於，李心傳乃南宋時人，卒於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而《遼史》成書於元至正四年（1344），《國語解》乃元代史臣新纂，此前並無名《遼史·國語解》者。心傳之作與《遼史》成書時間相差逾百年，《舊聞證誤》原書顯然不可能收錄《遼史·國語解》的內容，故輯本該條必爲衍文無疑。今檢文淵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舊聞證誤》，均無是條。大概是因爲四庫館臣在檢核過程中，發現了這一訛誤，隨即刪去。而早先傳播於外的輯本，則因仍舊誤，廣爲流傳。那麼，最初的輯本爲何會誤收此條衍文呢？
《舊聞證誤》卷二“《遼史·國語解》”條的上一條謂：
孫叔易言，嘗見監朱僊鎮使臣云：“少日作吳沖卿丞相直省官，親見元豐中郭逵討交阯，以重兵厭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隔。沖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逗遛不進，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逵坐貶秩。侔儲，沖卿孫也，大觀中以左道伏誅，蓋天報之”云。（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國史》，郭仲通以南伐得罪，詔獄窮治，後得丞相書云：“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爲佳。”時丞相已病，由是憂畏而薨，未嘗下堂帖也。蓋沖卿本意不欲取交州地，爲得之不足守而勤供費耳。使仲通成功，丞相必受上賞，又何忌邪？況班師大事，不得旨而下堂帖，丞相且獲罪不輕。詳見心傳所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據此可知，“孫叔易言”條與“《遼史·國語解》”條所言皆與“堂帖”有關。是故，筆者推測這兩條很有可能均輯自《永樂大典》之“堂帖”事目，且二者前後相承。四庫馆臣在蒐輯时，誤以首尾相繼的兩條爲一，遂將“《遼史·國語解》”條一併抄入《舊聞證誤》。《函海》本據以刊行的早期輯本，當即如此，故《函海》本“《遼史·國語解》”條並未另起一段，而是繫於“孫叔易言”條內。後人重新付梓，方才分作兩條。行文至此，《舊聞證誤》衍文之原委，已昭然明矣。
又，《舊聞證誤》“《遼史·國語解》”條“俟再取旨”之“旨”字，原誤作“二日”，中華本及《全宋筆記》本均據《遼史》卷一一六《國語解》改正。然百衲本、明抄本、南監本、北監本、乾隆四年殿本《遼史》及《永樂大典》卷五二五二引《遼史·國語解》皆作“二日”。中華書局在校點《遼史》時，方才據《遼史·營衛志》改“二日”爲“旨”，並出校說明。故兩種點校本《舊聞證誤》據《遼史》之《國語解》改字，亦有不妥之處。至於諸本皆誤“旨”爲“二日”，蓋因“旨”之俗字有“
”這一寫法，而“
”極易被誤認作“二日”，遂有此誤。
二
清人纂修《四庫全書》時，曾大肆刪削、竄改諸書中事關夷狄、胡虜等違礙文字，故遼金元史界對四庫本的重視程度遠不如其他版本。近年李偉國、尹小林先生以廿四史爲例，揭示四庫本在校勘上特有之價值，足應引起時人對於四庫本之重視。就輯本《舊聞證誤》而言，因其原係四庫館臣所輯，故而在校勘上，或以四庫本爲底本，參以影宋本殘卷爲佳。除去上文所言“《遼史·國語解》”之衍文條，另有數條可證四庫本爲優，特臚列如下：
1、《舊聞證誤》卷二“熙寧六年，北人遣蕭禧來議地界事”條謂八年三月己酉，“又遣內侍李舜舉諭以長連城、六蕃嶺許之”。“長連城”，《函海》諸本皆誤作“長城連”，惟四庫本作“長連城”。
2、《舊聞證誤》卷二“熙寧中王和甫尹開封”條稱“上遣內侍馮宗道監鞫，斬永祚於市”。“馮宗道”，《藕香零拾》本、四庫本作“馮宗道”，《函海》本、《榕園叢書》本作“陳宗道”。中華點校本、《全宋筆記》本皆出異同校，未下斷語。按，此事亦見於《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二五元豐五年四月壬子條小注，內容雖與《舊聞證誤》略有出入，然內侍爲“馮宗道”並無疑異。此外，熙豐時期之“內侍馮宗道”在宋代史籍中屢見不一見，故知四庫本之“馮宗道”無誤。
3、《舊聞證誤》卷三“按孟富文以辛亥九月”條之“後五日，富文即除參知政事”。“富文”二字，《函海》諸本皆誤作“宣文”，唯四庫本作“富文”。
4、《舊聞證誤》卷四“紹興己卯，陳瑩中追述忠肅”條“先丈何事得罪秦師垣耶”。“先丈”，《函海》諸本皆誤作“先又”，惟四庫本作“先丈”。
三
影宋抄本《舊聞證誤》今殘有卷一、卷二兩卷，其中卷二有一段文字與輯本《舊聞證誤》出入頗大。影宋抄本《舊聞證誤》卷二“太宗初即位”條云：
太宗初即位，放進士榜，欲置張文定公齊賢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第三等之末，太宗不悅。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果爲相。按：《會要》太宗所取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吕文穆蒙正榜凡百人，第一等除將作監丞（原注：今之宣義郎），第二等除大理評事（原注：今之承事郎），並通判諸州。三年胡祕監旦榜七十三人，五年蘇參政易簡榜百一十八人，皆倣此例。道輔謂以文定故，一榜盡與京官通判者，謬也。文定實吕文穆榜第一等及第，是時止分兩等，安得有第三甲也？後十五年，文定乃拜相。
輯本《舊聞證誤》卷一同條則云：
太宗初即位，張齊賢方赴廷試，太宗欲其居上甲，而有司偶失掄選，置於丙科。帝不說，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出邵伯温《聞見前録》）按：《會要》太宗所取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吕文穆蒙正榜凡五人，第一等除將作監丞，今之宣義郎；第二等除大理評事，今之承事郎，並通判諸州。三年胡祕監旦榜七十三人，五年蘇參政易簡榜百一十八人，皆倣此例。邵氏謂以文定故，一榜盡與京官通判者，謬也。文定實吕文穆榜第一等及第。是時止分兩等，安得有第三甲也？後十五年，文定乃拜相。
兩相比照，影宋本心傳按語前文字與輯本《舊聞證誤》所引《邵氏聞見錄》相差甚夥。惟影宋本脫書名出處，檢諸史料，知此段文字蓋出自魏泰《東軒筆錄》，是書云：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至太宗初即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寘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累擢遂爲相。
其中“掄選寘第三甲之末”、“不十年，累擢遂爲相”兩句，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引《東軒筆錄》作“掄選第三甲之末”、“不十年，果爲相”，與影宋本《舊聞證誤》同。
又，影宋本心傳按語稱“道輔謂以文定故”云云，道輔恰爲魏泰之字，亦可證明影宋本文字出自《東軒筆錄》。
此一異文說明影宋本與輯本《舊聞證誤》當出自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影宋本系統或許更接近《舊聞證誤》的最終定稿。蓋因《邵氏聞見錄》成書於《東軒筆錄》之後，心傳最初所採係邵氏之書，後發現出處更早的魏氏筆錄，復又改之。
又，輯本《舊聞證誤》謂“吕文穆蒙正榜凡五人”，據影宋本，“凡五人”當爲“凡百人”之誤，兩點校本皆失校。
四
因筆者參與陳智超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會要》的復原、校勘與研究”，故平日對於《宋會要》之佚文多有關注。李心傳曾編纂《十三朝會要》（《國朝會要總類》），對於宋代《會要》自是了然於心，今從輯本《舊聞證誤》摘出與《會要》相關者，以備他日之用。
1、《舊聞證誤》卷一“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繖”條，心傳按語引《會要》云：“國初惟親王得張蓋。太宗時，始許宰相、樞密使用之。”
2、《舊聞證誤》卷一“太宗初即位，張齊賢方赴廷試”條，心傳按語引《會要》云：“太宗所取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吕文穆蒙正榜凡百人，第一等除將作監丞（原注：今之宣義郎）；第二等除大理評事（原注：今之承事郎），並通判諸州。三年，胡祕監旦榜七十三人；五年，蘇參政易簡榜百一十八人。”
3、《舊聞證誤》卷一“縣吏受郡事而下之縣者”條，《舊聞證誤》引《演繁露》謂“《皇朝會要》：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後院。大曆十二年，改爲上都知進奏院。”心傳按語引《皇朝會要》云：“宋初緣舊制，藩鎮皆置人爲進奏官，軍監、場務、轉運使則差知後官，或副知掌之。太平興國八年，汰進奏知後官，存百五十人，並充進奏官，罷知後官之名。咸平五年，復令進奏官各置守闕副知一名。”
4、《舊聞證誤》卷一“朱希真云”條，心傳按語引《會要》云：“太平興國二年，命學士李明遠、扈日用偕諸儒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廣記》五百卷。明年，《廣記》成。八年，《御覽》成。九年，又命三公及諸儒修《文苑英華》一千卷，雍熙三年成。與修者乃李文恭穆、楊文安徽之、楊樞副礪、賈參政黃中、李參政至、吕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趙舍人鄰幾，皆名臣也。”
5、《舊聞證誤》卷二“至和元年九月，吕溱、王洙並爲翰林學士”條引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稱“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洙蓋第七員也……議者非之”。心傳按語謂“《三朝會要》云：學士無定員。燾所云蓋據王岐公《續會要》所書爾”。《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四六引《兩朝國史志》稱“（翰林學士）承旨不常置，以院中久次者一人充。學士六員，掌大詔命”，其後之文則謂“承旨，唐置，以學士第一人充，今不常置。學士無定員”。據心傳所言，“學士無定員”的說法似出自《三朝會要》。又，職官六之四九謂“（至和元年）九月，翰林學士楊察爲承旨，知制誥吕溱、王洙並爲翰林學士。故事，學士六員，今洙爲第七員，蓋宰相過除也”，與李燾所言相合，故此段記載或有可能源出王珪所上之《國朝會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