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2日下午至23日，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举行期间，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展开了为期一天半的学术研讨。共有来自国内多家科研院所、高校、博物馆等学术单位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专委会的分组讨论。专委会学术研讨由常务副主任董新林研究员组织开幕并对近年来专委会的工作做了简要报告。
常务副主任董新林研究员
本次大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委会共收到相关研究论文31篇。其中22名学者分5组，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演讲。研究议题主要涉及这一时期的城镇与重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手工业、丝绸之路及其他遗迹和遗物的发现与研究三个方面，综述如下。
与会学者合影
学术研讨会现场
一、城镇及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近年来，辽金考古新发现频出，辽金都城考古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辽上京遗址由皇城和汉城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城门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获得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本次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结合数年来辽上京城址考古的新收获，概述并初步分析了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城门的形制和类型，并对其形制规模与等级、门道基础做法和营建规制等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辽代城门已形成特有的规制。
金上京城，即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王朝的早期都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永军、刘阳介绍了2013年至2017年数年来对金上京遗址进行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从考古层位学上确认了城址的营建使用情况，初步掌握了金代都城城门址的基本特征与结构，并对皇城的布局和其内若干重要建筑的形制有了初步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魏坚、周雪乔结合田野调查，介绍了阴山以北金元时期城址的研究进展。目前在该地区经调查的城址共计45座，通过调查发现金代城址多作西北—东南向的方形，极少见长方形，且多修筑于山川隘口处，元代新修筑城址则大多作南北向的长方形，且一般修筑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之处。此外，金、元城址在城址所用尺度、城内外建筑与设施等方面也有所区别。辽宁省博物馆齐伟和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晓刚根据王寂《辽东行部志》中的相关记载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并结合实地考察，对梁鱼务的设置、作用以及人文地理进行了初步探索。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易立介绍了四川成都明蜀王府宫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并结合以往的考古工作，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对所发现蜀王府遗迹的修建及废弃年代、性质与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树义通过对史料与考古材料的梳理，对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赫图阿拉城、界藩城、萨尔浒城、辽阳东京城、沈阳城等处的汗王宫具体形态进行了考证分析，并指出汗王宫的设计理念由汗王宫与大衙门相邻转变为汗王宫与八角殿（大政殿）相距一定距离，体现了“宫城合一”的规划思想，反映了满洲从部落发展到国家的历史进程。
学者发言
二、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墓葬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历史时期晚段墓葬的深化研究是近年来考古学界的新动向。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康予虎对长江中上游宋以后石室墓演变进行了长时段的梳理，他指出，总的来看仿木石室墓是以长江中上游地区山地及丘陵地带地理环境为依托，随建筑形制、儒家思想及社会变革而发展变化，但是其本身具有施工较长、耗费过高等不利缺点，使其最终被更为简便的带石围的封土墓替代。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韦松恒报告了贵州遵义市播州罗氏土官家族墓调查的新收获，包括遵义县（今播州区）三岔镇的扬州湾、前军坝和龙坪镇的穆家田、匡家寨4处墓地，共发现大型石室墓葬13座，年代在南宋晚期至明代中晚期之间。此4处墓地均与播州杨氏土司关系密切，位置相对较为集中，且墓地周围分布着与罗氏相关的衙署、庙宇、堰塘等遗存，对研究播州土司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徐学琳对山东地区元代墓葬进行了分析，认为山东地区元墓的主流形制为仿木结构室墓和砖石室墓，尤其是圆形墓室具有绝对优势，是对宋金传统的继承。南方地区新兴的并列椁室浇浆墓出现在山东地区与理学北传关系密切，南方因素的传入预示着后世墓葬形制由室墓到椁墓的重大变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小蒙、李坤介绍了陕西地区近年发现明墓情况，并重点报告了西安高陵地区一批明代中晚期大中型墓葬的发掘情况。这一区域明中晚期流行石椁或石券墓，墓门上部多有仿木构的额枋等石雕刻，颇具地域特色。其中院张张氏家族墓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座较为完整的墓园，可以了解当时家族墓葬的分布格局与规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昌国介绍了贵州省毕节地区纳雍县清理的一批石板墓，共49座，墓葬形制大致可以分为土坑墓、顶部盖石板土坑墓和墓底、顶、两侧均放置石板墓这三种类型。发掘共出土随葬品92件（套），主要为装饰品，并据此推测这批墓葬应为苗族墓葬，年代大致在清代中期以前。
学者发言
学术研讨会现场
三、手工业、丝绸之路及其他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手工业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尤其以陶瓷考古最为重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新民从纪年墓出土瓷器、宋元遗址出土瓷器和相关问题讨论等三个方面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出土瓷器进行了梳理，河南段出土的瓷器中，年代最早的为南北朝时期，南朝瓷器主要见于丹江水库淹没区，是南方窑口所生产；北朝瓷器主要见于安阳北朝墓葬，应是安阳相州窑所生产。唐宋墓葬随葬的瓷器，主要是黑釉、花釉和白釉瓷器，皆属河南当地窑口。清代城址和墓葬出土瓷器颇精，多为景德镇窑所生产。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罗鹏、李永宁介绍了浙江宁波东钱湖区域窑址考古新发现，确认了东钱湖是宁波继上林湖之外第二大越窑集中分布区，二者一脉相承，总体相似，却又不同。东钱湖窑场东汉晚期即开始生产，两晋时期已遍布窑场，五代时期制瓷水平达到了顶峰，北宋中晚期产量达到高峰，大量出口，北宋晚期以后虽产量巨大，但类型单一，以日用粗瓷为主，逐渐衰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宏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对汝窑（汝瓷）烧造工艺与装饰艺术进行了概述，认为汝窑具有完美的烧造场所，包括科学的治泥设施、配套的作坊、小而精的窑炉，并以柴为燃料，还具有优良的原料资源、先进的烧造技术，同时具备简约而又精湛的造型、刻划花及雕塑装饰等。复旦大学文博系沈岳明对溪口窑址群、张村窑址、大窑窑址群、小梅镇瓦窑路窑址等的调查与发掘工作进行了介绍，重点分析了其生产的龙泉黑胎青瓷，提出其中部分器物的年代可早到南宋早期，一直延续到元代，其性质或即哥窑产品。
学者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睿结合以往发掘与调查资料，通过对吉州永和窑和临江窑在时代、窑炉遗迹、生产瓷种等方面比较研究，指出两窑是吉州窑同中有异、时代短长不同的两个类型。两窑共性很强，永和窑主要与北方诸窑的关系密切，临江窑主要与南方诸窑关系密切。两窑瓷种在北宋之初已现差异，重要变化出现在元代，自此以后临江窑逐渐取代永和窑的地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春雷介绍了陕西渭南尧头窑遗址的考古工作，揭露窑炉遗迹6处、耙泥池遗迹1处、其他遗迹4处，出土器物包括窑具和瓷器产品两大类，可分为三期。早期相当于元末明初之前，这一时期尧头窑烧造瓷器的技术与耀州窑有极大的相似性；中期相当于明初至明代中期，经历了一次突然的技术变革；晚期相当于明代中期至上世纪80年代。
学者发言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林栋介绍了沈阳市康平张家窑林场辽墓群新出土的部分陶瓷器。该辽墓群是一处由多个辽代遗址和墓群组成的辽代大型聚落遗址，其中林场内长白山墓群为一处契丹贵族墓群。共计在长白山墓群清理墓葬10余座，其中三座墓葬随葬品组合完整，出土各类精美丰富的随葬品500余件。早期墓葬辽产瓷器占有很大比例，时代较晚的墓葬中北宋各个窑口的出入瓷器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多。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吴敬对海丰镇遗址、海北遗址和板桥镇遗址等沿海地区遗址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三处遗址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新兴港口的出现——海丰镇遗址，二是旧港规模的扩容——海北遗址，三是商港性质的转换——板桥镇遗址。同时，它们在金代的对外贸易和近海运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形成对外和对内两大体系。一是以海丰镇遗址和海北遗址为代表的外贸始发港的体系，二是以海丰镇遗址、海北遗址和板桥镇遗址所组成的沿海转运港的体系。
学者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从鸱尾（鸱吻）的起源与发展入手，结合其他建筑脊饰的发展情况与文献记载，对中国古代建筑脊饰的发展阶段进行了长时段综合分析，认为基于现有材料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葛奇峰从不同时期迦陵频伽线刻画、壁画、工艺品、雕塑、建筑构件入手，对迦陵频伽的演变做了梳理，认为东晋时期即已出现，唐代大量在石窟、石塔、墓葬石椁中以线刻形象流行，尚未发现立体形象。宋以后大多以立体形象出现在屋顶、雕塑中，元代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明代以后日渐式微。南阳师范学院唐新介绍了邓州城南龙堰乡唐棚村刘营自然村西刁河一座石桥上发现的明代内阁首辅李贤诰命碑、神道碑的情况。
魏坚教授做学术总结
每组研讨结束后，与会学者都围绕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会议最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魏坚教授做学术总结。
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的分组讨论，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学术界对以上这些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研讨涉及的地域从北方到南方，还延伸到海上和草原丝绸之路，同时展现了宋辽金元明清考古领域多学科合作的良好态势。本次学术研讨会搭建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对推动宋辽金元明清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撰稿/摄影：王子奇
审 稿：董新林
责 编：荼荼 张小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