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汉文军政文书即“军事”与“行政”类文书的合称，涉及辽、宋、西夏、金、元（包括北元）等时期，总数不下1000件。其中元代汉文文书数量最多，约900余件，主要载于中、英、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涉及户籍、人事与选官、站赤、军用钱粮、军事与政令、律令、礼仪、卷宗等，相对完整的官文书及文书残件800有余。作为珍贵的原始资料，该类文书保存了上述时期军事行政的大量细节，具有重要的证史与补史价值。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围绕这些文书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研究有所推进
关于宋代汉文军政文书的研究，主要围绕俄藏黑水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展开，在宋代军事事件、军事机构、兵种、兵制等方面均有所突破。例如，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认为，这些文书不仅反映了《宋史》所载高宗时期知延安府王庶被军将曲端拘禁事件，而且弥补了《宋史》记载的不足，揭示了陕西抗金战场宋军内部矛盾及军将企图制造火并的事实。文书所载“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是在金军第二次围攻北宋都城的背景下，陕西五路宣抚使范致虚会合诸路人马而设立，这一临时指挥机构的运作反映了两宋之际宋军在陕西战场的活动。小胡族文书则提供了小胡族蕃兵兵员构成、地区分布等信息，为传世文献所不载。
在宋代文书制度等问题上，相关研究也有所推进。陈瑞青《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探讨了宋代公文草稿、贴黄、催办、保密、点检等文书制度，并将带有“检”字的文书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叶廷珪《海录碎事》等传世文献进行比较后指出，“首行书一‘检’字，是表明此文书为公文草稿”。刘江《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认为，“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日本学者赤木崇敏《宋代“检文书”考》（《大阪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52辑）则认为，“检文书”是官司之间为处理政务而流通的官司内文书。
夏金文书研究获得新突破
黑水城文献中有17件西夏汉文榷场使文书，是研究西夏经济、行政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此前，史学界根据《宋史·夏国传下》的记载，已知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即西夏官制、礼仪多取法唐宋，其他则不甚了然。通过研究榷场使文书，学者们对西夏官制有了新的认识。关于西夏的银牌制度，冯金忠《黑水城文书所见西夏银牌——兼论西夏制度的辽金来源》（《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3期）一文，对“银牌安排官”字样的文书进行了研究，认为西夏银牌的作用已经突破了以往信牌、宿卫牌、守御牌等限制，开始与官员身份等级对应，具有区分官职身份的功能。此外，该文还推测西夏银牌制度可能“远承于辽”，也可能“仿自于金”。这不仅为我们揭示了西夏银牌制度的特点和起源，也展现了西夏官制渊源及其政权构建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所载的《毛克下正军编册》《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是非常罕见的两件金代军事文书。孙继民《俄藏黑水城金代毛克文书初探》（《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认为，《毛克下正军编册》对于研究猛安谋克制度、金代文书制度等均具有重要价值。该文书不仅证实了金代“谋克”亦有“毛克”之异称，还展现了猛安谋克内部的兵役构成，提供了猛安谋克番号的实际构成资料。其中以数字作为番号，是为传世史籍所不载的内容。范学辉《俄藏黑水城金代〈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新探暨重命名》（《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对该文书形成时间及内容进行了考定，指出其形成于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十月，内容是核实临洮路之世袭蕃部巡检与弓箭手的具体人数，文书反映的背景则是金朝备战临洮战事的情况。此外，该文亦对文书中有关人员的族属应为临洮路吐蕃或吐蕃化的蕃部首领、文书反映的金末兵制的具体构成情况以及金军的行军作战、组织军队并非如前人所谓“仿宋军编制”等相关论题进行了探究和疏证。学术界对上述两份文书的研究将我们对金朝兵制的历史认知推向了更高层次。
元代行政文书研究成果丰富
元代汉文行政文书是黑水城汉文军政文书中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类文书，其总数达800件以上，涉及元代行政制度、行政机构、站赤管理、文书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就行政制度而言，学界目前已探究了其中的礼仪祭祀、户籍、职官选任、孤老收养、圣旨开读、文卷照刷等制度；就行政机构而言，探讨了“分省”“朵思麻宣政院”“肃政廉访司分司”等派出机构以及“回回哈的司”“河渠司”“录事司”“路总管府”“府学”等地方行政机构；就站赤管理而言，则讨论了站赤的祗应、站户的签补等问题；就文书制度而言，则研究了“呈状”“劄付”“解由文书”“勘合文书”“信牌文书”“付身文书”等多种类型的公文。
学界相关研究不仅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在某些具体问题的探究上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刘晓的《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户籍制度》（《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一文，通过对黑水城文献中多件元代“民籍类”文书的探讨，指出该类户籍文书的性质为各户的“手状原件”，而元代户籍的登记需经过各户自行填写“手状”—基层首领官汇总核实—上报官府等程序，最终由官府在参考原有户籍的基础上，编定出新的户籍册。此外，刘文还归纳出元代户籍册登记事项所包括的人口、事产、孽畜三部分内容。此前，我们对于元代户籍制度的了解，仅停留在传世文献笼统描述的层面，该文对元代户籍制度的内容结构、运作机制等具体信息的探究，为相关制度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孙继民《黑水城文献所见元代肃政廉访司“刷尾”工作流程》（《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第5期）一文，根据黑水城元代汉文刷尾文书中的“刷讫”墨印和监察御史朱印，认为这些文书可分为已经完成照刷和没有结束照刷两类刷尾。而刷尾文书又由“结语”“批语”和“印章”三大部分构成，刷尾文书反映出，元代肃政廉访司照刷文卷的制度具有司吏撰拟“结语”、廉访司的书吏在刷尾文书上加盖签章等四项步骤。
杜立晖《元代勘合文书探析——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一文，从混淆驳杂的黑水城文书中，将元代“勘合文书”的本体文书与关联文书剥离开来，指出真正的勘合文书本体应具有左右两半字号的特征，并在黑水城文书中找到了本体文书实物。该文还指出了勘合文书所具有的另外四大特征，以及文书的基本书式，进而复原了勘合文书从“制作”到“下发”“使用”“保管”“审查”等六项步骤，推动元代勘合文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在黑水城汉文军政文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在不断丰富“黑城学”（或称“西夏学”）、“中国古文书学”内涵的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相关研究的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