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宋代医学地位提升及知识传播过程中，宋代儒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他们从人生价值、孝道观念等层面，倡导医、相并称，儒、医并重，提高医学的社会地位；并利用为官一方的机会，抑巫扬医，援医入儒。另一方面，他们从医疗机构贪腐的角度探讨宋代庸医盛行的原因；他们或以理推求，或以文献建功，纠正了传统医学中的诸多误识。从重医与驳医两个视角，利用宋代笔记中被人忽视的史料加以探讨，有助于推进儒、医关系之研究。
关键词：重医；驳医；宋代笔记；儒、医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笔记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16BTQ039）。
一、引 言
宋代之前的医者除政府系统的医官之外，社会医者以草泽铃医为主，地位卑贱，罕能著述。宋代帝王“抑巫扬医”，提高医者及医学地位，鼓励儒士习医，逐渐改变了以往巫、医混杂的医学发展模式，为金元时期的医学改革奠定了基础。宋代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以儒知医、儒而兼医的儒士的倡导和参与，宋代笔记颇多相关记载，提供了观察宋代儒、医关系的重要视角。
对于宋代儒、医关系，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宋代儒学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林殷《儒家文化与中医学》、徐仪明《性理与岐黄》、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等，有所涉及。二是探讨宋代“儒医”概念、起因及影响，张瑞贤《儒家文化向医学渗透的途径之一——试论两宋儒医的产生》、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张莉《宋代儒医研究——兼论宋代的“抑巫扬医”》等，可资参考。本文从宋代笔记刊载的儒士重医与驳医的相关史料，探讨宋代儒、医关系，或可补前人之未备。
二、“重医”视野下的宋代儒、医关系
（一）医、相并称，儒、医并重
在宋代帝王的倡导下，儒士发出了提高医学地位的呼声，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范仲淹的“良医良相”说。范仲淹认为良医具有疗君亲之疾、救贫民之厄以及保身长全的重要作用，此说来源于东汉名医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范仲淹的创新在于将“良医”与“良相”并称，反映出宋代儒士对于人生价值的崭新认识，这既是医学地位上升的表征，更为儒士研习医学提供了精神动力。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对良医的作用亦有肯定，他称赞沈洞玄医技精妙，闻声而知病；其医德亦高，赠人药物，供养病人。施德操表彰“以药隐”“未能活国且复活人”[1]175的人生价值观，恰是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现实写照。
儒道与医术的关系，涉及儒家立身之本，儒士倡导医术，必然面对如何处理二者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南宋大儒朱熹《四书或问》认为相对于正心修身这个大道而言，医学是小道，但“用于世而不可无”，也有“一物之理”，是“必有可观”[2]396-397的。在大儒和良医之间，朱熹理所当然选择前者。在这一根本立场之外，朱熹实际大力弘扬医学，他说：“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3]4297朱熹有《送夏医序》《跋郭长阳医书》等文，对古代经方、诊脉部位、用药之道见解独到，甚至他从医学中有所明悟，触类旁通，用于指导当时的儒学风气。
宋代儒士从人生价值、孝道观念等层面，推进医学的社会地位，掀起研习医学的风气，他们或抄录收藏医学专著，或搜集验方、整理家藏方，或撰写医学著作，甚至出现了弃儒业而习医术的现象。据南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记载：李姓儒生弃儒业，娶名医杨介之女，精习医术[4]48。这种弃儒习医的现象，宋代医籍亦有相关记载，可与宋代笔记相互映证。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儒生沈常仕途失意，见翰林医官闹市跃马挥鞭，随从众多，无比风光，遂生出弃儒业而习医术的念头，于是拜访当时名医赵从古，二人就医术与儒业的关系发生了论争[5]183－184。赵从古认为医术虽然次于儒业，但医术关涉性命，因为仕途失意而转学医术，必难专精。沈常则以儒业为傲，认为屈志学医，乃是以高就低。赵从古则指出儒业涉及礼义，学不好，不过是昧孔孟之教；而医术关涉损益，学不好却是害人性命。赵从古认为“吾道非贱士能矣”，他对不精儒学而转学医术者的否定，以及对历代名医服膺儒学的肯定，透露出儒、医并行不悖的思想。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儒医》记载了此事，认为：“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更是点出儒、医并重，密不可分。
与赵从古同时代、受诏校正医书的儒臣林亿、高保衡也强调儒、医不可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6]269儒士入医，古已有之，至宋代而极盛，或可说宋代医者群体与儒士群体对儒、医交融的肯定，共同推动了儒、医兼修的“儒医”的发展。
（二）抑巫扬医，援医入儒
儒士从夫子之教，不言怪力乱神，因此禁巫之举历代有之。但宋代这一现象较为突出，这是因为科举成为入仕要途之后，儒士成为地方官员的主流，他们为官一方，往往大力改革信巫不信医的民俗，推动宋代统治者“抑巫扬医”政策的执行。
宋代民间崇信巫医的风气颇浓，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巫医盛行，宋代笔记对此有所记载。北宋范镇《东斋记事》卷四记载：寿安县王氏家婢染疫，当时的普遍对策是请巫医治疗，王氏以医药治疗，反遭到众人劝阻[7]222，可见当时医学受到巫术排挤。北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记载：北宋末年荆湖民俗，有病不事医药而信巫，亲族不相视病，死者多不埋葬[8]88。直至南宋，江南一带，病疫之家，至亲不敢问疾，往往药饵食饮无人主张[9]75。这是不懂医道，迷信巫术，盲目恐惧所致。
宋代儒士执政一方，往往抑巫扬医。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记载三则相关史实：一是宋真宗景德年间，邵晔目睹广东缺医少药、信巫而不知医的习俗，力图改革，遂上书朝廷，请求赐方书及购药之资，给予地方[10]142。从此，宋廷向地方赐药，渐成惯例。二是宋仁宗朝，夏竦知洪州，在江西推行医药，逮捕巫者，禁止巫医[10]129。三是宋神宗朝，刘彝知虔州，将巫师三千余人转变为医者[10]143。针对虔州百姓疾病不知医疗、信巫祈鬼的风气，刘彝组织编写《正俗方》专论伤寒，勒令巫师学习此方，以医为业，从而转变风俗。
宋代儒士对医学的肯定，必然渗入儒学思想，他们试图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因此医学被视为儒家格物究理之学，儒与医的关系也变成了内外本末的关系。儒家仁孝观念亦渗透进医学，“医乃仁术”“知医为孝”被宋代儒士普遍认可，其积极意义毋庸讳言；而极端者以儒家孝道“绑架”医学，则又误入歧途。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记载北宋儒士李虚己、李行简为亲人治病，或舌舐睛，或口吮痈[11]16，虽然宣扬儒家孝道，却有违医理。
三、“驳医”视野下的宋代儒、医关系
（一）批评庸医，倡导知医为孝
南宋俞文豹《吹剑四录》从医疗机构贪腐的角度探讨了庸医盛行的原因[12]182，他批评作为宋代官办医学教育机构的太医局存在严重的受贿现象。只要行贿，市井盘药、合药、货生药之人，皆可成为太医局考官；而乳臭小儿、庸鄙粗材、不识方脉、不识医书姓名之人，均可通过考试成为太医局学生。如此一来，太医局就成为培养庸医的场所。宋代庸医为患，与官办医学教育机构的贪腐弊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为此，乾道三年（1167）宋孝宗授受建议，一度罢太医局及局生。
宋代笔记中，医者不擅医技，乱投汤药，误治人病的事情，不乏其例。北宋陶谷《清异录》大发感叹：“医之于人，功次天地。其间滥谬盗名取赀，无功有害，药乎药乎，谬剂而已。”[13]49北宋刘斧《青琐高议》哀叹“良医患少，而庸医患多”[14]113。北宋大儒程颢的幼女澶娘及程颐的一位侄子均因庸医误治而亡，程颐认为庸医乱治人病，“与操刃而断其喉何异”[15]612，要求惩治庸医。
北宋方勺《泊宅编》批评当时医者以诡道谋财，并举出两事：一是王居安患痔疾求医，无良医者竟以药放下其大肠，才商议报谢之物，使其命悬医者之手；二是周仅患膀胱气，外肾（睾丸）偏坠，重金求治，当时治愈，但半月后疾痛复作，再寻医者已不见[16]188－189。这种医者确有医技傍身，但毫无医德，甚至利用医技胁迫病人，图谋钱财。医技不擅者固然是庸医，而徒有医技、不修医德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庸医。
宋人对此类庸医的痛恨，在笔记小说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现。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记载的段承务就是这么一位医术甚精而医德缺失的医者，其行医只为多取钱财而毫无济世之心，于是梦中受到责罚，为此而死[17]69。现实中，此类庸医或无法责罚，于是宋人在笔记小说中想象性地惩治见死不救而图谋钱财的无德医生，传达出时人对于庸医的痛恨。
宋代儒士从“知医为孝”的角度强调掌握医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起因于对庸医的不信任。程颢说：“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15]428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记载“知医为孝”的诸多例证[18]2111－2112。王应麟所举殷仲堪、李元忠、李密、许道幼、甄权、甄立言、王焘、李逢吉、杜鹏举等人学医的起因，皆是父母或父师有疾病，从孝道出发习医。这些例证诠释了程颢“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的思想。程颐认为事亲学医“最是大事”，要懂一点医学知识，以免被庸医所误，“必须识医药之道理，别病是如何，药当如何，……如自已曾学，令医者说道理，便自见得，或己有所见，亦可说与他商量”[15]245。二程强调“知医”是针对“事亲”而言，是将医学视为服务道德伦理的工具。“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将其医学著作命名为《儒门事亲》，正是受此思想影响。
（二）纠正医学误识，探求医理
宋代儒士纠正医学误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理推求，体现出宋代尚理的时代风气；二是以文献建功，反映了宋代儒士以儒典完善医学的有益尝试。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纠正《欧希范五脏图》对“三喉”（食喉、水喉、气喉）的描绘：“水与食同咽，岂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19]262沈括的“二喉”说打破了宋代医学对于“三喉”说的迷信。针对“云母粗服，则著人肝肺不可去”[19]262的说法，沈括从人体解剖学的角度驳其荒谬：“人之饮食药饵，但自咽入肠胃，何尝能至五脏？”[19]262“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19]262传统医学强调采药在二月、八月，沈括批其荒谬，认为物性、地气、人力的不同，会影响药物生长，因此采药“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19]265。沈括的这些说法确为的论，对传统医学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方勺《泊宅编》从医理入手辨析名医用药也存在偏见，他批评石藏用、陈承各自喜好以暖药、凉药治病，却不考量患者之虚实，不探察疾病之阴阳[16]188，方勺认为他们的医疗手段是基于错误的医学认知。
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对名医严三点的诊脉手法提出质疑。名医严三点诊脉，“三点指”则知患者六脉受病情况。周密指出，察脉需要有调息、候息的过程，不可能仓卒完成；严三点诊断疾病，当是另有观察患者病情之法[20]304。他的诊脉手法，不过是神化其医术的幌子。
上述儒士对医学误识的质疑，充满理性精神，是宋代儒士“以理推求”医学的重要表现。此外，利用儒学文献纠正医学误识，也是宋代儒士的常用手段。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纠正了传统本草学对于五谷之性的误识。赵彦卫以儒家经典文献的相关记载，批驳本草学对五谷的论述，指出五谷皆味甘，而非有味咸、味酸、味甘、味苦之分；五谷性平，而非性寒或微寒；五谷主治不止于下气、止泄、利小便，其主治的完整表述应为：益气，坚筋骨，通利十二经络，生津液，强智力，实肠胃，益脾止饥，久食延年[21]102－103。这些纠误，极为精当。
宋代儒士的驳医之举，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疑医、困医现象的产生。苏轼《东坡志林》记载当时士人对医家心存怀疑，往往隐瞒症状，考验医家，形成了困医的社会风尚。诊脉之事，本就极考验医家功夫，差之毫厘便可能误诊。士人的疑医心态，往往导致他们不当地掩盖病情，以困医为尚，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最终延误治疗时机，甚至酿成悲剧[22]152－153。
有些儒士对医学的不信任，是错误的儒家思想作祟。文莹《玉壶清话》记载北宋儒士孙何（字汉公）基于儒家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的观念，拒绝针灸治病，于是一病不起[11]36，这反映出儒家某些保守观念对医学发展构成了阻碍。
总而言之，宋代儒士研究医学，或出于“知医为孝”，或为探求物理之学，或受诏校理医药书籍，或举业不顺转而习医，不论目的何在，均客观上促进了儒学与医学的互动，推动了儒而兼医的“儒医”的兴盛。宋代儒士主张格物明理，他们介入传统医学，诠释、发挥东汉以来形成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为金元时期的医学改革创新提供了助力。
[作者简介]
周云逸，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3编第8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2]朱熹.四书或问[M].黄珅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朱熹.朱熹集[M].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6编第2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5]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M].邵冠勇等注释.济南：齐鲁书社，2013.
[6]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第22册）[M].巴蜀书社，1992.
[7]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6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2编第7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9]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3编第10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1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4编第5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11]文莹.玉壶清话[M].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7编第5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1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2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2编第2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15]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2编第8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17]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3编第9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18]王应麟.困学纪闻[M].栾保群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9]沈括.新校正梦溪笔谈[M].胡道静校注.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5.
[2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7编第10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
[2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6编第4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2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9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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