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指出研究蒙文史最主要的三种文献：汉文、蒙文和波斯文文献在研究蒙古祖先世系中的价值。分析并列表显示藏文文献有关蒙古祖先世系表与波斯文献《史集》基本相同的特点，进而探析其文献来源。最后指出，藏文文献对阅读理解元代贵族人名含义，纠正《元史·诸王表》人名误失颇有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陈得芝，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 210093)
研究蒙元史必须利用多种文字史料，汉文、蒙文和波斯文历史文献无疑是最重要的3种。现存汉字音写的蒙文《蒙古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Monghol-un ni’ucha tobchiyan。此名当为明初音译者所加，原称应仅为最后一词，即屡见于《元史》的“脱卜赤颜”①)自应列于蒙古文史籍的首位。《秘史》第1至68节记太祖前世系，自传说始祖天命所生的孛儿帖赤那(苍色狼)至太祖之父也速该共22代；第69至268节记述太祖生平功业(占全书71％)；第269至281节概述太宗在位所办5件大事，以其本人口气总结成绩和错误结束。祖先世系及太祖功业可能编成于太宗初，太宗事当是在宪宗初年续编完成②。
自畏吾字蒙古文创用后，应该就有必阇赤陆续记录祖先传说及太祖、太宗功业，《秘史》(即宪宗二年成书的《脱卜赤颜》)应是依据这些记录整理而成。世祖中统元年(1260)七月，以早年曾征聘到漠北藩府“访问治道”的前金状元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王鹗奏请编撰前朝史，太祖定天下的“庙谟雄断”也应“乘时纪录”以免岁久遗忘。二年七月，遂诏立翰林国史院，任命了承旨以下诸翰林学士、待制、修撰、应奉等官员。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翰林承旨撒里蛮③奏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后纂定”。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司徒撒里蛮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固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④其进读者自然是蒙文本。编撰祖宗《实录》依据的资料主要应是《脱卜赤颜》，定宗、宪宗两朝当因涉及皇室内争(贵由即位前后窝阔台家族与拖雷家族的争斗，蒙哥与忽必烈的矛盾)事故未及成书，《实录》无所取材，故世祖有此评语(据《脱卜赤颜》译编的《圣武亲征录》当是出于此时⑤)。于是按照世祖旨意修订增补，二十七年六月进《定宗实录》，十一月进《太宗实录》。成宗大德七年十月先后全部完成进呈；八年二月，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均见本纪)，此“金书节文”与“汉字实录”对举，应是蒙文本。据此看来，元朝《实录》应有蒙汉两种文字的本子，前者当是由蒙古必阇赤所编，当即称《脱卜赤颜》，内容与汉字实录不尽同。其后历帝朝廷必阇赤仍继续编写《脱卜赤颜》⑥。
元成宗时，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奉合赞汗之命主持编撰《蒙古史》，在他本人编的《蒙古史》篇序言中说，有关蒙古历史，“逐代均曾用蒙语、蒙文加以记录，以零散篇章形式保藏于汗廷金库中，被秘藏起来，不让外人甚至优秀人士阅读”⑦，由于合赞汗英明，命他搜集整理蒙古起源及世系记载，允许利用上述藏于汗廷金库里由大臣保管的Altan Debter(金册)——他多次提到认为是最可信的史料，想必就是上述蒙文本《脱卜赤颜》，由大汗颁发给宗藩。文宗时，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奉旨主持修撰《经世大典》，奏请以国书(蒙古文)《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翰林承旨塔失海牙说：“《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作罢。但据《经世大典叙录》，曾“用国史之例别置蒙古局”以“尊国事”，其“帝系”等篇应当利用了《脱卜赤颜》数据。明军占领大都后，将所缴获蒙元朝《十三朝实录》、蒙古文《脱卜赤颜》以及其他文档搬运到南京，《元史》本纪就是据《实录》编成，还为了教习蒙古语而选用最早编成(宪宗初)、最详细生动的一部《脱卜赤颜》，用汉字音写并附上简略的汉译。而《十三朝实录》和蒙文《脱卜赤颜》(除《秘史》外)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能利用的蒙文原始史料，就只有汉字音写的《秘史》以及现存碑刻及少量文书。此外，成书于17世纪的两部《黄金史》(Altan Tobchi)、萨冈彻辰所编《蒙古源流》、稍晚的《阿萨喇克齐史》等，都可以作为参照数据⑧。
蒙元史的汉文史料最丰富，但由于《经世大典》大部分佚失，有关蒙古祖先世系就只有《元史》的“宗室世系表”。此表序言称：“元之宗系，藏之金匮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特其概。”表末提到的《十祖世系录》当即此发到国史院“固特其概”的“节本”。表所载先世起自脱奔咩哩犍(《秘史》所记第十二代朵奔篾儿干，成吉思汗十一世祖，《元史·太祖本纪》同)，《十祖世系录》则以其子孛端叉儿为“始祖”，这是因为元朝皇室特尊其“黄金家族”(Altan uruq)孛儿只斤氏之故。幸《秘史》的汉字音译及分节汉文总译存于世，汉文文献中才有成吉思汗以前二十二代祖先的名号及传说事迹。但在蒙古文创用之前，蒙古人对祖先的记忆只是靠世代口口相传，正如拉施都丁所说，由于没有可供了解蒙古往昔可靠信息的史书，直到朵奔伯颜及其妻阿兰果火时仍是如此，是以朵奔伯颜夫妇的确切年代不详，仅据汗廷金匮史册及故老口述推算，从他们以来约历400年⑨。《史集》记载，蒙古人从七世祖起每代才有专门的称谓(laqab)，可见七世以前的祖先名号事迹不可能准确可信⑩，各种史籍之间人物、代次的差异即可说明。但单从孛儿只斤氏来看，大体可以将阿兰果火“感天光”所生三子特别是幼子孛端叉儿一支视为比较可信的蒙古先世世系(11)。
波斯文《史集》记载蒙古祖先世系所利用的伊利汗廷金匮秘藏、由亲信大直妥善保管的“金册”，应是蒙古文《脱卜赤颜》，其所载祖先起自掌儿帖赤那，与《秘史》同。但该书前篇所讲故事(约2000年前称为蒙古的部落被其他部落打败并遭屠杀，仅剩两男两女逃到一处四周群山密林的额尔古讷昆之地，后来繁衍生息，群山中地方显得狭窄，遂迁到更辽阔的草原，孛儿帖赤那是那两个氏族后裔一支的首领)不见于《秘史》，韩儒林先生早已指出系杂揉他族祖先传说而成(12)。《史集》所载孛儿帖赤那后裔的世系、名字也与《秘史》有异：没有《秘史》之第六代撒里合察兀，第十代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及其子第十一代脱罗豁勒真伯颜；孛端察儿后裔中，土敦篾年子为海都，缺《秘史》所载海都之父第十六代合赤曲鲁克(《元史》表作既拏笃儿罕)，不同于蒙汉史籍的记载。何以有这样的差别？这是值得考究的问题。
有关蒙古世系的资料除汉文、蒙古文和波斯文史籍之外，还有藏文史籍可供对照参证。元朝后期的乌思藏宣慰司下属搽里八(Tshal-pa，今拉萨附近)万户长、司徒公哥朵儿只(Kun-dga’rdo-rje庆喜金刚，1309—1364)自至正六年(1346年，时尚在万户长任上)至二十三年(1364)，历时18年著成《红史》(Deb-ther dmar-po[蒙藏合璧名]/又称Hu-lan deb-ther[蒙语名])这部以新体裁和丰富史料垂范后世的史学名著。其《蒙古王统[元王统]简述》(Hor-gyirgyal-rabs[Yon rgyal-rabs] mdur-bsdus)篇列出了从孛儿帖赤那至元世祖忽必烈末年的蒙元皇室世系，以及忽必烈的后妃、诸子，窝阔台之子阔端子只必帖木儿、合失子海都。此后插了一段重要说明：“以上是从《脱卜赤颜》一书中摘要抄录而来”(’dirnams dpe-ka thob-chen nas gal-che-rigs bshus-pa nas)(13)。接着历述真金诸子和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在位年代，到元顺帝弃大都退回蒙古地方为止，并补叙了燕铁木儿专权事(后一部分显系后人据他书及在京藏人见闻增补)。文中所说的《dpe-ka thob-chen》(dpeka小书)或即蒙文《脱卜赤颜》节本(类似上述成宗时撒里蛮奏进《实录》的“金书节文”)。元文宗时虞集奉旨主编《经世大典》，奏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被翰林承旨塔失海牙以“《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为理由驳回。《红史》作者只是乌思藏一万户长，不大可能获赐《脱卜赤颜》，推测他可能是晋京期间(1324年)在帝师驻所或掌管帝师钱粮的“囊八总管府”(内务府)，也可能是从掌管此秘籍的蒙古大员处看到了此书(当是节本)，出于早有著史志向，随即摘要抄录下来。(14)
值得注意的是，《红史》以及1434年成书的班卓藏卜(dPal-vbyor bzang-po)所著《汉藏史集》、1478年成书的软奴班(gZhon-nu-dpal)所著《青史》(Deb-ther sngon-po)这3部藏文史籍所载蒙古祖先世系竟然和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所著《史集》基本相同。请看下对照表。
对照表显示，《红史》《青史》《汉藏史集》都不载《秘史》的第六代撒里合察兀、第十代孛儿只吉歹篾儿干、第十一代脱罗豁勒真伯颜、第十六代合赤曲鲁克(《元史》表作既拏笃儿罕)，遂皆以海都(《秘史》第十七代)为土敦篾年(《秘史》第十五代)之子。此外，《红史》于孛端察儿和篾年土敦之间记有两代——Ga(’)[b]i-chi(合必赤)和sBe-khir(《汉藏史集》《青史》同，略有异写)，并为17世纪的蒙文史书所沿袭。这与汉文史籍及《元朝秘史》《史集》都不同，也找不到任何旁证。从蒙藏文字形看来，可能是《红史》作者将合必赤的称号baqatur误读为下一代之名，遂致误分两代，《汉藏史集》《青史》作者沿袭其误，17世纪蒙古史家又沿袭藏文史籍之误，据此将误分的两代合并，则土敦篾年为合必赤子，孛端察儿之孙，与《秘史》《史集》相符；其下土敦篾年子为海都，与《史集》相符；《秘史》海都之子拜升豁儿—多黑申，《史集》同，《红史》又误分为两代，《汉藏史集》则只记为一代：sBa’i[-]-khordog-shing(脱落第二音“升”shing)，据此可以订正《红史》而并为一代。此后的世系，蒙文、汉文、波斯文、藏文史籍全同。
藏文史籍《红史》(元末)、《汉藏史集》《青史》(明前期)与波斯文《史集》所载蒙古祖先世系高度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公哥朵儿只记载的蒙古世系确如他自己所说，是从“小册子”《脱卜赤颜》书中抄录的，应该是和拉施都丁所见的伊利汗宫廷秘籍《金册》属于同源史料。由于《元史》未载朵奔篾儿干以前世系，我们只能将波斯文、藏文史料和《秘史》作比较。波斯文、藏文史籍缺载《秘史》第十代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其妻为忙豁勒真豁阿(Mongqoljin-qo’a)，这是首次出现的含有“蒙古”名之词。这一代夫妻的名字引起学者们的讨论。Borjigidai为孛儿只斤氏男性名，Mongqoljin为蒙古氏女性名。《秘史》记载蒙古先世第十三代孛端察儿后裔成为孛儿只斤氏，但却在第十代就出现孛儿只吉歹之名，且其妻为蒙古氏女子，不合蒙古部族的族外婚制。拉施都丁解释“孛儿只斤”在突厥语里是指深兰眼睛( )的人(但其语源并不确定(17))；又说也速该及其诸子和家族大部分是蓝眼睛的。遂有学者据此对蒙古部族源于唐代望建河(额尔古纳河)地区的蒙兀室韦之说产生疑惑，并就此进行新探索，这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研究课题。不过从汉文、波斯文、藏文史籍都不载孛儿只吉歹夫妻及其子这两代看来，《秘史》所记遥远世系未可凭信。忽必烈朝修《实录》(脱卜赤颜)不录这两代，或与独尊勃端察儿为孛儿只斤黄金氏族之祖有关。
对上述蒙文、汉文、波斯文、藏文史籍所载蒙古祖先世系的差异，中外学者都做过研究。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引申出这样的判断：元世祖时编撰的祖宗《实录》有相应的蒙文本(称脱卜赤颜)，对宪宗初年编定的《脱卜赤颜》即《秘史》作了改编，几乎同时的《圣武亲征录》当即将此改编本太祖、太宗部分译成汉文，于是朝廷“金匮”秘藏的既有宪宗初编定的《脱卜赤颜》(《秘史》的明初汉译本所据底本)，还有世祖时代开始编修，其后诸帝继续修撰的《脱卜赤颜》。拉施都丁讲到他在伊利汗廷得以利用的《金册》，与《红史》作者据以抄录蒙古世系(迄于世祖时期)的《脱卜赤颜》，应该是同类史书。《史集》叙先世尤其是太祖事迹甚详，所据者应为大汗朝廷颁给伊利汗廷的《脱卜赤颜》(由蒙古必阇赤编译的蒙文本《实录》)，而公哥朵儿只所见到的大概只是其“节文”。这是藏文史书竟能与波斯文《史集》所载蒙元祖先世系如此一致的最可能解释(18)。
藏文史籍所载人名或称号，也多对读《元史》有助。如拖雷妻唆鲁和帖尼是非常精明强干的妇女，为拖雷家族夺取汗位出谋划策，管理真定分地，团结各派力量、汉地诸侯和士人以及各种宗教势力，功业卓著。汉文史书称之为“唐妃娘娘阿吉剌”，前者是“帖尼”的汉语译音之讹“唐”加上“娘娘”尊称，后者是波斯史书所载美称，洪金富作有专文解释，指出应是波斯语’aqīlat，意为“贤明”、“明智”。拉施都丁《史集》就称颂她“极为聪明能干，高出举世妇女之上”，这段话见于《拖雷汗传》第二部分(Blochet刊本页222，此词转写为’āqilat)。藏文史书称她为za-yin-e-ka Zo-rog-t’i(《红史》；《汉藏史集》作za-yin-e-kha)，蒙语意为“好母亲”。当时蒙古人对特别杰出的人物常加尊称、美称，如拖雷称也可那颜，拔都称赛因汗，旭烈兀称赛因额真(据邱轶浩博士提示)等，均为汉籍未见。真金元妃阔阔真称“也可太后”(大概就是“皇太后”)，答吉称“太皇太后”(英宗时所上尊号)，则应出自《实录》或其他汉籍。
元代蒙古贵族取梵、藏语名者甚多，《元史·诸王表》所载者有约1/4(20多人)是梵—藏语名，但往往出现错误。如泰定帝太子，《本纪》作“阿速吉八”，屠寄据《宗室世系表》作“阿里吉八”，疑里为剌字异文，本作阿剌吉八，形讹为阿速吉八。所订正甚是，但他却说：“考蒙兀语吉兆曰阿剌吉，一作亦怜眞，又作鄂尔采，皆一声之转”；又说“如宁宗懿璘质班，后至元间江西行省左丞相西夏人亦怜真班，皆阿剌吉八之异文。”就完全离谱了。中华校点本据罗卜藏丹津《黄金史》和《源流》所载，此名及宗室表之“阿里吉八”正确订正为阿剌吉八。《红史》作Ra-khyi-phag(《汉藏史集》同)，应该是个梵藏语名，梵藏语有Rakirbagg(卫队，梵语raksa同藏文srung-ba，意为“保护”)，当即此名原文。依据藏文史籍确定这个名字就更清楚了，蒙语将首音节ra-读为ara-，故汉译阿剌吉八。元武宗、仁宗的名字都是忽必烈命龙虎山道士张留孙取的，老大叫海山(四库馆臣妄改“哈尚”可置不论)，波斯文、蒙文史籍大多写作khaishang/Qayisang，所以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词典》也照此收入。伯希和据斯密德在搠思吉斡节儿《心箍》(Jiruken-u tolta)见到此名写作Qayishan，波斯文《瓦撒夫史》的转写为Khāīshān；藏文《红史》也作Ha’i-shan，现存西藏的八思巴字蒙文海山令旨文书即作Haishan，进一步完全证明这是汉语名而非蒙语名。其弟仁宗的名字叫爱育黎拔力八达，自然是梵语名Ayurparvata(寿—大山/山岩)，藏文史籍作A-yu-par-pa-ta。大概张留孙给他们两兄弟取的名都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吉祥语，老大用汉语名，老二用梵语名。
我们读元史，不大可能解决所有译名问题，但要求尽量做得好些而已。
注释：
①参见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M],复原本前言，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元朝秘史》末节跋文所记：“此书大聚会着鼠儿年七月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面处下时写毕了。”究竟是哪一年？学界迄今仍存在不同意见。有较充分依据的说法有二：一谓指太祖去世后一年、太宗即位前一年在大斡耳朵举行推举太宗的大聚会时(见第269节)，即1228年(戊子)，原应置于此节后，其后续编太宗事迹，遂将此跋移植于书末；一谓跋文所言鼠儿年系指宪宗二年壬子——1252年(余大钧首创此说)。余氏未举证当年当地举行大聚会的明确记载(虽然他已提到1251年推举宪宗的大聚会延续到次年)，受到质疑。笔者从程钜夫《雪楼集》卷7《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找到“宪宗二年夏，会诸侯王于驴驹河之上”的记载，应可证成余氏之说。《秘史》详细记载贵由在“长子西征”中的劣遗，并以太宗本人口气检讨自己的失误，又篡改太祖有关汗位继承的遗诏，都是为拔都、蒙哥毒杀贵由，夺取窝阔台家族汗位提供理由。
③蒙古职名为头儿[Yeke]必阇赤，见《秘书监志》[Z]卷1“设司徒府”条。
④《元史·世祖本纪》[Z]。
⑤参见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序》[A],《王国维全集》[C]第11卷。
⑥《元史》卷36《文宗本纪》载，至顺三年五月，“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蹟，命朵来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卷181《虞集传》载，文宗欲立己子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明宗长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这两条记载可说明蒙元朝每代都有蒙古必阇赤(汉称翰林学士)将重要史事记录下来，编为蒙文《脱卜赤颜》。
⑦《史集》[Z]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15页。
⑧参阅贾敬颜、朱风：《汉译蒙古黄金史纲》[M],呼和浩特：北京，1985年；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乌云毕力格：《阿萨喇克齐史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⑨《史集》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第1卷第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页。
⑩此据亦邻真教授所示。韩儒林先生于《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4卷)文中指出：蒙古人无文字记录可凭而追述十世史事，其确实性可想而知，观成吉思汗三世祖以下世次分明，东西史籍所藏全同，三世以上则很凌乱，可知系传说而非信史。严谨对待史实的态度确应如此认识。
(11)阿兰果火“感天光”所生之不忽合答吉、不合秃撒勒只两人的后裔合答斤氏和散只兀氏，元代仍被承认为皇家孛儿只斤氏的亲族，说明这一传说有一定可信度(参见拙文《蒙古合答斤、散只兀部史地札记》)。
(12)见上引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
(13)《红史》[Z]藏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8—30页；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27页。
(14)据陈庆英先生提示，可能吐蕃的白兰王也得到元朝廷颁赐的《脱卜赤颜》。
(15)首字Khyi或应作Khri，与蒙文Qori-对应。《秘史》第9节qorilalduju(-laldu-，派生互动态后缀)旁译“相禁约著”(来自突厥语Qorygh“禁区”)。“据说他是镇服魔怪的莲花生大师[化身]”不明所据，或是从其名含“禁约”之义与莲花生以咒术降服魔怪的传说联想而来。
(16)《汉藏史集》原文作Gra-chung-nga-tho-bu-mer-khan，为一代，汉译本译为“劄出儿朵奔篾儿干”。兹依《红史》订正。
(17)关于Borjigin一名，参看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M](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khan)，第118—120页；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蒙古秘史)[M](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第三节注释，第283页。
(18)对诸史与《秘史》的差异，吉田顺一和森川哲雄都曾著文研究，认为所据当为另一种失传之《秘史》。敝见以为当即世祖—成宗时期修《实录》中的改编本《脱卜赤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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