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承，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2015），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唐宋礼制与文献学，近期研究唐宋宾礼。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着色绢本画《景德四图》（或作《景德四事图》），无款，高33.1厘米，长252.6厘米，分为四段，右图左文，依次为《契丹使朝聘》、《北寨宴射》、《舆驾观汴涨》、《太清观书》四图。以往有多位中外学者考论该图卷，认为它属于宋仁宗时成书的十卷本宫廷画《三朝训鉴图》的一部分，或传是其摹本，其说可从。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所见到的《景德四图》是否为北宋宫廷原本，它都反映了《三朝训鉴图》的历史面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的《契丹使朝聘》（附图1）对宋辽关系的研究大有裨益，台湾学者陶晋生即曾注意到此图，收入其代表作《宋辽关系史研究》中，为读者提供一个宋辽交聘的直观印象。惜乎目前的研究尚无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与宋辽交聘制度，来讨论该图所反映的历史意蕴者。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补论于次。
图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绢本画《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绢本画《景德四图·北寨宴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绢本画《景德四图·舆驾观汴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绢本画《景德四图·太清观书》
对于《景德四图》对各个场景的描绘，Cary Y. Liu认为，其中《太清观书》所描绘的景象，不应被视为对实景的精确描绘。他指出，图中太清楼各层的开间与斗栱数有明显的矛盾。那么《契丹使朝聘》的精确程度又是如何？是否是对宋真宗景德年间某次具体的契丹使朝见的描绘？这仍需要从画面场景对应史实的程度来考察。
一般认为，该图所描绘的场所是北宋都城的皇宫。因为宋真宗已降，契丹使朝见，除景德元年（1004）底在澶州的觐见在行宫外，其他皆在皇宫。近年有学者提出，此图中描绘的场合，是澶渊之盟的发生地——澶州的行宫。理由在于：一是图左文中首段“契丹遣使韩杞奉书行宫，请息兵纳和”，二是《景德四图》是依时间顺序排列的，《契丹使朝聘》之后的《北寨宴射》场景仍在澶州，故其场合亦为澶州行宫。也就是说，该图反映的是澶渊之盟的现场、契丹使韩杞朝见宋真宗的场景。不过，这一说法，与画面及史实皆不相合。韩杞在景德元年底的朝见，为的是与北宋高层就双方誓书进行谈判，并未携带大量礼物，而双方互致礼物也是在澶渊之盟后才常态化；北宋方面也并未组织大批官员参与、陪同朝见。行宫说与画面殿庭中心位置的契丹礼物以及北宋众臣的场面明显不合。而图左的文字中，则具体地列出了景德二年（1005）契丹生辰使在北宋皇宫朝见宋真宗所携带的礼物，恰与图中内容相合。并且，史载宋真宗澶州之行，以南城驿舍为行宫。一个地方驿站，其建筑形制很可能不及画面中宫廷状的恢弘广大。因而画面所描绘的，应当是北宋皇宫。
图二 北宋汴梁宫城主要部分平面示意图
（采自《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页296）
图左文字中，叙述了景德二年契丹使携带礼物朝见的情况，其地点据史载为崇政殿。因而有学者就该图来讨论崇政殿的建筑形制与规模。不过，对于此殿是否确为崇政殿，仍有可疑。第一，据宋人记载：“东京崇政殿门……东向。”（附图2）崇政殿门向东开，并且崇政殿东西尚有延义、迩英二阁，而画面中这两点皆无所体现，而在画面的最下端明显有南向的门。其次，崇政殿是北宋皇帝的“便殿”，皇帝常日在内朝的前殿（长春殿或崇德殿）接受臣僚早朝后，会在此听政决事，或个别召对臣僚人等，而不再安排大批臣僚分班起居朝拜。景德二年契丹使“对于崇政殿”应该就属于这种个别召对的情况。画面中大批臣僚列班的场面，恐怕与当时在崇政殿的接见情况不同。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即便该图要反映的就是景德二年的契丹使朝聘，也并不是就当时的礼仪场景进行的精确描绘。这一点在图中还可以找到若干例证，比如殿庭中只有九名手执仪仗物的卫士，且左右排列并不对称；画面中北宋臣僚与卫士的服色几乎没有分别，而且所有人皆无配饰；契丹装束者也只有三人；宫殿的龙墀等细部并未被表现出。由于画面空间的限制（画面长宽皆一尺有余），不太可能把真实场景中殿庭里的所有人都收入，而每个人物与细部也不可能都给予充分的表现。这些都说明，《契丹使朝聘》图并不是对朝聘礼仪完全真实的描摹，而更有可能只是根据宫廷礼仪的大致面貌，图写其意。因而这种宫廷礼仪的大致面貌，应该会体现出澶渊之盟后契丹使来朝的一般场景。如前所述，该图的绘画时间如果确为北宋中后期，那么距离景德初年已有数十年的时间，绘画者对礼仪现场的把握，可能会更多地依据真宗以来契丹使朝聘的一般礼仪场景。
这个一般礼仪场景的存在，是以澶渊之盟后宋与契丹实现了长期和平局面，在对等关系下制订了较为稳定的宾礼制度为条件的。《宋史·礼志》云：
自景德澶渊会盟之后，始有契丹国信使副元正、圣节朝见。大中祥符九年，有司遂定仪注。
这个仪注，就是《太常因革礼·新礼》所载的契丹使朝聘仪注，按照仪注，朝见大致有如下的步骤：
宰、枢等升殿侍立
臣僚（常朝臣僚或百官）起居，退出
伴使起居
通事舍人引契丹使捧书匣进入殿庭
天武官抬礼物进入殿庭，起居
閤门使接契丹书匣，内侍都知拆书，宰、枢进呈
礼物抬出
契丹正使升殿，问圣体；皇帝回问
契丹正使下殿，通唤，起居；两次出班谢接待
宣赐物，正使离开
通唤契丹副使起居；两次出班谢接待
宣赐物，副使离开
契丹舍利分班入，合作一班起居，赐物，分班出
契丹通事从人分班入，合作一班起居，赐物，分班出（朝见礼毕）
仪注中的这些环节，并不是大中祥符九年（1016）确定仪注时才有的，仪注的确定只是它们的完成，而非其开始。事实上，这份仪注所包含的大部分环节，在宋太祖时与契丹的交往中，就已具雏形。《宋朝事实》所载宋初宾礼制度：
契丹……来贡者，并对于崇德殿。契丹使捧书函入殿庭，北向，鞠躬。閤门使降受，升殿以进，内侍都知受而启之。通事舍人导使者升殿，代其主跪问圣躬。上令内侍都知报问之，皆通事传译。毕，乃降阶西向，通名，起居，舞蹈，赐冠带、器币、鞍勒马。
契丹使朝见的各个环节，与大中祥符仪注中的内容大致相合。后来的仪注，就是以宋初制度为原型而调整制定出来的。景德元年，当真宗北上澶州之时，翰林学士赵安仁从行，韩杞前来，真宗即命其接伴，“觐见仪制，皆所裁定”。而赵安仁之所以能够迅速“裁定”出此番仪制，是因为他曾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能备记太祖朝书问规式”，可见此项仪制的直接源头，是宋初与契丹交接的宾礼实践。
大中祥符确定仪注，所调整的部分，是不再单独接见契丹使，仪注载：
长春殿起居班绝，皇帝崇德殿坐，枢密使已下大班起居讫，宰臣、参知政事如遇百官起居，依例押百官班入；如不遇百官起居，出，于大班退、亲王班前入起升殿侍立，臣僚起居班次。至员僚起居后，馆伴使、副一班入，通班大起居，讫，只于东面立。
这里是契丹使朝见之前的安排，分为“百官起居”与否两种情况。“百官起居”即五日一度的百官大起居，非“百官起居”则是宰臣以下近要职事的文武官员每日参加的朝拜，即所谓常起居。无论哪种情况，契丹使朝见皆可安排，遂将朝见嵌入北宋皇帝常日视朝制度之中。画面中众多北宋臣僚在场的情况，正是宰、枢等升殿侍立、臣僚（常朝臣僚或百官）等待起居的反映。这也说明，《太常因革礼》所载的契丹使朝聘仪注，可以说是关于《契丹使朝聘》图礼仪场景最合适的说明文字。
图三 Cary Y.Liu所用壁画
图四 《契丹使朝聘图》图中左下角的契丹发式者
利用这一礼仪文本，可以解决两个问题：（1）画面中的人物身份；（2）画面显示礼仪进程中的步骤。
画面中哪些人是契丹使团的成员？陈韵如认为殿庭中契丹礼物以北持笏西向的两个人物，就是契丹使者。牵马的十几个人，也是使团成员。Cary Y. Liu则认为画面左下角几个契丹发饰的人，是契丹使的仆从（Liao servants），并举出一幅辽墓壁画中同样发饰的抬桌者（附图3），作为证据。
图五 内蒙古库伦七号辽墓墓主人图
以上诸说皆不确。首先，殿庭中礼物以北两位持笏的官员，并非契丹使者，理由有二：一来契丹使一人（正使）为北面官（契丹人），一人（副使）为南面官（汉人），甚至正副使臣皆为契丹人。也就是说契丹使、副或皆着契丹国服，或一国服一汉服，朝见宋帝则身着朝服，契丹国服氈冠窄袍，与北宋臣僚宽衣大袖戴幞头者，绝不相类。二则正使朝见需要双手捧着书匣，既不执笏，也不搢笏；升殿进书后返回殿庭的朝拜，也不持笏；副使则持笏。因此，殿庭中契丹礼物以北持笏西向的两个人物，并非契丹使。
再来看牵马者的身份。认为他们是使团成员，并无根据。实际上，他们是北宋的禁军天武军官兵，是皇帝的御前卫士之一。按照仪注，正是由这些“天武官”来牵马并抬入礼物的。按照宋代制度，这批官兵，身着紫衫，头戴卷脚幞头，在其他礼仪场合也多负责担抬礼物。因其所着衫为宽衫大袖，故又称为“宽衣天武”。图中牵马之人皆着同样式的幞头，身穿大袖袍服，即所谓“宽衣天武”。
最后，既然上述二者皆非契丹使团成员，那么拥有这一身份的，只能是画面左下角臣僚班列后的三名契丹发式者（附图4）。尽管契丹侍从多以削顶垂发不幅巾者的形象，见于多幅辽代的壁画，Cary Y. Liu也仅通过一幅辽代壁画所表现的抬桌的契丹仆从，即认定本图中的契丹使仆从。不过，削顶垂发不幅巾者未必皆是契丹奴仆的装束，内蒙古库伦七号大型辽墓壁画中，有一幅墓主人图，正是身着圆领红袍、不幅巾的契丹贵族（附图5），与《契丹使朝聘》画面中契丹人的服色相同。同样的例证也可举出若干。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殿庭中臣僚班列后的三名契丹发式者，应该就是契丹使人。由于他们背对观者，所以不知是否手捧书匣。此外，画面中这几名契丹人的位置，也符合朝见仪注的安排，即契丹使需要在北宋的臣僚起居之后，再行朝见。
图六 （传）南宋马和之《孝经图》（部分）
解决了人物方面有疑义的几个问题，再来看图中其他人员的身份。北宋皇宫内朝的这座殿，包括殿门、殿庭与正殿，坐北朝南，殿门以北的殿庭中聚集了大量人员。若如前所述，整幅图按照宫廷礼仪的大致面貌，图写其意，则该殿可能以内朝的正殿崇德殿（紫宸殿）为原型。殿外有两列台阶，殿里画有几个人物，他们头戴展角幞头，身着公服，手持笏版。按照仪注，枢密使首先起居后，升殿侍立。宰臣、参知政事随后率参加起居的群臣进入殿庭，起居朝拜，然后升殿侍立。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殿内的这几个人，是北宋的宰臣、枢密使等高层官员。他们背对观者，应该是起居之后的状态。殿中另有面白无须，头戴展角幞头，身着窄袖服装，面南拱手肃立之人，应该是皇帝身边的内侍，他们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并随时祗应皇帝的要求。
殿上楹柱间被帘遮挡的地方是皇帝的御座，左右的大臣都面向这个部分躬身侍立。刘和平曾推测，从《景德四图》的其他几幅来看，画家用垂帘的方式来避免画出皇帝本人。这一点也可得到宋代制度方面的印证。按照北宋仪制，除大朝会、大祭祀、丧礼（丧期）以及皇太后听政等情况外，常日的朝见中，一般并不在殿上垂帘。画面上的帘，明显是为了避免画出皇帝本人，而又需要表现殿上其他人的活动而增设的。在若干宋画中（附图6），也都可以看到朝拜之时，殿上并不垂帘。
殿下的庭中，自北向南，首先是东西两列头戴展脚幞头、身着窄袍、手持银骨朵侍立的卫兵，他们属于北宋禁军的御龙骨朵子直，是皇帝的御前侍卫部队之一，在这里作仪仗兵。画面正中位置，是两列共十个担床，上有契丹礼物。担床以东为首，自东向西依次排列。牵马的宽衣天武官北边，仍有两列宽衣天武，他们负责担抬这些担床进入殿庭。这批担床南北皆是北宋的臣僚。担床以北，当是首批起居朝拜的亲王班，他们公服秉笏，正要前去两阶之间的龙墀处起居。担床以南是两列等待起居的朝臣。他们要在亲王班起居后，依次分班朝拜皇帝。
在契丹使朝见的礼仪进程中，画面所体现的是哪一步？就画面呈现的整体状态而言，它处在朝见礼仪的开头部分。此时宰枢等升殿侍立，大批臣僚等待起居。如此来看，画面与仪注文本就有两点不合：（1）契丹使朝见，本在臣僚起居完毕退出殿庭之后，图中却画在了一起。（2）臣僚等待起居之时，契丹使与契丹礼物尚未进入殿庭，图中将契丹礼物置于中心，而契丹使则在臣僚班后。这是将朝见仪式的开头几个步骤画在了一起。惟其如此，才能造成这样几点效果：
一，契丹礼物居于画面中心位置，相当突出，代表了“契丹使朝聘”的主要内容是契丹在北宋臣僚云集的场合进献礼物；
二，作为朝聘礼仪展演的主角之一，契丹使被画在了画面的左下角，相当不突出，甚至不太容易被认出，他们排列在大批北宋起居臣僚之后，拱手肃立，等待朝拜；
三，画面中众多北宋的朝臣，既是契丹进献礼物的见证人，同时也营造出了这一重大礼仪场合肃穆、凝重的秩序感。朝臣与契丹人的相对位置，也在向观者宣示着契丹在整个秩序图景中的地位。
由契丹礼物的突出，与作为契丹皇帝代表的契丹使被摆在非常不突出的位置，可看出图像传达的是契丹向北宋贡献礼物，隐含契丹对宋臣服之意。而这种关系的成功实现，并非利用如图左文字中所说的“征伐”、“和亲”的手段，而是以“遗赂”、“聘好”实现的，正所谓“款接之问，亦为远驭矣”。这种和平手段所实现的契丹来朝，是比汉唐“征伐”、“和亲”更加有效的手段。而手段背后的关系，仍是中央王朝与“夷狄”之间的“君-臣”关系。
关于图像所突出的礼物传达的意涵，于史实尤可印证。史载宋真宗景德二年契丹使朝见后，
帝以礼物宣示近臣，又出祖宗朝所献礼物示宰相，其制颇朴拙，今多工巧，盖幽州有织工耳。自后使至，必以所献绮帛分赐中书、枢密院，及以果实脯腊赐近臣三次。
真宗将契丹礼物宣示并赐予臣僚，正是将礼物作为传递契丹臣服的媒介物，或者“远驭”契丹的成果，传递给自己的臣僚。
与此相应，北宋方面送给对方的礼物，皇帝都要邀请近要大臣一同观看，这形成了一种“故事”。双方互致礼物，本是对等关系的物质体现，北宋的这一“故事”，却从两方面都掩饰了这种关系：一方面送给契丹的礼物，礼仪性的观阅向臣僚显示天子的“怀柔远人”，而另一方面共观契丹礼物，则为了向臣下宣示“四夷来朝”。祥符仪注的一个细节也明白地体现这一点，即契丹皇帝被称为“契丹国主”。宋方送给来使的牲饩，也做上“大辽国贺”的标记。其实在宋太祖时，契丹使首次朝见宋太祖，史臣就特意记下了契丹国书称“契丹国”这一笔，而后来就有人据此说这是“遣使称藩”。并且，契丹使在宋的活动安排，都有这种意思的体现，比如他们被安排参加帝、后的祝寿活动，大朝会（元会、冬至等）、大祭祀（郊祀、封禅、明堂等）的陪位，都是北宋方面在努力塑造“万国来朝”的场面，其背后何尝有“对等”的理念要去表达？这与《契丹使朝聘》图所表达的涵义，都是要在北宋内部构设并宣传一幅以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图景，这也就是“训诫”的内容所在。图画也好，宾礼也好，都是安顿内部秩序的手段，是争取天下“正统”的题中之义。就此而言，客观地来讲，尽管宋与契丹之间确实存在对等关系，但就像画里所表达的那样，朝拜皇帝的宾礼并不是为了展示与宣扬这种对等关系。这并不矛盾，而是在不同的领域内使用不同的话语，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而已。
回到《景德四图》，如Cary Y. Liu所言，画上每个部分所画都是真宗时期的大事件，整幅图卷很可能是后来为了表彰和纪念真宗在外交、军事、治水、文化等方面的治理才能而作。因而澶渊之盟非但不是耻辱，反而被赞许为真宗朝在军事与外交方面的一大胜利，而契丹则是请和者。不过，与其说《景德四图》是为了去追认澶渊之盟的功绩，就不如说景德之后实现的常态化“契丹使朝聘”，仍然透过图卷传递出北宋居于当时东亚国际秩序中心位置的理念。并且，通过宫廷中不定期的君臣共观书画等活动，北宋关于国际秩序的理念被反复重申，成为传承不断的特定政治话语。
转自“文獻學與四庫學”微信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