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曾爲晚清藏書家周星詒收藏，通過鈐蓋於該本之上的藏書印、紙鋪印記等相關綫索，及與遼寧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一年孔繼涵鈔本進行文本比對後發現，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應係四庫館臣私鈔館書的產物，其鈔成時間應當早於孔繼涵鈔本，甚至極有可能就是館臣程晉芳的私鈔本。該本雖很有可能是《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目前所見最早的版本，但因其私鈔的性質，鈔寫倉促，該本存在大量訛漏倒誤，甚至錯簡的現象，導致版本質量不佳。另外，該本雖少部分保留了《永樂大典》中《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原貌，但絕大部分清人避忌和大部分遼金人名之處皆遭四庫館臣篡改和改譯。因此該本並不適合當作整理《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底本，只可當做參校本。不過該本在現存眾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版本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是釐清版本系統與各版本源流的重要參照與綫索，其研究價值則不容忽視。
作者簡介：胡坤，男，1980年生於西安，歷史學博士，現任教於西北大學歷史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爲宋代政治制度史，近年來主要從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點校和研究工作。
近年來出於整理《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以下簡稱《要録》）的需要，筆者逐步展開對《要録》版本的調查與相關的研究工作。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既往《要録》版本的研究成果存在很大的缺憾，其主要原因在於散見國內各大圖書館的多種《要録》清鈔本沒有得到充分重視，甚至部分版本不爲學界熟知。這種狀況不但使學界對《要録》版本系統認識模糊，而且也影響了對《要録》的使用和利用。有鑒於此，筆者不揣谫陋，欲對《要録》所有存世版本進行梳理，釐清該書的版本系統和流傳情況，利於學界的使用，同時也爲《要録》的整理提供參考。本文即爲筆者系列研究之一端。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要録》（以下簡稱“臺圖本”），二百卷，前有四庫館臣所撰書前提要，無目録，分訂三十二冊，全幅28.1×17.1cm。該本鈔于無邊欄素紙之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其藏書印鈐蓋情況如下：每冊卷首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朱文方印，提要首葉鈐蓋“茂苑香生蔣鳳藻秦漢十印齋祕篋圖書”朱文方印一次，提要首葉及卷一首葉鈐蓋“祥符周氏瑞瓜堂圖書”白文方印各一次，卷一及卷八首葉鈐蓋“曼嘉”朱文方印各一次，提要尾葉及卷一五首葉鈐蓋“詒印”白文長方印各一次，卷一五及卷二二首葉鈐蓋“季貺”朱文方印各一次，卷八首葉鈐蓋“星詒”朱文長方印一次，卷二二首葉鈐蓋“星詒印信”白文方印一次，卷二九首葉鈐蓋“榖之”朱文方印一次，卷四三首葉鈐蓋“壽潛室手校”白文長方印一次。提要、卷一、卷三六、卷四三、卷五〇首葉尚鈐有印文皆爲“周星詒印”的大小、字形不同的白文方印二。另該本中還鈐有兩方特殊的長方戳記，一方爲“吳正有號”，一方爲“敦裕脩記”，字皆楷體，四周飾以花紋。提要尾頁尚有兩段題記，其一曰：“同治四年正月購自福州陳氏，價二十千錢，三月初四日閱起記。曼嘉星詒。”其二曰：“是本抄之日草草，訛誤脫落至不可閱，今略正其顯者，當續求善本一一正之。第一冊卷之六缺‘十九’一頁。”
從上述臺圖本的基本情況來看，一望可知，此本曾爲清晚期著名藏書家周星詒所藏，除此之外，似並無特別之處，然而若細究其中的綫索，並將該本與筆者所掌握的其它版本中的文字進行比勘，或者可以發現該本的一些特別之處。
一、上下勾連：基於周星詒藏書印、題記所作的版本考察
从上文所敘及臺圖本的基本情況來看，周星詒留下的綫索最多，因此從周星詒入手探討臺圖本的收藏、流傳情況也最爲直接可行。周星詒（1833-1904），字季貺，又字曼嘉，原籍河南祥符，后遷居浙江山陰，是晚清著名的學者、藏書家，其藏書處有書鈔閣、傳中堂、瑞瓜堂等。因此臺圖本所鈐蓋的“祥符周氏瑞瓜堂圖書”、“曼嘉”、“詒印”、“季貺”、“星詒”、“星詒印信”、“周星詒印”諸藏書印印主皆是周星詒無疑。另外臺圖本鈐蓋的“壽潛室手校”印的主人則是周星詒續娶之妻李蕙。
雖然周星詒是臺圖本的收藏者之一，但從臺圖本中的其它綫索來看，周星詒既不是首位，當然也不是最後的收藏者。周星詒之前臺圖本的收藏、流傳情況關涉到對該本版本價值的判斷，且情況較爲複雜，姑留待後文詳述，這裡先對周星詒之後該本的流傳，直至入藏臺灣“國家圖書館”的情況進行大致的梳理。
周星詒於咸豐十年（1860）以同知銜分發福建後補知縣，同治二年（1863）爲邵武府同知，歷官至建寧府知府。根據臺圖本提要尾葉的題記可知，周星詒於同治四年（1865）正月從福州陳氏手中購買該本，是爲收藏之始。約在光緒九、十年之際，時爲建寧知府的周星詒因虧空公帑獲罪，無力償還，其友“蔣香生（蔣鳳藻）太守出三千金資之，遂以藏書盡歸蔣氏心矩齋”。儘管根據學者的研究“周氏書鈔閣之書除歸蔣氏外，又有歸於歸安陸心源者”，但從臺圖本所鈐蓋的“茂苑香生蔣鳳藻秦漢十印齋祕篋圖書”印來看，至少該本在周星詒獲罪後是歸藏於蔣鳳藻的。
蔣鳳藻在光緒末年去世後，其藏書也因此散出。臺圖本是如何輾轉入藏臺灣“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由於筆者掌握的資料不足，其過程及詳情亦不得而知。不過國立中央圖書館的首任館長蔣復璁先生在1943年曾撰寫過一篇《國立中央圖書館概況》的文章，其中提到：
惟稀見之稿本，富於材料之珍槧，亦不惜重價，隨時購備，如二十九年（1940）教育部向吳興許氏購善本書七十餘種，交本館珍藏，繼又奉行政院令搜集因戰爭而散佚之善本，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墊撥款項，進行以來，購入甚多，現在分別妥藏各處，以策安全，其他如金石拓片，古今輿圖皆盡量徵購，以爲設立專藏之基礎。
據此可知，國立中央圖書館在籌備及創設初期曾多方籌措款項對古籍善本進行購置，或者臺圖本正是在此等情形之下入藏館中。1948年秋，淮海戰役之後，國民政府風雨飄搖，國立中央圖書館奉命遷臺，臺圖本也因此從大陸到了臺灣。1996年國立中央圖書館易名爲“國家圖書館”，臺圖本便一直在該館中保藏至今。
前文大致梳理了臺圖本在周星詒之後的流傳、收藏情況，接下來再對該本在周星詒之前的相關情況進行詳細考察。探究周星詒之前臺圖本的收藏情況，最直接的證據便是該本提要尾葉周氏的題記，爲便於觀察，這裡再將該段題記迻録如下：
同治四年正月購自福州陳氏，價二十千錢，三月初四日閱起記。曼嘉星詒。
據此可知，臺圖本迺周星詒購自“福州陳氏”，此處雖指明了售書者的邑里姓氏，但並未有名字，於此尚需考索，以明確臺圖本之前的主人爲誰。
清代中晚期福州陳姓藏書家，有名者莫過侯官陳徵芝。清同光時詞人張景祁嘗填《買陂塘》詞，詞前小序有云：
侯官陳蘭鄰（陳徵芝字）先生，嘉道間爲會稽秀水令，謝事歸，盡以鶴俸購書籍，所得多善本，曾繪歸舫載書圖，高致可想也。
這段小序將陳徵芝的大致生平已介紹清楚。陳徵芝是生活在清代嘉慶、道光之際的福州藏書家，其活動的時間範圍與周星詒相距不遠，因此“福州陳氏”很有可能就是指陳徵芝及其後人。陳徵芝有藏書樓曰“帶經堂”，其去世後，孫陳樹杓將祖父藏書編目，即陸心源所云“《帶經堂書目》五卷，侯官陳蘭鄰大令所藏書也”，該書目後由鄧實依陳氏原稿本刊行。在鄧實爲該書所寫的序文中，有“後陳氏藏書大半歸之季貺（周星詒）”一句，據此即可基本斷定周星詒在臺圖本題記中所云之“福州陳氏”即爲陳徵芝家。又《續修四庫全書》收有一部清代錢曾所撰《讀書敏求記》，該書曾爲周星詒所藏，且書中留有手批。該書卷一“說文解字三十卷標目一卷”條有周氏眉批云：
二書福州陳氏帶經堂藏有宋刻本。丙寅歲（同治五年），自建寧晉會垣向星村秀才索觀，則爲其從兄攜赴臺陽學舍矣，悵惜久之。陳氏居在文儒坊，其先人蘭鄰大令以名進士爲令浙江，藏書極富。星村名樹杓，亦善鑒別，予所得書泰半得之渠家。
據周星詒的這段眉批所云“予所得書泰半得之渠家”，可確定“福州陳氏”乃陳徵芝家。同時根據“丙寅歲”及臺圖本周星詒題記中“同治四年”的信息，可推知在同治四、五年之際周星詒與陳徵芝之孫陳樹杓有過較爲頻繁的接觸，故可進一步確定臺圖本當是陳樹杓售與周星詒的。
既然臺圖本係周星詒得自陳徵芝帶經堂藏書，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陳徵芝又是從何處得到該本呢？清末學者譚獻《復堂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見陳氏《帶經堂書目》多有影宋抄本，蓋黃蕘圃（黃丕烈號）舊藏，後歸王惕甫（王芑孫號）。陳徵芝蘭鄰官浙江時又得之惕甫，乃入閩。此其流傳端緒也。
據譚獻所云，陳徵芝帶經堂所藏的“影宋抄本”得之於王芑孫，而王芑孫又得之於黃丕烈。臺圖本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影宋抄本”，但有沒有可能也是按照如此流傳歸於陳徵芝呢？
從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除《復堂日記》所載之外，並未見到有關陳徵芝與王芑孫直接交往的材料，且陳徵芝的主要活動年代在嘉道時期，而王芑孫則是乾嘉時期之人，二人若有交集也應當在王芑孫晚年。據王芑孫之行實可知，芑孫於嘉慶十二年（1807）歸長洲（今蘇州）里居，直至嘉慶二十二年冬病卒，皆未離開過蘇州。而據張景祁所記，陳徵芝“嘉道間爲會稽秀水令”，即便時間上容或有交集，可空間上長洲、秀水儘管相距不甚遠，卻仍有懸隔。因此陳徵芝得以收藏王芑孫之藏書，當是芑孫歿後，從王氏子弟手中而得。
具體到臺圖本是否原爲王芑孫舊藏後入於陳徵芝之手的問題，還是需要從臺圖本中尋找綫索。前文提到過臺圖本卷二九首葉鈐蓋“榖之”朱文方印一次，此印或可將臺圖本與王芑孫聯繫起來。據同治《蘇州府志》卷八九“王翼孫”條載：
翼孫無子，以兄芑孫次子嘉福爲子。嘉福字榖之，襲職補儀徵城守守備，陞江西文英營都司，工詩，尤善填詞。
王芑孫弟翼孫乾隆末任湖北襄陽呂堰驛巡檢，嘉慶元年（1795）白蓮教起事，翼孫死難。因翼孫無子，乃以兄芑孫次子嘉福承其後。後嘉福所任皆爲武職，然工詩詞，因其號二波，有《二波軒詩集》、《二波軒詞選》傳世。僅從王嘉福字榖之一點，很難確定臺圖本所鈐“榖之”印之印主，即便結合《復堂日記》所載，也只能說“榖之”印屬王嘉福的可能性較大。目前亦無直接證據證明陳徵芝與王嘉福有交往，故根據臺圖本所提供的綫索從周星詒上推至陳徵芝即已告斷，“榖之”印因不能確定印主，也只能聊備參考，無法繼續上推。
儘管目前關於臺圖本流傳、收藏的考證陷入僵局，但在直接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根據史料作出適當的推斷，即便不能確定，仍有參考啟發之用。另外，若在推論的基礎之上再行推論，所得出的結論固然極有可能背離真實，但也還是存在正確之可能。有鑒於此，筆者擬假定“榖之”印主爲王嘉福，且臺圖本係其生父王芑孫舊藏，后入王嘉福之手，以此爲基礎，作進一步的推斷。
如果假定臺圖本係陳徵芝得自王芑孫舊藏，順著《復堂日記》所載的綫索，則王芑孫藏書有可能來自黃丕烈。黃丕烈與王芑孫同鄉，俱是江蘇長洲人，二人早年即相識，惟交往不甚密。嘉慶十二年王芑孫歸鄉里居，二人過從漸多，至於結爲兒女親家。黃丕烈自號“佞宋主人”，家中多藏宋槧舊本，王芑孫也曾多次受邀觀書，甚而借、鈔。從二人交往行實來看，王芑孫從黃丕烈手中獲得《復堂日記》所載之“影宋抄本”，可能性似乎很大。然而王芑孫比黃丕烈長九歲，且比黃丕烈早卒八年，二人皆是愛書之人，且有親友之誼，按照一般情況推測，黃丕烈舊藏是不太可能流向王芑孫的。又據同治《蘇州府志》載：“孝廉（黃丕烈）歾，其書爲汪觀察士鐘稇載而去，雖易主，未嘗散也。”以此觀之，黃丕烈之書當大部歸於汪士鐘，則臺圖本係王芑孫得自於黃丕烈的可能不大。
除了得自黃丕烈，是否還存在其它可能呢？目前從已有的史料來看，已不太容易做出推斷，不過從筆者目前已經眼的無錫圖書館藏清鈔本《要録》（以下簡稱“錫圖本”）中，卻發現了一條值得注意的綫索。
錫圖本，二百卷，書前有四庫館臣提要和目録，凡一百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白口單魚尾，魚尾之上印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字樣，四周雙邊。筆者曾將錫圖本與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要録》（以下簡稱“上圖本”）進行過簡單比對，從魚尾之上刊印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字樣及邊欄，包括行數、字數來看都是驚人的一致。有關錫圖本的具體情況，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容筆者另文研究。這裡需要關注的是錫圖本卷一首葉右下鈐有三方藏書印，按自上而下的順序分別是“郭氏祥伯”白文方印、“袁枚”白文方印、“惕甫”朱文方印。這三方藏書印的印主比較好確定，分屬郭麐、袁枚和王芑孫。此三人屬同時代之人，且相互之間都互通有無，只是袁枚屬長輩，王芑孫與郭麐則爲平輩，且王芑孫年長郭麐。從三人的關係來看，袁枚與郭麐有師生之誼，郭麐與王芑孫則爲朋輩之交，相較而言，袁枚與王芑孫的關係則較爲平常。根據錫圖本的這三方藏書印，再結合三人之生平、交遊行實，即可斷言錫圖本存在著從袁枚到王芑孫的流傳過程。至於郭麐在其間扮演何等角色，筆者未及細考，且此事與本文主題關涉不大，姑存之以俟將來。根據錫圖本這一綫索的提示，臺圖本的流傳或許也存在從袁枚到王芑孫的可能性，只是有關此點並不易坐實，目前也僅是推測而已。
至此，基於臺圖本中周星詒所留綫索進行的上下勾連已告一段落，根據前文所述，可以確定臺圖本的收藏，存在着自陳徵芝經周星詒、蔣鳳藻，最後入藏臺灣“國家”圖書館的流傳過程。至於陳徵芝之前的流傳次第，因目前的綫索絕少，且傳世史料亦無專門之記載，並不易確定。不過，根據“榖之”印主極有可能是王芑孫次子王嘉福的情況進一步推測，臺圖本也有可能曾被黃丕烈或袁枚收藏過，只是尚不能予以有效證明。
二、比勘讎校：通過與孔繼涵鈔本比對所作的版本考察
前文以臺圖本中周星詒的藏書印、題記爲綫索進行版本流傳的考察，推至陳徵芝，綫索即已告斷，雖勉力再行推測，所得也不過是臆測，未足爲據。至此，筆者擬用版本比勘之法，將臺圖本與其它版本進行比勘，俾有所發現。採用此法，重點在於選擇何種版本與之比勘。經過比對筆者已掌握的《要录》諸版本，最終確定遼寧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一年孔繼涵鈔本（以下簡稱“孔鈔本”）爲與臺圖本比勘的版本。所以如此，理由有二：
其一，孔鈔本在提要葉之後、卷一首葉之前有一段孔繼涵本人用朱筆寫就的跋語，交待了該本的來源，即“是書爲同年程吏部魚門（晉芳）自《永樂大典》中抄出……予借其底本抄副”；同時也交待了鈔成裝葺的冊數“書三十四冊”，裝葺的時間“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有二月廿六日癸亥立春之日”。該本有明確的來源及裝葺的時間，利於對比時有準確的參照。且該本早於七閣《四庫全書》中的任何一部，具有一定的版本價值，這也是目前筆者所掌握的其他版本不具備的條件。
其二，臺圖本與孔鈔本皆用無邊欄之素紙鈔成，且裝葺冊數相近，前者爲三十二冊，後者爲三十四冊，從形式上來看，兩者最爲接近。唯一遺憾的是孔鈔本缺最後的四冊二十卷的內容，目前僅存前三十冊，計一八〇卷，虽如此，但對比勘的影響並不大。
臺圖本與孔鈔本進行文字比勘，最引人注意的一處發現是兩本《要録》卷九“建炎元年九月壬辰”條注文與現在通行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在此將臺圖本該段注文加標點及校勘，迻録如下：
洪皓《松漠記聞》云：“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爲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三（按：當作“二”）子：長曰二太子，爲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蒲路虎，爲兗王、太傅、領尚書省事。長子固碖，側室所生，爲太師、梁國王（按：當作“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按：孔鈔本作“其”）三曰太子（按：“太子”前脫“三”字），爲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爲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邢（按：孔鈔本作“刑”，臺圖本係由“刑”校改作“邢”）王，爲燕京留守，打毬墜馬死。” 張匯《節要》云：“今主完顏亶，小名曷剌馬，乃阿骨打第二子室曷之子，人傳乃昔寇京城者二太子窩里孛之子，非也。蓋阿骨打有子十餘人，臣畧能記其八：一曰阿補別一（按：“別一”二字爲衍）；第二曰室曷，今金主亶之父；三曰沒梁虎，與室曷同母，乃正室所生；四曰窩里孛；五曰窩里鳴（按：“窩里鳴”乃“窩里嗢”之誤，後亦誤）；六曰兀朮；七曰窩里混，名宗雋，與窩里孛、窩里鳴同母；八曰阿魯保，封邢（按：孔鈔本作“刑”，臺圖本係由“刑”校改作“邢”）王，與兀朮同母。蓋阿骨打用兵之初，長阿補在世，呼作大太子（按：孔鈔本“大太子”前衍“太子”二字），而第三子已亡（按：“第三”前脫“第二”二字），窩里孛存焉，所以人不知其詳，便呼作二太子。自阿里孛之下（按：“阿”當作“窩”），從而誤呼之。”苗耀《神麓記》云：“武元九子：正室生第三子聖果，名宗浚，乃亶父；第七子蒲陽虎，名宗朝。繼室生元帥二太子，名宗傑；第六子宗雋。庶子宗幹（按：“庶”字之前脫“長”字），乃亮父。元妃（按：“元妃”當作“賢妃”）生元帥三太子宗堯，乃褒父。德妃生元帥四太子兀朮，宗弼（按：“宗”字前脫“名”字）；第八子阿魯；第九子孛山（按：“孛山”前脫“阿魯”二字）。” 張棣《金國記》云：“阿骨打四太子：長宗幹，亮之父；次宗浚，亶之父（按：其下二本皆衍“次宗浚亶之父”六字）；次宗弼，褒之父；次宗敏。”此四書皆不同。按：《金太祖實録》云“太祖十有六子”，則諸書所云，當有未盡。反覆參考，惟苗耀所記差詳，今從之。如宗浚小字，耀以爲“聖果”，皓以爲“繩果”，不過語音之訛，而匯乃以爲“室曷”則差矣。宗幹小字，皓以爲“固碖”，匯以爲“阿補”；宗雋小字，皓以爲“蒲路虎”，匯以爲“窩里混”，亦復不同。皓謂固碖名宗秀，粘罕名宗幹，而本朝乃避“幹”字，則“幹”決非罕名。皓以兀朮爲第四，亶之父爲第五，而《講和録》有兀朮所上之書，乃云“皇叔具官”，完顏兀朮決非第四。皓久在金國，且爲悟室館賓，不知何以差誤如此。逺事不可盡知，今從所（按：孔鈔本脫“所”字）知附入，更俟博恰者問之。
以上這段文字文淵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廣雅書局刻本，仁壽蕭氏刻本，上海圖書館、無錫圖書館、重慶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鈔本皆不見，上述諸本此處皆作“此據苗耀《神麓記》”。這段文字的史料價值並不大，所引之書多可根據《松漠紀聞》、《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引《金虜節要》、同書同卷引《神麓記》及《大金國志》卷二《太祖武元皇帝紀》下進行校勘，所獨有者惟張棣《金國記》與後半部李心傳之按語。這段顯然是李心傳原注的文字爲何只存於臺圖本和孔鈔本？據筆者的推測，當是該段文字是注文，所涉之事亦無關宏旨，且文中多有女真人名，有改譯困難之虞，故四庫館臣盡數刪去，代之以“此據苗耀《神麓記》”，亦可大致概括這一段並不短的文字之主旨。如果筆者上述推測不錯，僅憑此點即可斷言在《要録》的諸多版本中，臺圖本和孔鈔本就當早於其它版本。考慮到孔鈔本鈔成於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1777），如果能排除臺圖本後鈔的可能，則該本亦當在乾隆四十一年前後不遠的時間內鈔成。
除了臺圖本和孔鈔本都多了這一段相同的文字外，這段文字本身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即引文中標有下劃綫的兩段文字。筆者將這兩段文字在兩版本中的位置標示出來，可見圖1和圖2。先看第一段“長阿補在世呼作大太子”，此句在臺圖本的下部，卻在孔鈔本的上部，且孔鈔本衍“太子”二字。這樣的位置分佈再結合孔鈔本出現的衍字，很令人懷疑孔鈔本是以臺圖本爲底本進行鈔寫的，因爲鈔寫時底本提行之處，出現衍字、漏字的機率是最大的。再看第二段文字，兩本皆衍“次宗浚亶之父”六字，所不同的是臺圖本第一遍“次宗浚亶之父”鈔完已到了本行的底部，第二遍是提行又鈔一遍，顯然這是鈔寫時未用心，提行時忘記這句已經鈔過，故而導致又鈔一遍。可反觀孔鈔本此段文字的分佈，到達本行底部時只鈔到了“次宗浚亶”，顯然這並不是語氣應該停頓的地方，如果所鈔之底本此處無誤，是不應該發生衍“次宗浚亶之父”六字的情況。有下劃綫的第二段文字孔鈔本出現的衍字似乎再一次提示孔鈔本的底本是臺圖本。臺圖本與孔鈔本擁有其它版本都沒有的這段注文，以及下劃綫的兩段文字在兩個版本中的位置分佈，種種跡象似乎都在提示着兩個版本的關係，不過單憑這些跡象仍不足以認定孔鈔本鈔自臺圖本。於此仍需進一步比勘，以獲得更多的證據。
通過進一步比勘，筆者發現了臺圖本與孔鈔本共同出現的一處錯簡現象，爲了準確描述錯簡出現的位置，現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冊數及頁碼爲準，述之如下：
《要録》卷一一六，第二冊572頁上欄第9行“至是，祠部員外郎兼權禮部勾龍如淵言”之下本該接“宗廟祀典不可久曠”，然而臺圖本和孔鈔本接的卻是第二冊573頁上欄第4行的注文“王鎬得恩澤在今年八月癸卯”，即自572頁上欄第9行“宗廟祀典不可久曠”至573頁上欄第4行“爲下州文學”一段文字在臺圖本和孔鈔本中脫漏了（見圖3、圖4）。不過當翻到本卷的後面，卻發現這段文字並非真正的脫漏，而是被置於第二冊574頁下欄第四行“及是將回蹕”之後，“議者乃言”之前。換而言之，這其實是一處錯簡現象。如果單從孔鈔本來審視這處錯簡，會發現圖4中脫漏的文字，其位置在圖5中是分屬兩葉，且脫漏文字的起始和結尾並不在所在行的行首和行尾。孔鈔本所呈現的這一現象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一般來說出現錯簡現象是因連接簡牘或書葉的綫繩或皮繩斷開，重新連綴時不甚仔細，從而導致的次序錯亂。根據這一特性，出現錯簡現象都是整枚簡牘或整葉紙被放置在了錯誤位置。一旦出現了如圖5所示分屬兩葉內容的錯簡現象，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孔鈔本所鈔的原始底本發生了裝訂錯誤，而孔鈔本的鈔手惟知照字録文，將底本的裝訂錯誤延續了下來。至此我們再來看一下臺圖本中這段錯簡的位置，如圖6所示，圖3所示脫漏的文字恰好是一整葉，而仔細觀察圖3也不難發現，發生脫漏之處恰好是在兩葉之間，這說明臺圖本的錯簡是因裝訂失誤造成的，而非鈔寫失誤。臺圖本和孔鈔本中的這一處錯簡現象爲之前“孔鈔本鈔自臺圖本”的推測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證據。
圖3 臺圖本脫漏情況
圖4 孔鈔本脫漏情況
圖5 孔鈔本中圖4所示脫漏文字之位置（從右至左兩箭頭之間的文字）
圖6 臺圖本中圖3所示脫漏文字之位置（方框內的文字，閱讀順序爲從右到左）
如果上述錯簡現象只此一處，或許還有偶然的因素在其間，可是類似的錯簡現象卻並不止有一處，筆者在此再舉一例，仍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之冊數及頁碼爲準，現述之如下：
《要録》卷一二四，第二冊第694頁上欄第五行已將紹興八年十二月丙子條的記事敘完，緊接着提行，即在第六行記丁丑條記事，然而孔鈔本卻提行記“以爲腹心而信之如蓍龜者”至“明日上詔宰”一段，而這一段文字本應在第二冊第694頁下欄第一三行“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之下至696頁上欄第一三行“執就館見使人”之上。若以孔鈔本出現錯簡的這一葉算作第一葉的話，這段文字從第一葉b面的后半部開始，鈔滿了第二葉a、b面、第三葉a、b面，直至第四葉a面的中後部止。而臺圖本此處同樣出現了錯簡，若仍以臺鈔本出現錯簡的這一葉算作第一葉，則這段文字從第一葉a面起始位置開始，一直到第二葉b面結尾位置終止，整整佔據兩葉。要解釋這種現象，仍是“孔鈔本鈔自臺圖本”的推測最爲有力。
如果說錯簡的情況出現一次是偶然，出現兩次就不是偶然能夠解釋的了。上述兩例錯簡的情況，基本就能確定孔鈔本鈔自臺圖本。不過，這裡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考慮，即臺圖本鈔成的時間必須比孔鈔本早，上述推斷才能成立。如果臺圖本晚於孔鈔本，上述現象也有可能出現，比如臺圖本所鈔的底本有錯簡的現象，且所鈔底本每半葉的行數、每行字數與臺圖本完全相同。當然，這種可能性比較小，但尚不能完全排除，這裡至少需要證明臺圖本鈔成時間與孔鈔本在同一時間範圍，再結合上述兩本多出的文字和錯簡情況綜合判斷，方能確定臺圖本早於孔鈔本。
若要實現上述研究設想，最直接可行的辦法即比對兩本的用紙，通過對紙質地、纖維進行考察，進一步確定兩本所用紙的年代，從而斷定兩本鈔成的時間範圍。然而筆者據以考證的臺圖本的版本出自臺灣“國家圖書館”網站所公佈的掃描件，且經過後期處理，已經看不出原紙的樣貌。另外，筆者尚無通過用紙斷定年代的能力，所以這方面的考察只能付之闕如，以待博雅君子。筆者目前能做的即利用臺圖本中“吳正有號”和“敦裕脩記”兩方戳記，結合相關資料進行考證。
首先来看“吳正有號”戳記，其在臺圖本中的位置是卷九七末頁左側中下部空白處，印文倒置，且一側花紋被壓於裝訂綫內（見圖7，因圖片較模糊，其形制可參見圖8所示“吳正昌號”戳記）。同樣的戳記據張恒怡先生搜集的材料，還見於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周易本義》明崇禎十四年（1641）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冰壑詩集》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周永年進呈舊鈔本，臺灣東海大學圖書館藏《金史（附考證）》據乾隆四年（1739）校勘本補修本，四川三峽學院圖書館藏《佩文韻府》康熙五十年（1711）內府刻本，以及《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另外張恒怡先生還發現日本“靜嘉堂本卷一六〇第九頁板框與裝訂綫之間的空白處有一紅色楷書長方陽文戳記，‘吳正有號’”，并認爲該本“應該就是邵氏（邵晉涵）在四庫館輯校《舊五代史》時的工作稿本”。除此之外，筆者還發現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春秋分紀》清查燕緒手校舊抄本亦鈐有“吳正有號”戳記。而“吳正有號”戳記究竟意味著什麼，張寶三先生則通過詳細的考證，確定其當爲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蓋之紙廠印記之一。
圖7 臺圖本“吳正有號”戳記位置及反向放大圖
圖8 《皇朝通鑑長編記事本末》中的“吳正昌號”戳記
上述鈐有“吳正有號”之諸本，除《春秋分紀》不能確定具體年代之外，其餘諸本皆是康熙至乾隆時期形成的版本，至於汲古閣刊本《周易本義》則極有可能不是明末的版本，而是清代的重刊本。至此可以大致確定鈐有“吳正有號”的紙張，其生產年代應在清代康雍乾時期，而張恒怡先生則根據鈐有“吳正有號”的本子中“《冰壑詩集》與《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皆為四庫館工作中的產物”，進一步推測“當時四庫館進行工作時所利用的紙張部分是由‘吳正有號’、‘吳正昌號’等紙鋪所生產的”。
如果將上述推定結果用以觀察鈐有“吳正有號”的臺圖本，不難推出臺圖本鈔寫用紙的生產年代當在清代康雍乾時期，同時“吳正有號”的紙產品曾是四庫館臣的工作用紙。據此臺圖本就極有可能與《四庫全書》的編修工作以及四庫館臣有直接的關聯。
臺圖本除了鈐有“吳正有號”戳記，據敘録記載，該本還鈐有一方“敦裕脩記”的戳記，湊巧的是孔鈔本中亦有此方戳記，共鈐蓋三次（見圖9、圖10），從其形制來看，與圖7、圖8所示之“吳正有號”和“吳正昌號”戳記極爲相似，故“敦裕脩記”也應該是紙廠印記。臺圖本與孔鈔本共同鈐蓋有“敦裕脩記”的紙廠印記，這已經充分說明兩本的時代非常接近，如果再結合“吳正有號”紙產品曾是四庫館臣的工作用紙，以及孔鈔本跋語中所云 “是書爲同年程吏部魚門（晉芳）自《永樂大典》中抄出……予借其底本抄副”、“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有二月廿六日癸亥立春之日裝葺完好”之語，可進一步確定臺圖本與孔鈔本成書於同一時期，且是四庫館臣借修《四庫全書》之際私鈔館書的產物。
圖9 孔鈔本第27冊書尾卷160後所鈐“敦裕脩記”及放大圖
圖10 孔鈔本卷152卷中及卷尾所鈐“敦裕脩記”
從前述的三方面內容可以看到，無論是臺圖本與孔鈔本相較其它諸本多出的一段文字，還是兩本錯簡之處所反映出的情況，無一例外地指明孔鈔本鈔自臺圖本有著極大的可能性，而通過“吳正有號”、“敦裕脩記”的考辯，進一步確定臺圖本與孔鈔本當成書於同一時期。如此而綜觀之，即可明確認定孔鈔本就是依據臺圖本鈔寫而來的副本。如果再結合孔繼涵跋語所云“是書爲同年程吏部魚門（晉芳）自《永樂大典》中抄出……予借其底本抄副”，則臺圖本應該就是程晉芳鈔本。根據程晉芳的行實，乾隆三十六年程晉芳中進士，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庫開館，程即在大臣的舉薦下進入四庫館。如此則臺圖本成書的時間上限當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其成書下限當在孔鈔本鈔成裝葺之時，即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1777）。考慮到臺圖本書前提要落款時間爲乾隆三十八年十月，而孔繼涵鈔書也需要三、五個月的時間，則臺圖本最有可能的成書時間當在乾隆三十九年年初至四十一年上半年之間。
三、四庫私鈔：略論臺圖本的版本價值
根據前文的論述，筆者認爲臺圖本是四庫館臣之一的程晉芳利用職務之便私鈔館書的結果，其鈔成年代當略早於乾隆四十一年的孔繼涵鈔本，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要録》版本。若以此結論審視孔繼涵跋語所云“自《永樂大典》中鈔出”一句，自然是說臺圖本直接鈔自《永樂大典》。若孔繼涵所說是實，臺圖本版本價值之大則毋庸置疑，不過，事實是否果真如此，似不能僅憑孔繼涵之語而妄下結論，在此仍需根據臺圖本的文字進一步論證，以確認臺圖本的版本價值。
根據筆者將臺圖本與孔鈔本比對的結果來看，臺圖本與孔鈔本在文字上幾乎完全相同，包括脫漏倒訛亦同，在此以《要録》卷一一三爲例，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進行比對，並將比對結果列之如下。又，該卷係紹興七年八月之記事，以下例證僅以干支標示。
1.癸巳條 “帥府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一句，“帥府”兩本皆作“元帥”，且皆脫“惟”字；“陛下念舊如此”一句，兩本皆脫“下”字。
2.乙未條 “少保、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一句，兩本皆脫“東”字；“保成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一句，“主管”兩本皆誤作“王管”；“劉錡爲淮南西路制置副使”一句，兩本皆脫“副”字；“乃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一句，兩本皆脫“行在”之“在”字。
3.丁酉條 “是以終唐之世，不能取河北”一句，“河北”之下兩本皆衍“北”字；“晩復惑於張后、李輔國之讒”一句，“讒”兩本皆誤作“纔”；“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復與都轉運使李迨有違言，交愬於上。詔川蜀去朝廷甚遠，全藉兩司協濟國事”一段，兩本皆脫“違言交愬於上詔川蜀去朝廷甚遠全藉兩司協濟國”二十一字。
4.戊戌條 “在誗門幾百間”一句，兩本皆脫“間”字；是條注文引《三朝北盟會編》云“不諳軍旅”一句，“諳”兩本皆誤作“諸”；注文“惟熊克《小歷》云”一句，“惟”字兩本皆無，以空格代之；注文引《呂祉行述》“衆皆感泣于庭下曰”一句，“曰”字兩本皆脫；同前“某等誓當效死圖報”一句，“誓”兩本皆誤作“哲”；同前“且乞吳錫一軍廬州駐劄”一句，“一”字之後兩本同衍“吳錫一”三字；同前“又遣轉運判官韓璡詣建康，而屬之曰：‘諸將反側，幸已定矣，然有他議，則必愈乖，煩賢子細白知宰相。’此可見公慮之周也”一段，“又遣轉運判官”以下兩本全脫；“瓊親校已殺景於廳事，又殺都督府同提舉一行事務喬仲福”一句，其中兩處“殺”字兩本皆誤作“教”；“奈何乃如此負朝廷”一句，“此”字兩本皆脫。
5.壬寅條 注文引《趙鼎事實》“當軸者謂參知政事陳與義、張守曰”一句，兩本皆脫“張守”之“張”字；“祉罵曰”一句，“罵”兩本皆誤作“馬”；“祉從者江渙取而埋之”一句，兩本皆脫“祉”字。
6.甲辰條 “宜蹔令去”一句，兩本皆脫“宜”字。
7.乙巳條 “故迪功郎、高安縣尉李年特贈右從事郎，與一子下州文學”一句，兩本皆脫“故迪功郎高安縣尉李年特贈右從事郎與”十八字。
8.己酉條 “賜吳玠漢中田二十頃”一句，“田”兩本皆誤作“申”。
9.癸丑條 注文“此以鼎奏議修入”一句，兩本皆脫“以”字；“比乃令改官即罷，往往到任一年皆去，則是朝廷設此，特爲選人改官之地而已”一段，兩本皆脫“即罷往往到任一年皆去則是朝廷設此特爲選人改官”二十二字。
10.卷末“是月”條 “觀文殿學士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獻言”一句，兩本皆脫“觀文殿學士”及“安撫”共七字。
通過上述的比對，雖然只是一卷，亦可看出臺圖本提要尾葉的第二段批語所云“是本抄之日草草”信不爲虛，不過所謂“訛誤脫落至不可閱”，似乎還不至於。儘管如此，若以全本綜觀之，即便不計臺圖本因裝訂失誤導致的錯簡現象，整本的脫漏倒訛之類的錯誤也是非常多的，遠不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鈔寫之精良。這種情況自然是和該本係私鈔四庫館書有關。
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庫館正式開館以來，天下藏書匯聚於京，塵封已久的《永樂大典》也得見天日，許多湮沒已久的遺籍秘本展現在本就嗜書的四庫館臣面前，他們自然不會放過如此的天賜良機，紛紛利用職務之便，私下據館書抄副。不過，四庫館還是有相關的管理規則，儘管在執行的時候寬多嚴少，但仍會給館臣的私鈔行爲帶來一定的麻煩，使他們不能從容不迫地鈔寫完成。正如楊洪升先生指出：“館臣借抄、借校館書，往往匆匆完成，以便歸還原本。故館臣抄校館書，除個別單篇小帙外，恐不能在館中親自捉筆或交與身邊館吏抄寫徇私，這會影響館書辦理進度，應係攜歸交私家書吏抄校。”也正因爲如此，面對如此卷帙浩繁的《要録》，又要在短期內鈔寫完成，鈔之草草，幾乎就是必然。比如前文所舉《要録》卷一一三中有三個整句脫漏的例子，幾乎都是鈔手鈔躥行所致，鈔手之急迫心情顯而易見。因此臺圖本鈔寫質量不佳亦情有可原，只是錯誤如此之多，勢必會大大降低該本的版本價值。
當然，通過前文考證，已知臺圖本是《要録》目前最早的現存版本，雖然該本是修《四庫全書》的產物，但若其文字仍保存四庫館臣未加篡改的樣貌，或者篡改較少，其版本價值仍會很高。更重要的是臺圖本的副本孔鈔本不是完帙，其佚失4冊共計二十卷的內容，如此一來更顯臺圖本的價值。然而，經與《皇朝中興繫年要録節要》（以下簡稱《節要》）一書比對後，可以確定臺圖本亦未能免於四庫館臣的篡改。爲避免繁瑣，此處僅將《節要》卷八至卷一〇與《要録》卷一〇二至卷一三八（紹興六年六月至十二年十二月記事）比對的結果列之如下：
1.臺圖本卷一〇六，紹興六年十月丁酉“而長江之險與敵共”一句，“敵”《節要》卷八作“虜”。
2.臺圖本卷一〇七，紹興六年十二月戊戌“彥質於敵馬南向之時”一句，“敵馬”《節要》卷八作“賊馬”；同條“可遂使金不内侵乎”一句，“金”《節要》卷八作“虜”。
3.臺圖本卷一一七，紹興七年十二月庚午“極論敵情叵測”一句，“敵”《節要》卷九作“虜”。
4.臺圖本卷一二四，紹興八年十二月“是月”條“敵騎追及之”及“敵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二句中之“敵”字《節要》卷九皆作“虜”。
5.臺圖本卷一二六，紹興九年二月己未“料敵上策”及“敵出中策”兩句中“敵”字《節要》卷一〇皆作“虜”。
6.臺圖本卷一二七，紹興九年四月戊辰“敵雖講和”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
7.臺圖本卷一二九，紹興九年六月己巳“敵令酷而下必死”，“敵”《節要》卷一〇作“虜”。
8.臺圖本卷一三二，紹興九年九月癸未“不知敵情”，“敵”《節要》卷一〇作“虜”。
9.臺圖本卷一三五，紹興十年五月丙戌“遂分四道入犯，命鑷哷貝勒出山東，右副元帥薩里干犯陜右，驃騎大將軍、知冀州李成犯河南”一句，《節要》卷一〇作“遂分四道入寇，命聶黎孛堇出山東，撒離曷寇陜右，李成寇河南”；庚寅“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一句，“敵騎”《節要》卷一〇作“虜騎”；辛卯“敵來，日夜思戰”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辛丑“球赫貝勒中傷”一句，“球赫貝勒”《節要》卷一〇作“折合孛堇”；同前條“與璘協力捍敵”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同前條“不復懼敵矣”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壬寅“皆謂敵已遣銀牌使”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賊”。
10.臺圖本卷一三六，紹興十年六月戊申“時敵眾圍昌已四日”，此句《節要》卷一〇作“時虜圍順昌已四日”；同前條“況已挫敵鋒”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賊”；同前條“敵營近三十里”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賊”；同前條“被敵追及”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同前條“致敵遂侵兩淮”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己酉條所記之金右副元帥薩里干《節要》卷一〇皆作“撒離曷”；又本條所記金之“鶻眼郎君”《節要》則與之同；壬子“敵先攻東門”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賊”；同前條“時敵諸帥各居一部”一句，“敵諸帥”《節要》卷一〇作“虜諸酋”；同前條“敵方來接戰”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同前條“入敵陣中”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同前條“敵大敗”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又壬子條所記之“烏珠”《節要》卷一〇皆作“兀朮”；甲子條“初薩里干既破鳳翔”、“薩里干自登西平原覘之”兩句中之“薩里干”《節要》卷一〇皆作“撒離曷”；庚午“錡以孤軍挫敵鋒”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閏六月戊寅“敵人犯境”一句，“敵人”《節要》卷一〇作“狂虜”；己亥“於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同前條“敵震懼喪魄”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
11.臺圖本卷一三七，紹興十年七月戊申“敵人鐵騎馳突”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己酉“楊再興單騎入敵陣”一句，“敵”《節要》卷一〇作“虜”。
如前所列比對結果即可知，臺圖本並不如其副本孔鈔本前跋語所言“自《永樂大典》中抄出”，而應是從已爲四庫館臣篡改過的工作本中鈔出。另外，筆者經過與《節要》、元刊本《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高宗朝）等節略自《要録》的史籍，以及《三朝北盟會編》、《皇朝中興紀事本末》等《要録》史料來源的史籍詳加比對後發現，臺圖本不但未能逃脫四庫館臣的篡改，而且篡改的規模也相當大，其基本情況和筆者曾撰文研究過的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的情況非常類似，即卷一的遼金人名均無改譯且只篡改了少量的避忌之處，大體保存了《要録》在《永樂大典》中的原貌，從卷二開始對避忌之處的篡改大規模增多，卷三開始大規模改譯遼金人名，以後諸卷只有零星避忌之處未被篡改。遼金人名方面，儘管臺圖本和孔鈔本並沒有附《金人地名考證》，但也只有卷一、卷二改譯情況很少，以後諸卷則除少量漏改外，餘者皆遭全面改譯。因此，綜而觀之，臺圖本和孔鈔本中一些“該改而未改”之處，絕非有意爲之，而是館臣疏漏所致。
綜合以上所論，可以看出，臺圖本雖然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要録》版本，但因是私鈔四庫館書的緣故，缺乏時間上的保障，故其鈔寫質量并不佳；兼之該本雖少量保留了《要録》在《永樂大典》中的樣貌，但整體而言，仍遭四庫館臣的大規模篡改，就此二點而論，臺圖本的版本價值極其有限，至少不堪爲整理《要録》的底本。不過，筆者在將臺圖本與孔鈔本、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以及錫圖本進行比勘後，也發現其餘諸本中出現的脫漏倒訛之類的現象，絕大部分是源自於臺圖本中的錯誤，甚至光緒時期出現的《要録》的兩個刻本——仁壽蕭氏刻本和廣雅書局刻本——中的錯誤也有源自臺圖本的痕跡。種種的現象表明，臺圖本在現存的《要録》版本體系中還是有着極爲重要的地位，或者可以據此進一步的比對、研究，藉此釐清《要録》的現存版本之間的關係，整理出《要錄》的版本系統。此外，還有可能在釐清臺圖本的基本情況之下，以此爲基礎進一步探討四庫館臣修書的一些細節，乃至探討纂修《四庫全書》與乾、嘉、道、咸、同、光時期藏書家之間的聯繫。當然，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還有待於將來，不過這也表明即便臺圖本的版本價值很有限，但其研究價值依然不容忽視。
四、結語
根據前文所論，臺圖本基本的流傳情況是，大約在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之間，館臣程晉芳私鈔館書以成是本，而程晉芳也應是該本的第一位收藏者，其後輾轉流徙，經過嘉道時期陳徵芝的收藏，同光時期周星詒、蔣鳳藻的收藏，民國時期又入藏國立中央圖書館，隨着該館的遷臺、改名，最終成爲臺灣“國家圖書館”的館藏。
從程晉芳到陳徵芝的一段時間內，臺圖本的流傳雖非毫無綫索，但卻不易證實，不過，在這裡筆者還是想根據已知的情況進行大膽地推測，在此略作申陳：
在袁枚的詩集中，有一首題爲“辛未、壬辰間，余與魚門太史廣購書籍，有無通共。今魚門亡僅十年，其家欲賣以自贍，屬余檢校，已亡十之七八矣，感賦一律”的律詩，詩云：
奇書交易兩家抄（壬申春寄魚門之句），三十年前事未遙。只通堯編同骨葬，何圖論語當薪燒。丹黃批抹人如在，魚蠹叢殘紙亂飄。我亦苦搜三萬卷，不能自念不魂消。
從詩題到詩句中透露出的信息很多，最值得關注的是程晉芳早年即與袁枚交換書籍、相互傳抄，而程晉芳去世之後，其家爲貼補家用而出賣程晉芳生前藏書的時候，還專門請袁枚前來查檢，僅憑此點，“老友袁枚”之稱信不虛也。據此，臺圖本在程晉芳之後歸藏袁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聯繫前文所作的推測，筆者傾向於認爲臺圖本經歷了從程晉芳、袁枚、王芑孫、陳徵芝、周星詒、蔣鳳藻的流傳次序。當然，從程晉芳到陳徵芝的流傳過程也仍是推測，尚無決定性的證據予以證明。
儘管臺圖本的流傳仍有模糊難明之處，但並不影響對該本版本價值的判斷，臺圖本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要録》存世版本，雖因其係私抄而導致質量不佳，且被四庫館臣大規模的篡改，比之《要録》通行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在鈔寫質量和保存原貌上皆無本質的提升，但卻可作爲整理《要録》的重要參校本而發揮其作用，且是釐清現存《要録》版本系統，乃至探討四庫館修書及四庫館臣與乾嘉至於同光時期藏書家聯繫的重要依據。
转自“文獻學與四庫學”微信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