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关津建设

——兼论《天圣令·关市令》关津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牛来颖

关于洛阳的建设，从宫殿、衙署等入手的细致研究，以及对洛阳城市格局的研究均不在少数，洛阳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地位有了根本的改观，这是基于太宗朝利用洛阳以为政治、经济优势的考量的进一步实施。从东都确立后，洛阳在高宗时期的东西二宅之一，到武则天时期立为神都，她除了在长安元年（701）十月至三年的两年内在长安外，尽在洛阳。作为实际的都城洛阳，其都市地位的提升导致其周边州县屏藩作用的提升，包括建制的改变以及交通设施等问题，关津建设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透过关津的探讨得以凸显帝都定位之洛阳的地位和其沟通外界的重要作用[1]。笔者曾经撰写高宗武则天时期析置州县一文首先是对两京的关注，包括京畿内部州县的新置[2]。本文将循此对洛阳以及周围的关津建设略事探讨，进而关注《关市令》中的相关问题。

一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记载，长安三年“十二月丙戌，天下置关三十”[3]。而在《旧唐书》本纪中则没有相应的记载。按《唐六典》卷六司门郎中员外郎条：

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上关六：京兆府蓝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中关一十三：京兆府子午、骆谷、库谷，同州龙门，会州会宁，原州木峡，石州孟门，岚州合河，雅州邛莱，彭州蚕崖，安西铁门，兴州兴城，

华州渭津也），他皆为下关焉（下关七：梁州甘亭、百牢，河州凤林，利州石门，延州永和，绵州松岭，龙州涪水）。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止暴者也。[4]

上述《唐六典》中26关皆以长安驿道为中心，而洛阳周边的关津设置不详，史念海先生曾经在《长安和洛阳》[5]中说：

         洛阳在隋唐两代也许只是作为陪都的缘故，在建置关隘方面就不易和都城长安相提并论。唐玄宗开元年间，皇朝直接管理的全国二十六座关隘中，如前所说，长安周围就有十二座，可是洛阳周围竟无一座。就是一般非皇朝直接管理的关隘，见于文献记载的，仅有长水县的高门关。

天下置关数量当然不仅上述26关，也不止30。程喜霖依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的统计，有唐一代十道置关112，加上故关54，合计166关[6]。另《新唐书》卷一00《张知謇传》载其弟知泰“武后革命，知泰奏置东都诸关十七所，讥敛出入。百姓惊骇，樵米踊贵，卒罢不用，议者羞薄之”[7]。此事最终未果。又据《唐会要》卷八六《关市》：“天授二年（691）七月九日勅：其雍州已西安置潼关，即宜废省。洛州南北面各置关。”[8]只是当时在东都周围设置关隘上史料记载没有集中明确，且相对缺失。

从洛阳的地理位置来看，虽然没有长安那样东函谷关、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的关中之险要可恃，亦在崤山与成皋之东西、太行与伊阙之南北间，东汉既有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轩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八关。在唐太宗经营东都的时候，洛阳即有向西部和东南部辖区的拓展，新安县的汉函谷关随新安贞观初从谷州析出而归于洛阳，成为了东都的西部关隘。洛阳为东都后，属县也尽在扩大，显庆二年（657），将谷州福昌、长水、永宁、渑池四县划归洛阳，同时还有怀州的河阳、济源、温、王屋，以及郑州的氾水；龙朔二年（662），又纳入许州的阳翟、郑州的密县，绛州的垣县[9]。其中，河阳的孟津、氾水的旋门等汉代关隘皆成为洛阳之屏障。

武则天时，都城洛阳王畿范围进一步扩展，以凸显其政治地位之隆显。见《文苑英华》卷四六四《废潼关雍洛州置开郑汴许卫等州府制》（天授二年四月二十九日）[10]：

可以洛东郑州、汴州，南汝州、许州，西陜州、虢州，北怀州、泽州、潞州，东北卫州，西北蒲州为王畿，内郑州、汴州、许州可置八府，汝州可置二府，卫州可置五府。

同年七月九日《置鸿宜鼎稷等州制》[11]强调在洛阳周边设置关隘：

但京兆之地，旧号秦中，迺睠编甿，最为繁殖，一州独治，事多壅滞。宜令雍州管内析置五州，其间于雍州以西安置潼关，即宜废省。然以千里之内，旧制通畿，征赋所出，事资广远。又王侯设险，以固其国，若无襟帯，何以为守。雍州并所析州同州、太州并通入畿内，洛州南面、东面、北面仍各置关，庶几食采之家，自分汤沐之邑，弃繻之客，更从轩盖之游。其雍州旧管及同、太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即各差清强官押领，并许将家口自随，便[以次]（于水次），量给船乘,作船次进发至都，分付洛州受领，支配安置讫，申司录奏闻……其有诸州人，或先缘饥岁，流宕亡归，或父兄去官，因循寄住，为籍贯属，恐陷刑名，荏苒多时，未经首出，卫士杂色人等，并限百日内首尽，任于神都及畿内怀、郑、汴、许、汝等州附贯，给复一年，复满便依本番上下。其官人百姓，有情愿于洛、怀等七州附贯者，亦听，应须交割及发遣受领，并委本贯共新附州分明计会，不得因兹隐漏户口，虚蠲赋役。并新析五州三面，及雍州已西置关处，所司具为条例，务从省便，奏闻。

进而在圣历元年（698）五月十九日《却置潼关制》[12]再次提及关梁设置的继承性，以及洛阳的四面关：

朕情存大朴，志在无外，成皋姬陕，勿用咽喉，函谷秦封，解其襟带，欲使雁行靡拾，鹑居不扰，而甿俗浇弊，浮惰者多，非所以禁绝末游，作限中外，事资权变，理贵从宜……其神都四面应须置关之处，宜令检校文昌虞部郎中王元珪即往检行，详择要害，务在省功，斟酌古今，必令折中。还日具图样奏闻。

怀、郑、汴、许、汝等州作为畿内州，拱卫洛阳，以之为中心，四围之11州的各个关隘形成为洛阳的四面关，如下表所示。

以上关隘在武德、贞观中曾经一度废弃，如大谷关武德二年（619）废、风陵关贞观二年（628）废、朱阳关武德八年废[13]。重要的原因是一统天下的全盘考量和怀来异邦的大国风范所致，如武德九年八月十七日诏曰：

        关梁之设，襟要斯在，义止惩奸，无取苛暴。近世拘刻，禁御滋章，非所以绥安百姓，怀来万邦者也。其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14]

周围各个关隘将畿内与畿外界限区分开来，如在礼仪制度上有所区分，见《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凡出，不踰四面关则不辞见。”[15]而在力役徵派上，畿内百姓的负担也往往重于地方州县[16]。随着东都与北都地位的隆升，对于通往河东、河北要冲的通路更加重视，位于长安东出的重要关口，除了长安东道第一要隘潼关，就是蒲津关。以下借助过所勘过细节的缕析，将蒲津关渡作为个案加以分析。

二

《天圣令·关市令》宋2条曾经在读书班上引起讨论，霍斌同学就此条的复原提出解释和疑问，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津梁阻关”的解读。这个问题至今未得解决，这不仅影响对令文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对唐令的复原。带着未解的问题，在2013年7月国情调研中亲赴蒲津渡遗址调查，通过实地考察，在实物遗迹与复原的关梁之间，获得不同的启发进而对这一问题尝试作出新的释解。连接黄河两岸的蒲津关随着黄河改道和历史大河的冲刷早已潜入记忆深处，眼前复制的蒲津关让我们又重温昔日的场景，尤其是按照史籍记载的蒲津桥浮桥，如此逼真地展现在面前，令我们即使在脑海中印证史书记载细节的瞬间，都不得不为复制者的匠心所折服。桥梁仍旧按照脚船上搭建木板为桥，并以铁链将船只连接在一起的史书记载复原，值得称道的是，即使是脚船也都按照当时的方舟的样子复制的（如图片所示）。

从宋2条的内容来看：

诸行人度关者，关司一处勘过，皆以人到为先后，不得停拥。虽废务日，亦不在停限。若津梁阻关须两处勘度者，两处关司覆验听过。其不依过所别向余关者，不得听其出入。[17]

复原者孟彦弘审慎地分析后谨慎复原为：

诸行人度关者，皆以人到为先后，不得停拥。……其不依所诣，别向余关者，不得听其随便出入。[18]

在文字中间以“……”符号表示不确定的内容，略过了“关司一处勘过”、“虽废务日，亦不在停限。若津梁阻关须两处勘度者，两处关司覆验听过”，并认定“一处勘过”与“两处勘度”的相关性及无由复原。刘馨珺在书评中认为依据《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 “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19]的记载，可以作为复原“两处勘度”的依据[20]。赵晶《<天圣令>与唐宋法典研究》[21]以为刘说可从。

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一次和两次的不同勘度？另外，与“津梁阻关须两处勘度”还有一处似乎关联更为紧密的记载也见于《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关，谓判过所之处。津，直度人，不判过所者。”[22]既然是遇到津无须判过所，只有在关隘前判过所，缘何在有津梁阻关时却需要“两处勘度”？

撇开文字上的纠结，而援引关津实例，似乎才有可能获解。如蒲津关即可作为典型。

蒲津桥位于今天永济市城西15公里以外。蒲津桥的繁盛源自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当年秦国攻灭韩、赵、魏，统一中国时；魏武帝曹操西征马超、韩遂时；明代大军西征长安时……蒲津桥都是必经之路。至于唐代定都长安，在通向东部、北部的通道中，除了走潼关道以外，蒲津关就是必经之路。从地理上看，蒲津渡是少有的关口、渡口和桥梁三位一体的交通枢纽。在物资转运上，在管理机构上，历代都非常重视。蒲津关又名蒲坂，其津梁、关卡、渡口皆以“蒲津”命名。正如严耕望《唐代长安太原驿道》记载：“ 蒲坂之地，为河东、河北陆道进入关中第一锁钥，故建长桥，置上关，皆以蒲津名。” 唐代蒲州在开元九年（721）立为河中府，置中都，其规制“一准京兆、河南” 。开元十二年，在近畿地区四辅州中，蒲州位列其中。一如《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 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23]又如张说《蒲津桥赞》的记载：“域中有四渎，黄河是其长。河上有三桥，蒲津是其一。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凑，必由是也。”[24]

在今天复制的蒲津关来看，两岸皆有关名，一为蒲津关，对岸为大庆关，实际上还是蒲津关，只是在宋代大中祥符四年（1011）改名。据史料记载，大庆关曾名临晋关，又名夏阳津，战国时秦置，故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隔河与蒲津关相望。公元前333年，秦攻代（今山西雁北地区），代亡以后，山西归于秦，改临晋关为大庆关[25]。秦朝灭亡后，又称为临晋关。《史记》卷一0六《吴王濞列传》载“因王子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 唐代张守节《正义》称“今蒲津關”[26]。 宋王应麟《 通鉴地理通释》[27]卷十四《蒲津》：

通典同州朝邑县（古临晋县）西南有蒲津关，汉伍被传淮南王曰……然此北尚有临晋关（即蒲津关也，在临晋县。）……唐志河中府河西县（析朝邑河东置）有蒲津关，一名蒲坂关。

宋大中祥符四年，复改为大庆关。明隆庆四年（1570），黄河穿朝邑南行，大庆关即被冲毁。

以上缕析蒲津关的沿革说明，在唐人看来，两岸关所皆为蒲津关，只是两岸分别为一关之两处关口，中间是以方舟（脚船）连接、各艘船以铁链相接，船上搭木板而成的浮桥——蒲津桥。今天复制的蒲津桥只是连接两关口的一座桥梁，而实际上，当时的蒲津桥是分作两段的，中间有中潬城将河水阻断为“两流”。一如圆仁描述的那样：

     [八月]十三日  早发，南行卌里，到辛驿店头断中。斋后，南行卅五里，到河中节度府。黄河从城西边向南流。黄河从河中府已北向南流，到河中府南便向东流。从北入舜西门出，侧有蒲津关。到关得勘入,便渡黄河。浮船造桥，阔二百步许。黄河西（两）流，造桥两处。南流不远，两派合。都过七重门。向西行五里，到河西县八柱寺宿。寺在县城西，去县百步来地。[28]

圆仁从太原至长安，中经汾州、孝义、晋州、龙门到河中府后，从东向西过黄河，经由蒲津桥，他当时看到的黄河就是河水两流、“造桥两处”的样貌，原因就是中间有陆洲（即滩地，名为中潬）将河水分作两股。黄河因陆洲被分流，在另一座黄河上的河阳桥也是如此，那里也有中潬城，故而历史记载上有将两处混淆一处的情况。《元和郡县志》卷六所载：“中潬城，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筑之，仍置河阳关。天宝以前亦于其上置关。”这是河阳中潬城。河阳中潬即孟津中潬，《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载贞观十一年（637）“九月，黄河泛溢，坏陜州河北县及太原仓，毁河阳中潬”[29]；安史之乱中，李光弼守中潬，都是河阳城三城之中潬城。一如胡注所说：“河阳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潬是也。”[30]《容斋续笔》卷一二《古迹不可考》：“又河之中泠一洲岛，名曰中潬，所以限桥……嘉祐八年秋，大水冯襄，了无遗迹。中潬自此遂废。”[31]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卷八特为辨明史炤通鉴释文中关于中潬城的混淆错误：

史炤《释文》曰：河阳南有中潬城。余按《字书》，水中有沙曰潬。隋都长安，于蒲津起河桥以通河东，故有中潬城以守固河桥。河阳在洛阳北，起桥以度河阴，亦有中潬城以守固河桥。中潬之名虽同，而有河阳桥、蒲津桥之异。此时唐公引兵自河东欲济河而西，靳孝谟以蒲津、中潬二城降，乃蒲津之中潬，非河阳之中潬也。蒲津城在桥之西岸。[32]

唐代蒲津关样貌和周围环境，除了一桥三城以外，还有河东、河西两县的设置问题。

在蒲州升为河中府的同年即开元九年（721）开始的修缮工程，《资治通鉴》中的记录是：“新作蒲津桥，镕铁为牛以系絙。”胡注云：“时铸八牛，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蒲津东岸即河东县，西岸即河西县。”[33]严耕望先生在《长安太原驿道》中对蒲津关的具体记载也说：“河之两岸分置河西、河东县，夹岸置关城，西关城在河西县东二里，东关城在河东县西二里。”[34]河东县即河中府治所，河西县于开元八年自河东县析出。按《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建中四年(783)，德宗到奉天后，“粮料使崔纵劝李怀光令入援，怀光从之。纵悉敛军资与怀光皆来。怀光昼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齐运倾力犒宴，军尚欲迁延。崔纵先辇货财渡河，谓众曰：‘至河西，悉以分赐。’众利之，西屯蒲城，有众五万。”此处河西，即河西县，亦如胡注所云：“开元八年，析河东县自蒲津以西为河西县。”[35] 河西、河东皆属蒲州，至《太平寰宇记》卷四六河东道七蒲州“元领县十一，今九”中即包括河东、河西、虞乡、临晋、宝鼎、猗氏、永乐、龙门、万泉[36]。至此，蒲津关桥所谓“河桥连锁三城”的格局，与河阳桥一样，在《天圣令·关市令》中的“津梁阻关”，实际例子或可以蒲津桥与河阳桥为代表。以上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行使河两岸关口管辖权的都是蒲州，而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类似清代晋、陕两边各自的州署那样。

另据《通典》卷一七九《州郡典》记载：

大唐开元十二年，河两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四，铁人四。其牛下并铁柱连腹，入地丈余，并前后铁柱十六。[37]

蒲津渡铁牛以“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对于“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伟大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的永世无价之宝”[38]。而如实记载的这段史料中留下的在黄河两岸“开东西门”的记录，将两岸东西关城的实际存在位置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样，从蒲津关渡经过的人就有了几道门要过，除了从东向西进入蒲津关东、西关口 “到关得勘入,便渡黄河” 的圆仁，同样，在大中年间圆珍和尚由长安经东渭桥、栎阳至同州，也经由此处。据《大日经义释》卷九记载：

      至蒲州河西县。县东有黄河。河有浮桥。过之，入舜城，即河中府也。以县在河东，呼带府县，曰河东县，即此蒲州之府也。地甚清洁。东之与南并有山川。南曰中条山。[39]

正如圆仁只有一次勘过记录，圆珍也没有两度勘过的记录，见圆珍《尚书省司门给过所》[40]：

1 尚书省司门

2   福寿寺僧圆珍 年肆拾叁，行者丁满 年伍拾，并随

3   身衣道具功德等。

4 韶广两浙已来关防主者，上件人贰，今月  日

5 得万年县申，称今欲归本贯觐省，并往诸道州

6 府巡礼名山祖塔，恐所在关津守捉，不练行由，请

7 给过所者。准状勘责状同此正（已）准给，符到奉行。

8                          主事 袁参

9   都官员外郎判 判 依     令史 戴敬宗

10                         书令史

11             大中玖年拾壹月拾伍日   下

                （别笔）

12    …蒲…关…十…二…月…四…日…勘…出…

13                          丞 郢

其中“蒲关十二月四日勘出”，与圆仁“到关得勘入”，除了两人过关方向相反外，都面临同样的蒲津关东、西关口，为什么都没有提及“两度”的问题，我以为，因为两岸的关城皆为蒲津关，过第一关检查后，至对岸再查时只是“覆验”后就“听过”，而以前一关城勘过所为主要依据。也就是说，虽然过两道关门，却同是一座关隘，所谓“两度”却并不需要两勘，而是一“勘”一“覆验”。所以，在对蒲津关的位置的记录上，有的史书中记在河东，如《通典》、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而有的记在河西，如朝邑县“县西南有蒲津关”[41]，只因两岸皆为一关之两部分而已。

由此，与一般关隘不同的类似蒲津关等有关口、渡口、津梁等复杂地理环境的地方，也就是狭义上的关津，即在津渡有关防处，才会遇到“津梁阻关”的情况，令文文字的解读上就难免会有歧义，甚至与律文貌似有所抵牾。至于为何要一勘一覆验，恐怕是在首次勘过后因河渡地形复杂，津梁与滩地相交，担心中间有不合法动作（包括夹带过所中原来没有记载的人与物），故而有第二道把关——覆验。一番辩证中不仅以为令文实际内涵解读之目的，也展现出关隘勘度的具体过程，而唐代这条通道上经过的实境与物资运输的盛景，也仿佛就在眼前了。

（刊于王双怀、梁咏涛主编《武则天与广元》，文物出版社，2014年6月 186-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