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出身鲜卑八姓之一达奚氏的奚康生，由在宣武朝的忠君，转为孝明初参与元叉政变谋废胡太后，又在西林园政变中保护胡太后与孝明帝，如此“反复”的原因并非学着所谓的争权夺利，实是其一以贯之的忠于道武至宣武拓跋正统的思想使然，奚氏自始至终保护对象都是宣武帝及其继承者孝明帝，而非对灵胡太后、元叉权力的觊觎。南北石窟寺独特的七佛布局彰显的是对拓跋皇室统治的尊崇，是奚氏拥护宣武排抑宗室、皇权独尊观念的隐晦表达。《敕赐嵩显禅寺碑记》落款从时间推断为奚康生所立无疑，只是恰好处于与前任高绰的交接中才致铭词与落款的脱节。永平三年《南石窟寺碑》安定胡氏、皇甫氏的“在场”与二年《敕赐嵩显禅寺碑记》的集体“缺位”映射出永平初年后宫高氏与胡氏的权力交替。
关键词：奚康生；南北石窟寺；永平政局；反复；灵胡太后
奚康生，《魏书》卷七三、《北史》卷三七有传，北魏猛将，泾川南、北石窟寺开创者。其先代人，世为部落大人；本姓达奚，为鲜卑帝室十姓之一。奚康生主要活跃于孝文太和年间，历宣武朝，至孝明正光二年死于元叉之乱，时年五十有四。在北魏太和后政局中，奚康生并非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但他人生有两个转变却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魏书》本传称：“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由多所杀戮转为信向佛道是一转变，泾川南、北石窟寺就是佛教信仰的产物，转变时间没有详细列出，但从“凡历四州，皆有建置”考索，康生依次担任了青州、华州、泾州、相州刺史，是在青州刺史任上便有佛教建制，则在此时已经转信佛道了。不过据史传所载，此后他并未将信佛与为将杀戮对立起来，而是很“自然”的糅合在了一起：对外与萧梁作战奋勇杀敌，对内镇压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起事，皆是此类。另一转变则颇具戏剧性，可称之为政治“反复”。奚康生并非勇而无谋的匹夫猛将，勇猛精进的同时对于政治权谋同样娴熟，最为明显的便是举重若轻处理萧衍送弓的事例。而其颇受圣识，实是宣武帝的心腹，延昌二年正月，梁徐玄明斩杀刺史张稷，以城内附，宣武“诏遣康生迎接，赐细御银缠槊一张并枣奈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枣者，早遂朕意。’”对奚康生寄予厚望。宣武崩后，即位之孝明冲幼，灵胡太后临朝，奚康生与元叉同谋废灵太后；正光二年（521）三月元叉发动西林园政变时，奚康生反水，以身护孝明与太后，为叉所执，斩刑处死；孝昌元年（525，正光六年）四月，灵太后反政，奚康生被定性为“尽忠弃市”，“赠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寿张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赠官爵虽是虚称，但其代表着把持话语权的中央的态度，伴随“子刚，袭（爵）”，奚康生及其后人完全被定性为灵太后一党，盖棺论定。从忠于魏室到谋废灵胡太后，又从反水元叉护主被诛，终至被刻画为反叉志士，绑于其曾经愈废之而后快的胡太后战车上，奚康生的“反复”，最终成为当权者政治博弈中的“事实”论据与“虚拟”筹码。
奚康生“反复”的原因及其背后的政治变动、时代背景，从未被史家深究；更为吊诡的是，正史史家连他“反复”的行为都“忽略”了，春秋笔法间更多关注的反倒是奚氏那内蕴教化之功的“忠义”之名，以《魏书》为例，《孝明本纪》谓：“（正光二年三月甲午）右卫将军奚康生于禁内将杀元叉，不果，为叉矫害”，绝不言及奚氏曾投元叉之事。而奚康生本传则罕见地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奚氏临刑前的举动：
至晓，（元）叉不出，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余人就康生所讯其事，处康生斩刑，（子）难处绞刑。叉与（侯）刚并在内矫诏决之。康生如奏，难恕死从流。难哭拜辞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语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为哭也？”有司驱逼，奔走赴市。时已昏暗，行刑人注刀数下不死，于地刻截。咸言禀叉意旨，过至苦痛。尝食典御奚混与康生同执刀入内，亦就市绞刑。
“我不反死，汝何为哭也？”此语是否必出自康生口，无从考察，但史臣借康生之口说出此语，透着正气与无奈，极为成功的塑造成为国尽忠、取义见杀的忠义形象代表。与奚氏同处一朝的君臣重点关注与刻画渲染的依然是他忠义壮士的标签与形象，韩子熙等伏阙上疏更将奚康生与反抗元叉专权而见杀的元怿、元熙放置在同一水平线上，大呼冤枉：
叉籍宠姻戚，恃握兵马，无君之心，实怀皂白。擅废太后，枉害国王，生杀之柄，不由陛下，赏罚之诏，一出于叉。名藩重地，皆其亲党；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兴义兵，不图神器，戮其大逆，合门灭尽，遂令元略南奔，为国巨患。奚康生国之猛将，尽忠弃市。其余枉被屠戮者，不可称数。
再次临朝听政的灵胡太后正是藉由此篇上疏，将被解领军的元叉势力斩草除根：“后遂剖腾棺，赐叉死。”
今日学界零星所见关于奚康生的研究，多是因其宣武永平二年、三年开创泾川南北石窟寺而论及，多陈述《魏书》、《北史》本传所载此时段史事，致使推论多有舛误，如将奚康生归入胡太后死党，陈述开创石窟的动机为逢迎胡氏：“北石窟寺及南石窟寺的最初开凿者泾州刺史奚康生是胡太后的死党，他在皇后胡氏的故乡修造南北石窟寺的举动，有逢迎胡氏的意思。” 稍观本传所载“与元叉同谋废灵太后”便知此观点站不住脚；而对于奚氏西林园反水，偶有论及者，也将之定性为“元叉亲信右卫将军奚康生所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其动机是“得到比元叉专政时更大的权力”，同样忽略了奚康生在宣武帝朝的忠贞表现与对胡太后、元叉立场转变的深层原因，简单将之划定为权力野心，值得商榷。本文试图从泾川南北石窟寺所见七佛说开去，从中提炼出奚康生对宣武的政治态度，明晰其与安定胡氏的关系，由此延展至胡太后第一次临朝听政与元叉政变时奚氏立场的反复，冀由其一人得窥永平至孝昌年间政局变动下，迁洛后鲜卑姓族的政治举动及其背后所蕴集体心态之一斑。
一、南北石窟寺七佛布局与宣武帝
奚康生之名得以流传于今，端赖泾州南北石窟寺开创之功。《魏书》本传载“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颇有声绩。转泾州刺史，仍本将军。以辄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寻旨复之。”由华州刺史转泾州刺史，事在永平二年（509）正月，“是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而“永平二年”、“大魏永平三年（510）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奚康生以极为惊人的速度分别创建了北石窟寺（专指现今编号为165窟的大窟）与南石窟寺（专指现今编号为1的大窟）。
泾州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镇之一，由长安出发，经泾州、平凉、固原、靖远、景泰，间渡黄河抵达武威而进入河西走廊，由此南缘丝绸之路，北依河西走廊，东傍长安的泾州，成为中西交通尤其是进出长安的关键孔道与门户。自西汉以降，华夏文化的西行，印度佛教的东渐，在丝绸之路的中转流布过程中逐渐被消化、分解，并不可避免的与当地文化融为一炉。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蒐集东汉至三国两晋时代汉译佛典并分为七类，其中第三类即为凉土异经录（流行于甘肃地方的不同经典），“所谓异经是道安在河南等地未曾见过的佛典，或不同的佛典，几乎全部是一卷的短篇，译者也不详，其中有不少流行于庶民社会。尤其在凉土或甘肃地方，和以关中即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方，分别流布许多不同的陌生的经典，使人怀疑，弘传于广大中国土地的佛教，早就形成了地域特点。”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起事，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佛教信仰拥有坚实的民众基础。遍及泾河两岸、星罗棋布的造像、石窟便是“外来”与“本土”文化碰撞、交融的实体结晶，泾川县甚至有“百里长窟”的美誉；诸多石窟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便是庆阳北石窟寺、泾川南石窟寺。
北石窟寺坐落于甘肃省庆阳县西峰镇西南25千米覆钟山西麓，创建于北魏，经西魏、北周、隋、唐、宋、清等朝代的增修和扩建，现有有编号的窟龛308个，石雕造像2126尊，壁画69.7平方米，石碑8通，阴刻和墨书题记150余方，清代献殿遗迹一处，清代木构建筑戏楼一座。北石窟寺1949年前隶属“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地”镇原，后划归安庆，其地“二水合流，群峰对峙，龙蟠凤翥，金城汤池，襟带延绥，屏藩关辅”，在地处关中上游、拱卫关中北面的陇东，战略位置至为关键。凭借地处通衢的优越交通地理，北石窟寺以三条古道（东南豳州——雍州大道、西北彭阳——高平大道、西南泾州大道）沟通并统摄陇东佛教区域，并将己同周围的州县城池衔接起来，成为地处陇东核心区域、规模最大的早期佛教石窟寺院。窟龛之中北魏窟龛7个，西魏窟龛3个，北周窟龛13个，隋代窟龛63个，唐代窟龛209个，宋代窟1个。165窟是北石窟寺的创建洞窟，也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石窟。窟内身高八米的立身七佛造像成半圆形排布，在同时代造像中极为罕见。实际上最初被称作“北石窟”者，即专指此窟。1963年首次对北石窟寺进行披露介绍的邓健吾便将165窟称为“佛洞”，其余称为“菩萨洞”（240号窟）和“罗汉洞”（165号窟）。南石窟寺地处泾川县城关镇蒋家村，当地人呼为“佛爷寺”，寺内现存编号5座石窟，奚康生于永平三年创建的1号窟最大，无论形制、造像组合乃至罕见的七佛布局，与北石窟寺165窟基本相同，只是规模略逊。此窟坐北面南，窟高11米、宽18米、高13.2米，呈长方形，穹窿覆斗顶，方形门，门上开明窗。窟内正壁和东、西壁设坛，雕凿七佛及十四身胁侍菩萨，其中，正壁（北壁）三佛六菩萨，东、西壁各二佛四菩萨。佛高6米，菩萨高3.5米，前壁门两侧各雕弥勒菩萨一身，高5米，未见北石窟的乘象普贤和阿修罗天。北石窟佛像头部与身长之比为1∶5，而南石窟则为1：5.5，个别为1：6。留
存至今的魏碑《南石窟寺之碑》（原存南石窟寺，民国五年移至泾川县城文庙）文末“大魏永平三年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可明晰确证奚康生开创。而北石窟寺有实物为证的最早记载只可推至宋代，北石窟寺藏宋残碑“寺者达千百年矣，究诸寺额口……有本县令柳公图云厥寺案图口口年泾州节度使奚俟剏置”云云，文已漫漶，且将唐始见的节度使张冠李戴到北魏泾州刺史身上颇误，但考虑到两者时代相距“千百年矣”，讹误似在情理之中了。研究者就其他间接史料（主要是清乾隆六十年《重修石窟寺诸神庙碑记》“今原州之东，有右口口，奥稽厥初，盖创自元魏永平二年，泾源节度使奚俟创造”、民国慕少堂《镇原县志》卷一九《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碑文后按日）与艺术风格方面的相似推定北石窟寺为奚康生开创于永平二年，大致可信。
永平二年刘慧汪聚众反并未在史籍中留下太多笔墨，而且看奚康生惊人的建窟造寺速度，估计并未持续多久即被奚氏敉平。如前所述，奚康生实为宣武帝心腹，勇猛无俦的同时也精熟政治权谋，举重若轻处理萧衍送弓的事例，归根结底是源出其对宣武帝的忠贞不贰。而此次宣武帝将心腹兼猛将调来担任刺史，同时让其“仍本将军”，保有平西将军的将军号，可领武力，镇压“刘慧汪聚众反”，虽有高射炮打蚊子之嫌，但奚氏心知肚明宣武让他来灭火的关键在于“沙门”二字：刘慧汪的沙门身份以及自己“信向佛道”的心态。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说明当地是有佛教基础的，而且在宣武朝僧侣叛乱不可谓不活跃，太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即位之初，幽州民王惠定聚众反，“自称明法皇帝”，起事便披上了佛教色彩，而刘慧汪之后明确载诸史册者有二：永平三年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延昌三年十一月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占到了宣武一朝二十次叛乱中的五分之一，宣武帝对于北方地区沙门聚众反的形势必然慎重对待。对于有崇佛传统的北魏帝王而言，沙门聚众反的情形是把可资利用的“双刃剑”。除太武有灭佛之举外，北魏诸帝多有意重视与支持佛教，以其教义维护政权。塚本善隆指出从汉魏佛教到隋唐中国佛教诸宗成立的主流，“正是存在于东晋时代北地的佛教”，“不论是神仙道术式佛教，或是承认君主专制、依附国家权力的……佛教，都比江南方外的、贵族的、独善的佛教更富现实性和社会性，具有广济众生的实践宗教的热情。”沙门聚众起事的活跃，帝王崇佛与利用世俗威权介入其间，都是北地佛教现实性与社会性的体现。文成帝即位之初便颁布复佛诏书，明言佛教之目的乃是“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而自己的举动乃是承袭先代故事，符合当世实情：“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而后便是付诸行动，明目张胆的实施将自家世俗形象移入佛教塑像之上的长远计划，“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甫一实施便收到良好效果：“论者以为纯诚所感。”虽可能出于谄媚者造作，但其舆论效果却有助于皇帝形象的塑造。兴光二年（454）又将尊祖敬宗的儒家形式移入其中，扩展“佛帝”形象至五帝：“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生生将道武、明元、太武、景穆还有自己敷入释迦摩尼像中，以世俗威权博得佛家尊位。文成以帝王形象为蓝本雕凿释迦摩尼像，除了祈求自身的安全与冥福外，更重要的是“继续利用太武废佛（446）以前，佛教徒宣扬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欺骗手段，妄图借此缓和人民的反抗。”而和平初年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开凿“当是前不久五级大寺铸像事件的一次重复。这次重复的工程远比五级大寺为巨大,反映了以文成帝为代表的日益虚弱的北魏统治集团,求助于宗教的需要更加迫切了。”世俗政权对佛教造像的控制与利用可见一斑。宣武帝“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上既崇之，下弥企尚。”因此之故，“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等，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洛阳迎来兴建佛教寺塔的高潮：“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宣武帝因势利导，开始专为皇帝乃至皇太后营建石窟以为功德：“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宣武以世俗威权引导利用佛教信仰的手段之娴熟，不下于其前诸帝，而对于沙门刘慧汪聚众反一事，若能妥善引导并利用当地的信仰基础与群众舆论，聚众反的坏事反而会成为可资利用、巩固统治、宣扬教化的绝佳筹码。奚康生这个“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的猛将，“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的“集合体”（指前述奚康生第一转变，即由杀入佛，却是将信佛与为将杀戮 “自然”糅合在一起）是最佳人选了。奚康生在弹压刘慧汪起事后，于永平二年、永平三年四月短短两年，连续开凿出泾川南、北石窟寺，其洞窟不仅为开创洞窟，即便历经千余年，依然是南、北石窟寺诸多石窟中最大者，可见当初奚康生开创两窟用功甚著，所需调用人力、资源必广，宣武帝引导利用“沙门聚众反”的政治意图恐怕就在此两窟之上，并非简简单单敉平叛乱即可。《魏书》本传载“转泾州刺史，仍本将军。以辄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寻旨复之”之事由此有了较合理的解释：“辄用官炭瓦”因其禀奉圣意，亟需开凿南、北石窟所致；为御史弹劾免官后，“寻旨复之”，同样是出于宣武。
奚康生开创的南、北石窟寺，独具特色的主体部分便是七佛布局。首先两窟都采取不同于时的方式，力求突出七佛的主体位置。为达此目的，两洞窟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中心柱式，而是在横长方形平面形制上加覆斗顶，将窟内空间做的更为开阔，同时将佛本生、佛转故事一反常态绘在了窟顶四披上，而敦煌莫高窟大多绘于洞窟两壁较为显著的位置，与南北石窟寺相类的布局直至隋代才在第302、423、419窟出现。窟顶四披绘图“客观上暗示出这些造像题材并没有占到洞窟里最重要的位置”。更为关键的方法是将弥勒菩萨放在入口两侧。七佛一菩萨的单体造像在巴勒斯坦地区被发现，而其组合方式都是立像造型、并行排列，弥勒菩萨位于七佛的左侧或右侧，公元2世纪后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西域，七佛造像随之进入龟兹，公元4世纪至6世纪克孜尔石窟将七佛一菩萨造像应用于石窟主室营建上，并创造性的将七佛与弥勒菩萨分开放在两个不同的壁面来表现，当然这种表现形式还远未成熟，未有定规的空间处理方式就是明证，有学者研究指出克孜尔第114窟弥勒被安置在正壁，七佛在门道上方，云冈石窟第10、11、13窟与之相同；但第38、80、97窟则与114窟完全相反：弥勒放在门道上方，七佛置于正壁下，此种做法便有效的凸出了七佛的尊位，在同时期石窟中极为少见，而南北石窟寺正是采用了这种空间处理方式，可能受到了克孜尔石窟第38、80、97窟的影响。南、北石窟寺七佛最为独特之处在于，置于正壁主体的七佛再次被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壁面来表现。七佛造像最盛行的排列方式就是起源于印度的横向并列排列，前述巴基斯坦发现的七佛造像便沿袭了此法，而克孜尔石窟七佛、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七佛、北凉石塔七佛、云冈石窟第10、11窟七佛皆没有太大变化。有研究者指出将七佛分散于三壁之上的做法参考了云冈石窟第13窟，并略作改动而成：中间的三身立佛和两边的两身立佛上分别加了一个屋形龛，客观上将七佛分成了三组。南北石窟寺的由此得到启发且更进一步，将中间一组三身造像保持原空间不见，将两侧四身造像从原来的壁面上分离出来放到与正壁垂直的两个侧壁上，在此基础上三部分的造像体积都有增加，七佛的表达空间得以提升，尤其是占据洞窟内最主要位置的正壁三身佛毫无争议成为主体，给观像者的视觉冲击更为直接。同时，将弥勒菩萨由一变二，分别置于门内两侧，“一是与其余三壁的七佛构成七佛与弥勒的题材，有效地充满了洞窟最主要的空间；二是这样做保持了平衡，使观像者不会有突兀之感。只有置于门内两侧才会有足够的空间营造与七佛大小相匹配的弥勒菩萨。”而此种正壁三佛两侧壁各二佛的七佛布局，至北周时在距北石窟寺不远的固原须弥山石窟第51窟得到应用。
南北石窟寺七佛造像布局“既受到来自西部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来自东部的影响。东、西两个方向的七佛造像布局方式在河西走廊与中原交界处的古泾州之地相遇，使得南北石窟寺的七佛既有继承也有革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陇东地方风格。”其中心思想便是突出七佛尤其是正壁三身佛的主体位置。杜斗城受宿白云冈石窟“昙耀五窟”造像可能是兴光元年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造像的一次重复推论思想的启发，猜测“奚康生在当朝皇后的故乡选择一七佛题材是否又是师贤、昙耀为‘五帝’造像（“令如帝身”）的又一次重复呢？”据前所论，奚康生极速开凿南、北石窟寺背后确实存在宣武帝的影子，杜氏所谓“在当朝皇后的故乡选择一七佛题材”是站不住脚的，下有详论，但若抛开逢迎胡氏的缪误，关于七佛当是遵循昙耀首创，从北魏开国太祖到当朝宣武帝七位皇帝为偶像原型开凿的推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却也契合宣武以世俗威权利用、引导乃至干预佛教信仰的北魏统治策略。奚康生行动的指令来自宣武，其服务目标依然是宣武。
杜斗城认为奚康生“在当朝皇后的故乡选择一七佛题材”，所秉持的论点实质与学者所谓奚康生有意逢迎胡太后而开凿南、北石窟的论点如出一辙，甚至藉此缘由将奚康生定性为“胡太后的死党”。两说皆值得商榷。首先，“当朝皇后的故乡”说法站不住脚，最关键的点在于时间错位。杜斗城所言“当朝皇后”指明为安定临泾胡氏出身的灵胡太后，然永平元年（508）七月甲午日，高肇侄女高英被立为皇后，直至延昌四年（515）宣武猝崩高肇失势，孝明即位上高氏尊号为皇太后，而后入瑶光寺为尼，此间“当朝皇后”一直是高氏。而安定临泾出身的胡氏在宣武后宫尚未崛起，她命运的转折点，是诞下肃宗孝明帝，时在永平三年（510）三月丙戌，史称“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惟肃宗而已。”大喜之下的宣武帝进其为充华嫔。永平二年正月沙门刘慧汪聚众反，奚康生开凿北石窟寺立碑在是年此后，永平二年五月左右胡氏怀孕，南石窟寺碑立于永平三年四月十四，是南石窟寺此时已大致开凿完毕，胡氏势力虽涨却也不能抗衡高氏，身为宣武心腹的奚康生，并不会为了讨好安定临泾出身、尚无势力的胡氏而大动干戈，开凿南北石窟寺并安排七佛布局的。但不可否认，永平三年三月丙戌胡氏诞下肃宗后，母凭子贵，而安定胡氏又凭女贵，地位同样水涨船高，由《南石窟寺碑》便可见一斑。
《南石窟寺碑》立于永平三年四月十四日，所列官衔、人名中有四条安定胡氏资料：别驾从事史安定胡武伯、平漠将军统军兼别驾主薄安定胡元安、省事安定胡季安、平凉郡丞济南侯安定胡□，并有胡氏母舅家皇甫氏参与的痕迹：司马敷西男安定皇甫慎、□酒从事史安定皇甫询。按照时间推算，《南石窟寺碑》中安定胡氏及胡氏母舅家皇甫氏的在场，说明借助胡充华产下皇子的势头，胡国珍及其背后安定胡氏的地位有所抬升；奚康生南石窟寺的开凿，于宣武佛教政治之外，可能又增添了以胡氏生育孝明帝为契机而为宣武（即拓跋/元氏子嗣）祈福的目的与色彩。
胡氏势力虽涨，但永平初年，正是高氏刚刚斗败代表于谨家族势力的于氏，册立为皇后，权势最盛之时，胡充华在后宫凭子得宠，却也不能于短期内抗衡高氏；且《魏书·奚康生》本传所载：“与元叉同谋废灵太后”，鲜明揭示出奚康生不满孝明即位后灵胡太后临朝听政事，因此奚康生逢迎胡氏之说同样不成立，将奚康生归入胡氏一党实属无稽。
二、两碑所见永平政局
将《南石窟寺碑》与同处泾川、成于永平二年四月的《敕赐嵩显禅寺碑记》罗列人物比较，不难发现后者中安定胡氏的“缺席”，与《南石窟寺碑》的“在场”形成鲜明对比。而《敕赐嵩显禅寺碑记》的实际主体是此时期后宫风头正劲的高氏，其背后是在宣武朝后期权势熏天的高肇。高肇为宣武帝生母孝文昭皇后高氏之兄，其系本出高丽，攀附为渤海蓨人，起自偏僻，门第寒素，只因“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而骤得富贵：“又诏扬（高肇父，《北史》卷八〇《外戚·高肇》作“飏”）嫡孙猛袭勃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显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数日之间，富贵赫弈。”嵩显禅寺即为初崛起的高氏一族怀念和赞誉高扬等先祖，感报皇帝恩施所建，《敕赐嵩显禅寺碑记》表明嵩显之名即出宣武敕赐。嵩显寺遗址即今泾川县城南高峰寺，当地人又呼为高公寺，《碑记》拓片现存甘肃省博物馆，《金石萃编》、《陇右金石录》录有碑文，已多漫漶。《敕赐嵩显禅寺碑记》碑文称：“灵降圣德，二后经纶，内光椒掖，外允九臣，帝思渭阳，嘉爵交臻。”“二后”即指孝文昭皇后高氏与刚刚被拜为宣武皇后的高英，高英为文昭皇后侄女，她是高肇为维持骤得显贵的家族而效仿于忠、于烈父子输家族女子入宫为后做法的关键举措。高肇骤得富贵后又取得倒台的咸阳王禧之遗产，并尚高平公主，迁尚书令专权，一时煊赫无两。但其权力完全依附于宣武，不比有乡土势力支撑的“双家制”门阀官僚，因而高肇得势的实质乃是宣武打击宗室诸王、巩固皇权的工具，高肇显然也意识到此点，故除了积极协助宣武帝铲除元详等宗室势力“回报”宣武的同时，将高英安插后宫成为“夫人”，正始五年（508）七月甲午高氏拜为皇后，同年八月丁卯改年号为永平，如此永平初年高氏在后宫已开始掌握权势，而高肇则协助宣武帝以贪腐的藉口成功扳倒了元详，“又说世宗防卫诸王，殆同囚禁。”其实是宣武自身的政治意图借助高肇之口宣出。而元详倒台后，宣武乘胜追击，将元详贪腐的高度上升到“天下为公”的大义名分上，责罚诏曰：“王位兼台辅，亲懿莫二，朝野属赖，具瞻所归。不能励德存道，宣融轨训，方乃肆兹贪腼，秽暴显闻。远负先朝友爱之寄，近乖家国推敬所期，理官执宪，实合刑典，天下为公，岂容私抑。但朕诸父倾落，存者无几，便极逮坐，情有未安。可免为庶人，别营坊馆，如法禁卫，限以终身。邦家不造，言寻感慨。”“天下为公，岂容私抑”，冠冕堂皇的借口却遮掩不了同室操戈、清君侧的目的，此举沉重打击了诸王宗室势力，孝文临终费尽心力布置的六辅政局至此破产，高肇一系的权势达到顶峰。
《敕赐嵩显禅寺碑记》落款为“大魏永平二年岁在已丑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使执节都督泾口口”，《新通志稿》“以其语意铭词均似南石窟寺碑，疑属一人手笔”，猜测为泾州刺史奚康生，而《陇右金石录》却以为碑文所称“启踪冀方，树基渤海”、“内秉望舒之赞，外整阿衡之翼”皆不能比附康生，“当是两碑搦管或出一人，而立碑之人则属两事”，推论碑为高猛所立，但高猛并未出任泾州刺史如何可立此碑却解释不出：“惟传（按即《魏书》卷八三下《外戚·高猛》）言（高猛）出刺雍州而此则以泾州刺史立碑，或者由泾转雍史文不无阙漏，然必非奚康生所立可以断言。” 张维以“启踪冀方，树基渤海”等碑文内容不能比附奚康生而断言落款必非奚氏，却忽略了落款之人并非碑文赞颂对象，“启踪冀方，树基渤海”等所指应当是高肇一系的先祖，逻辑上站不住脚。而“当是两碑搦管或出一人，而立碑之人则属两事”的推测却有启发。查检《魏书》，在奚康生之前担任泾州刺史者为高绰，且有“诏假节，行泾州刺史”的记载，与《碑记》“使持节”相对应；高绰为名臣高允孙，出自高肇攀附的正宗渤海高氏，孝明帝时期，“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聪及绰等朋附高肇，诏并原罪。”高绰党附高肇一事虽不可详考，但“诏并原罪”可明证两者之间当有政治牵连，则永平二年正月之前，宣武敕建的嵩显寺已然开工，可能党附高肇的高绰主持事宜，永平二年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奚康生由此“转泾州刺史，仍本将军。”则《敕赐嵩显禅寺碑记》所记永平二年四月八日，泾州刺史已是奚康生，但《碑记》可能在此前已经刊刻完毕，故存在“使持节”，由此点言对应的是高绰；若就时间而言，则对应奚康生，不过以前者可能性更大。
永平二年四月建成的嵩显禅寺为高肇一系感报皇帝恩施所建，《敕赐嵩显禅寺碑记》是高氏势力崛起的宣示，此间安定胡氏“缺席”。三月之前，华州刺史奚康生奉宣武旨意转任泾州刺史，并于弹压沙门刘慧汪聚众叛乱后，于永平二年、三年开凿北、南石窟寺，其间使用当时尚未流行的格局来凸显七佛尤其是居中三佛。永平二年五月左右胡氏怀孕，三年三月诞下孝明，宣武进位充华嫔，四月落成的《南石窟寺碑》安定胡氏及胡氏舅家皇甫氏“在场”，昭示出存在南石窟寺存在以胡氏生育孝明帝为契机而为宣武（即拓跋/元氏子嗣）祈福的目的与色彩，同时也说明安定胡氏凭借胡充华的上位，开始积蓄资本，崭露头角。而权势独盛的高肇一系却开始步入鼎盛之后的下坡路。
北魏自道武帝以来，为防范外家为乱，“不令妇人后与国政”，施行子贵母死制度；正平事变后，制度开始背离道武帝初衷，随着大权不断旁落于宦官、权臣与太后之手，尤其是太后势力在后宫逐渐形成绝对权威，发展成乳母干政政治和太后临朝听政，子贵母子制度成为文成帝乳母常氏与文明太后冯氏等排除政治障碍的借口。子贵母死旧制实际上被革除是在宣武帝时期。宣武帝“频丧皇子”，而后宫嫔妃“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子贵母死故事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诸妃头顶。高英被纳为贵人后曾“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李凭推测其可能是“一位消极反抗子贵母死制度者”，而在永平元年被立为皇后之后，高英却又在后宫诸妃头上添了把锁：“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史称：“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惟肃宗而已。”入宫后方为承华世妇的胡氏却以“子生身死，所不辞也”的决绝态度，对此发起了挑战：
唯后每谓夫人等言：“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肃宗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云：“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既诞萧宗，进为充华嫔。
李凭指出胡氏的举动，并非不怕子贵母死的旧制，而“是向妒妇高氏公然发起的挑战。也只有如此， 她才能有出头的机会。”深受子嗣危机困扰的宣武帝除了进胡氏为充华外，对孝明采取了最为严密的防护：“世宗频丧皇子，自以春秋长矣，深加慎护，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养于别宫，皇后及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焉。”防范的主要目标自然是悍忌的高后，释放出的是宣武在子嗣方面对高氏的不信任信号。胡充华的崛起与宣武对肃宗的防护，预示着高氏独尊后宫地位开始转折。在宫外，高肇的地位同样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延昌初，高肇迁司徒，“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形乎辞色。众咸嗤笑之。”史家多以此论称高肇失宠，言说宣武有意剥夺他实权，祝总斌已有驳斥，可从，而祝氏认为“宣武帝本来是抬举他，使登台鼎，以提高其声望，然而他却对便于弄权的岗位难于忘情”却同样不甚全面。从本文看应是宣武除亲情外，其与高肇的“合作”，最关键的是更好的控制后者，以明晰何时、何地、何度来用他便于发挥最大作用，在延昌之前，利用高肇的表演配合，清除了最主要的诸王潜在威胁，宣武实现大权独揽后，高肇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处理朝堂间事上；而且高肇因重权在握而可能对宣武权力乃至声望产生影响，代替诸王威胁成为主要矛盾之一，此情况下以司徒优礼而用之，便成了对宣武而言的合宜之举。高肇应该也是意识到诸王威胁这一主要威胁的削弱，而使得主要矛盾转移，他并无反心，相反对于宣武心怀感恩，甚至可言忠心耿耿，前述嵩显禅寺可为一例，宣武暴卒后领兵在外的高肇只身回京，徒手入宫“哭梓宫”，因而见杀也是一例，感恩与忠心背后的实质乃是明晰自身权力来源即系于宣武一身，而诸王势力的削弱使得用武之地骤失，利用价值随之降低，虽登司徒，却是从宣武身边转入朝堂之前，表面尊崇荣光，却也远离宣武，自身权势再也不如此前稳固，由此牵连出后宫高氏地位乃至家族整体地位、权势的不稳固先兆，故而有“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形乎辞色”的表现。
延昌四年正月宣武暴卒，未留遗诏，于延昌三年受命出征西蜀的高肇得到宣武去世噩耗时“承变哀愕，非唯仰慕，亦私忧身祸，朝夕悲泣，至于羸悴。”返程奔丧，徒手进京。在此时间内以元雍为首的宗室诸王借助领军将军于忠掌握大权，粉碎势力单薄的高肇党羽王显的负隅顽抗，并于二月庚辰表面尊崇高氏为皇太后，降低高肇警惕，次日将哭梓宫讫后入舍人省的高肇“拉杀之”。随后以宗室三代（元澄，元雍，元怿、元怀）加汉族高门（先是尚书左仆射郭祚、右仆射李平，后稳定为胡国珍）的形式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两晋南朝三公、八公日益虚衔化有所不同，北魏孝文后的三公、八公往往握有实权，“具有汉代辅政大臣的色采，可以说是延缓了虚衔化的过程”。六岁的孝明帝即位，孝明生母胡氏及胡国珍开始爬升。鲜卑宗室、汉族高门与于忠亟需取代高太后之人掌权后宫，目光瞄准了胡氏，在“世宗崩后，高太后将害灵太后”的危急时刻，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于忠，而于忠问计崔光后将胡氏置于别所，严加守卫。三月甲辰高太后出家为尼，高肇一系彻底退出，胡充华转变为灵胡太后，第一次亲政。《敕赐嵩显禅寺碑记》中走到权势高位的高氏退出历史舞台，《南石窟寺碑》开始出场的胡氏则扮演起了主角。
三、“与元叉同谋废灵太后”局面的形成
胡太后临朝听政，着力培植亲信集团，以应对来自于忠与宗室诸王的控制。“（于）忠既居门下，又总禁卫，遂秉朝政，权倾一时。”“又总禁卫”指于忠领军之职，手握禁卫，武力威慑；“既居门下”则谓其侍中，控制议政与诏令下达。于忠擅权后虽有“欲以惠泽自固，乃悉归所减之禄，职人进位一级”等拉拢统治集团、缓和阶层矛盾的做法，但其延昌四年八月乙亥杀害图谋行废黜之举的郭祚、裴植、韦儁，导致“朝野怨之”。在如此环境下，胡氏才于次日（丙子）被尊为皇太后，而于忠“既尊灵太后为皇太后，居崇训宫，忠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侍中、领军如故。”并与宦官刘腾、侯刚相表里：“于忠领崇训卫尉，刘腾为崇训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将胡氏的安危置于自己监控之下，同时施以怀柔之术，“又以太后父国珍为光禄大夫。”胡国珍家族进入决策层。至此，于忠将高阳王雍、任城王澄、崔光等人排挤出最高决策层，并以领军将军、侍中、尚书令、崇训卫尉分握军权、议政决策权、政令监督执行权与后宫。十二日后（戊子），“帝朝皇太后于宣光殿，大赦天下”，灵胡太后临朝听政开始，次日（乙丑）“司徒、清河王怿进位太尉，司空、广平王怀为太尉、领司徒，骠骑大将军、任城王澄为司空。”元怿接替元雍成为最高执政官，成为胡太后集团的宰相，而且三王职务的升迁，也增强了诸王的权力，“是对于忠压制诸王举措的反动”。而后庚寅“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仪同三司。”胡太后通过让于忠兼任尚书令之职，使其参与处理朝政具体职务，并在外朝与内朝间奔波办公，宫内供职执掌门下决策与控制禁卫的精力被分散。胡太后的亲信集团形成，其主要依靠力量是宗室诸王。九月已巳“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灵胡太后至此方正式“亲览万机”。“太后既亲政，乃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三司、尚书令。”于忠权势被夺，而后胡太后以“不称厥任”的罪名“出忠为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将之赶出中央。
任城王澄接任于忠尚书令，最为关键的领军将军之职，胡太后将目光对准了宗室疏属，元继、元叉父子相继任职。此层面的考虑更多的是针对宗室诸王。元叉为胡太后妹夫，道武帝子阳平王熙四世孙。元叉及父江阳王（后改封京兆王）元继与同为道武帝子嗣七世孙的孝明帝元诩关系已经十分疏远，元法僧反叛后，宗室元树遗公卿百僚书便非常尖锐的将元叉的疏属及其起家根本道出：“元叉险慝狼戾，人伦不齿，属籍疏远，素无问望，特以太后姻娅，早蒙宠擢。”除了“太后婚娅”外，元继父子最重要的资本即是元继与军方尤其是禁卫军的紧密关系。孝文世，元继“除使持节、安北将军、抚冥镇都大将。转都督柔玄、抚冥、怀荒三镇诸军事，镇北将军、柔玄镇大将”，手握地方军权，且曾以“斩愆首一人，自余加以慰喻”的雷霆手段平定高车酋帅树者的叛乱，军事才能突出，孝文赞誉：“江阳良足大任也”。后“入为左卫将军，兼侍中，又兼中领军，留守洛京。寻除持节、平北将军，镇摄旧都。”在迁洛之初便进入中央，任职禁军，而宣武世高肇专权时，元继被出外为刺史，还曾一度“为家僮取民女为妇妾，又以良人为婢，为御史所弹，坐免官爵”，“弹劾元继的御史应为高氏死党御史中尉王显或其下属，王显在孝明即位之初还曾参与谋害胡氏的未遂阴谋”，胡太后因此共同利益而将有禁卫军基础的姻亲元继推上领军位置。只因“疾患积年”，元继“枕养于家”，胡太后荣迁继司空公，其子元叉继任领军。而在短短几年间，元叉便由七品上阶员外郎升迁为从二品实权职务领军将军，并有侍中职参与政治决策，领尝食典御专掌进奉御食，一日三餐均可接近皇帝和太后，且此职原由历两都三帝二太后进奉御食的侯刚担任，胡太后将之剥夺交予元叉可见信任；再加之叉妻拜冯翊郡君，官视二品女侍中，可在后宫协助胡太后秉政，且多次体现出对胡太后决策的影响力，元叉权势由此迅速膨胀，成为胡太后的心腹。
元叉不比长期卧病的元继，“恃宠骄盈，志欲无限”，权势的扩张同样威胁到其他权臣，而同样为胡太后委任且有情人关系的朝臣代表清河王怿首当其冲与元叉激化矛盾：“太傅、清河王怿，以亲贤辅政，参决机事。以叉恃宠骄盈，志欲无限，怿裁之以法。叉轻其为人，每欲斥黜之。”怿为孝明叔父，在孝文世便因“风神外伟，黄中内润”而为孝文所喜爱，彭城王勰“甚器异之”，宣武世“才长从政，明于断决，割判众务，甚有声名”，任职侍中、尚书仆射，屡为高肇所谮，但因政治手段高超，依然为宣武所喜，史称：“亲王之中，甚有名行，世宗爱之，特隆诸帝”。孝明即位胡太后临朝，因其“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拟周、霍”，“诏怿裁门下之事”，且“时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怿”，元怿成为统治政策的首席制定者，朝臣之首，而且怿本人十分拥护支持皇室专政，呼吁君主揽权而摒弃佞臣并友爱诸王，如宣武时为高肇所谮，怿恐不免，因侍宴酒酣，乃谓肇曰：“天子兄弟，讵有几人，而炎炎不息。……今君曲形见矣，恐复终成乱阶。”又言于世宗曰：“臣闻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谅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别，宜杜渐防萌，无相僭越。至于减膳录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讵是人臣之义？且陛下修政教，解狱讼，则时雨可降，玉烛知和。何使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长乱之基，于此在矣。”其对于元叉的崛起同样不满，并试图用宰辅之权制裁元叉。元叉则试图削弱清河王怿的羽翼，神龟二年瀛洲民刘宣明谋反逃窜，元叉使从祖父元和与妻元氏杨昱藏匿宣明，而杨昱时为太尉掾，是太尉清河王怿的属官，最终虽未得逞，而在“太后乃解昱缚，（元）和及元氏并处死刑”的情况下因“叉相左右”，极力推脱，却出现了“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的结果，胡太后对元叉夫妇的曲情与包庇可见一斑。此举使得元叉愈加大胆，将矛头直指元怿，“叉遂令通直郎宋维告司染都尉韩文殊欲谋逆立怿”，元怿虽因“穷治无实”而得免，但“坐禁止，……虽得免，犹以兵卫守于宫西别馆。”自由被限制在禁中，而禁卫军权是领军将军元叉掌握的，是元怿的生死已逃离不出元叉的掌心；反观诬告的元叉一方，实施诬告的亲信宋维、宋纪兄弟（名臣宋弁之子）毫发无伤：“维应反坐，叉言于太后，欲开将来告者之路，及黜为燕州昌平郡守，纪为秦州大羌令。”元怿为胡太后的情人，但却被太后宠臣元叉特意针对，且处置结果明显偏袒元叉一方，不难看出其背后有胡氏的支持；而胡氏以元叉限制元怿的行为，原因当是针对后者为朝臣之首的身份及支持皇室专政，呼吁君主揽权的主张，元怿穷治无实而得免但被限制自由的处置结果也说明胡氏手段并不过激，其所欲维护的是听政“亲览万机”的权势，以此手段求得朝廷势力的平衡。孰料占尽优势的元叉谨慎猜疑成性，仍不放心坐禁止的元怿，担心其不忘于灵胡太后，更为关键的是看到了窃取最高统治权的可能，“久之，叉恐怿终为己害，乃与侍中刘腾密谋。”正光元年七月发动政变，“叉与刘腾逼肃宗于显阳殿，闭灵太后于后宫，囚怿于门下省，诬怿罪状，遂害之。”
而在此时段，“（奚康生）征拜光禄卿，领右卫将军。与元叉同谋废灵太后。”奚康生对于胡太后的态度是极为鲜明的反对，甚至不惜谋反。联系奚氏对于宣武帝的忠诚与永平三年并未谄媚胡氏的举动推论，此间原因只能是对胡氏临朝执政的反对，其目的也并非针对魏室的谋反，而是试图延续自道武帝至宣武帝的统治，归政已经九岁的孝明，而不是让汉族安定胡氏代言人掌权。奚康生最核心的职位是“领右卫将军”，据张金龙的研究，孝文帝改革时在领军将军下设左、右卫将军，于禁中当值，是仅次于领军、护卫将军的禁卫长官，左右卫府位置“在宫前阊阖门前一里御道”东西两侧，东为左卫府，西为右卫府。《魏书·官氏志》载：“正光元年七月，置左、右卫将军各二人。”因正光元年秋七月丙子，元叉与刘腾奉帝幸前殿，矫皇太后诏，“乃幽皇太后于北宫，杀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揔勒禁旅，决事殿中。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年。”此次“置左、右卫将军各二人”，是将领军将军下辖左右二卫增加至左右四卫，领军将军及左右卫的权力增加，则不论从时间，还是从受益方来看，“置左、右卫将军各二人”举动更多出于元叉矫诏，以增加政变资本并维持成果，而非张金龙所谓“胡太后在禁卫武官制度方面的变革”，此观点既遗漏了正光元年七月丙子的元叉政变，同时与张氏自己的阐释“左、右卫的扩充是禁卫力量加强的具体表现”相矛盾，毕竟胡太后也不可能在元叉手握禁卫军权的情况下再扩充左右卫以增加其势力。
四 元叉政变与奚康生之反复
正光元年秋七月元叉、刘腾发动政变，“幽皇太后于北宫，杀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揔勒禁旅，决事殿中。”元叉幽闭胡太后于北宫，同时去除掉眼中势均力敌的元怿，剪除灵胡太后在朝中的情人兼臂膀，而后推孝明帝于台前，“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年。”并以“内外百官进位一等”的通例邀买人心。明着是归政孝明，实则是“擅废太后，离隔二宫”，归政于己，“生杀之柄，不由陛下，赏罚之诏，一出于叉。名藩重地，皆其亲党，京官要任，必其心腹。”
元叉集团主要是元叉联合中侍中刘腾为主体构建的，刘腾也是其最为重要的心腹谋臣。凭借扶持孝明即位与保护胡太后之功，加之胡太后有意识拉拢宦官以换取其阶层对己临朝听政的支持，“奸谋有余，善射人意”的刘腾成为灵太后最为宠信的中官内侍，“特蒙进宠，多所干托，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桥，太上公、太上君及城东三寺，皆主修营。”元怿曾对刘腾“多所干托”的不法行为有所阻挠：“吏部尝望腾意，奏其弟为郡带戍，人资乖越，清河王怿抑而不与。”致使刘腾迅速导向与已有共同敌人的元叉一边，成为其谋主，在政变后依然发挥隔绝太后的关键作用：“废灵太后于宣光殿，宫门昼夜长闭，内外断绝。腾自执管钥，肃宗亦不得见，裁听传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废，不免饥寒。”
元叉在禁军方面的主将主要有侯刚与奚康生二人，分任左、右卫将军，且都与元叉缔结姻亲：“与子（奚）难娶左卫将军侯刚女，即元叉妹夫也。叉以其通姻，深相委托，三人率多俱宿禁内，时或迭出。”侯刚长子即“叉之妹夫”，奚康生子难娶侯刚女，三家通姻。
侯刚出身寒微，“少以善于鼎俎，进饪出入”，后藉此进为尝食典御，得以亲密接触最高统治者，给宣武留下了质朴刚直的印象：“世宗以其质直，赐名刚焉”，并获得宣武赏识：“刚于违和之中，辛勤行饪。追远录诚，宜先推叙。其以刚为右卫大将军”，但其在政治活动中却极为圆滑，因协助孝明即位与拥护胡太后临朝听政有功，得保官爵，且更受宠信，史称：“刚自太和进食，遂为典御，历两都、三帝、二太后，将三十年。”灵胡太后第一次临朝听政时，侯刚“坐掠杀试射羽林”，胡太后亲引见廷尉卿裴延俊、少卿袁翻于宣光殿过问此事，为侯刚解除原本定下的大辟之刑，改为“削封三百户，解尝食典御。”尝食典御是侯刚起家立身最关键的资本，此次被剥夺，“刚于是颇为失意”。胡太后以元叉领尝食典御之职。侯刚再次辉煌，端赖元怿的举荐之恩：“御史中尉元匡之废也，太后访代匡者，刚为太傅、清河王怿所举，遂除车骑将军，领御史中尉，常侍、卫尉如故。”但在元叉正光元年政变期间，侯刚毫不犹豫的站在了元叉身边，其所怨望的应当是胡太后剥夺其尝食典御之职，而元叉正是抓住了此点，以尝食典御的冀望许诺，才将之牢牢牵住，元叉执政后，“乃引刚为侍中、左卫将军，还领尚食典御，以为枝援。”对有举荐之恩的元怿，侯刚却未施以援手。元叉倒台后，胡太后诏指出侯刚在元叉政变中的作用：“与权臣元叉婚姻朋党，亏违典制，长直禁中，一出一入，迭为奸防。又与刘腾共为心膂，间隔二宫，逼胁内外。”并于其行为定性：“曾无犬马识主之诚，方怀枭镜返噬之志。……不忠不道，深暴民听，附下罔上，事彰幽显。莫大之罪，难从宥原”，将恩倖的秉性“承颜色，窃光宠，势等秋风，气同夏日”表漏出来。
元叉、侯刚、奚康生，三角攻守同盟间却非铁板一块，奚康生与元叉之间存在嫌隙，“康生性粗武，言气高下，叉稍惮之，见于颜色，康生亦微惧不安。”奚康生的勇武粗狂，为元叉利用的同时也让其心生忌惮，元叉担心其不能久居人下，忌惮之意见于颜色，却也让奚康生“微惧不安”。元叉与奚康生的结合，利益共同点是灵胡太后，“（奚康生）与元叉同谋废灵太后”，但在七个月后的西林园事件中，奚康生却反水了，元叉权势煊赫之际冒着危险救护孝明与胡太后，再结合奚康生此前的举动，可以看出奚氏的表面“反复”有着一以贯之的深层理念。
正光元年七月元叉政变七个月后，西林园事件上演。“正光二年三月，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瞋目、颔首，为杀缚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本是元叉左膀右臂的奚康生却有意为力士舞，通过肢体语言“杀缚之势”暗示即将到来的危险，其表露对象却是此前“谋废”的胡太后。危险来自于何处，《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宣武灵皇后胡氏》有所交待：“后肃宗朝太后于西林园，宴文武侍臣，饮至日夕。义乃起至太后前，自陈外云太后欲害己及腾。太后答云‘无此语’。”元叉在“离隔二宫”举措有所松动的时候，以“外云太后欲害己及腾”相胁质询胡太后，是其有“无君之心，实怀皂白。擅废太后，枉害国王”的写照。
元叉有不臣乃至谋弑之心，胡太后虽不敢言，但已明晰自身不利处境，便于日暮之时“欲携肃宗宿宣光殿”，元叉“离隔二宫”的举措再次受到威胁。
《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宣武灵皇后胡氏》云：“遂至于极昏。太后乃起执肃宗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诸大臣送我入。’太后与肃宗向东北小阁”，灵胡太后口中的“诸大臣”当是其所倚仗，而词语的真正指向乃是“诸大臣”所奉的“肃宗”，后者乃是前者心意的代言人。这在正光五年肃宗与胡太后密谋图叉中便有显示：
正光五年秋，灵太后对肃宗谓群曰：“隔绝我母子，不听我往来儿间，复何用我为？放我出家，我当永绝人间，修道于嵩高闲居寺。先帝圣鉴，鉴于未然，本营此寺者正为我今日。”欲自下发。肃宗与群臣大惧，叩头泣涕，殷勤苦请。灵太后声色甚厉，意殊不回。肃宗乃宿于嘉福殿，积数日，遂与太后密谋图叉。肃宗内虽图之，外形弥密，灵太后瞋忿之言，欲得往来显阳之意，皆以告叉。又对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忧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数四。叉殊不为疑，乃劝肃宗从太后意。于是太后数御显阳，二宫无复禁碍。
胡太后“欲携肃宗宿宣光殿”时，已经与元叉绑在同一链条上的侯刚此时站出阻止：“至尊已朝讫，嫔御在南，何劳留宿？”却因为奚康生突然的反复举动而未能得逞：
康生曰：“至尊，陛下儿，随陛下将东西，更复访问谁？”群臣莫敢应。灵太后自起援肃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万岁于后，近侍皆唱万岁。肃宗引前入阁，左右竞相排，阁不得闭。康生夺其子难千牛刀，斫直后元思辅，乃得定。
奚康生的态度已经十分鲜明，意图促成灵胡太后与肃宗相合。群臣莫敢应，主要是未曾料到身为元叉盟友的奚康生突然转向。使得“太后自起援肃宗臂下堂而去”、“太后与肃宗向东北小阁”。“康生大呼唱万岁于后，近侍皆唱万岁。”说明其借助的是肃宗的身份，其真正欲成就、效忠的也是“万岁”。“康生夺其子难千牛刀，斫直后元思辅，乃得定。”奚康生安排子难为千牛备身更像是一招暗棋，也是此前联姻的真正目的所在：明为元叉集团成员监视，实为保护。此处在混乱中有所助益，随着奚康生反水暴露出来。
奚康生忽然反水元叉，保护肃宗与灵胡太后，也可以用其欲借此机会，扳倒元叉求取出位，夺得大权的动机来解释。但从事件结果明显可以看出奚康生的实力完全不能和元叉抗衡，此前因元叉表露出忌惮之色，奚康生便“微惧不安”同样可以说明二者势力差距，如果奚康生真有此动机，最好的时机应当是在元叉谋害“二宫”之后，借大义名分来反击；或暗中扶持、鼓动“二宫”或其他势力，消磨元叉。但无论何种方式，绝非是此时冒死救护“二宫”。
《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宣武灵皇后胡氏》云“左卫将军奚康生谋欲杀叉，不果。”是说奚康生有谋杀元叉的举动，只是未果。而《魏书》奚康生本传只是记载奚康生在此前暴露后，立刻居于弱势地位，为叉所执，而后被叉与刘腾陷害：
肃宗既上殿，康生时有酒势，将出处分，遂为叉所执，锁于门下。至晓，叉不出，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余人就康生所讯其事，处康生斩刑，难处绞刑。叉与刚并在内矫诏决之。康生如奏，难恕死从流。
奚难被判流放，免去一死，而奚康生则被处斩。史官此处着重刻画奚氏遗言及其受刑之烈，已见文首所述，“我不反死，汝何为哭也？”表明其认为自己所为并非谋反，其所指向的对象乃是保护孝明，对于胡太后的暗示举动等也是为了孝明藉灵胡之力扳倒专政元叉。而“有司驱逼，奔走赴市。时已昏暗，行刑人注刀数下不死，于地刻截。咸言禀叉意旨，过至苦痛。”则通过行刑之急切、受刑之酷烈、他人评论观感等角度，直指元叉意欲除奚康生而后快的心理。
结合奚康生泾州刺史任上修建南北石窟寺七佛寓意，可知其本身是认可宣武帝及其后嗣孝明的统治的，表面对于胡太后的保护应当是保护孝明帝，由“与元叉同谋废灵太后”到冒死护卫“二宫”，前后对胡氏态度迥异，只是因为其保护的对象是孝明，孝明安全才是决定其态度与向背的关键。
作为鲜卑内入八姓之一，迁洛之后鲜卑姓族对于孝文汉化并非是全力拥护与积极支持的，而太和廿三年孝文中道崩殂，汉化的事业虽未戛然而止，但缺失强力领导者后进度缓慢，宣武一朝频繁发动南伐战争除实现一统伟业外，同样有转移与缓解国内矛盾的打算。而作为新晋的“河南洛阳人”，从平城迁入的鲜卑姓族乃至普通民众，对于拓跋皇权的拥护却是发自内心的，这是他们立身保命乃至荣华富贵的基本保障，作为宣武帝的亲信，奚康生无疑是拥有此“忠君”思想的佼佼者，因此奚康生在元叉政变前后的反复乃至引发其死亡的深层原因即是对宣武及孝明的拥护，而非夺权以“得到比元叉专政时更大的权力”。
他们不似“双家制”汉族官僚，有乡里基础可依。早在代北平城，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等措施，已使得部落联盟解体，酋长与部落贵族转化为“国家”的“皇帝”与“官僚”，原有的在部落内耤血缘等联系而产生的向心力与情感已逐步消散，地域因素相应转重。虽然藉着西郊等传统宗教仪式祭典，部落共同体的情感透过仪式而得以再生与再肯定，“‘代人’对拓跋政权的忠诚也就得以持续”，但伴随孝文迁洛，西郊为代表的北亚祭典为南郊等华夏典制代替，随着孝文帝重定姓族及鼓励胡汉通婚等一系列政策的施行，一个新的包括拓跋贵族与汉人世族在内的统治阶级在洛阳出现，构成洛阳政权的基本骨干；同时，作为新帝国武力基础的中央军也在洛阳成立。孝文的精力转向征服南方，冀望实现“南荡瓯吴，复礼万国”的大业。惜于三十三岁崩于南伐途中。华夏典制的潮流虽未再大规模席卷而出，但上至统治阶层的变动，下至胡汉百姓的日常，必然受到了华夏典制的影响，皆非平城旧貌。此前学界关注的主体多是汉族士人、官僚，但随着时代大潮的卷席，鲜卑姓族经受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人数的不对等，武力、官职等不可避免的向他族尤其是汉族流动，加之治国方针、理念的“不平等”交融，核心礼俗的消融与华夏典制的增长，都让深处其间的鲜卑姓族切实感受到“危机”。以拓跋皇权为核心的新的洛阳政权成为其等的物质及精神支撑，由贵族政治、宗王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变，也使得拓跋姓氏皇帝成为内迁鲜卑的精神领袖。奚康生之流的冒死护卫便是此类精神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