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国内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颇丰。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专著有：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黄惠贤《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严耀中《魏晋南北朝史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张庆捷《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商务印书馆），胡阿祥等著《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凤凰出版社），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王永平《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张小稳《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等级管理制度研究》（九州出版社），张倩仪《魏晋南北朝升天图研究》（商务印书馆），薛瑞泽《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明与草原文化的交融》（科学出版社），郭瑞《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戴卫红《北魏考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金忠明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金维诺《中国美术·魏晋至隋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韦宾《汉魏六朝画论十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钟琛编著《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音乐传播概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李修建《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人民出版社），史卫《建安风骨与魏晋风度》（中华书局），王德有《魏晋玄学：高蹈飘逸的闲适人生》（东方出版中心），贺云翱、单卫华主编《曹操墓事件全记录》（山东画报出版社）等。译著有[日]谷川道雄主编，李凭等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论文集有李凭主编《曹操高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浙江文艺出版社），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大同平城北朝研究会编《北朝研究（第七辑）》（科学出版社）。史料集有宋少华主编《湖南长沙三国吴简》（六卷，重庆出版社）。本年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有：4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在河南安阳联合举办“曹操高陵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9月，湖北襄樊举办“中国三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七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10月，河南亳州举办“中国亳州曹操学术研讨会”。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在300篇以上，涉及领域广泛，以下分类择要介绍。
政 治
政治制度。张鹤泉《论北魏前期诸王爵位继承制度的特征》（《河北学刊》第3期）对北魏前期诸王爵位的继承状况、诸王爵位的嫡长子继承与非嫡长子继承诸问题作了探讨。同作者《北魏孝文帝实行散爵制度考》（《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散爵与开国爵的爵位等级具有相互参照关系；在后《职员令》中正式将虚封爵称为散爵。王晓毅《再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文史哲》第2期）指出：汉末延康元年九品中正制创立时，仅针对在职官员；曹魏时期中正的评价仅限于在职官员与进入选举程序者，并存在着两种话语系统。张旭华《名称与内涵——简评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史林》第1期）认为《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的名称与内容并不十分契合，反映了宫崎先生独特的研究理路与治学方法。戴卫红《魏晋南北朝得谥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一)》（《南都学坛》第6期）考证了得谥官员身份与官品的转变:身份方面从“有爵则有谥”到生前无爵死后也可得谥；官品方面南朝百官从五品上调至三品，北朝无明文规定。同作者《魏晋南北朝得谥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二)》（《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实际评谥过程中，官员谥号以单谥为主；谥号用字多为美谥或平谥；当时虽采用了一些《周书·谥法》篇中没有的谥号用字，不过仍可能有本可依。同作者《吐鲁番文书所见<谥法>残本略考》（《吐鲁番学研究》第1期）认为《谥法》残本完全有可能是从北朝政权流传至高昌的；高昌王谥号受到了十六国北朝帝王谥号的影响。
张军《两晋军府与尚书机构关系考论》（《阅江学刊》第5期）指出两晋时期军府制度逐渐发展定型，对以尚书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产生重大影响。李慧波《魏晋南北朝之集书省述略——以“六散骑”的变迁为中心》（《江汉大学学报 》第3期）通过探讨“六散骑”的设置、职掌及选任反映出集书省的发展变迁。董邵伟《东晋加官散骑常侍略论》（《殷都学刊》第2期）考察了东晋加官中的散骑常侍，进而分析了东晋职官制度的特点。黄寿成《从中枢决策机构看北齐北周的汉化》（《文史哲》第3期）得出北齐汉化的步伐远快于北周之结论。王东洋《魏晋南北朝官员的考课周期与考课年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指出此时期官员的考课周期由“三年一考”向“一年一考”转变，考课次数相应由“两考”变“四考”。方高峰《东晋南朝杂号护军考论》（《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第1期）考察了东晋南朝在少数民族聚居的郡级单位设置的杂号护军。刘军《北魏护丧制度考》（《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对北魏护丧制度的形成、发展及运作进行了论述。石静《两晋属吏为长官服丧成为定制考述》（《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指出属吏与长官的君臣关系在西晋得到确立，至东晋则通过确定服丧制度在礼制层面上加以强化。楼劲《北魏的“方驿博士”》（《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魏书·官氏志》所载的“方驿博士”应是教授车马驿传知识的教官。杜鑫《浅谈曹魏时期的史官制度》（《黑龙江史志》第15期）论述了曹魏史官的两大特点。曹刚华《北魏华林园听诉制度渊源考》（《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华林园听讼制度沿袭自刘宋。吕金柱《汉晋时期的“引经决狱”制度》（《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第5期）考察了汉晋时期“引经决狱”制度依据和适用范围、原则等。
苗霖霖《北魏后宫墓志等级制度试探》（《史林》第5期）对北魏后宫人员的墓志形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出墓志与后宫等级制度之关系。徐冲《“禅让”与“起元”：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替与国史书写》（《历史研究》第3期）指出魏晋的王朝国史书写实践是“先禅让后起元”，南北朝则出现“起元”前移的变化；这显示出南北朝皇帝权力起源的起点从前朝的“功业”转变为“创业”暴力成就本身。王爱民《北魏立皇后铸金人占卜习俗考论》（《滨州学院学报》第2期）对北魏立皇后时“铸金人”以占卜吉凶习俗的时间、参与者身世、原因进行了考证。刘军《北魏驸马都尉述论》（《史学集刊》第5期）考察了北魏驸马都尉的设置、职级及授予。沈宏格《三国两晋皇室婚姻身份性变化对外戚政治的影响》（《北华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三国两晋时期，皇室婚姻对象身份的变化使得外戚政治呈现相应特征。鲁力《藩王僚佐与南朝政治》（《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对南朝藩王僚佐与皇权之关系、与门阀势力之关系进行了考察。徐美莉《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封国内史与相》（《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两晋十六国南朝以及北魏后期的封国行政长官为内史与相并存是西晋武帝太康十年区分王国与非王国行政长官的结果。庞骏《汉魏六朝“行马”建筑政治功能考论》（《阅江学刊》第3期）探讨了“行马”的源流、政治功能，指出其凸显了皇权政治行为空间的等级性。
政治史。潘民中《略论孙吴的社会矛盾及其表现》（《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概括了孙吴的社会矛盾：地方宗部势力、山越等少数族、农民同官僚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并论述了各自表现。余全介《三国孙吴张温案考论》（《浙江社会科学》第10期）指出张温案是东汉党锢的延续；孙权对结党问题始终清醒明察是张温禁锢终身的根本原因。王永平《宋武帝刘裕对节俭的倡导及影响》（《河北学刊》第9期）考察了刘裕倡导节俭的原因与影响。
《学习与探索》第3期发表四篇论述拓跋部发展轨迹的文章：李凭《盛乐成为漠南中心的历史背景》、殷宪《拓跋代与平城》、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王永平《论北魏迁洛鲜卑上层之腐化及其原因》。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第3期）否定李志敏先生关于鄂尔多斯高原为拓拔鲜卑发祥地的新说；指出拓拔鲜卑不是赀虏，秃发始祖匹孤乃诘汾之长子。毋有江《道武帝之后北魏在新占地区的政区设置》（《中国史研究》第3期）从版图变更与政区设置的角度，探讨了北魏在灭亡后燕以后国家在空间上的快速成长过程，确认政区设置军镇化在南北对峙的边疆地区同样存在。卢向前、王春红《光极堂大选与品令》（《浙江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光极堂大选”是孝文帝为迁洛以后官员的重新配备和确定官员的官位而进行的重大政治活动。王东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对孝文迁洛的原因进行了增补。崔彦华《“邺—晋阳”两都体制与东魏北齐政治》（《社会科学战线》第7期）考察了“邺—晋阳”两都制的形成及其对时局的影响。
相关论文尚有：王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策略之得失析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曹永霞《论曹魏的伐蜀行动》（《科教文汇》第5期）、马冠朝《从托孤看诸葛亮集权治蜀》（《石河子大学学报》第3期）、周怀宇《周瑜“时局论”与诸葛亮“隆中对”比较》（《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司书鑫《论孙吴对岭南的统治》（《鲁东大学学报》第2期）、张秀萍《<晋书>所见驺虞幡考略》（《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第1期）、董慧秀《司马氏宗王斗争的延续与两晋政权的交替》（《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4期）、马晓琼《东晋南朝流民及其政治影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王素英《北魏冯、胡两宫干政异同考》（《毕节学院学报》第6期）、苏小华《论北魏孝庄政权的构成和衰亡》（《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赵海丽《<魏书>所记孝文帝“以冲女为夫人”之思考》（《理论学刊》第3期）、高然《20世纪以来五燕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段锐超、段元秀《北齐亡国的内因剖析》（《怀化学院学报》第1期）、金霞《天文星占与魏晋南北朝政治》（《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门阀士族。王永平先生于本年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门阀士族的研究文章，如《西晋时期士风之任诞及其批判与反省思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晋宋之际陈郡谢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及其境遇》（《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东晋南朝庐江何氏儒玄双修之家学及其门风》（《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之崇尚儒家礼法及其表现》（《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5期）（与孙艳庆合作）；《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黑龙江社会科学》第5期）（与孙艳庆合作）。
宋艳梅《“郡姓”考述》（《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5期）对郡姓、四姓等内涵做了系统考论。王春红《“四姓”考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第6期）对四姓问题从东汉初年到唐末的情况作了系统介绍。殷宪《代郡卫氏书事活动及其意义》（《文艺研究》第2期）考察了卫操及其族人在拓跋代部族进行的书事活动及意义。顾乃武、冯华《北朝山东四大士族家风的地域文化特点及影响——门阀士族兴衰的地域文化因素之个案考察》（《学理论》第7期）以《北史》所列四大山东士族家族成员为例，对门阀士族家风的地域差异及影响进行了考察。常昭《魏晋时期琅邪颜氏家族文化研究——以颜含为中心》（《山东大学学报》第5期）以颜含为研究中心，论述了魏晋时期琅邪颜氏家族文化。蒋新红、杨庆玲《东晋士族婚姻的类型》（《保山学院学报》第3期）考察了国婚和与门第婚两大婚姻类型。唐华全《赵郡李氏与北齐皇室通婚考论》（《齐鲁学刊》第5期）探讨了赵郡李氏与北齐皇室的通婚关系。汪清《东晋士族世袭领州制初探》（《史学月刊》第2期）考察了士族世袭领州制状况及其成因。李济沧《六朝门阀贵族制度与地方政治》（《南京师大学报》第4期）指出东晋地方政治的主流是“清”这一贵族式理念支撑的“清静”政治，并分析了其特点。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认为豪族在曹魏统治政策由武到文的转变中，实现了士族化世代主导曹魏的官僚体制，最终建立士族主导的西晋政权。顾向明、王大建《魏晋南北朝崇重旧望价值观的形成及对士风的影响》（《东岳论丛》第5期）论述了崇重旧望价值观形成的根本原因及其对士风的影响。
相关论文尚有：周利《简析东晋门阀士族》（《黑龙江史志》第3期）、张宏璞《两晋南朝时期的会稽郡孔氏》（《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第5期）、马纳《郯城徐氏家族文化试探》（《管子学刊》第2期）、饶军《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婚姻观及其影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第1期）、侯忠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氏家族书法兴衰考略——兼论家族书法现象》（《社科纵横》第7期）、翁频《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洪卫中《“心共口敌，性与情竞”：颜之推矛盾心理的伦理探析——兼论梁末入北士人心理》（《济南大学学报》第6期）、范兆飞《汉魏之际的人物评论与士风变迁》（《人物杂志》第5期）。
经 济
魏明孔《2009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对2009年学术界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晋文、崔浩《简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农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2期）从强调和倡导重农，重视土地制度改革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此时期的重农政策。王万盈《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北魏自耕农贫困的主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滕雪慧《汉晋南朝时期湖北与江东地区经济开发之比较——以出土谷仓模型为基础的探讨》（《农业考古》第1期）比较了两地在汉晋南朝时期经济发展的不同轨迹，揭示出影响两地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
凌文超《秦汉魏晋“丁中制”之衍生》（《历史研究》第2期）指出“丁中制”起源之初受到社会身份爵位的影响，秦汉时期年龄成为赋役征派的主要依据。焦兴青、杨富《魏晋南北朝时期辽河流域人口变化的特点及影响》（《农业考古》第4期）认为人口的流动迁徙是推动该时期辽河流域发展的关键因素。
刘驰《十六国时期的金属货币》（《中国史研究》第4期）重新审视了十六国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情况，认为目前已知至少在其中十二个政权曾程度不等的流通过铜钱。邵磊《四铢钱范定位技术的新发现——兼论刘宋钱署与元嘉四铢的铸造工艺》（《中国钱币论文集》第5辑）对刘宋钱署及其在刘宋冶铸业中的位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相关论文尚有：李文娟《二十世纪以来有关曹魏屯田的研究综述》（《黑龙江史志》第17期）、张绍华《魏晋南北朝国有土地制度形式及其演变》（《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刘丽丽《试论王莽和曹操土地与人口改革之异同》（《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5期）、蔡敏《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以北魏均田制为中心的考察》（《凯里学院学报》第4期）、滕雪慧《从谷仓模型看魏晋南朝江东地区的粮储与经济发展》（《农业考古》第1期）、卜祥伟《汉晋时期沂水流域农业经济探析》（《平顶山学院学报》第1期）、孙彦《墓葬壁画所见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畜牧业——以河西走廊为例》（《农业考古》第4期）、马文涛《魏晋河西地区庄园的农副业和手工业经济模式——以嘉峪关墓壁画为中心的考察》（《宜宾学院学报》第3期）、张庆捷《大同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初探》（《文物》第4期）、徐旺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养猪业》（《猪业科学》第9期）、张越《中国传统税收思想评价——魏晋南北朝》（《经营管理者》第3期），郑嘉励、张盈《三国西晋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工艺及相关问题》（《东方博物》第35辑），李海等《北魏尺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期）。
军事、历史地理
军事。陈健梅《从政区建置看吴国在长江沿线的攻防策略——以吴魏对峙为背景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1期）以吴魏对峙为背景，考察了吴国沿江政区建置中的军事方略。朱子彦《汉魏之际徐州的战略地位与归属》（《史林》第3期）认为徐州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前最值得关注的聚焦点。刘磐修《魏晋南北朝时期徐州战略地位的形成》（《史学月刊》第4期）指出构成徐州战略要地的首要因素是泗水，而不是山。黄河《试论元颢、陈庆之北上及其失败的原因》（《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元颢与元子攸皇位之争的背后乃是南朝萧梁与北方契胡尔朱氏作为各自的后台；并论述了元颢走向失败的原因。陈尔余《一代名将——南北朝梁朝陈庆之》（《军事历史研究》第2期）指出陈庆之应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朱叶俊《魏晋南北朝战争中的“用间”》（《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2期）考察了此时期的间谍活动。沈家平《灵活多变：魏晋南北朝骑兵的战术特点》（《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第4期）从重甲骑兵、轻骑兵两方面总结了骑兵的主要战术及特点。付小英《魏晋十六国北朝幽州战马来源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增刊）指出幽州战马的来源主要有国家养马场的饲养、战争俘掠等几种。张兴照《魏晋南北朝时期军用造船业的发展》（《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从战船规模、种类等方面论述了军用造船业的发展。高强《魏晋南北朝时期军戎服饰探析》（《西北美术》第2期）考察了此时期的军戎服饰的特点。
历史地理。石小生《从汉晋行政区划看诸葛亮躬耕地》（《寻根》第4期）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今南阳市区是可以确定的。张晓刚《要正确理解涉及躬耕地之争的两条史料》（《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7期）对主张诸葛亮躬耕地为襄阳说者经常引用的两条史料进行了辨析。严耀中《<魏书·地形志>和<水经注> 中的北方所祀诸神》（《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对两书中记载的北魏时期地方所祀之神神庙及祭祀名目做了统计，并对这些崇拜现象进行了剖析。杨民《“一统化”与 “多元性”：观察秦汉魏晋巴蜀史的重要线索》（《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地方社会“一统化” 与“多元性”因素的激荡，构成秦汉魏晋巴蜀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明显特点。张文俊、靳晓鹏《北齐别都晋阳城初探》（《山西师大学报》第4期）指出晋阳“别都”地位的取得主要是其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徐成《梁陈二朝州的增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认为梁陈二朝州的增置最终导致州、郡、县三级制走到了改革的边缘。乔长富《东城里今地考辨——兼说齐梁帝王萧氏"籍贯"今地的表述问题》（《镇江高专学报》第1期）考证认为齐梁帝王萧氏的故里东城里为今丹阳东城村。何和义《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宜春县行政沿革考》（《宜春学院学报》第2期）梳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宜春县行政沿革的变迁。孔祥军《近三百年三国西晋政区研究述评》（《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总结评价了有清以来三国西晋政区研究成果。黄艳峰《近三十年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今襄樊地区历史研究的综述》（《襄樊学院学报》第6期）对1978年以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今襄樊地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
社会史、人物
社会史。张承宗《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历史特点》（《阅江学刊》第3期）、刘统圳《历史向侧面的迈进——兼议魏晋南北朝社会特点》（《传承》第9期）从不同视角论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特点。王仁磊《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嫁女与本家关系初探》（《云南社会科学》第2期）考察了此时期出嫁女与本家的日常交往及其对本家的财产继承方式。张承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单身葬》（《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从侧室夫人单身葬、一般妇女的单身葬等不同方面探析了此时期的妇女单身葬。郑彦琴《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武士化”现象初探》（《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三方面原因促成女性“武士化”现象。
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夫妇合葬习俗考》（《扬州大学学报》第1期）从史学、文学、考古学三重角度，考察了此时期的夫妇合葬习俗。同作者《魏晋南北朝妇女丧葬礼仪考》（《苏州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妇女丧葬礼仪基本沿袭汉制；妇女丧葬依附于丈夫；若为正妻，可祔葬配食。高二旺《魏晋南北朝丧礼学的兴盛及其实践》（《江汉论坛》第9期）考察了丧礼学兴盛之表现，并探讨了其在实践中大行其道的原因。同作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心丧”之礼》（《南都学坛》第3期）考察了此时期心丧的服丧对象、丧期、丧服、丧仪等。
陈永峰《魏晋南北朝时期乡村社会治安管理探微》（《农业考古》第4期）从乡里坞堡社会治安、宗主督护与乡村社会治安等五方面探析了乡村社会治安管理。邵正坤《佛教信仰与北朝时期的社会救济》（《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论述了北朝佛教信仰对社会救济事业的影响。杨振华《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温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此时期孝文化有两大突出特征。苏利嫦《论魏晋南朝的忠孝实践 ——以阳翟褚氏为例》（《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弃忠从孝是魏晋南朝社会的趋势和需要。廉永生《略论晋武帝司马炎时期的河南教育》（《焦作大学学报》第1期）、周仁文《试述东魏北齐的教育》（《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第6期）、李攀《魏晋成人教育教材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启示》（《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从不同视角考察了魏晋南北朝的教育。
刘泱育《“西晋说”：从“洛阳纸贵”再探“中国古代报纸”的出现时间——对方汉奇先生“中国古代报纸出现时间”议程设置的再思考》（《阅江学刊》第1期）认为“中国古代报纸”的最早出现时间，可溯至西晋“洛阳纸贵”时期。刘春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休闲游览活动》（《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论述了休闲游览活动的表现及原因。李立新《鹿车考析》（《民族艺术》第3期）考证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运载工具鹿车。
相关论文尚有：邓名瑛《曹魏时期君民关系领域的道德生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马春焰《略论魏晋南北朝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经济》第21期）、张亚南《<搜神记>中的魏晋婚姻丧葬礼俗》（《兰州学刊》第5期）、甄尽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灾与救助》（《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第5期）、汪婕《避讳怪象——“父子不嫌同名”新解》（《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1期）、侯文军《从一个特例看魏晋南北朝的避讳》（《云南档案》第1期）、张玉安《魏晋士人的服饰风尚》（《艺术设计研究》第1期）。
人物。相关论文有：陈颖《曹操的历史 历史的曹操——对曹操形象的历史哲学浅思》（《成都大学学报》第6期），林红、赖红卫《论曹操的廉政思想》（《西南大学学报》第1期），李殿元《论曹操的汉室情结》（《文史杂志》第4期）、同作者《对曹操的“奸雄”之论应予以淡化》（《文史杂志》第6期）、王帆《曹操“奸雄”考》（《江海学刊》第5期）、江声皖《曹操“孙子研究”初探》（《滨州学院学报》第4期），陈四海、赵佳《曹操对儒家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第5期），具圣姬《曹操的用人之道与管理思想》（《世纪桥》第19期）、马冠朝《关于诸葛亮历史人物的评价》（《成都大学学报》第2期）、同作者《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评价》（《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第1期）、朱顺玲《诸葛亮游学管窥》（《南都学坛》第6期）、徐盛雷《论诸葛亮的“愚”与刘禅的“智”》（《学理论》第10期）、郭秀琦《从<三国志·邓艾传>看陈寿对民本思想的发展》（《宜宾学院学报》第3期）、李莉《论陈寿的伦理教育思想及其启示》（《人民论坛》09（中））、王鑫义《善“解大数”的东吴政治家鲁肃》（《襄樊学院学报》第10期）、陈冬根《陶渊明彭泽辞官别解》（《江西社会科学》第2期）。
思想文化、史学史
思想文化。张荣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格局和发展趋势》（《史学月刊》第10期）指出此时期思想呈现两大格局，并揭示了两格局迥异的发展趋势。黄河《魏晋南北朝文化多元化初探》（《南昌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对儒道玄三种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庄庭兰《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论略》（《青海社会科学》第4期）论述了魏晋经学、南北朝经学的恢复与发展及南北经学之异同。郝虹《魏晋学术思想的殊途同归——从王肃经学与王弼玄学对比的角度》（《大连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了王肃经学与王弼玄学“殊途”与“同归”之处。闫春新《两晋<论语>注的总结——论江熙<论语集解>》（《孔子研究》第4期）论述了何晏《论语集解》与江熙《论语集解》之异同，进而考证了后者的性质与价值。李俊《论刘宋元嘉“四学”制度及其与南朝学术史之关系》（《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分析了刘宋元嘉“四学”（儒、玄、史、文）能成立之原因、其借鉴国子学之内容及各馆课授内容与各自学术传统的关联性。柏俊才《平凉户与北魏儒学的复兴》（《兰州学刊》第10期）论述了平凉户对北魏儒学复兴的作用。周丽芳、秦跃宇《从<世说新语·文学>论魏晋学术之嬗变》（《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发掘出此时期经学衰落转型、玄学方兴未艾和佛学后来居上的学术嬗变轨迹。 洪卫中《“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梁元帝萧绎的道家思想浅析》（《兰州学刊》第10期）论述了梁元帝萧绎的道家“无为”思想的表现。廖铭德《“江陵焚书”与<金楼子>几个问题的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第11期）探讨了《金楼子》不见载于初唐诸史及复出时间等几个问题。邓宝剑《论魏晋玄学三派之价值趣向》（《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了竹林玄学、正始玄学、元康玄学三派的价值趣向。巴晓津《试论魏晋玄学名士思想中之儒家底蕴——以家庭教育为视角》（《大连大学学报》第3期）以家庭教育为切入点，论述了玄学名士思想中之儒家底蕴。袁敏《清人辑佚魏晋子书成果述评》（《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第3期）梳理了周广业等清人的辑佚魏晋子书成果，并探讨各家得失。
相关论文尚有：陈绍辉《试论吴文化在三国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襄樊学院学报》第9期）、陈芳《浅析汉晋时期汉文化对南中地区的影响》（《成都大学学报》第6期）、周培佩《<隋书·经籍志>与魏晋南北朝学术》（《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期）、翁频《魏晋玄学与河洛文化：一个文化史的视角》（《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第1期）、王小燕《魏晋南北朝隐逸现象分析》（《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胡秋银《东晋士人隐逸观》（《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3期）、孔现红《隐逸精神及其方式在魏晋的传承与嬗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白崇《刘宋士人人格调整及其意义》（《湖南社会科学》第6期），贾媛媛、张惠民《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辨》（《汕头大学学报》第2期）。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孙明君《陈寅恪“士族阶级”说述评》（《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士族阶级”说乃是有别于通行阶级观的另一种阶级学说。庞骏《魏晋南北朝“霸朝”概念辨析》（《扬州大学学报》第4期）考证了“霸朝”概念出现的史学背景、在魏晋史籍中的使用及霸朝概念的历史认知功能。陈慧《略论东晋南北朝诸正史交叉重复记载问题》（《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4期）考察了东晋南北朝诸正史中对同一历史对象交叉重复记载现象产生的原因、带来的问题等。马小能《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学习与探索》第4期）论述了此时期史学正统观念新特点。朱慈恩《魏晋南北朝史学接受述论》（《北方论丛》第3期）对此时期的史学“接受”（即读者对史著的接受及其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作了论述。刘奉文《卢弼<三国志集解>所据底本考辨》（《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卢弼《三国志集解》所据底本为毛氏汲古阁本。关于《晋书》及其相关方面研究的论文有：李建华《孙盛<晋阳秋>汤球辑本误收檀道鸾<续晋阳秋>考》（《史学史研究》第4期）、韩留勇《唐修<晋书>未参引刘义庆<世说新语>辨证》（《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第2期），高胜利、刘海静《五家<补晋书·艺文志>比较探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第7期），朱新林《五家补<晋书艺文志>平议》（《图书馆杂志》第7期）、张照华《辛玄驭生平及<晋书>编纂时间考辨》（《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尤炜祥《中华书局繁体字竖排本<晋书>编校差错举例》（《台州学院学报》第1期）、王彦坤《<晋书>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暨南学报》第5期）。
相关论文尚有：唐燮军《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宁波大学学报》第4期）、吴广伟《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学》（《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2期）、崔军红《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之关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第10期）、任小飞《从<三国志>看曹魏与蜀吴文史成就的差异》（《衡水学院学报》第5期）、张徽《《南史》校勘举误二则》（《中国史研究》第1期）、曾晓梅《<魏书>校正——以碑刻为材料》（《北方文物》第1期）。
宗 教
佛教。吕宗力《谶纬与魏晋南北朝佛教》（《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从佛教僧人的通纬风尚、“佛谶”与预言僧等方面考察了谶纬与魏晋南北朝佛教。王银田《北魏平城的佛寺——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北魏神
四年造塔记砖谈起》（《学习与探索》第3期）根据对“北魏神
四年造塔记砖”的释读，考证了北魏平城的佛寺。李智君《五凉时期河陇禅法在东晋南朝的传播》（《学术月刊》10月号）考察了促使河陇禅法南播的原因等问题。王永平《东晋中后期佛教僧尼与宫廷政治之关系考述》（《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从东晋孝武帝时期建康僧尼对宫廷政治的干预及其影响等方面剖析了东晋中后期佛教僧尼与宫廷政治之关系。聂葛明、姚培锋《论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及影响》（《浙江社会科学》第6期）探究了陈郡谢氏的世系、信仰之转变、与名僧的交往等方面。陈艳玲《三国两晋时期颍川郡佛教述论》（《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不宜对此时期颍川郡的佛教活跃程度估计过高。夏德美《论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与佛教中国化》（《烟台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汉传佛教僧尼素食真正贯彻普及以《断酒肉文》的颁布为标志。张风雷《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慧远鸠摩罗什之争为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王菡薇《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残卷新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期）对南朝陈时，由沙门慧湛所敬造的《佛说生经》敦煌残卷在书写风格、时代特征等方面作了探析。
相关论文尚有：刘苗《南北朝佛教僧官制度初探》（《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张宏慧《略论魏晋南北朝佛教寺院的公益活动》（《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李健《北魏中后期的皇室阶层崇佛动机新论》（《安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戴丽琴《东晋沙门应否礼敬王者之争与门阀政治》（《兰台世界》2月上）、陈昊雯《由<洛阳伽蓝记>谈北魏寺庙布局特点》（《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李传军《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的知识结构与学风好尚》（《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王战睿《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论魏晋之际的士僧交往与融合》（《安康学院学报》第3期）、韩国良《论东晋何以成为佛家先秦的原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胡垚《法云在梁代“神灭论”大讨论中的真实地位及作用》（《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温凯、陈跃《汉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徐州地区的流传与影响》（《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第3期），李守杯《试探魏晋南北朝时期凉州佛教发展兴盛的原因》（《黑龙江史志》第3期）、蒋祥瑞《略论魏晋时期的佛玄合流》（《重庆与世界》第11期）、张源旺《支遁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交融中的学术史意义》（《南通大学学报》第1期）、邹清泉《北魏坐塌维摩画像源流考释》（《敦煌研究》第4期）、陆静卿《论六朝隋唐比丘尼风采殊异的时代反映》（《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道教。郑文《魏晋北朝内迁氐羌民众的道教信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内迁的氐羌民众对道教的接受及不同种类信仰之间的变迁过程。黄景春《秦汉魏晋神仙思想的继承与嬗变——兼谈小南一郎“新神仙思想”说存在的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梳理了战国至魏晋神仙思想发展脉络，并分析了“新神仙思想”错误观点产生的深层原因。刘志《魏晋南北朝山岳信仰与道教文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4期）论述了山岳信仰与道教文化的关系。孙翀《从<世说新语>看晋宋之际道教的发展》（《宗教学研究》第1期）认为道士凭借技术、操作向上层渗透的取向是历史传统、地域影响的结果。罗燚英《东晋南北朝迄唐北岳恒山道教探述》（《阅江学刊》第5期）关注东晋南北朝迄唐北岳恒山与道教意义和性质诸问题。
相关论文尚有：胡定淞《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道合一》（《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焦兴青《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中的儒家特色》（《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徐国焱《<抱朴子内篇>的仙论体系》（《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尚飞《汉魏六朝时涓子的神仙形象》（《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增刊）、宁嫁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南开学报》第1期）、谢建军《道家思想与书法艺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理论为例》（《中国宗教》第9期）。
民族、中外关系
民族。汪高鑫《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史学集刊》第6期）考察了魏与西晋、南北朝的民族关系，并论述了民族矛盾在夷夏之辨上的表现。方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族融合之差异》（《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指出南、北民族融合在三方面存在差异。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第5期）指出曹魏以羁縻为特点的政策为鲜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环境。胡阿祥《<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申论》（《安徽大学学报》第5期）就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的三个方面做了申论。李柏《“李贲之乱”与梁代的岭南民族政策》（《河北学刊》第6期）通过对“李贲之乱”的考辨论述了梁代岭南民族政策的表现及目的。李方《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指出苻坚民族政策的实质是全力推行汉化，实现“六合一统”。张刚《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研究》（《船山学刊》第4期）考察了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民族思想，如江统《徙戎论》。
相关论文尚有：周贤亮《由曹操、苻坚、拓跋珪的相关民族政策看“离散部落”的发展历史》（《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付国良《曹魏集团对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差异探微》（《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颜建华《“大姓”时期的黔中地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第9期），王雷、刘晓亮《试论自然环境变化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迁徙》（《承德民族师专学报》第3期），闵睿《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的民族融合》（《沧桑》第4期），郭威、李忠芝《肃慎、挹娄与魏晋南北朝的朝贡关系》（《才智》第17期）。
中外关系。孙久龙《简析古代日本对曹魏西晋王朝的朝贡》（《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论述了三国西晋时期古倭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并考察了与两汉时期相比产生的变化。臧迎春、任潾《高句丽和汉、魏晋南北朝古墓壁画中出现的加髻研究》（《艺术设计研究》第3期）分析了两国古代加髻的异同之处。朱和平、罗丹丹《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包装设计中的中国元素》（《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指出与魏晋南北朝同时期的日本包装设计体现出中国民族文化的风采。
出土资料研究
三国吴简研究。《简帛研究200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录五篇相关论文：沈刚《长沙走马楼竹简所见入皮簿的格式与相关问题探讨》、戴卫红《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关于军粮调配问题初探》、凌文超《嘉禾吏民田家莂编连初探》、孙闻博《走马楼简所见孙吴家庭结构研究》、徐畅《走马楼简中的成年待嫁女和未成年已嫁女》。《简帛研究200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载五篇相关论文：于振波《略说走马楼吴简之名籍》、戴卫红《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直”、“禀”简及相关问题初探》、庄小霞《走马楼吴简所见“奉鲑钱”试解——兼论走马楼吴简所反映的孙吴官俸制度》、孙闻博《走马楼吴简“枯兼波簿”初探》、凌文超《<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数值释文订补》。
王素《长沙吴简中的“月旦簿”与“四时簿”》（《文物》第2期）指出吴简中的“月旦簿”正式名称应为“月旦见簿”，特点是结算日期在旦日或月旦。贾丽英《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看三国吴的家庭结构》（《中国史研究》第3期）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中有关户籍和户的结构的释文进行总结，考察了吴的家庭结构。方高峰《从走马楼吴简看长沙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根据吴简中涉及“波溏”的简研究了孙吴初期临湘县的农田水利建设。沈刚《吴简户籍文书的编制方式与格式复原新解》（《人文杂志》第2期）对与文书相关的基层户籍管理体制等问题作了探讨。沈刚《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纳布记录析论》（《史学月刊》第10期）考察了纳布时间及纳布格式等问题。邓玮光《走马楼吴简所见“私学”考》（《东南文化》第3期）认为“举”的目的是举“私学”某某成为吏，“私学”是秦汉“学吏制度”的延续。谷口建速《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政权的地方财政机构》（《简帛》第5辑）以文书行政为焦点，探讨了孙吴的地方财政机构。高鑫《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回顾了吴简研究，并探讨了吴简研究的本质。
发掘简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三号建筑遗址》（《考古》第6期），南京大学考古专业《重庆巫山江东嘴晋墓的发掘》（《江汉考古》第3期），严辉等《河南偃师市首阳山西晋帝陵陪葬墓》（《考古》第2期），程召辉等《洛阳吉利区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第8期），于孟洲等《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第10期），王银田等《山西大同北魏西册田制陶遗址调查简报》（《文物》第5期），张志忠等《山西大同南郊区田村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第5期），孔德铭等《河南安阳县东魏赵明度墓》（《考古》第10期），郑洪全等《江苏徐州市楚岳山庄北齐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3期）。
墓葬、墓志、碑刻研究。殷宪《北魏<申洪之墓铭>及几个相关问题》（《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第1期）就《申洪之墓铭》出土和拓本的流布、墓主的身世和官职等情况作了论述。倪润安《试论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北朝圆形石质墓可能源于清河崔氏乌水房对云冈椭圆形石窟的取法。王银田、王晓娟《东魏北齐墓葬壁画中的莲花纹》（《北方文物》第1期）总结出东魏、北齐墓葬壁画中莲花纹图案的基本特点。陆锡兴《汉魏以来之泥冥钱》（《南方文物》第3期）探讨了泥冥钱兴衰的原因。万芳《考古所见晋唐时期间裙研究》（《考古与文物》第2期）考察了晋唐时期间裙的形制与演变。李敏《莫高窟西魏北周装饰图案研究》（《敦煌研究》第1期）探讨了西魏北周时期图案的装饰特征及风格。白彬《南方地区吴晋墓葬出土木方研究》（《华夏考古》第2期）推定吴晋墓葬出土木方 (衣物疏 )乃道教性质的遗存，并考证其衍变。王志刚《北魏崔浩石经石史考》（《史学史研究》第3期）就崔浩石经石史的缘起、规模、内容和意义进行了考论。朱智武《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对历代出土东晋南朝墓志资料作初步整理及介绍。李森《北齐逢哲墓志出土地点辨正》（《文物春秋》第4期）认为该墓志出土于青州而非沂水。马立军《北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与 <元理墓志>辨——兼谈北朝墓志著录中的伪刻问题》（《江汉考古》第2期）指出二方墓志伪造痕迹明显，需加剔除。何山、马锦卫《汉魏六朝碑刻补正史书举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1期）总结了汉魏六朝碑刻可用于补正史书的十四种条例。
相关论文还有：马旭东、李斯娜《近十年北魏墓葬研究综述》（《宜昌学院学报》第2期），葛臻明《中原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制度》（《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倪润安《北魏洛阳时代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述评》（《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胡传耸《北京地区魏晋北朝墓葬述论》（《文物春秋》第3期）、张有金《东魏北齐陶俑艺术》（《新视觉艺术》第4期），安孝文、李丽娟《山西怀仁北魏丹扬王墓及花纹砖》（《文物》第5期），魏女《西安北魏韦氏纪年墓出土瓷器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第3期）、王连龙《新见北魏<济阴王元郁墓志>考释》（《古代文明》第4期）、李森《新见北齐燕继墓志考析》（《中国文化研究》2010冬之卷），陈瑞青、吴玉梅《<北齐尔朱世邕墓志铭>考释》（《文物春秋》第1期）。
曹操高陵
2008年 12月至 2009年 12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省西高穴村, 抢救性发掘了两座墓葬, 编号分别为一号墓和二号墓。西高穴村二号墓是否为魏武王曹操高陵，自发掘之初便激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2010年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布“2009年度中国考古六项重大新发现”，曹操高陵名列其中。4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在河南安阳联合举办“曹操高陵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大家一致认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提出的认定曹操高陵的十个方面理由是充分而有根据的。由李凭主编的《曹操高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相关文章有：李凭《确认曹操高陵的主证》、孙家洲《曹操墓出土后引发的历史学思考》、严耀中《中国墓葬里随葬衣物疏的发展》、朱绍侯《曹操与曹操墓》、李振宏《关于曹操墓发现的历史意义》、陈长琦《曹操高陵散论》、胡阿祥《感受安阳和曹操之间的因缘关系》、张鹤泉《关于曹操墓发现的两点看法》、李书吉《关于曹操评价的几点认识》。
《学术研究》第7期刊载四篇相关文章：李凭《应该就曹操高陵的真实性明确表态》、刘庆柱《曹操高陵的考古确认与释疑》、陈长琦《关于曹操墓的几点看法》、潘伟斌《关于曹操高陵的几个问题》。
《中原文物》第4期收录四篇相关文章：刘庆柱《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河南省文物局《曹操高陵考古发掘主要收获》、武家璧《曹操墓出土“常所用”兵器考》、李梅田《曹魏薄葬考》。
王子今《再议曹操高陵葬制——以对曹丕黄初三年诏的分析为中心》（《南都学坛》第4期）认为高陵“陵上祭殿”曾经存在；从曹丕终制看曹操“薄葬”遗令得以遵行。同作者《曹操“七十二疑冢”辨疑》（《文博》第1期）指出曹操“七十二疑冢”是传说。牛润珍《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墓？——高陵地望、朝向与墓葬类型之推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就西高穴大墓的地望、选址等问题做了讨论，认为西高穴大墓可初步断定为曹操墓。马昕《曹操入葬事迹杂考》（《石河子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为曹操，对否认墓主为曹操的主要论点加以反驳。马爱民《曹操西陵在邺地问题的研究——兼析“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碑刻铭的真实性》（《文博》第6期）对曹操尚武重武和曹操墓的可信性进行了研究。程立中、邢尉群《曹操故里辨析》（《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曹操故里在今亳州市谯城区。韩昇《曹魏皇室世系考述》（《复旦学报》第3期）对曹操的家世、过继及其与夏侯氏的关系等进行了考察。朱子彦《存世曹氏族谱与曹操后裔无关——与复旦“曹操墓人类基因调查的历史学研究”课题组商榷》（《上海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今人寻求曹操后裔几无可能。
同时，学术界同仁亦提出相反意见，从学术探讨的层面对曹操高陵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袁济喜、王猛《“曹操墓”盖棺定论为时尚早——应在析疑与求实中探索历史真相》（《探索与争鸣》第3期）指出“曹操墓”的论证过程存在漏洞，墓志、铭刻等资料为问题的延伸提供了新途径。方北辰《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成都大学学报》第6期）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了“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同期同作者《曹操墓应为曹宇、曹奂父子王原陵》认为曹宇和曹奂为墓主的可能性超过曹操。梅铮铮《读曹操<遗令>兼论曹操高陵及相关的问题》（《成都大学学报》第6期）由研读曹操《遗令》考察了高陵论证在地理位置、历史文献方面存在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