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的组类整理

刘义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随着殷墟甲骨断代研究的进展，甲骨的分组分类日益细化。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 “甲骨组类学”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甲骨组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甲骨分类断代的相关理论方法。“甲骨组类学”中“组”指的是“卜人组”，“类”指的是“字体类”。甲骨的分类断代就是以“组类”二元结构为核心，探索殷墟甲骨的演进序列、构建殷墟甲骨的分类断代体系[①]。这里所说的“卜人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卜人组合，而是卜人、刻手、甲骨整治者等组成的集团，区分“组”的本质，已由表象的卜人系联，进入到集团整体特征的综合与划分。在字体分类上，提出刻手是分类的基点。纠正“唯字体论”者否定“卜人组”为分类标准的错误。“甲骨组类学”的提出，在深入探讨分类与断代密切关系的同时，也进一步引发对于组类研究方法、研究范畴等相关内容的思考。甲骨学界对组、类区分的同时，不同组类的文例、字体、钻凿、卜法、内容等日益受到关注，这些均构成了组类研究的框架和内容。在组类研究的同时，首先要对不同组类的甲骨进行整理。组类整理侧重于资料部分，与传统的甲骨整理有很多共通之处，都包括材料搜集、校重、缀合、断代、释读等内容。但在整理的理论和方法上却有很大区别，组类整理的核心理论是“组类学”，而传统的甲骨整理则多以“五期说”为基础。在“组类学”的架构下，甲骨整理形式可分为三种，姑且表述为“现藏整理”、“同源整理”、“通盘整理”，它们共同的内核是分组分类整理。

一 现藏整理

    甲骨发现以后，最初的收藏者多为私人，比较著名的有王懿荣、刘鹗、罗振玉、明义士、王襄、库寿龄、方法敛、金璋、刘体智、林泰辅等人。对于私人所藏甲骨，有的由藏家自己整理出版，有的则由他人代为整理出版。如刘鹗，1903年出版《铁云藏龟》，收录甲骨一千余片，系其从自己所藏五千多片中选拓。罗振玉，1911年至1933年，先后出版《殷虚书契》、《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四书共收甲骨五千多片，多为拓片，其中《菁华》还收录了部分照片。又如郭沫若，从刘体智的拓本《书契丛编》中选取一千九百九十五片，编为《殷契粹编》一书，该书体例与《卜辞通纂》相同，“次序以类相从”[②]。早期的甲骨整理以墨拓为主、间或摹本，照片较少，一些著录已经能够按照内容进行归类，如王襄编纂的《簠室殷契征文》，分为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征伐、游田、杂事、文字十二类，并附考释于后。按内容分类虽然较前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时代不清的问题。1933年，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将殷墟甲骨的时代分为五期，对此后的甲骨整理产生重要影响。1951年至1954年，胡厚宣先后出版《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各书以时代为序，每期甲骨再以类分。在时代上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是将董作宾的三、四期合并，他认为：“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的甲骨，根据称谓，有确可分为廪辛、康丁及武乙、文丁两期；亦有确可知其当属于某一王者；但绝大多数，并无称谓可据，字体事类，往往类似混同，难以强分。兹为慎重起见，故列为一期。”[③] 同期甲骨，再按内容分类，如《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分为来源、气象、农产、祭祀、神明、征伐、田猎、芻鱼、行止、卜吉、营建、梦幻、疾病、死亡、吉凶、灾害、诸妇、多子、家族、臣庶、命唤、成语、纪数、杂类二十四科。这种先分期再按内容分类的方法，为许多甲骨著录书所采用。                                                

    随着时间的推进，国内外私人所藏甲骨，大多均已被博物馆、高校、科研机构等收藏。这些甲骨有的未被著录过，有的虽被著录，但拓片不完整，或仅为摹本，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收藏单位对自己所藏甲骨进行全面的整理是非常必要的。1959年贝塚茂树编著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是对京都大学所藏甲骨的一次整理，主要为拓本著录，并收有部分照片。该书按照先分时代再分内容的方法，时代分为五期，对于较难区分的第三、四期，能分开的就分为第三期或第四期，不能分开的则直接以三四期连称。内容分祭祀、求年、风雨、旬夕、田猎、往来、方国征伐、使令、疾梦、卜占、贞人、杂卜十二种。同时，将王族卜辞和多子族卜辞分开著录，这是从性质上对甲骨所做的区分，也是对五期分法的一种突破。1972年出版的《明义士收藏甲骨》，是许进雄对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明义士甲骨所做的整理，该书将甲骨先分五期，再按内容分类。其后按照先分期再依内容分类的还有《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字》、《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英国所藏甲骨集》、《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品·甲骨文字》、《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等。这种先分期再按内容分类的方法存在一些局限，一是传统五期分法对部分甲骨的断代有误，二是按内容归类会出现不确定归属的问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陈梦家采用分组的方法整理甲骨，推进了甲骨断代研究。之后随着历组、无名组卜辞的提出，字体分类的进展，使得甲骨著录采用分组分类的方式成为可能。1999年，李学勤、齐文心编著的《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收录照片、拓本、摹本，在编排方式上采取分组的方式，次序依次为宾组、出组、何组、黄组、师组、子组、历组、无名组。2007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也是采取分组的方式。2009年的《史语所购藏甲骨集》，据李宗琨说：“这次整理，我依分期分类的断代方法，按字体风格和事类依时代顺序排列。但这种排列有时也采取权宜措施，如师组之后是师历间组、再后是历组一类、二类；之后才是宾组一类、二类、三类，目的是让历组和宾组的卜辞相对集中，绝不表示历组二类的时代早于宾组一类。”[④]随着越来越多收藏单位对所藏甲骨进行整理，采用分组分类的方法必然成为一种趋势。

二 同源整理

    同源整理，指的就是对同一来源的甲骨进行整理。同源甲骨可以是科学发掘品，即某个时间段发掘于某处或某个区域的甲骨，也可以指原个人收藏后分散多处的甲骨。

    殷墟甲骨的科学发掘主要是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两家来做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28年至1937年在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科学发掘工作，前九次发掘的甲骨编为《殷虚文字甲编》，第十三至十五次发掘的甲骨编为《殷虚文字乙编》，后张秉权对《乙编》甲骨进行缀合，编为《殷虚文字丙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建国后有几次重要的甲骨发掘：1980年和1983年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上下册，收录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四千五百八十九片和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在小屯一带采集的二十三片；1991年在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发现甲骨刻辞甲骨六百八十九片，整理出版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六册；1986年与1988年在小屯村中获刻辞甲骨三百零五片，2002年与2004年又在小屯村南进行发掘获得刻辞甲骨二百三十三片，考古所将这两次所获刻辞甲骨整理出版为《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考古出土的甲骨在整理过程中，主要根据出土次序、出土单位等考古学信息进行著录，有利于我们了解甲骨出土的坑位或地层，在甲骨断代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科学考古出土的甲骨，面对实物，整理的工作比较充分，如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的整理工作分两个阶段，“2004年秋至2007年主要从事甲骨的去锈、修整、粘对、缀合、拓片、做摹本、照相等技术性工作。……从2007年秋至2008年底，主要进行与甲骨共出的陶器的整理，编写前言，做五百多片甲骨的释文及索引工作。”[⑤]但科学考古发掘的甲骨均未能从甲骨自身的组类关系进行深入区分，这也为甲骨学界按照组类框架对这些甲骨进行二次整理成为可能。

    早期一些收藏颇多的藏家，后甲骨分散多处。如刘鹗死后，所藏甲骨分作十几处，据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一书讲，一部分归罗振玉，一部分归其中表卞子休后卖给哈同夫人罗氏，后又归诚明文学院，一部分归叶玉森，叶氏故后转卖上海市立博物馆，一部分归美国人福开森，一部分为商承祚和几个朋友合购，一部分归中央大学，一部分归陈中凡，一部分归束世澂，一部分归王瀣，王氏故后归中研院史语所，一部分归沈维钧，一部分归柳诒征，一部分归郦承诠，一部分归吴振平[⑥]。又如明义士所藏甲骨，主要分作四批，一批现存南京博物院，一批在故宫博物院，一批在山东博物馆，一批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此外罗振玉、库寿龄、金璋、胡厚宣等人的收藏也都几经易手，分散多处。对这些早年甲骨收藏者的藏品进行集中整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方面可以彻底搞清这些甲骨的传流情况，另一方面可据其来源做分组分类的综合研究，最大程度复原甲骨材料的原貌，这种工作可称得上是学术考古。

三 通盘整理

    这里所说的通盘整理，主要指的是对殷墟甲骨分组分类进行穷尽式的整理工作，即汇集殷墟甲骨每一组的所有材料，进行分类、缀合、断代等相关工作。这应是未来甲骨整理的大方向，也是前面我们所说现藏整理和同源整理的最终归宿。

    从董作宾提出的贞人集团到陈梦家的卜人组，再到近三十几年字体分类研究的进展，甲骨的整理进入到通盘整理的新阶段。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董作宾提出贞人和贞人集团，但贞人很快被他融入五期说，陈梦家重新转向卜人，将甲骨划分为不同卜人组；第二个阶段，李学勤、林沄强化字体分类的论点，之后彭裕商、黄天树尝试了殷墟甲骨的全面分组分类工作；第三个阶段，在几种分类断代理论的指导下，甲骨学界开始进入各组卜辞的通盘整理阶段。但分类理论仍需统一。当前尝试的通盘整理工作主要体现在一些学位论文中，如常耀华《子组卜辞人物研究》、蒋玉斌《殷墟子卜辞的整理与研究》、徐明波《殷墟黄组卜辞断代研究》、刘义峰《无名组卜辞的整理与研究》、门艺《殷墟黄组甲骨刻辞的整理与研究》、崎川隆《宾组甲骨文字体分类研究》，张军涛《何组卜辞的整理与研究》等。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却使得组类整理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字体分类和断代是组类整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如蒋玉斌将殷墟子卜辞分为甲种、乙种、丙种等八种。徐明波将黄组卜辞按字体分为两大类，其中第二类又进一步分为三小类。刘义峰将无名组卜辞分为十一类，确定无名组卜辞的时代分布[⑦]。崎川隆将宾组卜辞分为四个大类，十四个小类。字体分类尽管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分类标准和命名原则仍需统一。

    大量缀合的出现，是分组分类整理的一个重要成果。林宏明、蒋玉斌、门艺、周忠兵以及首师大的学者都有较多的缀合。这些缀合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也使得组类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

    在甲骨内容方面，对某组卜辞的专门探讨更加深入。如门艺和徐洪波的论文都以黄组卜辞为题，两人探讨的范围都涉及到周祭、祭祀、战争、田猎等内容，各有收获。

    综上，甲骨整理已经进入组类整理时期，全面、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不仅能够带动缀合成果的大量涌现，也会使得各组卜辞的特征更加清晰，并对商代的历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刘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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