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国家把对神灵的祭祀和通过战争赢得胜利作为头等大事。在祭祀的神灵当中，天神系群神之首，称作“至上神”。所以往往把由国家最高首领带领群臣举行的祭祀天神，以及同时兼顾其他诸神的最为隆盛庄严的祭礼一并称作祭天，通过人与天的“交流”，君王获得“君权神授”和“天子”的合法性，国家和黎民则得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的祈福。

　　古代国家祭天活动常在郊野举行，称为“郊祀”，自西周以来，郊祀礼仪已成常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传承周代祭天礼仪时，在关中雍城置都时期将祭天礼仪推向高潮，其缘由当与所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秦人将周人曾经“祭上帝，祭祖先”的传统礼仪上升到“祭天地与五帝”的新高度，又首创“畤祭”。秦人借礼祀形式一方面维护对“周余民”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又充满自信地宣示在神祀形式方面的优越。

　　雍城畤祭场所在雍城郊外，不仅场所多，且持续时间长。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人于雍城郊外先后置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和吴阳下畤。后随秦都东迁，雍城行政作用下降，而在祭祀方面的地位则上升。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由咸阳专程抵雍城举行祭天大典，表明他获得最高执政权的合理与合法。汉高祖刘邦“承秦制”，继续沿用秦人雍城畤祭的礼仪、祀官和设施，在秦雍四畤基础上增设北畤，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系统，且以郊祀雍畤作为王朝最高祭礼。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祭畤盛景。汉武帝也是亲临雍郊祭祀次数最多的皇帝。汉成帝时期，执政集团上层就雍五畤存废有所争议，而雍五畤仍得以暂且保留。直到王莽时期，雍城作为沿革700多年的畤祭礼仪的神祀重心地位宣告终结。

　　不过，尽管文献记载清楚，但雍城畤祭文化遗存长期没有被发现。甚至出现以为“秦侯所立雍四畤、西畤为汉人之伪窜”的推断。

　　近年雍城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即在位于雍城西北郊外的雍山上血池地方首次发现了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由外围环沟、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的遗存，血池遗址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性质明确的国家大型“祭天台”。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荣获“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16—2017年田野考古一等奖”。考古学家刘庆柱说，“其祭祀者是东周时期秦国、秦王朝和西汉王朝的最高首领，祭祀对象是中国古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天，……就该遗址的科学性、祭祀者与祭祀对象的历史重要性而言，都是以往所有祭祀遗存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我们可以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甚至可以从祭祀文化追溯到五千年中华文明不断裂的源头”；历史学家白云翔评价该发现“将成为秦汉时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物再现，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遗址的发现也标志着雍城完整布局的出现，这一发现填补了既往在雍城遗址布局中唯缺郊外国家祭祀功能区文化遗存的空白”；陕西省文史馆赵荣教授认为，“古人在选择这处祀点地望时，其中蕴含着当时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地形地貌、传统规矩和勘與法则等内容，这往往被后世所借鉴，反映了我国古代祭天礼仪形式对文化发展传承过程中的制度影响”。

　　数年来，对血池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在总体把握血池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可以对血池遗址考古发现的价值和意义做些说明。

　　一、血池遗址发现以实物资料印证了古代祭天礼仪的存在，具有证史和补史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曾说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然而雍有“百有余庙”，“畤”的礼祀程序十分复杂。《太史公自序》说他记述的只是主体程式，“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血池遗址发掘的收获，复原一些当时祭祀礼仪的具体细节，如提请、择吉日、出行、抵达、涤牲、省牲（君主亲自过目马牲的口齿年龄和毛色）、宰牲与聚血、入斋宫（做静思、沐浴和更衣祭祀礼仪之前的准备）、坛场祭献、迎天神（燔燎祭祀与歌舞演唱）、送天神、撤馔、瘗埋等。

　　从发掘出土的各类祭祀坑可以还原当时祭祀时对于“车马”“玉帛”和马牛羊之“献食”的规模和瘗埋礼数。血池遗址的发现也为东周时期秦“雍四畤”与西汉时期“雍五畤”之间的传承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血池遗址出土“上畤”陶文以及陶器、建筑材料的形制和类型，尤其是对年代测定数据的综合分析，可以得知秦四畤分别位于雍城郊外各自不同的位置，而汉代可能是在早先秦吴阳上畤基础上扩建的北畤，在新建时，遂将原秦四畤一并整合，移至血池。因而这里也自然成为西汉时期的“雍五畤”所在。而最终要确定血池遗址的属性，还有待于对其他秦畤采取选择性的考古发掘。通过对血池周边相关遗址的延伸调查，确认了沿雍山山梁向东每隔若干距离，在制高点均有“烽头台”，这一发现为进一步探索古文献关于祭祀场地与京城之间以“权火”相通提供了参考。即当时在雍山举行祭天活动时，或皇帝在此主祭，将圣火传向京城，或因为皇帝不能亲临，而在京城通过此类“烽火台”将“圣火”传递至雍山祭祀现场。

　　二、血池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马、牛、羊动物标本，从常规性层面上已经完成了相关DNA、测年、性别、口齿年龄和毛色等标本的数据收集和检测分析。《史记·封禅书》说雍畤祭祀用“驹”与“犊羔”。血池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用作祭品的马骨也确为幼年马。科技考古工作者还从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记述的衔接方面做了系列拓展性研究，如从马的体质病态学角度观察，检测结果告知我们，这些马当时似是经“相马”之后有意挑选出来的幼年弱马。说明古人当时似考虑保存强健马匹以满足实用需求，而以小马弱马满足祭祀用途。这种选择体现的智慧，符合秦人注重实用的原则。此外，通过对马骨进行的动物锶同位素、食性的检测分析，证明祭马来自四面八方，也证明了文献所记当时国家举行隆重祭祀活动时，由各地提供助祭物资的情景。血池遗址山前道路的发现为探寻秦汉时期从长安出发溯渭河与汧河方向的“丝绸之路”也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血池遗址的发现还有多方位的文化价值。例如，学界进行凤翔古地名溯源时，会注意到血池遗址本体范围内有血池、黑马灶、北斗坊和尧典等自然村名，当与早期祭祀活动有某种关联。还有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考证，也可以在血池遗址的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的收获中发现线索。流传至今的灵山祭祀“照远不照近”“照东不照西”等历史传说，或许与秦时祭祀场地与咸阳以“权火”方式沟通天人的方式有某种关联。“照东”，正与雍至咸阳的“权火”传递方向一致。血池遗址的空间位置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自然环境优美的雍山。其地点的择定，或许也有神秘主义理念的意识基础。

　　血池遗址的发展前景将会以大遗址公园的模式出现。地方政府、考古研究及文化遗产规划单位将积极协作，在做好考古发掘工作的同时，合理制定保护规划和展示方案。血池遗址的文化内涵经认真的研究考察，将获得更深入的认识，从而帮助我们更真切地认识秦的祭祀制度以及秦人的观念史和信仰史。

　　（作者：田亚岐，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