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性是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特性，植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之中。“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为中国的长期统一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信仰力量。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数千年来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民族融合不断深入，统一的基础日益巩固、时间愈发持久。“大一统”思想及古代统一国家治理实践的成功经验，给我们今天维护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提供了诸多深刻启示。

中华文明；“大一统”；统一性；价值观；主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纵观世界历史，疆域面积能比照中国的国家，其统一的历史至多也就几百年。多少偌大帝国，一旦分崩离析，就再也没有机会统合在一起。唯有中国，几千年来，彷如冥冥中有一股神秘力量，始终将这片广袤国土以及生长于斯的人民凝聚在一起，即使经过一段时期的分裂，也终会再度走向统一。这股力量，就是中华文明与生俱来并伴随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统一性。统一性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断强化，也是推动中华文明走上与其他文明迥然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根源。

北方的大漠，西方的高山，东方与南方的海洋使中华文明处于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之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走的都是一条自我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诸多自成一格的特性。统一性是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植根于遥远的史前时期，植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之中。

我们通常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但翻开典籍，我们看到《史记·五帝本纪》讲黄帝时期“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归轩辕”；《尚书•尧典》讲尧“光宅天下”“协和万邦”；《尚书·益稷》《舜典》讲舜“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在这些典籍的描述中，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邦国林立，但却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有核心、有组织、有秩序的，中国先民一直在追求并实现了相当规模的统合。现代考古学研究也证明，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主干的多元一体有核心的结构模式。陈连开教授指出：“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间，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融合的最关键时期。”“考古学上所见到的现象是：文化上呈现出强烈的统一趋势。”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独特的地理和气候，为原始农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养育了众多的部族和人口，但也带来了频繁的水旱灾害，中国先民“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为了回应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环境的挑战，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巨大矛盾，中国先民提出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倡导共同协作，并构建了统一协调管理的社会政治组织。

钱穆先生曾将世界群族文化演进划分为“西方之一型”与中国的“东方之一型”，认为西方“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中国则“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团聚协同、趋向统一，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进程。现代考古学和古气候研究证明，古代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确实存在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并遭遇了大洪水。《尚书》《史记》等典籍都记载，“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洪水淹没农田，漫上丘陵，百姓困苦不堪，舜帝派大禹治水十余年终获巨大成功。

面对洪水，中国先民不求神、不逃避，而是选择团结协作、迎难而上。治理洪水注定不是局部性的，而是需要大范围动员社会集体力量。大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统一指挥各邦国人民疏通水道、兴修水利，在各邦国之间统一调度粮食。通过合作治水，“天下万邦”愈加紧密融合，实现了“九州攸同”“四海会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声教讫于四海”的格局，催生了名副其实的文明国家——夏朝，孕育了华夏民族，同时也将统一性深深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中，刻入了中国人的基因中。

自此，原来部落联盟的盟主权转化为王权，确立了“包括中央王国和周边诸侯邦国在内的多元一体的王朝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诗经•商颂•玄鸟》描述商汤是一位“奄有九有”“肇域彼四海”的君王。到了西周时期，《诗经•小雅•北山》提出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夏至商至西周，王权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支配的范围越来越大，对疆域的控制越来越稳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意谓疆域、国土的统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谓国家政治的统一。周人立国，分封诸侯，并由周公主持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制度。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诸侯都是经过周王分封的，王权的地位大大提高，“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从这种意义上说，那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统一国家，是一种“分封制”的统一国家，只是与后来秦王朝实行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统一国家不同。

从部落联盟到文明国家的形成，从“协和万邦”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趋向统一的文化认同与政治理念一脉相承并不断清晰、强化。

“大一统”一词的明确提出是在汉初，《春秋公羊传》用“大一统”来解释《春秋》首句“元年春王正月”。然而“大一统”的思想基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奠定。《春秋公羊传》提出的“大一统”，是公羊学派为终结乱局、重建社会秩序而提出的设计方案，是对历史发展方向所提出的一种思想主张，同时也是对先秦天下一统观念的精炼总结。

随着周王朝的建立，中国人产生了明确的“天下”观念。“天下”的观念一开始就是和追求与认同统一的观念相联系的。周人的“天下”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中心向四方逐级扩展延伸的圈层结构，是一套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统治秩序。西周实行的分封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护了周人对天下一统的构想。然而，随着世代推移，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分封制的脆弱性愈发明显。平王东迁后，周王室权威大为衰落，周天子虽仍名为天下共主，实质上已无力统辖各诸侯国，天下日益走向分裂。战国时乃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人民生活在巨大的苦难之中。同时周边民族纷纷涌入中原，形成与“诸夏”交错杂居的局面。

如何挽救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如何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如何解决日益复杂的民族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天下”的主张。诸子或主张武力统一，或反对武力统一，或强调“仁道”，或强调“修政”，但他们显然都认同社会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归于统一，认为结束战乱纷争、安定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统一。同时众多人才奔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为实现“天下为一”的目标贡献自己的才智。可以说，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一两百年间，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在思想层面已经逐渐形成，并获得了人们的认同。

秦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统一，其统一的版图规模亦远远超出原来七国故地。然而秦王朝尚缺乏管理统一国家的经验，又以苛政峻刑治国，很快被推翻。秦末乱局甫定，汉初又发生同姓王七国叛乱，国家分裂混乱的阴云仍然挥之不去。汉朝立国，维护和加强国家的空前统一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胡毋生等人将《公羊传》著之竹帛于前，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升华“大一统”说于后，《公羊传》关于国家统一和安定天下的“大一统”思想终于被汉武帝采纳，得到了实践，由此奠定了汉代的政治格局，进而深刻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大一统”的“大”字原来是一个动词，即推重推崇之义。“大一统”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重视国家的统一”，后来则又衍生出版图、规模宏大之意。《公羊传》的“大一统”主要有四方面的内涵：一是中央集权。加强王权，明确上下分际，严格约束限制臣下的名分权力。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成为最高的价值、核心的价值。二是天下一家。夷夏只是文化的区分，文化落后民族在文化先进民族的影响下“渐进”，逐步摆脱落后面貌，共同走向进步。摒弃了狭隘的民族观念，向往一种多民族交融的统一。三是安天下之民。只有实行仁政的统一才能凝聚人心，国富民足才能长治久安。四是拨乱反正。当国家分裂、社会混乱时，“力能救之”的人应当积极起来维护国家统一和恢复社会秩序。

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策问时又对“大一统”说进行了发挥。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把“大一统”定义为宇宙的普遍法则，又针对“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等妨碍统一的现象，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董仲舒认为思想不统一，政治上的统一是无所依靠的，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才会趋向于统一，老百姓才会知道遵循什么，社会才能稳定。

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统一往往被说成是文化专制而颇受诟病。但客观地看，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国家需要一个具有导向性的主流思想。在国家政治统一的格局下如何实现思想文化的统一，进而以思想文化的统一维护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是“大一统”国家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统一到哪里，就要找到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最契合统一国家需要的思想资源。选择儒家经学作为中华文化统合的思想平台，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这是汉代思想文化政策能够成功、经学能够两千多年始终居于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深层原因，也是中国长期统一的文化根基。

“大一统”观念随着中华文明的起源而萌发，在夏商周三代逐渐发展，经由春秋战国至秦汉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形成了系统的思想理论。“大一统”并非只是政治统一、疆域统一，其深层次的要求是民族和谐、人民安乐。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后世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信仰，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为中国的长期统一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信仰力量。

古往今来，人民痛恨分裂、渴望统一。反映在诗人那里，讴歌统一、呼唤统一的诗文层出不穷。如唐代杜甫的“愿驱众庶戴君王，混一车书弃金玉”，宋代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元代元好问的“四海于今正一家，生民何处不桑麻”，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什么时候“统一”都是正面的词汇，“分裂”都是负面的词汇。在分裂时期，即使在各种利益集团的私心私欲妨碍国家统一的时候，追求统一、维护统一仍然是不可违抗的最大民意，这也是国家重新走向统一的社会基础。中国秦汉以后两千余年的历史，既是一部不断走向更大规模的统一的历史，也是一部“大一统”思想不断深化与发展的历史。

中国作为一个长期统一的多民族大国，文明不曾中断，主体疆域能够保持稳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民族融合不断深入，统一的基础日益巩固，统一的时间愈发持久，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

从秦朝统一开始至清朝结束统治，共计2100多年。忽略一些局部或短暂的分裂不计，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视为四个统一的时期，一共是1400年左右，其余的分裂时期一共是700年左右。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二，分裂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一，统一是绝对的主流。在分裂之后，中国总是能再度走向统一，而且是走向更大规模的统一。尤其是元代以后，中国基本上就一直是统一的状态，这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统一愈加巩固和强化。

年份的统计因尺度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差，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大势，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能将统一王朝内部存在割据势力一概视同为国家分裂，地方割据只是中央权威的衰落，整个国家在形式上仍然是统一的。胡如雷先生曾说：“唐朝后期藩镇林立，呈地方割据状态，但国家尚未分裂。”局部地区在一段时间内的割据分离，并不影响中央政权的“大一统”性质。因此，我们不能认同用那种小刀切块的方式处理历史而得出中国历史上分裂、分治是主流的偏颇结论。

为了维护和巩固统一，历朝历代皆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建设、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秦废分封，行郡县，设三公九卿，推动“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汉颁布“推恩令”，推行察举制和刺史制，实行平准均输、盐铁专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隋唐确立三省六部制、科举制，推行两税法；元代实行行省制，设立宣政院和宣慰司；明代设三司，实行内阁制度和巡抚总督制，推行一条鞭法；清代设军机处、理藩院，划设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推行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历代持续构建以儒家经学为主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范统一汉字的书写与语音、推广礼乐教化。这些制度和措施不断夯实国家统一的基础，增强了国家对广袤国土的有效治理，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统一通常意味着安定与繁荣的历史景象。贾谊《过秦论》写到秦始皇一统天下，结束了“兵革不休，士民罢敝”的混乱局面，老百姓可以“安其性命”，因而得到“天下之士”拥护。传统文化中譬如“九州晏如”“四海晏然”“天下太平”一类词汇无一不是形容“大一统”条件下人民安居乐业的盛景，或是表达人们对这种盛景的期盼。“大一统”带来的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生产的兴盛、人口的繁衍、财富的积累、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都发生在大一统时代。可以说，每一代中国人的福祉，都与国家的统一息息相关。反之，分裂往往导致山河破碎，兵灾迭见，生灵涂炭。割据交战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破坏，史载“无复农作”“阡陌夷灭”“百业俱废”，甚至出现“积尸竟邑”“人烟断绝”“人相为食”的人间惨剧。此时人们的心愿，正如《晋书·桓玄传》所说：“百姓厌之，思归一统。”

统一多与民族和谐共处联系在一起。历代皆将促进民族交融、实现“遐迩一体，中外禔福”（《汉书·司马相如传》）视为国家的要务。“大一统”是多民族融合的统一，结束了“华夷争杀，戎夏竞威”（《宋书·周朗传》）的局面，而代之以“无隔华夷”“混一戎夏”（《隋书·裴矩传》）的“华夷一统”（《明史·乐志》），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明代刘基有诗称：“大漠造瀚海，重关阻飞鸿。昔为征戍场，今见车轨同。”那些昔日关隘重重、邻族重兵攻防的地方，因为统一而不再区分彼此，不再陷于战乱，诗人对此由衷地赞叹。

中国古代对王朝的历史评价有“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分。欧阳修《原正统论》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统一天下就是“正统”最根本的要求。因此，历代统治者皆有实现和维护“大一统”的使命感。处于分裂时期的各政权，有作为的统治者也都将“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三国志·魏书•曹植传》）作为最高政治目标。如前秦苻坚“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晋书·苻坚载记》），金帝完颜亮明确宣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金史·耨盌温敦思忠传》）。这里我们注意到，前秦和金的统治者均不是汉族，但都自觉认同并接受了“大一统”的思想，都有统一中国的意愿，后来更由元和清实现了这一目标。

长时期的“大一统”格局，让古往今来的中国人视统一为理所当然的正常状态，视分裂为非正常状态。即使那些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认为自己的割据只是暂时的，如吴越开国之主钱镠说：“焉有千年而其中不出真主者乎？”（《十国春秋·忠懿王世家》）南平国主高保助之弟说：“真主出世，天将混一区宇。”（《宋史·荆南高氏世家》）他们虽然没有志向统一，但都相信终究会有人来完成统一，而且自己占据的这块土地也必是将来统一国家的一部分。事实上，历史上那些无心统一、只图偏安的政权，最终的归宿也必然是被统一。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诚如其所说，中国人有关统一的“本领”与“经验”，也就是数千年来的“大一统”思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实践确实非常成功，可以给我们今天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维护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保证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昌盛提供诸多深刻启示。

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的核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无论是谁，试图挑战中国底线，试图破坏和阻碍中国统一，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无情打击。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领导全国人民将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团结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功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取得了一系列涉及领土和主权的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将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包括“大一统”核心价值观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今天维护国家统一思想防线的“双保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理论武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我们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践行“大一统”价值观，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让国家统一的思想防线牢不可破。

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数千年来，各族人民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始终追求团结统一，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走进了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我们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建设强大统一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