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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树平主持校注《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出版

发布日期:2021-06-21 原文刊于:

书名: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精装全25册)

作者:(汉)司马迁撰;吴树平主持校注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12月

书号:9787520375375

定价:3899元

吴树平,山东平度人。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职中华书局,主持学术刊物《文史》的编辑工作。代表作有《秦汉文献研究》《东观汉记校注》《风俗通义校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合著)及《二十四史外编》等。

 

 

 

《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前言

吴树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项目主持者)

 

《史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鸿篇巨著,对汉代以后史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古今学者对它推崇备至,东汉史学巨匠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中称道《史记》“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南宋大学问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推誉《史记》说“《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也有类似的评价,他在《文史通义·申郑》中说:“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那是再精辟不过了,他于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韻之《离骚》”。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简而赅的评断,准确地说明了《史记》的特殊地位。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内含《太史公自序》一篇。记事“自黄帝始”,“至太初而讫”。(《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太初为汉武帝年号,共四年,元年为公元前104年)

这部非凡的史作,出自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之手。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司马迁在孩童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十岁随父来到京师长安,开始学习古文。后来跟着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跟着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漫游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遗闻,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这使司马迁开阔了胸怀,增长了知识,为尔后撰写《史记》做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结束漫游,返回长安后,便出任郎中。郎中虽然位卑秩低,但却是步入仕途的阶梯,又有机会接近皇帝。元鼎年间,武帝或巡行,或祭祀,或封禅,司马迁常为扈从。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活动使司马迁亲身感受了社会现实,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在司马迁的史学生涯中,有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这就是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担任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知识渊博,撰有《论六家要指》,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派别进行了总结。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最大的愿望是编写一部通史。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随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刚到洛阳便重病不起。适逢司马迁出使回来。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流泪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俯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他能在尔后的岁月里以顽强的毅力、喷薄的激情完成《史记》,与司马谈的遗嘱是分不开的。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出任太史令。从此,他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为撰写《史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完成了国家改革历法的工作以后,便开始撰写《史记》,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的“论次其文”。在撰写过程中,横祸降临。天汉二年(前99),李陵率军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因孤军深入,被匈奴重兵包围,全军倾覆,李陵投降匈奴。武帝就此事询问司马迁。他怀以拳拳之忠,坦陈己见,认为李陵投降,是由于寡不敌众,又无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一人。李陵并非真降,是找机会报答汉朝。这一下触怒了武帝,认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司马迁身陷囹圄,受了腐刑。平日那些亲友显贵竟无一人挺身救助。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残,痛不欲生。但他顾念《史记》还没有完成,才隐忍苟活下来。这次腐刑之祸,对司马迁灵魂的撞击之重是可以想见的,撰写《史记》的动力和境界,也由此得到了提升,强化了他对社会上层的洞察力和对社会下层的关注,更加坚定了他完成《史记》的信心。

三年后,司马迁被赦出狱,担任中书令,侍奉皇帝左右,看起来很荣耀。但这一官职只有宦官才能充任,表面上的荣耀遮掩不住实际上的耻辱。司马迁始终与耻辱和命运抗争着,但他超越了自我,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凝结在《史记》之中。

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他回了一封信,即有名的《报任少卿书》。其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看来这时《史记》已经基本写就。

司马迁的去世时间,因缺乏足以定论的材料,很难指出确切年代。大体说来,应该卒于武帝末年,也有人认为卒于昭帝时期。

 

据《太史公自序》,《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书名“太史公书”。早期,学术界也把《史记》称作“太史公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东汉末年学者著述中已称《太史公书》为《史记》,三国时期,“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

《史记》由五个部分组成,最前面的是本纪,下面依次为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按朝代记述帝王史事。凡时间可考的,均系以年月。内容主要记述帝王言行政迹,兼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国家大事。实际上,它是一部编年体的帝王简史,可视为全书的纲要。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记事方法也是按年系事,等于诸侯的本纪。个别人物,如孔子、陈涉,虽非王侯,但其行事和影响却与一般人臣迥然有别,所以也列入世家。张守节《史记·孔子世家正义》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司马贞《史记·陈涉世家索隐》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两家的诠释符合实际情况。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上层勳臣士大夫,下层一些领域的代表人物,均可入传。对于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撰有专传。书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礼乐、天文历算等重要领域。表采用表格的形式,简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

《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并非毫无联系,而是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全书的中心是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均与本纪有内在的联系。立足本纪去阅读世家、列传,便会把握整个的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传去阅读本纪,才会对本纪增加许多生动具体的认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以人物为主要线索。书则不同,它以社会的不同领域为专题,详述制度的兴替沿革。几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历史画面。

在《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中,本纪与列传所占篇幅最多,是书中的主体。因此,人们把《史记》的体裁称之为“纪传体”。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历代史学家沿其规制,编写了大量的纪传体史书,名声最著的莫过于二十四史中除《史记》以外的二十三史。二十三史和晚出的《清史稿》,虽然在体制上与《史记》不完全相同,如《汉书》无世家,书改称志,一些史既无世家,也无表、书。但是,诸史却无一例外的有纪有传,均未超出司马迁创设的基本框架。由于纪传体史书体制宏大,可以分门别类地容纳历朝的典制,又能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真实地反映上下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所以特别受到当权者的重视,成为各朝“正史”。《隋书·经籍志》二说: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乾隆年间,钦定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为“正史”。纪传体史书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各体史书所无法比拟的。

 

《史记》记事的上限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下限学术界说法不一。有两种说法赞同者多,一说终于汉武帝获麟的元狩元年(前122),一说终于太初年间(前104—前101)。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历时三千年左右。司马迁把如此之长的历史载之于《史记》,从而使《史记》成为贯穿古今的通史,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司马迁之前,也出现过不少史作,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秦记》《楚汉春秋》等,都是不同时代的史学代表作。但这些史书都不具备古今通史的性质,在时代空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文化勃兴。奋发昂扬的时代气息,给司马迁撰写古今通史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汉兴秦亡,原因何在,对于当时的史学家来说,是一个迫切需要总结的问题。再往上推溯,历代的兴亡,都需要思索,寻找出规律,作为汉代统治者为政的借鉴。司马迁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和时代呼唤下完成了他的史作,从远古,到当代,悠远而恢弘地记载了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展现了汉武帝时期的辉煌。

史书是叙述史事的,编撰一部优秀的史书必须拥有大量历史材料,然后经过剪裁加工,才能鎔铸成材料丰富、信而有征的史作。在这一方面,司马迁不愧为史学巨匠。他在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取材相当广泛。在《史记》一书中,提到的典籍就有一百馀种。当然,司马迁披阅的典籍远不止此数。《汉书·司马迁传》赞提到司马迁修《史记》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仅这五种书,就有《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三种在《史记》中没有言及。由此可以推知,司马迁取用的史籍相当丰富。除了史籍,司马迁还利用了国家的档案文书。他身为太史令,管理档案文书是其所职,阅览和利用这些档案文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史记》中有关汉诸侯、功臣诸表,均取材于国家收藏的《功令》《列封》《令甲》,舍此而别无他途。司马迁到各处实地调查来的材料,也是《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这些材料范围颇广,有对地理的勘察,有对古迹的调查,有对历史人物的探寻,有对当事人的访问,有对歌谣俚语的搜集等,各种各样的材料大大拓宽了《史记》的取材范围。

对于得自各种途径的材料,司马迁确定了严格的“义例”,进行材料的选取和组织。所谓“义例”,又谓之“书法”“凡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修史时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从《史记》本身来寻找,可以把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归纳为以下几项:

第一,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明确地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而“六艺”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现,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的准绳。所以《孔子世家》赞语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基于这一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一方面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排比甄别,或者采录,或者扬弃;另一方面,把大量六艺经传作为可信的史料,经过剪裁,直接鎔铸于许多篇章中。

第二,信从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比较接近事件发生的时代,当时的撰写者比后人容易了解事物的真相,这就相对提高了史料的可信程度。所以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语中提出:“不离古文者近是。”所谓“古文”,就是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此类典籍产生的时代较早,是司马迁撰修《史记》的重点取材范围。有代表性的是《古文尚书》,司马迁早年曾专门学习此书,修史时采摘颇多,如果我们把《尧典》与《五帝本纪》、《禹贡》与《夏本纪》、《金縢》与《鲁周公世家》、《微子》《洪范》与《宋微子世家》略作比勘,就会发现司马迁特别相信《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之外,对古文书写的《诗》《春秋》《左传》《国语》等典籍,也多有采录。

第三,重视实地考察获取的材料。司马迁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游踪遍及汉代半壁江山,对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大量纳入《史记》。如《淮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司马迁利用实地考察材料撰写的历史文字,令人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和可信。

第四,“择其言尤雅者”。意思是说选择记述信实有据者。司马迁得到的材料,百家杂陈,众说纷纭。面对这些材料,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语中提出了“择其言尤雅者”的选材原则。他对同一人物、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表述历史。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黄帝的记载。从战国至汉初,黄帝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各家著作没有不大谈黄帝的。但所谈大多神乎其神,荒诞不经,用司马迁的话来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赞)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表现了一位严肃史学家的治史精神,他“择其言尤雅者”,只撷取《五帝德》《帝系姓》中较为可信的文字作为修史的素材,因而赢得了后人的推誉。清代李邺嗣《杲堂文抄》卷四便说:“史公所作《黄帝本纪》,简而雅,质而不誇。”

第五,疑难之处,或存疑,或略而不书。由于各种原因,史料歧异,或者没有可信的史料,本是正常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凭己意取舍其一,难免失之武断。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提出“疑则传疑”,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又提出“疑者阙焉”,不失为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不标年月,只载世系,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最好体现。在取舍材料方面,司马迁还确定了一些其他的原则,如《大宛列传》赞提出“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天官书》提出“纪异而说不书”,等等。司马迁根据这些原则,取其所当取,弃其所当弃,体现了史学家应有的治史原则。

 

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学巨著作过概括性的评价,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他撰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人们于此不但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观,也可以看出他撰写《史记》的宗旨。

“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天人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殷周时代,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那时虽然有过对宗教神学的怀疑和否定,但都显得非常微弱,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宗教神学的中心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天道不变,王权永恒。任何一个帝王都乐于接受和维护这一理论。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仍大张旗鼓地倡导天人感应神学论。司马迁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史学家,受前人唯物主义思想的启迪,历史事变展示的客观规律,使司马迁回答天人关系时有了新思维、新观点。他在记述许多人物和事变时,割断了天与人的宗教联系,从社会关系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国事的兴衰成败。同时,把对自然现象的科学探讨和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认自然现象的真实性,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虚妄。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却是站在思想理论界的峰巅。当然,也不必讳言,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没有彻底从宗教神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史记》中,有时看到司马迁从宗教神学圈子中走了出来,有时他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这种对宗教神学的怀疑与信从、否定与肯定的并存,反映了司马迁思想深处的时代烙印。

“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古今历史的变化。历史是凝滞不变的,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司马迁承认历史的可变性,所以他用人物和史事记述了三千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并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其内容略古详今,粗线条地勾勒夏、商、周,而对战国、秦、汉历史则条分缕析。他通过“原始察终”(《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来“见盛观衰”(《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做到以古为镜。司马迁对历史的这种洞察力,对历史的把握和运用,已经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时没有摒弃机械循环论的影响,但与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权威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相对比,还是高明得多。

“成一家之言”,就是建立独成一家的思想体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的宏伟志愿和博大胸怀,也看到了他敢于从事开创性劳动的个性。在司马迁之前,史学还谈不到成“家”成“派”,早期史官所修史书,尚难目为“一家之言”,史学被包容在《六经》之中。是司马迁在史学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采用《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语,融会各家学说,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首次运用纪传体裁,以人物为中心勒成第一部中国通史,多侧面地展示历史的变迁,谈古论今,“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术门类,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竖立起第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从此以后,史学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新阶段。

 

《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亲手抄写正本、副本两部,“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索隐》把“名山”解释为“书府”,又引《穆天子传》和郭璞之说,进一步说明“名山”就是古代帝王藏策之府。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即国家图书档案馆。把《史记》献给中央朝廷,可能性不大,《高祖本纪》有对刘邦的讥讽文字,《今上本纪》对武帝尤多微词,献书朝廷,弄不好便会招致不测之祸。何况“名山”如果指朝廷收藏典籍之处,那么,岂不正本在京师,副本也在京师?从行文来看,“名山”与“京师”应当不是一地。《史记》的副本也没有在官方,而是存于司马迁之婿杨敞家。杨敞在昭帝时官至丞相,他曾让《史记》部分篇章传布于外。敞子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并把全书宣布于世。但是西汉末年《史记》仍不易得到。《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东平王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災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时值成帝之初。当时连诸侯王都不能得到《史记》,一般文化人就可想而知了。东汉初期,《史记》的流传仍局限在上层,人们得到的是一些单篇抄本。皇帝把个别篇章赐给臣下,都是有针对性的,被朝廷上下视为一种特殊的恩宠。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史记》才在文化界较为广泛地流传,进入了一般士大夫之家。

据司马迁所说,《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但是东汉初年,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已指出书有残缺。《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之言云:“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司马迁传》载固之言,也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于“《太史公》百三十篇”下载班固自注云:“十篇有录无书。”班彪、班固父子治学严谨,又去司马迁仅百年左右,他们所言不会有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说出十篇篇名。后来,三国时魏人张晏开列了所亡十篇篇目,《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云:“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研究《史记》亡篇的学者,有的支持张晏的说法,也有不少人持有异议。众说纷纭,互相驳难。由于缺乏绝对可靠的材料,很难定论。大体说来,在班氏父子时代,《史记》残缺十篇,残缺程度不一,既有整篇,也有部分章节。

古代人写书还是比较随便的,整段引用他人的文字司空见惯,缀补别人的撰述也是常事。《史记》出现缺失,便有了增补者,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土褚少孙即是其人。《索隐》引张晏云:“元、成之闲,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除了这四篇,据今本《史记》可以确凿无疑地指出有褚少孙补续文字的篇章还有《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有的学者认为《陈涉世家》标明“褚先生曰”,所以也论定为褚少孙续补之篇。但《集解》引徐广说,古本《史记》“褚先生曰”或作“太史公”,《陈涉世家》是否存在褚少孙补笔,很难得出令人坚信不疑的结论。《张丞相列传》《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两篇,也有人怀疑糅入褚少孙的文字,但同样缺乏确证。

 

历代出现过不少学者注释《史记》。根据今天能够看到的材料,最早作注的是东汉延笃,他撰《音义》一卷,又有佚名者作《音隐》五卷,均见载于《史记索隐后序》。两家注释之作,早已失传。南朝刘宋中散大夫徐广作《音义》十三卷,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駰又作《集解》八十卷。《音义》久佚,《集解》尚存,是今世还能见到的最早《史记》注释,为数众多的《音义》片段,保留在《集解》中。南齐时,轻车录事邹诞生撰《音义》三卷,隋秘书监柳顾言撰《音旨》三十卷,邹、柳二家撰著失传已久。进入唐代,注释《史记》的工作受到学者的重视,不但注释者增多,而且出现了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即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裴氏《集解》主要利用儒家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不少前人成果。司马氏《索隐》比《集解》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仅释义,还注重注音,音义并重。张守节撰《正义》倾注毕生精力,注音释义都比较严谨,对地理的注释尤为详明,质量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裴氏、司马氏、张氏三家的注释,被公认为古代最有权威的《史记》训释之作,人们习惯上合称“三家注”。它与《史记》已经融为一体,凡是学习和研究《史记》,没有人不借助三家注,其地位犹如《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所以这次校注《史记》,仍然保留了三家注。

三家注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散佚,《集解》《索隐》佚失的数量较少,《正义》佚失的数量较多。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五指出:“年表十卷,《正义》不及数十条,且自《惠景闲侯者表》以后,竟无一字,不应疏略若是。”钱氏的推断是可信的。至于本纪、书、世家、列传,虽然脱落的不像年表那么严重,但也几乎每卷都有丢失。《四库全书提要》胪列了许多具体例证。我们在版本校勘中,发现了一些底本没有的《集解》和《索隐》条目,并将其补入相应的《史》文下,在校记中加以说明。

 

我们这次校注《史记》,工作底本采用的是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初始印本。此本由张文虎等人整理而成。书前有一图记云:“同治五年首夏金陵书局校刊,九年仲春毕工。”(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确切记载了此本形成的时间。

据同治十一年(1872)张文虎记述,金陵书局本成书的过程相当漫长。在张文虎之前,嘉兴钱泰吉曾汇校各本,历时三十多年,“点画小殊,必详记之”。

钱泰吉汇校的本子共有七种:

(一)北宋残本,诸城刘燕庭收藏,只有《集解》,书中不避讳“桓”字,可以确定为北宋刻本;

(二)宋残本,只有《集解》,书中不避讳“桓”字、“慎”字,应是南宋以前刻本;

(三)南宋本,有《集解》《索隐》,避讳“桓”字、“慎”字;

(四)南宋建安蔡梦弼刻本,有《集解》《索隐》;

(五)元中统本,有《集解》《索隐》,书首云“中统二年校理”;

(六)明南雍本,有《集解》《索隐》《正义》,文多删削;

(七)明秦藩刻本,有《集解》《索隐》《正义》,书前有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鉴抑道人序,文字大体与王延喆刻本相同。

乌程周学濬借取钱泰吉校勘成果,进行过录,择善而从。在周学濬手中,对钱泰吉的成果只是筛选式的过录,并没有成书。同治五年(1866),请于两江总督李鸿章,让海宁唐仁寿在周学濬过录的钱泰吉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覆校付刊。同治六年春,曾国藩由直隶总督迁任两江总督,命张文虎参预校理。当时张文虎与周学濬、唐仁寿商讨,认为新刊刻的《史记》及三家注不主一本,为了防止读者心生疑惑,书出之后,附记各本同异及去取情况,这就是今天见到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五卷。

张文虎、唐仁寿校勘《史记》,基础工作是由钱泰吉、周学濬完成的。在钱、周二的工作之外,张文虎、唐仁寿又补做了一些工作。

首先,张文虎、唐仁寿扩大了《史记》版本互校范围。他们在钱泰吉利用的七种本子外,又采用了十种本子:明毛晋刻《集解》本、毛晋刻《索隐》单行本、王延喆翻宋合刻《集解》《索隐》《正义》本、上海郁氏藏旧刻本、游明刻本、柯维熊校本、凌稚隆《史记评林》本、清汪远孙校宋本、吴春照校柯本、武英殿刻本。所谓上海郁氏藏“旧刻本”,字形古朴,《集解》《索隐》多有删削,没有序跋年月,卷尾缺损,书商故意动手脚冒充宋本,张文虎认为似是元、明间刻本。对吴春照的校勘成果,张文虎汲取颇多,《札记》中屡引“吴”说。

其次,张文虎、唐仁寿大量利用了与《史记》可以互相印证的各类文献典籍。司马迁修《史记》所资取材的史料是校勘的基本素材,对于釐正《史记》的衍误讹夺具有特殊价值;记载史事与《史记》相类的秦、汉以前的文献,校勘《史记》时也足资参考;《汉书》记述汉初历史的篇章,基本上剪裁《史记》成书,在校正《史记》错讹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太平御览》《初学记》等类书征引《史记》的文字颇多,与《史记》可以互相比对,择善而从。对上述的各种类别的文献典籍,张文虎、唐仁寿都进行了充分利用。

再次,张文虎、唐仁寿吸收了一些清代学者的校勘考证成果。通览《札记》,张、唐二氏采摘对象中,吸取数量最多的是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札记》简称《史记志疑》为“志疑”)、张照等人的殿本《史记考证》(《札记》简称《史记考证》为“考证”),以及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札记》简称《读书杂志》中《史记杂志》为“杂志”)、钱大昕的《史记考异》与《三史拾遗》(《史记考异》为《廿二史考异》的一部分,《札记》简称为“考异”。《三史拾遗》中有《史记拾遗》,《札记》或引称“三史拾遗”,或引称“史记拾遗”)、何焯的《义门读书记》、王元启的《史记三书正讹》(《札记》称《史记三书正讹》为“史记正讹”,简称“正讹”,见《札记》中《律书》《历书》《天官书》三书部分)、洪颐煊的《读书丛录》。这些著述都是《史记》整理和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品。张文虎等人对个别文字的校改,偶或没有版本依据,仅是根据各家之说。

最后,张文虎、唐仁寿加入了不少个人的按断。两人长期从事古籍整理,钟情《史记》,汇校众本,探微索隐,一些个人见解,每每能超越前人,言之中的。即使一些失当的判断,也给人一些启示,有助于《史记》整理工作的深入。

张文虎、唐仁寿校勘《史记》与三家注的原则是不主一本,汇集众本,择善而从,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版本。他们对于《史记》原文,采用毛晋刊本为基础;对于《集解》,也采用毛晋刊刻的《集解》本为依傍;对于《索隐》,则依据毛晋刊刻的《索隐》单行本;对于《正义》,则利用王延喆刻本。在这些不同刻本的基础上,博采众本,究其异同,斟酌取舍,釐定是非。就整体而言,经过张文虎、唐仁寿的校勘,金陵书局本《史记》与三家注的错讹数量明显少于现今尚能见到的宋、元、明、清刻本。这是我们校注《史记》之所以确定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的唯一原因。

金陵书局刻本《史记》先后经过多次刷印,从文字异同的角度可以把历次印本区分为三类:一是初始印本,即最早刷印的本子,出版时间当在同治九年(1870);一是中期印本,出版时间在同治十年至十三年之间,此间的刷印本,仅笔者就见过三种,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印本至少在三种以上;一是出现在光绪四年(1878)的晚期印本。初始印本与中期印本有不少文字差异,晚期印本又对中期印本略有改动。这次校注《史记》利用的底本是由赖长扬先生提供的。赖长扬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又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的执行总编纂,对《史记》进行过深入研究。以此本与其他不同印次的本子相比勘,可以断定,它是初始印本。细检此本,基本没有发现任何改版的痕迹,对《札记》中已经明确校改的文字,或改或不改,不改处多于晚出的印本,讹误文字比中期和晚期印本略多。

为了弥补底本的缺憾,《今注本二十四史》编辑部的刘艳强同志为笔者提供了另外一种金陵书局刻本(以下称“别本金陵书局刻本”)。经过比勘,发现此本晚出,当是中期印本。它对初始印本做了一些改动,改动的痕迹大多可以看出来,特别是增字减字处的改动痕迹尤为明显。这些改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依据张文虎的校勘结论进行修改。初始印本的出版时间在《札记》之前,有些《札记》已改正的讹误,在初始印本中未见纠正,而别本金陵书局刻本大多作了修正。另一种情况的改动,在《札记》中找不到依据,但有其他版本可据。此类改动,正误相杂。最后一种情况的改动,既不依据《札记》或张文虎相关著作,也不求证其他版本,纯属臆改。这应该是主持刷印事务者所为。最后一种情况的改动,从来没有人注意,但它涉及金陵书局刻本的形成,所以这里列举几个例证,稍作说明。

初始印本《史记》卷九篇题作“吕后本纪”,别本金陵书局刻本改作“吕太后本纪”。为什么增加“太”字,《札记》和张文虎涉及《史记》校勘的《舒艺室随笔》都没有谈到,“太”字之增并不是张文虎的主张。依张文虎的水平,他应该明白这里的“太”字是个有政治含义的关键字。称“吕后”是承高祖刘邦为言,称“吕太后”则是承惠帝为言。司马迁以“吕后本纪”名篇,反映了他对高祖刘邦和吕后两代政权承袭关系的认识。在由宋至清的历代刻本中篇题皆作“吕后本纪”,张文虎校改《史记》重视版本依据,不可能无视历代刻本,把初始印本正确的“吕后本纪”,后来重印时改为“吕太后本纪”。

初始印本《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好奇伟俶傥之画策”句《正义》云:“《鲁连子》云:齐辩士田巴……”别本金陵书局刻本把“鲁连子”改作“鲁仲连子”。查阅《札记》,并没有相关校改意见。“鲁连子”三字如果作为人名处理,没有必要加入“仲”字;作为书名处理,“仲”字则是衍文。黄善夫刻本、彭寅翁刻本、柯维熊校本、凌稚隆刻本、殿本、《会注考证》本皆无“仲”字。置众本于不顾,补入毫无价值的文字,以张文虎的校勘能力不至于此。

初始印本《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句下《正义》云:“《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兖州曲阜县南三十里。《礼记》云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堵,墙也。”这段文字应该是没有讹误的。到了别本金陵书局刻本却删去了下一个“堵”字,致使“墙也”失去了训释的对象。这种情况便属于误删误改了。在别本金陵书局刻本的叶面上,清晰可见挖掉下一个“堵”字后,“墙也”二字上移,原版上的“也”字没有削净,残痕犹存。核诸黄善夫刻本、凌稚隆刻本、殿本、《会注考证》本皆有下一个“堵”字。

从以上三例可以看出,别本金陵书局刻本所作的个别改动,既无张文虎的改字意见,又无版本支持,纯属浅人挖改。改字人只能是当时重印的执事者。

就整体来说,别本金陵书局刻本晚出,讹误少于初始印本,但它却不能代替初始印本,二本文字互有短长,可以互补。经过再三酌斟,这次校注《史记》,决定选用初始印本作为工作底本,利用别本金陵书局刻本与之对勘,充分吸取其中的长处。 

 

我们说金陵书局刻本是历代刻本中质量最好的一个本子,并不否认它仍然存在不少文字讹误。这些讹误主要是历史的遗留,还有张文虎误校误改而造成的新误、刷印工作的执事者的臆改,以及手民的误刻。纠正这些讹误,利用版本互校是最基本的手段。

在这次的校注过程中,选取了学界公认的十种刻本与底本进行对校。各本的刊刻年代、版本源流、文字优劣、存佚情况,以及选用此本的理由,简述如下:

(一)北宋景祐二年十行《集解》本

北宋之前,《史记》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宋太宗淳化五年(994),下诏校刻司马迁、班固、范晔所撰三史。至道三年(997),三史刻印成书。从此,《史记》结束了手抄形态,以严谨而规范的刻印式样出现。咸平三年(1000),宋真宗以三史颁赐诸王与羣臣。后来真宗以淳化三史校刻不精为由,命人重校《史记》。景德元年(1004)校毕,校者上呈覆校《史记》和刊误五卷。时过三十年,即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又诏选官校正《史记》,次年校正完毕。这次校正的起因也是发现《史记》脱误严重。至于所得校勘成果多少,史籍缺载。《玉海》卷四三提到与《史记》同时校勘的《汉书》有三十卷《刊误》上呈。依此推测,《史记》刊误的数量不会很少。在校勘之后,利用淳化旧版进行了剜改修正,从而形成了景祐本。淳化原刻本久佚,景德本也未见踪迹,只有景祐本流传至今,成为人们尚能见到的淳化本系统最古老的刻本。

今存景祐本已无完帙,其中较为完好的当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收藏本。此本由原刻和补刻构成,共存一百十五卷,佚失的十五卷利用别本配补。最初,其中卷五、卷六,以及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五,共十卷,利用元大德九年(1305)饶州路学本补之;卷一百一至卷一百五,共五卷,利用南宋黄善夫本补之。二本与景祐本版式有别,又非《集解》单注本,原刻与配补很不协调。20世纪50年代台湾《二十五史》编刊馆影印出版了这一本子。据台湾学者介绍,出版时对最初配补的十五卷用南宋重刊北宋监本进行了更换。所用南宋本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据笔者检视,在缺少的十五卷中,用来配补的并非一种刻本,而是四种。第一种是字迹稍近纤秀者,中缝单鱼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配补是用这一刻本。第二种字迹与第一种极相近似,中缝小双鱼尾,页码在下鱼尾之下。第三种是字体极为秀美者,中缝小双鱼尾,页码在上鱼尾之下。第四种是笔划稍粗壮者,中缝大双鱼尾。在卷六《秦始皇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刻本拼合的现象。这次校勘利用的就是台湾《二十五史》编刊馆的影印本。

(二)南宋绍兴初杭州十四行《集解》本

此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学界多认为是北宋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云为南宋绍兴初杭州印本。2011年凤凰出版社又加影印出版,前言中亦谓为绍兴初杭州印本。

是本书前目录全部佚失。卷七十一《樗里子甘茂列传》至卷八十《乐毅列传》、卷九十四《田儋列传》至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至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共二十二卷亦全部缺失,后人以南宋他本配补。另外,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至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共六卷,亦全缺,系抄写配补。如果把整卷缺失的二十八卷排除不计,原刻尚存一百二卷。在这一百二卷中,亦偶有片断残缺而由后人配补处。利用南宋他本配补的各卷亦略有残缺,由后人抄写补入。抄补文字有以下四处: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从《集解》“云甘延寿投石拔距”至卷末,抄补了一叶(二面);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从首页至“齐亲弗必走则齐”诸字,抄补了三叶(六面);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从“多失礼于王兄弟”至篇末,抄补了一叶(二面);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从“之辟阳侯急因使人欲见平原君”至篇末,抄补了二叶(四面)。把所有抄补文字放在一起进行审视,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文字均由一人书写。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抄补文字中“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二句,“玄”字缺末笔,是避康熙名讳。由此可以确定,抄写时代应在康熙年间或康熙以后。

北宋年间,《史记》就版刻外在形态来说,可以划分为十行本和十四行本两个系统,今天存世的景祐本为十行本,十四行本则以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收藏本为代表。此本共存六十九卷,其中卷五十至卷六十为南宋本配补。其他存世的北宋刻十四行本所存卷数都少于杏雨书屋藏本。据学者研究,南宋绍兴初杭州十四行《集解》本便是依据杏雨书屋藏本覆刻的。在文字的正误方面,绍兴本和景祐本并没有特别多的差异,二本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这种趋同现象,当是二本同祖于淳化本而使然。这次校勘是利用的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绍兴杭州十四行《集解》本。

(三)南宋蔡梦弼《集解》《索隐》合刻本

此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书前有《三皇本纪》,篇末有双行题记云:“建谿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干道七月春王正上日书。”“七月”当作“七年”。从题记看,蔡梦弼的刻书时间是在南宋干道七年(1171)。

 此本《补史记序》、卷十五《六国年表》、卷二十四《乐书》、卷二十五《律书》、卷二十六《历书》之后皆有一款很重要的二行题记:“建安蔡梦弼傅卿谨案京、蜀诸本校理,寘梓于东塾。”所谓“京、蜀诸本”,皆是《史记》正文与《集解》的组合本。这就是说,蔡梦弼刻印《史记》,不是简单地拿他本依样刻印,而是利用京、蜀诸本进行了校勘,又纳入了《索隐》。所做校勘,又是亲自为之,卷一《五帝本纪》后面的题记即云:“建谿三峯蔡梦弼傅卿亲校,谨刻梓于望道亭。”看来蔡梦弼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和刻书人。

就今天存世的《史记》《集解》与《索隐》合刻本来说,蔡梦弼刻本问世最早,为人所熟知的二家注张杅刻本、耿秉重修本、段子成刻本都是晚出之本。蔡本在《史记》单注本和三家注本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史记》流传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刻本。

在文字的正误方面,因为蔡梦弼曾用诸本进行过校理,所以有许多可取之处。钱泰吉整理《史记》是用过蔡梦弼刻本的,可能所用篇幅过少,所以张文虎在《札记》中很少提到。考虑到这一情况,笔者这次校勘《史记》格外注意这一刻本,作为重要的勘误依据。所使用的本子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影印本。

(四)南宋耿秉《集解》《索隐》合刻重修本

此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

在蔡梦弼刻印《集解》《索隐》之后五年,即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张杅在常州刊刻二家注合印本。当时,他没有见到蔡梦弼刻本。他信依班固、张晏之说,把《孝景本纪》《孝武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傅靳蒯成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十篇做了特殊处理。他认为《日者列传》近似庄周书意,用双行小字刊刻,其馀九篇全部删除,仅存其目。此即人们所说的张杅桐川郡斋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本六十卷,为海内孤本。在张杅刊刻《史记》以后两年,赵山甫取被张杅删除的内容另成一帙。本打算弥补张杅之失,但由于观览不便,置而未印。宋孝宗淳熙间,澄江耿秉以张杅本为基础,别以赵山甫所续“从其卷第而附入之,两存其板,俾学者自择焉”(引自耿秉重修本书前自序)。耿秉在把张、赵二刻合为一刻的同时,还纠正了旧刻中的讹谬重脱共一千九百九字。据书前耿秉序,重修工作“以辛丑仲秋望日毕工”,时在淳熙八年(1181)。

对耿秉所说的“两存其板”,笔者最初理解为利用了张杅和赵山甫的旧板,在旧板的基础上进行修补缀接。但后来改变了这一看法。笔者选取了一些二本有代表性的文字,一笔一画地进行审视,发现彼此间存在极细微的差异。张杅本笔画之间稍含柔和之气,撇与捺不十分锋芒外露。而耿秉本不同,字体架构硬挺,笔画之间外溢阳刚之气,撇、捺尖细有力,张扬外延,示人锋芒。耿秉本应是张杅本的覆刻本。至于耿秉本与赵山甫本之间的关系,耿秉是覆刻了赵本,还是直接借用了赵氏旧板,因为今天已见不到赵本,也就无从拿二本比对,作出可信的判断。

张杅刻本目录后载有他的跋文,又见于耿秉重修本《太史公自序》后。跋文说他刊刻《史记》正文与《集解》利用的底本是蜀刻小字本,雕板时改用了中字。在《五帝本纪》中,我们会发现张、耿二本“轩辕”二字缺末笔避讳,这是遵用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经典旧文避黄帝名号之讳的诏令。由此可知,张、耿二本所从出的蜀刻小字本出现在大中祥符以后。

作为《集解》与《索隐》二家注合刻本,蔡梦弼本与耿秉本虽然相继问世,但两者并无因袭关系。对于《史记》原文和《集解》,蔡梦弼是“谨案京、蜀诸本校理”。蜀本有大小字两种不同的刻本,蔡梦弼取的是哪一种刻本没有交待清楚,即使采用的是蜀刻小字本,也是作为参校本之一,并非用为底本。从版本源头上来说,蔡、耿二本的取向截然不同,拿二本对校,可以发现差异明显。至于《索隐》,二本文字也间有歧异,蔡、耿二本当各有所本。

正是耿秉重修本对蔡梦弼刻本所呈现的非一致性,才使其具有了独特的校勘价值,从中不时可以发现一些可贵的异文异句。这次校勘用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影印本。

(五)南宋黄善夫《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

此本最初收藏于日本妙心寺的南化玄兴(1538—1604)处,现藏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98年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日本学者习惯把此本称为南化本。

黄善夫是南宋光宗、宁宗时期建安县(今福建建瓯市)有名的刻书人,他先后以统一的版式刻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他在《汉书》目录后有识语云:“集诸儒校本三十馀家,又五六友澄思静虑,仇对异同,是正舛讹。始甲寅年之春,毕丙辰之夏。建安黄善夫谨启。”甲寅年为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丙辰为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黄善夫《史记》之刻早于《汉书》,应在宋光宗绍熙五年春对《汉书》开始“仇对异同”之前。刻印《汉书》从始至终用了两三年时间,《史记》用时当相仿佛,大约在绍熙二年(1191)至四年(1193)。

黄善夫刻印《史记》之前,已经有了《集解》和《索隐》的合刻本,上面提到的蔡梦弼刻本、耿秉重修本即为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笔者在全书通校过程中,发现黄本与蔡本文字上的同一现象明显多于其他刻本,很可能黄本是在蔡本的基础上形成的。黄、蔡二人同籍建安,皆为当地活跃的刻书人,黄善夫利用蔡本本是情理中事。

至于黄善夫刻本《正义》的来源,可以从他自己留存的文字中找出答案。《史记·老子伯夷列传》有黄氏注云:“《正义》本老子、庄子、伯夷居列传之首。《正义》曰:‘老子、庄子开元二十三年奉敕升为列传首,处夷、齐上。’然汉武帝之时,佛教未兴,道教已设,道则禁恶,咸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教可道,故列老、庄于申、韩之上。今既佛道齐妙,兴法乖流,理居列传之首也。今依《正义》本。”这里是说明老子、庄子与伯夷三人传记的排列问题,但从中可以看出:第一,黄善夫把《正义》纳入三家注时,依据了《正义》本,即利用的是《正义》单行本;第二,三家注本是他亲手合成,而不是另有依傍。

在黄善夫刻本之前,我们今天尚能见到《史记》的《集解》本、《索隐》本,也能见到不少两者的合刻本,但已见不到含有《正义》的刻本。南宋以前能够保留《正义》的刻本,今天只有黄善夫刻本。把三家注合刻在一起,虽然并不肇始于黄善夫刻本,但在今天存世的三家注合刻本中,黄善夫刻本却是最古老的,而且影响深远,晚出的三家注合刻本,如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柯维熊校本、王延喆刻本、南京国子监张邦奇刻本、秦藩刻本、万历南监与北监三次刻本等,都是在黄善夫刻本影响下产生的。在张文虎、唐仁寿整理《史记》与三家注时,还没有见到黄善夫刻本。考虑到这些情况,这次校勘《史记》,把此本用作通校本之一。所用本子为东京汲古书院影印本。

为黄善夫操刀的刻工技艺精妙,刀法纯熟,刻本文字令人赏心悦目。但在文字的正误方面,却颇受诟病。可能受书贾追逐利润的影响,加之刻工失之严谨,道致书中脱误衍倒处较多,甚至出现成句成行的脱落或重出。这是此本的最大缺憾。

(六)蒙古中统二年段子成《集解》《索隐》合刻本

此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书前首刻中统二年(1261)董浦序,序中有一段重要文字,涉及中统本的成书过程。文云:“《索隐史记》,近代号为奇书,比之杭本多述赞一百三十篇,注字几十五万言,小司马氏之学亦勤矣……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喜储书,恳求到《索隐》善本,募工刊行,将令学者证其违而治其阙,习其旧而知其新。”由此可知,段子成刊行的二家注合刻本并没有利用已流行于世的蔡梦弼、张杅、耿秉等诸家二家注本,而是另觅《索隐史记》。他终于“恳求到《索隐》善本”,把善本《索隐》逐条附丽于《史》文与《集解》合刻本中。看来段子成早先接触到的《索隐》肯定错讹较多,所以他才有“恳求”善本之举。

中统本《史》文与《集解》合刻本是依据的哪一种本子,董浦序没有言及,也未见其他文字记载。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笔者抽取了《五帝本纪》与蔡梦弼本和耿秉本进行对校,发现中统本与蔡本呈现出较多的一致性,与耿本屡有歧异,甚至一些无关紧要的异体字,中统本与蔡本保持一致,而异于耿本。可见中统本与蔡本关系近密,应属于同一版本体系。而《索隐》文句中统本与蔡本更是高度契合,与耿本多有不同。可以断定,中统本与蔡本的《索隐》同出一源。

段子成刊刻《史记》的蒙古中统二年(1261),相当于南宋理宗景定二年,正值南宋将亡而未亡之时,所以亦可把中统本视为南宋本,而且是南宋最为晚出的《史记》二家注合刻本,它反映了宋元之际《史记》二家注本的面貌,与蔡、耿二家刻本同样受到《史记》校勘者的重视。它虽然与蔡本在源流上关系近密,但蔡本并不能完全取代中统本,段子成在刊刻时可能有所校正,在蔡本之外,中统本间有可取文字,足以纠正蔡本的讹误。至于蔡本以外的其他刻本,就更不能取代中统本了。论者有言,中统本在诸版本中独树一帜。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但此言也多少反映了人们对中统本的高度肯定。笔者这次校勘使用的本子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影印本。

(七)元彭寅翁《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

此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书中有所残缺,其中缺失的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至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用中统二年段子成刻本配补,卷六《秦始皇本纪》第三十八页至卷末第四十五页、卷七《项羽本纪》首页至第六页及第十九页至卷末第三十三页、卷四十九《外戚世家》末页,均系后人抄写配补。刻书人彭寅翁是今江西安福县人。此本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刻于崇道精舍。

黄善夫刻本为现今存世最早的三家注本,彭寅翁刻本则是当下尚能见到的第二个三家注本。对二本的关系,《史记》诸表最能说明问题。检阅诸表,就会发现二本诸表框架设计完全一样,每面刻写的文字起讫相同,偶尔不同处都是因为二本表前小序的版面安排不同所致。《史》文与三家注也少有歧异。这种明显的趋同现象,表明了二本的因袭关系。

另外,黄本一些严重的讹夺衍倒也被彭本原封不动地沿袭下来。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武王克殷求太”诸字下黄本脱去“伯仲雍之后得周章”云云一行十八字,彭本亦脱。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此横吉上柱足肣内自举外自垂”云云两行二十六字黄本重出,彭本的刻工大概最初没有察觉,依照黄本雕板。等到本卷刻毕,发现了重出的两行文字,便又削除了,于是彭本留下了两行空白,成为我们今天判断二本因袭关系的有力证据。

彭寅翁刻本因袭黄善夫刻本,但不是说完全相同于黄本。彭本在刊刻过程中对三家注进行了一些整理,增删改易之处并不难见。其中以卷四《周本纪》、卷五《秦本纪》、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卷对三家注的删削最为严重,删掉的整条《正义》文字多达二百处左右。《索隐》有三十处左右,《集解》最少,有十处左右。个别文字的删削数量更多。当然,其中可能存在彭寅翁所用黄本残缺,从而道致彭本文字脱落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不会很多。

彭寅翁删削黄本,并非恣意而为,而是依循一定的标准。标准之一,汰除三家注中的重复;之二,疏通语句中的阻滞;之三,匡正黄本的疏误。在执行第一个标准时,一般不删《集解》,而是删节《索隐》或《正义》。从把三家注融为一体、便利读者的角度来说,删除重复的做法尚可理解,但有失于典籍整理的严肃性,饱受后人诟病。至于第二、第三两个标准,无可非议。特别是匡正黄本疏失一条,正是彭本的价值所在,也是笔者选取彭本作为通校本的主要原因。

这次校勘《史记》利用的彭寅翁刻本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影印本,其中原刻缺失的部分借用了2002年线装书局出版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所收元刊彭寅翁刻本。

(八)明柯维熊校、汪谅刻《集解》《索隐》《正义》本

此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书前有嘉靖四年(1525)费懋中《新刻史记序》。

《史记》流传到明代,就其文本构成来说,仍有《集解》单注本之刻和《集解》《索隐》二家注之合刻,但数量呈减少趋势,三家注合刻本已渐成主流。正德十二年(1517)廖铠刊印三家注本,首开明代三家注合刻之风。过了八年,即嘉靖四年,汪谅刊刻柯维熊校本三家注。同年,震泽王延喆亦有刊刻三家注之举。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朱维焯继踵其后,再成新刻。汪、王、朱三本即所谓“嘉靖三刻”。在正德、嘉靖间产生的诸本中,柯氏校本比较受人重视,因为柯氏借助他本,进行了一番校理。费懋中《新刻史记序》云:“司马迁《史记》近时苦乏善本……金台汪谅得旧本,遂重刻焉。间质余求正其讹谬,余未之承诺,谅遂恳诸大行人柯君奇征。君嘉其志,欣然从之,遂徧求诸家旧本,参互考订,反覆数四,焚膏继晷,历两岁而始就。”虽然言辞未免虚美,但柯氏曾以他本“参互考订”,则是没有问题的。

费懋中《序》言“汪谅得旧本”,此“旧本”即刊刻底本。底本为何本,费氏没有说清楚。从行格款式来看,汪本与黄善夫三家注刻本相同;汪本每行的文字与黄本基本对应,宛如覆刻;文字体态,汪本刻意摹仿,只是笔画纤细,质朴之美略逊黄本。对勘二本文字,趋同现象十分明显。黄本误字,汪本大多亦误;黄本脱落处汪本往往亦随之脱落。种种情况足以认定汪本所利用的“旧本”就是黄善夫刻本。

汪谅刊刻《史记》时,世上明代以前的三家注本有黄善夫和彭寅翁两家。旧时曾有人认为汪氏翻刻的是彭本。这种说法并不可信。第一,汪、彭二本的外在版本形态存在差异,每行文字二本并不互相对应。第二,汪、彭二本《史》文与三家注大量呈现异化状态,不仅单字歧异多,二字或多字连文处也常出现不同,通常是彭本缺失,汪本完好,这种现象并不鲜见,说明汪本与彭本应无关涉。

汪谅不是覆刻《史记》,而是翻刻《史记》,加之经过柯维熊的校订,所以与作为底本的黄善夫刻本存在文字歧异,间有纠谬补缺处,为校勘《史记》提供了一些依据。本次校勘依据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本。

(九)明万历李光缙增补凌稚隆《史记评林》本

凌稚隆,字以栋,浙江乌程人。他以多年之力成《史记评林》一书,对前人和当代有关《史记》的评论,旁搜博采,内容繁富,在同类著作中最具影响力。后来李光缙对凌氏《评林》做了增补,刊刻行世,199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李本与凌本相同,凌氏《评林》始刻于万历二年(1574),毕事于万历四年。《评林凡例》之后载凌氏叙述成书始末时言云:“古歙汪氏、维扬张氏咸称好事,遂各捐赀付梓,肇于万历甲戌,讫于今丙子冬。”甲戌即万历二年,丙子即万历四年。值得注意的是,书前有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徐中行序,此序所署时间为万历五年八月。依此,如果包括徐氏序在内,全书刻印完毕,当在万历五年秋。

李光缙增补《评林》当是万历十三年(1585)以前事。李氏曾求序于黄洪宪,黄氏撰《叙李生增补史记评林》,刊于李氏书首。序中说他在乙酉年(万历十三年)奉帝命典试闽地时得李光缙,不久,李光缙“持《增补史记评林》来谒,且乞之叙”。由此可知,万历十三年李氏《增补》已成书。刊刻当在此后数年之内,去万历十三年不会太远。

《评林》本《史》文及三家注的底本还是比较清楚的。《史记评林凡例》云:“《史记》刻本自宋、元迄今不下数十家,但近时见行者杭本无《索隐述赞》,白鹿本无《正义》,陕西本缺《封禅》《河渠》《平准》三《书》,惟金台汪本莆田柯氏所校颇少差谬。兹刻以宋本与汪本字字详对,间有不合者,又以他善本参之,反覆仇校,庶免亥豖鱼鲁之弊云。”十分清楚,凌稚隆以汪谅刻本作为依据,与宋本逐字勘对,又参校了其他善本。

因为凌书是以史评为主体,且为明末研究《史记》的标志性著作,所以人们的注意点都放在此书的评论方面,很少从版本和校勘层面进行探讨和利用。其实,凌稚隆呈现给《史记》学术领域的不只是史评史论性质的丰富资料,还有一个经过校勘而成的新版本。此本出于柯维熊校本,又不尽同于柯本,对柯本讹误有所校正。就全书而言,是本优于柯本,曾被研究和整理《史记》者所肯定。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在《自序》中说:“《史记》刻本甚众,颇有异同,世盛行明吴兴凌稚隆《评林》,所谓湖本也,故据以为说。”梁氏治学严谨,他据《评林》以为说,显然是对这一版本的认可。

凌稚隆校勘《史记》,凡遇柯本讹误,都是直接改正。对于重要的异文,则采用旁注的形式加以说明,颇便后人利用。这种形式,不见于先前的《史记》刻本,是凌本的灵活独到之处。笔者这次校勘《史记》利用的是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李光缙增补本《史记评林》。

(十)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集解》《索隐》《正义》本

清政府于乾隆四年(1739)开始彙刻《二十一史》,《史记》为其中的第一种,人们习称武英殿本《史记》,亦简称殿本《史记》。因是官刻,又经校勘,加之刻印精良,所以被社会所接受,流传极广,覆刻本、翻刻本、影印本、排印本叠出,五洲同文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影印本传布尤广。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北京国子监刊《史记》,祭酒刘应秋、司业杨道宾校刊,祭酒吴士元、司业黄锦重修,人们把这一明代官刻本习称为北监本。武英殿本的底本就是这一刻本。

清政府校刻《二十一史》是由刑部尚书张照等任总裁,主持其事。具体负责《史记》的校勘人员,全书尾页是这样记载的:“原任詹事臣陈浩、侍读臣齐召南、编修臣孙人龙、原任编修臣杭世骏奉勅恭校刊。”此四人当是专司其事者。总裁张照也为校勘《史记》出力颇多,据统计,全书一百三十卷,九十一卷有张照的校勘按语。这些按语,不限于辨明文字正误,纠谬补缺,凡遇事关《史记》整体或局部的关键问题,一概由张照以按语的方式予以综述和考证。他既是总裁,又是亲力亲为的校勘者。

殿本《史记》有两个特别值得肯定之处:

第一,经过校勘,脱文误字明显少于北监本和其他早出的刻本。

明代官刻史籍有一通弊,即讹误较多,北监本《史记》也不例外,不但《史》文多有讹谬,三家注舛误尤为严重,甚至被随意删削。针对这种情况,殿本的校勘者进行了大量的纠谬补阙工作。张照《史记序考证》云:“明监本讹字甚多,而小注尤甚,今改正者以万计。”又云:“监本……《集解》之文混入《索隐》,《索隐》之文混入《正义》,又《正义》之文十缺四五,颠倒错乱,不可校举,今……补刻阙文不下千百条,而《正义》十居其九。”全书末《考证》跋又云:《史记》“其注有三,曰《集解》,曰《索隐》,曰《正义》,世固皆无全本,就世所传本博考而详校之,盖比明监本增什之六,然犹未全也。其于已刊之后复搜得之者,则又见于《考证》中,以补其遗。顾三注文字益多舛讹,虽据所见闻稍加驳正入于《考证》,然不能无挂漏也,要之较明监本则不可同年语矣”。据张照所云,对底本北监本改正讹字以万计,增补三家注脱文千百条,从而使殿本的质量远在北监本之上。就整体而言,包括《史》文和三家注在内,殿本文字的正确率不但远高于北监本,而且也高于笔者用以通校的宋、元、明诸刻本。

第二,撰写《考证》附于卷末,创造了校勘《史记》的一种新模式。

凌稚隆《评林》本《史记》已经有了带有校勘性质的说明文字,文皆简略,可视为校勘记的雏形。张照校《史记》承袭凌氏,而又进行了全面的提升和创造,除个别卷之外,每卷均有《考证》。名曰“考证”,就其所述内容而言,已是规范化的校勘记。这些校勘记,或改正底本脱误,或比对版本异同,或引据他书按断是非,或彙集前人成果考辨史事,或载录张照师友之说纠谬补阙,从而使殿本成为质量较好的一种刻本。它虽然晚出,仍当以善本视之。笔者通校此本利用的是五洲同文局影印本。

在以上十种通校本之外,还有选择地确定了几种参校本,其中包括刘氏嘉业堂影印宋蜀刻大字本、《四部丛刊》涵芬楼影印黄善夫刻本、明天顺七年(1463)游明刻本、明崇祯十四年(1641)毛晋汲古阁《十七史》刻本、毛晋刻单《索隐》本、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本、2013年9月中华书局《史记》修订本。

作为参校本的涵芬楼影印黄善夫刻本与作为通校本的南化和尚藏本有所不同。当初,黄善夫刻本世间仅存两部,均藏于日本。一是上面提到的南化和尚藏本,另一为岛田重礼收藏本。岛田重礼藏本仅存七十二卷,后来传入中国,大部分为张元济所得,归属涵芬楼,并据以影印,缺失的部分利用别本补配。涵芬楼影印时,张元济对原刻进行了修订,纠正了很多错乱,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版本。笔者校勘中对二本进行了严格区分。

中华书局修订本所据底本是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金陵书局刻本,据勘对,这一刻本与别本金陵书局刻本文字基本相同,但也有个别文字歧异,二本当同为中期印本,但不出于同一印次。此本经过学者的精心校理,全然为一新本。所以笔者在校勘中把中华书局修订本与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加以区分,视作两种版本。 

 

以金陵书局初始印本为底本,进行版本互校,是本书校勘的基础工作。此外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汲取前人的校勘成果。

对前人的校勘成果,重点利用了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及梁玉绳《史记志疑》。

《札记》是张文虎校勘《史记》和三家注的结晶。据《张文虎日记》,同治九年正月十七日“阅《史记》全样竟”,这时全书雕版已毕,全书清样也审阅过了,后面的工作便是刷印和订装成书。是月二十八日,张文虎开始“作《史记》校记稿”,后来定名为《札记》。此稿大约完成于同治十年八月,尔后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校改和重订。笔者这次校勘《史记》,对《札记》的每一条按断,都进行了斟酌取舍,尽力以此来釐订初始印本的讹误。《札记》中有一些对文字正误的判断,既有版本依据,又有他本佐证,其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对这种校勘成果,更是取用的主要对象。

这次校勘所依据的《札记》是1977年中华书局排印本。此本经过整理,加了标点,使用起来很方便。在内容上,中华书局本有所增补,其中根据张文虎《舒艺室续笔》增加了《扁鹊仓公列传》校记四十条,又利用吴则虞所藏张文虎批校的金陵书局本《史记》,校正了《札记》旧本的一些误刻,并增补了几条校记。中华书局整理《札记》时,编辑还撰写了数量不多但很有参考价值的校勘意见,书中标明“增”字,以示区别。

《史记会注考证》出版于1934年,是《史记》及三家注校勘、考证、疏解的集大成之作。泷川资言在《会注考证》后附《史记钞本刊本》中说:“愚著《史记会注考证》,以金陵本为底本,正文以我邦所存钞本校,《正义》以僧幻云所录补。”实际情况是,泷氏基本上全书采用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最初也利用过凌稚隆的《史记评林》本,并参校了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刻本、抄本。在三家注之外,新撰“考证”,网罗中国学者著作一百馀种,日本学者著作二十多种,广征博引,校订、诠释、考辨并重,极大方便了人们对《史记》和三家注的阅读和研究。这次校注,对《会注考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汲取颇多。

1957年水泽利忠的《校补》由日本东京《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出版。该书以《会注考证》为底本,用所能见到的日本所藏古钞本、刻本对《史记》正文和三家注进行对校,录其异同,并收录了殿本《考证》和《札记》的成果。《校补》与《会注考证》相辅行世,不可分割。

《校补》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对于不同的版本,有异必录,非常完备,给他人进行再次校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笔者在校勘中引征了其中为数众多的成果。当然,由于收录的没有参考价值的异文过多,难免有芜杂之嫌。但是,这种做法却反映了各种版本的原貌,对于研究版本优劣又有所助益。

清代和近现代有关《史记》的校释之作为数不少,如清杭世骏《史记考证》七卷、梁玉绳《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王念孙《史记杂志》六卷、沈钦韩《史记疏证》六十卷、王筠《史记校》二卷、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二卷、张森楷《史记新斠注》、汪越《读史记十表》十卷、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三卷、近人吴国泰《史记解诂》、王叔岷《史记斠证》等。在这些撰著中,梁玉绳《史记志疑》颇可称述。梁氏为乾隆时贡生,曾勤力于《尚书》、《春秋》三传。他与钱大昕相知,钱氏曾为《志疑》撰跋,称梁氏“从事几二十年,为书三十六卷”,梁氏《自序》云“五易稿乃成”,可见梁氏对《志疑》一书倾注了大量心血。此书的纠谬,着眼点不在于版本互校,而是放在内校和他校方面。所谓内校,就是运用《史记》和三家注本身的前后文字进行考订;所谓他校,就是运用其他典籍与《史记》和三家注进行对校。司马迁修史引用的《易》《诗》《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孙子兵法》《韩非子》《吕氏春秋》《楚汉春秋》等书,梁氏都用来与《史记》相校核;又取先秦诸子与《汉书》《淮南子》《风俗通义》《白虎通义》《越绝书》《说苑》《新序》《论衡》《韩诗外传》等与《史记》互相对比,从中探索史事与字句的正误,釐定是非,“凡文字之传讹,注解之傅会,一一析而辩之”(钱大昕《史记志疑》跋语)。与其他《史记》校勘之作相比,梁氏在他校方面表现出来的功力和取得的成果应属上乘。

 

在校注《史记》和整理三家注的过程中,深感标点难、校勘难、注释难。这一方面是因为《史记》久远难读,流传致误,三家注多有讹脱;另一方面也是限于校注者的学识。我们没有能力把校注工作做得完美无缺,只是寄希望于此本在校勘和注释上,比以往的撰著略有进步,使读者阅读和研究者引征时感到可信而又方便。如果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校注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本书原名《全注全译史记》,1995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次出版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注释部分利用了旧稿,但改易、增补较多,与旧稿不同或旧稿之外的文字均由吴树平改补;一些篇的注释是重新撰写。全书校勘由吴树平执笔。

书出之后,我们期待方家指正,经过不断修订,使本书质量逐步提高。

这次校注《史记》,一直得到赖长扬先生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他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如确定工作底本、选择通校本和参校本、《史记会注考证》及《校补》中辑录的《正义》佚文的处理等,都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他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委员会的执行总编纂之一,工作过于辛劳。2018年10月,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值本书出版之际,向赖长扬先生表达深切的感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