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王贵民先生是一位先秦史的历史学家，娴于古文献、古文字学，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曾参加郭沫若先生主编、胡厚宣先生总编纂的甲骨文合集工作，出版商周制度考信、寒峰阁古史古文字论集等重要学术著作，合作编纂炎黄汇典（史籍卷）、春秋会要等古籍文献著作，现以耄耋之年编著西周会要一书，惠及学林，令人赞叹！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从公元前三十世纪到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即从五帝时代到三王时代的结尾，前后约三千年的历史。其间的五帝时代是三王时代的前奏，三王时代是五帝时代的发展，若作具体的划分，我们似乎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黄帝、颛顼、帝喾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发轫期；

第二个时期：尧、舜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期；

第三个时期：夏商周三代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鼎盛期；

第四个时期：春秋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衰落期；

第五个时期：战国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转变期；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功实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工作的展开。继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把中华文明又向前推进五百年，也就是尧、舜时期，即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期。从目前的历史研究和考古成果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史观，也就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即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发轫期。

显然，夏商周三代古史阶段，正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鼎盛期，西周王朝承继夏、商二代，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诚如孔子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西周王朝借鉴夏、商二代的治国理政经验教训，在「损」「益」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典章礼乐制度，亦如尹氏曰：「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朱熹四书集注引）

由是，我们得见：「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曾预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我们考察「周礼」，可得「殷礼」；我们考察「殷礼」，可得「夏礼」。「周礼」因于「殷礼」，「殷礼」因于「夏礼」，可谓代代「损益」；「夏礼」之于「殷礼」，「殷礼」之于「周礼」，可谓「郁郁」集成。三代之礼，一脉相承，根基深厚，源远流长，一句话，「周礼」更具有它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书阙有间，研究西周历史包括夏、商二代历史，文献材料也十分有限，需要大量的考古材料的补充印证。我们按照国际通行说法，它应当介于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之间，属于我国的原史时期，由于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有限，就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和考古学等并重研究方法为主。李学勤先生尝说过，外国学者有时用「原史时期」（protohistory）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很显然，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了。如果我们将东周以降历史为界，我国的原史时期可以追朔到五帝时代，包括夏商周三代在内，基本上属于中国早期国家范围，有它的自身特点和研究方法。因此，全面地、系统地梳理已有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包括出土的甲骨、金文等相关材料，结合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编纂西周会要一书，则更加凸显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我得率先通览西周会要一部书稿，从中不难发现，它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按照「会要」的体例与要求，首次将西周王朝事类分为十七大类，置于五十二卷之中，内容包括四大部分，涉及西周王朝历史的方方面面，这样与近年先期出版春秋会要、战国会要构成完整体系，有周一代八百年，会要基本齐备，有益于学林，功莫大焉。

其二，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原则。有鉴于西周史料现状，补充大量地下材料，特别是西周金文材料，包括相关的考古遗址、遗迹在内，从而大大地改变文献不足征的困境，对于了解和认识西周历史全貌，把握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已经超出「会要」本身的意义了。

其三，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学术涵养和研究心得，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不仅补充印证相关史事，而且阐微发覆，提供新材料、新成果，拓宽学术领域，豁明学术视野，极便读者学习相关的历史知识，掌握学科发展的基本脉络。

不言而喻，「会要」作为史书的一种体例，主要搜辑、整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经济以及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等等，以史为鉴，资政治国，有它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正如作者所说，西周会要的编纂完成，这一迄今最后完成者却越居这系列的迄今最古最前端，弥补我国「会要」这一体例系列中重要而早期一环的空白；它充分地体现其基本宗旨──「理道」和「资政」，即是贯彻一种「道」──我们民族古史的优良传统，以为国家政治、政策提供参考。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特别强调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西周会要一书的出版发行，也正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展现中国历史研究院优良学风和治学传统，体现老一辈史学工作者的肩负责任和使命担当！

（宫长为 庚子年三月初十）

前言──答客问式

客有问曰：西周会要何为而作？答曰：必需也。曰：请言其详。答曰：承蒙下问，容试言之：作为记载国家一朝一代大政典章「史志」体的「会要」，从我国中古创始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各朝学者持续不懈，先后编就秦、汉、三国、晋、南北朝直至宋（多种）、明等朝的「会要」，蔚然成为一个丛书系列。它从正史的「志」「书」等体例中发展而来，以彰显一朝的大政及其体现于社会、民生、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风教等方面相关典章、制度和一代疆域、民族、国之重器、文物乃至天历、气候、灾祥等等之客观存在。这对于简明认识该时代一个国家的概况，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当明人编出七国考，清人编出春秋会要（简要），而近年又新出春秋会要和战国会要，填补着先秦时期一个个缺环，编纂形势便直逼西周了！西周既是继夏商而来的一个相当长期的统一王朝，而且它把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规范化、制度化伦理型社会更高阶段，所谓「郁郁乎文哉」！您想，编撰西周会要，岂非当务之急乎？

客频颔之，曰：然则为之难乎？答曰：难矣！不难，何以至今无人作之？不过，窃以为，此事言难，则难；若而直面现实，试辟蹊径、扬长避短，亦可难中求易。人之云「难」，无非口禅：西周文献资料匮乏。此固然，但非绝对，毕竟西周成书者犹有数经在，且内容多属制度典则，适用者不为少。而最可贵者乃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现代考古发展迅捷，众多古代——西周阶段可谓其中佼佼者——遗址、遗存如雨后春笋，奇迹、亮点层出不穷；真可说天不负人、地不爱宝。随之，青铜器连及铭文成批地从古墓、从窖藏中纷纷涌现。至二十世纪末，一部大型的金文著录将之（连同传世者）全部编入，入编铭文达一万二千多篇（西周期者占最大部分），数量既巨，内容宏富，事类多方。仅此二端，就足以更新西周史料现状、焕新其所呈现的历史面貌。

客曰：是则是矣，能举例一二乎？曰：周族发祥地之一，史但云：邑于岐山之下，岐山之阳，再具体则难言之。而今田野考古之锄竟然发掘出一座周人营建的宫殿而遗留于此二三千年的基址，其地点具体到乡、村之名，确定不移。这在旧文献能作到乎？那座今名之曰凤雏（村，属今陕西岐山县）宫殿基址，再经考古学者细查精考，复原出其整体形制，分辨出其内部结构：门、塾、庭、殿与后寝、廊、庑，并及地下排水沟渠、探测顶部覆盖茅草、脊瓦，不啻旧景重现，其各间房室经逐一丈量，或进深，或开间，丈尺明晰，与古制或合或否，一皆以实纪为准。人们不禁追问：是此或彼（古制）为真实可信耶？客曰：殆俱可信焉！

在凤雏东邻之扶风县召陈又发掘出一片宫室基址群，结构则具另一种形式，显示着新进的营建技术（包括扩大开间跨度、多见砖瓦等）。

上述，迄今概未见诸何种文献记载（有考工记在，但时代巳晚）。可见，现代考古所得的遗存史迹不只是弥补文献史料之不足，而其价值却在文献资料之上。

昆明池水汉时功。说到西周渐入佳境盛世，建起双子京城丰、镐，从来已知这二京俱在长安，也知道分别位于今陕西西安沣水两岸。然而今日考古却可考定丰京范围具体到沣水西岸迤北的北起今日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等村落间，南至西王村、冯村之处。镐京紧挨昆明池，从汉武帝时至东汉，多次疏浚、扩大昆明池面积，镐京遗址范围被部分破坏，现经考古深入探池、广泛调查旧址四至，得以确定其具体位置在沣水东岸、昆明池故址西北的今洛水、上泉北、普渡、花园诸村和斗门镇圈围之内。您看，经过考古长期辛勤工作，对西周史上重大事项的京城具体所在作出定论。这样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若比起常言的「经典」来，大概不会逊色吧！

再如有关社会组织性质的「族居」，关系到阶级人身的墓葬「人殉」，官爵标志之一的「列鼎制」等等，都是凭借今日考古发掘之基址、墓葬和青铜器资料，方才得以置类、立卷的。

说到西周金文入编「会要」，也是精彩多多！

史籍显示，王、侯以下的世族世官，文献只能提到某公某伯之族氏而止。其稍能追求的世系均赖西周金文实录，方得系列，尤其是有多件可系联的册命铭文，显示某一家族数代连任朝官，有的自述家族为朝臣历经六代、八代之久；并且随之对其所崇奉的历代周王，作出简要的颂扬评语，除去谀美之词，基本符合史籍所传述。

铭文所录职官概数达二百余种，不少官员具有身经册命典礼的纪录，得到职司之任命与舆服之赏赐，对这一群体排比、分析，得以大致了解其官爵层级，进而也就有条件探讨西周整体的职官结构即「官制」。

关于宫室，金文纪录频繁、多样，除举行重大礼仪的正式宫殿，还有各种名称的宫、室、庙、寝，有些似别殿、离宫，有临时驻毕的行所（名为「居」）；还有重臣的宫室，也还有王、公为臣下建造宫室的。这在以往文献多是不曾记载者。如今可以回顾：当时宗周、成周京城中，一派宫室林立，重檐高脊，庭宇栉比，够庄严而富丽的呀！

古制「田里不鬻」，谁也未曾设想西周中晚期竟然出现土田的分割、转手和交易，而今，大篇的铭文就详实纪录其事。以往，只见文献大讲重农而周王举行籍礼的「帝籍」田，而今通过铭文，方知王室另有一种实际经营农作的田产；还连带揭示王室拥有苑囿台池，且水陂池沼也不止一处，有作辟雍行射礼者，也有求实惠经常大捕其鱼者。

客曰：颇精彩矣！（认可而感兴趣之情盎然现于色。乃转一问题）曰：浏览大作目录，感觉编排顺序与传统不甚相同，无乃可违古来体例乎？是为创新乎？余答曰：问着啦，君行家焉！西周会要分五十二卷，内含十七大类，与传统分类数量、内容有所出入，此乃必然，因为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有异，事类的有无、每类所具有的资料丰歉不一。而卷、类内涵、名称和次序的安排，自然存在差别。依在下推测，您所指者当是：历来此书都是「世系」或「帝系」「帝号」编在首卷，接着是「礼」制。而今，却是疆理为第一，接着是方域、都邑、宫室、社会制度之类，「诸礼」更在其后，差别是很明显的。这一变动，看似无甚重要，余等则以为很有必要：这倒不是从一种历史观（家天下抑是公天下问题）着眼，只是仅仅根据现代对「国家」构成的科学规定，首要是领土、人口的重要元素。显然，旧体例的那种编排，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不合适、不合理的。国家必先有个框架，如疆域、都邑是其基业的布局，社会经济（食货）是一国的命脉，岂能后之？该改的很多，改不胜改，也不须如此，这毕竟是久经采用的一种传统体裁，不能写成断代史。

客曰：您说得对，大作编写的是三千年前的西周史实，但又必须以今日的历史观来处事。可是在下还是有一个疑问：大作开门见山的首卷，其中一个类目题为「天命──使命感」，这就不易理解，岂非亦承认姬周立国、发展，就是由天命所眷顾的那种「理念」！为创新乎？余应之曰：君又给予一难题矣！试解答之：这里涉及「天命」这一重要而又复杂的思辨范畴。这个范畴由来尚矣！最迟可从文王开始，称王立国就和「天命」结缘，子孙念念不忘。不过，就在周人开国之初，与谆谆教诫敬畏天命的同时，已经透露最高统治集团有鉴于夏、殷曾「服天命」到「天不畀（予）」的历史经验，就晤到「天难湛」「上帝不保」，只有行德政者才能保住「永命」。明显反映这时的「天命」已经不是周人的专利，但也并非他们放弃了天命信仰，而是增加了政策策略：强调施行德政，以保住天命不失，实际上使之成为一个激励臣民、加重官府责任和使命感的口号，客观上也当是起了作用的，故而直到西周晚期，依然反复坚持贯彻这一祖传的信念。近世有学者说这是周人的忧患意识，反映人类心性学上的一次觉醒，促进历史的文明进程。此说远非定论，而可备一解吧，我等建此一个类目，说不上创新，还可能会招致误解，只是所提出的文献与金文资料，也许能够观照西周统治集团当时宣扬这一命题的内心底线吧。

客莞尔，再颔而别。是为记。

后  记

本项目当年起步时，即遇人事变故，人力单薄。为及时弥补，于是请到黄淑琴同志参加工作，她是本所离退休工作办公室干部，本职繁重，但她始终重视这一任务，凡经确定需要收集的资料，都能努力查找而及时提供。这对于本项目的完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个申报的项目，从批准立项，至今十年。编著工作量和难度较大，编著者人力终究单薄，水平有限，编写中一定谬误不少。虽如此，幸遇助力多多。皆因我们国家处在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顺畅发展时期，天时，人和，我们也就得到了研究所内外不少人士伸来的援手！，这里有：本所图书馆袁立泽，先秦史室刘源、罗琨、王泽文，战国秦汉研究室邬文玲；住京的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夏麦陵、湖北随州钟声编辑部人文学者王文虎，中国西南大学 文献研究所李发 诸位教授、先生。他（她）们热情地介绍、提供给我们项目所需的有关金文、楚简或新问世的论著，乃至网上的讯息，手头的材料、书刊，助成并激励着我们，使我们编写得以顺利进行和完成。我们还要感谢先秦史学会长宫长为先生慨然赐序，以光篇幅。在此，我们一并向各位致以由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