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中，男，汉族，1957年2月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籍贯陕西三原。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所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兼职：担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信阳师范学院、河南大学、莆田学院、重庆师范大学等特聘教授或讲座教授。

　　学习经历：

　　1978年2月—1982年1月，西北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

　　1982年1月—1984年12月，师从尹达、杨向奎、张政烺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7年9月—1992年6月，师从田昌五先生，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4月—1990年4月，从师于伊藤道治教授，在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留学一年。

　　199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5年—1996年，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博士后研究项目），在伊藤道治教授指导下，在关西外国语大学学习研究一年。

　　1999年—2000年，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研究一年。

　　工作经历：

　　1976年1月—1978年2月，在陕西省榆林市街道办事处任工业会计。

　　1984年12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科研处副处长、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

　　研究方向：史前文化、先秦史、国家与文明起源史、夏商城市史、早期文明史。

　　学术成果：

　　一、著作：

　　1.《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30万字），1997年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2013年增订本（57万字）。1997年，该书荣获“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和“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专著奖”。

　　2.《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59.8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3.《商代都邑》（十一卷本《商代史》第5卷），59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013年，十一卷本《商代史》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4.《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十一卷本《商代史》第3卷），19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013年，十一卷本《商代史》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5.《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41万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初版，2006年第二次印刷。

　　6.《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40万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7.《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5人合著），全书40万字，王震中撰写15万字（第1-18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初版，1998年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三版。2000年，该书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8.《民族与文化》（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9.《国际汉学漫步》（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10.《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11.《简明中国历史知识手册》（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12.主编《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13.  主编《华夏同始祖 天下共连山》，大象出版社，2010年。

　　二、代表性论文：

　　王震中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代表性论文如下：

　　1.《试论我国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东夷的史前史及其灿烂文化》，《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获奖）。

　　3.《东山嘴原始祭坛与中国古代的社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

　　4.《应该怎样研究上古的神话与历史――评<诸神的起源>》，《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5.《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国原始文化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社。

　　6.《文明与国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7.《夏商周文化中的东方渊源》，《华夏文明》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8.《祭祀·战争与国家》，《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

　　9.《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几个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

　　10.《文明起源之比较》，《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5、6期。

　　11.《从符号到文字――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考古与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

　　12.《试论陶文“”“”与大火星及火正》，《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

　　13.《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从聚落到国家》，《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邦国、王国与帝国》，《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5.《良渚文明研究》，《浙江学刊》，2003年增刊。

　　16.《试论商代“虎食人卣”之类铜器题材的含义》，《纪念商承祚先生诞辰100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

　　17. 《商族的起源及其早期迁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18.《甲骨文亳邑新探》，《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获奖）。

　　19.《先商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获奖）。

　　20.《商代王都的“社”与“左祖右社”之管见》，《安金槐先生纪念文集》，大象出版社，2005年。

　　21.《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获奖）。

　　22.《商代的王畿与四土》，《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

　　23.《藁城台西邑落居址所反映的家族手工业形态的考察》，《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24. 《商代における殷都の族居特点と商の王権》，载于宇野隆夫主编《王権と都市》（《国际研究集会》第33辑），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3月出版。

　　25.《偃师商城中的“明堂” 与“内朝”“外朝”》，《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线装书出版社2008年。

　　26.《龍の原型》，（日本）《大东文化大学 汉学会志》47号，2008年3月。

　　27.《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文史哲》2010年第1期。

　　28.《国家形成的标志之管见——兼与“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商榷》，《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29.《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理论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3、4期连载。

　　30.《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七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

　　31. 《关于古代国家的概念定义与标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九），科学出版社，2012年。

　　32.《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33.《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获奖项目：

　　1、《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1997年获“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和“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

　　2、《东夷的史前史及其灿烂文化》，1992年获“中国社科院第一届青年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

　　3、《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合著），2000年获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二等奖、历史所优秀成果一等奖。

　　4、《甲骨文亳邑新探》，2007年获中国社科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历史所优秀成果一等奖。

　　5、《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2009年获“山东省第二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

　　6、《先商社会形态的演进》，2010年获中国社科院第七届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历史所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7、《商代都邑》（十一卷本《商代史》第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013年，十一卷本《商代史》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8、《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十一卷本《商代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013年，十一卷本《商代史》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荣誉称号：2004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学术建树：

　　王震中大学时对考古学和历史学都有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其导师——尹达、张政烺、杨向奎、田昌五、伊藤道治诸先生也强调历史学与考古学、人类学的结合，因此，打通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将三者相结合来研究上古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他30年来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方面的贡献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王震中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著作中，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来研究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在肯定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的贡献并指出和克服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经历了：“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邦国)形态”，被学术界称为“文明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在文明与国家的概念、标志，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过程、路径和机制等问题上，他都作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之后，他又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等论著中，提出“邦国——王国——帝国”说，认为在进入国家和文明社会以后的国家形态，经历了由夏代之前的“都邑邦国”，发展为夏商周三代“复合制的王朝国家和王国”，再发展为秦汉以后“郡县制的帝国“这样一种三形态、三阶段的演进。2013年，《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一书，将他近年来提出的“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进入国家社会之后所经历的“邦国—王国—帝国”说，“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以及“早期华夏民族因复合制国家结构而形成于夏代”说，这些学说进一步深化、完善，建立起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周全的学术体系。

　　以往，我国学术界通常是通过所谓“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即铜器、文字、城市），或套用欧美流行的塞维斯“酋邦理论”来探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王震中指出“文明起源三要素”说的局限性有两点：一是把它放在世界六大原生形态文明中加以考察，很难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和我国古代的匈奴都没有文字；中美洲的玛雅等文明没有铜器，西欧也并非在其铜器时代而是在其铁器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的。二是文明起源的“三要素”说或“四要素”说把文明看成是单项要素的凑合而缺乏对文明社会结构特征的解释。王震中也是第一位指出“酋邦”理论既有贡献亦有局限的我国学者。为此，王震中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相结合的手段来研究文明与国家起源过程，贯彻“以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架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论，提出“由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发展为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中国文明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概括为五个阶段：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邦国）—夏商周三代王朝和王国—秦汉以后的帝国。这实际上也是从国家形态演进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复合制国家结构”是说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都是由位于中央的王国和其周边的诸侯邦国两大部分组成，二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王为“天下共主”，诸侯邦国接受王的调遣和支配；整个王朝是一体的，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王邦与各个诸侯邦国又是多元的。用“复合制”来解决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家结构这一难题，克服了以往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两种局限：即主张夏商周三代为方国联盟论者，所忽视的夏王、商王和周王对于地方诸侯邦国的支配作用；主张夏商周三代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论者，所忽视的夏商周时期的地方诸侯邦国与秦汉以来郡县制之下的地方行政并不相同的问题。此外，对于史前权力系统的演进和王权的形成，一直是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焦点也是难点，王震中通过三个层面来解决这一课题：（一）提出“权力的空间性与宗教的社会性”这样一个命题，来阐述史前酋长的权力是如何突破聚落空间限制而扩大到其他聚落的；（二）论述了战争对史前权力乃至王权的强化；（三）考察了“史前最高酋长—早期国家的邦君—夏商周王朝国家的王权”三者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社会复杂化过程，这期间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阶级的产生。关于阶级的起源，王震中在肯定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提出的阶级起源的两条道路（即社会职能转变为对社会的统治和由战俘转化而来的奴隶）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时，提出并论证了父权家族和父家长权的出现也是阶级起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又一途径，并以此来解决弗里德“社会分层理论”中所没有解决的从“阶等”到“分层”的演变机制问题。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发现，伴随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民族形态的演变。对此，王震中在其著作中还论述了国家结构与民族形态相关联的演变问题：即与尧、舜、禹时代单一制的早期国家结构相一致的，是部族与部族国家；与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相一致的，是华夏民族的形成与民族的国家；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结构相一致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研究也以论文的形式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该杂志已决定将此文译为英文在国外出版发行。

　　近十多年来，王震中这种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来研究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理论与方法，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界和上古史研究中的主流做法。他的“中国文明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也被写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这一通史性通俗读物之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 1997年获“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和“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该书，1994年初版时30万字，1997年再版，2013年出增订版时扩展为57万字，并被选入“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的序中评价说：作者“以自己探究所得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特的文明发展体系”，“既达到了宏观的理论思考与微观的具体论证相结合，又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思想理论层次”，“它的出版，无疑会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领域中激起一股催进的波澜”（该序又发表于《文博》1993年第5期）。

　　对于王震中新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原历史系主任晁福林先生在《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8日）发表题为《解读中国国家起源的新模式》书评，把王震中书中的理论体系与摩尔根《古代社会》、塞维斯的“酋邦理论”等理论模式相并列，说这是具有“中国叙事”的新的理论模式，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社会复杂性演进过程的一次深入的有重大学术创新意义的探索”。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王宇信先生在《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发表一篇长达7000字的题为《一部充满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力作——评<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书评，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1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魏建震研究员在《史学理论》（2014年第2期），也分别发表书评，对该书的理论创新、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以及学术体系，给予高度评价。

　　李学勤先生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的书“序”中评价说：“王震中博士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已有多年，他特别集中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早在1994年就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已为学术界所熟悉，以其独到的见解，引起了不少反响。《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是他近期又一力作……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大量考古学发现材料的整理分析开始，对传世典籍内种种古史传说试做整合解释，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新意的理论观点，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体系……王震中博士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叙说了他写这部书时对‘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追求。我认为他的这部书做到了这一点。这部力作是对他近年来提出的‘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进入国家社会之后所经历的‘邦国—王国—帝国’说，以及‘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这些学术体系的系统展示和进一步深化、完善。在书中，他还对近年学术界流行的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等作了分析和批评，提出应‘以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王震中博士的这些理论观点，是贯穿在他全书中的，希望读者能予注意。”

　　二、商代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在商代史研究方面，王震中2010年出版《商代都邑》和《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两卷著作（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中的两卷）。2013年，十一卷《商代史》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王震中的这两部著作也发挥了他把历史学与考古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学科交叉优势，详尽搜集了考古发掘资料，而又把它们与历史文献和甲骨文资料相结合。在研究体系上，《商代都邑》对商代王畿之地和侯伯之地的城邑、宫室、礼仪建筑的建制、都邑布局与族居特点、都城变迁等，都作了系统研究；在研究深度上，书中是把这些问题放在商代国家结构的宏观视野下论述的，展现了其史识高度和学术创新，受到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高度评价（见杜金鹏《读<商代都邑>浅识》，《考古》2012年第5期；张利军《读<商代都邑>》，《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2期）。例如，书中第五章第二节在论述安阳殷墟王都的族居特点和家族—宗族的结构时，指出殷墟墓葬出土的族徽铭文的“丙”、“息”、“亚长”、“光”、“韦”、“子韦”、“册韦”、“弓韦”等等都是外来的家族（后来发展为宗族）在朝为官者。他们有的以家族为单位，有的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大杂居小族居”于殷都内。这样的族居方式显示出“王都内的地缘性即亲族组织的政治性要较其他地方发达”。与此相关联，第七章在论述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大墓中的“亚醜”时，指出他就是甲骨文中在朝为官的“小臣醜”。这样，第五章与第七章相呼应，共同说明了商代“内服”与“外服”即“王畿”与“四土”的国家结构是一种“复合型国家结构”。对此，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原主任杜金鹏评价说：“这一研究的新进展对商代史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见杜金鹏《读<商代都邑>浅识》）。

　　《商代都邑》一书还对商史和商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新的三期划分，提出偃师商城乃商初成汤所建，放弃于仲丁迁隞；郑州商城乃商王大庚所建，在仲丁以前，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是两都并存；在二里岗上层第一期时，仲丁放弃了偃师商城，只以郑州商城为王都，这也就是所谓“仲丁迁隞”，商代中期的历史和文化也由此开始；商代晚期的历史和文化开始于盘庚迁殷，洹北商城就是盘庚所迁之殷，以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为核心的洹南殷都，则属于武丁至帝辛时期的殷都。提出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安阳小屯宫殿区中，宫殿性质的建筑物每每是四合院式的三进或二进院落，而宗庙建制，在四合院中是一院数宗（数庙），数宗中的每一宗（庙）则是一祖一室〔庙)。书中论证了商代王邦（王畿）与从属邦国的都鄙邑落结构都是三级结构；商王是以对王邦（王畿）的直接统治和对从属邦方国的间接统治相结合的方式支配着复合制的商朝国家。

　　《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这一卷，有关商族在商朝建立之前的八次迁徙、汤都亳的地望所在，较王国维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有所推进。例如，商汤所居之亳究竟在何地，自王国维以来就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难题。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思路是：首先从甲骨文中的亳入手，而欲解决甲骨文的亳在何地，关键是考实距离“亳”地仅有步行一日路程的“商”在何地，而且还应该对甲骨文中的“商”、“中商”、“大邑商”作了系统的分析。分析的结果是：作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来使用的“商”和“大邑商”与作为王都地名来使用的“商”和作为中心区来使用的“中商”，其焦点或核心点就在安阳殷都。这样，通过对征伐“人方”卜辞的考察，证明距离“商”地（即殷都）很近的“亳”，就在今安阳东边的内黄县或其附近，而《吕氏春秋》所说的商汤灭夏前作为其根基的“郼亳”也在内黄一带，此即商汤推翻夏朝之前所居之亳，也是甲骨文中唯一的亳。由此，王震中提出“汤都亳”即内黄郼亳这一新说，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关于商汤推翻夏朝之前商族的社会形态，以前一般认为是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社会。《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把商族建立早期国家的时间定为从商的先公上甲微开始，提出商族在先商时期，经历了史前社会的“中心聚落形态”（相当于酋邦）、上甲微至成汤时期的早期国家（邦国）、成汤推翻夏朝以后的王国和王朝国家，这些都属于有重要学术创新意义之作。这一研究，说明商在推翻夏朝之前就有自己的早期文明史，夏、商、周既有纵向王朝更替的一面，也有横向并存和交互作用的另一面。因此，这一研究改变了该领域以前只注重夏商周三代王朝纵向交替的问题，而且，这样的研究与前述王震中在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上的理论创新以及整体的学术体系也是一致的。

　　三、史前文化和原始宗教研究的贡献

　　在史前文化和原始宗教研究中，王震中提出图腾崇拜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在不了解性交与怀孕有何关系的情况下，原始社会的妇女对其怀孕生育现象的解释；新石器文化中的图腾形象是图腾崇拜转型之后的现象。王震中根据红山文化辽宁喀左县东山嘴方形祭坛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和民俗学材料，提出中国古代社神崇拜的发生与发展经历了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三个阶段；社崇拜最初是土地崇拜与生殖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红山文化东山嘴方形祭坛就是社坛，祭坛内的长条石头即社主，这是上古社会原生形态的社神崇拜之一。王震中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早期龙形象的资料并结合文献来研究龙的原型，提出早期龙的形象可分为有足(爪)之龙与无足之龙两大类；有足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无足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有足之龙和无足之龙之所以都能上天，是因为远占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和蛇蟒视为一体的结果。在古史传说研究方面，王震中提出三皇五帝古史传说中有“虚”有“实”，并结合考古发现对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进行了系统的重新整理，推动了重建上古史的研究。

　　王震中以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指导科研和对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学风严谨，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能很好地将宏观的理论思考与微观的实证研究相结合，并注重理论上的创新，在中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商代城市都邑、早期文明史、史前文化、原始宗教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在这些领域产生广泛影响，有许多理论和方法已成为主流性的学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