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云飞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

 

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之简牍、碑刻、封泥等材料，可知西汉王国太常所属之祠官名称并不统一。东汉王国无太常官署，但设有礼乐长、祠祀长之职。郡县一般没有常设的祠官，岁时常祀主要由守、令、长主持。郡县山川之祭祀，从秦、西汉到东汉有较大变化。秦、西汉时期五岳四渎多属于中央祭祀，领于太常官署。东汉初年开始，五岳四渎属郡县祭祀，备案于太常，由郡守主持祭祀。县中偶有专职祠官，多由百石卒史充任，掌守神庙，往往因事而设，并非常置。

关键词：秦汉；郡国；郡县；祠官；祠祀
 

“祠官”屡见于秦汉文献，指掌管祭祀事务的职官。本文用“祠官”泛指秦汉时期与祭祀有关的各级官吏，并着重考察秦汉地方祠官的建制、名称、职能、秩禄等问题，以期对秦汉国家礼制结构、祭祀系统等问题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关于秦汉地方祠官，目前已有不少研究。陈直用出土材料与《汉书》互证，考察西汉中央及王国的太常官署；[1](p88、126-127)严耕望系统研究秦汉的地方行政制度，考察了与郡县祠祀事务有关的官吏；[2](p130-131)吴荣曾结合封泥资料研究西汉王国的太常官署；[3]陈苏镇结合汉简资料考察西汉早期王国制度，对太常官署也有涉及；[4]董涛对秦汉祝官体系有比较全面的研究。[5]前人研究比较充分，但未及利用新出简帛、玺印、封泥等资料，故仍遗留不少问题。本文尝试对上述研究作一总结，并补充一些前人未及见、或未留意的材料，以期对秦汉地方祠官系统有更全面的认识。
 

关于秦汉祠官系统的两个问题

若要探究秦汉地方祠官，首先要厘清秦汉祠官系统中的两个问题：第一，朝官、宫官的区别；第二，祠官名称的变化。
 

（一）祠官之朝官、宫官的区别 

秦汉祠官分为朝官、宫官两个系统，朝官属于太常官署，宫官属于詹事官署，两者的名称、职能都有区别。据《百官公卿表》，奉常（太常）属官有太祝令、丞，有雍太祝令、丞，这是朝官。[6](p726)詹事属官有祠祀令、长、丞，颜师古注：“皇后之官。”[6](p734)这是宫官。另有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宫，未言有祠官。但据张家山出土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长信詹事下应该也有祠祀之官：
 

大（太）卜、大（太）史、大（太）祝……四六一……长信祠祀、祠祀……四六二 ……秩 四六三 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四六四[7](p270)
 

其中提到“大（太）祝”、“长信祠祀”、“祠祀”等。太祝属奉常，为中央朝官；“长信祠祀”为长信詹事属官，为皇太后宫之宫官，此则材料可补《百官公卿表》之阙；至于“祠祀”，应属奉常。[7](p287)

东汉祠官也有朝官、宫官之别。《续汉书·百官志》“太常”之下有太祝令、丞，这是朝官；[8](p3572)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后转属少府。”[8](p3574)于少府之下，又有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诸小祠祀。”这是宫官。[8](p3595)

东汉太常之太祝令、丞为朝官，少府之祠祀令、丞为宫官。但本注说太常属官本有祠祀令，后转属少府，这是错误的。王先谦指出：“案后汉太常属官明有太祝令、丞，此东西京官名偶同，且武帝已改庙祀矣。本注误也。”[9](p275-276)亦即，朝官、宫官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两者互不交涉。从西汉到东汉，太常之太祝令、丞一脉相承，这是朝官；西汉詹事属官之祠祀与东汉少府属官之祠祀令、丞，也一脉相承，这是宫官。并非太常属官之祠祀令“后转属少府”。朝官与宫官分属两个系统，何“转属”之有？

如果不分清朝官、宫官两个系统，在面对具体材料时，就往往会混淆名实。厘清太常属官与詹事、少府属官的区别，对我们展开下一个讨论是有必要的。
 

（二）祠官名称的变化 

秦汉祠官之名称，《百官公卿表》说：“景帝中六年（-144）更名太祝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104）更曰庙祀，初置太卜。”[6](p726)对于这条记载，我们保留一定程度的怀疑，学者也做过相关考察，[10]我们再补充四点：

一、秦封泥官印中有“祝印”，[11](p4)应为奉常太祝属官之印。同时还有“祠祀”之印。[11](p7)睡虎地秦墓出土6号木牍有“为惊□□（祠祀）若大发毁，以惊居反城中故”，[12](p637)此处作“祀屋”解，但也可见“祠祀”为当时习语。则秦时“祝”与“祠祀”是并存的。

二、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除了上引材料外，涉及祠官的还有：
 

 大（太）医、祝长及它都官长，……四六五……秩各三百石，有丞、尉者二百石，乡部百六十石。……四六六[7](p290)

长信詹事、和<私>官长、詹事祠祀长、詹事厩长，月氏 四六七[7](p291)
 

其中提到了“祝长”等都官长和“詹事祠祀长”，再结合前面出现的“大（太）祝”、“长信祠祀”、“祠祀”等职官，可推知“大（太）祝”属奉常，“祝长”为太祝之下的祝官之长，这是朝官；“詹事祠祀长”、“长信祠祀”分别为皇后、皇太后之宫官。还有一个“祠祀”，其名称不同于“詹事祠祀”、“长信祠祀”等宫官，应该是与“太祝”、“祝长”并存的朝官。

三、据《百官公卿表》，“太祝”先后易名为“祠祀”、“庙祀”，但出土封泥官印中，屡见“太祝”、“祝长”、“祠祀”等职官，却从未见“庙祀”之印，很让人怀疑武帝改“祠祀”为“庙祀”的记载是不实的。

四、东汉太常属官有太祝令、丞，若武帝改“祠祀”为“庙祀”，则此改变在东汉官制中竟毫无反映，反而改用了最初的“太祝”，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因此，我们怀疑《百官公卿表》所载“太祝”名称变为“祠祀”、再变为“庙祀”，可能并非史实。验之出土材料，“祝”、“祠祀”之官往往并存，其职掌可能也有区别。简单地根据出土文献中是“祝”还是“祠祀”来断其年代，可能并不谨慎。相反，如果我们认同“太祝”、“祝长”、“祠祀”等职掌不同、而可能同时并存，问题就会简单许多。
 

二、秦汉地方祠官系统
 

厘清了秦汉祠官系统中的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接着研究地方祠官之设置。下面分王国、郡县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王国祠官 

西汉王国是否有奉常（太常）官署，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陈直、吴荣曾据出土封泥中的王国奉常（太常）属官，证西汉王国有奉常（太常）。[1](p126-127)[3]张家山汉墓出土之《二年律令·秩律》中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奉常，秩各二千石”，陈苏镇说：
 

《秩律》二千石条在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前冠以“汉”字，肯定是为了表明此处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仅指汉官，不包括王国官。其他不冠“汉”字者，若汉与王国皆有，应兼指汉官和王国官。若是王国所无，则当仅指汉官。[4]
 

据此，则《二年律令》所记之“奉常”是仅指汉官呢？还是汉与王国皆有呢？我们认为西汉王国有奉常。《百官公卿表》说西汉初年，诸侯王国“群卿大夫如汉朝”；[6](p740)临淄出土一方西汉官印曰“奉常之印”，[13](p507)应该就是汉初齐国奉常之印。

西汉王国奉常属官之祠官，也多有封泥材料来佐证。比如长沙国有“长沙祝长”印两方（《考古》、《湖南》），[13](p323、324)楚国有“楚祠祀印”一方（《大汉》），[13](p325)中山国有“中山祠祀”印一方（《满城》），[13](p495)齐国有“齐太祝印”（《齐鲁》）、“齐祠祀印”（《齐鲁》）、“祠官”（《临淄》）印各一方。[13](p501、462)另外，《封泥考略》记有“□祠□长”半通印。[14](p173)此封泥为簠斋所藏，陈介祺是山东潍坊人，颇疑其文当为“齐祠祀长”，若如此，也当为齐国太常属官。

这些祠官之印，或曰“祝长”，或曰“太祝”，或曰“祠官”，或曰“祠祀”，不同王国之间名称不同，同一国内也有不同，可能是不同王国制度之不同，同一国内之职官也无定名，或者职官随时代而变，或者就是不同的职官。

至于东汉的王国，应该是没有太常官署的。《续汉书·百官志》具载东汉王国官制，未见太常。与礼乐祭祀有关的职官有“礼乐长”，本注曰“主乐人”；以及“祠祀长”，本注曰“主祠祀”，其秩禄“皆比四百石”。[8](p3629)此记载应该是可靠的，可以与出土实物资料相验证。汉铜器铭文《敕庙牛镫》曰：
 

（敕）[剌]庙牛镫四，礼乐长监治。[15](p406)
 

此处之“礼乐长”即王国职官。徐正考以为，“敕”当为“剌”，东汉长沙国第四代王刘建德即謚“剌”，通“烈”。此牛镫即剌庙之物。[15](p232)可证东汉王国“礼乐长”是确实存在的。

至于“祠祀长”，则无明确的佐证。《封泥考略》提及汉铜印有“沛祠祀长”，[14](p173)但具体时代不明，可能是西汉的沛郡、沛县，也可能是东汉的沛国。陈直以为“当为景帝时郡国诸庙陵寝中特设之祠祀令，亦当属于太常”，[1](p88)董涛则认为是沛国职官。[5]因文献不足，目前还不能确论。
 

（二）郡县祠官
 

秦汉时期郡县祠官，文献无明确的记载。《百官公卿表》奉常属官有雍太祝令、丞，[6](p726)因雍为秦国旧都，祠所林立，故特设祠官，直属于奉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郡县祠官。秦封泥有“雝祠丞印”一方，[11](p10)“雝”即“雍”，可与《百官公卿表》互证。上述“沛祠祀长”铜印，不确定为郡县祠官，抑或王国祠官，但沛郡因为有高祖庙，在两汉时确有祠官。《水经注·济水注》引《东观汉记》：“（盖）延令沛修高祖庙，置啬夫、祝、宰、乐人，因斋戒祠高庙也。”[16](p784)《后汉书·盖延传》所记略与此同，李贤注曰：“高祖庙在今徐州沛县东故泗水亭中，即高祖为亭长之所也。啬夫，主知庙事。”[17](p687)则沛在东汉时有高祖庙之祠官。

除了雍、沛之外，秦汉郡县是否全无专职祠官呢？也不尽然。碑刻文献中时见掌守祠庙的专职官吏。比如《嵩山少室石阙铭》记少室山庙有“监庙掾”和“庙佐”之职；[18](p19862)《孔子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说：“臣请鲁相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领礼器，出王家钱，给大酒享，他如故事”，[18](p19905)则东汉孔子庙有守庙之官，其秩禄、职掌都比较明确；《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说：“（孟府君）使府内百石□称吴讳升字三君守卫园陵，兴置屋□。”[18](p19975)则济阴尧庙亦有守庙之吏，秩亦百石；《无极山碑》说“祠宫置吏”，立碑人有“祠祀掾□贤廉香□掾和□□□□□、祠仁德掾樊淑、史吴宜、小吏吴黑”，[18](p20068-20069)其中出现了祠祀掾、史之职。此碑立于东汉光和四年（181）之常山国元氏县。两年之后（光和六年，183）元氏县又立《白石神君碑》，立碑人有“祠祀掾吴宜，史解征”，[19](p47)则元氏县之祠祀掾、史到此时还存在，而且两年之间，吴宜由祠祀史升为祠祀掾。

以上皆为县之专职祠官，虽然名称不同，但皆由县之卒史充任，秩多为百石，职责为掌守县境内之神庙。但这些专职祠官往往因事而设，并非常设之官。
 

三、秦汉地方祠官的职责

秦汉郡县祭祀可以分为两类，一为社稷、先农、灵星、雩祭等岁时常祀，一为境内山川或其他神祇的特殊祭祀，这些祭祀均由地方祠官主持，下面分别考察：
 

（一）岁时常祀
 

岁时常祀是由守、令、长主持的：
 

（高祖）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20](p1378)

其后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20](p1380)
 

这则材料讲高祖使郡县立灵星祠，《北史·刘芳传》引《郊祀志》，与《封禅书》及今本《郊祀志》略有不同：“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21](p1547)颇疑其引之书实为《续汉书》之《祭祀志》：“汉兴八年……于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8](p3204)则明确说是由县邑之令长主持祭祀。刘芳又引《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社稷、先农，县又祠灵星。”[21](p1547)并强调此类祭祀“恒隶郡县”，[21](p1547)乃是地方祭祀，不同于太常官署主管的中央祭祀。

除此之外，《封禅书》还说：
 

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20](p1380)
 

可见汉高祖令郡县立社稷、灵星诸祠，郡县主之，也应该是郡县官吏主持祭祀。西汉县乡里求雨、止雨之祀，也由各级官员主持，并没有专门的祠官。董仲舒《春秋繁露》记载了当时求雨的场景：
 

雨太多，令县邑以土日，塞水渎，绝道，盖井，禁妇人不得行入市。令县乡里皆扫社下。县邑若丞合史、啬夫三人以上，祝一人；乡啬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齐三日，各衣时衣。[22](p437)
 

其中之“祝”，董涛认为明显不属于常设官吏，而是由巫者临时充任。[5]另外，关于郡县求雨之祭，张家山汉墓出土之《奏谳书》也可以印证我们的观点：
 

五月中天旱不雨，令民，武主趣都中。信行离乡，使舍人小簪裊守舍，武发。[7](p354)
 

其中“武”为淮阳郡新郪县的从狱史，征发一个名为“”的人参加求雨的“”，即雩祭。可见郡县此类的岁时常祀是由各级官吏操办的，并未见专门的祠官。

东汉亦复如是，《祭祀志》说：“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8](p3200)可见整个秦汉时期，岁时常祀都是由地方官吏操办，郡县之守、令、长主持，并没有专门的祠官。
 

（二）山川祭祀
 

山川祭祀较为复杂，从西汉到东汉有比较大的变化，即，本来由国家控制、属于中央祠官掌管的祭祀，逐渐下放到地方，变为由郡县守令主持的地方祭祀。

从秦到汉初，国家祭祀注重名山大川，着力把各地山川的祭祀纳入中央祠官的职权内。我们试看史料：
 

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鬼神及人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有神祠者，民各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20](p1377)
 

可见秦时祭祀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种，凡“领于天子之祝官（即奉常属官）”的，即为中央祭祀；领于郡县的，则为地方祭祀。对于各地重要的山川神祇，国家会留意把它纳入中央祭祀系统中。

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做法：“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正义》曰：“齐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领，遂废其祀，令诸侯奉祠。今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秦故仪。”[20](p1380-1381)则西汉朝廷在有意地把五岳等山川纳入中央祭祀系统之中，主管其祀的，为太祝，乃太常属官。

东汉发生了较大变化，五岳四渎等山川祭祀由中央下放到地方，由郡县守令主持。《申鉴·时事》说：
 

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阙，不为尤矣。必也举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岳四渎。其神之祀，县有旧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礼物从鲜可也。[23](p84-85)
 

这段提到“郡祀”的概念，很值得注意。荀悦把五岳四渎的祭祀也归为“郡祀”，可见在东汉时期，五岳四渎等山川之祀已经属于郡县之地方祭祀了。关于这一点，《风俗通义·山泽》也有说明：“岱宗庙在博县西北三十里，山虞长守之。……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秽疾，代行事。”[24](p447)又说“河隄谒者掌四渎，礼祠与五岳同。”[24](p457)说明东汉之岱庙由山虞长守之，四渎之庙由河隄谒者守之，祭祀则由所在地之郡守主持，与西汉有很大不同。

关于两汉之际山川祭祀的这个变化，我们可证之以碑刻资料《西岳华山庙碑》：
 

高祖初兴，改秦淫祀。大（太）宗承循，各诏有司，其山川在诸侯者，以时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岳，禋祀再备。……建武之元，事举其中，礼从其省，但使二千石以岁时往祠。[18](p19962)
 

碑文很明确的指出了，东汉光武帝改五岳四渎之祀由郡守主持。另外，《桐柏淮源庙碑》中说“大（太）常定甲，郡守奉祀”，[18](p19948)可见郡国山川之祠皆备案于中央之太常官署，并由太常评定等级，但实际主持祭祀者，则为郡县之长官。

综上，秦汉郡县山川之祠，一般由守、令、长主持，操办祭祀者则为其他地方官吏，一般没有常设的祠官。严耕望指出，县邑之户曹有时也兼管祭祀事务：“户曹既主民户及礼俗事，遂推而至于祠祀亦职之。……盖古者每有所获，必先报神，故主赋之吏兼职祠祀耳。”[2](p130)但户曹亦非专职之祠官。
 

结论
 

综上所述，西汉王国有太常官署，下设有“祠祀”、“祝长”、“太祝”等职，为王国之祠官。其名称各国略有不同，同一国内，祠官名称也不统一。东汉王国无太常官署，但设有礼乐长、祠祀长之职。郡县之祠官，雍有太祝令、丞，沛有祠祀长。除此之外，郡县一般没有常设的祠官。岁时祭祀主要由各级官吏操办，守、令、长主持。郡县山川之祭祀，从秦、西汉到东汉有较大变化。秦、西汉时期五岳四渎多属于中央祭祀，领于太常官署。从东汉初年开始，五岳四渎属郡县祭祀，备案于太常，由郡守主持祭祀。县中偶有专职祠官，多由百石卒史充任，掌守神庙，往往因事而设，并非常置之官。

厘清秦汉地方祠官之设置状况及其职掌，可以引发我们对秦汉国家礼制体系进一步的思考：中央祠官与地方祠官的联系与区隔，所谓“国家祭祀”与郡县祠祀之间的交互关系，秦汉国家礼制的内在结构，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今后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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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泰山学院学报》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