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遗存（主要是墓葬遗存）中有许多关于大象和骆驼的画像和雕塑，学界对此也做过较为充分的讨论，尤其是大象，由于在此时的中原地区已经绝迹，其突出的形象引起学者们广泛的兴趣。其实，汉代大象与骆驼的图像往往是组合出现的，而且还有不少细致的信息需要更进一步揭示，以便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些现象后面的文化信息。笔者拟在材料的全面梳理和先前研究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希望能从该类材料上提取到更多的信息。 一、汉代大象与骆驼画像 目前所见，汉代大象与骆驼的形象绝大多数出现于墓葬中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摇钱树、铜镜、铜器装饰上，也有一些石雕和陶制、铜制模型，材料比较丰富。笔者拟从以下多个角度进行梳理。 （一）大象与骆驼的组合 在汉代的画像材料中，大象和骆驼是经常紧密地组合在一起的。例如，山东长清孝堂山东汉前期石祠堂东壁上刻画一幅规模宏大的出行场景，其队伍前列并行大象和骆驼各一头，象背上坐有三人，驼背上坐二人（图一）。山东平邑建于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的功曹阙西面上数第二层画像上，刻画有紧接在一起的一象一驼出行的场景，象和驼背上各坐一人。山东邹城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上也刻画有紧接在一起的一象一驼，象前有一人持钩引导（图二）。河南登封东汉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所建的启母阙，西阙南面底层画像上有一象一驼，象、驼背上均无人。江苏徐州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上也有类似图像。将大象和骆驼组合在一起的图像材料还有不少，可参见附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另外，陶制模型中亦见有这样的组合。洛阳主干线商业圈东汉墓M4904中出土有陶象和骆驼各一件，其上各有一人乘骑，与之组合的还有骑羊俑一件。
既然将大象和骆驼紧密组合在一起，即说明当时人认为它们有密切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可以从来源和意义两个方面予以考虑。从来源上讲，骆驼来自西域，毫无疑问。大象在殷商时期的中原地区是有分布的，当时的南方地区自然也应该存在，如四川盆地的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祭祀遗址中都发现不少象牙。但到了汉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中象已经绝迹，只在最南方的滇、越之地尚有分布，而南亚和东南亚一直是象的主要分布之地。当时象的来源，应该就有中国南方、东南亚和西域（广义的西域也包括南亚，而且南亚与中原的交通主要是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几种可能。《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夏，……南越献驯象”，可知象从南方来是不成问题的。同书《西域传》云武帝开西域后，“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颜注“钜亦大”。虽然此篇未引部分所述的异物并非都由西域来，但此段中与象同列的所有异兽——狮子、大雀（即安息雀，鸵鸟）、猛犬和各种宝马确实都是来自西域，也不能排除象有来自西域的可能。而且，不论其实际的来源情况如何，人们将之与骆驼紧密组合在一起，其意义显然也是将大象作为西域之兽来看待了。这一点从下面的几个角度还可以继续看到。 （二）乘骑者与驯象人的形象 关于骆驼的乘骑者和牵引者，在可以分辨的画像中往往都是深目高鼻、头戴尖帽的形象，无疑是西域胡人的表现。西域胡人与骆驼的组合无需多论，这里要重点考察一下大象的乘骑者和牵引者的形象。 从可以分辨的材料来看，与汉代图像中通常人物不同的乘骑者和驯象人有两种形象。一种头挽椎结。如河北定县122号西汉墓中出土的一件作为车饰的错金银铜盖柄上刻画有一头大象，象背上乘骑三人，此三人均无冠，头发向上结为圆球状，前一人作箕踞状（图三）。《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索引云“魋，《汉书》作‘椎’”。可见，“魋结”即“椎结”，为在头上结髻的发式。根据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人形象的材料来看，滇人女子的发式为挽髻披于脑后，而男子则为结圆髻于头顶，与上述乘象人的发式相同。而《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载南越人的习俗也为“椎结箕踞”，可信图像上椎结箕踞之乘象人应为滇、越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该铜饰上还刻画有一头骆驼，其上乘骑一人，乘骑者的发式也为椎结。我们知道，乘骑骆驼显然是北方和西北胡人而非南方滇、越之民的习俗。虽然汉代文献中也有关于北方胡人可能存在椎结发式的记载，如《汉书·李广传》中载李陵、卫律投降匈奴后，“两人皆胡服椎结”，表示情愿归属匈奴的意思。但从大量的汉代图像来看，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北方和西北胡人应该是戴尖帽或披发的，似乎不见椎结的例子。此处人物的形象或许是为了与乘象者相统一，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象与驼在当时人观念中的关联性。河南唐河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冯君孺人（一说“孺久”）画像石墓中有一幅乘象图，其上人物的发式似乎也是椎结。《论衡·物势篇》云：“长仞之象，为越僮所钩”。乘骑与驯象者有滇、越之人是没有问题的。但从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乘骑与驯象者更多的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山东临沂白庄出土的一方画像石右侧刻画有大象和骆驼各一头，骆驼上有一人乘骑，其人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为汉画像中常见的西域胡人形象。而大象之后有一人手持长钩，应为驯象人，其人虽未戴尖顶帽，但深目高鼻的形象十分突出，无疑也为西域胡人（图四）。山东邹城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上也有类似图像，其上有一驼一象，骆驼上乘骑一人，似披发；大象前有一人持钩牵引，其人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应为胡人。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中出土一件摇钱树枝叶，其上为一璧形物，上有大象一头，象后有一人持钩，其人鼻头极高，象前有二人引导，最前方一人鼻头又尖又高，或许也是胡人的形象。大象与西域胡人的组合，加强了从上述大象与骆驼组合中得到的认识，即当时人更多地是把大象当作西域之兽来表现的，其意义应当更多从这里去理解。
另外，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中，大象和乘骑者壁画旁有题记为“仙人骑白象”。可见乘骑者还可以是仙人，这里的大象毫无疑问应与神仙信仰有关。 （三）大象与骆驼的形象 关于大象与骆驼的形象，有些材料表现得十分具象、逼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属铜制和陶制模型。如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M1中出土一件铜象，比例适当，造型准确（图五，1）。类似陶象在洛阳汉墓中也有出土，其上有一人乘骑，上有彩绘（图五，2）。西安汉墓中也曾出土过一件十分逼真的陶制骆驼模型（图五，3）。应当指出的是，大云山汉墓为西汉江都王陵墓，级别很高，铜器制作者有可能看到过真实的大象或其准确的图像，所以能做到准确、逼真；洛阳和西安汉墓中出土的上述陶模型可能也有类似的背景。另外，河南孟津象庄和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保存有东汉时期的石雕大象，作为大型石雕，尤其是前者还是比较具象的。孟津象庄的石象不少学者认为是东汉帝陵前石雕，其对于大象形象的准确把握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然而，汉代大多数大象与骆驼的画像是严重失真的，这种失真的原因有些可能是制作的简略、粗糙造成的，但很多已经远远超出了粗心、随意的程度。
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后室西间西壁画像上有一排神兽，基本为虎形翼兽，但居中的一神兽长鼻有象牙，显然要表现的为大象。但该画像除了长鼻和象牙外，其他部分完全与猪无异，而且象的肩部刻有羽翼（图六，1）。肩上有羽翼的大象画像还见于四川芦山樊敏阙、山东费县垛庄出土画像石（图六，2）、江苏徐州出土画像石及江苏扬州出土神兽镜等。类似将大象表现为猪加上长鼻和象牙的形象还见于山东济宁喻屯镇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上。值得注意的是该象背上乘骑六人，后面五人皆正面，似光头，有意见认为是僧侣，笔者持谨慎态度，前面一人为椎结箕踞。象前还有一人作舞蹈状，似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图七）。安徽萧县圣泉乡东汉画像石墓M1门柱正面下部刻画有一人持钩乘象的图像，象除长鼻外，其他部分严重失真，如身形瘦小、耳朵极小、四肢细长类似牛马。值得注意的是，该象上部有一初看似龙的兽，但细看该兽背上有两个凸起，联系上述象与骆驼的关联性，笔者认为可能是表现骆驼。如果这样，该骆驼也是严重“失真”的。由于与西域较为频繁的交往，骆驼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应该说远比象为汉代人所知，而汉代的骆驼画像大多数也比较符合原貌。但不少画像中骆驼的双峰被表现得类似在背上的马鞍桥一般。山西离石马茂庄出土一方画像石上，一列乘马出行的队伍中有一头戴尖帽的胡人牵引着一头骆驼，该骆驼双峰的位置严重失真，被表现在前肩上。而该画像中马的形象和姿态都刻画得比较细致生动，胡人的尖顶帽及帽后的垂巾都表现得十分清楚，可见这种失真应该不是由粗心、随意而造成的。
给象画上羽翼自然是将之当作传说中的神兽来理解了，这一点在下文中还会更清楚地看到。而其形象的严重失真，说明绝大多数的制作者根本没有见过大象及其准确图像，仅仅根据传说中的长鼻、长牙，体形硕大的特征并以常见动物如猪和牛马等来加以构想。山东安丘董家庄墓为一座大型画像石墓，墓主等级应该不低，其上的大象图像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的平民百姓了。这种情况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韩非子·解老篇》中云：“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为之象也”。在汉代“死象之骨”恐怕也是不容易见到的，便只能根据传说“想像”了。 另外，山东滕县出土的一方东汉画像石上出现了六牙象的形象，这种图像不太可能是当地自发创造的，而无疑与佛教的六牙白象有关。不过，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即便是此时墓葬中的佛像也只能看作对西方神仙的信仰，而不能视为佛教信仰的表现。六牙白象的形象虽然来自佛教，显示出此时佛教开始对中国艺术产生的影响，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其与其他的大象一样，也是被当作西方的神兽来理解的。 （四）大象与骆驼画像的分布地域 笔者对目前所见的汉代壁画和画像中的大象和骆驼作了初步汇集（见附表），发现在汉画像流行的几大地域（即鲁南苏北、河南、陕北晋西和四川盆地）都有分布，但有半数出现于鲁南苏北地区。虽然一方面由于画像材料公布和著录情况不一，这样的统计必然会有许多遗漏；另一方面鲁南苏北的画像材料总数本身就十分丰富，这样的比较具有一定局限。但笔者对各地区材料的收集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而公布的鲁南苏北的画像材料也远不能和其他几个地域的总数相比，因此，这个结果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我们知道，在这几个地域中鲁南苏北是距离大象和骆驼产地最远的地区，那里的人们能够接触到这两种动物的机会最小（上述失真最为严重的大象画像也基本出现于这一地区，可为证明），而其画像反而最为丰富。说明这些画像并非现实情况的反映，而是一种观念的表达。以往有研究根据这些大象画像的分布来说明文化交流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就显得不太合理了。即便如盱眙大云山汉墓这样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铜制模型，也不能说明当时的江都王室有象，王室及其工匠也可能通过各种方式从京城皇室那里获得了关于象的准确信息，甚至铜象可能直接来自皇室。将这些材料作为文化交流的直接物证是不充分的。 从大象和骆驼画像的比例也可以看到这一情况。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对骆驼的了解显然远远多于对大象的了解，这从上述画像的具象程度就可以看到，而根据笔者汇集的材料，大象的画像反而远远多于骆驼的画像。显然这些画像更多地出于一种“猎奇”心理并主要用来表达一些特定的观念。那么，当时的人们将这种他们认为的西方之兽刻画于墓葬中要表达怎样的观念呢？这里有必要再考察一下大象和骆驼画像出现的场景。 二、大象与骆驼的画像场景 根据图像信息比较完整、明确的材料，大象和骆驼的图像主要出现在以下几种场景中。 （一）昆仑、西王母场景 前述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后室西间西壁上的那个类似于猪而有翼的大象画像，其正上方即为一座三峰状的神山，这种形象的神山在汉代图像中有可能被用来表现昆仑。前述山东济宁喻屯镇出土画像石上另一个类似于猪的大象画像，其上方为仙人凤鸟画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仙人皆为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其下方的一个铺首衔环下有一虎身而人面九首的开明兽（见图七）。《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开明兽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兽为昆仑的守护，性质十分明确，该画像上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昆仑，大象也是处于昆仑的场景中的。无独有偶，将大象、骆驼与开明兽直接组合在一起的画像还见于江苏徐州铜山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画像石墓，可证前者并非孤例，也非随意的组合，而为一种特定观念的表达。山东邹城高庄乡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上，凭几戴胜的西王母旁有众人参拜，其下有龙、虎、凤鸟等神兽，其中有一肥躯长嘴（鼻）之兽，收录此石的图录中均将其认定为象，参考前述大象画像往往失真和该兽的总体形象，笔者同意此说。陕西定边郝滩新莽至东汉早期壁画墓墓室西壁上描绘西王母端坐于三个蘑菇状平台的昆仑悬圃之上，其前有一幅众神兽乐舞的场面，其中就有一头白象正在弹琴（虽然鼻部稍短，但笔者同意发掘者的意见，也应为象）。四川广汉连山出土的一件彩绘摇钱树座，整体呈山形，其上的主体部分刻画西王母端坐于双阙之上，这里的双阙当为天门，而整个山形树座即象征昆仑，而西王母和天门之下正有大象一头。类似的图像还见于三台永安出土的一件山形摇钱树座上。上述这些材料广泛分布于山东、江苏、陕西和四川地区，可见并非是一种特殊现象，而为一种流行观念的表现。我们知道，东汉以来昆仑与西王母信仰已经完全合流，共同构成一个关于西方的升仙信仰的主体。作为西方之兽的大象和骆驼出现于此种场景中，为这个关于西方的升仙信仰增加了奇异的内容。 （二）神人、神兽出行场景
江苏徐州铜山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上，刻画有一幅乘坐鱼车的河伯及风雨雷电诸神出行的图像，其中心部位有一人持钩乘象（图八）。笔者已经讨论过，鱼车出行及河伯画像与昆仑升仙有密切关系，而风雨雷电诸神出行也与升仙信仰有关。上述郝滩壁画墓中象出现于昆仑、西王母场景中，而其中正有鱼车出行的图像。鱼车出行与大象和骆驼的组合绝非偶然，在河南南阳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上也有表现，其上鱼车之前除大象外，还有虎，画面充满云气。山东邹城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上，鱼车之上乘坐两位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的胡人，鱼车后也有一胡人乘骑跟随，该人乘骑的动物也似骆驼。除鱼车之外，还有各种神兽所拉之车。如陕西靖边杨桥畔壁画墓中，整个墓室描绘出乘坐各种神兽向仙境飞升的众多图像，尤其以前室东壁壁画最为突出。其中除象车外（象头部涂红色，身躯为白色），还有虎车、蛇（龙）车及乘骑各种神兽的图像，象车之上有一带有华盖的神船。联系时代、地域大致相同的郝滩壁画墓中带有帷帐神船上的“大一坐”题记，笔者认为该神船与太一信仰有关，而汉代太一信仰又与昆仑升仙信仰有密切关系。则这里的象车仍然与昆仑升仙有关。山东微山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上，骆驼与大象之前有带翼的龙一只（图九）。陕西神木大保当画像石墓M24门楣中间刻画有一人持钩导引一头大象，其前为有翼天马一匹，画像上满布云气。河南南阳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也刻满云气，其上有大象、凤鸟及独角兽各一头。前述河北定县汉墓中出土的铜车饰上除了大象和骆驼外，还有有翼天马、龙、凤鸟等神兽，整个图像上充满云气（见图三）。大象、骆驼与这些神兽组合在一起，显然具有浓厚的神仙信仰色彩。
（三）车马出行场景 大象与骆驼出现在车马出行场景中，最为壮观的应数前述孝堂山祠堂上的画像。其宏大的车马出行队伍中有并列的一象一驼，而且象和驼处于车马出行的前端，其前的导骑和步卒前已为面向出行队伍的迎候者了（见图一）。孝堂山祠堂上的车马出行画像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其最下端还有鱼车、鹿车等神兽出行的元素，而作为前端的大象、骆驼这一列队伍之上即是山墙上的西王母、东王公和伏羲、女娲等神仙。笔者推测将西方之兽组合于车马出行的前端，其目的地应该就是西方的神仙场景。虽然与此处大象、骆驼画像直接相连的上部为以东王公为中心的场景，但众所周知，汉代东王公图像更多时候是对应西王母出现的，其意义显然一以贯之。汉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前端有些就有胡人牵驼和骑驼的图像，笔者已经讨论过，此种画像中车马出行的目的地为西方的昆仑、王母之地。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西汉中晚期墓中出土一把木尺，木尺两面均有大致对称的漆画。图像主体均为车马出行，其中一面中间为一辆象车，车上载建鼓。象车队伍朝向的一端为一位凭几戴胜的人物，是否是西王母仍然存疑（图一〇）。但无论其是否为西王母，该出行图像中满布云气，显然不是现实中出行的表现，而与升仙有关。
可见，从汉代大象与骆驼画像出现的场景来看，其意义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夸张，而是充满了神仙色彩。其中能推测其具体意义的往往都与昆仑、西王母信仰有关。大象和骆驼不仅直接出现于昆仑、西王母场景中，而且经常与其组合的开明兽、鱼车出行、神兽出行和胡人等图像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这一意义。 三、大象与骆驼画像的意义及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汉代大象和骆驼的图像往往组合在一起，乘骑者和驯象人往往也是西域胡人，尽管从理论上和文献上来说，当时的象多来自南方，但社会上的一般观念中更多是将它们一起作为西域之兽来看待的。其画像虽然在各地墓葬中十分流行，但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是没有亲眼见过它们的，尤其是大象，人们一方面凭借传说中的特征来想像和刻画其形象，另一方面将之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神兽予以表现。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往往联系瑞应文献将其作为一种祥瑞来看待。将大象作为祥瑞固然也符合当时人的观念，但为何其主要出现于墓室之中，一般人为何要在墓室中刻画祥瑞图像,值得探讨。从大象和骆驼画像出现的场景来看，它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出现在表现祥瑞的图像中，而往往与升仙信仰有关，其中最为直接的是与昆仑、西王母信仰有关。汉代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昆仑、天门、西王母为主体的关于西方的升仙信仰体系。而随着西域的开辟，人们将昆仑、西王母的所在逐渐向西域推移。这样，许多西域的奇闻异事就有可能与这个关于西方的信仰结合起来，西域之兽骆驼和被当作西域神兽的大象自然也被人们利用起来，作为去往西方昆仑、王母之地的乘骑和导引。如此便很好地解释了它们组合在一起共同出现在墓葬画像中，尤其是具有浓厚的升仙意味的场景中的意义。 屈原《离骚》云：“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王逸注：“象，象牙也。……象玉之车，文章杂错”。贾谊《惜誓》云：“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王逸注：“朱雀神鸟为我先导，遂乘太一神象之辇”。王逸将屈原诗歌中的“瑶象”解释为车上的装饰应该是正确的，但将贾谊诗歌中的“象舆”解释为画有太一神像的车子，似乎就有些不妥了。笔者曾经论证过，汉代的太一信仰与昆仑有着密切关系，而象舆就是升往昆仑的象驾之车。《韩非子·十过》云：“昔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这里“象车”的意义可能更与“象舆”接近。《汉书·礼乐志》中载武帝时所作表达升仙愿望的郊祀歌云：“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颜注：“象载，象舆也。山出象舆，瑞应车也”。王褒《九怀》云：“天门兮墬户……乘虬兮登阳，载象兮上行”。王逸注：“遂骑神兽，用登天也。神象白身赤头，有翼能飞也”。既然与“乘虬”相对，那这里的“载象”必定是象载之车了；东汉的王逸也将其解释为白身赤头有翼的神象，而上述杨桥畔壁画墓中升向太一座的拉车之象正是描绘为白身赤头，前述有些大象也正好被添上了羽翼。因此，汉代文献中同样存在乘坐象车升仙、升天的想像，而且也多与昆仑、天门、太一有关。 另外，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十六国墓葬的照墙上也有不少大象的图像，这些大象与众多神兽排列在一起，以前也往往将它们都当作各种祥瑞图像来看待。但有些照墙上出现了十分突出的天门图像，恐怕其意义更多地还是延续着上述汉代的升仙信仰。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也出现有不少骆驼的形象，这些骆驼造型准确、刻画生动，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甘肃西北部本来就有骆驼分布，又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作为丝路主要运输工具的骆驼自然为人们熟知，应该是现实和理想生活的反映，没有多少神秘气息。汉代北方草原流行的一些铜牌饰上也有骆驼的形象，当然也与升仙信仰无关。不过，前述的骆驼画像尤其是与大象组合在一起者，还是应该作为与西方升仙信仰有关的事物来看待。《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后汉书·西域传》云：“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可见，在时人心目中昆仑、西王母处于西域流沙之地，骆驼无疑是穿越流沙到达其地的良好载体。因此，汉代墓葬中的骆驼图像除了实际贸易、文化交流的意义外，还应该考虑某些情况下的丧葬信仰意义。 除大象与骆驼以外，汉墓中还有大量西域之兽的图像，如狮子、大雀（大鸟、孔雀、鸵鸟）和有翼神兽。其中狮子往往用虎形有翼神兽的形象予以表现，其与升仙信仰的关系显而易见。而大雀、大鸟，则往往被作为凤鸟而与升仙信仰有关。对于大象与骆驼画像的深入认识，有助于进一步对汉代墓葬中这些西域异兽和神兽的理解。 附记：本文系2018年度四川大学创新火花项目（批准号2018hhf-35）、2018年度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煜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文刊于《考古》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