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宋太祖朝的曲宴及其政治功用 

　　作者：陈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西安 710069 

　　引 言 

　　在中国古代传统生活中，酒历来是不可或缺的助兴之物，如曹操名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故“宴”与“饮”密不可分。在人际交往中，宴饮又往往有融通之效，推杯换盏间的热烈气氛，既有助于释放情绪，加深相互信任，也能缓和矛盾，甚或化解僵局，正如唐人李远诗所云：“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因此，宴饮始终是统治集团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历史上，帝王因贪杯而醉生梦死、荒废朝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诸如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北齐宣帝的“唯数饮酒，曲蘖成灾”，以及辽穆宗的“荒耽于酒，畋猎无厌”之类。但是，酒宴彰显的政治功能更不容忽视。如历代皇帝宴请群臣的宴席、赐天下父老的“赐酺宴”等，意在表达君臣同乐和睦；而另一类形形色色的“鸿门宴”背后，则包藏着各种复杂的政治动机。有关这方面的活动，又以小范围的酒宴为甚，宋朝的曲宴可谓这方面的集中代表。 

　　宋朝的宫廷宴饮活动，名目繁多，形式与规格也不尽相同。按形式、规格等，可大体分为两类：大型礼仪性宴会、小型非正式宴会。前者如春秋两季、皇帝生辰及巡幸返京时的“大宴”等，体现的主要是政治礼仪的意义；后者如皇帝巡幸和游猎期间所设宴会、后苑赏花宴、钓鱼宴之类的“曲宴”等，主要是满足君臣的饮乐享受，并为他们提供亲密交往的机会。本文重点关注后者。 

　　对宋代曲宴的理解，《宋会要》称：“国朝，凡幸苑囿、池籞、观稼、畋猎，所至曲宴，惟从官预。”《宋史》的记载与此相同，可见这一表述属于当时官方的常规认识。但在宋人眼里，曲宴其实还有更宽泛的含义。如建隆元年（960）九月，宋太祖分别在万春殿、广德殿两次宴请近臣，宋朝史家对此记述为：“皆曲宴也。凡曲宴无常，惟上所命。”显然是针对其随意而小范围的特点而言。故司马光记载魏明帝“游后园，曲宴极乐”，宋元之际的胡三省就注解为：“曲宴，禁中之宴，犹言私宴也。”这一说法进而解释了曲宴的私宴含义。因而，凡宋朝皇帝在常礼之外随兴安排的小规模宴会，皆可视为曲宴，对应的是“大宴”之类例行礼仪性宴会。宋人因此又称：“有旨内苑留臣下赐宴，谓之‘曲宴’，与‘大宴’不同之义。” 

　　宋朝的曲宴，因其宽松及私密的氛围，已成为帝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面。由于其为君臣深度交往提供了独特场合，又往往超越了单纯的享乐，而具有了特殊的政治功用。宋太祖朝的曲宴极具典型性，其间蕴含的政治动因，恰可折射当时朝政的倾向及其特点。 

　　宋朝开国后，宫廷举办正式大宴已渐成惯例，“凡国有大庆皆大宴，遇大灾、大礼则罢”，地点通常在广政殿（后陆续改名大明、含光、会庆、集英殿），即正式的“宴殿”。但这些隆重宴会都有明确的礼仪规定，参加者动辄数百上千人，包括皇帝以下宰执大臣、皇亲贵胄及各级文武朝官等人，皆须遵循成规，不得有失态举止。如诏书所重申：“自今宴会，宜令御史台预定位次，各令端肃，不得喧哗。违者，殿上委大夫、中丞，朵殿委知杂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视弹奏。”由于受到大宴繁琐礼仪的约束，美酒佳肴也不免枯燥无味，更谈不上尽兴畅饮与亲密交往，因此曲宴最为君臣所喜好，其场所也多改在别殿、后苑及其他地点。事实上，武夫出身的赵匡胤嗜酒，即位后仍长期保持这一习惯，他还在某次宴会后自责道：“沈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这种放纵饮酒的行为只可能发生在曲宴之中。梳理记录北宋政治活动最为系统的《长编》及相关史籍，可知宋太祖在位期间开设的曲宴，对象除了皇室宗亲外，主要有统军将领、藩镇及诸国王室、宰辅近臣等三类人物，其政治功用及特点又不尽相同。以下试分述之。 

　　一、笼络与控驭：为统军将领设宴的用意 

　　在宋太祖朝，统军将领，特别是禁军高级将帅受到曲宴款待的记载，屡见史籍，由此展现了当时宫廷宴饮活动的一道重要景象。 

　　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录是：建隆元年六月，宋太祖亲征反抗的昭义节度使李筠，大军踏入潞州城之日，“宴从官于行宫”。这里笼统说到的从官，显然主要指出征将领，因为宰辅大臣并未随行。次月，宋军班师后，太祖在宫中设宴犒赏，“宴韩令坤等于礼贤讲武殿”。在此仅提及韩令坤之名，是因为其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军职排序最高，也表明宴请的对象应是立功将领。由于参战高级将领还有慕容延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王全斌、韩重赟及罗彦瓌等人，他们及立功的其他武将应同时受邀。之后的记载还有许多，如建隆二年十一月，赵匡胤在为太后完成葬礼后，“宴宰臣、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统军、诸军厢主、军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进奉使于广政殿”。此次宴请范围仅限于宰臣与中高级武将，故“特犒之”的对象是以将领为主。开宝三年十一月的情形类似：“宴宰臣、见任前任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统军、侍卫诸军将校及外国使于广政殿，以江南、两浙、高丽、三佛齐皆遣使朝贡故也。”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大将王全斌等人受命征讨后蜀，临行前“宴于崇德殿，赐金玉带、衣帛、鞍马、戎器有差”。开宝七年十月，曹彬率军出征南唐前，“将行，赐燕于讲武殿”。九年二月，曹彬回朝后，“复赐燕讲武殿”；八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出征北汉，辞行前“宴于长春殿”。至于太祖亲征北汉期间，在潞州城内、太原城外数次“赐从臣饮”；在亲征李重进期间，于宿州、扬州和宋州“宴从官于行宫”，其犒劳的对象仍为将领也不难理解。而最经典的例证，莫过于“杯酒释兵权”那场特殊的曲宴。 

　　统军将领之所以成为曲宴的重要对象，实在于宋太祖对兵权的高度重视。宋朝建国初，将帅拥兵自重，且跋扈积习未除，使宋廷时刻面临兵变的威胁。赵匡胤既要防范兵权失控，又要倚重将帅完成统一大业，不能不对其倍加关注，于是采取笼络与控驭并举的两手策略。出征将帅肩负重任，又统军在外，自然需要给予特别礼遇并面授行动要领，饯行宴即属表达的方式之一。典型的例证如：前述在为王全斌所设的宴会上，太祖“示川峡地图，授攻取方略”。而为曹彬等人所置曲宴则更具深意，据记载，赵匡胤为了防止以往灭蜀中过度杀掠现象重演，在为诸将安排的内宫饯行宴上，特别当众嘱咐曹彬：“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又授予御剑，“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副帅潘美以下诸将“皆失色，不敢仰视”。李焘在记载此事时，引《纪事本末》的一段文字为注： 

　　将行，赐燕于讲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乞面授处分。上怀中出一实封文字付彬，曰：“处分尽在其间。自潘美以下有罪，但开此，径斩之，不须奏禀。” 二臣股栗而退。讫江南平，无一犯律者。比还，复赐燕讲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于榻前，曰：“臣等幸无败事，昨授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纳于上前。上徐自发封示之，乃白纸一张也。 

　　这段近乎故事性的描写，清晰反映了太祖的深刻用心，也彰显其驭将权谋。正如记述者所评：“上神武机权如此。……恩威两得，故虽彬等无不折服。”如此恩威并施的手段，在轻松的曲宴中巧施出来，确可收意外效果。还有记载称：曹彬在出发前夜被召进宫，“帝亲酌酒，彬醉，宫人以水沃其面”，随之再度授意严格监管诸将。由此可见，饯行宴绝非简单停留于吃喝之上。至于凯旋班师之后，对立功将帅设宴犒赏，以示荣耀，亦属理所当然。如上述平定李筠之乱后，赵匡胤设宴款待韩令坤以下众将，并“赐袭衣、器币、鞍勒马有差，赏平泽、潞之功也”，即主要表达酬谢、褒奖之意。值得一提的是，当曹彬平定江南回朝之日，太祖并没有兑现授予使相的承诺，却说：“非忘之也。顾河东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岂可更亲此事耶？”曹彬等人回家后，都收到大量金钱。这种曲宴连带赐钱的酬劳手段，再度巧妙地发挥了笼络的作用。 

　　宋太祖朝最为关键的收兵权之举，其实也离不了曲宴场合相助。如所周知，五代时期因君主往往兵权旁落，遂屡屡发生兵变篡位的现象，赵匡胤即由此灭周建宋，故其登基后急于解决兵权问题。在度过了最紧张的一年半后，虽然帝位稍稳，但石守信等一批功臣依旧把持禁军要职，此时若直接剥夺他们的兵权，可能酿成血腥厮杀，甚或重演以往的亡国悲剧。于是，在与赵普等谋臣密商后，“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利用这次故旧聚饮的机会，在酒酣耳热之际，太祖“屏左右”，说出了如下一段话： 

　　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最终，诸功臣大将只得接受了开出的条件，无奈交出兵权。宋人笔记对此的记载中，也特别提及曲宴之名，所谓“召守信等曲燕，道旧相乐”。可见这一重大利益交换，正是在借叙旧言欢为名的私密酒席上达成，充分展现了太祖高超的政治手腕，可谓当时曲宴发挥特殊功用的一曲绝唱。闻名于史的“杯酒释兵权”，本质上是一场政治交易，赵匡胤以柔软的身段充分施展帝王术，借曲宴之名“请君入瓮”，然后以优厚的物质赏赐加上联姻的方式换取了兵权，既避免了兵戎相见带来的朝政震荡，也留下保全功臣的美誉，从而极大地稳固了统治。就此而言，曲宴无疑为这场政治变故蒙上了温情的面纱，不仅遮蔽了勾心斗角的用心，也化解了权力博弈的残酷性，将古代密室政治的特点诠释得淋漓尽致。 

　　关于宋太祖与将领在曲宴上的详情，文献记载并不多见，唯有《宋史·王审琦传》所记最为生动：王审琦“素不能饮”，某次侍宴中，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方与朕共享富贵，何靳之不令饮邪？”祝毕，对后者说：“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勿惮也。”审琦受诏，“饮十杯无苦”。从此，王审琦“侍宴常引满，及归私家即不能饮，或强饮辄病”。君臣如此亲昵的互动，只能出现在曲宴之中，由此亦可管窥赵匡胤笼络将帅手段之一斑。 

　　二、安抚与震慑：对藩镇及诸国王室置宴的动机 

　　宋太祖在位期间，宴请各地藩镇及诸割据国王室的记载屡见不鲜，并形成传统惯例，反映出其在当时曲宴中的突出位置。 

　　有关为藩镇设曲宴的记载如：建隆元年五月，“以忠正节度使、兼侍中杨承信来朝”之故，宴“近臣”于广政殿，“自是，节度使来朝，即宴如例”；同年八月，忠武节度使张永德朝觐，“召对后苑，道旧故，饮以巨觥”；建隆二年三月，雄武节度使王景来朝，“上优待之，宴赐加等”；时隔不久，宋太祖“因幸作坊，召从臣宴射”，入朝的凤翔节度使王彦超赴会；同年闰三月，被解除军职的韩令坤、慕容延钊奉命归镇，辞行之际特“宴于广政殿”，“自是，节度使以上出使赴镇，宴如仪”；建隆四年春，历仕四朝的老藩镇符彦卿来朝，“宴射于金凤园”；开宝元年五月，建雄节度使赵彦徽朝觐，依旧享受到专门的宴请待遇。之后还有邀请石守信等人参加后苑宴射的记载。其中人数最集中也最特殊的一次，是开宝二年十月为王彦超等资深藩镇所设的一场曲宴。 

　　各地藩镇能成为曲宴的上宾，也与宋朝建国阶段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太祖称帝之初，一方面由于政权尚未稳固，特别是兵权还未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对根深蒂固的藩镇势力只能加以容忍，以赢得他们的承认和支持。于是，在对藩镇保留地盘并加官进爵外，也运用曲宴的尊崇、礼遇方式拉拢其感情，当然亦包括被解除兵权归镇的将帅。正因为如此，凡节度使入朝与归镇时，都会专门设宴款待，并成为惯例。另一方面，为了重建中央集权统治，太祖也与藩镇展开各种博弈，伴随收兵权进程的推动，太祖不失时机地陆续推行了削藩举措，促使其分化瓦解。因此，为藩镇专设的曲宴在发挥安抚作用的同时，亦隐含震慑的政治意味。 

　　结合时间节点的线索，对此类曲宴加以考察，可以进一步发现其背后的动机及变化。前述建隆元年五月，因杨承信来朝之故，宋太祖在正式的宴殿专门设宴，近臣作陪。揆诸这次举动背后的时局：李筠已在河东起兵造反，新生王朝为了应对首次公开的挑战，称帝不足五月的赵匡胤立即派军征讨，并即将动身亲征。在此之际，第一位前朝节度使主动朝觐，无疑具有示范效应，太祖自然要倍加礼遇，以昭示天下，由此确立专门的曲宴成规也不难理解。同年八月，也就是太祖剿灭李筠返京不久，忠武节度使张永德自许州来朝。对这位权重位高的前朝驸马、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不敢怠慢，史称“恩宠优渥，旧臣无与比者”。曲宴再度发挥笼络功效，“道旧故为乐，饮以巨觥”，“但呼驸马而不名”，其场所也换到后苑。张永德从游玉津园时，太祖还命卫士为其执马辔，其间又私下征求其对讨伐北汉的意见。随后，将张永德改徙武胜节度使。这种礼遇加徙镇的做法，无非是释放清晰的信号，以动员其他实力派旧臣效仿。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后周太祖外甥、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此时拥兵在外，又心怀不满，赵匡胤对其甚为忌惮。李重进昔日曾与张永德“俱握重兵”，但彼此有隙，太祖借优待同为后周贵戚的张永德之举，意在进一步分化旧势力。随之，李重进果然谋反，然而已无人敢公开响应，于是迅速遭到镇压。到建隆二年以后，政局逐步稳定，赵匡胤在继续安抚藩镇的同时，也往往通过曲宴观察他们的动向，以作出必要的调整。如雄武节度使王景“性谦退”，对宋廷使臣“尤加礼重”，故自秦州来朝时，“宴赐加等”。大概在曲宴中有了更多了解，太祖才将其移镇凤翔。 

　　更典型的例子当属建隆二年三月，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奉命入朝： 

　　太祖与彦超有旧，因幸作坊，召从臣宴射，酒酣，谓彦超曰：“卿昔在复州，朕往依卿，何不纳我？”彦超降阶顿首曰：“勺水岂能止神龙耶！当日陛下不留滞于小郡者，盖天使然尔。”帝大笑。 

　　宋太祖在曲宴上重提旧事，既一吐怨气，也借题发挥，就此罢其节钺，“令赴朝谒”。经过此番敲打与考察，才恢复王彦超的旧镇，以后又改镇凤翔，彻底铲除了其根基。邠州节度使刘重进于建隆二年秋转为环卫虚职，应是在奉命回朝后所处置，按照惯例他也应享受过曲宴待遇，不过缺乏直接记载。据记载，刘重进通契丹语，在后晋时因出使契丹有功获得节钺，但“无他才能”。刘重进曾参加玉津园曲宴，赵匡胤与其交谈后，对左右说：“观重进应对不逮常人，前朝以为将帅，何足重耶？”近距离的观察，显然为宋太祖识别藩镇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至建隆四年春，符彦卿这位老资历的藩镇来朝时，太祖已可大度应酬，“赐袭衣、玉带”，并于金凤园宴射，“太祖七发皆中的，彦卿贡名马称贺。”在符彦卿诸多恭顺举动之下，太祖对其产生了信任，曾一度想启用他统领禁军。后在赵普的告诫下，赵匡胤才打消了念头，令符彦卿回归本镇。赵彦徽与宋太祖为故交，后周时“上尝拜为兄”，在“陈桥兵变”中还有拥戴之功，由此获授节镇。开宝元年五月，赵彦徽来朝，“上为开宴，宠顾甚厚”。他大概出于感激缘故，在曲宴上饮酒过度，“因致病”，太祖特亲临其家慰问，赐钱百万，“遽令归镇”。由此又可见，太祖仍有念旧之处，对忠实的故人更为放心。 

　　此外，宋人还有其他颇具戏剧性的描述： 

　　太祖仁爱，能保全节度使，极有术。天下既定，皆召归京师，节度使竭土地而还，所畜不赀，多财，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赐地一方，盖第，所费皆数万。又尝赐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归。太祖送至殿门，谓其子弟曰：“汝父各许朝廷十万缗矣。” 诸节度使醒，问所以归，不失礼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缗事对。翌日，各以表进如数。此皆英雄御臣之术。 

　　另有记载称：太祖即位后，过去结拜的“十兄弟”为方镇，“多偃蹇”。一日，召诸方镇，各授弓剑，同骑马出游林中： 

　　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恐。上曰：“尔辈是真欲我为主耶？”方镇皆再拜，称万岁。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或偃蹇。”方镇复再拜，呼万岁，与饮尽醉而归。 

　　不管这些记载是否确切，但以私宴行酒方式削夺节度使财力或化解对立的做法，是宋人对开国皇帝高明手段的一种理解。 

　　与“杯酒释兵权”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后苑之宴”，同样是载之史册的一场特殊曲宴。开宝二年十月，宋太祖在后苑设宴，邀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安远节度使武行德、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定国节度使白重赟及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等人赴会。依旧是“酒酣”之际，太祖对诸位说：“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王彦超当即表示愿卸去节钺，但武行德等人却不甘心，“竞自陈攻战阀阅及履历艰苦”。赵匡胤不再耐心劝说，而是直接答复道：“此异代事，何足论也。”次日，便将他们一律打发到环卫虚职。这场鸿门宴发生之时，宋廷统治根基已较为稳固，故太祖的态度坚决果断。曲宴不过是一种过场而已，背后隐含的是斧钺相见，赴宴者只得俯首就范。正如宋人评说：“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听命不暇……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难制之弊。”到宋太祖后期，随着削藩举措的深入落实，节度使已不再拥有管辖地方行政与军队的权力，仅保留头衔与优渥的待遇。于是，他们单独享受曲宴的记载已不多见，但仍有集体受邀的情形存在，如开宝九年四月，“宴近臣及节度使于讲武殿”。故宋人有“诸藩镇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云云。 

　　与地方实力派的藩镇相比，坐拥江山的诸国君王当然更为重要，故有必要以礼相待，曲宴也是礼遇的重要形式之一。不过，对他们中的不同对象，宋太祖的态度也明显有别，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加以调整。其中为被俘君王所设的曲宴，既表现胜利者的宽容，又意在宣示朝廷的权威。如对第一个重要的降王孟昶，除了给予秦国公等尊崇头衔、授予子弟优越官职外，又两度设宴安抚。孟昶去世，赵匡胤为之辍朝五日，追封楚王，厚加下葬。可见太祖对孟氏的宽容处置，意在表现宋廷的大度。刘鋹因在败亡前焚烧府库珍宝及宫殿，引起太祖的极大不满，故被押送开封后受到严厉追责，不仅所授官衔远低于孟昶，而且受封的“恩赦侯”也含有贬义。因此，为刘鋹在崇德殿所设的曲宴，宣威成分应当更浓。之后，太祖曾在游讲武池时，赐酒给陪同游览的刘鋹，刘鋹怀疑酒中有毒，遂哭诉哀求，表示愿“为大梁布衣足矣”。太祖讥笑道：“朕推心于人腹，安有此事！”将酒一饮而尽，令刘鋹羞愧谢罪。至于开宝九年李煜被俘进京后，未见专门受到宴请的记载，或与此时宋太祖已无需顾及降王的情面有关。 

　　对于主动效忠的吴越国，宋太祖始终加以笼络，最终达到使之臣服的目的，曲宴在此也发挥了独特的功用。如钱惟濬奉父命来朝献礼，太祖“待惟濬特异”，曾在后苑设宴款待，“令黄门奏箫韶乐，与诸王同席而坐，赐白玉带、缀珠衣、水晶鞍勒御马，赐赉巨万计”。吴越王钱俶亲赴开封朝觐之日，“宴长春殿”。随之，太祖又为钱俶父子举办隆重的“大宴”。时隔四天，赵匡胤再“召俶、惟濬宴射苑中”，唯有宗室坐陪，席间“令俶与晋王光义、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礼”。钱俶返回之日，太祖还“宴讲武殿”饯行。这几场曲宴可谓礼遇备至，令钱俶深感荣宠。然而，风光场面的背后却暗藏深意：在各地割据政权先后覆灭的大势下，吴越即使依旧顺从，也难以长久分疆裂土，宋廷给予的高度礼遇不过是暂时保留其颜面而已。据载，太祖不顾群臣“乞留俶而取其地”的要求，放钱俶归国，但在饯行宴上却将这些大臣奏章密封于“黄袱”中相交，钱俶途中阅后“益感惧”。宋人笔记亦有类似记载，而描述交谈的内容更为详细。曲宴中的杯觥交错，无异于心照不宣地交换底牌，钱俶终于在两年多后纳土归顺。 

　　三、宰辅与近臣在曲宴中的位置 

　　太祖一朝，几乎看不到为宰辅大臣专门设曲宴的记载，倒是屡见宴请宰臣与从臣、近臣或从官的记录。这也构成当时曲宴的一个特点，从侧面映射了赵匡胤时代的朝政重心与趋向。 

　　检索有关记录发现，宋太祖朝曲宴中清晰注明宰臣为首者有四次：建隆二年十一月，在为太后完成葬礼后，太祖在广政殿宴请宰臣与大批中高级武将；乾德三年七月，“诏皇弟开封尹、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泛舟后苑新池，张乐宴饮，极欢而罢”；四年八月，太祖召宰相、枢密使、开封尹及翰林学士、知制诰等人，“宴紫云楼（位于内宫）下”；开宝三年十一月，在广政殿宴请宰臣、现任与前任节度使以下大批武官。显然，宰辅虽在这四次宴请中位列上宾，但却非专享的待遇。款待从臣、近臣或从官的曲宴记载颇多，其中从臣、从官的含义较为笼统，既包括文臣，也可包含武臣，其位次视出现的场合而定。而近臣通常特指皇帝身边的臣僚，包括宰辅大臣、草拟诏书的学士、枢密直学士及其他相关朝臣，亦即以文臣为主。就此而言，若剔除用兵过程中的从臣、从官应以将帅为主外，其他场合则当以宰辅为首，至于当时的近臣应以宰辅领衔自不待言。由此观之，包括宰臣在内的文臣参加的从臣（从官）曲宴主要有：建隆二年正月，“上御明德门观灯，宴从臣”；三年二月，太祖“幸国子监，遂幸迎春苑，宴从官”；开宝九年二月，太祖在西巡洛阳期间，“宴从臣于会节园”；等等。为宰辅及近臣所设曲宴则主要有：建隆元年九月，“宴近臣于万春殿，后九日，又宴于广德殿，皆曲宴也”；次年二月，“宴近臣于广政殿”；乾德三年重阳节，“宴近臣于长春殿”；等等。此外，在太祖经常举行的玉津园宴射之类的活动中，因很少注明具体参加者，故不便揣测文臣、武官在其中的位置。 

　　由上可见，与专为特定将帅、藩镇及列国君主开设的大量曲宴相比，宰辅与文臣在这方面的待遇明显要少。推究其因，也离不开建国初期的内外形势。在宋太祖眼里，握有兵权的将帅、割据地方的藩镇，更不用说诸国君王，无疑都比朝中臣僚的威胁更大、分量更重，需要全力应对，为此耗费心机在所难免。事实上，在赵匡胤即位初的四年间，范质、王溥和魏仁浦三位宰相，加上在任两年多的枢密使吴廷祚，皆为留用的后周遗臣，不过是过渡性人物。而随后继任的宰辅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及李崇矩、李处耘、吕余庆、王仁赡、楚昭辅等人，都是昔日幕府出身的旧僚。因此，对于这些非实力派的前朝遗臣与自己的亲信幕僚，太祖可以轻松驾驭，不用刻意拉拢与礼遇。身边其他文臣更是如此。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那样：“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因而，除了在正式大宴等礼仪场合保留宰辅与文臣应有的位置外，似不必为其特别精心设计曲宴。故罕有为他们中某位专门设宴之举，唯有相关集体性活动存在，由此也凸显了太祖朝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近臣中的文士在宋太祖时代的曲宴中仅为陪位角色。不仅如此，他们以后还失去了这一待遇。据记载：“旧制，每命将帅出征、还，劳宴于便殿，当直翰林学士，文明、枢密直学士，皆预坐。”开宝中，武臣、门使梁逈“为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将帅，安用此辈。’遂罢之”。直至宋太宗朝，才在参知政事苏易简的请求下恢复旧制。故宋代官方所称“故事，枢密节度使、使相还朝，咸赐宴于外苑，见、辞日，长春殿赐酒五行，仍设食，当直翰林、龙图阁学士以上，皇亲观察使预坐”的规则，其中关于诸学士的待遇在太祖朝就曾一度中断。由此一例可见，经历过五代兵火岁月的赵匡胤最重实力，内心对文臣士人并不特别在意。无独有偶，宋太祖在另外的场合还有更明确的表达：“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从宋人记述的一段佚事还可进一步印证。翰林学士王著曾参加曲宴： 

　　御宴既罢，著乘醉喧哗，太祖以前朝学士，优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趋近屏风，掩袂恸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世宗。” 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谙。况一书生，虽哭世宗，何能为也？” 

　　即使是对宰相赵普，赵匡胤也曾有“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这样的轻蔑之言。 

　　由于有关宰辅、文臣在专设曲宴活动中的细节记载欠缺，所获认识不免有限。不过，从现存的史料中还是能解读出一些信息，即君臣饮乐之余的话题往往与朝政相关。如前述乾德四年在紫云楼下的那场宴会，除了宰辅大臣赵普、李崇矩及皇弟、开封尹赵光义外，还有翰林学士窦仪、知制诰王祜等人出席，“因论及民事”，宋太祖遂与赵普就藩镇割据问题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这类曲宴的政治功用应该主要是对朝堂议事的一种延伸或补充。相较于以上几类，其动机可能要相对单纯。 

　　余 论 

　　宋朝以前，宴饮的政治功能已在历代王朝得到充分体现，相关记载也不绝于史。《诗经》中《棠棣》一诗，《毛诗正义》注解为：“言燕兄弟也。谓王者以兄弟至亲，宜加恩惠，以时燕而乐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诗焉。”“推而广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诗云：‘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则远及九族宗亲，非独燕同怀兄弟也。”就反映了周公借聚宴场合显示周室和睦之目的。以后历朝宫廷的宴饮活动，都有向天下宣示君臣同乐、和谐的政治主旨，即使小型宴席也不例外。如唐太宗在宫中宴请近臣，邀请彼此关系不睦的魏征与王珪同时参加，当众赞扬魏征直言敢谏，其用意无非是要表露君臣同心。不过，在此主题之下也往往隐含特殊功用，如隋文帝将居功跋扈的大将贺若弼下狱后，因“惜其功”而复其爵位，却又心存猜忌，不予实权，筵席遂成为保留情面的特殊形式，“然每宴赐，遇之甚厚”。唐玄宗在封禅泰山返程中“宴从官”，在“酒酣”之际点评沿途地方官之优劣，并特意举杯赐予宋州刺史寇泚，意在显示自己明察秋毫，并借机督促地方官员尽职尽责。朱温在完成改朝称帝的仪式后，赐宴款待故唐宰相张文蔚等人，席间还举酒道：“朕辅政未久，此皆诸公推戴之力。”张文蔚等“皆惭惧，俯伏不能对，独苏循、薛贻矩及刑部尚书张祎盛称帝功德宜应天顺人”。朱温的这一举动，显然含有笼络前朝大臣并借机观察各人心思的动机。 

　　与前代相较，宋太祖朝的曲宴虽然仍有表达君臣同乐、和谐的主题，但专就棘手问题而安排的活动频次及其中隐藏的深意，却远非以往任何帝王可比。推究其因，实与赵匡胤篡位改朝的背景有关。王夫之曾精辟地指出：宋太祖出身寻常，既非乱世奸雄，登基前也无赫赫之功，其所以能建国，全在因缘际会。因此，宋太祖称帝后深怀戒惧之心，“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其在位期间便异常谨慎，不敢像其他许多君主那样以杀戮的手段解决功臣隐患之类难题，更倾向用怀柔的方式化解矛盾。这正是宋太祖一朝竭力发挥曲宴功用的根源所在。毋庸置疑，宋太祖朝的曲宴在安抚笼络将帅、藩镇以及诸国君王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当时曲宴中发生的“杯酒释兵权”、“后苑之宴”之类事件，对藩镇势力、列国君主的施压效果，以及君臣探讨朝政等，都使曲宴成为宋太祖施政过程的重要手段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宋太祖时代的曲宴以武臣为主要对象，明显流露出“重武轻文”的色彩，这既与五代遗风的影响有关，更是实用主义政治需要所使然。可以说，惟其高度重视并防范将帅藩臣，才一再耗费心机为他们设宴，恰能证明宋太祖抑武用心之深刻。 

　　到宋太宗即位以后，随着崇文抑武路线的逐渐确立，文官士大夫开始成为政坛的主体力量，跻身为被笼络、礼遇的主角，他们因此顺理成章位居曲宴的主宾之席，而将帅则日益受到冷遇。正因为如此，如《宋史》关于太宗朝“曲宴”的记载，几乎宴请对象都是文臣：太平兴国九年三月中，太宗“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并“令侍从词臣各赋诗”；雍熙二年（985）四月，“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就此开端；次年十二月，太宗在玉华殿设宴，款待宰辅、近臣赏雪，还御书《雪诗》，“令侍臣属和”。其后的事例已被省略，“后凡曲宴不尽载”。其实，之后的一次曲宴更能反映宋太宗的倾向：淳化三年九月，太宗率近臣和馆阁学士登秘阁“观书”，“赐从臣及直馆阁官饮”。随后才召三衙将帅前来参观，并为之设宴，这种安排即在于“上意欲武将知文儒之盛也”。甚至太宗在亲征北汉期间，途经翰林学士李昉的故乡，还特意驻跸设宴七日，款待其亲朋父老，史称“人以为荣”。显而易见，太宗朝的曲宴已成为宠遇文臣的重要方式之一，其间洋溢的儒雅气息，已表露出显著的崇文趋向。自真宗以降，宋代历朝曲宴都延续了太宗时的特点，而又日趋突出。 

　　（责任编辑：路育松） 

　　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