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二世纪至十一世纪北族前国家时期的社会组织
本文所说的北族，指分布在汉族居住区以北的诸少数民族，东至东北与朝鲜半岛，西至羌区及蒙古草原西部；本文所涉及的北族，最早的是东汉的羌人，最晚的是辽代的女真人，大体而言，时间跨度自2世纪至11世纪；本文所说的前国家，指这些少数民族既不是某一政权的统治民族，也未成为其他政权所属编户齐民的时期｡本文的研究主旨是，讨论北族在没有进入国家管理体制时，其所通行的社会组织的状况，尝试进行类型的归纳和规律的总结｡北族建立本族政权之后的史事与其成为其他政权属民时期的史事，皆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因这一时期的北族社会组织恐怕已经受到国家体制的改造，不再具有原生性和典型性｡因此本文不涉及匈奴、柔然、回鹘、突厥等草原帝国统治时期的史料，也不会涉及东汉以后进入黄河流域与汉族杂居的诸北族的史料｡
一
关于北族前国家社会组织的比较详细的史料，最早见于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对尚未建立自己国家的羌人社会组织的记载，为讨论方便，先将《西羌传》的相关资料排比如下：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
至爰剑曾孙忍时……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
从爰剑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
由上述史料来看，东汉羌人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中原史家称之为“种”，其首领称“酋豪”｡从理论上讲，“种”由同一始祖的子孙后代组成｡由于始祖诸子后裔发展的不均衡性，强大的支系会从原本的“种”中分离出去独立发展，另立自己的首领，此即“强则分种为酋豪”｡忍和舞后裔的裂变当属特殊情况，其每个儿子的后裔都发展为独立的“种”，此即“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尽管为同一始祖的后裔，在裂变为不同的“种”之后，彼此间即不再存在特殊关系，各自独立发展，此即“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史书中常见的“别种”这一概念，最初的内涵应该是自原本的“种”中“分别”出去“各自为种”｡在各个“种”竞争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衰落的、弱小的“种”无法自保，即依附于强大的“种”，成为其依附部落，即“附落”，此即“弱则为人附落”，“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种”的称号往往出自始祖的名字，如爰剑种；或著名首领的名字，如研种、烧当种，此即“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在“种”之上，不存在稳定的社会组织，此即“不立君臣，无相长一”｡故《后汉书·西羌传》称羌人共150种，有52种已衰弱成为其他“种”的“附落”，独立存在的计89种，都是以“种”为统计单位，亦可以证明羌人不存在“种”之上的社会组织｡
在经历“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的裂变与聚变之后，“种”逐渐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由同一始祖的后裔构成的种，也是原生形态的种，可称单一型种；另一种类型则包含种和其领导下的“附落”，即由若干个单一型种合并而成，可称复合型种｡钟种“胜兵十余万”，如此规模显然应该包括若干“附落”｡羌人独立种共89个，“附落”共52个，可见单一型的种占多数，但势力皆较弱，复合型种虽然比较少，但都是强大的种｡忍的季父“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其属部分为“种人”和“附落”，就是典型的复合型种｡因复合型种内部包含不同的“种人”，故也被称为“杂种”｡复合型种如果衰落也会成为其他种的“附落”，这种“附落”也称“杂种”｡也就是说，“附落”也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单一型，史书通称“附落”，一个是复合型，史书也称“杂种”｡《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滇良父子“素有恩信于种中，于是集会附落及诸杂种，乃从大榆入，掩击先零、卑湳”，显然滇良父子所统帅的复合型种，内部包括“种人”、“附落”和“杂种”｡
可与《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羌人社会组织状况相参证的是王沈《魏书》所载乌桓人的社会组织状况｡王沈《魏书》成书于曹魏正元（254—255）中，所载应为3世纪上半叶乌桓人的社会状况，时代上也接近于东汉羌人｡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
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
王沈使用的概念与范晔略有差异｡从王沈的叙述来看，乌桓人的父兄与其自身在同一“种”中，杀父兄，没有人会向自己执行原始社会通行的血亲复仇，“母有族类”指母亲的亲人属于另一个“种”，杀害母亲会引来另一“种”的血亲复仇，可见王沈笔下的“族类”，内涵等同于范晔笔下的“种”｡“族类”或“种”的首领，王沈称“大人”，范晔称“酋豪”｡王沈记载的“族类”之下的乌桓社会组织“邑落”，显然相当于范晔所说的羌人的“附落”，而其首领即“小帅”｡王沈说乌桓人“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与范晔所说羌人以著名首领名字为种号也是相同的｡透过《魏书》、《后汉书》所用概念的差异可以发现，活动于公元二三世纪的羌人和乌桓人的社会组织是极其相似的｡
羌人堪称高原、高山河谷游牧民族的代表｡据《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记载，西南夷中的冉駹夷“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此处夷有6种、羌有7种、氐有9种，这些“种”之下“各有部落”，即皆为复合型种｡作为社会组织，单一型种没有下级组织，而复合型种的下级社会组织史书通称“部落”或“部”｡自甘陇河湟的羌人至西南夷的夷、羌、氐诸族，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都是包含部落的复合型种，而这些民族的生计类型多与羌人类似，也就是说，高原、高山河谷游牧民族的前国家社会组织通常是“种”、“部落”两级｡
乌桓人则是丘陵森林草原游牧民族的代表｡鲜卑人“言语习俗与乌丸同”｡据《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记载，东汉安帝永初（107—113）中，“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此时的鲜卑分为多少种不得而知，但各种之下的“邑落”总计120个，鲜卑种的数量显然不可能如此之多，估计此时鲜卑诸种多已发展为复合型种｡作为东部鲜卑一种的慕容鲜卑，慕容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既然称“其诸部”，显然在曹魏初迁居辽西时，慕容鲜卑已下辖诸部，早已是复合型种了｡此后慕容鲜卑还至少经历过两次裂变，一次是慕容廆的庶兄吐谷浑率所部1700家出走，一次是部分种人降附拓跋鲜卑｡姚薇元认为，《魏书》卷113《官氏志》中的“吐伏卢氏”即豆卢氏，“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后因归魏，“赐姓豆卢氏”｡陈连庆认为，慕容部包括豆卢氏在内，计有23姓｡按北族“姓别自为部落”的惯例，估计慕容作为鲜卑一种，所属“附落”达22个｡由此乌桓、鲜卑的情况可以推断，丘陵森林草原游牧民族的前国家社会组织通常也是“种”、“部落”两级｡
关于正北方典型草原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晋书》卷97《匈奴传》记载：
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
对于上述史料，最关键的是如何理解“以部落为类”｡“类”的内涵在史书中变化比较大｡
《史记》卷23《礼书》“先祖者，类之本也”，《正义》注：“类，种类也｡”既然称先祖为“类之本”，即有共同的始祖是关键，则“类”的内涵与“种”相同，种、类、种类皆可视为同义词｡《晋书》下文皆称“种”，并称“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亦体现着“种”下为“部落”的结构，则“以部落为类”，只能是以部落构成类的意思｡由此可证，北方草原民族前国家社会组织通常也是“种”、“部落”两级｡
《晋书》卷3《武帝纪》咸宁三年（277）：“是岁，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此条史料证明，西北、西南、东北诸族以及典型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各部，最重要的社会组织都是两级：种、部落｡种下辖的部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依附部落，即“附落”；一类是本种的宗族组织，即“种人”，也是种的首领所属的部落，其部人都是种的首领的同宗，因此也称“宗族”、“宗种”｡《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提到的“宗族、部落”，就是“种人、部落”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可见，中古北族通行的前国家社会组织是种、部落二级制｡
从前引《晋书·匈奴传》的记载来看，19种内“皆有部落”，说明草原民族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是复合型种，这是草原民族与羌人社会组织的最大区别，羌人的种仍以单一型居多｡《后汉书·西羌传》反映的是东汉时期羌人的情况，《晋书·匈奴传》反映的是晋代草原民族的情况，时代有早晚之别｡另外，《晋书》反映的是匈奴帝国瓦解之后的情况，经历过草原帝国的草原民族显然经历了更多的裂变与聚变｡无论是从时代先后还是从其演进过程来看，都可以证明《晋书》所载草原民族的社会组织是《后汉书》所载羌人社会组织的下一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北方民族规模最大的社会组织种，经历着由单一型向复合型的演进｡
如果我们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概念进行描述，一个单一型种就是一个父系继嗣群，而复合型种则包括若干个父系继嗣群；单一型种尚保有亲属谱系，其成员彼此间认同这种真实的或想象的亲属关系，而复合型种内部的亲属关系已经相当复杂｡《西羌传》称羌人“十二世后，相与婚姻”，则复合型种内部已存在姻亲关系｡就其性质而言，单一型种是血缘组织，复合型种已不是纯粹的血缘组织了｡
综上，北方民族最大规模的前国家社会组织是种，在经历复杂的裂变与聚变之后，普遍由
单一型种演进为复合型种｡作为社会组织的复合型种体现为两级体制：种、部落｡
二
关于复合型种的进一步演进，我们首先以拓跋鲜卑为例｡《魏书》卷1《序纪》记载，拓跋鲜卑在成帝毛时已经“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此时拓跋鲜卑尚活动在大鲜卑山附近｡吕思勉认为，成帝毛有36国、99姓的记载“不足信”，但“其曾统有诸姓，则必不尽诬”｡则拓跋鲜卑在大鲜卑山的时候，就已经“统有诸姓”，成为复合型种了｡大约两个世纪以后，拓跋鲜卑自呼伦湖南迁前后，其首领献帝邻对拓跋人的社会组织进行了重要改革｡
《魏书》卷113《官氏志》：
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
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次兄为拓拔氏，后改为长孙氏｡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次弟为侯氏，后改为亥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又命疏属曰车焜氏，后改为车氏｡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
献帝的改革内容主要是三项｡其一，自统本种，命自己的兄弟分别统率7个附落｡此后依附的部落，因已无兄弟可派，命“叔父之胤”甚至是“疏属”统率｡
高句丽征服沃沮之后，“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保留沃沮原有的首领即“大人”，统率沃沮部落，即“使相主领”，不改变其原有的统治结构，只是派出一名“大加”负责向沃沮人征收贡赋｡对照高句丽与沃沮的关系，估计献帝改革以前，拓跋鲜卑应也是保留附落原有的统治结构，只是满足于征收贡赋，而此次改革却是将附落首领皆更换为拓跋氏的亲属｡
其二，给予附落和拓跋本种同等的地位，应该还构建了一种想象的亲属关系，认为本种与附落皆出自同一始祖，故规定“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通过这种改革将原来的本种和附落整合为一体｡
羌人“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在裂变为9种、17种之前，忍种、舞种内部应存在以9子、17子为始祖的支系｡献帝以兄弟分统7部，就是利用这种传统，将7个附落与拓跋本种合在一起，打造为一个单一型种的8个支系｡
其三，承认7个原附落与本种共为8部的现状，但将之想象为，与“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类似的裂变的结果｡既然已经裂变为8个单一型种，此后8个部皆可以拥有自己的附落，即“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所谓“本部”，即8个部的本种；所谓“部中别族”，即依附于8个部的附落｡
《新唐书》卷199《柳冲传》：
“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
“八氏十姓”也称帝室十姓、八国十姓，一部分是“帝宗属”，即献帝改革前的拓跋本种；一部分是“诸国从魏者”，即献帝改革前的附落｡献帝改革后，八氏十姓自成一个集团，此后归附的种成为八氏十姓的附落，即所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姓”即宗族，为单一型种，“族”为复合型种，两者都是八氏十姓的下属“部落”｡改革之后的拓跋鲜卑社会组织演变为三级，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是八氏十姓组成的集团，下面才是原有的两级社会组织，种、部落｡
献帝的改革与种的自然裂变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自然裂变之后的各种，虽出于同一个母体，但裂变后彼此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原母体瓦解，新生成的各种独立发展，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组织始终维持两级制；献帝改革后的拓跋鲜卑不仅保留了原母体，甚至是强化了拓跋宗族对各种的统辖关系，母体内部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其社会组织演进为三级｡经历此改革之后，拓跋鲜卑成为种之上的社会组织，这是人为构建的种之上的社会组织，已经开始挣脱血缘关系的束缚，向早期国家演进了｡
《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北方民族本无姓，受汉族姓氏制度影响，才以部落号为姓，因为只有部落才是北方民族的宗族组织，是血缘组织，其上的种以及类似于拓跋鲜卑在种之上构建起来的另一级社会组织，都已经不是血缘组织了｡“北狄以部落为类”也是对此现象的描述｡可以说，北方民族一姓就是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单系继嗣群、一个宗族，这是北方民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据马长寿先生考证，拓跋鲜卑75个“内入诸姓”中，匈奴姓6个、丁零姓6个、柔然姓3个、乌桓与东部鲜卑姓9个、其他各族姓7个，说明献帝改革后依附拓跋鲜卑的各种之下的单系继嗣群，至少有6个源于匈奴人、6个源于丁零人、3个源于柔然人、9个源于乌桓人和东部鲜卑人，7个源于他族，拓跋鲜卑所属宗族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不同民族｡拓跋鲜卑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单位，已经是由不同族源的部落构成，其内部开始经历民族间融合的过程｡
突厥是与拓跋鲜卑类似的另一个例证｡
先将《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的记载排比如下：
（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焉｡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各置五箭｡其左厢号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厢号为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号为十箭｡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
（阿史那贺鲁）与其子咥运率众西遁，据咄陆可汗之地，总有西域诸郡，建牙于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统摄咄陆、弩失毕十姓｡……各有所部，胜兵数十万，并羁属贺鲁｡
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
咄六（都陆）、弩失毕本来是独立的两个种，每种分为5个部落，都是复合型种｡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将之整合为一种，下分10部，也称“十姓”，一部落一姓，证明作为宗族组织的部落仍保持原有结构｡“设”为突厥官名，可汗“其子弟谓之特勤，别部领兵者皆谓之设”，可见，“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是以可汗的子弟统领10部，取代原部落首领｡
《周书》卷50《突厥传》记载，突厥流行的起源神话是狼生十子，“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周书》也记载了另外的传说：“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谤步等性并愚癡，国遂被灭｡”泥师都娶二妻生四子，长子得到阿谤步余部的拥戴，“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也｡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讷都六”即“咄六”的异译，后一种传说显然是认为，突厥种、阿史那氏皆源自咄六（都陆）种｡该传说透露的信息是，咄六种强大时分为17个支系，后因受到外敌攻击而衰落，至仅存5部，这才是旧有的部族起源神话｡称讷都六有十妻，或狼生十子，显然皆是沙钵罗咥利失可汗整合咄六、弩失毕为10部之后的产物，是后起的部族起源神话，以赋予十姓以共同始祖、构建想象的亲属关系｡突厥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的改革与拓跋鲜卑献帝的改革类似，都是利用部民对种和部落的认可，将社会组织由两级发展为三级｡此后的十姓“各有所部，胜兵数十万”，等于是10个种各有附属部落，因此突厥势力得到迅速发展｡
拓跋鲜卑和突厥代表着北族前国家社会组织演进的一种模式，通过加强对附落的控制，不是通过裂变而是通过聚变的形式，人为制造出一个新的种，原来的本种与附落则被改造为新的种的内部支系，这些支系又可以拥有自己的附落，由此形成新的种——支系（原来的本种和附落）——附落（新接纳的附落）三级社会组织｡
复合型种的演进，另一种模式是诸种通过联合的方式生成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兹举两例｡
鲜卑檀石槐，“年十四五，异部大人卜贲邑钞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骑追击，所向无前，悉还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为庭於高柳北三百余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檀石槐先是以勇健为“部落畏服”，即成为部落首领，后因公正被推举为大人，即种的首领，而后鲜卑诸种皆归附，“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建立起鲜卑诸种联盟｡此后的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出身于一个小种的轲比能，通过与檀石槐类似的途径，建立起鲜卑诸种的联盟｡学界传统称檀石槐、轲比能建立的联盟为部落联盟，揆诸史籍，恐怕是不准确的｡
回纥的出现，《隋书》卷84《铁勒传》记载：“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咥，为小可汗｡”《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自为俟斤，称回纥｡”韦纥、仆骨、同罗、拔野古不仅见于回鹘15种，亦见于《隋书》卷84《铁勒传》所载铁勒诸种，则上述《隋书》记载的事变，即是铁勒的几个种联合反抗突厥处罗可汗，形成一个种之上的集团，推举了自己的可汗，并确定集团名号为回纥，由此发展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综上，复合型种的演进主要有两种模式，如拓跋鲜卑、突厥，可称为衍生型；如檀石槐、轲比能、回纥，可称为联合型，其社会组织最终皆由两级发展为三级，至此已走到国家形成的前夜了｡
复合型种衍生发展的典型例子还可以举出契丹｡
《魏书》卷100《契丹传》：“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隋书》卷84《契丹传》：
“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此处的“类”显然是大于“种”的概念，指民族，证明契丹与奚最初是同一民族内部的两个种｡
《辽史》卷32《营卫志·部族上》：“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从契丹人的起源传说来看，有始祖奇首可汗，其八子的后裔发展为契丹八部，与羌人“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类似，似乎是经历种的裂变，契丹发展为八种，契丹八部实为八种｡但这种传说实际并不符合历史｡
《魏书》卷6《显祖纪》皇兴二年（468）夏四月辛丑：“高丽、库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手、悉万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阗、波斯国各遣使朝献｡”卷100《契丹传》：“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同卷《勿吉传》：“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自具弗伏国以下应为契丹部落｡即使认为具伏弗即伏弗郁、郁羽陵即羽陵、匹黎尔即匹絜和黎部、叱六手即吐六于、何大何即阿大何和拔大何，《显祖纪》所载八部之外，尚多出库伏真、鲁娄两部，《魏书》卷100《契丹传》也没有契丹分八部的记载，而是称上述八部为“东北群狄”｡因此，田广林认为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奇首可汗八部，是正确的结论｡
《旧唐书》卷199下《契丹传》记载，李尽忠、孙万荣之乱后，“开元三年，其首领李失活以默啜政衰，率种落内附｡……于是复置松漠都督府，封失活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其所统八部落，各因旧帅拜为刺史｡”可证，契丹八部最早形成于开元三年（715），是李尽忠、孙万荣之乱后契丹各部重新整合的结果｡李失活“率种落内附”，“种落”一词常见于史籍，指“其种类及部落也”，显然李失活是契丹一种的首领，此种内部包含“种类”即本种，和“部落”即附落，共8个部落，由此发展为后世的契丹八部｡
《通鉴考异》引苏逢吉《汉高祖实录》：“契丹本姓大贺氏，后分八族：一曰利皆邸，二曰乙失活邸，三曰实活邸，四曰纳尾邸，五曰频没邸，六曰内会鸡邸，七曰集解邸，八曰奚嗢邸｡管县四十一，县有令｡八族之长，皆号大人，称刺史，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尊之｡”王溥《五代会要》卷29《契丹》：“其族本姓大贺氏，后分为八部：一曰旦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实活部，四曰纳尾部，五曰频没部，六曰内会鸡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汉高祖实录》成书于949年，仅晚于《旧唐书》4年，《五代会要》成书于961年，亦相去不远｡两书所载即为李失活新完成整合的契丹八部｡值得注意的是，苏逢吉《汉高祖实录》称契丹八部为“八族”，证明其最初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李失活种作为复合型种，其下八部皆为宗族组织｡但至《汉高祖实录》成书的10世纪中叶，李失活八部大人受唐羁縻府州体制影响称刺史，其下“管县四十一，县有令”，证明李失活种已发展为三级组织｡
李失活种的社会组织由二级演变为三级的过程已不得而知｡但《辽史》卷33《营卫志·部族下》记载着阻午可汗时的另一次部落重组中，品部、楮特部都是“以其营为部”｡“乌隗部｡其先曰撒里卜，与其兄涅勒同营，阻午可汗析为二：撒里卜为乌隗部，涅勒为涅剌部｡”重组的八部中，品、楮特、乌隗、涅剌四部皆由“营”升格而成｡另据《辽史》卷33《营卫志·部族下》，契丹部落之下的组织名为“石烈”，因此，“石烈”应是契丹语称呼，而“营”是其汉译｡关于石烈的性质，学者或认为是氏族，或认为是胞族，或认为是与氏族有关的游牧单位，恐皆不确｡日本学者爱宕松男早已注意到，由一个“营”发展而来的部，姓氏单一，而由不同的“营”组成的部则既有耶律姓也有萧姓，可见石烈或者说“营”是姓氏单位，其性质相当于种之下的部落，是宗族组织｡由此看来，阻午可汗重组八部，重要举措是将原来的宗族组织人为拆分为不同的部落，使之升格为新的种，八部皆下属石烈，石烈相当于部落，则八部即八种｡由此推测，李失活种可能经历过类似的人为拆分，最终形成种、部、石烈（营）三级社会组织｡契丹八部源于奇首可汗八子的传说一定出现在此后，与突厥狼生十子的传说一样，是为建立假想的血缘关系以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产物｡
综上可见，契丹由一种发展为复合型种，进而又衍生成种、部、石烈三级组织，其发展进程与拓跋鲜卑、突厥类似，但改革的幅度显然更大一些｡另，《旧唐书》记载：“其所统八部落，各因旧帅拜为刺史”，《辽史》所载八部首领也与耶律宗族没有关系，皆可证契丹没有用可汗的子弟取代原部落首领，这是其与拓跋鲜卑、突厥的另一差异｡
复合型种联合发展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女真｡
《金史》卷67《留可传》：“徒单部之党十四部为一，乌古论部之党十四部为一，蒲察部之党七部为一，凡三十五部｡完颜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战十二部，三人战一人也，胜之必矣｡”徒单、乌古论、蒲察、完颜皆相当于种，其下分别统7—14部不等，在对完颜氏的战争中，徒单、乌古论、蒲察三个种联合起来，只不过这种联合是暂时的｡
女真人最大的特点是一种一姓，其下的部落皆同姓，因此才要对种内各部作进一步区分｡《金史》卷66《完颜勖传》：“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金史》卷59《宗室表》：“金人初起完颜十二部，其后皆以部为氏，史臣记录有称宗室者，有称完颜者｡称完颜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颜，盖疏族，若石土门、迪古乃是也；有异姓完颜，盖部人，若欢都是也｡”“宗室”、“同姓”即“种人”，“异姓”即附落、“部落”｡完颜氏形成固定的联盟，这是其后来征服其他种的前提和基础｡
综上，复合型种的进一步演进，可归于同一类型的各族，不论是衍生型还是联合型，彼此间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外在的军事需要皆是最主要的动力｡不论是衍生型还是联合型，只要得以巩固，就已经踏入国家的门槛了｡
三
通常情况下，种之下的部落都是血缘组织｡也有无亲属关系者联合为一部的例子｡如，《魏书》卷103《蠕蠕传》，木骨闾“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纥突邻部｡”纥突邻种下的这个附落，是通过“收合逋逃得百余人”建立起来的，内部显然不具有血缘关系｡但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一般来说，部落仅有裂变、没有聚变｡单一型种实际就是一个独立的部落，就其内部结构而言，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因此，单一型种也是仅有裂变、没有聚变｡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别为慕容氏｡涉归之存也，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马斗相伤，若洛廆怒，遣人谓吐谷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何不相远，而马斗相伤!”吐谷浑曰：“马是畜耳，食草饮水，春气发动，所以斗｡斗在马而怒及人，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之外｡”
北方民族的嫡庶之制不像中原汉人那样严格，吐谷浑作为庶长子亦是有资格成为慕容部首领的｡正是为了防止权力交接过程中的竞争和内乱，涉归生前立若洛廆为继承人之后，分给吐谷浑少量部众，使之另成一部，就是若洛廆说的“先公处分，与兄异部”，也就是使吐谷浑部成为慕容鲜卑的别部｡由此看来，单一型种或者复合型种中的宗种部落，导致裂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权力继承｡导致吐谷浑率部迁徙的导火线是两部马斗，证明对资源的再分配，特别是对牧场的再分配，也是导致种和部落裂变的原因之一｡概言之，导致种和部落裂变的主要原因是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
我们应注意到，羌人“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这种最大限度的种的裂变，背景是“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因部分羌人迁往赐支河曲以西，导致湟中地区的资源再分配，或者说，因部分羌人外迁，湟中地区资源相对过剩，这是忍与舞两种得以实现最大限度裂变的前提和基础｡显然，在资源充分的情况下，种与部落的裂变总是倾向于达到最大限度｡
种的裂变的最大限度也受制于人口基数｡
单一型种的平均人口数字找不到直接的史料记载，我们先参照一组秽貊族系的数字｡《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记载，马韩“凡五十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平均每国2000户左右｡“弁、辰韩合二十四国，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平均也是每国2000户左右｡夫余，“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夫余国的“加”，与三韩的“国”地位相当｡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记载，卫氏朝鲜“相历谿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余户”，作为大贵族，历谿卿直接控制的人口在2000户左右｡总之，秽貊诸族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的人口平均在2000户左右｡
草原民族亦有类似的数据｡《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
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接夫余、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
檀石槐三部总计60邑左右，共12位大人，平均每位大人控制5邑左右｡后轲比能控制中部与西部，素利、弥加、厥机控制东部，轲比能拥有部众“十余万骑”，由此上溯，檀石槐三部中的一邑大约可以拥有3千余骑，总人口大约在3千户左右｡大人中有慕容，可证大人是复合型种的首领，则其下的邑为部落或单一型种｡可见鲜卑人的部落平均人口为两三千户｡
《隋书》卷84《铁勒传》：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讙、纥骨、也咥、于尼讙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嶻、拨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诸姓，八千余｡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
此处称铁勒诸姓，参照“北狄以部落为类”的记载可知，一姓即一部落，亦可视为一个单一型种｡以每户出兵一人估算，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5姓，平均一姓4000户；契弊、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讙、纥骨、也咥、于尼讙等9姓，平均一姓2000余户；薛延陀、咥勒兒、十槃、达契等4姓，平均一姓约3000户；诃咥、曷嶻、拨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达等8姓，平均一姓不到4000户；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4姓，平均一姓2000余户；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4姓，平均一姓近5000户｡总计34姓，平均每姓约3000户｡
西南夷的数据与此接近｡《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其种人即一个单一型种，人口为2770户，更接近草原民族的数字｡
但羌人的数字要少得多｡《后汉书》卷87《西羌传》：“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龙桥等六种平均每种不到3000人，薄申等八种平均每种4500人，按一户5人计，只有600户、900户｡卷16《邓训传》：“迷唐伯父号吾乃将其母及种人八百户，自塞外来降”，一种是800户｡看来羌人的单一型种平均仅有八九百户｡
大体上说，单一型种的平均人口，东北诸族为2000户、北方草原诸族为3000户，西南民族的数字介于二者之间，最少的是羌人｡由此来看，弁韩、辰韩“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可能正是单一型人口的上下限｡换言之，少于六七百家的单一型种很难生存，这是下限；达到四五千家的单一型种则面临裂变，或是向三级社会组织演进，这是上限｡
由于是“弱则为人附落”，复合型种内部每个“附落”的人口数字可能是远远低于本种部落的｡据《辽史》卷33《营卫志·部族下》，契丹各部所辖石烈数分别为，五院部4、六院部4、乙室部2、品部2、楮特部2、乌隗部2、涅剌部2、突品不部2、突举部2｡五院部、六院部由迭剌部析置，则原契丹八部中，迭剌部辖8石烈，其他7部每部仅有2石烈｡显然迭剌部属于本种的部落，其他7部为依附部落｡再向前追溯，阻午可汗重组八部时计有12“营”，迭剌部6营，非迭剌部6营｡由此推测，本种与“附落”之间的人口比例，大体在1∶1至1∶2之间，可能这是本种得以控制附落的正常比例｡超出这种比例的话，要么意味着复合型种的裂变，要么意味着复合型种演进为三级组织｡
结语
中古北族步入国家形态以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宗族组织，也就是父系继嗣群｡宗族首领往往习惯由同一家族产生，但却并不存在明确的继承原则，首领威权不足即导致宗族的裂变｡在自然资源相对于人口显得过剩的地区，宗族组织倾向于最大限度的裂变，这也是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最佳方式｡当人口相对于自然资源显得过剩时，宗族组织之间因对资源的竞争而形成对抗，这种外在的压力迫使宗族组织扩大规模、彼此吞并｡弱小宗族无法保持独立，只有被迫或自愿地依附某一强大的宗族，这就是《后汉书》卷87《西羌传》说的“弱则为人附落”｡强大的宗族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内部构成也越来越复杂｡简单地说，是以强大宗族为核心，控制一些弱小宗族，形成一个宗族群，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复合型种｡史书称这样的强大宗族为“宗种”、“种人”、“宗族”等，称其控制下的宗族为“附落”、“部落”，当然，这两种宗族组织史书中也皆称之为“部落”｡这种宗族群成为凌驾于宗族之上的新的社会组织，并逐渐成为中古北族通行的社会组织｡中古北族除羌人以外，其他民族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可能皆以宗族群为主｡换言之，北族前国家时代最普遍的社会组织可能是两级制，即宗族群下辖宗族的模式｡
控制力和威权不足导致的宗族“强则分种为酋豪”的裂变，与资源和人口压力导致的“弱则为人附落”的聚变，成为中古北族社会组织变迁的主旋律｡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对非洲努尔人的研究表明，努尔人宗族组织的演变是以裂变为主，不存在明显的聚变趋势，这可能是努尔人始终停留在前国家社会的最重要原因｡中古北族则存在比较明显的聚变趋势，这是其向国家演进的内在动力｡
宗族群的进一步发展至少可以分为衍生型、联合型两种类型｡宗族群的衍生型发展，第一步是主导宗族群的宗族，即“宗种”，以自己首领的兄弟子侄取代依附宗族即“附落”的原首领，将控制变为统治｡为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要利用宗族的传统，将本不同源的“宗种”和各“附落”想象为出自同源的裂变，另一方面则要发明起源神话，以证实这种想象的裂变，以此为依据，打造出包含若干“宗种”的宗族群｡这种新型的宗族群我们可以称之为宗种群｡第二步，宗种群下的每一“宗种”都通过吸纳或征服拥有自己的“附落”｡至此，社会组织发展为三级制，宗种群（种）——宗族群（支系）——宗族（附落）｡宗族群的联合型发展，往往是几个宗族自愿形成联盟，并由最强大的宗族中推举产生联盟的首领，由此发展出社会组织的三级制，联盟——宗族群——宗族｡衍生型的典型个案是拓跋鲜卑，联合型的典型个案是契丹八部｡
不论是衍生型三级社会组织还是联合型三级社会组织，经历进一步的改造都可以形成早期国家，但其也皆是不稳定的社会组织，首领威权不足时即宣告瓦解｡最典型的个案是鲜卑檀石槐建立的大联盟，“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连代立｡和连材力不及父，而贪淫，断法不平，众叛者半｡灵帝末年数为寇钞，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和连即死｡其子骞曼小，兄子魁头代立｡魁头既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三级社会组织要么向早期国家演进，要么退回到二级社会组织，这种不稳定性导致其具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点，是由前国家形态向早期国家演进的过渡时期｡由此看来，草原民族前国家形态下最典型的社会组织是两级制，宗族群—宗族｡明白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史料中一些特殊概念的内涵可能是研究北族社会史的一把钥匙｡
〔作者杨军，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春130012〕
（责任编辑：张云华）
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