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看待考据
我曾经这样想：世界上有两种最基本的科学，一种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学，一种是研究自然发展规律的物理学。科学是一种存在，是一种现实，凡是现实存在的事物，按严格的时间定义说，都属于历史范畴，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使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马恩选集》卷一页二一)。如今我们使物理学代表自然科学，而使历史学代表人类史，我想不会有什么大的偏差，当然我们不会抹杀其它门类的科学。
研究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是理论物理学家的工作，而证实或者观察出这种规律则是实验物理学家的事，因此我们可以说分析研究自然界的材料是科学实验，而有关人类史的材料主要不是实验。实验的对象是自然材料，而人类历史的材料主要是文献记录，这是不能进入实验室的，而是要靠图书馆。在社会科学界，或者是历史学家们看待图书馆，犹如自然科学家之看待实验室，没有一个设备完善的实验室，自然科学家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一个完善的图书馆，历史学家又能干些什么呢!
历史学家必须根据史料来研究历史，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强调历史家必须掌握大批史料，没有史料的史学家一如巧妇难作无米之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强调要占有大量史料，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卷一第二版跋)充分地占有材料后，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一点作到后，使过去的材料具有新的生命而观念地反映出来，在我们面前看到的好像一个先验的结构，其实它是一种“合理的抽象”，这种抽象有它历史的规定性，所以说“好像一个先验的结构”，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恩格斯更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结合起来而指出科学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他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自然辩证法》，见《马恩选集》卷三页四六九-四七〇。)无论是自然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都必须从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加以分析批判，才能使杂乱无章的材料变作有系统的理论科学，因为材料和事实都属于“时间上的过去”，所以又说只有唯一的科学，便是历史学。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强调占有史料，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强调占有材料，在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胡适、傅斯年两位先生都有这种言论。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他很明确地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运用他所谓科学的方法整理这些史料，就是历史学的全部过程，而所谓科学的方法不过是“史学外的达尔文论”。用生物进化的观点来研究人类的历史，正好是庸俗进化论的方法，H·G·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就是用这种方法叙述世界史的名著。他们不谈社会史的发展，不谈社会性质，只是叙述一些历史现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正是这后两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家与唯心主义历史家方法论上的不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家也有一套整理史料的方法，这整套方法在中国是清朝乾嘉时代发展起来的考据学派以至近代胡适一派的整理国故。这种方法二百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曾经取得正统派地位，胡适先生曾经详细地介绍他的方法，他说他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是一篇整理国故的方法总论，其中有三个要点：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他并且说这是一种概论，未免悬空，他又举出两个具体的例子，其中一篇是《古文讨论》，他说在《胡适文存》里这是最精彩的方法论，其中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
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呈，曾说他从胡适先生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胡适先生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个传说演变的历程。他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这个方法。颉刚先生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并且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胡适先生说：“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的步骤，便是整理他了”(参考《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下) 。
从乾嘉学派的朴学到胡适先生的“整理国故”，正好是传统的考据方法，加上庸俗进化论的历史演变说，这是胡适先生公开声明过的。他一再说他最精彩的方法论，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前者正好是庸俗进化论的应用，后者正好是乾嘉学派的传统，所以胡适先生又曾经得意地说，他的方法“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着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见同上文)。这是胡适先生以权威的身份向人说教了。
我们并不菲薄考据，本文开始我们就曾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重视史料及有关史料的运用和整理，我也曾评价过“乾嘉学派”，给他们应有的评价，我也曾经评论过“古史辨派”，对我的先师和故友的成绩加以论述，但我不同意胡适先生这样过高地评价他的方法论，这整套方法论是；庸俗进化论+实用主义+乾嘉学派=胡适的方法论(整理国故)。批判胡适先生的文章很多，这里我不想再评论他，只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却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二
上面说过，我们并不菲薄中国传统的考据，或者叫作朴学，或汉学，即使是胡适先生一派的“整理国故”，我们也并不一笔抹杀。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他们的训诂考据和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是有本质区别的。新旧的考据方法都不能达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种境界是通过辩证的方法，得出合理的抽象，也就是材料的生命所在，是事物的本质。而传统的训诂考据可以得出材料的真伪、是非，却不会有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郭沫若先生过去在这方面也曾经有过论述，他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接着他说“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这是把“整理”作为“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其结果只能是“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这种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整理或者是考据只能是对待材料的第一步，而资产阶级历史家偏偏止于这一步，上面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考据不能使史料变为历史，不能使史料具有生命，我们可以举一些事例来说明。比如在殷周古铜器中有许多图形文字，前人多不得其解，近人又往往以为文字画亦属臆说，例如：自宋以来的金石家均释为“子孙”，近人容庚先生则以为“象陈牲体于尸下而祭”，同以尸祭为说，盖本于王国维之《说俎》，两说均不可信。后来唐兰先生释为“大黽”，就字而论这是正确的考据，但这种字句在彝铭上有何意义，却得不到任何启示或者是明确的说明，而沫若先生谓：“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他具体解释说；“当即‘天鼋’，盖古之轩辕氏也。余近证得古十二岁名本即黄道周天之十二宫，寅之摄提格为大角，其次为卯之单阏当于轩辕，…单阏一称天鼋，是则轩辕，单阏，均天鼋之音变也。轩辕不必即是黄帝，盖古有此氏姓，迄周初犹存而后已消灭，故后人遂附益之以为黄帝耳。”(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这的确是一节精彩的文章，这是“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的辩证方法，解此两字为“天鼋”，遂使这古史料具有生命力。无论是轩辕(天鼋)还是有熊氏，都是一种龟蛇的图腾崇拜。夏族的图腾即龟蛇，而商族是玄鸟。周自称是夏后，所以说“我姬氏出自天鼋”，也是以龟蛇作为图腾崇拜。周灭商，夷夏族融合为华夏族以轩辕为始祖，而自称是“黄帝子孙”。
类似的结论，不是古典的考据方法能够得出的。我们还可以举井田作证，胡适先生曾经说他的《井田辨》等考据文字是他的“最精彩的方法论”。有精彩的方法必定有精彩的结论。他关于中国古代井田的结论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井田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或者说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这只能是无知。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谈到古代井田的具体规划。我们还得请出汉学(朴学、考据)的不祧祖先郑玄来。在《周礼》中关于井田制记载最多也比较完备，共有四处(《考工记》除外)计为：《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及《大司马》。这四种记载，就性质来说，可以分作两类，《大司徒》和《遂人》全是记载授田的数目；《小司徒》和《大司马》是一类，记载着每一家可供力役的人。据《大司徒》的规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的分别。据《遂人》的规定，田有上、中、下和莱的差异。两种记载相比较，《遂人》上地一夫田百畮，莱五十畮，是和“不易之地家百畮”有差异的，但就上下文来看是可以解释的。《大司徒》一开头就说，“凡造都鄙”，可见所指是都鄙田制；都鄙，据各家注疏，全是说公卿大夫的采邑；而《遂人》所说是六遂的制度。在都鄙和六遂之外，还有六乡。郑玄注《周礼·小司徒》以为六乡的制度与六遂相同。从此进一步研究，在这种田制下的生产关系，在《周礼》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宗周实行分封制后，在每一个侯国中的居民可以大别为三个不同的阶级，即：宗周的统治集团，他们居住在国内(城内)，这里面有封建贵族和构成贵族集团的小宗成员——平民(士)；一般平民和殷商的亡国贵族。同是殷人又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一种是来自殷士的自由农民，一种是住在野外采邑中的依附农民。这些区别在土地的区划中也可以看出，如《地官·遂人》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是乡遂的土地区划，以十夫所耕土地作为一个单位，未提公田，所有土地都属于农民的份地。《地官·小司徒》和《匠人》所载，则与此不同，是以九夫为单位的井田制，它们都说“九夫为井”。这九夫和十夫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郑玄已经看出来，他注解《小司徒》的“九夫为井”时说，“此谓造都鄙也，制井田异于乡遂”，这是卓识。所以我们说他是汉学的不祧祖先，后来的经解多半遵从他的说法，近人傅斯年先生在他的《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中有进一步的解释，他在解释《论语》“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时说，“此语作何解，汉宋诂经家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辨其中名词含义若何。‘野人’……即是农夫。……《论语》中君子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名词既定‘试翻作现在的话，如下：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原文见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册)这也是一篇比较好的考据文章。郑玄已经区别乡遂与都鄙土地区划之不同，傅斯年先生又指出国与野，人民身份之不同，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正好说明宗周时代之阶级分野及土地制度，居于国中者是贵族及自由平民，他们属于统治阶级，即使是自由平民他们的身份也不同于在野农民，土地分配不同，赋役种类不同，而居于国中者是后进的周人，居于野地者是先进的殷人。但傅斯年先生却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
郑玄和后来的解经者以及傅斯年先生，通过他们对于先秦史料的考据，已经知道国、野之分，君子、小人之分，他们的成绩都比胡适先生的“精彩方法论”好，但他们也都不能画龙点睛。他们止于现象的分析，而不能给史料以生命力。史料仍然是史料，它不是历史。历史要有生命力，要分析史料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史料的生命才能观念地反映出来而成为历史学。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不能菲薄汉学考据，自郑玄到孙诒让的考据方法和成果，我们都重视，即使胡适、傅斯年两先生的考据工作也有可取处，但他们都有局限性，他们不能掌握辩证法、使史料变为史学，因此只能说史料即史学了。
文章来源：《历史学文摘》198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