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殿本售卖是清代官刻典籍流通的重要方式。殿本的通行售卖始自雍正朝，当时是交由崇文门监督处售卖。乾隆九年成立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成为殿本售卖的专门机构。其售卖方式灵活，主要采取直接售卖和发交五城书铺售卖两种方式。殿本流通范围较广，由京城遍及各省，甚至经由京师琉璃厂书肆等途径流播海外。殿本售卖不以牟利为目的，主要根据制作所费纸墨、写刻工价以及耗余情况核定成本价，以扩大流通范围，达到统治者所期望的“人人诵习，以广教泽”的目的。然而受制作成本、存量、供求等因素的影响，同一种殿本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其书价皆有差异。总体而言，乾隆时期的殿本书价，一般官员、士子可以接受，但普通百姓并无足够的购买能力。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代内务府所辖的武英殿修书处成立，直接负责官方典籍的刊印、校勘、装潢等事务，成为清代皇家最重要的刻书场所。习惯上，人们通常把在武英殿刊刻的内府书籍称为“殿本”。经武英殿修书处刻板、刷印、装潢后，殿本正式进入流通环节。殿本的流通形式包括呈览、陈设、颁赐、售卖等①，与之相应，便形成了所谓的进呈本、陈设本和通行本等版本。一般而言，武英殿修书处凡是新刻一种殿本，需就刷印数量和颁赐范围向清帝请旨，用于各殿宇陈设和赏赐臣民之后，剩余部分则可通行售卖。殿本售卖是清代官刻典籍流通的重要方式。
 
近些年来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书籍史的研究方法，中西方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同样关注书籍的流通过程，如中国传统书籍史的研究对象为“书籍自身的历史”与“影响书籍生产倾向、生产数量、流通倾向的图书事业”②，而西方书籍史关注“书籍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书籍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周遭环境的关系，以及书籍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③。从流通的角度考察书籍史能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历史景观。学界关于历代书籍流通的研究成果丰硕，具体到清代，主要侧重于考察民间刻本的流通④。遗憾的是，殿本作为清代官刻本的最重要代表，囿于文献资料，学界关注不多⑤，殿本流通的相关细节并不清晰，特别是殿本售卖制度和书价情况，学界研究较为薄弱。随着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在新近的大量公布，为深入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此外，按照清代内府规制，武英殿修书处每年都要编制售书清册，详细著录所要售卖的殿本的书名、函册、售价等情况，且样本量较大，这使得我们利用售书清册探讨清代殿本书价成为可能。基于此，本文拟以档案文献与传世典籍参酌互证，考察清代殿本售卖制度的建立过程和售卖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殿本书价及相关问题。
 
一 通行书籍售卖处的建立及其售卖机制
不少学者认为武英殿修书处售卖殿本始于乾隆九年(1744年)⑥，因是年清廷才设立通行书籍售卖处。实际上，已有文献揭示，殿本通行售卖始自雍正朝，最初的售卖机构为崇文门监督处。乾隆三年(1738年)，礼部奉旨会同武英殿修书处议准：“照从前颁发《御选语录》等书例，将武英殿各书交与崇文门监督存贮书局，准予士子购觅。”⑦《御选语录》为雍正十一年(1733年)武英殿刻本，既是按照当年的颁发“书例”，那么崇文门监督处售卖殿本当在雍正朝已经开始。崇文门监督处为内务府管理机构，不仅负责征收税务，亦负责书籍、物料的变卖。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初十日，湖北巡抚崔纪疏请颁发武英殿所有之《性理大全》《古文渊鉴》等15部殿本书籍。乾隆帝从其所请，颁发了部分殿本书籍，并有谕旨：“其余所请诸书，卷帙浩繁，且崇文门等处现有刷印，准令远近士子购觅，自可渐次流通，毋庸再行颁发。”⑧由此可见，崇文门监督处早期曾负责售卖殿本书籍。
 
乾隆朝于武英殿设立专门的殿本售卖机构，与翰林院编修潘乙震的奏议不无关系。乾隆三年六月初五日，潘乙震奏请印刷御纂诸书，令翰、詹官员量力购领事时称，《子史精华》《御选唐诗》等书有利于儒臣博稽广览，最为切要，而“此秘籍尽美尽善，民间既无板刻，即间有一二种，一二部，市卖不知何处，得来辄为奇货可居，价昂数倍”。潘乙震建议“敕下典守之员将前项书目每种印刷一百部，酌定工价，听翰、詹两衙门官员愿领何部名目按季开单，呈请准其给发，即于领俸各员名下所领书籍，照原议工价扣除”⑨。
 
潘乙震奏议提出允许官员人等购买殿本，使得“圣朝御纂群书并得广为流播”，得到了清廷的重视。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十二日，武英殿修书处奏准：“嗣后新刻之书，于呈样之日，将应否通行之处请旨。永著为例……其颁发之处交内阁拟奏，准其通行。”⑩至乾隆七年，允许殿本通行已经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但这里所谓的“通行”包含颁发、赏赐，不专指售卖，语义尚有模糊之处。据军机处上谕档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二十六日，内务府大臣金简称：“武英殿通行书籍，自乾隆九年奏准售卖。”(11)至乾隆九年，清廷正式设立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成为清代售卖殿本的最主要机构。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设有通行书籍库，由库掌专门负责殿本售卖事宜。专门售卖机构的成立显然是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殿本需求，同时也标志着殿本售卖走向制度化，成为定制。
 
按照清廷规定，可供售卖的通行殿本有一定的限制。一般而言，颁发陈设各处后剩余的殿本、武英殿书库剔除的残书以及清廷特别允准发卖的殿本，方可通行售卖。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复郡王永.等奏酌拟存留武英殿修书处库贮各种书籍折称：
 
查武英殿修书处刊印各种书籍，向例预备多部，以供内廷传用陈设，其余颁赏之外，有蒙圣恩准令通行者，俾愿读中秘之人，交纳纸张工价请领……请将前项书籍，无分外进内刊，凡数至一千部以上者，拟留二百部；一百五十部以上至六七百部者，拟留一百部；其一百五十部以下者，拟留五十部(12)。
 
该奏折透露的信息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通行书籍随印随发，武英殿修书处新刻殿本，采取即时售卖的方式，因此平时存下者甚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殿本的畅销程度。其二，用于陈设的殿本一般而言不能通行，但也有例外，如乾隆三十九年清查，发现堆积在武英殿书库的剩余殿本数量过多，便采取售卖殿本以去库存的办法，减轻武英殿书库的存贮压力。
 
殿本的发售范围包括满汉官员、士子和普通百姓。根据发售对象的不同，发售方式有所差别。通行书籍售卖处发售书籍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按照旧有办法，由通行书籍售卖处直接给发，购买者需“扣俸还项”，此种办法适用对象主要为各衙门官员。乾隆七年奏准：武英殿所贮书籍，凡各衙门官员欲买者，具体方式为：“由本衙门给咨，赍银到日，即行给发，其非现任之员及军民人等愿买者，具呈翰林院给咨，赍银到日，一体给发。”(13)衙门官员购买殿本者，采取抵扣俸禄的方式，“于季俸公费项下扣抵归款”(14)。如系翰林院官员，“听翰、詹两衙门官员愿领何部名目按季开单，呈请准其给发，即于领俸各员名下所领书籍，照原议工价扣除，俟领完何部即再印刷，仍令典守之员详记档案，已领毋得重领”(15)。衙门官员采用“扣俸还项”的方式购买殿本，实际上是一种图书预购方式。具体而言，清廷根据殿本所用纸墨工价等成本标明价格，满汉官员以所在衙门作为预定部门，汇总预购殿本的名称、数量，呈送武英殿“照数刷给”，书款则从官员俸禄中直接扣除，这种预购方式可精准定位，有效降低滞销风险。
 
第二种，通行书籍售卖处发交五城书铺售卖流通，发售对象主要是民间士子、普通百姓。武英殿修书处规定，该处向例遇有聚珍摆印各书及刷印通行各种书籍，俱发五城领卖。其具体方式为：“令其按四季投缴价银，行文都察院，照例饬交五城司坊，派令殷实铺户，每五家连名互保出具，平价流通。”(16)。清代北京城内，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每城设察院，隶属于都察院，负责稽查京师地方，整顿风俗。五城司坊则是五城察院下设的管理街市机构。通行书籍售卖处将殿本交由五城书铺售卖，代收价银，可以说是把殿本直接流通的区域扩大到北京城，而经由五城书铺及商贾贩卖，殿本又流通至全国乃至海外，有利于殿本的广为流布。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一月，《四库全书总目》刻竣，清廷考虑到“是书便于翻阅，欲得之人自多”，因此“听武英殿总裁照向办官书之例，集工刷印，发交京城各书坊领售，俾得家有其书，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艺林之至意”(17)。这是通行书籍售卖处发交五城书铺售卖的一个具体实例。
 
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琉璃厂书肆迎来了鼎盛时期，成为殿本流播海内外的重要渠道之一。朝鲜燕行使朴思浩于道光八年(1828年)游览琉璃厂，所见书肆售卖目录就包含了大量殿本：“阅其目录，则其大帙，有《四库全书》《文章大成》《册府元龟》《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全史》《十三经注疏》《康熙字典》《万国会通》《大藏经》等。”(18)日本幕府极为关注殿本的购买。例如幕府关注中国法典，希望加以借鉴，很早就将殿本《大清会典》列入采购订单。据大庭修研究，日本曾于享保四年、五年、七年先后三次购买《大清会典》(19)。殿本《古今图书集成》流播海外的例子颇为典型。《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六年(1728年)摆印完毕后，邻国日本、朝鲜等都积极地从琉璃厂书肆购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朝鲜正祖令燕行使徐浩修从琉璃厂书肆购得殿本《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用银2150两(20)，储于奎章阁。朝鲜人洪翰周记载了此年朝鲜方面购买此书时获知的日本方面的购买信息：“余闻丙申购来时，燕市人笑谓我人曰：‘此书刊行殆五十年，而贵国号称右文，今始求买耶?日本则长崎岛一部、江户二部，已求三件去矣。’我人羞愧不能答。”(21)即此可以感知日本、朝鲜购买《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形，也可看出殿本流播海外速度之快。大量殿本经由琉璃厂等书肆流播海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人就曾评论说：“盖近来中国书籍，一脱梓手，云输商舶。东都西京之间，人文蔚起，愈往而愈兴者，赖有此一路耳。”(22)殿本流播海外之路，可以说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
 
殿本的流通范围不限于京城，通过售卖以及各省请买等方式遍及各省。但地处偏僻的贵州等省，殿本流通量则较为有限。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二月，清廷下令回缴销毁殿本《通鉴纲目续编》，欲将书籍板片全行查出、抽改铲削。直隶督抚奏称此书“各省均有流传”(23)，但贵州巡抚永保奏复抽改部数时则称：“遵查《通鉴纲目续编》一书，自奉饬发改正样本来黔，即经饬属恺切晓谕，收缴送局抽改发还。无如黔省僻处边隅，实鲜藏书之家，其书贾运黔售卖者亦少。”(24)这反映出殿本在各省的流通数量是不均衡的，与不同地域的交通便捷程度、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
 
书籍售卖必然涉及销售对象问题。在以往的诸多研究中，民间书坊刻本的售卖对象多为中下层读书人，出版商就此制定有针对性的销售策略。例如，清代福建四堡的坊刻本销售对象主要是东南一带普通士子、百姓，四堡刊行的是“确认无疑的畅销书”，即“经生应用典籍”与“课艺应试之文”(25)，开本很小，版面排字拥挤，以降低成本，因此书价往往较为低廉。殿本作为官方出版物，其售卖对象和销售策略是否与民间坊刻本有所不同呢?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清同治光绪间武英殿卖书底簿》(26)(下文简称《卖书底簿》)列有同治四年至光绪五年(1865—1879年)14年间896部殿本的售卖价格，是反映武英殿通行殿本售卖情况的重要资料。该卖书底簿还详细开列了殿本的购书者、售卖时间等情况，可借此对殿本的销售对象有较为深入的考察。
 
首先，购买者的身份。同治四年至光绪五年购买殿本者总计48人，其身份详情如下：皇族4人(孚郡王、惠郡王、淳王爷、谟公爷)，六部官员14人(侍郎胡肇智、侍郎潘某、某司长、松司长、礼部主事延茂、主事刘锡金、主事延某、员外郎孔某、员外郎世勋、员外郎春某、礼部郎中李文敏、郎中福长、郎中庆某、礼部书吏李吉人)，内务府人员7人(副内管领吉纯、供事蒋锡周、供事石敬安、供事侯邦兴、笔帖式玉恒、笔帖式玉森、柏唐阿舒凌)，武英殿修书处人员7人(提调许振扔、提调许某、提调处协修杨绍和、提调处协修吴元炳、折配匠赵俊英、折配匠祁金垣、恩甲信贵)，其他衙门官员3人(张大人、内阁侍读锦大人、胡大人)，民人(即普通百姓)10人(张廷芬、王殿至、童世荣、李奥、赵冀名、叶保、叶保清、王治、乔茂、乔茂贾)，另有身份不详者3人(宋仁甫、吴元炳、王郡)。从殿本销售对象来看，购买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匠役、普通百姓，可见殿本的购买人群较为广泛。其中皇族、衙门官员、内府匠役占了绝大部分，是购买殿本的主体人群。武英殿修书处人员作为殿本的制作者，占尽先机，便于就近购买。在48位购买者中，民人只有10人，所占比例较小。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未必是百姓的财力问题(民人赵冀名同治七年一次性购买“二十三史”等书39部，合银约309两)，而是由于殿本售卖的主持者为武英殿修书处，官方色彩浓厚，衙门官员、匠役自然成为殿本售卖的主要对象。此外，民人、匠役等购买者多有屡次购书的记录，且购买的数量和金额较大，他们从武英殿购得殿本后，很可能再转卖给书肆，在殿本售卖中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其次，从《卖书底簿》看，工具类、实用性殿本书籍较为畅销。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乾隆六十年刻竣后，作为集大成的官修目录学著作，“是书便于翻阅，欲得之人自多”(27)，当时即大量刊刻，发交京城各书坊领售。据《卖书底簿》记，同光时期《四库全书总目》的书价是每部银16.06两，价格不菲，但购买者众多。其中有11次售卖记录，有9人先后购买了14部，是《卖书底簿》中所见最为畅销的殿本之一。
 
“续三通”是《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三书的简称，殿本刻竣于乾隆时期。作为专述有清一代典章制度的政书，“续三通”颇具实用性。据《卖书底簿》记，同光时期一部“续三通”的书价已高达54.35两，购买者依旧不少，此期有8人次的购买记录。乾隆三十九年，质郡王永誽在奏折中透露：“经史、三通等类，蒙我皇上嘉惠士林，剞劂颁布，久经通行，远近争相购觅。其列职词垣，尤竞相存贮。中间储存较裕者，颇不乏人。”(28)由此可见，经史、三通类殿本是乾隆时期书籍市场的畅销品种。据杨玉良研究，自乾隆以迄同治，在武英殿通行售卖处售卖的340余种书籍中，经史殿本约占65％(29)。经史、三通类殿本对于科举、日用皆具实用价值，且刻印极佳，校勘精审，在朴学兴盛的乾嘉时期可满足士大夫考据之需，自然极受欢迎，乃至出现了“远近争相购觅”的热销场面。
 
值得一提的是，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发卖殿本所得收入，一般作为武英殿修书处采买物料、支付工匠钱粮等日常开支的经费。乾隆三十九年，四库全书处总裁王际华等奏称，排印聚珍版书所需刷印纸张、工料银两，“照武英殿通行书籍之例，俟收到价值，陆续归款”(30)。可见，售卖殿本的收入全部用于支付购买纸张和工料。当然，武英殿修书处刻印、装潢所需的庞大经费主要依靠内务府银库拨款，并不特别依赖于售卖殿本所得的有限收入，这也使得殿本售卖相对摆脱了追求利润的压力，只需收回成本，这是殿本售卖的一个突出特点。
 
二 售书清册所见清代殿本书价
书籍价格是海内外书籍史研究的热点，因书价不纯粹是简单的价格问题，它与商业发展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书价越便宜，商业程度越深”(31)。目前历代书价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取得的成绩亦令人瞩目，而明清时期由于书价资料较多，已然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专门论述清代书价的文章为数不少，如袁逸的《清代书籍价格考》(32)、乔衍的《乾嘉时代的旧书价格及其买卖——读〈荛圃藏书题识〉札记》(33)等。国外学者中，以周启荣(Kai-wing Chow)的研究较有代表性，2004年出版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力》(34)一书探讨了书籍的生产成本和书价，2010年发表的《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35)一文，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个方面分析了明清印本的书价，对明清刻本书价的研究推进很大。但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相关论著主要依赖存世刊本和传统藏书目录所载书价信息进行分析，然而这些材料往往较为零散，未必能真实反映书籍的售卖价格。周启荣指出，收藏家提及购得善本的记录“往往并不一定反映该书当时作为读本的市场价格，经常是作为一种在收购或转让时的收藏品价格……大大夸大了书籍的市场价格”(36)。
 
实际上，随着近年来大量档案文献的公布，可以收集更多样本研究明清书价的诸多细节。而作为清代官刻书籍的代表，殿本书价的研究颇具意义。乾隆九年清廷设立的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通例每年编制售书清册，且“将通行书处现存书籍另造清册，钤用印信，以备存案”(37)。清册详细记录了售卖书籍的名称、价格等信息，对于研究殿本流通情况及书价可谓弥足珍贵。笔者爬梳文献，找到了多份殿本售书清册，具体包括以下3种。
 
其一，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中有一本殿本售卖清册(38)(下文简称《内阁清册》)，载录了76种殿本及相应书价。该清册成书时间不详，有必要加以考辨。《内阁清册》所载皆为乾隆初年以前刊刻告竣的殿本，其中有一部汉字竹纸书《佩文韵府》20函95本，书价为11.629两(39)。乾隆三十九年，福隆安奏折中透露了《佩文韵府》的书价情况：
 
《佩文韵府》向来用台连纸刷印发售，每部价银十一两六钱二分九厘。今次所售，因系库存原板初刊，又系竹纸刷印，是以按照纸色工费，每部银十二两四钱六分，较台连纸书每部增价银八钱三分一厘(40)。
 
如奏折所说，竹纸本《佩文韵府》书价原与台连纸一致，每部价银11.629两，后因乾隆帝质问《佩文韵府》“何以定价如此之少”，酌议将《佩文韵府》量为增价，乾隆三十九年以每部12.46两的价格售卖。因此，就《佩文韵府》售价而言，乾隆三十九年所定竹纸本书价与《内阁清册》所载一致。另外，《内阁清册》中刻竣时间最晚者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由此可以判断，《内阁清册》成书时间介于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九年之间，是反映乾隆前期殿本书价的重要文献。
 
其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清抄本《武英殿颁发通行书籍目录》(下文简称《通行书籍目录》)，列有154部殿本(41)，著录内容包括书名、套数、册数及售卖价格。对其成书时间，国图著录时并未明确断定年代。据笔者考察，《通行书籍目录》版心有“味经书屋鉴藏书籍”“燕庭校钞”“东武刘氏燕庭氏校钞”字样，卷首及卷末有“燕庭藏书”“刘喜海印”等钤印，可知其为刘喜海所抄藏。刘喜海(1793—1850)，字燕庭，道光、咸丰年间的金石学家和藏书家。室名味经书屋，藏书楼有“味经书屋”等处，藏书极富一时。他曾大量抄录罕见古籍、藏书目录，其中就包括这册《通行书籍目录》。据《刘喜海年谱》，《通行书籍目录》为道光七年(1827年)味经书屋抄本(42)，那么其反映的是何时的殿本售卖情况呢?这就需要结合目录所载殿本成书时间和书价变化综合推断。据查考，《通行书籍目录》所著录的皆为康、雍、乾三朝的殿本，刻竣时间最晚的是《皇朝礼器图》，其首次刻竣时间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续修本刻竣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对比《内阁清册》与《通行书籍目录》所载同种殿本的售卖价格，二者大部分殿本的书价一致，但《通行书籍目录》著录的15种殿本书价高于《内阁清册》所载书价，说明《通行书籍目录》的形成时间要晚于《内阁清册》，反映的是乾隆后期的殿本售卖情况。
 
其三，前文提及的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清同治光绪间武英殿卖书底簿》，列有同治四年至光绪五年间896部殿本的售卖价格。另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同治四年武英殿修书处存售书籍清册》，著录有59部殿本的售卖价格。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同治十年旧存开除现存书籍数目清册》，著录有51部殿本的售卖价格。以上三种售书清册可互为补充。
 
清代殿本书价是目前研究的薄弱环节，但又是清代官刻本书价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乾隆前期的《内阁清册》、乾隆后期的《通行书籍目录》以及同光时期的《卖书底簿》，恰好反映了清代不同时期殿本书价的变化情况，对于考察清代殿本书价的流变具有重要价值。笔者拟在利用上述售书清册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重点探讨通行殿本的定价方式、同种殿本书价差异以及乾隆时期殿本书价等相关问题。
 
1.殿本的定价方式
 
要了解殿本书价变化情况，首先须考察殿本的定价方式。一般而言，通行殿本按照“部数多寡，计其所需纸张、棕墨、工价，外加耗余，合计作为定价发售”(43)。因此，殿本定价主要考虑的因素有：每种殿本的体量大小、所费纸墨价钱、写刻工价以及耗余情况。举例而言，一套台连纸《佩文韵府》，每部纸墨工价银为9.548两，写刻工费及其他耗银2.081两，书价定为11.629两；一套《巡幸盛京诗》，纸墨工价银0.112两，耗余银0.035两，书价定为0.147两；一套《三元甲子》，纸墨工价银为0.522两，刻工银0.05两，书价定为0.572两(44)。即殿本定价总体上是按照制作殿本过程中纸墨、写刻工价的成本进行核算的。由此可见，殿本售卖与以市场为导向的民间刻本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为了促进典籍的广泛流通，使受益人群最大化，故所定书价只需收回成本，并非以盈利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殿本书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可一概而论。同一时期内的同一种殿本，其书价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纸墨、写刻刷印工价等制作成本。而不同时期内的同一种殿本，书价的影响因素则更为复杂。除了制作成本外，殿本的存量、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同样会引发殿本书价的变化。殿本作为皇家刻本，其装潢水准、纸墨质量、写刻水准均非一般坊刻、私刻可比，在书籍市场中自然供不应求。大量殿本主要用于陈设、赏赐、颁发，可供售卖的殿本数量本身就有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行书籍售卖处余存殿本数量日趋减少。而备受书籍市场青睐的殿本售出后，经过书商哄抬、藏家流转，其书价要高于初次售卖价格。因此，不同时期内同一种殿本的售卖价格常常上涨，个别畅销殿本甚至是涨幅较大。
 
2.同种殿本书价的差异
 
由于制约殿本定价的因素较多，即便是同一种殿本，书价亦有所差异。下文主要根据售书清册，对同一时期同种殿本以及不同时期同种殿本的书价差异进行考察，探索其中的规律性特征。
 
(1)同一时期同种殿本的书价差异
 
同一时期内的同种殿本，受制作成本的影响，如系不同纸张、不同文字、不同装潢，其书价有所差别，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第一，不同纸张的同种殿本书价。同一种殿本书价受纸张因素影响较大，纸张类型不同，定价不同。乾隆三十九年，清廷发售殿本54种，其中“内有榜纸、连四、竹纸之分”，其售卖价格“俱按其纸张等差，照例分别三等，量加耗余作价”(45)。将榜纸、连四纸、竹纸分为三个等级售卖，其书价自然有所差别。这里举两个例子。据《内阁清册》，乾隆前期的殿本《内则衍义》，清字榜纸书每部售价1.607467两，而清字竹纸书的售价则是每部0.403605两；乾隆前期的殿本《御制孝经》，汉字竹纸书每部售价0.034426两，汉字台连书每部售价0.147765两。可见，同一种殿本，榜纸本的售价高于竹纸本，竹纸本的售价高于台连纸本。
 
前文所举乾隆前期的两个例子仍系个案，著录乾隆后期154部殿本售卖情况的《通行书籍目录》，特别标注了榜纸本、竹纸本和台连纸本的售价。根据该目录可以核算出不同类型纸张殿本的平均书价。列表如下，以资比较(参见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通行书籍目录》所载榜纸书的每册平均售价为0.171631两，高于竹纸书的平均售价；而竹纸书的售价又高于台连纸书的每册平均售价。这一依据大量殿本样本所做的统计结果，再次验证了不同纸张类型的同种殿本在售价上的差别，书价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榜纸书最贵，竹纸书次之，台连纸书最便宜。
 
第二，不同文字的同种殿本书价。据《内阁清册》所载乾隆前期不同文字殿本书价制作表2，详情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同种殿本，满文(清字)殿本书价要高于汉文(汉字)殿本书价。例如，一部清字台连纸《劝善要言》的书价为0.070445两，而一部汉字台连纸的书价则为0.045503两，较清字本低了0.024942两。一部清字竹纸书《八旗氏族通谱》的书价为1.723194两，而该书汉字竹纸本的书价则为1.347981两，较清字本低了0.375213两。
 
再据《通行书籍目录》所载乾隆后期不同文字殿本书价，制成表3。
 
 
从表中可以看出，同种殿本中，清字殿本书价也要高于汉字殿本书价。例如，一部清字竹纸书《圣论广训》售价为0.061559两，而汉字竹纸本的售价为0.046383两，较清字本低了0.015176两。又如，一部清字榜纸本《督捕则例》的书价为0.333342两，而其汉字榜纸本的书价则为0.269406两，较清字本低了0.063936两。再如，《盛京赋》，其清字竹纸本的书价为0.0744两/部，而汉字竹纸本的则为0.067327两/部，较清字本低了0.007073两/部。
 
满、汉字的写刻工价直接影响到殿本定价的高低。清字(满文)典籍的刊刻难度要高于汉字典籍，因此刊刻清字所支付的匠役工价高于刊刻汉字的工价。嘉庆时期，刊刻汉字，每100字工价银0.08两(47)，而刊刻清字，若干字为一行，每行工银0.03两。咸丰年间刊刻清字，每100字刻工用制钱660文，而刊刻汉字每100字用制钱300文。相较而言，刊刻清字的工价大约是刊刻汉字的2倍(48)。
 
第三，不同装潢的同种殿本书价。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所售卖的殿本，一般采用毛装形式，如再加装潢，其售卖书价倍增。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总裁金简奏称，《佩文韵府》如系“草钉散本”，书价在12两左右；若加以装订做套，精致者需银20余两，次者亦需银10余两，即每部20～30两。这一价格“较外间书肆所售，装成纸本，其价转觉浮多”。此书共计896部，一月之内仅售44部，“外间尚无贪图贱价趋买情形”(49)，出现了滞销。
 
第四，初印、后印情况亦造成同种殿本书价的差异。殿本初印本字画清楚，为人所重，如曾国藩所言，殿本如“十三经”“廿四史”及《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等，“凡初印者，无不精雅绝伦”(50)。后印本尤其是在经过多次印刷之后，字迹容易漫漶，因此初印本定价一般要高于后印本。例如，乾隆三十九年清廷发售竹纸本《佩文韵府》，“因系初刊，字画明白”，每部作价12.46两(51)，比其他后印本要高出不少。
 
(2)不同时期同种殿本的售价差异
 
爬梳乾隆前期《内阁清册》、乾隆后期《通行书籍目录》、同治光绪朝《售书底簿》，可以找出6种殿本在不同时期的售价，兹列表如下(参见表4)。
 
 
表4显示，乾隆前期与乾隆后期的殿本部分书价基本一致(如《韵府拾遗》《子史精华》书价不变)，部分殿本书价微涨(如《御选唐诗》《性理精义》)，总体而言变化不大。此外，据《内阁清册》《通行书籍目录》统计29种殿本在乾隆前后期的书价变化情况为：13部书价保持不变，16部书价微涨，与表4统计情况相类似。相比较而言，从乾隆至同光时期，殿本书价差别较大，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韵府拾遗》《分类字锦》两种类书的书价从乾隆到清末增长了一倍。
 
当然，前文所考察的多是部头较小、印量较大的普通殿本书价变化情况。卷帙浩繁、印量较少的大型丛书、袖珍版、聚珍版等特殊类型的殿本，其在各个时期的书价变化趋势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拟梳理“十三经”等特殊类型殿本的情况。
 
其一，“十三经”“二十三史”。据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记，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一部竹纸殿本“十三经”的售价为14.491815两，殿本“二十三史”的售价为65.58962两(54)。据同治光绪朝《卖书底簿》记，同治七年(1868年)民人赵冀购买了一部“二十三史”，书价为240.25两。相比于乾隆时期的书价，已经上涨了近3倍。宣统二年(1910年)，孙毓修致信缪荃孙，称有人求售殿本，其中“《廿四史》(黄纸，价四百两)”(55)。缪荃孙答复：“殿版《二十四史》黄纸四百金太昂，三百金似可购。”(56)可见，至清末一部完整的“二十四史”(新增了《旧五代史》)，其售价已经涨至300两左右。
 
其二，“古香斋袖珍本十种”。乾隆时期武英殿修书处刊印过不少袖珍本，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古香斋袖珍本”。袖珍本制作工艺更趋复杂，售价不同于普通殿本。乾隆十一年，通行书籍售卖处列明了《袖珍朱子全书》等十种袖珍本的书价，共计6.032125两(57)。而据乾隆后期《通行书籍目录》记，“古香斋袖珍本十种”书价总计为6.077868两，较之乾隆前期，书价有所上涨。
 
其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该丛书是清廷用木活字排印的杰作，乾隆时期共计排印聚珍版书100余种，除部分陈设宫中外，剩余殿本“核定纸张工价，听情愿承买者，照例认买”，以成本价发售。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九月，清廷允准将聚珍版各书发交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翻刻，以广流传：“每省发给一分，如有情愿刊者，听其翻版通行。”(58)至该年年底，清廷已将聚珍版书39种颁发至浙江省。《浙江重刊聚珍板书单》所附说明言：“右钦颁浙省重刻聚珍版书第一单三十九种一百二十四册二十函，谨遵武英殿元定价值，共计纹银十二两五钱八厘五毫九丝二忽。”(59)这里特别注明是按照“武英殿元定价值”，也就是说按照武英殿聚珍版初印本的书价进行售卖，“十二两五钱八厘五毫九丝二忽”反映的是乾隆四十二年武英殿聚珍版书竹纸本的书价。据《闽刻武英殿聚珍版书价单》，同光时期售卖福建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即外聚珍)一套143种，官堆纸的书价为64.577两，连史纸的书价是79.994两，篓扣纸的书价为53.22两(60)，价格已昂。宣统二年，缪荃孙致信友人：“聚珍版丛书如系武英殿原板且完全者，索价二百金不算过昂。”(61)可见，至宣统年间，一套武英殿聚珍版初印本书价已达200两。
 
综上可知，无论是普通殿本，还是特殊类型的殿本，随着时代的发展，售卖书价呈逐步上升趋势。此外，通行书籍售卖处初次确定的殿本书价，经书商贩卖、藏家流转，其二次售卖书价往往要远高于初次售卖书价。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清代书籍市场对殿本价值的高度认可，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不同时期的殿本售卖书价始终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除了制作成本之外，书籍市场对殿本书价的影响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3.乾隆时期的殿本书价
 
不少研究者力图探究清代各个时期书籍价格及其变化趋势，例如袁逸通过研究顺治、康熙、乾隆朝的三则书价材料，统计三朝的书价，“平均每册约5.7钱银”(62)。孙文杰则利用6种乾隆时期的民间刻本书价材料，得出结论：“乾隆年间刻本平均每卷6.87两银，每册0.31两银。”(63)两人关于乾隆时期书价的统计数字出入较大，而且二者均有先天不足，即其所依据的样本量太少，“所用的材料比较零散，说服力不强”(64)，因此找到更多殿本售价的样本成为关键。下文即以乾隆时期为例，探讨这一时期的殿本书价情况。
 
如前考证，《内阁清册》是反映乾隆前期殿本售卖书价的重要资料，著录有64部殿本，详细开列了书名、册数及售卖价格。我们可以用这些数量较大且时间集中的样本，核算出乾隆前期每部殿本的平均书价及每册的平均书价。经过统计，乾隆前期每部殿本的平均售价为1.938618两，每册的平均售价是0.113691两。反映乾隆后期书价的《通行书籍目录》著录有154部殿本，其统计结果为：乾隆后期每部的平均售价为2.022708两，每册的平均售价是0.097966两(参见表5)。值得一提的是，从每部均价看，殿本书价从乾隆前期至乾隆后期呈上升趋势。而由于每部殿本的册数有相当大的差异(如一部《佩文韵府》有95册，而一部《周易本义》只有1册)，因此统计所得的每册殿本的平均书价，从乾隆前期至后期反而略有下降，但二者其实并不矛盾。
 
 
从上述统计看，无论是乾隆前期，还是乾隆后期，殿本平均书价大约为0.1两/册。这一书价远低于前引袁逸、孙文良统计所得的书价，有助于更新我们对乾隆时期殿本书价的认识。乾隆时期，宋刻本均价8.57两/册，元刻本0.84两/册(65)，相较而言，0.1两/册的殿本书价可谓低廉，容易购得。此外，按照乾隆时期米价的一般状况，即每石约银1.5～2.7两，那么乾隆时期每册书价可折米15～27斤。据光绪朝《清会典事例》记，乾隆朝直隶知县的养廉银一年为600～1200两(66)，则一年可购买6000册以上殿本。誊录书籍的贡生，每人每日给银0.06两，年入21.9两，可购买200余册殿本。可供比较的是，乾隆年间云南土窑工匠每年工资为7.2两(67)，只能购买72册殿本。应该说，乾隆时期的殿本书价可为一般官员、士人所接受，但对普通百姓而言，殿本书价偏高，一般民众并没有足够的购买力。
 
关于清代民间刻本书价的变化趋势，张升利用《士礼居刊行书目》，统计出嘉庆年间民间刻本均价为0.249两/册(68)，孙文杰则依据清光绪年间南京李光明庄刊印的98种刻本，统计出平均价银为0.154两/册(69)，显现出清晚期书价大幅度降低。根据学者研究，出现这一变化与“当时大批官书局的迅速崛起和发展”(70)有很大关系。殿本作为官刻本，乾隆前后期并未面临清末变局，无论是每部殿本的平均书价，还是每册殿本的平均书价，总体上都保持相对稳定。究其原因，与殿本主要由制作成本核算定价的方式有关，较少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殿本售卖是清代官刻典籍的主要流通方式。殿本的通行售卖始自雍正朝，乾隆九年成立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标志着殿本售卖走向制度化，清廷由此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殿本售卖机制。其售卖方式灵活，流通范围较广，殿本通过五城书铺、琉璃厂书肆、书商贩卖等途径流播海内外。武英殿修书处本质上是清代帝王的御用出版机构，殿本是“皇家的刻本”(71)，带有鲜明的官方色彩。因此，清廷非常重视殿本的售卖流通，售卖本身兼具“资治”和“教化”的功能。清廷建立只按制作成本确定殿本价格的书价制度，不以牟利为目的，意在传播官方典籍，扩大殿本的流播范围。正如康熙帝所言，殿本流通的目的是“教读书人都得看见”(72)。通过殿本售卖，清廷推行崇儒重道、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达到统治者所期望的“人人诵习，以广教泽”的目的，以此教化臣民，稳固统治。
 
另外，殿本的定价方式主要根据制作所费纸墨、写刻工价以及耗余情况核定成本价。而利用《内阁清册》(乾隆前期)、《通行书籍目录》(乾隆后期)、《卖书底簿》(同光时期)等售书清册，可挖掘殿本售卖书价的诸多细节。受制作成本、存量、供求等因素影响，即便是同种殿本的书价差异较大。具体而言，同一时期内的同种殿本，不同纸张、文字、装潢，书价不同；不同时期内的同种殿本，书价总体呈上升趋势。此外，根据《内阁清册》《通行书籍目录》所载200余种殿本，核算出乾隆时期平均每册殿本售价约为0.1两，这一数字可作为当时官方刻本书价的一个参考。
注释
①杨玉良：《清代中央官纂图书发行浅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4期，第89～90页。
②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
③戴维·芬克尔斯坦等撰，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页。
④学界关于清代书籍流通的论著，研究视角多样化。有学者关注书籍流通渠道、政府对图书流通的管理，如曹红军等《出版视角下的清代盛世文化政策：以经、史类中央机构出版物为考察对象》(《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11期，第98～100页)、孙文杰《清代图书流通传播渠道论略》(《图书与情报》2012年第6期，第130～136页)等。另有学者从域外视角考察清代书籍流播海外的情况，如范金民《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史林》2010年第1期，第75～88页)、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韩国研究论丛》2012年第1期，第60～85页)。
⑤目前有少数论文涉及殿本流通情况，如杨玉良：《清代中央官纂图书发行浅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4期，第88～92页；朱赛虹、宋淑洁：《清前期官府图书的流通及管理》，《华学》2006年第8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286页。
⑥参见齐秀梅、杨玉良等：《清宫藏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⑦光绪《清会典事例》卷三八八《礼部·颁行书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6页。
⑧《清高宗实录》卷一○○，乾隆四年九月甲寅，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9页。
⑨《翰林院编修潘乙震奏请印刷御纂诸书令翰詹官员量力购领事》(乾隆三年)，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1146-004。
⑩《武英殿修书处为知会事》(乾隆七年)，内阁大库档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登录号：144747-001。
(11)(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206～207页。
(13)素尔纳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卷四《颁发书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14)(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66、2374页。
(15)《翰林院编修潘乙震奏请印刷御纂诸书令翰詹官员量力购领事》(乾隆三年)，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1146-004。
(16)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2册，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18)朴思浩：《燕行杂著·册肆记》，《燕行录选集》上册，汉城：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60年版，第899页。
(19)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2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47页。
(21)洪翰周：《智水拈笔》卷一，栖碧外史海外搜佚本第13册，香港：亚细亚文化社1984年版，第29～30页。
(22)李尚迪：《恩诵堂集》，韩国文集丛刊第312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242页。
(23)(24)(27)(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760、1839、2374、266页。
(25)包筠雅著，刘永华等译：《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
(26)《清同治光绪间武英殿卖书底簿》，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40页。
(29)杨玉良：《清代中央官纂图书发行浅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4期，第92页。
(30)(37)(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5、2285、214页。
(31)(36)周启荣：《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7页。
(32)《编辑之友》1993年第4期，第71～75页。
(33)大陆杂志社编辑委员会编：《明清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年版，第144～149页。
(34)周启荣(Kai-wingChow)：《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力》(Publishing，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5)《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5～17页。
(38)内阁大库档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登录号：210105-001。
(39)为便于统计、对比书价，除引文依据原文外，统一将古代书价折算成两，下文皆同。
(41)按，《武英殿颁发通行书籍目录》原书注明为155种，但笔者复核后，发现实际只有154种。
(42)参见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5页。
(44)《清同治光绪间武英殿卖书底簿》，第120页。
(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5页。
(46)此处原册档残缺部分文字，以□表示。
(47)光绪《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九《内务府·书籍碑刻》，第929页。
(48)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4册，第11页。
(49)(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5页。
(50)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六《致刘星房》，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所刻增修本。
(52)本表所列书价来源：乾隆前期殿本书价，依据《内阁大库清册》；乾隆后期书价，依据《武英殿颁发通行书籍目录》；同光时期书价，依据《清同治光绪间武英殿卖书底簿》。
(53)《分类字锦》无乾隆后期书价数据，特此说明。
(54)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刻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页。
(55)(56)(61)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34、535、535页。
(57)内阁大库档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登录号：223850-001。
(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724页。
(59)《浙江重刊聚珍板书单》，陶湘编：《书目丛刊》第2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60)《闽刻武英殿聚珍版书价单》，陶湘编：《书目丛刊》第2册，第363页。
(62)袁逸：《清代书籍价格考——中国历代书价考之三(上)》，《编辑之友》1993年第4期，第73页。
(63)孙文杰：《清刻本图书的价格与分析》，《出版科学》2013年第4期，第101页。
(64)(68)张升：《古代书价述略》，《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92页。
(65)参见孙文杰：《清代宋刻本书价考略》，《出版科学》2009年第4期，第95页；《清代元刻本书价考略》，《图书情报工作》2009年第17期，第130页。
(66)光绪《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一《户部·俸饷》，第1092页。
(6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8页。
(69)孙文杰：《清刻本图书的价格与分析》，《出版科学》2013年第4期，第104页。
(70)孙文杰：《清代图书价格的比较及特点》，《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8期，第101页。
(71)高振铎：《古籍知识手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72)康熙《城固县志》卷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