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藏》工程的缘起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以儒、释、道并称，其中儒家是主流，它对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远远超过释、道两家。明、清两代学者都曾提出过编纂《儒藏》的建议和设想，但终因工程浩大等多种原因而未能实现。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先生重倡编纂《儒藏》之议，并得到张岱年、季羡林、饶宗颐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2002年，北京大学邀集校内外专家学者举行《儒藏》学术研讨会，多方论证。2003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以时任校长许志宏教授为主任的《儒藏》编纂指导委员会和以汤一介先生、时任副校长吴志攀教授为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聘请饶宗颐（香港）、任继愈、王元化、来新夏、朱伯崑、田余庆、萧萐父、黄永年、汪徳迈（法）、户川芳郎（日）、柳承国（韩）、金忠烈（韩）、崔根德（韩）等13位海内外年高德劭的老一辈专家学者担任顾问，整合校内人文学科资源，联合国内及韩、日、越三国近百所高校和学术机构近500名学者，正式启动《儒藏》工程。2003年12月，以汤一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在中国教育部正式立项，季羡林先生任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四位先生任总编纂。2004年6月，组织实施《儒藏》工程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汤一介先生亲自出任中心主任，领导实施《儒藏》工程先期计划《儒藏》“精华编”的整理编纂工作。2014年9月汤一介先生辞世，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社科部部长的王博教授（2017年7月起任北大副校长）出任《儒藏》工程项目负责人（首席专家），接替汤先生主持《儒藏》工程全面工作。

《儒藏》工程致力于中、韩、日、越四国儒家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中、韩、日、越等国的儒家典籍文献在统一学术标准下，采用繁体校点排印及进一步数字化的方式,集大成地编纂成为一个经过审慎校勘、规范标点的独立文献体系，为全世界各国学者提供一套文本可靠、阅读方便、检索便捷、人人都愿意使用和方便使用的儒家文献版本，嘉惠学林，涵育未来世界的文化生机。

《儒藏》工程是承载着中国学人几百年梦想的文化工程，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中、韩、日、越四国学人赋予了她更开放的内涵和品格。汤一介先生曾经这样讲到：“我们没有叫‘中华儒藏’，我们就叫‘儒藏’，是因为儒家思想不仅仅是在中国发生重大影响，而且是在韩、日、越三国发生重大影响。”（汤一介先生2010在《儒藏》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的思想文化财富，而且也是东亚的思想文化财富。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就将朱子学的形成视为是“东亚之世界史的事件”，认为“以朱子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这一点而说，也是东亚世界的世界史的事件”（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蒋国保译）。

《儒藏》工程的启动，不仅标志着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第一次得以全面整理，中国进入了一个返本开新、对传统重新理解的全新时代，同时也标志着东亚儒家文化圈各国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新的认识和理解。

二、《儒藏》工程的实施 

《儒藏》工程的实施分两步进行，先编纂完成《儒藏》“精华编”，再编纂全本《儒藏》。

在立项之初，《儒藏》工程的总体规划和具体工作方案都明确规定了，要先集中力量编好《儒藏》“精华编”，在取得了经验、组织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之后，再组织更大的力量，分步骤编纂完成一部相对完整、全面的《儒藏》全本。

《儒藏》“精华编”收录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500余种，以及韩、日、越三国历史上用汉文著述的儒学文献100余种，萃为一编，成339册。其中中国部分282册，韩国37册，日本18册，越南2册。目前，《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已出版240册。越南之部已全部编完，出版1册。韩国之部和日本之部正在积极编纂中。2022年5月前，“精华编”中国部分282册将全部出齐。

为更好地实现《儒藏》工程的社会效益，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便于海内外学者利用，《儒藏》中心积极筹划组织《儒藏》“精华编”的单行本和数字化工作。2022年5月前，“精华编”单行本将全部出齐，数字化也将完成。

《儒藏》全本的编纂是《儒藏》工程的有序推进。全本《儒藏》初步设想收书3000余种（含“精华编”），约10—12亿字，将基本囊括中、韩、日、越四国历史上有价值的儒学文献，计划用10到15年的时间完成。2021年，《儒藏》全本的编纂将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将会使更多的儒学文献得到整理，更好地方便海内外研究者的研究和利用。

三、《儒藏》工程的意义 

传承文明，添三藏新典。汤一介先生多次谈到，自宋代以来，历代王朝都汇编过佛、道两家的文献，编有《佛藏》、《道藏》，却始终没有将从先秦起就相当完备的儒家思想文化典籍汇编为一个体系，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不能适应中国乃至世界对儒家文化研究的迫切需要。已故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生前对《儒藏》工程十分关心，他在得知《儒藏》工程在中国教育部立项的消息后非常高兴，欣然提笔为《儒藏》工程题写了贺联：“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汤一介先生解释说：“‘协太和’，就是要帮助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帮助世界建设和谐世界”。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中存在着许多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有利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思想文化资源，应该在二十一世纪重新点燃思想的火焰，发挥它重大的作用。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十七、十八世纪第一次中学西渐时，中国哲学对欧洲思想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历史进入现代，中国文化亦受到广泛关注。199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发表了“全球伦理宣言”，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定为底线伦理的第一条。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曾指出：“《儒藏》的重要意义是给当代思想家从中国传统最重要的思潮中汲取精神遗产的一个平行的通道。我希望这不仅针对中国的当代思想家，同样也针对世界思想家。我要指出，20世纪下半叶代表西方最高汉学研究水平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是他将中国的科学思想收集并使之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一部分。《儒藏》的出版或也可将中国人文主义汇集并将成为后现代全球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就像李约瑟所说的那样：朝宗于海。”（汪徳迈《<儒藏>的世界意义》，《光明日报》“国学版”，2009年8月31日）刚刚故去的李学勤先生也曾指出：“《儒藏》工程是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是未来儒学研究新发展的必要依据和起点。”（李学勤先生2014年6月27日在 “《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的讲话） 我们国家要进步，文化要发展，必须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编纂《儒藏》，是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期待。

传世、出土、域外三类文献系统整理，萃为一编。《儒藏》不仅收录传世文献，同时还收录了出土文献、域外文献。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既系统完整，又各自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这在中国丛书编纂史上尚属首次。

《儒藏》“精华编”已收出土文献均是20世纪以来历次重大发现或出土的重要儒家文献，包括敦煌、吐鲁番遗书、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楚竹书、定州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梦秦简、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竹简、王家台15号秦墓竹简、阜阳汉简等。《儒藏》全本将增收学术意义重大的清华藏战国竹简、北大藏西汉竹书等，以及其他不断发现的新的出土简帛文献成果。《儒藏》总编纂庞朴先生就曾谈到，孔、孟之间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传世文献中没有反映儒家思想的书，使得这一时期内已发展出来但后世久已遗忘的儒家思想“断档”，但是出土文献中恰恰有这一部分，如“精华编”第281册收录的上博简《性情论》、郭店简《性自命出》等文献，充分证明在孟子之前儒家就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心性理论，这就纠正了过去认为儒家的心性论学说是到孟子才形成体系的传统看法，庞先生认为“其价值在整个学术史上是需要大书特书的”。《儒藏》“精华编”单独设立“出土文献”部类，更全面地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这些文献的系统整理，使得这些后世久已遗忘的思想被重新发掘了出来，极大地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孕育着新的学术生机。

《儒藏》“精华编”所收韩、日、越三国域外文献，都是经过三国学者精心甄选本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儒学者的汉文著述。这些文献大多是首次进行系统整理。以日本为例，日本儒学文献保留汉籍古本学术信息极为丰富，如太宰春台所著《诗书古传》，搜罗日本流传的多种中国已佚古籍，价值极高；冈本况斋的《说文解字疏》，也是重要的考订之作；另有隋代刘炫的《孝经述议》，中国久已失传，林孝一先生花费20多年时间从日藏文献中辑出该书的大部分内容，1953年在日本出版，可算是唯一存世的隋代经学著作；此外如吉田篁墩《论语集解考异》、市野迷庵《正平本论语札记》、松崎慊堂《宋本尔雅校讹》等校勘著作，也都大量保留了中国已佚古本的学术信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献由《儒藏》系统整理出版后，必将为中国学界带来新的学术研究资源和机遇。

 这一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的体例创新，使《儒藏》这一独立的文献体系蕴藏了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价值。

精选版本，审慎校勘，纠缪正讹，成儒家文献新范本。做好古籍整理的两个重大前提，一是正确选择底本、校本，二是充分校勘和审慎出校，包括慎改底本和慎做判断，以及对底本文本原貌的保护。古籍文献通过校勘，可以整理出一个更好、更有参考价值的文本，从而避免历史文本本身的诸多局限。

《儒藏》“精华编”十分重视对版本源流的充分调查和认真研究，尽可能选定内容最完整、错误最少、校刻最精的版本作底本，选取在版本系统中具有代表性和校勘价值的善本做校本，从而确保《儒藏》整理文本的可靠性。

校勘的目的在于最终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儒藏》“精华编”主要做版本对校，慎改底本原文，所有改字均需出校，有迹可循，既实现了整理，又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了底本的面貌，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异文，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文本依据。

《儒藏》整理尽可能搜罗已有整理和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其正确意见。在这一过程中，已有成果得以检讨，已有整理本在版本、校勘、标点诸方面的问题得以纠正，文献整理新成果得以涌现。“精华编”中一批重要儒家文献均在底本校本选择、校勘、标点等方面超越了已有整理本，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有价值的文本依据。相信《儒藏》“精华编”几百种儒家文献严谨规范整理的这一成果必将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和欢迎，成为大家都愿意使用的版本。

接替汤一介先生主持《儒藏》工作的王博教授曾指出：“《儒藏》工程不仅是一个学术工程，而且具有极其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儒藏》工程实施十几年来，始终秉持着“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学术态度，扎实推进着这一光前裕后、继往开来的文化事业。汤一介先生在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曾经讲到：“我们建国已经六十年了，回顾这六十年的过程中间，应该有一些大的文化工程来说明这个时代是在不断地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当建国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说，《儒藏》工程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中国文化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我们将继续为此而努力！